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安徽地区刻书业虽日盛，但刻书形式仍为官刻和家刻两种。隆庆、万历后坊刻骤兴。 明代安徽地区直属南直隶，又称南京，设7府、3直隶州，分管7散州，49县。这些府、州、县署及所属儒学（府学、州学、县学）和官立书院刊刻了一批经、史、子、集、方志、政书以及医药、风俗、传记、教育类书。安徽的官刻就是由这些刻书机构组成。 据明·周弘祖《古今书刻》记载：万历前，安徽地区的官刻89种，其中，徽州府31种，庐州府15种，宁国府14种，太平府7种，凤阳府6种，安庆府4种，池州府3种。直隶广德6种，直隶和州2种，直隶滁州1种。其实，周弘祖的统计是很不全面的。举官方修刻的方志为例，明代安徽地区修刻的方志不下20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著录今安徽地区存世的刻本有72种，而《古今书刻》仅收5种。再如其它书籍刻本漏收的就更多。今人杜信孚在《明代版刻综录》中就可找出不少种周氏未录的官刻本。还有大量呈缴的户口黄册、丈量土地的鱼鳞图册均为官刻本。 安徽地区的官刻本因刻资取之国库，以敬献朝廷、欣赏为目的，大多以善本翻刻。因此，一般都具有校审细，刻工精，内容正统、纸张印刷精良的特点，当时的名版多，今存世者多善本。 明代安徽地区名儒显宦家刻很盛，尤其是徽州府学术繁荣，著述丰富。不少世蕴儒业之家以刻书为荣，不少显宦也以著述刻书为乐事。如明初的朱升、赵泾方，前期的程敏政、胡宗宪、毕效钦、潘璜、鲍松、方谦等都是徽州府著名的刻书家，凤阳府的勋臣之后郭勋、桐城的吴用先、吴国琦，宣城的徐元太、梅鼎祚等人的家刻也很著名。隆、万后徽州府坊刻崛兴，家刻仍在安徽地区盛行，但比之徽州府的坊刻，显得逊色。家刻的主要内容是本人、先人及学者的诗文杂集及经、史、子集等方面的著述。 明代安徽地区家刻的另一主要书种是谱谍。这类谱书品种多，部头大，印制精，印数少，所以十分宝贵。其印制品种类繁多，有家谱、族谱、家乘、房谱、支谱、世谱、统谱等名目。徽州地区历史上封建宗法势力很大，休、歙等县自唐宋末，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氏族大姓很多。他们都有多种家谱。赵万里在《从天一阁谈到东方图书馆》一文中说：“传世明本谱牒，大都是徽州一带大族居多，徽州以外绝少。”徽州名谱也很多。如明·程敏政纂修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为合族谱，全书20卷，合44支，录53代，入谱人物逾万。 再如歙县《十万程氏会谱》中记载了程元谭为新安太守及定居篁墩过程，又记载了程尝治云兄弟战黄巢，程邦杰、程仲和父子战方腊，程宗盛、程咏等参与镇压地方农民起义等重要史料。这些宗谱记述了家族历史、世系变迁、官宦、学术、兴衰、丧葬、婚姻、祀典、家规家大的文献资料价值。 郡谱也属谱牒的一种。如元代理学大师陈桷纂修的《新安大族志》2卷，《新安名族志》2卷，一直没有行世。明嘉靖初，由郑双溪、洪觉山始增而梓行之，嘉靖中叶本静、戴廷明、汪孟??、胡征卿、王充和程尚宽等补录增订再次刊行，今北京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均有刻本收藏，为国家级善本书。尤其是休宁县自明代后成为全国的谱牒制作和印刷中心，成为古今中外研究谱牒学专家研究的重点地区。 安徽地区坊刻勃兴于明代后期，主要刻坊集中于徽州府城歙县及文化特别发达的休宁县。还有大批徽州籍书商设在全国各大出版城市中的徽派刻坊。 历史上，徽州地区文化发达，藏书丰富，学术繁荣，著述如林，刻书条件优越，刻书业比较发达，向有“文献之邦”、“东南邹鲁”的称誉。多年左右全国金融商业经济形势的重要商业帮派“徽商”，是一支实力雄厚，文化素养很高，被称之为儒商的商业队伍。隆、万后，他们大批地介入出版行业，与亦儒亦贾的学者，附庸风雅的官僚组成庞大的徽州府坊刻网。他们中不少人出身于儒贾世家，名门大族，本身就是学富的学者、鉴藏家、版本目录学家。黄茨孙在《草心楼读画集》中说：“休、歙名族，如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鉴赏家所津津称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徽商就是以丰富的藏书，本府源源不断的稿源，加上富厚的资金介入出版界，参与全国同行业的角逐的。他们在出版品种上，以插图本丛书、类书及满足多层次读者需求的出版总目标取胜，很快在出版界崭露头角，使徽州府6邑书坊林立，并形成以府治歙县为中心，歙县、休宁两县为重点的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不少徽州书商和官僚、学者把编印发场所设于南京、苏州、杭州、常州等全国主要的出版城市，迅速改变了历史上安徽地区出版中以官刻、家刻为主的出版格局。同时，以徽派特有的优势推动全国各有关出版城市的出版形势，形成徽派出版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