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党务工作及活动

一、北伐战争前后讨袁战役失败后，安徽国民党左派党员刘希平、卢仲农、沈子修、宋竹荪等在舆论界公开倡导继续开展反袁斗争。段瑞芝、朱蕴山、杨允中等在军队中秘密进行策动起义工作。
民国14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芜湖市党部会同芜湖市学生联合会召开芜湖各界“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由市党部负责人周范文主持大会并发言，号召学生停课上街游行，商店罢市，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工人、学生的罪行。
北伐军占领武汉并成立革命政府后，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即致电武汉政府保荐常藩侯为安徽宣慰使。常藩侯就职后，省党部秘书长周骏陪同他前往太湖策动广西马济部下陈雷一个团起义，后被北伐军编为33军教导团。与此同时，省党部常委朱蕴山、沈子修2人去霍山与沈子修兄弟沈子臣晤商，策划马祥斌部队独立，不料事机泄露，沈子臣等遇害。安徽军务督办陈调元在北洋军阀指使下，禁止国民党左派活动，搜查省教育会及安徽政法专科学校、安徽第一师范等校，省党部常委沈子修、周松圃等在上海声讨陈调元，常恒芳在太湖同时对陈进行讨伐。陈调元后来投靠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7军军长，派兵向芜湖商会勒索10万元，拘留芜湖商会会长及银行行长，激起公愤。
芜湖市党部发动各界召开驱陈市民大会，决议要求国民政府罢免陈调元的国民党中常委和安徽政务委员会主席职务。陈调元被迫放弃勒索的要求，并乘轮离开芜湖。
为了配合北伐军的军事行动，省党部还十分注意开展群众工作，在北伐军未到安徽以前，即着手进行工运的组织准备，并在安庆、芜湖等市县建立了工会组织。农运在各县党部的努力下，有些县成立了农协筹备机构，有的县成立了农民自卫队。
省党部对宣传工作也相当重视，当时在安徽省会安庆出版的《通俗教育报》，实际上是省党部的喉舌，该报大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和三大政策，唤起民众，打倒军阀。该报还办有小型刊物《寸铁》，主要是发表同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论战的文章。
二、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之初，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在刘真如任主任委员时期，一方面因受战争影响，一方面是CC系控制的党部与新桂系控制的政府有矛盾，省党部由安庆迁六安，再由六安迁立煌(今金寨)，不久又由临时省会立煌迁屯溪，最后再由屯溪迁回立煌。这段时间，一直忙于搬迁，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工作。直到民国29年1月李品仙兼主委以后，安徽局势比较稳定，同时由于党政军一元化，党务工作得到行政上配合，省党部工作才开始正常运转。
〔发展党员与建立基层组织〕
抗战前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机构人员变动频繁，领导不力，其基层组织不仅未能普遍建立，即使建立的也不健全。战后因战事影响，基层组织无形解体。民国27年办理党员总登记时，统计结果仅有7372人。嗣后利用全民抗战激情，普遍发展新党员，仅民国28年一年就发展8000多人。民国29年李品仙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后，曾下令各级公教人员必须入党，并运用行政力量，帮助国民党大发展，一方面在农村通过乡保政权发展，一方面在公教人员和各类高校甚至在小学高年级学生中，大批集体办理新党员入党手续，因而党员人数激增，至民国33年10月底止，全省党员已达18.5万余人，超过战前25倍，党员人数占全省人口二百分之一之多。同年底已有县党部62个，省直属区党部13人，县属区党部387个，区分部3822个，小组11649个。当时省会各机关大都成立了区分部，一般由机关首长担任区分部书记。
在发展过程中，省党部按国民党中央要求，从民国32年起，每年举行党员总考核一次，除沦陷区各县暂缓外，在省政府所在地立煌和皖南屯溪58个县区进行考核。截至民国33年2月底止，计有立煌等25个县及10个直属区党的7万多名党员中，考核出400多名最优最劣党员和区党分部委员，报国民党中央备查。
〔训练工作〕
民国28年3月，在立煌石峡口开办党务干部训练班，招考各地知识青年培训，由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兼任班主任，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兼教育长，每期训练3个月，计培训两期101人，结业后分在省党部及各县(区)党部工作。
民国29年1月，李品仙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后，呈准国民党中央，在立煌古碑冲举办了安徽党政军干部训练班，省党部从各县党务干部中选调81人，又招考知识青年410人，共培训491人。
民国29年1月至33年8月，在省干训团附设党务班7期。第一期从省党部职员及县党部书记长、人民团体负责人中选调60人，又从党员中选调63人，共计培训123人。第二期调各县人民团体负责人82人，招考知识青年30人，合计培训112人。第三期选调各县党务干部33人培训。第四期选调各县党务干部23人培训。第五期选调各县党务干部35人培训。第六期选调各县党务干部48人，招考知识青年33人，合计培训81人。第七期选调各县党务干部66人培训。
上述训练班，前两期各训练3个月，后几期都是2个月。
以上各期培训的人，加上在屯溪6、7、8区联训班附设的党务训练班培训的36人，截至民国33年8月底止，计培训党务干部及人民团体干部1071人。实施党务基层干部训练班，截至民国32年8月底止，各县就近在县训所培训，合计训练27232人。
实施新党员训练。民国30年至33年9月，按照党员知识水平、职业性质与居住地区，分高级组与初级组实施训练，沦陷区以秘密方式办理，合计训练新党员4万多人。
实施小组训练。由省党部编写讨论提纲，发给各地党员小组讨论。举办党员通讯训练。按照国民党中央编发的通讯要点，制订党员通讯办法，由各县党部指定党员10至30人负责通讯，每月至少通讯1次。
〔党团指导〕
省党部原设社会科，扩大组织后，将社会科改为党团指导科，隶属组训处。
民国27年日军侵扰大江南北后，全省原有民众团体被摧残破坏殆尽，以后又重新组建1259个民众团体。
建立党团组织。上述民众团体民国31年7月移交省政府接管，但省党部仍负有指导责任，随在六安等45个县的民众团体中建立491个党团组织。
加强党政联系。自李品仙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后，规定省及各县有党政联席会议和特别小组会议制度。
社会服务。自民国28年起，除在立煌设立省社会服务处外，要求各县筹设社会服务处所。服务项目有食堂、寄宿舍、邮政代办、书报阅览、娱乐室、民校、咨询、代笔和小额借贷等。民国32年元旦日军侵犯立煌时，附近县和立煌县的社会服务社被毁，其余县区社会服务处还继续开展服务活动。
〔宣传指导〕
建立联系机构。在省一级和各县均以党部为中心，联系军政、教育机关，建立抗日宣传委员会，城乡共建立50多个宣委会和124个宣传区队、452个宣传分队，深入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开展文化活动。组织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各县成立分会，组织各界文化人士从事各科文化活动。
开拓新闻专业。民国27年日军压境后，省党部由安庆撤至屯溪，各地报社和通讯社陷于工作停顿状态，由委员卓衡之在屯溪筹复《皖报》，又在立煌发行小型《皖报》。民国28年春，省党部迁至立煌，将立煌《皖报》分社改为总社，原屯溪《皖报》总社改为分社。民国29年以后形势好转，除来安、滁县、天长、五河、泗县、定远、嘉山、盱眙、当涂、铜陵、无为、繁昌、宣城、广德、凤阳、郎溪16县，因环境恶劣未创刊党报外，其他各县党报先后复刊，以后发展到63种，有的县还办了2种报纸。国民党中央每年拨7.2万元作为办报的鼓励。抗战胜利后，立煌《皖报》迁至合肥，继续出刊外又在芜湖新办《大江报》，在蚌埠新办《皖北日报》，在安庆新办《皖报》。
政令宣传。制订颁发《政令宣传实施办法》，规定以宪政运动、兵役、粮政、公共资产、国家总动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禁烟禁赌、新县制、户政、农田水利、储政、学生及公务员从军、国民义务劳动等16个项目，作为政令宣传中心。
推进戏剧运动，加强艺术宣传。民国28年冬，省党部曾组织“团结”剧团，29年又成立6个工作队，派赴各个党务督导区，进行戏剧宣传，帮助各县及中等以上学校组织戏剧歌咏队，民国31年底，各县共成立82个戏剧歌咏队、14个剧团。
此外，省党部曾按月编印《抗建画刊》，随同《皖报》发行。民国32年成立省美术协会。
恢复广播事业。抗战之初，安徽广播事业被日军摧残殆尽，民国29年电请中央配发收音器材，分发各县，省党部设立电讯社、自设电台，每日以15瓦特电波和各县播放宣传要点。
〔编审工作〕
编印书刊。民国31年创办《公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并编印宣传丛书《中英、中美平等新的认识》、《管制物价浅说》、《实践国民精神总动员》、《田赋征实》、《史观与唯物史观》等多种书刊。
书刊、戏剧、邮电审查与检查。民国29年秋成立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30年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后来业务划给省教育厅兼办，省党部仍审查民国流行的通俗书刊。
民国30年省又成立戏剧审查委员会，各县相应成立同类机构，计有岳西、庐江、巢县、宿县、颍上、太湖、广德、蒙城、舒城、六安、定远、涡阳、亳县、凤台等县成立了戏剧审查委员会。省党部曾奉令向各县转发国民党中央所颁取缔剧本一览表。同年，在军委会未设立邮检所之县份，由各县党部设立临时邮检所，计有涡阳、巢县、桐城、六安、庐江、无为、太湖、贵池、岳西、太和、潜山、和县、全椒、亳县14个县。民国32年起，省成立一个资料室，搜集与征集日伪资料，建立包括各县党部在内的资料采集网。
发展文化服务社。安徽接近前线，交通梗塞，各类书刊供应困难，为积极发展书刊供应工作，在立煌、屯溪、广德、宣城、旌德、宁国、祁门、太平、绩溪、贵池、黟县、歙县、泾县、太湖、蒙城、巢县、南陵、休宁、定远、舒城、六安、阜阳、合肥、凤台、潜山、涡阳、寿县、亳县、颍上、霍邱、宿县、临泉、太和、霍山、五河等县境内，设立文化服务支社37所，普及阅览室，灌输国民抗战意识。
〔人事管理〕
省党部建立初期，人事管理由组织科兼办。民国29年5月起，设立人事股，并在省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事考核委员会，负责考选各级党务工作人员。
民国31年11月，人事股裁撤，业务并入机要科。民国32年1月设立人事室，室内分设2个股，编制扩大，业务增多，举凡各级党务工作人员的任免、调迁、奖惩、考核、甄审，与伤亡救济等，均归人事室管理。
早期人事考核委员会常务委员为苏民，秘书先后由黎民兴、李荣康兼任；人事室主任先后由李荣康等担任。
〔会计工作〕
安徽省党部会计工作，自民国16年4月临时执监委员会成立以后，即指派干事一人担任。历年党务机构改组，会计人员随之变更，直至民国25年国民党中央举办会计人员训练，由中央直接指派会计员，变更亦受中央节制。抗战开始后，始准由省党部任用会计员，但仍需报中央备案。民国32年省党部扩充编制，省党部设立会计室，其主任仍由中央任用，受省党部首长指挥。其业务分审核、簿记两股，每股设主任干事1人，干事、助干3至5人。现金出纳与保管，受秘书处管辖，会计室不管现金。
党务活动经费来源有两种：县党部经费由地方政府拨给，每县每月多的1800元，少的数百元，民国29年起，增至12800元，先仍由地方拨给，后由国民党中央统筹统支。
由于经费增加，县党部工作人员由2人增至4人。
省党部经费，由省政府省库每月拨款13000余元，抗战后次第减为9100元，6300元。后因物价上涨，逐步增到19360元。民国32年后，县党部经费与省党部一样，直接由中央拨给。
党务工作人员个人薪给标准，民国18年起即有规定，省党部委员、书记长各月支180元，科长月支140元，干事月支70～110元，助干月支60～80元，录事月支40～60元。民国20年春，蒋介石亲自下令提高，经中央常会通过实施，省党部委员和书记长分6级，每级20元，从300起到400元止。科长(秘书)分5级，每级20元，自180元到260元止。总干事(后改为主任干事)分5级，每级10元，增至110～160元。助干分7级，每级10元，增至60～120元。录事分6级，每级10元，增至40～90元。县党部职员薪给，由省党部按照各县市党部的等级，参酌各县市政府人员薪俸定额。汇报中央核定，新增数额不超过各县经费25%。
后来各地物价上涨，又几次作更动，增发食米代金，视年龄大小，分6市斗、8市斗、1市石3个等级。
三、解放战争时期
〔立法、监察委员的选举〕
民国35年(1946年)11月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当局不顾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的反对，在南京召开了由8年前产生的国大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制定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去开了40天的会回来以后，根据国民党中央指示，宣布省党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按照宪法规定，筹办新的国大(行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上次立宪国大代表选举，经省党部提出或得到省党部支持的候选人，绝大多数都当选了，属于CC系的代表占全省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新桂系控制的省政府，与省党部有矛盾，而参议会和三青团不受省党部领导，都受省政府的支配。针对这种形势，国民党中央决定各省的选举工作，除成立省选举事务所办理事务工作外，另成立党、政、参、团联合小组，负责对选举的领导。因此，省党部领导不得不全力以赴，首先派出一部分委员分区视察了解各县县党部情况，摸清党政双方的力量。李仁甫视察皖北各县，王枞视察皖中各县，胡文郁视察皖南各县，夏赓英视察第八行政区池州各县及安庆一带。民国36年5月，省党部又先后在芜湖、安庆分片召开了各县党部书记长、调查室主任参加的党务检讨会，检查布置选举工作，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偕部分委员出席主持这两次会议，他在会上分析各县的斗争形势，估计选举前景，鼓励各县县党部书记长和调查室主任，要全力以赴，争取选举的胜利。不久刘真如病故，国民党中央派陈访先继任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访先到职后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筹办选举，但CC系敌不过当政的新桂系。安徽当选的“行宪国大”代表中，受省党部支持而当选的，仅有一个“农会代表”李仁甫(抗战前以“农会代表”身份当选的“制宪国大”代表是夏赓英)。受省党部支持当选为立法委员的有邵华、佘凌云、范春阳3人，实际上邵华和佘凌云是由国民党中央圈定当选的，范春阳已经落选，但因他是省党部书记长后来又被中央承认的。总计起来，国民党中央和省党部提名当选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一共只有5人。这次选举，当政的新桂系在参议会和三青团的支持下大获全胜。
〔办理党员总清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办理党员总清查。其口号是“重整革命阵容，完成建国使命”。采取的方法：一是淘汰信仰不笃、操守不坚及行为腐化的党员；二是奖励对党忠实、工作努力的党员；三是加强一般党员对党的组织关系。总清查期限：准备时间一个月，清查时间3个月，要求4个月办完。
省党部根据国民党中央指示精神，制订《安徽各县(市)区党员总清查实施办法》，规定以县(市)党部及直属区党部为主办总清查单位。总清查期限一律自民国35年10月20日开始，规定6周内办理完毕。省党部通知下达后，有的地方党部即按规定办理，例如直属屯溪区党部接到通知后，立即召开部分党员座谈会及全区书记会议。屯溪成立了党员总清查审核委员会，决定分为5个区调查党员言行及工作成绩，按照规定期限办理完毕，造册上报，并由省党部签署意见报国民党中央。也有一些地方如含山、歙县等县党部办理不力，受到省党部申斥处分。直属安徽学院区党部以及其他一些县党部根本未办。全省71个县(市)区党部办理党员总清查工作，直至民国36年4、5月份才告结束。总计参加清查登记的党员115252人，其中受奖励的4376人，受处分的1633人。全部清查名册，由省党部复核后呈报国民党中央核备。
〔推行“勘乱”政策〕
在3年内战期间，省党部积极推行国民党中央的“勘乱”政策，大力开展反共活动，其主要措施：一是加强省县“党政军特种会报”。所谓特种会报是密切党政军联系，专门研讨对付共产党的办法与涉及共产党有关案件审理的一种制度。这是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抗战胜利后有所松懈。国民党发动内战后，认为“勘乱时期”有必要加强特种会报制度。为此，民国35年7月18日，由刘真如主持的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57次会议上决定三点意见：1、省党部政军特种会报应即按照编制预算确定主任、秘书人选，恢复兼任秘书及各组组长。2、省党政军特种会报每月举行一次，并通告各区、县会报按期举行，研讨反共对策及重要案件之处理。3、增加特种会报办公事业费，由5万元增为50万元。这三点意见得到了省党政军特种会报同意。
此后，省党政军特种会报一般每月举行一次，参加人员除省政府、省党部全体委员外，还有省保安副司令、省军管区副司令及驻军负责人等。会议由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轮流主持。每次开会都是由会报秘书(省调查室主任兼任)把省调查室经办的反共案件中不能由调查室单独解决的，提请会报决定分交有关部门处理。到民国37年下半年，内战形势日益紧张，会报很难按时举行，这种特种会报制度就不再发生作用。
二是运用报刊大力进行反共宣传。省党部原来只办有一份报纸，即抗战前在安庆出版，抗战期间在立煌(今金寨)出版，抗战胜利后迁到合肥出版的《皖报》。民国34年利用接收日伪报馆和印刷器材的条件，分别在安庆、芜湖和蚌埠办报，从而一共拥有4份对开日报，即合肥《皖报》、安庆《皖报》、芜湖《大江报》和蚌埠《皖北日报》。这4份报纸都是由省党部委员任社长，并由省党部直接派人负责编辑、出版和发行，是省党部直接控制的舆论工具。内战开始后，这些报纸完全按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大力宣传蒋介石的“勘乱”政策，为进行所谓“剿匪”总动员制造舆论。
此外，省党部还将抗战期间办过的定期刊物《宣传通讯》，又重新恢复出刊，原为旬刊，后改为月刊。其内容主要是诋毁共产党及其军队，报道各地破坏共产党组织及防范共产党活动的情况，其目的是为各地提供反共宣传材料。民国37年下半年以后，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刊。
三是制订“剿匪”宣传计划实施办法。民国36年10月，随着内战形势的发展，为配合动员“勘乱”建国的需要，省党部依据中央宣传部颁发的《剿匪总动员宣传计划纲要》，制订了《安徽省剿匪宣传计划实施办法》，通令各县(市)党部遵照实施。宣传计划中提出10条基本口号，如“动员戡乱、保卫安徽”等等，要求各县(市)党部一致本此口号进行宣传，在通衢大道显要处刷制大字标语口号。实施办法还规定各县都要成立动员“戡乱”机构。实施办法下达后，虽然在一些县得到了贯彻执行，但有不少县执行不力。截至民国36年底止，已经成立“戡乱”动员委员会的，仅有13个县。民国37年又有一些县(市)陆续成立了“戡乱”动员机构，但为数有限，也有一些县(市)没有成立。
四是准备成立督导团配合军事行动。省党部不但对反共宣传不遗余力，同时还准备由委员们亲自出马，配合政府和军队肃清地方“匪患”，民国36年6月第76次省党部执委会上提出一项议案，计划将全省划为3个督导区，每个区成立一个督导团，督导各该地区县党务工作，配合军事行动，后因经费问题难以解决，此议未能实现。民国37年初，省调查室又提出一项计划，打算组织一个特种工作队到皖东配合“剿匪”，也因经费无着而告吹。
〔筹募党务基金〕
省党部根据国民党中央指示和要求，于民国35年7月成立了“安徽省财务委员会”，该会委员名单包括省党部、省政府全体委员以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推选李品仙为主任委员(李品仙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原财政厅长濮孟九为副主任委员。同年10月又制定了《筹募党务基金实施方案》，作为省及各县筹募基金的准备。从此，省党部就千方百计地拚命搞钱。搞钱的门路共有五条：
一是向国民党中央伸手。省党部及附属机关于抗战期间蒙受的损失，经调查列具清单，向中央汇报后要求转有关方面赔偿。但国民党中央置之不理，未得到任何赔偿。省党部又请求国民党中央转饬有关部门，将芜湖、蚌埠两地接收日伪的电影院拨给省党部经营，亦没有得到答复。
二是向省政府求援。通过省党政特别小组提请省政府将所接收的日伪芜湖铁工厂无偿转移或作价转让给省党部经营，但是由新桂系控制的省政府坚决不同意。
三是向党员索取。按照国民党中央颁发的《党费及党员月捐征收办法》规定，每个党员每月要缴纳党费200元，党员月捐则根据党员收入情况，分别征收党费的5倍到80倍，即每个党员每月要缴纳月捐1000到16000元。党费和党员月捐同时征收。党费拨给区党部、区分部使用，月捐拨给县(市)党部作经费，并由县(市)党部适当补助区党部、区分部。除了征收党费及党员月捐外，同时征收党员特别捐。国民党中央要的党员特别捐，期限特别紧急。省党部于民国35年10月颁发《党员特别捐实施纲要》和各县(市)配发劝募数额表以及收据式样。各县(市)党部接到通知后，立即进行劝募，截至民国36年11月1日，共收到各县(市)法币2.85亿元之多，全部转缴中央党部。
四是向社会上劝募。民国35年11月16日成立了以刘真如为大队长、范春阳为大队副的劝募大队，积极向社会各界人士劝募。民国36年3月2日，又成立了商业劝募中队，由工商界有影响的人士虞荫生为中队长，李家哀、郎克明、项允诚、潘慎五为副中队长，并限定2个月内募足2亿元。此外，省党部还要求全省党务工作人员及省级公务人员中的国民党员，捐献一日所得。
有些地方党部看见省党部向社会上募捐，他们也大张旗鼓地向社会上募捐。如怀宁县党部于民国37年11月27日在安庆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由安庆专区专员全无若和省党部委员夏赓英出面，“动员”到会的工商界领袖人物当场认捐。当着地方党政领导的面，这些工商界各业联合会理事长不得不硬着头皮代表各自行业“慷慨”认捐。这个变相摊派的办法，一次就捐足1.5万元。直属屯溪区党部于民国37年12月召集各区分部书记共50多人开会，推选各界人士52人组成劝募委员会，由屯溪区行政专员李盛宗为主任委员，区党部书记刘育之为副主任委员，成立5个小组，分头向各界人士劝募，计划劝募特捐1千万元，基金5千万元，基本上按计划募足了预定数额。
五是党报实行企业化。省党部决定所属各报社及文化服务社，一律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为此，拟定了企业化具体办法，成立了由刘真如为董事长，各报负责人(合肥《皖报》王枞、安庆《皖报》范春阳、芜湖《大江报》方宏孝、蚌埠《皖北日报》李仁甫等)为董事的董事会，要求各报社独立经营，自力更生，省党部不再拨付任何经费。
六是自办经济实体。为奠定安徽党务经费基础，省党部决定自己兴办经济实体，制定了《安徽省农林公司计划大纲》及招股简章，计划经营农林生产，农产品加工，运输，农林信托、服务等。拟定资金总额20亿元，分为20万股，每股1万元，广泛发动党员入股，要求每县至少认购1000股。截至民国36年3月30日，只收到部分县(市)认购2290股共2290万元。有了这2000多万股金之后，立即宣布成立“安徽省农林公司”，推举刘真如等15人为董事，李品仙等5人为监事，分别组成董事会和监事会。并经董事会聘请徐伯申为总经理。该公司成立后，仅凭2000万元资本难以开展业务，他们就通过关系从陈果夫兼任董事长的中国农民银行弄到一笔较大的贷款。公司用这笔贷款和已经到位的股金囤积了一批物资。由于当时通货膨胀，法币不断贬值，后来他们只出售一小部分物资，就还清了农行贷款本息，从而赚了一笔钱。刘真如死后，农林公司并入了省党部财务委员会。
除成立农林公司外，省党部于民国37年初在安庆成立了皖西生产消费合作社，由王枞担任理事长。其资金来源，一是集中皖西各县党务工作人员的股金，其中大部分是勒索被迫向国民党自首自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强迫他们拿钱入股；其次是向中央合作金库贷款。安庆解放后，这个皖西生产消费合作社被人民政府接收。
筹募党务基金的最后结果，实际上是一场闹剧。省党部决定从民国37年元月份起，各县(市)区党部经费一律停发，由自己设法筹措。因此，从民国35年10月颁布《筹募党务基金实施方案》到民国38年4月解放为止，各级党部一直千方百计在筹钱。有人利用募捐党务经费之机发了横财。
〔实行党团合并〕
民国36年(1947年)，蒋介石看见军事上处处失利，政治上腐败无能，经济上日益崩溃，加上国民党组织涣散，三青团另拉山头，党团摩擦日益严重，因此，国民党中央决定把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内。同年8月6日，国民党中央常会78次会议通过《各级党团统一组织实施办法》后，立即要求各省市党部及各省市支团部，在民国36年9月开始实行合并。
安徽省党部和省支团部合并后成立了安徽省党团统一委员会，领导有关党团合并事宜。经国民党中央常会85次会议决定：由党方的陈访先、范春阳、凌孝芬、吴迪、李仁甫，和团方的张宗良、谈成荫、李家荫组成安徽省党团统一委员会，陈访先任主委，张宗良任副主委，范春阳任书记长，谈成荫任副书记长，原省党部委员及原省支团部干事一律任执行委员。原省党部和省支团部工作人员，按其原任职务指派到有关单位工作。党团合并后的省党部机构，根据国民党中央第二次缩编规定，省党部编制只有20多人，经过党团双方领导反复商量，决定设立总务、组织、宣传3个组及文化、妇女、农工3个委员会。
安徽党团合并成立了新的省党部后，原省党部即按规定将党员名册、干部名册，连同印信、文卷、经费、财产及业务移交新的省党部接管。三青团省支团部亦于民国36年11月从安庆迁合肥在省党部内办公。按照《各级党团统一组织实施办法》规定，党团合并后，县(市)党部书记长、执行委员、秘书仍留原职。分团部书记改任副书记长，干事改任执行委员，秘书改任副秘书。怀宁等59个县(市)区党部党团统一委员会和书记长、副书记长名单，均经省党团统一委员会议通过后公布。当时安徽大多数县党部都未办理选举，所以未成立执监委员会；而县分团部一般都设有干事会，党团合并后，按规定县分团部干事应转为县党部执委。为此，省党部怕合并后团方委员占多数，党方吃亏，不得不急急忙忙地遴选了一些县党部委员，没有当上委员的又愤愤不平。
其实国民党各级组织一直为CC系所控制，而三青团则为复兴社所把持，两派在争权夺利上本存着尖锐矛盾，合并后仍然貌合神离，只不过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还是自成体系，各搞各的一套，连彼此的档案，也互不给查阅。各县(市)区党团机构在民国36年10月份虽合并了，但基层组织实际上并未合并。本来，按规定要求，党团合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办理全体党团员总登记，各县必须在办理党团员登记完毕后，由党团统一委员会根据党员分布情况，重新划分区党分部，选举产生新的区党分部委员会，然后才能恢复组织活动。也就是说，党团合并期间，党团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党员团员都要持党证团证到县区党部重新登记，必须在党证或团证上加盖“已参加总登记”印章，才能被承认为党员。凡不参加总登记的党团员，都作为自动“除籍”(即开除)论处。但因绝大多数党团员抱着要不要党证无所谓态度，同时由于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党团员们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因而不愿再来履行登记手续，甚至趁机自动脱党。以怀宁县党部为例，该县原有国民党员4600多人，三青团员2300多人，合计6900多人，县党团组织于36年12月20日合并后，即通知党团员履行登记手续，但到民国38年4月解放为止，仅有300多人登记，占全县党团员总数4.4%左右。由此可见，实行党团合并以后，各省、市、县国民党组织实际上已经有名无实了。
〔三次缩编和消亡〕
省党部原来的编制为150多人。委员均有薪水。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经费困难，不得不在一切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实行紧缩编制政策，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决定党务经费自筹后，安徽省党部曾在民国35年11月、36年11月和37年6月，按照国民党中央指示先后进行了三次缩编。
第一次精简人员50%，缩编后只有70多人。撤销处、科两级建制，只设组训、宣传、总务3个组及会计室，各委员会设专职秘书1人。除正副主委及正副书记长外，其余委员均改为无薪职。
民国36年11月奉命进行第二次缩编，由原来70多人减为20多人。
民国37年6月，又奉令第三次缩编，除专职委员外，人员编制仅7名。此时淮海战役开始，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前两次缩编裁减下来的人尚未找到生活出路，现在又来第三次缩编，陈访先感到十分头痛，实在无法应付。因此借口去南京监察院开会(他是监委)，就再不回来。范春阳早在第二次缩编时，就以立委身份常驻南京或安庆家里，将书记长让给了凌孝芬。第三次缩编下来，凌孝芬见势头不妙，也找关系调到南京中央合作金库去工作了。陈访先不得不把王枞拉出来当书记长，做他们的替罪羊。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日益逼近合肥，省政府仓皇迁往安庆，建设厅长兼省党部副主委张宗良也随省府到了安庆，但他早已不愿再过问省党部的事。此时省党部其他委员和工作人员多已逃散，王枞只好带领仅剩下来的几个人，随着“省会还治”，悻悻地回到安庆家里。他将合肥《皖报》的铜字锌版也运到安庆，埋在安庆东门小拐郭姓大屋的地下。省党部在安庆找不到办公房子，王枞只好把省党部的牌子挂在怀宁县党部门口。这时省党部一无人，二无钱，只是一块空招牌而已。
民国38年1月21日，合肥解放。当时在安庆的省党部委员还有范春阳和夏赓英2人，春节刚过，范春阳逃到广州后病死了，夏赓英到上海后交通受阻，最后潜留在大陆。王枞责任在身，不得不随同省政府行动，他怀揣省党部大印，跟着省政府的一批人3月23日逃到屯溪不足1个月，解放军就胜利渡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安徽省党部终于消亡。王枞把省党部大印带到台湾上交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受到重用，后来客死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