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工人抗日斗争

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消息传来，安徽工人极大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号召下，以各种形式，迅速投入抗日斗争，为驱逐侵略者，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芜湖、蚌埠、合肥、定远、太和等地纷纷举行抗日救亡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侵犯中国的罪行。芜湖百货业店员在9月23日召开的抗日救国大会上通过5项决议：1、大量印发抗日宣言、传单，报道“九·一八”事变真相；2、组织宣传队、演讲队，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并进行游行示威；3、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不卖日货；4、节省开支，支援对日作战；5、联合商、学各界人民共同抗日。同时，芜湖工人还与学生、商人联合成立了“芜湖各界慰劳黑军”(指黑龙江省的抗日军队——编者注)劝募委员会，共募捐1338元，全部汇寄给东北抗日军队。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芜湖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又成立了“芜湖各界慰劳十九路军募捐委员会”，在民国21年2月初的几天之内，即募得1400元，汇给上海抗日军民1000元，余款购买指南针、风镜等军需品，寄给上海十九路军作抗日之用。民国20年10月12日，芜湖工人、学生、商人共同组成了“各界抗日救国义勇军”，每日练操习武，准备直接对日作战。蚌埠各业工人及各界人民1万多人，于民国20年9月27日在烈士公园联合召开各界抗日救国大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工人和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对日经济绝交，实行武装抗日。合肥各业工人、学生及市民万余人，于10月5日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给国民政府及全国各地的通电，会后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并张贴标语，高呼抗日口号。游行时，工人和学生还牵着破坏抵制日货的奸商。
此外，宣城、铜陵、贵池、繁昌、六安、阜阳、滁县、巢县等地广大工人，在“九·一八”事迹后，也都纷纷举行抗日救亡的集会和游行，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
〔根据地工人抗日斗争〕
自民国26年11月日军开始侵占安徽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采取坚决抗战的方针，深入敌后，同日军进行英勇的斗争，解放了大片国土，先后开创了淮北(其范围在安徽境内有萧县、宿县、五河、涡阳、蒙城、濉溪等县)、淮南(包括凤台、寿县、全椒、滁县、嘉山、天长、来安及蚌埠、淮南、合肥城郊)和皖江(又称皖中，包括和县、巢县、含山、庐江、芜湖、宣城、繁昌、铜陵、贵池、怀宁、宿松、望江、东流等地)三大片抗日民主根据地。
组织起来，共同对敌：根据地工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和宣传发动下，很快组织起来，与其他各阶层人民一道，团结抗日。先后成立了皖中工人抗敌协会、淮北苏皖边区工人抗日救国总会和津浦路东8县总工会(8县即盱眙、嘉山、来安、六合、天长、高邮、东南、甘泉)，并自下而上建立了工会组织体系。到民国31年(1942年)夏，淮北苏皖边区的39个区，工救会员有19265人，比民国30年多3倍。皖中根据地工抗会会员发展更多，到民国34年2月已达5万多人。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向工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宣传多采取文艺演出或办夜校的形式，既宣传了抗日救国，又帮助工人学习文化，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淮北苏皖边区，从民国30年秋开始，创办了淮北工厂，下属纺织、织布、化学、被服、造纸、纺织机器制造6部，工人们生产的产品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部分需要，同时在培养干部、工人，提高生产技术，积累生产管理经验，吸收敌占区失业工人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民国31年秋，皖中工人抗敌协会成立后，积极发动会员，搞好根据地建设。会员们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挥各自专长，兴办作坊和工厂，生产铁木农具，并走乡串村摆摊设点，方便农民购买，满足农业生产需要。还派人到根据地中心区学习制造火药、地雷、石雷、手榴弹和武器等技术，既解决了对敌斗争之必需，又为根据地创办兵工厂奠定了基础。《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中国的保尔——兵工英雄吴运铎，就是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的工人。他和工友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生产了一批又一批新步枪。在一次挖取雷汞时，雷管爆炸，他左手4个指头被炸掉，左膝盖被炸裂，左眼被炸瞎。经治疗出院后，他带着伤残，又同工人一起设计和制造了33台生产子弹的机床，年产子弹60万发。后来，他又和工人们造出了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装备了部队。在吴运铎忘我精神的鼓舞下，工人生产热情高涨，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配合新四军武装抗日：民国30年春，天长县铜城镇工人在成立抗日协会的同时，成立了武装自卫队，有54名队员、54条枪，其任务是保卫抗日民主政权，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民国32年初(农历民国31年除夕)，侵占巢县县城的日伪军，突然包围皖江抗日根据地所属大岭(银屏乡)，根据地湖东兵工厂工人配合新四军战士，在入山道口埋地雷、石雷、插竹签、挖陷坑，又将十几门土炮炮筒内装上手榴弹、铁屑、火药轰击敌人，再加上根据地民兵从敌部队两侧及后边袭击，迫使部队溃退。根据地军民以对敌斗争的胜利欢度了春节。
〔国民党统治区工人抗日斗争〕
民国26年11月起，日军侵入安徽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河山沦陷。国民党在安徽的统治区只剩下皖西、皖南山区和皖西北地区，以及日军未能占领的一些农村。这些地区交通闭塞，工业在战前几乎是一片空白。抗日斗争全面展开以后，陆续兴办了176家工厂，工人队伍扩大，成为发展国统区工人抗日斗争的基本条件。
民国27年4月5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接受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董必武、叶剑英通过社会进步人士朱蕴山提出的建议：迅速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集中全省人力物力，实行全民抗战。在六安成立了“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省动委会名义上是国民党桂系建立的，但在抗战初期，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人士在起作用。中共安徽省工委和以后的鄂豫皖区党委都先后派了一大批党的干部到各级动委会和工作团里去工作。接着，省动委会在六安北大营举办了训练班，培训抗日救亡宣传人员，成立各种工作团，分赴各地开展抗日活动。至民国27年底，皖西地区的舒城、霍山、六安、寿县、立煌、霍邱各县都成立了“动委会”，下设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其中仅六安县就成立了两个工人抗日协会(以下简称“工抗会”)，250多名工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从民国27年到民国28年，安庆、铜陵、繁昌、南陵、泾县、庐江、巢县、广德等地，都陆续成立了工人抗日组织，其中铜陵、繁昌、南陵、泾县参加工抗会的工人有2500多人。繁昌县中分村在新四军第三支队的指导下成立工抗会后，积极开展了以下活动：1、发动会员向群众宣传“驱逐倭寇，还我河山”、“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守土抗日，人人有责”等；2、教群众学唱“游击队之歌”、“军民合作歌”、“洗衣曲”等，演出《芦沟桥事变》、《小放牛》、《送郎上前线》等抗日救亡节目；3、组织手工业工人为部队缝制被服、理发、修补、添置军用器械和办公桌椅。民国27年3月15日，鲁南台儿庄战役开始，烈山煤矿工人与中兴、贾汪煤矿和津浦、陇海等铁路工人一道，组织了破坏队、爆炸队，深入敌后和侧翼，炸坏台潍公路，破坏陇海铁路，阻止了敌人的增援和给养补充。同年6月，枞阳、汤沟一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兵队”，进行抗日。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民国28年以后，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民众抗日运动的高压破坏。民国29年1月，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兼动委会主任时，国民党已掀起了反共高潮。2月，省政府强迫改组省动委会，动委会变成了国民党的御用工具。民国3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一步加剧，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各地工人抗日协会等团体被迫解散，国统区的工人运动遭到了严重摧残。
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国统区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声讨汉奸和亲日派的爱国斗争，并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开展一些斗争。民国28年冬到民国31年冬，界首工人为反击国民党驻军无端毒打工人，分割围打了10多个国民党军人，还痛打了国民党军督察处少校副官和汽车站雷站长。民国30年10月，中共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在廉坑秘密发展了煤炭工人尹慕春、姜其国、陈国顺、陈金山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成支部，至民国31年4月，又以廉坑煤炭工人为主体，建立了一支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建立不久，即在茂林山区歼灭了国民党第八十八师的4个下乡抓丁的士兵，缴获步枪4支，解救了被抓的壮丁20多人。随后，这支人民武装力量，活跃在茂林以南山区，打击地方土顽势力，镇压了反动地主吕佩卿，吓跑了大地主张保列。后来，连当地国民党乡保政权也被游击队控制。当年年底，这支游击队发展到34人，有30条枪，建立了两个乡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一块游击根据地。
〔沦陷区的工人斗争〕
民国26年11月5日，日军进犯安徽，攻陷郎溪。到民国27年底，安徽有40多个县市先后被日军占领，并相继建立傀儡政权，对占领区工人实行极端野蛮的法西斯统治，用皮鞭和刺刀强制工人劳动，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奴役和剥削，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日本侵略者折磨致死。民国28年，日军在淮南大通修建秘密水牢两座，用以残害矿工。水牢建成后，日军为了封锁消息，将从蚌埠抓骗来修建水牢的18名瓦工暗中杀害。民国31年秋，日军占领下的铜官山矿发生一场瘟疫，死亡矿工100多人，有的矿工全家丧生，日军怕被传染，竟将一些生病的矿工活活烧死。从民国31年6月到民国32年4月，淮南大通煤矿万人坑掩埋了被日军折磨致死的工人达1.3万多人。民国32年，日军监工强迫淮南大通煤矿工人到被封堵的瓦斯区挖煤，因两名监工吸烟引起瓦斯爆炸，当场死亡矿工40名，日军监工藤永得太郎也被炸死，日军逼着矿工去背其尸，又先后被瓦斯熏死30多人。同年，日军将蚌埠300多名搬运工人押往浙江金华做苦工，不到一年，生还者仅存30多人。在日军侵占淮北孤山煤矿期间，矿上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生病得不到治疗，工人生命毫无保障，一年春天矿上发生传染病，3个月就死去工人近百人，工人们悲愤地编了一首歌谣：“听说下煤窑，浑身发毛，少吃无穿，性命难保”。
面对日军在沦陷区的野蛮殖民统治，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中共皖南特委、铜陵敌前工委、苏皖区党委、上海地下党工委等党组织和新四军四师敌工部先后派出干部进入马鞍山、芜湖、铜陵、蚌埠、淮南等城市和矿区，在工人中秘密开展活动，组织工人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斗争。
罢工：民国29年春，淮南大通煤矿2号井20多名刨眼工人，因不堪日本监工头子岛村的虐待举行罢工，迫使日本矿长将岛村撤掉。民国32年6月，侵占马鞍山日军无端殴打中国火车司机，中共矿山党支部组织矿工开展以“改善生活待遇，按期发放工资，废止人身侮辱”为主要内容的罢工斗争，结果日伪当局给工人增发了20%的工资和大米。民国30年10月，芜湖日华精粮厂上夜班的全体工人来厂上班，出于民族自尊心未向日本门卫敬礼，代班工人王继银被日兵用刺刀戳伤，激起工人们愤怒，立即罢工，提出：1、工人进出厂门不敬礼；2、不准搜工人口袋；3、不准随便打人。厂长高桥带着日军到宿舍抓人，可是工人早已跑走。高桥无奈，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才复工。
破坏交通：民国29年6月，被中共党组织派到马鞍山潘家村火车站日军警备队做工的赵丙南，利用夜里值班、日军熟睡的机会，将两辆对开的列车，有意引入同一轨道相撞，致使七号车被撞翻。同年10月，马鞍山修路民工张振亚与赵丙南一起，在大横山脚下用雷管炸药炸毁日军3004号列车。民国30年8月，向山硫铁矿工人祁明贵在新四军的组织领导下，和几十个民工在一个夜晚，挖掉铁路300多米，造成铁路运输一度中断。民国32年10月7日，宣城县汽车司机胡阿毛等被迫驾驶两辆装满日军的汽车，由九里山向县城行进途中，突然开车向河里冲去，将车上敌人全部淹死，胡阿毛等也以身殉国，表现了中国工人打击侵略者、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毁坏厂房设备：民国31年3月，日本商人花村、清水美一在安庆西门外大巷成立“五洲公司”，残暴奴役虐待中国工人。为抗议日本老板的剥削与迫害，5月30日，工人举行罢工，日方老板虽然答应了工人增加工资、改善伙食等条件，但对工人的奴役和控制日益加剧。为反对日本老板的压榨，8月19日，当公司机器安装完毕，准备试车时，工人放火烧毁“五州公司”厂房5间，机器10余台。在火烧“五洲公司”的影响下，又相继发生了安庆人民群众火烧“中日金融组合”、日军农场仓库，在金家闸日军军火库、吴越街日军“领事馆”门前投弹等抗日行动，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
搜集敌伪情报，购买军用物资，支援新四军抗日：民国29年8月，中共党员朱某和沈计龙、沈计凤、胡太祥在濉溪镇分别组织了酒业、建筑、搬运等行业的秘密工会，搜集敌伪情报，购买药品和枪支，供给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民国30年12月，芜湖码头工人王秀清、老张等9名工人与赵朋成(中共地下工作者)联系后，打开港口仓库，抬出6大捆布匹，送给新四军。向山硫铁矿矿工，为支援新四军抗日，于民国33年5月和民国34年春，从矿上仓库先后取出雷管50支、电话机18部和铁锅7口，后被敌人发现追查，虽有几名工人遭嫌疑被捕严刑拷打，但无一人泄密，使敌人束手无策。
〔工人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安徽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纷纷成立工人抗日游击队、自卫队等抗日武装，配合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根据地，直接参加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烈山矿工抗日游击大队：烈山煤矿矿工抗日游击大队，是最早组织起来、规模较大的一支工人抗日武装。民国26年底，中共党员张云榭，奉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成员郭子化、郭影秋之命，以第五战区战时职工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兼烈山煤矿特派员的身份前往烈山，在中共宿县县委的领导、支持下，组织起青年矿工救亡团和矿工护矿队。在这个基础上，民国27年5月，当日军侵占徐州，接着，烈山附近的永城、宿县等地相继沦陷。这时，又在中共党员李时桩、李秉枢的组织领导下，缴了国民党驻矿部队和矿警队的100多支枪，组成了有二三百人的烈山矿工抗日游击大队。
这年麦收季节，日军侵占了烈山。张云榭带领部分游击队员暂时避开敌人。不久，日军又走开，伪联保主任吴久皋带人抢占了烈山煤矿，矿工游击大队闻讯后，立即赶到烈山，将吴久皋打跑，并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武装，还在矿务局办公室后面的地洞里，挖出了四五十支崭新的驳壳枪，除了给排以上干部每人配备1支外，还支援了其他抗日游击队二三十支。从此，烈山矿工游击大队声威大振，不几天就有数百名工人报名参军，使矿工游击大队迅速发展壮大。
矿工游击大队接管烈山煤矿不久，发现伪安徽省省长倪道烺给烈山矿主任陆×、总管邹×的来信，要陆、邹等人组织武装，维护矿山，迎接日军开发。矿工游击大队当即逮捕并处决了这两个汉奸。
民国27年秋，在日、伪、顽的三面夹击下，矿工游击大队被迫转移到睢宁县境内，中共睢宁县委安排矿工游击大队休整，这时已有五六百人。在休整期间，按照中共邳(县)、睢(宁)、铜(山)特委指示，并与第五战区游击总司令李明扬接触，将矿工游击大队改为第五战区第六游击支队，但注意保持矿工武装的独立性，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利于解决矿工武装的供给和发展。
部队改名后，即按特委意见，开赴特委驻地——邳县的古邳城一带，协助特委清剿收编当地土匪，安定了地方秩序。当日军威胁武汉时，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矿工武装参加了佯攻徐州的战斗，成功地偷袭和拔除了徐州左翼的宿羊山据点。随后，进驻邳县城，与邳县青救团一起，粉碎了徐州之敌妄图占据邳城、与国民党顽固派县长王化云共同反共的阴谋，从而稳定了邳县的抗日局面。以后，上级决定将这支工人武装编入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民国29年清明节前后，陇海南进支队归属陇海纵队。不久，又编入新四军四师九旅。
烈山矿工游击大队在抗日战场上，表现了工人阶级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少矿工为了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由矿工大队编为南进支队的二营营长滕景荣，原系烈山煤矿的运输工人，民国28年在邳县反顽战斗中，身先士卒，率部攻击，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夺去了生命。在队部警卫班有位班长小侯，年仅十五六岁，其父是老矿工，被资本家逼迫惨死在井下，母亲历尽艰辛，把他抚养成人，抗战开始后参军。民国28年组织上派他带领十几名妇女干部由岸堤南下，途经台潍公路时，被巡逻日军发觉。为使大家安全脱险，他迅速指挥女同志们转移，只身把日军引进山沟里与之周旋，结果弹尽援绝，壮烈牺牲。还有康彭、江楚，当时也很年青，都在抗日战场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山西游击连：继烈山矿工抗日游击大队成立以后，另一支工人抗日武装——山西游击连(注：山西地区在横山以西，包括今马鞍山濮矿一带和江苏省江宁县部分地区)，也从民国32年起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这年初，中共横山县委书记纪涛按照苏皖区党委关于“从速伸进矿山”的指示，在新四军四十六团副团长刘一鸿的帮助下，与地下党员夏希平一道，以行医、教书的公开身份，经常活动在马鞍山南山、凹山、向山一带，在矿区周围的工人、农民中秘密进行抗日宣传。不久，认识曾在矿山做工的进步群众钟怀富。在纪涛、夏希平的帮助教育下，钟怀富进步很快。民国32年4月，由夏希平、钟玉蟾介绍钟怀富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又分别发展了矿工刘克功、黄必发等人入党。同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晚，纪涛召集钟怀富、黄必发、刘克功等开会，宣布建立矿山、农村两个党支部，钟怀富任矿山党支部书记。7月，中共山西工委成立，同时成立山西办事处，刘杰枝兼任办事处主任，黄坡任副主任。山西工委建立后，对发展抗日武装极为重视，经过在矿工和周围农村基本群众中，广泛开展工农参军参战的宣传教育，到民国32年底，就有20多名矿工参加了游击队，由黄坡负责训练，成为山西游击连的基础。
游击队建立后，刘杰枝等通过抗日宣传，从群众中筹集到长短枪10多支，又通过帮会关系等途径，从伪军、伪保长那里搞到短枪4支、子弹10多排。在筹集枪支的同时，加强对游击队作战技术训练，并进行抗日方针政策、联系群众、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和纪律等方面的教育，在教育和战斗中发展党员，提高游击队员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使这支队伍在对敌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到民国33年3月，就发展成为拥有80多人的山西游击连。国民党当涂二区区长吕孟宽，经常下乡威胁群众交抗日救国公粮，勾结民族败类陈长胜，以开砻坊、糟坊为幌子，运送粮食资敌，并且暗派奸细混入地方抗日游击武装，阴谋唆使战士叛变逃跑。中共横山县委决定予以打击。民国33年3月，由刘杰枝率领山西游击连来到吕孟宽住处，将吕抓到，在濮圹附近的盆山召开公审大会，就地枪决了吕孟宽。霍里反动头子、地主周东麟和杜正春受伪当涂县长张四郎的指使，组织伪警备队，依附日军，破坏减租、减息，煽动群众抗交公粮。民国33年5月，中共横山县委派童超、刘杰枝率领游击连，在一个夜晚，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周东麟的住宅和伪霍里警备队，将睡梦正酣的杜正春及警备队全部抓获，还缴获长短枪10多支。以后，这支工人抗日武装，在抗日斗争、解放战争的长期斗争中，都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通矿工参加新四军：民国31年冬，新四军二师路西独立团团长兼政委杨效椿，派营教导员尹芳轩来到当时被日军侵占的淮南大通煤矿，任务是暗中鼓动组织矿工参加新四军抗日。尹初到矿上，在矿南门外小街上，租民房一间，开了个私人小诊所，以行医治病做掩护，深入矿工中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新四军的政策，逐渐团结了矿工中的一大批骨干，他们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到民国32年夏初，已经联系了100多人。尹芳轩在矿上的活动，被敌人察觉，准备5月底一天的晚上，对尹采取行动。鉴于这一情况，经请示上级同意，尹芳轩加紧筹划，抢在敌人动手之前把工人拉出去。
5月底的一天晚上，一部分有行动自由的矿工按照约定的地点，一个一个的避开日军的岗哨，到舜耕山坡上汇合；另在矿里的一部分矿工于午夜12点钟，全部在大病房集合。大病房住的都是苦难多病的矿工，也准备跟着尹芳轩参加新四军。这样，由尹芳轩带队，借着夜色的掩护，矿工们悄悄地向矿南门走去。当走到南门岗哨时，日军一声口令，尹芳轩边回答边掏出良民证，乘日军查看良民证的机会，两名事前作好准备的矿工，突然窜上去，一个用绳子勒住日军的喉咙，一个用麻袋往日军头上一套，背起来就跑。这时，其余矿工迅速冲出南门。待日军发觉，打开探照灯，鸣枪追击的时候，矿工们已全部上了山。路西独立团为欢迎这100多名冲出牢宠、参加抗日的矿工，特意准备了猪羊，宴请大家，鼓励矿工参军抗日，英勇杀敌。
寿县二区稽查队长王毅清。在日军侵占淮南后，当了汉奸，任伪宪兵大队长，对群众敲诈勒索，奸淫枪杀，逮到了矿工，不是枪杀，就是活埋，多少矿工和群众惨遭杀害。他又在离淮南舜耕山20多里的杨公庙修工事、造碉堡、建据点，妄图切断新四军与矿工的联系，为日军统治压榨矿工、掠夺淮南矿区煤炭资源效力。民国32年7月，路西独立团决定捣毁杨公庙据点，活捉王毅清。当攻打杨公庙的战斗一开始，参军的矿工王德建等，就和老战士组成突击班，搭人梯、爬围墙，点着墙内的草房。顿时，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烧得敌人抱头鼠窜，狼狈逃命。新四军趁势冲入墙内，一阵猛打，全歼了敌人，活捉了王毅清。
民国33年夏的一天，侵占大通煤矿的日军派汉奸花纪堂带着伪军到曹庙抢粮，路西独立团接到大通矿工送来的情报后，立即决定消灭抢粮的伪军，于是作了周密部署。这样，敌人一出动，就陷入新四军伏击圈，经过了一阵激战，打死打伤敌人10多名，俘虏9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9支。
抗日战争时期，在铜陵、天长等地，也都有工人参军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