1986年1月，安徽省广播电视厅成立年鉴与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始编纂《安徽省志·广播电视志》的工作。编委会主任由陈晓宁副厅长担任，副主任由杨忠明副厅长担任。编委会由陈晓宁、杨忠明、方国授、张雄、王传寿、毕可吉、张学文、史业玲、夏起康、贾殿科等组成。1987年春，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召开省直各厅、局、大专院校修志工作会议，检查、交流修志情况，会上要求修志进度迟缓的单位急起直追，按期完成任务。这次会议对广播电视志的修编工作有所推动。 1988年，《安徽省志·广播电视志》的编纂工作开始起步。省广播电视厅正式聘请方国授、张雄、夏起康三位资深而今已经离休的老同志为编纂广播电视志的主笔，同时还聘请了一位从事广播电台文艺工作多年的吴彦琳担任助编。经过一段学习和思考之后，编委夏起康开始草拟《安徽省志·广播电视志》的篇目框架稿。初稿拟成后，经编委会两次认真讨论和修改，初步认定。《安徽省志·广播电视志》的篇目共分7篇，27章，42节，含宣传、事业建设、报刊、音像、经营服务和各项管理等内容。另设“概述”和“附录”、“编纂始末”。 资料是志书的本源，也是志书的质量保证。广播电视志的资料征集内容范围很广，有：存档资料；散存在各级广播部门的文献、统计、计划、会议文件、工作总结、报刊；潜资料（即记忆资料）；实物图片资料；口碑资料等等。 资料的汇集，需要广征博采，充分动员各级广播电视部门和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包括在职和已经离职离休的同志齐心协力。为此，省广播电视厅把资料征集任务下达给厅属各单位、各部门和地（市）广播电视局来共同完成。在资料征集的方法上，既采用普遍撒网，大海求珠的办法，同时又采用以需为求、择题选人的办法。 1989年1月，省广播电视厅在合肥召开全省第一次广播电视志和年鉴工作会议，各地（市）广播电视局和省厅各所属单位指派一名担任广播电视志资料编写任务的同志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主要为下达征集广播电视志的资料任务而召开的。会上还对《安徽省志·广播电视志》的篇目及其篇目补充说明进行了讨论，并初定半年之内完成资料征集任务。但半年之后，各地（市）、各部门提供资料情况不够好，第一次资料征集工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1989年10月，省广播电视厅在合肥召开全省广播电视发射台、骨干转播台台长会议。编委方国授受编委会的委托到会动员各台台长撰写一份各发射台、转播台台史。是年12月，省广播电视厅在合肥召开全省第二次广播电视志、年鉴工作会议，旨在加快资料征集工作的进度。会上，朱兆瑾厅长、陈晓宁副厅长分别就修志的重要意义和任务作了阐述和布置。编委方国授讲解了关于资料征集工作的具体要求。这次会议之后，工作虽有起色，但不尽人意。除了滁县地区广播电视局提供了一份较为完整的资料外，其它地（市）和厅直各所属部门提供的资料零碎。 1991年，省广播电视厅在合肥梅山饭店召开全省各地（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参加的广播电视经营服务工作会议。会间，省广播电视厅用半天的时间，召集各地（市）广播电视局局长，讨论史志工作，进一步发动大家做好广播电视志的资料征集工作。 1992年4月20日，省地方志办公室在合肥召开省直各单位参加的地方志工作会议。会上，十分强调修志工作进度迟缓的厅（局）单位要增强修志意识，加快进度。这次会议，对省广播电视厅和编委会都增加了压力。而此时广播电视志的编纂班子成员却起了较大变化，4名编纂成员，有3名成员先后因故搁笔，工作一时停滞。 时至1993年11月6日，省广播电视厅对广播电视志的编纂委员会再次进行调整，决定由朱兆瑾、王季平、方馥生、史业玲、庄保斌、方国授、朱金荣、邓禹猷、董步湘及各地（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组成编委会。由原厅长朱兆瑾为主任、副厅长王季平为副主任，其他同志为编委。李建辉为编辑室主任，编纂人员除方国授外，另增朱金荣、邓禹猷、董步湘3人，并重新进行分工：由朱金荣、董步湘承担第一第二篇；邓禹猷承担第三第七篇和概述；方国授承担第四第五第六篇和编纂始末撰写；朱金荣负责统稿。方馥生、史业玲、庄保斌、李建辉同志做了大量的组织与协调工作。 编委会和编纂班子重新调整后，省厅即于当年11月11日至12日，在合肥长江饭店召开全省第三次广播电视志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地（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和省广播电台、省电视台及厅直各部门的负责人。会上，厅长杨波、编委会主任、原厅长朱兆瑾和编委会副主任、副厅长王季平在讲话中一致要求大家齐心合力，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广播电视志的全部资料搜集、采写任务。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邓国宝也到会讲了话。这次会议收到了积极效果。会后的1994年，各方面的资料源源投送到广播电视志编委会。编纂工作也即从此全面展开。 在编纂过程中，遇到难度较大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如何适度把握成功、失误和褒贬之间的表述问题，二是要确保真实性的问题。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主流，志书应当充分地肯定和反映；但另一方面，它在特定的条件下，也有失误，也有产生社会负面效应的一面。如在50年代末掀起的“大跃进”时期，宣传过“共产风”，“浮夸风”。在6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宣传过“造反有理”、“打倒一切”、“夺权”等极左的思潮，无疑是错误的，是一种失误。对待此类问题，编纂同志起初难以把握。后经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同志的业务指导，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中央已经确定的有关政治原则，对负面的、错误的东西，采取详今略远，实事求是，不拔高、不贬低的态度，得以妥善的处理。 另一个问题是求实存真的问题。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性同样是志书的生命。志书的一切记述，务必保持真实，否则将会误导读者，不能起到资政、存史和育人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发展，事物的变迁，档案资料不全，潜在资料或口碑资料都是凭个人的记忆，都有可能产生讹误。但志书的要求十分严谨，既不允许有偏废，更不允许有讹误。为了客观、翔实地反映出安徽广播电视事业的面貌，编者以高度认真的态度，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安徽省志·广播电视志》，经过编者两年左右的辛勤劳动，并根据资料的发掘调整章节，最终于1995年年底辑成初稿（7篇24章79节）。1996年初，初稿印发至省、地（市）广播电视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并同时报送省地方志办公室。1997年初召开有省广播电视厅领导、省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和省志办省志编纂处人员、志书撰稿人参加的评议会，后根据评议意见，经两审两改，最后成书。 《安徽省志·广播电视志》，作为一份文化精神产品，奉献给社会，奉献给读者，必将会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安徽省志·广播电视志》的出版，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广播电视厅直接领导下，由全省各级广播电视部门的参与以及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的支持和编者的努力众手铸成的，读者将不会忘记这些。 编纂安徽广播电视史上第一部志书，苦无范本可借鉴，加之编者缺乏经验，写作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97年2月 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校对：概述、303～319页梅森；1～50页吴良琴；51～100页胡正良；101～150页曹秀珍；151～203页钱金喜；240～249页严希；250～302页何静恒。校核万洪翘、梅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