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徽境内中医药历史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从汉至清见诸记载的安徽医家有近1500人、医1200多部。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中叶的东汉末年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华佗。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曾发明中药麻醉剂——“麻沸散”，成功地应用于临床施行全身麻醉剖腹手术，在世界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华佗还倡导积极的体育锻炼，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典型活动姿态，创造一套称为“五禽戏”的医疗体操，开创现代医疗体育之先河。自西晋至隋唐，安徽长江以北地区屡有战乱，少有医学成就；长江以南地区，政治上相对稳定，北方士族南迁，医学有所发展，其中以当涂徐氏医学世家贡献最为突出。 晋代的葛洪和唐代的孙思邈，都曾客居安徽九华山、黄山，进行了长时间的医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另外，还有不少医家从事古代医籍的整理和注释。宋元时代，安徽境内见于史传的名医有70多人，由于当时活字印刷术的发展，省内医学著作明显增多，且涉及医学的各个领域。明、清时期，仅《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就列有安徽医家140多人，几近该书收录医家的六分之一。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屯溪和婺源（原属安徽徽州府）等6县1市出现了大量医家和医学专著，逐渐形成“新安医学”。其中佼佼者有：新安医学的先驱张扩及其侄孙张杲（歙县），创办第一个跨省医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徐春圃（祁门），重新整理和阐解《伤寒论》的方有执（歙县），整理、注释《内经》的吴昆（歙县），普及医学家汪昂（休宁），被誉为清初全国三大名医之一的吴谦，喉科学家郑梅涧（歙县），以及程国（歙县）和吴澄（歙县）等。尤以祁门汪机著述宏富，影响最大，其主要贡献是，将当时医界的“补土派”和“滋阴派”的医学思想融为一体，提出了“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观从而奠定了“培元派”。他所提出的“治外必本于内”的外科治疗原则，对中医外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应称道的是，在16世纪下半叶的明隆庆（1567～1572年）年间，宁国府太平（今安徽黄山市黄山区）的民间医生已熟练掌握、在全国推广应用并传至海外的“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为近代人工免疫法的先驱，是安徽医家对世界医学的重要贡献。西医自清末随天主教传入安徽，逐渐传播，形成中医、西医并存局面。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对中医排斥、限制，致使近代中医学的发展极为缓慢，安徽亦然。但是，由于中医医家的努力近代安徽历史上仍出现一些著名的医家。 （二） 历代地方医药设施，文献记载不详。大体上，唐代在各州、各都督府设有专职医学博士和助教，为地方培养医学生徒，并给群众治病。宋在各州、节镇设置医官，建立国家专卖性质的“惠民药局”制售各种药品，并在州县开办地方医学。元、明、清均有地方医学，并在各地设官医及药局。清同治年间，在省城安庆设有“官医牛痘总局”，施种牛痘。光绪年间有官立“同医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官办安徽省大学堂内附设有农工商医实业学堂，为安徽现代医学教育之始。迨至民国，在军阀混战时期，全省除在安庆设有清道队以外无一所常设的官办医疗卫生机构。民国16年（1927年）设安庆官医院，为安徽公立卫生专业机构。抗日战争以前，全省县一级只有合肥、宣城各设县卫生院一所。其后，从民国30年（1941年）至35年（1946年），省国民政府陆续建立省属医疗卫生机构11个，县卫生院62所，以及中级医护学校2所，县属区卫生所2所。历代官办医药设施，一般规模都很有限，只为少数官僚、地主、富豪提供医药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很难从中得到医疗照顾。遇到大灾大疫之年，地方官绅有时也通过慈善团体为贫民施医施药，但杯水车薪，无补实际更谈不到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帝国主义列强为进一步扩张侵略势力，利用行医在华传教。据文献资料，清道光年间，法天主教总堂在五河县城买地建屋，法籍传教士詹有道办育婴堂、义学、行医，是为西方医学传入安徽之始。光绪四年（1878年）法天主教教士、医生金世玉（SeckingerJoseph）在芜湖行医，并于光绪九年（1883年）开办有25张床位的医院，此为外人在安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英、美、法、西班牙等国天主教会、基督教会教士相继在各地开设教会医院、诊所。到建国时，全省有教会医院和教会诊所20多所。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省内芜湖、安庆、蚌埠、广德、砀山、凤台等市、县陆续开设医院、诊所多处，亦有一些社会慈善团体开办施医所，免费为贫民治病。但此时全省城乡居民赖以防病治病的，仍然是分散的中西医，具体情况缺乏完整统计资料。据民国35年（194年）10月《安徽省卫生处工作报告》，安徽自民国25年（1936年）1月至民国32年（1943年）止，全省经审查合格发证书的中医计51人；开业西医师221人，护士306人，助产士42人，其中多数系私立医院毕业，领有合格证者不过十分之一。另据1950年调查，皖北区（内滁县专区资料不全）有私营医院15所（病床381张）、诊所109个、中医诊所1209个，计有从业人员3254人（西医1339人，中医1915人）；皖南区有开业中西医1767人；全省总计有开业中西医5021人。 （三） 安徽地域历史上自然灾害多，常发生疫病流行。淮河流域极易发生水、旱等自然灾害，长江流域常有水患。这里又居战略要冲，扼中原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战争烽火不断。连年天灾战祸的直接后果，必然是饿殍遍野，疫疠流行。各地旧方志中，不断记有“大饥疫，人相食”、“灾疫交作，死亡无数”等惨痛史实，触目惊心。从明宣德九年（1376年）至民国37年（1948年）的500多年间，安徽境内平均每6年就发生一次疫病流行；民国时期几乎每年都有流行性疫病发生，且兼有南方、北方多种疾病。全省气候温和湿润，适于各种病媒虫害和病原微生物的孳生繁殖，加之人口密度较高，流行病更易于在人群中传播肆虐。淮北平原及江淮之间居民，夏季不挂蚊帐居住条件很差，易生虱、蚤。皖西、皖南山区一带，因自然环境缺碘居民大量罹患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 建国前，由于历代统治者漠视人民疾苦，全省城乡一直严重缺医少药，加之以上各种因素，疫病流行严重。据建国初期调查资料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建国前省内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和流行，甚至是全省性大流行，病死率极高。民国35年（1946年）全省流行霍乱，病死的人不计其数，仅砀山县阚寨一个村就死亡近80人，毛堂村人口死了一半，全家灭绝的有5户。血吸虫病长期流行于省内长江两岸、皖南山区和江淮丘陵地区的39个县、市，受威胁人口近千万，直接受危害的有600多万人，疫区居民感染率一般为18～20％，重疫区在80％以上。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方人烟稀少，大片良田抛荒，灭门绝户的“无人村”和“罗汉村”（晚期腹水型病人状如大肚罗汉）、“寡妇村”，比比皆是。黑热病流行于皖北20个县、市患者主要为儿童和青少年。民国30年（1941年）前后，泗县郭庄11户，其中101户有黑热病人。当时每治疗一个病人，需花费10石小麦（当地每石100公斤），该村因无钱求治而死于黑热病的有12人，40余户举家外迁避祸。疫区长期流传着“得了黑热病，倾家荡产丢性命”的民谣。疟疾流行遍及全省，时有大面积暴发性流行，危害极为严重。结核病在省内久有流行，民间流传“十有九死”，也是一种危害最严重的疾病。斑疹伤寒和虱性回归热流行于淮北一带。痢疾伤寒及副伤寒、白喉、麻疹、百日咳、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丝虫病、钩虫病、蛔虫病、麻风、头癣、性病等，或在全省肆虐，或在部分地区逞凶，危害也都非常严重。建国前，广大城乡几乎全是旧法接生，产妇常因产褥热、难产而死亡，新生儿常因破伤风、早产夭折，江淮、淮北、皖南几个地区的婴儿疾病死亡率分别高达200‰，325‰、430‰。经测算，建国前安徽人均期望寿命在35岁以下。 灾乱瘟疫的沉重打击，造成安徽历史上人口大量流离与死亡据文献资料，在清道光至宣统年间，人口锐减。道光二十二年（184年）全省人口为3659万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减为2059万人宣统三年（1911年）再减为1407万人。 （四） 从民国38年（1949年）5月安徽全境解放到1952年年底，是安徽人民卫生事业从无到有的开创阶段。建国初期，安徽省面临的是疮痍满目、多灾多病、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伴随着自然灾害在全省不断发生。省国民政府在地方原有的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人员，大都随国民政府的垮台而解体散失，残存省内的一些医院、卫生院和诊疗所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水平极低。原散在各地的开业中西医，个体经营，医疗设备和技术条件本已有限，还囿于门户之见，相互排斥。鉴于此，皖北、皖南行署相继于1949年夏秋间设立卫生局、科，认真贯彻“预防为主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面向农村工矿，依靠群众，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全国卫生建设总方针。为适应生产救灾的迫切需要，通过就地动员吸收，部队调派，省外支援和在苏沪招聘等多种渠道，积极扩充医务技术力量，先抓县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重点医疗卫生单位的设置。积极整顿恢复原接管卫生单位，并大力组建多支医疗防疫队，与兄弟省、市及解放军支援安徽救灾的卫生队伍，统一协调配合，深入灾区、病区、原革命根据地（以下简称“老区”）和边远地区，开展巡回医疗和卫生防疫工作。1949年12月，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响应华东局“支援内地”的号召，在爱国进步人士、知名眼科专家张锡祺教授率领下，举校迁至安徽省，成立安徽医学院（即现安徽医科大学），这是省内高等医学教育的开端。1950年根据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和《关于调整医药卫生事业中公私关系的决定》，继续大力组建县以上医院和卫生防疫、妇幼保健专业机构。在黑热病、血吸虫病最严重疫区，重点建立专业防治机构，并有重点地发展区、乡卫生组织。加强对社会医务人员的领导和组织管理，普遍建立卫生群众团体，做好中西医的团结教育工作，鼓励与扶持他们发展业务，参加基层卫生组织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和防病治病服务。在皖南、皖北开始重点建立卫生试验所、交通检疫站、卫生防疫队和消毒站等初期卫生防疫专业机构，其后随着各地卫生防疫站的设立，相继调整归并。1951年配合抗美援朝和治理淮河、土地改革大量培训中、初级卫生人员以及不脱产的接生员、保育员、卫生员妇幼卫生以改造旧产婆、推行新法接生和举办农忙托儿所为主要工作。调整、充实市、县已有卫生医疗机构，并放手发动社会医务力量以民办公助和私人联合的方式，建立县属区、乡和城镇街道的卫生组织。当年秋，在全省接管了8所西方教会津贴的医院和诊疗所，并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人民卫生事业的一部分。1952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保卫和增进人民健康，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大改变了城乡卫生面貌，并继续对老区、灾区、严重疾病流行区以及烈军属、贫下中农实施各项医疗费减免办法。各专区、县普遍建立了卫生行政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事业费都有显著增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时期，卫生事业发展较为顺利。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大力整顿充实城乡已有医疗卫生机构，同时有计划地发展各专区、市、县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机构。1953年成立省卫生防疫所，1956年成立省地方病防治所，经过逐年建设，使之成为全省卫生防疫和专科防治的技术指导中心。对于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和黑热病，安徽的防治工作起步较早。继1950年在徽州设立全省第一个血吸虫病防治所之后，几年内便在疫区建立、健全了地、市、县、区、乡各级血防领导部门和专业防治机构。省一级也设立了血防领导部门和专业防治机构。1953年改组黑热病防治机构，在阜阳、宿县两专区分设黑热病防治站，并逐渐在流行县、区、乡建立防治站、组达414处。对于皮肤病、性病和麻风病也分别设立了专业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在此期间也有较快发展。专区、市一级设有妇幼保健院（所），市属区、县及县属区都设有妇幼保健站。在乡一级普遍设有接生组（站）。由于防保专业机构的大量增设，各县卫生院都改组建设为专门从事医疗预防的县综合性医院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九七六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安徽从省到地、市、县、区、乡制订了全面规划，层层贯彻实施。各地进一步加强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并建立除害灭病指挥部，爱国卫生运动在全省更加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推动卫生防疫工作全面发展，预防为主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期间，全省卫生事业出现大起大落的不正常态势。1958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从1957年的631个（其中，医院112个）一跃而至20035个（其中，医院11248个）1959年更增至24140个（其中，医院9433个），为1957年机构数的3．82倍以上；医院床位数由1957年的26175张激增至1958年的51657张，1960年又增至96171张，为1957年床位数的3．67倍以上；卫生系统职工由1957年的51392人增至1958年的67749人1961年最高达75677人，为1957年专业人员数的1．47倍以上；在中等医学教育上大搞“医院办卫校、县县办卫校”，至1960年全省中等卫校多达70所。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上我国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59年冬天以后，全省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大量发生浮肿病、干瘦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1962年，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数由1960年的21744个（其中，医院8610个）下降至1962年的9984个（其中，医院294个），床位数下降至4249张，卫生技术人员数下降至61622人。“大跃进”中成立的6所医学专科学校，被撤并了5所，中等卫校全省只保留12所，经过1963～1965年连续几年的调整、整顿，全省卫生工作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1965年底，全省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7888个（其中医院423个），床位45421张，卫生技术人员60637人，比1957年仍有相当增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的卫生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全省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被“全面夺权”普遍瘫痪。大量县以上的国家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和防治、科研、医疗机构被撤并，房舍被挤占，科技图书资料、业务档案和仪器设备散失；各项工作计划和科研规划被取消，必要的规章制度被视作框框条条被废止。医学院也下迁偏远的农村，不仅使校舍、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等遭受严重损失，且到农村后，因不具备最起码的办学条件不得不中断招生七八年之久；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各项诊疗检验常规和分科分级负责制被废除，实行所谓“大外科”、“大内科”、“医护工一条龙”等“大呼隆”做法。许多学有专长的高级医务人员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看业务书、钻研技术被诬蔑为“走白专道路”；专科学会被迫停止活动，一些根本没有科学实践和理论依据的治疗方法被吹捧为“新生事物”“一根针（针灸）、一把草（中草药）”被神化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被视为“保守落后”而横遭攻击，从1969年开始，大批城市在职医疗卫生人员被下放农村安家落户，到生产队当“赤脚医生”，连省卫生厅和各地、市、县卫生局也都在“斗批改”中被“砸烂”下放，一锅端到农村，甚至本来就设在农村区、镇的卫生院、所，也要改组换班，人员下放，其结果不仅严重削弱了城市医疗机构、医疗技术和教育科研力量，而且使许多到农村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因没有工作条件而无用武之地。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实际上没有得到加强。此外，一味盲目强调支援农村，造成城市卫生投资严重不足，而农村卫生院却因技术力量不足，或因电力供应等客观条件不具备，添置的仪器设备无法使用，大量积压浪费。全省医疗卫生遭到破坏的直接后果是，不少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上升以疟疾为例，由于防治工作长时间中断，传染源不断积累扩散，于1970年在全省发生第三次大流行，据抽样调查资料估算，发疟人数约为11525850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0％，以阜阳、宿县两地区发病最多，分别占本地区人口的55％、53．12％。1971年后，县以上城市逐步恢复重建了一些医疗卫生和医教、科研机构，各项医疗卫生工作渐有起色。与此同时，全省农村兴办合作医疗事业。这项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提供了医疗保险。由于此项工作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普及全省，管理制度不健全，少数干部利用职权侵犯农民利益，加之，随后行政体制变化，大多数合作医疗自行解体。 1976年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省卫生战线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普遍调整、整顿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加强领导班子，逐步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在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全省卫生工作改革逐步深入，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 根据国家卫生部要首先办好县和县以下的卫生事业，要把三分之一左右县的卫生医疗网整顿好的要求，省卫生厅提出先抓好三分之一县医院的整顿建设工作，以推动县级医院的普遍整顿，全面提高。1978、1979两年，省里先后拨出100万元和250万元专款，分作两批，第一批重点支持肥东、肥西、庐江等20个县医院；第二批重点支持巢县、含山、东至等25个县医院，用于添置医疗设备和改善医疗条件。为适应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形势，卫生工作在农村采取因地制宜、分指导、多种形式、提倡集体办医方针，既有集体办村医联办，也有乡村医生个人承包、个人开业，还有乡卫生院在村设点、乡村联办等。在改革区、乡卫生院管理体制上改变了过去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状况。一些区、乡卫生院逐步实行了院长负责制、职工聘用制、工资浮动制、管理民主制、经济核算制等。有的县对农村基层卫生机构实行县、区、乡分级管理，明确各级责任，各负其责。城市医院的改革，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取消门诊限额，加快病床周转扩大服务项目，增设专科门诊、咨询门诊、挂牌门诊，开展优质服务开设家庭病床，发展医疗联合体，大大缓解了“看病难”的矛盾，既使大医院挖掘了潜力，减轻了压力，又使小医院提高了技术，改善了管理，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强了活力。省内解放军、武警部队所属医院和企事业单位的医疗卫生机构也对社会开放，多渠道、多层次兴办卫生事业的改革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比如，在建设县及县以上卫生机构的投资方面，1985年全省地、市、县财政自筹及卫生单位自筹的资金达954万元。还有不少市、县政府对医院增加投资添置医疗设备。医疗、防保等各级卫生事业单位都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制订科学的管理制度。明确人员职责，责、权、利相结合。安徽医科大学增设卫生管理系（不久又改为卫生行政管理学院），以培养适用的管理人才，加强科学管理。省卫生干校也多次举办以卫生局长医院院长、卫生防疫站站长为对象的科学管理学习班。 1978年以来，全省各级卫生防疫、妇幼保健专业机构经过整顿，陆续健全。县以下区、乡卫生院建有2～3人的防保组，基本上做到区、乡有专职或兼职防疫医生，还有大批乡村医生活跃在生产第一线，担负着大量预防保健任务。从省到地、市、县及市属区都设有妇幼保健专业机构，农村区、乡、村各级还有数以万计的妇幼卫生人员和接生人员。1977年国家恢复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后，全省高、中等医学院校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添置设备，整顿加强教师队伍恢复教学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有了新的提高。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以后，全省医学科学研究有较大发展，增建了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各个专业学会相继恢复活动，广泛开展国内外、省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引进和推广新技术，为繁荣安徽医疗卫生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 1985年统计，全省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7113个，病床95263张，其中，医院病床83999张，平均每千人口有医院床位1．63张。卫生技术人员122776人，平均每千人口有卫生技术人员2．38人，其中，医生（中西医师、医士）46452人平均每千人口有医生0．90人。有县及县以上医院321个，其中，传染病、精神病、结核病、职业病、口腔病、麻风病及妇幼保健等专科医院26个；疗养院9个，疗养床位1515张。省级综合医院（包括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6所，分别拥有600～800张床位，是全省医疗技术中心和教学、科研基地，每个省辖市有综合医院2～3所，每县有综合医院1所。全省县及县以上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医疗仪器设备，近年来得到较快较好的充实更新。农村区、乡都有卫生院（所）全省有区卫生院（中心卫生院）635个、乡卫生院（所）2135个，村设有卫生室或医疗点，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52618人。省、地、市、县各级都建有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全省有卫生防疫站126个，妇幼保健站（所）116个。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和有其他严重地方病的地、市、县，设有血吸虫病防治所、站和地方病防治所、站。全省共有专科防治所、站57个。为监督药品质量，全省先后设省、地、市级药品检验所计17个。一个遍布全省城乡、系统健全、防治结合的医疗卫生网已基本形成。全省医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高等医学院校所，中等卫生学校18所，还有1所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和其他一些函授业余培训基地。1950～1985年，全省高等医学院校共招生2441人，毕业19577人；中等卫生学校共招生49142人，毕业37212人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也相当迅速，建有省属医学科研机构4所，地区与县属医学科研机构3所，高等医学院校和卫生厅直属单位附设的医学科研所、室27个。省血吸虫病和寄生虫病、结核病、职业病防治机构也都充实扩建为防治研究所。全省专职医学科研人员达34人，大多数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医学科研密切结合医疗卫生工作实际，以危害最严重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的防治为研究重点。1978年起开展科研成果评选，至1985年，全省有170项成果获省级以上奖励。全省卫生技术人员中，有正、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职称的达5180人。由于在省内广泛吸取和应用新技术、新成果、新方法，医疗卫生技术不断进步，诊疗防治水平和效能日益提高。如省立医院，已发展成为一所科室齐全、设备精良的大型综合医院，能熟练地开展脑立体定向手术、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以及异体肾脏移植手术等。全省69所县级综合医院，除了普遍能熟练地做腹部手术外，有些已能开展胸腔和颅脑手术，条件较好的农村中心区卫生院可开展上腹部手术。广大农民患病，一般可就近在本县诊治。在工作实践中，全省卫生战线涌现出大批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经过不懈的努力，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天花、霍乱黑热病、斑疹伤寒、回归热和梅毒等传染病，在建国初期的短短几年内就得到控制或消灭。白喉、百日咳、麻疹、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以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许多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白喉发病率由1955年的41．53／10万降至1985年的0．05／10万；脊髓灰质炎发病率由1964年的4．87／10万降至198年的0．14／10万。历史上被人们看作儿童必发的麻疹，发病人数也越来越少。1976年以后，全省钩端螺旋体病年发病率降至2／10万以下。疟疾近几年发病率迅速下降，基本得到控制。头癣病先后经过几次普查普治，已基本消灭。1985年，全省血吸虫病流行区基本上压缩在沿江、沿湖一带和部分丘陵地区。钉螺面积已缩小83．03％，病人数减少了92．59％；已有21个县、市和4个农场达到消灭或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由于新法接生的普及，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下降到0．18％，产妇死亡率下降到3．11／万。全省人口死亡率降低到5．16‰；婴儿死亡率下降到城市21．46‰，农村29．37‰，期望寿命提高到70岁以上（城市：男68．05岁、女73．2岁）。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也不断提高。省卫生防疫站有关调查资料表明，1985年与1957年比较，城市男学生身高平均增长5．13厘米，体重平均增长3．18公斤，胸围平均增长4．68厘米；妇学生身高平均增长4．87厘米，体重平均增长1．70公斤，胸围平均增长3．4厘米；农村学生的增长情况相似。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安徽的卫生医疗事业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取得新的成就，为维护人民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