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

“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时期，正值开展“文化大革命”的10年。这时期，一方面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左倾思想的泛滥，“造反”浪潮的冲击，县内经济建设遭受到挫折和破坏，使一些能办得到、办得好的事没有办到、办好；一方面由于广大干群在不同的岗位，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制和斗争，使县内经济建设避免和减少了一些损失，某些事业在困难和挫折中仍有所前进，取得了一些成绩。
到“四五”计划末的197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265万元，比1965年增长63%，年均增长5%，低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业总产值6788万元，比1965年增长44%，年均增长3.7%，亦低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产品产量与1965年比，粮食产量达162415吨，增长45%；油料达1143吨，增长2.7倍；茶叶达69吨，增长1.46倍；蚕茧达22吨，增长3.4倍；年末存栏生猪达139341头，增长0.93倍；棉麻等低于或等于1965年的水平。
1975年工业产值1477万元，比1965年增长3.3倍，年均增长15.7%。主要工业品产量与1965年比，除食用植物油略有增长外，其他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发电量达1，87万度，增长10.8倍；机制砖达437万块，增长5.8倍；白酒达361.34吨，增长3倍……“五五”期间，新投产的内拖配件，1975年达2.5／5.51万件／万元；“四五”期间恢复生产的棉布，1975年达52.35万米；“四五”时期新增加的主要产品，1975年的产量为：电动机1218千瓦，轴承5.56万套，裸铝线124.84万吨，737型打稻机500台，油毡1.13万卷，耐火砖504吨，蛭石制品820立方米，炸药228万吨，机制卫生纸87吨，酚醛塑料105.8吨，氧化锌108吨。
1975年社会商品购进总额2261万元，比1965年增长1.07倍，年均增长7.5%；其中农副产品购进总额1868万元，比1965年增长0.84倍，年均增长6.3%。是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3223万元，比1965年增长1.2倍，年均增长8.27%；其中消费品零售额2744万元，比1965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7.7%。
1975年财政收入520万元，比1965年增长53.4%，年均增长4.37%。“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累计投资总额1140万元，年均114万元，比1963—1965年年均投资额增长16.3%。在累计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额占85.8%。这10年间，县农机二厂(后改名为轴承厂)、棉织厂、造纸厂、电机厂、电线厂、化工厂、砖瓦轮窑厂、木器厂和王河35千伏变电所等工业企业，先后建成投产；潜山变电所至王河35千伏高压线路架设成功；龙关至官庄、岭头至青楼公路建成通车。在农田水利方面，先后建成了红旗中型水库和夏冲、香山等小(一)型水库，水吼岭、戈元等小电站，同合圩机械排灌站、洋荡圩电力排灌站；完成了大规模的皖水治理工程和潜水治理的一期工程；整修了乌石堰灌区的水利设施。
“四五”计划末的1975年，县内经济结构基本状况是：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17.9%，农业产值占82.1%；在工业内部，重工业产值占25.9%，轻工业产值占74.1%；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各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依次为71.2%，2.1%，14.1%，12.2%，0.4%。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10年中就有8年遭受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雹和病虫害等灾害，其中重灾4年，特大灾害1年，受灾农田累计达89.15万亩，这对于县内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对于农业生产，无疑有着较大的影响。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明显的问题：一是由于左倾思想的支配，农业在大部分地区实行大队核算，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二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了多种经营，影响了农民致富；三是由于“吃大锅饭”的经营体制和政治运动的冲击，有些企业陷入亏损困境，10年中，农、林、水、工交、电信等企业亏损金额累计达186.35万元；四是由于追求高积累，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1975年，职工人均工资为502元，比1965年仅增长15.4%；农村社员人均收入为65.18元，比1971年<这年以前无数据)还下降10.8%，唯口粮有所增加，10年中，除1969年特大灾害年人均为202公斤外，其余多数年份人均都在258公斤以上，最高的1971年为288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