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曾在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16年两次通令全国编修地方志。民国18年又颁布《修志事例概要》。虽然由于战争频繁志事多艰，而修志数量仍相当可观。据《中国地方地联合目录》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共编修方志1581种。其中安徽42种（一说46种）上述统计均末包括专业志、人物志、风物志、山水志等。若将这些书计算在内，民国时期安徽省编纂的地方志总数不少于75种。其中包括省通志1种，省简志、专志5种，县志2种，县简志、志略和各类专业志、乡土志46种。 一、〔民国〕《安徽省志》之编纂 民国16年（1927年），政府通令各地纂修地方志，民国18年（1929年）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安徽于民国19年（1930年）设通志馆筹备处，聘请歙县人江??为筹备主任。是年九月，正式聘为馆长。后又相继聘合肥人徐炎东，颍上人余炳成为副馆长。开始进行编纂工作。先由安徽大学校长陈演生拟定篇目，分聘徐乃昌纂金石古物考，洪汝??等纂大事记，金天翮纂皖志列传，武同举纂水系考，胡晋接纂艺文考。民国20年末始纂。通志采用灵活的多卷体，成书一册，出版一册，先后完成了大事记、舆地考、民政考、财政考、司法考四卷，武备考、方志考三卷，教育考八卷，交通考、外交考、佛门龙像考二卷，金石古物考十八卷，列传九卷，人物志十卷，艺文志。先后共出32册。1935年因经费裁减，编纂受到影响，抗战爆发后，志事中断。战后试图再将此工作恢复起来，然进展甚缓，又辍。对此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各门能用新法，不袭旧套，后来居上，当之无愧。" 二、县志之编纂 民国时期全省各地共编纂县志23种（含志稿），收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有2种。未收的两种，一部是汪雨湘纂的《嘉山县志》十八卷。按嘉山县建置于民国21年，由来安、盱眙、定远、滁县划拨而成。原驻地三界，民国27年迁至明光。〔民国〕《嘉山县志》是嘉山县第一次修志。台湾版《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收有该书。惜未著录存书馆。另一部是〔民国〕《颍上县志》稿，仇天民修，张星桥等纂。稿本，今存大事记、舆地书、实业书、民族书列传等。记事至民国33年，卷数待考，志稿今存颖上县档案馆。这23部县志中，有6部是稿本，大部分是铅印本。其中，民国元年至民国15年编修的12种，民国16年至25年编修的4种，民国26年至34年编修的3种，民国35至38年年编修的2种。另有不明年代的抄本2种。民国26年至34年后的志书，基本上都是稿本。 民国时期县志编修因战故多有未成者，各地苦于详志难成，编纂“志略"的数量不小计有8部。民国继清末之余绪，乡土志的编纂也很活跃，今存16种。 三、民国方志编纂的一般特点 困扰民国方志编纂的因素除了战争频仍之外，直接的因素是经费困难。民国时方志编纂机构多是临时机构，经费需要多方筹措。或靠拉它项经费，或靠借款，时局稍有变化，即至停顿。当涂县民国19年设志局修志，中因水灾至经费困难而停顿。民国21年又开局其经费系由筑路公债下拨给一万数千元备用，今存志稿26册，印本始终未见著录。宁国县民国后曾3次议修志，因经费问题难以解决不能进行，民国23年秋，该县旅沪同乡杨虎（啸天）、叶汲三和张涣新捐助1万元，并函请县府聘李丙为总纂。杨云涛为副总纂，十一月成立办事处，志书方于民国25年编成印行。望江县于民国23年十一月成立筹委会，进行采访工作，经费暂以北京该县同乡会寄存购置省馆基金1千元垫用，以志成之后再为劝销，每部收工本费10元，并由绅商乐捐以资归垫。启动之后，因经费挪为赈灾之用，志事遂宕。 县志编纂尚且不易，行政区志之纂更难，民国期间无一志。其时，即使有周密的计划也鲜能实现。如第八行政区辖贵池、青阳、太平、石埭、至德、东流六县，皆多年未修志。民国22年底，该区专署呈请拟令各县续修县志。为避免浪费，计划各县暂不设志局，先由县长拟定门类，六个月采访资料，然后一年竣事，在县志编完后，联合修区志。经费由各县县府筹措，同时接受私人捐款。这一计划设想固全面，只是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今查民国第九区所辖各县，仅有两部县志稿问世，而第九区，只编写了《安徽省第九区风土志》一部小志这是安徽省民国时期编纂的唯一一部行政区小志。 总观民国时期编纂的志书，虽然有的还遗留着旧志的某些痕迹，但与旧志相较，明显地呈现两个重要特点：内容具有反封建意识，并且开始较为广泛地应用西方科学知识编修志书。民国革命的思想基础，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没有这种批判，辛亥革命也就很难成功。尽管辛亥革命批判封建主义是不彻底的，然而就方志编纂看来，大部分志书都摒弃了旧志那些宣扬封建主义的内容。这种思想倾向，可以从民国《安徽通志》主编江??与凌纯池的通信中表现出来。凌给江的信发表在《学风》民国19年第三期，信中指出以往方志所以未成一专门学术，盖因方志为史之一支，“昔日史学范围甚狭，其所载述仅以统治阶级为对象，而详述其事功，对于社会进展之现象，多数民众之生活与夫其他重大史实鲜有及之者。故其事偏而不全，其法粗而不密"。凌认为是旧史学的方法和内容，限制了旧志的发展“迄至近代社会、经济、人文，地质诸科已各渐成为独立之科学，而皆有所创获，发古人之所未发。史家籍此诸种科学之助，遂能变更观念，扩大其范围，更以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确立体例。于是近世史家遂以指陈社会进化之迹象并阐明其因果关系为唯一职志，不复为少数统治阶级作家乘矣"。凌纯池认为方志是史之一支，史学观点与方法的革命必将带动方志的革命。江??的复信，对方志则期以更大的作用，复信发表在民国20年《学风》第一卷第四期上。他说：“今日修志，如材料之搜集与取舍，以及体例之拟定，自应采取科学方法，具有社会科学眼光；而修志者亦应保持客观以志载，切忌主观以评判。至于方志能否为我辈之所期遽登于学术之林，需视今后国家之进化如何。学说与思想，皆为时代之产物。倘今后社会组织完密，统计明备，则方志必可起一大革命，并可促使史学及诸社会科学渐跻于昌明之地。"正是这些思想贯穿在修志中，使民国志书较旧志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为统治者树碑的皇言纪以及为封建统治者歌动颂德的内容大都被删除，平民生活及社会现象之记载进入方志。同时由于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想的传播，也使得方志编纂的科学性大为增进。不过今天看来，民国时期所编的志书，仍呈现着较大的时代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