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镇压革命党

一、镇压革命党概况
自民国16年（1927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始终把打击的主要矛头对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进步革命团体。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结成“四位一体”的反革命势力，以维持治安为名，制定种种限制人民革命活动的“法规”，制造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众，这便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进行所谓强化社会治安的显著特征。
“4·12”大屠杀后，白色恐怖笼罩安徽。安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通缉追捕，国民党左派党部亦均被解散。蒋介石令王天培的军队集结安庆，助纣为虐。4月15日，唐强淇与王天培的便衣队200余入携带刀枪棍棒，捣毁共产党领导的安庆绸布业店员工会。同日，蒋介石召见芜湖公安局长高东澄，在芜湖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众（详见4·18芜湖大屠杀）。16日，蒋介石在安庆开始清党，再次捣毁省总工会、省农协等机关，中共安庆地方组织亦遭严重破坏。共青团员陶唐、何世玲、刘衍奇、中共党员余鉴民、范关山等被捕。18日，蒋介石电令王天培及安庆市公安局长曾唯，逮捕舒传贤、周振非、谢硕、王少渔、沈子修、周范文、薛要汉、许兴吾、章汉章9人，通缉百余人。20日，军队与警察配合行动，将沈子修家宅、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省党部秘书处、市党部秘书处和省总工会常委舒传贤、执行委员涂弥高等人的住宅抄毁。在此后月余时间内，国民党左派巢县党部负责人方诚、宿松县党部负责人徐文藻、钟国汉、吴宝田，太湖县党部负责人戴天、潜山县党部负责人余大化、范笑山、柳文杰、余良鳌等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先后被捕牺牲。秋，在安庆杀害陶唐、刘枝蕃等人，逮捕方启坤（女），在宣城逮捕杨士彬。冬，在芜湖杀害王绍虞，逮捕甘天沫、李金章、秦礼和等40余名中共党员。民国17年11月，在安庆杀害共青团怀宁中心县委书记俞昌准，12月，中共怀宁中心县委书记葛文宗被捕。在以后的20余年间，又逮捕和杀害了无法计数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二、镇压措施
民国16年（1927年）8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重要城市邮件检查办法，以限制共产党活动和发现共产党分子。12月25日，安徽省政府密令“全省各行政机关，严予防范”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革命活动。
民国17年初，安庆市公安局根据省政府命令，颁行《维护地方安宁联保办法》，规定：为防止“反动”，以谋地方安宁起见，特定三家联保办法。联保办法以左右邻居为原则。无住家保者得用铺保。文武机关职员，免于联保，但须各机关出具证明书。如无证明书或无铺保者，另册登记，分别情节予以监视、驱逐的处分。凡实施监视处分的，要随时接受检查，凡施行驱逐处分而逗留不去或去而又返的，应予查办。此后，全省各地仿效省会的防范措施，纷纷施行三家联保、五家联保、十家联保等，凡一人“犯法”，乃至十人百人连坐。
民国21年8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颁布皖、豫、鄂三省《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强迫劳役办法等，其主要宗旨是“剿清”共产党。
民国22年（1933年）2月15日，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公布编查保甲户口总动员办法，要求各县加紧办理。4月11日，南昌“剿匪总部”举行苏、浙、皖、赣、陕、豫、鄂七省治安会议，讨论各省联防，整顿军队，训练民团，清乡及筑路等问题，为尽快“剿清共匪”创造条件。
民国25年2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办法》，规定：军警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的“合法”权力。民国26年9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民国2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指令各省：宣传共产主义仍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办法》严加取缔。8月20日，国民党中央下令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各地方同类审查机关，公布图书审查办法和标准，规定：除国民党中央机关出版的刊物外，一切图书杂志均须于出版前送原稿给图书杂志审查机关审查，借以打击进步作者和进步言论。民国28年2月23日，蒋介石秘密颁布《共产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活动办法》，6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民国29年7月24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以非常时期肃清汉奸、维持治安、保卫公共秩序为名，限制束缚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
民国33年4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的《惩治盗匪条例》规定：“聚众出没山泽，抗拒官兵者为盗匪。”将人民抗日武装、暴动起义的兵民统称盗匪，一概镇压治“罪”。6月20日，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和《战时书刊审查规则》。
民国36年（1947年）4月，国民党桂系部队第六十六、四十八师及全省各县保安团队集中驻扎在六安等七县县城，对中共大别山区人民游击武装进行“清剿”和“驻剿”。5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7月18日，蒋介石召开“国务会议”，通过《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18条（即“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9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12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民国37年7月10日，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在蚌埠主持召开第八绥靖区绥靖会，讨论实施巢共总体战。同月16日，国民党八十八师师长马师恭在芜湖召集皖南六、七、八三区专员及23县县长、省保安司令部皖南指挥所龙炎武、省保警处长方师岳等举行“清剿”会议。11月10日，蒋介石电令南京卫戍区即日宣布东起上海、西至安庆、南起杭州、北至蚌埠的广大地区实行戒严。
三、重大事件
〔蔡晓舟被通缉〕
民国9年（1920年）秋，蔡晓舟辞去北京大学职务回到安庆，被聘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教员。年底。蔡创办旬刊《新安徽》，抨击军阀专制，鼓吹安徽自治。此刊在青年学生中影响较大，被称作“皖省之警钟”，蔡也由此受到省城广大青年的拥戴。民国10年春，蔡秘密创建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联合安徽各界，与军阀当局进行斗争。蔡回皖的一系列活动，为军警觉察。
3月，省会警察厅在禁止集会、检查邮电的同时，重申所谓《治安警察法》，严格限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此举遭到各界的痛斥。芜湖《皖江日报》时评指出：“治安警察法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时候制造的，拿雷霆万钧的势力，来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我们人民早已根本不承认为有效”，现在警方予以重申，“难道要我们安徽人民再做袁世凯皇帝时代的孝子顺孙不成”。4月22日，皖督张文生电令安庆警察局查封《民生报》、《新安徽》旬刊，以“过激党人”罪名，通缉蔡晓舟、孙养月瞿、高语罕、王肖山、洪世奇、周世筠等10人。数日，《皖江日报》副刊《皖江新潮》被责令停刊。5月10日，安徽省长聂宪藩为查禁《劳动界》、《新安徽》等七种书利，咨请北洋政府内务部通电各省“一体查禁”。这是自张文生督皖后对安徽民主爱国运动的一次最严厉镇压，被通缉的10人均为当时安庆、芜湖等地深孚众望的爱国志土。
事件发生后，安徽各界联合会迅速将真相报告安徽旅外各团体。4月28日，旅沪皖事促进会发表快电，声讨军阀当局“颟顸横暴，令人发指”的罪行，控诉“军威尊于天帝，人权轻若鸿毛”的黑暗现实。同日，旅沪自治协会发表通电，力陈蔡晓舟等人对皖省的贡献，指出：“前述十人，对于当局，主张废督裁兵；对于皖事，不满于倪嗣冲之措施，尤反对倪氏子侄世袭政柄。最近主张增加教育经费，反对恢复‘八分米厘’”，“又与京津同乡一致行动，遂致触怒军阀，谋以三字（指‘过激党’）奇冤，一网打尽”。随后，旅沪安徽救国代表团、旅沪安徽新新社等团体先后通电，揭露事件内幕，痛斥暗中主谋的倪道、晋恒履等的险恶用心。同时旅沪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指派姚爵五、杨嘉申、王先强等为代表，分赴蚌埠、安庆，向张文生、聂宪藩请愿，要求撤销通缉令。旅北京的高一涵、胡适等皖籍知名人士亦联名致电安徽各团体，表示：“如果诸公入狱，我们当联合京津沪宁教育界同人，一同返皖，偕三千万皖人与蛮横军阀一争公理之胜负。”
5月中旬，迫于省内外压力，张文生表示仅通缉蔡晓舟一人，其余概不追究。尽管各界努力争取，军警当局仍认定蔡是“危险分子”，不肯让步。
〔中共党员杨兆成被害〕
民国15年（1926年），安徽督军陈调元坐镇蚌埠，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以“赤化”罪名镇压革命，密令搜查省教育会、通俗教育报社、法政专门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强令解散法政专门学校，逮捕革命志士。
杨兆成，又名杨昭，怀宁人，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中共党员，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为配合北伐军北进，遵照中共的指示投入地下兵运工作。他通过在蚌埠当兵的表兄，秘密组织策反活动。陈调元为“严加防范赤色分子”，派特务密探坐守各地邮局检查邮件。先发觉杨常有上海寄来的书刊。不久。其表兄在蚌埠被查办，并供出其与杨的关系，陈调元闻讯，急电安庆警察厅将杨逮捕。是年8月某日，杨兆成在安庆菱湖公园与30多名革命青年开会。晚9点，刚进校门，即被安庆警察厅诱捕。
次日，警察厅备专轮将杨押往南京，再由南京转押蚌埠安徽省督军公署。9月初，陈调元以“讨赤”之名，从蚌埠出兵，阻止北伐军北进。出兵时，将杨兆成杀害祭旗。这是安徽第一个被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安庆“3·23”事件〕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民国18年（1929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随军由九江到安庆。国民党安徽临时党部和安庆市党部组织欢迎大会。蒋借口欢迎他的群众太少，表示不满。
3月22日上午，安徽临时党部在黄家操场举行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蒋在主席台上没有看到欢迎他的标语。又有一人将一张反对杨虎（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姚爵五等省党部委员的传单递于蒋，蒋立即变色，中途退席。下午，党部常委光明甫、朱蕴山等到总司令行营邀蒋参加当晚的群众联欢会，途中光明甫被一群流氓打伤。联欢会上，蒋即席讲话，一再强调国民党左派要同军阀陈调元妥协，同西山会议派头目陈紫枫和杨虎合作。之后，会上一片沉寂。数分钟后，安庆市党部代表周骏（新民）起立驳斥蒋的论调：“合作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与流氓政客同流合污。国民革命对外要打倒列强，对内要铲除军阀，我们决不能与军阀妥协”。周骏的发言，会场一片掌声。蒋介石脸色铁青，未终离席。
23日早上，周骏、舒传贤、葛文宗等正在省党部吃早饭，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派秘书密报周骏：杨虎秘密组织的打手要捣毁省党部，必须迅速离开。周骏等立即通知工作人员，各带重要文件，离开省党部。周等刚离，一批流氓特务蜂拥而至，捣毁省党部和中共领导下的省总工会、省农协筹备处，抢走部分重要文件，打伤薛卓汉等18人。时称“安庆惨案”。
事件发生的当晚，国民党安徽“一大”代表胡浩川等联名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控诉蒋介石叛变革命。常恒芳首先响应，率领三十三军各级政工人员通电讨蒋。
此事件策划已有数日。蒋介石刚到南昌，杨虎、刘文明（总司令部参议）、姚爵五等企图把持安徽省党部，遭到国民党左派的拒绝。蒋来安庆时，杨、刘等随之而来，并一直充当蒋沿途捣毁江西各地党部和民众团体的打手。一到安庆，就利用当地的流氓头目朱规清等，以每人4块银元收买一群地痞流氓，成立“百人敢死队”，并议定：捣毁省党部时受轻伤的100元，受重伤的500元，丧命的1500元。
此后，安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各市县国民党左派党部纷纷被捣毁，许多共产党人和左派进步人士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打伤，形势十分险恶。
〔芜湖“4·18”事件〕
民国16年4月15日，芜湖公安局长高东澄奉命乘小轮赴南京接受蒋介石的指令。蒋谕令高：对于违反“革命”宗旨及越轨行为者，务必严予取缔。并拨枪500支、子弹若干，训练武装警察，以期捍卫地方，等等。
高东澄回芜的次日，即4月18日，指使流氓崔国桢带领80余名反动分子，捣毁国民党左派芜湖市、县党部，查抄文件。接着马遇伯、梅海容、崔国桢等又以“芜湖市工人统一委员会”的名义，到中共领导的芜湖市总工会强行劫收，虽然遭到总工会的反击，结果仍被捣毁。妇联、学联等也同时被捣毁和查封。市党部青运部长朱庥（中共芜湖特别支部负责人）、宣传委员杨士彬（中共芜湖特别支部负责人）、总工会副会长汪勋甫、市党部秘书蒲藩（中共芜湖特别支部秘书)等17人被捕，汪勋甫、蒲藩被枪杀，杨士彬、王亦为被押送南京卫戍司令部。
〔宿松“4·28”大屠杀〕
民国16年4月16日，宿松县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在周新民、张声、徐文藻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声讨蒋介石“4·12”反革命罪行。17日上午，县党部在老厅上召开群众大会，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会后，2000余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并连续数日，群众集会演讲。
在人民讨蒋之际，当地豪绅熊果生偷偷跑到安庆，请陈调元派兵镇压。4月27日凌晨，陈调元派团长吴振东率部偷袭宿松县城。入城时，打死工人和纠察队员2人，枪杀省党部吴保田等2人。入城后，封城3日，逐户搜捕革命人士，满城鸣锣呐喊：“隐藏共产党者同罪”。来不及转移的徐文藻、钟国汉、何铎、尤振球等先后被捕人狱，28日下午，将共产党人徐文藻、钟国汉杀害于宿松老厅上。徐是中共宿松县地方组织第一任领导人。
〔任弼时在南陵被捕〕
民国17年10月，任弼时化名胡少甫，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安徽视察工作。5日上午，任弼时约南陵中共地下组织人员到香油寺古庙（庙东南有小乔墓）开会，汇报中共南陵地下组织的工作，被国民党南陵县党部察觉。县党部派自卫队10余人前往香油寺搜捕。任等4人被捕，被带至县党部搜身审讯，除从任身上搜出80元大洋外，别无所获。
16日晚，县长王粹民开始审讯任等4人。其中2人供认自己是共青团员，是到香油寺开会，任和林（植夫）是上级派来的共产党员。林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否认认识任粥时，只是凭吊小乔墓偶然相遇。提审任时，任镇定自若，神态安详，供姓名“胡少甫”，由湖南来南陵做生意，到香油寺游览小乔墓。连审数次，一无所获。后将任送安庆饮马塘监狱。在安庆，任仍一口咬定是湖南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学徒，来南陵收账，警察无可奈何。
任弼时等人被捕后，中共党员汪正芳10月16日赶至芜湖，转报中共安徽临时省委，设法营救。安徽临时省委及时转告中共中央。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得到任被捕的消息后，也火速向湖南党组织汇报。经过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精心安排，将任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省高等法院。省高等法院于民国18年2月到长沙核对口供时，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店主身份，对任的供词一一对质。3月15日，任被释放出狱后，与陈一起赶到上海，受中共中央指派视察江苏。
〔王步文在安庆被害〕
民国20年（1931年）4月16日，中共安徽省委代理书记兼宣传委员王步文在芜湖柳春园主持省委会议时，由于叛徒何冰心、张照明告密而被捕。19日押往安庆饮马塘监狱。王步文被捕后，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为首成立特别法庭，对王进行审讯。法庭使用封官许愿、劝降、酷刑等手段，对王进行逼供和拷打，但王始终如一，严词斥责。5月31日上午8时，王步文在安庆北门外英勇就义。临刑前，高声朗读他为自己所撰的挽联：“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凛然不屈。
〔中共长淮特委被破坏〕
民国21年初，南京特工总部侦捕了中共南京市委军委书记路大奎。路叛变投敌，供出中共长淮特委组织部长许立民和他的妻子。4月，敌人将许夫妇逮捕，押解至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关押。6月初，路带南京宪兵司令部侦缉队到蚌埠搜捕中共党员。中共长淮特委秘书长刘俊三、团委书记陈雨田等7人被捕，一部分中共基层组织遭到破坏。
是年冬，中共长淮特委军委书记刘萍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投敌叛变，供出长淮特委的重要情况，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特委书记朱务平、中共凤阳县委书记赵连先夫妇、怀远县团特支书记沈立基等100余人被捕。
〔中共皖南特委遭严重破坏〕
民国23年10月，由方志敏率领的中央红军抗日先遣队计划从赣东北苏区穿过皖南，渡江北上。蒋介石纠集赣、浙、闽、皖边区的军队，阻止方志敏入皖。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率其部刘茂恩第十五军和省保安团进驻皖南，在屯溪设立“主席行署”。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中统特务头目魏寿永、省党部特务室主任陈啸波亦与刘同往，在屯溪设立“省肃反专员办事处”，开展情报调查，策划“肃反活动”。刘镇华派省保安处长蔡丙炎为省府皖南特派员，带领该处谍报股长汪德龙（复兴社特务处安庆站站长）等前往皖南各县实施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对赣、皖、浙、闽、鄂、豫发布的“清乡自卫法令”，严令各专员、县长，严密保甲组织，联村建碉筑寨，建立情报网。
民国23年冬，魏寿永、陈啸波等从屯溪返回安庆后，即召开特工会议，制定皖南“肃反”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一、成立宣城、歙县、休宁、祁门、泾县、旌德、绩溪、贵池、石埭、繁昌、秋浦（今东至）等县“肃反专员办事处”，设“肃反专员”、“肃反专员助理”各一人，专员由南京特工总部调派，专员助理由省特务室调派。“肃反”经费由省政府令各县政府开支。二、成立特务武装，即皖南行动队，队员30人。队长由南京调派，队员由南京和省特务室各调派一部分，枪支由特工总部拨给短枪40支。三、各县肃反专员开展情报工作，破坏各县中共组织，寻找中共皖南特委会的线索，务于短期内迅速破获。
这个计划，很快得到南京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的批准，即令是年底执行。南京特工总部调派的“肃反专员”（大部分是中共叛徒）很快到达安庆，民国24年初，分赴各县上任。同时，皖南行动总队在歙县成立，遂开始在黄山地区各县进行侦查破坏活动。
3月间，中共皖南特委交通员张志新在歙县被捕。张经不住特务的威吓和利诱，自首叛变，供出黄山交通站。4月间，张仍以“特委交通”的身份，带皖南行动队长程道源等至黄山交通站，侦得中共皖南特委的确切地址。特务孙子让当即带行动队和张奔赴泾县，在茂林将中共皖南特委包围，逮捕特委书记王弼、政委张光辉、军委倪宝树等20余人，抄搜中共重要文件多份，缴去长短枪10余支及一批活动经费。
行动队将被捕人员星夜带回歙县审讯。省特务室指示皖南行动队对被捕人员一律予以“优待”。10余日后，20余人全部自首叛变，供出皖南各县的中共组织，并参加皖南行动队，使皖南各县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芜湖“1·27”事件〕
民国17年（1928年）1月26日晚，安徽省济难会机关被军警查获，搜出一份名册。此会负责人王绍虞（中共党员）当即被捕，县委交通处亦同时被查获。次日凌晨，国民党驻芜三十七军第一师、芜湖市公安局特务队、芜湖市保安队联合行动，按名单大肆搜捕。同时包围小营盘33号及民生中学，逮捕中共党员和无辜群众40余人。这是芜湖历史上中共党组织遭受破坏范围最大、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事件。因事件起于蒲草堂5号，亦称“蒲草堂事件”。
〔刘淠西等被捕〕
民国19年1月26日。因霍山县逃亡大地主告密，中共怀宁中心县委书记刘淠西（娄伯希）及曹逸心等10余人被捕。中共怀宁县各级组织遭到极大破坏。次年3月，刘淠西在安庆碟子塘被害。
〔中共怀宁县委再次被破坏〕
民国20年2月，中共怀宁县委再次遭特务破坏，被捕中共党员40余人，县委书记操球等被警察杀害。
〔刘镇华活埋红军指战员〕
民国23年，刘镇华调集省防军和保安团攻打红军留守部队，由豫南光山、潢川、商城、六安沿途逮捕700余名红军指战员。次年2月，刘命令六安城防司令邢迁绪在六安北冈头、五里桥坟地、金盘堆果等地挖壕将他们活埋。
〔太和惨案〕
民国29年（1940年）7月19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官郜明征等8人由西安后方医院经皖北回山东归队，途经太和时，被国民党太和县政府非法扣留，秘密杀害。时称“太和惨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就此向蒋介石提出抗议。
〔庐江、无为大屠杀〕
民国29年夏，李品仙派保安部队一个支队和省军一个团进驻庐江、无为等县，进攻共产党和新四军，逮捕抗日民众。庐江县城每日均有七八人被捕遇害，有一次在城郊即活埋7人。无为县被集体屠杀的，每次均有数十人。
〔花果园事件〕
民国32年（1943年）秋，国民党在六霍交界的花果园地方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36人。时称“花果园事件”。
〔芜湖“6·7”事件〕
民国35年（1946年）2月6日，抗战胜利后第一张民营报纸《皖江工商报联合版》出版发行，受到芜湖各界的欢迎。13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命令芜湖县党部、县政府不准《皖江》《工商》两报复刊。《皖江报》社长张九皋即电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予以抗议，同时赴南京向国民党宣传部东南办事处申诉，并在报上揭露安徽省党部的阴谋。6月7日，《大江日报》社长方宏孝唆使国民党第二十军的特务带领百余名暴徒突然袭击《皖江工商报联合版》报社，逢人便打，遇物即毁。又冲进印刷部，将所有字架全部打倒，然后扬长而去。报社职工重伤4人，轻伤6人，时称“6·7”事件。
〔钱镇东捣毁《新生报》社〕
民国36年，安庆《新生报》曾对怀宁县参议会进行抨击，县参议长钱镇东指使县警察局东署署长程涤九于深夜带领军统特务王吉五等数十人，将该报社捣毁一空，该报社就此迁往南京。
附记一
李品仙的特务统治
民国28年（1939年）11月。李品仙受蒋介石之命任安徽省主席，至民国37年7月溃离安徽，历时10年。
李品仙初到安徽时，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正在重庆策划掀起反共高潮。为实施蒋介石的反共计划，李在安徽大肆建立特务机构，计有隶属于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的“党政大队”和参谋处第二科、安徽省党部的“人事调查室”、省保安处的“情报科”、军管区司令部的“失业军人调查室”、立煌警备司令部的参谋处、“三民主义青年团”、“特情小组”等等（参见本志《机构沿革·民国时期警察机构》）。由于李品仙搞的是“党政军一元化”，所以这些特务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民国29年初，李首先在立煌的青林湾创办“联合感训所”，由李仁甫、徐步负责，把160余名所谓“共产党嫌疑分子”集中一起，“感化训练”，周围民众反映“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党政大队更惨无人道（详见附记二）。民国30年，李品仙为加强特务活动，创立所谓“军政特种汇报制度”，每星期四的晚上在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办公厅主任邱国珍家进行，李品仙常去听汇报，作“指示”等。参加该汇报会的均是各特务组织的头目，如李仁甫、翁一揆、凌孟南等十五六人。汇报规定四项内容：一、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活动情况；二、日伪的活动情况；三、各界有无不满现实的人（主要指有无皖人反对桂系）；四、各党政机关内部有无新的问题。该汇报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34年（1945年）9月。日军投降后，李忙着布置各地“劫收”，方告停止。
附记二
“安徽党政大队”罪行录
隶属于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特务组织“安徽党政大队”（后又扩充为安徽党政总队）亦称别动队。大队长凌孟南，下设两个上校秘书，一个综合处理情报，一个领导行动队，审讯“人犯”和处理案件。行动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3至8人不等，需要时，随时增减。
行动队秘书尤铨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时逮捕的“异党”（即共产党）分子，都由他审讯。审讯的原则是速审速决，该杀的杀，该放的放，该看押的转送看押。同时，他审讯案子全部严刑逼供，但刑具简单：案桌上放一根约20厘米长的铁钉。审讯时，“人犯”坐在方桌前，尤令其将一只手放于桌上，手心向下，两帮凶用木棒压住“人犯”的手指，一帮凶牢握肘部，尤将铁钉穿“人犯”过手心，钉于桌上。“人犯痛彻心腑，头脑昏迷，随人去审，只有简单的答复。若略有辩解，就如法将另一只手也钉上，逼出满意的供词”。尤铨在供词上签署处决意见，呈报李品仙。李不管情由，只要见尤签字，即批一个“准”字，在夜间用绳勒死。据尤铨一朋友揭露：某日尤约他去打牌。他半夜出来解手，见两士兵正在勒两个人。他急忙回屋，吓得说不出话来，要尤赶快派入送他回去，尤到屋外转一圈回屋说：没什么，我们这里常干，你不要大惊小怪。
尤栓不仅杀人成性，贪污亦成性。一次，他指挥当地军队在鄂东逮捕30余人，除扣留3人外，其余的都被勒索钱财后释放，仅勒索金戒指即达几十个之多。
民国30年（1941年）春，王贵和、刘挺禄等秘密处死省抗日动员委员会成员、中共党员刘洪等7人。民国32年8月，党政总队又将麦世法（时任省政府民政厅秘书）、刘敦安（时任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皖东干训班教育长）、陈达五、余会之、林采薇（3人均是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政治指导员）、史迁（时任省参议会秘书）、詹闰生（省地方银行科长）等14名中共党员逮捕后，秘密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立煌大惨案”。
党政总队的人员常以“暗通新四军”、“私通共党”、“私藏枪支”等罪名，敲诈勒索钱财。民国22年夏，行动队员乔某等人互相勾结，敲诈六安一个大地主，逮捕其自卫队员30余人，分别罚款数千万元。某日，他们在六安看到3个山东商人带有很多现款，便将这3人诬为“日寇坐探”而逮捕，抄走商人现款3000多万元，大部被私分。尽管如此，3个商人还是被钉了手心，移送法院。
附记三
汤恩伯的特务网
民国29年（1940年）冬，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到临泉县成立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及边区党政分会。汤恩伯自恃“中原王”，独揽党政军特大权。
为了在该四省边区建立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根据地，汤除大肆扩军50万人外，还建立一套特务体系，以便随时提供剿共联伪的情报。边区党政分会刚建立，即成立党政干部训练班和党政特训班，汤兼两个班的班主任。其特训班副主任由戴笠特务系统的高级特务周麟祥担任，周另兼党政工作总队总队长。汤以“抗日救亡，向敌区挺进，收复失地”为幌子，招收大中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培植反共力量。毕业后，委以县长、局长、党政专员、政治特派员的公开身份，从事特务活动。
为防止共产党渗入活动，其辖区的漯河、界首、阜阳、河溜等重要城镇均设立警备司令部，在水寨、槐店、太和、涡阳、蒙城、杨湖等县镇设立督察处。警备司令部和督察处的相当一部分人是明军暗特，军特合一。各督察处下成立一个便衣队，界首督察处另设一个侦缉大队，共约2000余人，专事特务活动，盘查盯梢，明捕暗绑，稍有反抗，即以“通共”、“通匪”、“汉奸”、“走私”等罪名论处，动辄杀人。因此，当时不论哪个商行、商贩，均争先恐后地请司令部的官兵参加股东，坐分红利，以图谋保护，否则，终日不得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