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报业的经费来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渠道，性质不同报纸的办报经费来源也不一样。 一、清朝和民国的报刊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官办报纸多是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当局拨款。如《安徽官报》是由清政府出资，《皖报》由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出资。县报如《涡阳日报》由国民党涡阳县党部拨款。《宿松日报》由国民党宿松县党部出资，《民生导报》由国民党绩溪县党部拨款等。但国民党对报刊的开办费、补助费视情况而定，且往往不能全部落实。民国28年（1939年）6月安徽省政府就提出以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席廖磊的名义，拨给《大别山日报》开办费4026元，每月补助2000元。但从后来的一些档案材料看，开办费和补助费均未全部落实。又如安庆《皖报》，开始的经费一部分靠报业收入，另外由省党部事业费项下开支。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皖报》的经费完全列入了省库预算，民国35年后，省政府不列报社经费，但列有一笔季度补助费。民国28年（1939年）10月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刘真如在“关于订定党报补助办法”的训令里称：“本会为扶助各县党报发展，推广战地发行，特制定补助各县推广发行党报办法，令仰各区县切实遵办。”“办法”共5条，其中一条规定补助金额分四等：（甲）每月40元；（乙）每月30元；（丙）每月20元；（丁）每月10元。但另有一条却规定：如有违反党义、政纲、政策之言论者，不按期将原报呈送本会审核，不接受本会宣传上之指导者等情况，其补助费即予以取消。由于上述情况，当时各家报纸经费除补贴外，还各显神通，自行筹集部分资金。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阜阳话报》、《淮上日报》、《淮流》、《怒潮》、《淮上青年》等都是国民党驻阜阳督察专员查抄大汉奸倪道琅在阜阳的财产而创办的。一部分报刊经费困难，便直接四处募捐或由党政军大小官员捐助。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张一寒，民国33年筹办《中国日报》，求助于国民党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和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的经济支持，才得以办成。国民党七区专署视察主任吴克进创办的《大道报》，实为七区专署机关报，因政府未能拔款，而以权牟取屯溪商界出资协办。 二、民办报刊 解放前大多数民办报纸无固定经济来源，一些报刊自筹资金，自费办刊。如芜湖《鸠江日报》、《芜湖学生会月刊》等是自筹资金；全椒的《改良浅语》由杨海如出资创办；《清流声》由滁县旅外学生自筹经费创办；《阜阳青年》是周传鼎、吕鼎才等4人每月从生活费中拿出10元大洋付印刷费。有的则靠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及报社印刷厂承印其它报刊以增加收入，维持办报。如民国26年的《大通日报》经济来源纯靠经营，向不接受任何机关或私人之津贴。还有一些报刊由一些商家赞助、团体集资而办。如屯溪的《徽州日报》，是在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和当地徽商入股和捐助下筹办的，创刊之始就办了个相当规模的印刷工场，又抓了报纸发行和广告经营，经济收入较为宽裕，自建有报馆大厦。 三、中共报刊 全国解放前，中共在安徽的地方党委和部队所办的报刊，由于工作人员实行的是供给制，一般没有人员经费开支。办报的纸张、印刷设备及印刷器材都是由有关党组织和部队想方设法筹集的。 建国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占主导时期，安徽省的报纸，特别是党报，经费基本上是由国家财政拨付。以后根据中共中央“以厂养报，自给自足”的精神，逐步实行经营企业化。《皖北日报》、《皖南日报》以及这两家报纸合刊后的《安徽日报》，从创刊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社所需经费不断增加，自收部分也逐渐增多，省（区）财政补助相应减少。据《皖南日报》1950年上半年统计，从1950年4月开始执行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精神，逐步实行经营企业化的方针，区党委对报纸实行定额补助，由行署每月补助出版事业费20％。4、5、6三个月报社收入均超过了计划。此后，随着报纸发行范围的扩大，发行量增加，必须增添印刷设备及与之相应的工作人员和职工住房等，省财政给予的补贴也不断加大。这个时期，安徽日报社所需经费、纸张、印刷设备、印刷器材及其他生产基建材料，先后分别由省委办公厅、省财政厅、省文化局、物资局等有关部门根据计划直接调拨配给。而同一时期的地、市、县委机关报的创刊复刊经费也是靠地方财政拨款，日常经费几乎全是“以厂养报”。“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将报刊登广告视为“资本主义经营”、“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几乎没有广告收入，办报日常经费仅有报纸发行收入，经费入不敷出，此时期办报经费基本上是靠吃“皇粮”过日子。如蚌埠日报，“文化大革命”期间，蚌埠市政府除了每年给蚌埠日报编辑部办报经费15万元外，还要按实际发行量补给报社差额部分（当时的党报成本实际高于售价）。每年实际补助35万元左右，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徽州报》在“文化大革命”前日常经费能够自给，可“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度由地方财政全额拨款。《滁州报》从1964年创刊之日起，地委决定以厂养报，对滁州报社印刷厂进行精减下放，使全厂当年产值达36万元，1965年报社当年利润及养报费达10万元，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社印刷厂每年利润都远远低于10万元，使报纸经费困难。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国家把报纸作为特殊商品，将报业推向市场，逐步取消经费补贴，直至国家不仅不给补贴，还要照章纳税，使报纸逐步走向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道路。如《安徽日报》截至1993年的这一段时间，除1987、1988年因新闻纸价格上调而报价未变造成报纸发行亏损，由省财政补贴200万元的纸张经费外，其办报经费基本由报社自力更生来解决，其间报社还自筹资金更新了部分印刷设备，新建了几幢职工宿舍楼，从1987年起共自筹资金1500万元分批更新了印刷设备。1992年，该报社经济收入全年达850万元，1993年猛增至1620万元，1994年已达2299万元。当年根据党中央有关规定，报社又享受国家对所得税、增值税当年上交下年返还的优惠政策，安徽日报社的经济收入增加，当年收支平稳，略有盈余。《合肥晚报》自1974年以来，报社一直实行自收自支。市财政不再拨款。1985年改善印刷条件，经费上实行以厂养报；加上广告、发行收入，经费自给有余。其他地市报纸，复刊初期大多依靠以厂养报，财政实行差额补贴。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家报刊开拓广告业务，扩大多种经营。逐步实行企业化管理，到90年代初，除少数报社仍需财政补助外，大多做到了自给有余。有的经营搞得好的还依靠自己的积累更新印刷设备，改善了工作条件和职工生活条件。如《芜湖日报》自1979年复刊后直至1985年前依旧维持着报社办报，不管经费，不计成本的格局，结果1980年至1985年6年里，在报社总支出中，财政拨款占71．86％，报纸销售收入占21．42％，广告收入只占6．72％。1986～1988年，财政拨款占43．13％，广告收入占40．01％，1992年全年总收入达132．8万元，其中广告就占了122．8万元。此时报社不仅不靠财政拔款，还由报社出资7万元，印刷厂自筹7万元，更新了印刷设备。到1994年，报社又投资近60万元更新设备。《马鞍山日报》1980年收入仅4万元。1986年以后报社重视抓广告、搞自办发行，开展多种经营，经济收入一年上一个台阶，1992年纯收入达140万元，1993年收入突破220万，更新了设备，改善了报社的办公和住房条件。《滁州日报》1980年7月复刊时，报社印刷厂很简陋，年产值只有一百万元、利润6万元。后来通过抓管理、上等级、更新设备等一系列措施，到1993年产值已达2500多万元，利润达160多万，为办报提供了一定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