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大报道一个接一个。这一节着重介绍新闻媒体对安徽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几项重大报道。 一、治淮报道 解放前，淮河年年为害，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给淮河两岸人民带来数不尽的灾难。解放后，1950年6月1日华东水利部和皖北行署联合在蚌埠召开淮河水利会议，讨论“淮河治水问题”。《皖北日报》发表短评《祝淮河水利会议的召开》。中共皖北区委员会宣传部对治淮宣传工作于1950年9月26日发出《关于开展治淮、生产救灾宣传教育工作纲要》，要求各地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大力开展治淮宣传工作，保证治淮计划的实现。《皖北日报》与《皖北大众》专门召开通讯工作会议，研究布置治淮宣传报道工作。 从1950年10月6日开始，对治淮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报道。这天，《皖北日报》报道了中央水利会议新闻，发表了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和“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转载了《人民日报》“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合肥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也进行了大力宣传。10月27日，皖北行署、皖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皖北治淮动员令》，报纸、广播及时配合宣传。当天，《皖北日报》发表了“拥护治淮动员令，贯彻治淮动员令”的社论，强调治淮工程的伟大意义，论述治淮工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治淮斗争。第二天，《皖北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皖北总工会、农民协会、团工委、妇联会告工人、农民、团员、青年、妇女书，以及各群众团体热烈拥护中央治淮决定的消息。以后一段时间，报纸、广播连续宣传各地农民表示决心，上海等地工人积极要求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和朝鲜前线战士来信鼓励民工的消息。特别是1951年5月5日报纸刊登毛泽东主席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在充分思想动员之后，报道了百万民工上堤，宿、阜两专区的三汊河、乌江口、新河口、西淝河、尹家沟5大涵闸工程的开工及进展情况。对润河闸、淮河疏浚等重点工程，进行系统连续地报道。与此同时，报纸连续报道了各地组织民工的情况和经验，突出地报道了特等治淮模范金秀兰、谢洪友、祝怀顺等的模范事迹，在全体民工中树立了旗帜，鼓舞大家奋勇前进。根治淮河的第一年工程取得了巨大胜利，完成了2．9亿土方，基本上解除了淮河流域“小雨小灾”的威胁，保证了1951年的小麦丰收。报纸用主要篇幅，醒目的标题，大力宣传报道了工程效益和丰收情况，反映了农村的喜悦、欢乐景象。在以后的治淮报道中，特别注意宣传佛子岭水库等几个主要工程。佛子岭水库从1952年2月上旬开工清基，到1954年11月5日胜利建成，全部工程只用2年多时间。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皖北日报》和1952年6月1日创刊的《安徽日报》，都及时报道工程的进展，建设者们的日日夜夜，以及他们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想点子找窍门，不断革新技术、工具，以及广大建设者在工程中锻炼成长的事迹。 从1952年4月1日至5月5日，记者四次在“联合版”上报道治淮工人在峰山切岭工程中的艰苦创业精神，表彰了女英雄马成英的事迹。1952年7月6日《安徽日报》在一版报道“安徽省根治淮河工程第二年度土工胜利完工，据统计300多万民工和干部经过一个冬春5个月的努力，完成疏浚、蓄洪、沟洫工程共1．8亿立方米，比第一年度治淮地方工程增加了90％。”说明工程进度之快。新华社总社为了充分报道治淮工作，于1950年成立新华社治淮记者组，1952年扩充为新华社淮河分社，常驻蚌埠市治淮委员会总部，专职报道淮河上中下游的治淮工作，发出了大量电讯稿，为全国各地新闻媒体广泛采用，对治淮宣传作出了贡献。 1952年10月31日《安徽日报》在一版报道：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智利、哥伦比亚、伊朗、墨西哥、秘鲁等12个国家的部分代表及外籍工作人员共61人，30日经合肥前往佛子岭参观治淮工程。 1953年7月17日，《安徽日报》报道淮河中游河洼地蓄洪的钥匙——王家坝进水闸，在1万多名工人、军工、农民、干部的努力下，6月30日胜利完工。这一工程的完成，可以保障70余万亩河洼地在一般洪水位时不受水淹。 1954年7月15日《安徽日报》报道，佛子岭水库已蓄水3．6亿立方米（最大容量为5亿立方米），对降低淮河干流洪峰起了很大作用。同年11月5日还报道了佛子岭水电站于4日下午开始向水库工地送电。 阜阳专区是治理淮河的重点地区之一。《阜阳报》1951年复刊至1953年，每年都把宣传治淮当作中心任务。《阜阳报》虽是3日刊，4开4版，但对治淮的宣传报道量较大。当时治淮每年是11月上工，5月收工回家收麦，一般不到半年时间，以1952年为例，半年发表各类治淮稿件49篇，从动员上堤，开展劳动竞赛，到完工返乡，都有系统报道。其次是宣传报道的形式多样，鼓动性强。每年治淮的动员阶段和关键时刻，《阜阳报》都发社论或评论。如1952年元月7日一版头条发消息《各县民工为春修作好准备》，并配社论。报道各先进民工队之间的劳动竞赛活动，鼓动各地民工的劳动积极性。报纸除以新闻形式报道外，还充分发挥副刊作用，采用通俗形式，进行宣传。如1952年11月1日一版发消息：《地委研究布置今冬治淮工作》和工作讲话：《谈谈民工今冬治淮的几个思想问题》。三版副刊配发了大家唱《赶快报名治淮去》： 地犁完，麦种清，冬季治淮又开工， 修好淮河为自己，准备工具快起程。 怕吃苦，怕受冻，这些思想要肃清， 根治淮河除灾害，丰产才能有保证。 只有把淮河来治好，旱涝保收永受益。 家中事，莫挂念，妇女积极把活干。 组织起来搞生产，家家生活不困难。 干部们，要分工，前方后方下保证， 党员、团员多带头，生产治淮都光荣。 《阜阳报》还重视对治淮先进人物的报道，1969年6月1日，专区召开劳动模范表彰会，9名特等劳模中，5名是治淮劳模。《阜阳报》将这5名治淮劳模的事迹，全部作了介绍，有的用大鼓书形式发表。重视民工思想教育的报道，是阜阳报当年治淮报道的又一特色。1980年5月，全国解放以来修建的一条最长的人工河、治理淮河的骨干工程之一的茨淮新河全面完工并通水。该河全长134公里，是1971年冬开始施工的。《安徽日报》作了报道。 1989年9月19日《安徽日报》以“江淮巨变”为题，报道了淠史杭工程发挥巨大效益，30年累计增加灌溉1．83亿亩，增产粮食310亿斤。 直到90年代，治淮仍然是安徽省和沿淮各地市新闻单位宣传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滁州日报》连续几年抓了增强淮河泄洪分洪能力的怀洪新河工程建设的宣传；从1991年开始连续5年报道了国家重点工程——天长高邮湖大堤加固；报道了淮河流经凤阳县境内的最大支流濠河的治理；还连续报道了嘉山县境内几处淮河冬修。 1990年为纪念治淮40周年，《安徽日报》、安徽广播电台、安徽电视台，报道了治淮40年来的成就。安徽电视台还与河南、山东、江苏电视台联手摄制了17集大型电视系列片《淮河》，并编制了反映治淮成就的4集系列报道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二、农业“三改” 1953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分析安徽淮河流域水旱灾害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变季节的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的农业生产三项改革措施，简称“农业三改”。具体地说也就是提高夏季和晚秋的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改一季为两季，改两季为三季和改种双季稻，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开始群众对“三改”怀疑，信心不足，报纸在大力宣传“三改”的重大意义的同时，还着重用典型事例和先进榜样鼓舞、教育群众。1954年1月1日《安徽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曾希圣的文章：《论“三改”对防灾保收和争取丰收的重大意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三改”的正确性。1月16日，《安徽日报》又以《积极而又稳步地推行“三改”，提高农业生产》为题发表了社论。此后，各地即组织干部学习曾希圣的文章和《安徽日报》社论，向改种地区的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54年1月11日《安徽日报》集中报道了颍上县、宿县农民种马铃薯获得丰收的消息。2月13日，在一版头条刊登了一个县举办训练班推广改种技术的报告，并发表《注意总结群众经验，做好改种的技术指导工作》的评论，强调要重视推行“三改”的技术指导工作。与此同时，还密切注意报道如何解决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先后介绍了淮北地区农民所创造的“三垅靠”间种办法，江南地区的窖秧、合理密植、合理积肥的经验，对贯彻“三改”办法起了良好的作用。报纸先后发表了曾希圣关于“三改”的两篇文章，60多篇言论和组织几十位地、县委负责人写论文，从自然条件、群众经验、增产要求等方面，分析“三改”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扫清推行“三改”的思想障碍。报纸还经常用专页、专栏的形式，宣传“三改”的成就，群众中的创造，以及模范人物的事迹，鼓舞广大群众的信心。1955年，安徽省增产粮食47亿斤，其中由于实行“三改”办法而增产的有27亿斤。1956年3月《安徽日报》发表《大力推广双季稻》的社论，宣传双季稻能避灾保收和增产，当年计划种植1200万亩。 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从1953年开始就把宣传“三改”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从1955年1月到1956年8月一年多时间里，广播节目播出的420篇稿件中，有关“三改”内容的就有185件。在新闻节目中连续报道了各地推行“三改”的消息，报道“三改”取得的成果，用稿量占农村新闻的1／2，在《对农村广播》的“农民节目”中，从1953年到1965年举办“关于‘三改’问题”专题讲座28次，播出100多篇讲话录音和稿件。 地市报纸对“农业三改”也作了大量宣传。安庆紧靠长江，水利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水稻生产区，对推广双季稻十分有利。早在50年代中期，《安庆日报》（当时为中共安庆地委机关报《安庆报》）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大量的版面，报道推广双季稻的工作，1955年1月25日，该报以1、2、3三个整版的篇幅，转载了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文章，题为《继续贯彻“三改”办法，为保证超额完成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紧接着又于同年4月1日一版，全文转载安徽省省长黄岩的文章，题为《紧急动员起来，开展依靠合作互助、推行“三改”办法的大生产运动》；1956年3月28日，该报又用三个整版的篇幅，转载曾希圣的另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农业三项改革工作的几点体会》。《安庆报》还联系安庆的实际和干群的思想情况，先后开辟了各种专栏，组织了各种专题，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宣传推广双季稻的重大意义、典型经验和生产技术。这些专题专栏是：“继续贯彻‘三改’办法，争取超额完成农业生产计划”；“‘三改’讲话”；“总结增产经验，克服保守思想，为实现千斤而努力”；“想出一切办法，扩大双季稻播种面积”。此外，还在《农业技术》、《农业生产知识》等专栏中介绍推广种双季稻的生产技术。《安庆报》还配发了《向先进生产者看齐》、《要一亩田当三亩田用》、《想办法使早稻早熟》、《积极推广双季稻》等短评和社论。报纸宣传了不少推广双季稻的典型经验，如《中共石河乡支部是怎样领导农民贯彻‘三改’办法的》、《胡义美种双季稻的经验》、《樟树乡推行“三改”的几点经验》等。 “农业三改”进行的头几年正逢《拂晓报》停刊，该报1956年复刊后，就投入了这一重要报道。1956年3月29日，《拂晓报》在一版发表题为《大力推广中晚稻两季连作》的社论，号召淮北8县积极推行“三改”办法，并提出帮助农民改变种植习惯和进行技术指导的具体措施。1957年2月4日又在一版发表《认真总结农业生产改革工作》的长篇社论，号召农民正确运用农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总结失败的教训。社论体现了冷静思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57年2月19日，《拂晓报》又在二版发表《争取今年稻改的更大胜利》的社论，从条件、技术、组织保证等12个方面论述了如何争取淮北地区稻改工作获得成功。 农业“三改”报道，虽然声势大，持续时间长，为“三改”在全省迅速推开起了促进作用；但是新闻媒体头脑缺乏冷静，报道过于集中，思想急于求成，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宣传上只强调鼓励，没有很好强调要“因地制宜”。这对在“三改”工作中出现的强迫命令、虚报浮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农村政策报道 安徽是个农业省。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教育落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一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安徽这一现状，决定了新闻宣传必须十分重视农村，特别是重视农村各项政策宣传。全国解放后安徽新闻工作上这一指导思想得到了始终如一的贯彻，形成了安徽新闻宣传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皖北、皖南地区尚未成立广播电台，舆论宣传主要靠《皖北日报》和《皖南日报》。同时重视发挥收音机的作用，用收音机收听新闻、收听中央发布的有关政策。1951年初，徽州专区收音机站就抄收了政务院《关于农业生产的决定》，专区就是根据抄件召开会议进行部署的。1952年成立安徽省，6月1日省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并于1953年4月20日开办了“农民节目”。这个节目以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为主要对象，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农村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介绍互助合作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1953年“农民节目”为配合社会主义改造，举办了《农业合作化专题报告》、《在合作化道路上》等专题；1955年“农民节目”的内容主要是宣传进一步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和辅导农民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956年“农民节目”改为“对农村广播”，主要是辅导《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学习；1958年“对农村广播”，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宣传；1959年“对农村广播”又改为“在农业战线上”，主要是交流领导生产队的经验；1960～1962年进行人民公社的宣传；1963～1966年主要是宣传“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和“农业学大寨”。接着就是10年“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播宣传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关于发展乡镇企业的宣传，后来还专门开辟“乡镇企业之声”、“农民服务台”、“农村信箱”等栏目，这些栏目其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农村经济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当时的迫切任务。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遇到的是极“左”思想严重、经济政策不落实。为此，《安徽日报》从1977年11月中旬开始，针对农村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连续刊登了6篇“谈抓紧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评论、文章，用事实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和极“左”思想对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阻碍，阐述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维护农民利益，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1978年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进一步宣传农村政策、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内容，分别于2月10日、17日、18日的报纸在一版显著地位发表了“六安县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取得成效”、“滁县地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定远县生产队有了自主权改变了落后状况”等报道。同年3月，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针对全省农村贯彻经济政策的情况和问题，撰写了“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文章；8月，万里、赵守一等又带领省委调查组深入肥东农村指导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报纸均及时进行了报道。在农村经济政策的宣传中，新闻媒体注意运用正反典型，增强宣传效果。1978年3月17日，《安徽日报》一版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无为县凉亭大队书记傅昌堂模范执行政策的事迹，配发了“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的短评。10月11日一版，用“本报记者调查”的形式，报道了金寨县铁冲公社党委书记王开远亲自带人拔掉生产队即将成熟的苎麻，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受到严厉处分的消息，在全省农村引起较大反响。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广播电台把宣传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放在首位，在帮助农民解疑释惑，引导、鼓励和支持他们勤劳致富方面作了深入报道。1979年12月，省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的“固镇县召开冒尖户大会，县委书记给冒尖户发奖戴红花”的消息，给一些想富又不敢富的农民以很大鼓舞，使他们能够放手发展生产。省电台还播发了不少地、市、县负责同志支持“两户”，为“两户”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文章和广播讲话。宣传了一大批锐意改革、敢于和善于勤劳致富的先进人物及其事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凤阳县运销专业户陈兴汉、灵璧县粮食专业户景学荣、巢湖市养鸡专业户黄晚霞，这些典型的宣传，不仅解除了农民勤劳致富的思想疑虑，还使大家感到致富有了好榜样、好经验、好门路。 1977年11月26日，《安徽日报》报道了中共安徽省委11月15日、22日在合肥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在坚决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干群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其中包括允许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6个问题。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安徽省委制定的第一个关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人民日报》在1978年2月3日发表《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和编者按，介绍了这个“文件”形成经过。安徽新闻媒体对这个文件规定的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安徽日报》从11月14日至12月9日发了6篇以该报评论员名义写的有关“抓紧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 《阜阳报》从复刊至1983年的上半年，针对“左”的流毒，用“问答”的形式集中版面对农村政策作了及时宣传。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减轻农民负担问题：1980年6月5日二版整版《关于夏季粮油征购问题问答》。10月4日整版刊登《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其中有大队、生产队干部的补贴问题；民师、赤脚医生的报酬；压缩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性开支问题；关于归还各项贷款问题；公共积累的提留问题；农田水利建设的负担问题；关于土地的管理问题；关于农副产品收购问题；关于降低生产费用问题。 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家致富的宣传：报纸用政策问答形式，连续在报上回答问题，如1980年7月13日二版：社员能不能买机器办作坊？或者买大型生产工具搞副业生产？7月22日，连续解答：社员私人可酿酒吗？社员可以做糕点小食品卖吗？赚钱多的家庭副业就得禁止吗？1981年4月19日报纸一版集中版面，宣传了养长毛兔问题。头条：《养长毛兔是一项大有可为的家庭副业》。社论：《养兔生产，不可小看》。并配一典型人物报道：《张凤英办起家庭养兔厂》。 同年12月16日一版头条，发表了一封刚走上富裕道路的农民锁成林的来信：《我致富的顾虑》。下面是编者的回信，标题：《老锁，你可完全放心地富下去》，告诉农民党的致富政策不会变，劳动致富光荣，反对嫉富妒能。 对渔业政策的宣传：1980年10月1日二版，用政策问答形式宣传《农村养鱼若干政策问题》，回答了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养鱼新政策：水面使用权的问题；养鱼也可实行生产责任制；集体养鱼的饲料怎么解决；允不允许社员家庭养鱼？机关与社队能否合并养鱼？10月28日，以“放宽政策渔业兴旺”为题，刊登一组养鱼稿：《新兴公社政策落实鱼满塘》、《实行责任制，渔场大变样》、《整修废塘沟养渔财兴旺》、《联产养鱼鱼丰收》。 1981年9月1日一个整版报道养鱼，头条《界首河南公社七千元亏空换来的教训：社养不如社队养，固定报酬不如联产计酬》，该报评论员文章：《养鱼也要实行责任制》。 同期二版：《实现塘无一处空，水无一处荒，口孜区组织社队联合养鱼》，蒙城郑林大队：《责任不明，放鱼不见鱼》、《签订合同沟塘鱼儿密》，亳州蒋瓦大队：《坑洼挖鱼塘，户户把鱼养》。 1983年4月1日，二版：通栏：“像重视土地一样重视水面”，下面一组体现养鱼政策的报道：“副县长给养鱼户撑腰”。“滑集公社：多种承包，渔业兴旺”；“颍上县前楼大队：养鱼两年收入万元”。 对林业政策的宣传：阜阳地区林业在极“左”时代遭到很大破坏。《阜阳报》重视林业政策的宣传，1980年11月19日一版头条：“地委、行署召开林业会议”，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林业》。二版全版林业报道：《太和县：因地制宜大栽桐树，千家万户不受穷》。1980年12月4日一版头条：“地委、行署召开林业‘三定’试点交流会”。报纸发表评论员文章：《林业“三定”是治林之本》。二版以“林业兴亡，匹夫有责”为题。介绍了“涡阳县城西公社是怎样实行林业‘三定’的？”、“颍上县社队林场越办越兴旺”。 关于土地政策的宣传：1981年5月10日版：“华佗公社刹住了乱占耕地盖房风”，评论：《不许侵占耕地建房》，配两篇占地盖房小稿：“陈廷福占地盖房受撤职处分”、“区委副书记高腾方，占地盖房自己拆除”。阜南县3年建房占地调查；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刹住占耕地盖房风》。 1981年6月13日，政策问答：《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转让等问题》。 1982年8月13日二版发表“蒙城县严肃处理张楼大队私人建窑问题”、“大杨区调好了零碎土地”、“潘楼区处理占耕地建房社员”、“弃农外出，承包地收归集体”。 《阜阳报》还曾于1983年用问答形式，解答过下列问题，效果均好：“哪些农副产品允许贩运？”“搞贩运要经过什么批准手续？”“粮食经营怎样改革？”“农业贷款政策问答”。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之后，安徽新闻舆论部门，又把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当作一项重大政策进行宣传，省电台很快在“农村半小时”节目中增设“话说市场”栏目，1993年又开辟“市场经济在安徽”、“迎接市场挑战”、“集贸市场”等专栏，撰写了《引导农民走进市场》等评论文章。十四大以后，安徽日报于10月23日一版报道“今年秋种领导不开会，行政不干预，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安排生产”，11月12日报道“合肥粮油市场一放就活，价格稳中有降，品种日益增多”，12月4日一版又报道“我省20万农民当粮商”，1993年3月21日一版又报道“从四月一日起全省放开粮油购销价格。”新闻工作用强大舆论引导农民走向市场。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提高，农村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日渐多了起来，使得刚刚开始富裕，有的还处在贫困线上的农民不堪重负。新闻舆论工作抓住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报道。从1992年以来，连续3年都有“呼吁减轻农民负担”的稿件被评为好新闻：1992年，《拂晓报》冯开平等写的《小小一张明白纸，安定十万农户心》获全省好新闻一等奖；1993年《合肥晚报》记者赵泉写的通讯《农民在呼唤》，揭露了长丰、肥东、肥西一些农村加重农民负担，弄得农民苦不堪言的报道，引起了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1991年在广播稿件中有《昔日催要糊涂账，今日喜交明白粮》、《化肥价格猛涨，农民叫苦不迭》分别评为省好新闻一、二等奖。 四、农业大包干报道 1978年，安徽遇到了百年未见的特大旱灾，严重威胁着秋收秋种。到了冬天，各地农民都在想方设法渡过特大旱灾带来的困难。就在这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讨论了农业问题，提出了改革和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在中央精神和省委关于农村经济政策“六条规定”的鼓舞下，经受着1978年特大干旱的凤阳、肥西、定远等县的农村群众，在探索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路子中，最先出现了以农户为承包单位（即包产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新形式，凤阳县简称它为“大包干”。这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安徽日报》较早地宣传了这一伟大创举。早在1979年1月20日发表了中共全椒县委政策研究室朱惜儒写的题为《农业生产要建立联系经济成果的责任制》的文章，明确提出了“定产到组，责任到人”，实行定产量、定工分、定费用、定奖惩的“四定”制度。5月24日《安徽日报》二版发表署名怀克的《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文章，肯定了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对批评“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几个论点，逐条进行了反驳。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0年底，《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先后5次深入肥西县农村调查，在7月下旬的第一次调查中，写了5千多字的内参材料《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调查》。在这篇调查中，作者认定“包产到户是现阶段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好办法”。这篇“内参”刊于1979年9月6日1493期人民日报《情况汇报》上，山南包产到户的情况通过这一渠道反映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979年1月23日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播出定远县基层干部要求包产到户的来信和安徽部分社队包产见闻。同年春节期间省电台在农村节目中又连续发了6组宣传包产到户的广播对话。 同年2月20日，《安徽日报》报道了凤阳县委召开“部分社队试行联产责任制座谈会”的消息，介绍这个县试行责任制的做法、好处和经验；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洛阳读者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并加了按语，指责“联产责任制”是“倒退”，造成极大思想混乱。针对张浩的信，安徽省农委的辛生、卢家丰也给《人民日报》写了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信，对张浩的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进行了反驳。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辛生、卢家丰的信并发表“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编者按，并认为3月15日的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以此作为补救。《安徽日报》及时地于3月31日在一版头条地位转载，并于5月20日和以后又发表了《滁县地区农村试行联产责任制农村形势一派大好》等消息。随着责任制的发展，《安徽日报》连续宣传凤阳等地的“大包干”责任制：8月8日发表《农村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推广》；10月12日报道《大包干，大增产——凤阳县一个‘五保队’不到一年时间的变化》；1980年1月5日、11日，先后发表《凤阳县实行‘大包干’一年见成效》和《滁县地区联系产量责任制健康发展》的消息；12月21日刊登《‘刘一万’和‘华八千’——记来安县玉明公社刘学志、华锦文是怎样由穷变富的》长篇通讯，同时配发了评论文章《治穷之妙法》；1981年1月21日又刊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推行‘大包干’经过》的通讯。旗帜鲜明地宣传滁县地区、特别是凤阳县联系产量的“大包干”责任制的做法、效果，以及责任制性质和发展趋势；1980年1月29日，《安徽日报》发表记者李兵写的题为《‘包’字何罪？》的随感录，公开为“包”字正名，在群众中引起反响。1980年2月《安徽日报》连续发表4篇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章，“四谈”生产责任制。 在推行责任制中，群众提出了很多疑问：如责任制可以治穷，但能不能在高产富队实行？实行了有没有效果？为了回答人们关注的问题，《安徽日报》于1980年1月20日在一版报道了《含山县严保大队大王三队实行联产责任制，更上一层楼》的消息，并配发评论员文章《高产富队不能实行联产责任制吗？》同年10月13日在一版又报道了《全椒县大马生产队实行‘四专一联’富上加富》的调查报告；1982年发表欧远方、李守璋的文章《论包产到户》；1983年发表编辑部文章《广大农民的伟大创举——论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秋，当农村“包产到户”在凤阳全面展开的时候，省广播电台记者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找到中共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提出“包产到户10个怎么办？”这10个怎么办中包括扶贫问题、集体提留问题、公共财产问题、兴修水利问题、科学种田问题、社队企业问题等，陈庭元一一作了回答，这篇访谈报道播出后，反映很好。1980年省电视台拍摄的“凤阳县蒋庄大队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也给人们很多启发。 在正面宣传的同时，新闻媒体也揭露了少数继续执行“左”的错误路线的人和事。1980年《阜阳报》一版揭露太和三堂区苗集公社张砦大队张柿园生产队干部继续执行错误政策，不许农民搞副业、喂鸡鸭、没收自留地、砍果林的错误。报纸抓住这一典型，并附记者调查，批判“左”的流毒，对当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推动作用。 滁县地区是农业实行大包干的发祥地，滁县地委的机关报1980年7月1日复刊时，正值农业大包干在全区推开。为促进这一改革顺利进行，报纸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为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大声疾呼。一方面，针对一些人怀疑包产到户责任制能否促进生产的问题，连续报道全区各地农村，包括革命老区实行大包干后的巨大变化，先后发表新闻、通讯、访问记50多篇，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比较有影响的报道有：《李三家户户超过刘一万》、《龙坝公社三户“冒尖户”》、《丰收季节喜讯多——来安县西武公社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见闻》、《苦尽甜来话梨园——访人均收入300元的梨园公社》、《太平公社包产到户私人买拖拉机88台》、《凤阳县今年出现万户“万斤粮户”》、《滁县农村掀起盖瓦房热》、《联产计酬责任制调动千家万户积极性，全区大灾之年夺丰收，粮食总产突破30亿，油料总产突破1亿斤》等。另一方面针对干群对大包干存在的疑虑，如“方向是否对头”，“包产到户是不是责任制”，以及怕变的心理，撰写了一系列言论。从报纸复刊到1980年底的半年中，采用“社论”、“评论”、“大家谈”、“本报通讯员文章”、“农村杂谈”、“农村漫话”等多种形式，先后撰写编发言论21篇，明确提出“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责任制不是权宜之计”、“尊重群众意愿，着眼发展生产”等观点，给农民吃了定心丸。报纸又针对合同兑现、财务整顿、农机管理、照顾困难户、年终分配、生产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包产到户后出现的新情况，连续发表了一些评论和经验介绍，及时回答了农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对稳定、完善、提高包产到户责任制起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在安徽开始推行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中，中央驻皖各新闻单位给予了满腔热情地支持，新华社安徽分社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报道，如反映农村面貌的通讯《故乡人民的笑声》、《美国教授来到凤阳农民家》、《“老上访”新传》、《小“吵”村纪事》、《九妹三回娘家》等，在全国许多报纸发表。分社还不间断地反映农村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其中《凤阳小岗村农民的怨言和呼声》等，反映的问题，受到中央的重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科技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站等驻皖记者站也对农村生产责任制作了热情报道。 安徽新闻媒体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了亟尽全力的宣传。1982年6月21日原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袁振给《滁州报》赠诗一首（注：这首诗收于1984年9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振诗选》，以上仅摘录其中两段。）。称赞他们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舆论支持： 呐喊，呐喊！ 为了人民丢掉讨饭棍， 为了人民吃饱饭， 不怕批斗，不怕丢官， 你们不停地呐喊： 必须包产到户，必须搞大包干！ 呐喊，呐喊！ 你们不停地呐喊： 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权， 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你们喊出的是真理， 推销的是真正的“治穷灵丹”。 五、抗灾救灾报道 安徽地处江淮，历史上就是一个旱、涝、风、虫、雹灾害严重的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不断的水利兴修，灾害虽有所减少，但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灾害还是几乎年年都有。在1952年6月1日《安徽日报》创刊号上就报道“成立皖南、皖北抗灾救灾指挥部，黄岩任指挥、严光任第一副指挥、田世五任第二副指挥”的消息。根据1949年以来新闻媒体记载：1949年“江淮河堤险象环生，最高水位超过1931年”；1950年又闹特大洪水“五种五淹，困难重重”；1953年4月淮北和淮南部分地区“突然遭遇霜灾”，灾情十分严重；1954年夏秋之交，“安徽长江、淮河流域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从1978年3月～1979年3月遭受“百年罕见的大旱”；1980年6月中旬以来连降大到暴雨，受灾农田近1千万亩；1982年又遭洪涝灾害；1983年7月“长江洪峰超过警戒水位1．87米，仅次于1954年”；1987年淮河形成5次洪峰；1989年秋旱严重，仅涡阳就有30万劳力投入抗旱；1990年、1992年也遇干旱；1991年是百年不遇的洪水。安徽多灾的情况决定了安徽各新闻媒体要随时准备把防灾抗灾当作舆论宣传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遇到灾情十分严重的年份，抗灾救灾就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压倒一切的报道中心。 民国38年5月1日《皖北日报》在创刊号社论《皖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讲的就是抗灾。社论对当时灾害的原因作了阐述，教育人民认识灾害的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树立生产救灾和人定胜天的决心。5月14日报纸又全文刊登皖北区党委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并配发了皖北各地党政军民积极开展生产救灾和行署拨发救济粮、农贷粮5000万斤的消息。6月16日报纸又报道了区党委会议提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自救、剿匪、支前，以生产救灾为中心。从7月4日到7月19日报纸先后发表了“集中一切力量，紧急动员防汛”、“深入组织群众全力抢险护堤”、“只要我们努力，可以战胜灾荒”、“坚决贯彻防汛护堤抢险救灾的任务”等社论和短评，对干群进行抢险救灾的思想教育。1953年4月，淮北地区及淮南部分地区，突然遭到霜灾的袭击，灾情十分严重。省委立即作出“生产救灾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指示。4月底5月初，《安徽日报》编辑部抽调一批力量，分赴宿县、阜阳等区进行生产救灾报道，派编委到宿县专区的重点乡——西北乡，统一领导这里的救灾报道。5月下旬总编辑亲赴宿县了解生产救灾工作情况。5月4日报纸发表了《发挥艰苦奋斗精神，领导灾区群众战胜灾害》的评论，号召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战胜灾荒。连续发表了省委、省政府对救灾工作的各项措施和“逃荒不是办法”、“我们一定能战胜灾荒”、“求神不如求自己”、“发扬艰苦作风”等讲话材料。1954年，安徽长江沿岸水位不仅超过1949年，也超过了民国20年。《安徽日报》根据省委的工作方针，在7、8两月，共刊登防汛救灾稿件650多篇。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在1954年的抗洪救灾中也同样全力以赴投入这一宣传，连续报道党和政府有关防洪抢险、排涝保苗、开荒补种的命令、指示和政策措施，宣传抗灾救灾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991年安徽又一次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安徽人民与灾害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斗争。新闻舆论工作把这次抗洪救灾报道当作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全体动员，全力以赴，开动一切新闻舆论工具报道了这场人与自然的斗争。从6月9日报道安徽防汛指挥部“第1号通告”，至同年12月31日《安徽日报》一版发表“我省生产救灾工作取得重大胜利，灾民吃穿住医安排落实，工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总结性综合报道止，历时6个月零21天。这段期间《安徽日报》发表重要稿件216篇，其中有评论、社论等言论31篇，采写了中央领导来安徽视察的重要消息。6月29日安徽新闻媒体报道江泽民总书记给安徽省委负责人打来电话，江泽民关心安徽灾情，表扬安徽军民奋力抗灾；7月9日报道江泽民在安徽察看灾情时，提出“振奋精神，加强领导，团结协作，战胜灾害”的指示，经过报纸、广播、电视的反复宣传，成了全省人民战斗的口号。7月10日《安徽日报》发表《总书记在抗灾群众中》的特写；11月24日、26日安徽新闻媒体报道江泽民再次来安徽视察，强调灾区既要抓灾后恢复又要抓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 6月17日安徽新闻媒体报道李鹏总理在安徽视察时不巧遇到洪水灾害，总理在省委、省政府领导陪同下下工厂、上港口、到学校，下基层察看灾情，了解情况；7月16日报道李鹏总理打电话给省委领导询问安徽灾情；7月22日报道李鹏总理再次来安徽灾区视察，号召灾区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夺取抗洪救灾胜利的消息；7月23日《安徽日报》发表李鹏总理来安徽考察的通讯《情系安徽》。 另外，对乔石委员长、朱基副总理，田纪云、廖汉生副委员长、李铁映国务委员、钱正英副主席、陈俊生国务委员、陈敏章部长等在安徽视察抗洪救灾的情况也都分别在6月24日、8月18日、8月29日、10月18日、11月15日、12月24日、12月29日在《安徽日报》和省电台、省电视台作了报道。 在抗洪救灾中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篇报道，是由省委书记卢荣景亲自组织，中央领导亲自签发的通讯：《一曲共产主义的抗天歌——来自安徽抗洪救灾前线的报告》。这篇通讯1991年6月29日由新华社发稿，全国各大新闻单位进行转载，在国内外引起震动。通讯由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沈祖润、王礼贶，人民日报记者张振国在安徽日报社的配合下，用一天一晚时间写成。这篇通讯已载入安徽抗洪救灾史册。 6个多月的抗洪救灾，安徽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了大批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英雄人物有20多个。他们中有在抗洪斗争中光荣牺牲的解放军某部排长周丽平；有人民的好交警曹自和；有搏风激浪救乡亲的农民张作海；有活活累死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上的模范青年王诗超；有在三河镇营救中坚持7个多小时救出群众100多名的合肥交警支队宣传科长霍永江；有在安置灾民和保圩排涝中而活活累死的霍邱县乡党委副书记程守贤；有在抗洪堵洞中英勇献身的潘一矿青工孙勇；有在洪灾面前表现象焦裕禄式的县长、县委书记。 在先进典型中，更多的是英雄群体。《安徽日报》8月1日一版，发表《洪水滔滔更显英雄本色》通讯，介绍南京军区部队支援安徽抗洪救灾的事迹；8月8日报纸刊登《身为重灾户，心挂重灾区》的通讯，报道了蚌铁分局抢运物资支援救灾的情况；8月13日，刊登通讯《众志成城——巢湖大堤保卫战纪实》；8月20日通讯《能源城战洪图——淮南市保煤保电纪实》；8月22日通讯《泰山压顶腰不弯——宣城组织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见闻》；8月26日通讯《鲜血和汗水浇铸的钢铁长城——天长高邮湖大堤保卫战纪实》；9月1日通讯《钢人铁马战狂涛——铁四局安徽抗洪纪实》；9月12日通讯《洼人民的奉献》；9月15日通讯《支撑百里大堤的脊梁——含山县杨柳圩抗洪抢险事迹》。 《安徽日报》从8月7日起至10月20日，还先后在报纸上开辟了“大灾面前看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好”两个专栏，共出16期。其中有写在大灾面前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通讯《洪水重铸公仆情》；有写中央领导关怀安徽灾区人民的通讯《最大的关怀来自中南海》；有进行今昔对比的《同是大水灾，今昔两重天》；有反映洪灾中乡亲邻里之间互相关心、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的通讯《洪水滔滔中的你我他》。 全省各地市报、各专业报、对象性报纸，对1991年的抗洪救灾也都作了及时报道。安徽青年报采写的通讯《含泪再炸邱家湖》，阜阳报的《烈士母亲的情怀》，马鞍山报的消息《徐启荣夫妇舍小家爱国家，献出购房款二万支援灾区》，合肥晚报的《抢险时的感人一幕——薛文姐用乳汁为战士解毒》等报道，都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广播、电视在抗洪救灾中充分显示了各自的特点。广播传递迅息快速。1991年6月5日早上，省防汛指挥部接到中央防汛指挥部命令，指示王家坝开闸行洪，新闻媒体必须尽快地将这一信息传送给坝区人民，要他们做好准备，立即撤离行洪区。省广播电台的记者接到通知后，在早上6：55赶到稻香楼，他们根据“中央防总”命令编好消息，7：15在省广播电台播出，讯息的快速传递，为王家坝行洪区人民赢得了撤离时间。合肥人民广播电台1991年7月12日对洪水淹没三河镇的报道，也显示了广播快速的优势。记者12日晚上11点多钟在肥西三河镇亲身经历了奔腾的洪水冲破圩堤以后冲向三河镇的情况，当时新闻单位还没有“大哥大”，也没有开通直播，记者机智地从守桥的公安干警手中接过报话机，将现场采写的《古镇三河遭受灭顶之灾》一稿传到消防电台，又由消防台传给合肥人民广播电台，保证了这条重要新闻在第二天早上及时播出。 安徽人民广播电台，除了及时播出党中央、国务院，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抗洪救灾各项重要指示和重大活动外，还利用电话线路与外省、市联合办节目，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与广东台联合制作的《珠江——长江一线牵》的播出，对广东人民了解安徽灾情，开展对安徽救灾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安徽电视台在1991年抗洪救灾中，全力以赴深入抗洪救灾第一线，拍摄了大量题材重大、现场感强的好新闻。这一年安徽被中央电视台采用的新闻突破500条大关，170多条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采用，《灾区琅琅读书声》、《来自灾区的感激》、《洪水无情人有情》等分别获全国优秀电视新闻和全国优秀社教节目一、二等奖。江泽民总书记还为反映1991年安徽抗洪救灾的10集专题片《大浪丰碑》题写了片名。 在1991年抗洪救灾中，除了安徽各新闻媒体把抗洪救灾当作中心，大力组织宣传报道外，中央各新闻单位也当作一件大事进行宣传。据统计，《人民日报》自7月14日至8月18日，刊用安徽抗洪救灾稿件43篇，图片13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6月20日至8月18日，共播出安徽抗洪救灾新闻68条；中央电视台从6月14日至8月18日，共播出安徽抗洪救灾电视新闻93条，80％是在“新闻联播”中播出；新华社安徽分社从6月中旬至7月中旬一个月，发出的稿件被总社采用99篇（幅），其中通稿15条，对外稿18条。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密度，都是安徽从未有过的。 1991年也是各新闻单位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现场采访人次最多的一年。安徽日报、省电台、电视台、安徽青年报、安徽工人报均组织记者轮番下到抗洪救灾第一线采访。据合肥晚报统计，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一个月时间下派记者380人次，发回新闻稿778篇，照片53幅。合肥人民广播电台，6、7月间，共派出记者312人次，发回消息286条。《皖西报》也不失时机地派出三批17名记者深入重灾区采访。抗洪救灾期间，外省市有41个新闻文化单位，先后派出114名编辑、记者来安徽采访。 1991年11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授予史万春、马智敏、汪清、傅保义等105名同志，为“安徽省1991年抗洪救灾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六、皖江开发报道 1990年7月5～14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在沿江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4市和池州地区的经济发展调查情况在芜湖市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指出，国家决定开放开发上海浦东，对安徽尤其是沿江地区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要求沿江地市的各级党委、政府和省直各部门，要把沿江经济开发放到重要议事日程，在开发、开放中做好支持和配合工作。 《安徽日报》7月20日一版对开发皖江问题作了报道，7月22日报纸还开辟“开发皖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幅射”的专栏。对“芜湖扎实工作迎接开放”、“马鞍山动员加快开放步伐”作了报道。接着在7月23日一版报道安徽成立沿江地区经济开发开放领导小组并举行第一次会议的消息。在这之后的5期报纸上，分别介绍了芜湖、马鞍山、安庆、铜陵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潜在优势，跟踪报道了这些城市的建设成就。《安徽日报》从1990年7月22日～9月7日，发表报道皖江开发开放稿件22篇，其中有评论员文章3篇：即8月2日《全省人民的共同任务》，8月8日《关键在强化自身》，8在23日《统一意志，坚定信心，探索前进！》。《开发皖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幅射》这个专栏，在《安徽日报》共出现3次。1992年5月18日《安徽日报》报道芜湖经济开发区首家合资企业开工。1994年7月，皖江开发开放4周年之际《安徽日报》又以《大潮涌起壮歌》为题，于7月16日、21日、23日分3次对皖江开发开放取得的成就作了报道。 省广播电台对皖江开发开放战略决策也进行了连续报道，仅1990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即发消息、言论45篇。理论节目开辟了《皖江开发开放“纵横谈”》专题。9月初省电台组织4个报道组，由台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带队，分别到沿江4市采制现场报道18组，并以《奔腾的皖江》为题播出。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七中全会以后，省电台又组织沿江4市负责人围绕皖江开发开放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打算，把七中全会精神的宣传与开发皖江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为了扩大皖江开发开放的影响，省电台还两次派人到中央新闻单位邀请记者来皖采访。1993年10月3日中央电台编委曹仁义等抵达安徽，在省电台记者的协同下，先后在合肥、黄山和沿江地区深入进行为期13天的采访，写出了反映安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就系列报道《崛起的皖江经济带》，并于10月27～29日在中央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以显著位置连续播发，在省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此外，省电台还与兄弟省市广播电台联办节目25组，使外省听众对近几年来安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1994年7月17日，省委组织沿江调查，又在芜湖市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决定加快沿江地区经济开发开放。省电台组织精干记者深入采访，7月中旬连续播发了系列录音报道《滔滔皖江起大潮》（7篇）。报道气势恢宏，播出后受到听众好评。 《马鞍山日报》从1994年7月29日起刊发了“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系列报道，具体报道了马鞍山人民为发展钢城经济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皖江开发为钢城带来的喜人变化和美好前景。系列报道第1篇为《敞开东门迎大潮》，第2篇为《千船竞放出皖江》，第3篇为《万马奔腾兴钢城》、第4篇为《浦东大地钢城人》。 《合肥晚报》于1990年7月，省委常委在芜湖召开“开发开放皖江”的会议刚结束，就在一版转登了《人民日报》7月18日“开发皖江，呼应浦东——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正在采取的一大动作”的报道。1990年8月22日《合肥晚报》又在一版就省会合肥“怎样支持开发皖江，如何呼应浦东”问题，报道了市长“钟咏三邀请专家出谋划策”。为了打好“皖江开发开放”宣传这一仗，提高“一线两点”城市的知名度（一线为以芜湖为“龙头”的马鞍山、铜陵、安庆在内的皖江经济带；两点即皖江北南的合肥市、黄山市），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从1993年起加强了宣传力度，除利用全省的新闻媒体大力进行宣传报道外，中央新闻单位、兄弟省市新闻媒体，以及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新闻传媒也作了报道。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对安徽的各类报道、节目约4000多篇（件），图片1000余幅。参加报道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工人日报》、《科技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日报》、《经济参考》、《望周刊》、《中国开发报》、《文汇报》、《中国旅游报》、《市场报》、《解放日报》、《现代中国》、《华声报》、《中国水利报》、《人民邮电报》、《中国电力报》、《中国劳动报》、《中国纺织报》、《中国化工报》、《金融时报》、《中国煤炭报》、《中国教育报》、《中国市容报》、《公共关系报》、《房地产报》、《华商日报》、《港澳信息报》、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天天日报》、《澳门日报》、《港人报》、澳门《华侨日报》、台湾《世界论坛报》、日本《朝日新闻》、美国《侨报》等近50家。其中不少稿件就是反映皖江开发开放的。如沈祖润写的通讯《一线两点看兴皖》；汪延、王正忠写的消息《安徽将投资五百多亿大举开发长江》；邓树林写的通讯，《芜湖：安徽对外开放的窗口》；王绰中、周野写的《马鞍山跻身大陆九大钢铁基地之一》；惠娟等写的《中国古铜都——铜陵焕发青春》；管学富等写的消息《黄山大步走向世界》；姚慧写的《安庆期盼扩大开放》；吴佳、孙雁彬写的《再造新合肥》；顾立军写的述评《呼应浦东，乘势而上》；洪波等写的《崛起的皖江经济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