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维护经济困难期间社会治安 　

一、制止偷盗
1958年，随着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掀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1959年以后，安徽经济异常困难，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缺吃少穿，偷盗案件增多。据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安庆等8市统计，1961年8月至11月，查获盗窃集团20余个。据蚌埠、淮南两市郊区及霍山、砀山、肥东、定远县和芜湖专区部分县统计，自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20日，计被盗杀耕牛60余头，盗卖100余头。据省公安厅赴凤阳武店工作组的调查，1960年冬至1961年3月，被盗杀耕牛61头，占该公社耕牛总数的1.72％。凤台、颍上、霍邱、六安等11县，1961年1月至7月发生的355起盗窃案件中，盗窃牛、马、骡等大牲畜案有184起，占盗窃案总数的51.8％。
①〔注〕：“双百”，系指反革命案件已破百分之百，刑事案件已破百分之百，简称“双百”。有的市县或专区，提出破案口号为：大案不过三（天），小案不过天（24小时），做到月月无积案，季季满堂红，年年创“双百”。1961年4月21日，省公安厅发出关于保护牲畜安全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抓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侦破耕牛等牲畜被盗案件。凡发生耕牛被杀、被盗，务必立案侦察。对为首煽动和积极参加盗杀、盗卖耕畜的反坏分子，为牟利而盗杀、盗卖耕畜的分子，受过处分又重新犯罪的分子，应依法逮捕，从严惩办；对群众集体盗杀的为首者，发动群众批判、斗争，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亦应追究刑事责任；对偶尔偷杀耕畜的群众，则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检讨认错，可免予处分；二是建立管理和使用耕牛制度，协助基层组织，建立耕畜专管、专用制度。对饲养人员，进行一次审查，凡不负责任者，统予撤换，挑选有饲养经验、责任心强的农民饲养。规定奖惩制度，对管理和使用作出成效者，予以奖励；导致耕畜死亡、被杀、被盗者，则据情处罚。据省公安厅统计，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破获偷盗案20430起，并着重打击盗杀盗卖耕畜犯。据凤台、颍上、霍邱、六安等11县统计，一年中就破获此类案件184起，拘捕人犯200人。同年，又配合司法机关，选择典型案例，公开处理。9月至11月，合肥、蚌埠、芜湖、淮南、马鞍山等市，公开审判盗窃犯100人。
之后，全省各地农村的生产队普遍制定耕畜管理使用制度，盗卖、盗杀耕牛的现象基本得以制止。
二、制止偷青吃青
因生活所迫，农民偷割青苗和未成熟的庄稼（以下简称偷青吃青）的现象比较普遍，尤以1960年春至1961年春最为严重。据皖南郎溪等14县统计，1961年4月，数十人纠合一起偷割抢割未成熟的小麦穗、豌豆荚等达数百起，割去青麦穗、豌豆荚2万余斤。皖南白茅岭农场附近的社员成群结队到农场割青偷青小麦达2300余亩。这种情况，皖北亦比较普遍。霍邱县周集公社经常发生数十名社员手持火把，在夜间偷割青麦穗。
为减少粮食损失，中共安徽省委于1961年5月3日发出《关于护青的紧急通知》，指出：要广泛宣传偷青吃青的危害，制定护青公约，严加遵守；要组织看护，以生产队或作业组为单位组织护青小组，划片包干，轮流值班看管；要安排好群众生活，解决困难户的实际困难；要制定纪律；谁吃青谁赔偿。
同日，省公安厅向各级公安机关发出《关于加强午收保卫的指示》，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加强午收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专、县公安机关和公社、大队都要建立护收护打领导组织，明确任务，交待办法，掌握情况，解决午收中发生的问题；结合宣传《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讲解省内外形势，正确认识暂时困难，树立战胜灾害、夺取丰收的信心。同时进行集体主义、遵守法律及劳动纪律教育，讲清偷青的危害，增强干部群众保卫午收安全的自觉性。在午收期间，麦田、麦场、仓库等重要场所，要组织干部、治安积极分子日夜看护，建立责任制，开展防火、防盗、防霉烂、防虫鼠、防抛散的安全检查。要加强对四类分子和其他危险分子的控制、改造，落实监改小组和各种改造措施。对四类分子进行训话，使其积极生产，遵守法令，遵守纪律。对午收作物多、经济作物多、行政区域结合部地带，特别是以往纠纷多的地区，要注意开好协作会议，主动协商解决问题。及时处理偷、抢粮食事件。首先从教育和安排好生活入手，制止事态蔓延扩大。对群众性哄抢事件，不得采取武装镇压。平息中，要深入调查研究，分清矛盾性质，区别情节，按照政策，分别处理。对参与的群众，主要是说服教育，使其认错，不准再犯。
随后，各地护青领导组织普遍建立。至1961年5月上旬，建立县一级护青委员会80余个，区一级领导组织1000余个，队、组护青小组，护青巡逻队，护青民兵班等遍及全省各地，日夜看护巡逻、生产队或作业组基本上都制定了“护青公约”。
各地在护青中，亦有少数干部及护青人员发生违法乱纪现象，对查获的偷青吃青人员乱打乱罚。据统计，至1961年5月中旬，全省发现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18起，打死、打伤各1人，受到批斗、搜查后自杀7起，死6人。偷青群众亦打死护青人员2人，打伤6人。
鉴于护青中出现的问题，安徽省公安厅于1961年5月12日发出通知，要求处理偷青赔偿时，被偷实物仍在的，退还实物，被吃掉的，能赔者赔偿，无法赔偿者，出具欠条，午收后从口粮中扣除，但目前不准扣供应口粮；在追缴被偷实物时，主要通过说服，使其自觉退出，不得擅自搜查，严禁翻箱倒柜；教育全体公安干警和广大基层干部，在处理偷青和其他各项工作中，必须依照政策办事，不准打人、骂人和刑讯逼供，不准动用武器开枪打人。
《通知》下达后，各地组织人员对护青中存在的问题，逐一检查。不久，违纪现象基本得到纠正。
三、制止哄抢
经济困难期间，由于农村严重缺粮，很多群众不得温饱，于是哄抢事件尤其是哄抢粮食、食物的现象多有发生。芜湖专区12个县，仅在1960年12月，就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达3.6万余斤。1961年1月至2月，全省又发生哄抢粮食65起，抢走粮食、山芋等6.2万斤。广德县一扒粮团伙，经常潜伏于芜(湖）杭（州）公路花鼓塘附近山坡上，待运粮汽车爬坡减速时，蜂拥而上。芜湖市运粮汽车往返于旌德、绩溪两县运粮，先后6次遇阻，被哄抢粮食5.2万余斤。直至1962年春，哄抢粮食事件仍有发生。
哄抢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较大的地区。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市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22起哄抢事件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多数是由于群众生活安排不够落实。
1961年5月7日，省公安厅、粮食厅联合向中共安徽省委报告，并要求各地公安、粮食部门做好下列工作：教育群众爱护国家和集体财产，正确对待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切实安排好群众生产、生活用粮。粮食、公安部门共同组织力量，开展护粮工作。一旦发生哄抢事件，首先教育、说服群众，制止哄抢，平息事态，查明原因，吸取教训。对于参加哄抢的一般群众，一律不给予处分，教育他们并指出其违法行为，不得再犯。
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从下列几个方面制止哄抢：（1）对发生过哄抢事件地区，存在哄抢因素地区，对粮、棉仓库，堆粮场、栈，以及停靠在车站、码头上的运粮车船，均建立起明确的责任制度，加强管理。重要仓库，粮食转运场、站，组织职工、民兵，日夜巡逻看护，公安机关派出干部，会同其保卫组织，经常深入现场检查。（2）粮、棉等重要物资仓库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要派出干部，了解周围情况，依靠治安积极分子，掌握动态。一旦发现哄抢苗头，迅即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对为首分子，秘密监视，不让哄抢事件发生。对已发生的哄抢事件，立即平息事态，恢复秩序，教育群众，停止哄抢。
四、收容审查外流人员
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农村人口外流骤增，1959、1960年均达数十万人。大部流入本省各城市，一部流往外省各地。据合肥、蚌埠、芜湖、马鞍山、淮南5市统计，仅1959年1月至4月，就流入4.85万人。1961年，安徽农村实行“责任田”，有外省农民流入本省各地，约有7万余人。大部来自河南、山东省。这些盲目外流人口，除极少数人能找些零工糊口外，大部分人白天乞讨，夜晚露宿街头，或栖身于车站码头。有一部分人，因生活无着，或受坏人勾引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一些人在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乘人多拥挤之机，进行扒窃、拎包；有的与惯盗惯窃分子合伙，潜入大街小巷、机关、住户盗窃财物。据芜湖市公安局统计，1959年3月1日至4月20日，破获刑事案件61起，属外流人口作案的即有57起，占93.4％；拘捕的56人中，外流人口达52人，占92.8％。
一些外流人员，由于生活无着，常常抢夺他人食物充饥。1961年春，抢食现象尤为严重。省公安厅曾在合肥市作一调查，1961年3月1日至4月10日，在车站、码头因抢食而被收容审查的有230人，其中男217人，女13人；17岁以下94人，18岁以上136人；来自本省的220人，外省10人。这些抢食人员中，一是无依无靠的孤儿，流浪社会；二是吃了“过头粮”的人，生活无着，流入城市；三是长期外流，屡遣屡返，或因有偷窃行为，怕受处分，流入城市抢食；四是逃避监督流入城市的四类分子，因生活无着而抢食。但主要原因是口粮标准低，群众生活困难所致。
对于外流人口中出现的问题，省公安厅曾多次指示各地公安机关，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慎重处理。
1961年5月3日，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公安机关配合民政部门，对流入城市流浪街头的乞讨、抢食，以及影响社会治安者，加以收容审查，分别处理：对孤儿，送回原籍公社安置教养，公社安置有困难者，可建议城市民政部门收容起来，集中教养，或分散到农场、工厂、企业等安置教养；对流入城市的农民，根据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进行宣传教育，动员、遣送他们回乡生产。其中确因生活困难外流的，当地人民公社应帮助其解决困难，安排好生活；对好逸恶劳，长期拒绝劳动，到处流窜，经常偷窃抢食者，收容劳动教养；对逃避监督而流入城市的地、富、反、坏分子，送回原地，交群众管制生产，如有破坏活动的，依法处理。在城市，主要依靠基层治保组织和群众性的防护组织，加强对车站、码头、食品商店等社会秩序的维护；在农村，教育社队干部，经常检查了解群众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经常外流的，要依靠群众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
对有犯罪嫌疑的分子，由公安机关集中起来，一边生产，一边审查。1959年至1961年8月，全省审查外流人员近20万人，查出有违法犯罪行为者5000余人。随着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群众生活逐步落实。1961年9月以后，盲目外流人员大大减少。
在制止外流、收容审查外流人员的工作中，不少地方曾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现象。196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给中共安徽省委一封题为“探亲记”的人民来信，写信人反映：他在1960年10月9日至合肥探亲，被该市某公安派出所抓送收容所，熬至11月8日，才乘机逃脱。中共安徽省委政法部、省公安厅派出检查组，会同合肥市政法、公安部门，深入合肥某派出所、合肥市临时收容所和大蜀山劳动点，对收容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通过“反坏人坏事、反违法乱纪、反旧警作风”的活动，发动群众，对收容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揭发和整顿。检查证明，“探亲记”所揭露的情况是真实的。
检查组认为：合肥市的收容遣送工作，曾取得过成绩。1960年收容3.34万余人，从中审查出劳改逃跑犯、外逃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等1900余人，对维护城乡社会治安起到积极作用。但亦存在以下缺点与错误：一是收容了一些不该收容的人。据临时收容所登记簿24300名被收容人员调查，有6527人不该收容，占收容总数的26.8％。从被收容人员所报的理由（可能有谎报）来看，2314人是路过合肥，1950人是来肥探亲的，809人是来合肥看病的，554人是来合肥购物的。有的是机关、学校的职工、学生，因晚上看戏、洗澡回去较晚，亦当作外流收容。二是对被收审的外流人员施以打骂体罚现象严重，以大蜀山收容劳动点最为突出，打死2人，逼死1人，打伤1人。三是生活管理不善，擅自决定：参加劳动的吃三餐，不服管教、受到禁闭者，吃两餐。被收容人员长期得不到洗脸、洗澡。所睡地铺潮湿霉烂，跳蚤、虱子、臭虫猖獗。四是制度不健全。对被收容人员携带财物的收管，手续不清，一般均未登记，因而无据可查。据大蜀山收容劳动点清理，未退还原主的现金达2537.53元，银元37块，金戒指8只，手表2只，公债券50元。
1961年2月23日，省公安厅决定：对违法乱纪人员和犯罪分子，组织专案审查，对收容所的负责人予以撤职，对一违纪干部予以逮捕法办，对“大组长”、劳改劳教分子等5人逮捕法办，并逮捕法办与此事有关的看守人员、临时雇用人员等9人。省公安厅根据合肥出现的这些问题，对全省所有收容所进行了一次整顿，干部大都重新配备。
五、打击投机倒把和诈骗活动
〔侦破投机倒把案〕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些不法分子大量套购国家物资、器材、粮食、副食品等，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这些人以套购、倒卖粮食（票）、副食品为主，牟取暴利。
据芜湖市公安局调查，1962年7月，每日运往外地粮食约2.5万公斤。7月18日一天，由火车托运至外地的粮食计1.5万公斤，个人携带粮食3万公斤，水路运走粮食约1万公斤。其中多数运往上海、南京、镇江、无锡、杭州及本省皖北各地，高价出售。
省公安厅曾多次布置各地公安机关协同市场管理部门，整顿集市贸易，取缔黑市交易，严厉打击贿赂干部，套购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和供应紧张的商品，贩卖粮、布票证以及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的犯罪分子。各级公安机关开展重点调查，弄清情况，采取对策，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1961年，各专、市、县公安机关抽出干警，协同市场管理部门，对重点地区进行调查。8月，各地结合压缩城镇人口，配合有关部门，对车站、码头、工矿地区进行整顿。9月，在贯彻“治安管理从严”方针中，建立治安管理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公安、商业、交通、民政等部门共同整顿市场，取缔投机贩卖和黑市交易，清理车站码头的小摊小贩和闲散人口。
通过调查、整顿市场，一些投机倒把案件，尤其是投机倒把集团有所暴露。经内查外调，一批重大投机倒把分子纷纷落网。仅据1960年10月至1961年12月统计，全省破获投机倒把集团案144起，套购的粮食、棉布、日用品等物，价值人民币68万余元，非法牟利97万余元。其中10万元以上1起，10万元以下至5万元2起，其余为5万元以下。
〔侦破诈骗案〕
诈骗案件，在安徽屡有发生。尤其在三年困难期间因粮食等物资匮乏，一些不法之徒，常利用群众迫切得到主、副食品或日用品的心理，以代购食品、用品为诱饵，诈骗钱财。有的冒充党员、干部、军官等，奸淫妇女，盗窃钱财；有的骗吃骗喝。这一期间，每年发生诈骗案件近百起。各公安机关对诈骗案件均立案侦察，打击犯罪。自1959年至1961年，3年中破获诈骗案达250余起。兹略述数例：
“中尉军官”诈骗案：案犯曹某，原籍旌德县，1949年参军，1958年转业至黑龙江851农场。1960年10月，自农场外流至沈阳、长春、北京、南京、上海、芜湖等地，伪造证件，冒充“中尉军官”，招摇撞骗。曹一到沈阳，即穿起转业前的军装，冒充少尉军官，住进旅馆。在旅馆偷一军官介绍信，经过涂改，混进沈阳军区招待所。后专程去天津，冒充部门采购员，买回一批中型铅字，伪造某军区政治部、某军区情报处、某部队通行证、介绍信等，然后至长春，往进军区招待所，打听许多部队番号、人事情况。1960年11月底，离长春进入北京。曹进入北京后，持伪造的介绍信混入部队招待所。在该所偷窃皮包两只，内有上尉军官身份证及其他文件、现金等物。又在该所购买一副中尉军衔，佩戴起来，夹着偷来的皮包，出入于一些军事机关、院校。逗留10余日，诱骗一女护士为“友”。1961年1月，曹窜至南京，以某“军区情报员”、“中共党员”身分，住进部队招待所，用请吃请喝的手段，与一女学生建立“恋爱”关系。1月底，至上海，混入海军某部招待所，又偷得现金、粮票及中尉军官身分证等物。1961年夏，曹窜至芜湖，在某招待所与一女招待员和一有夫之妇关系极不正常，引起芜湖市公安局怀疑，随即开展调查，证实曹系一诈骗犯，经批准后，将曹逮捕归案。
“新疆工作组”诈骗案：1962年5月，正值马鞍山市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之际，传有“新疆工作组来马鞍山秘密招工”谣言多起，许多下放职工信以为真，便积极寻找。5月24日，马钢两个下放职工在花山旅社附近寻到一个叫“宋明”的人，自称是“新疆工作组”，“来招下放工人，到新疆参加建设，国家要把新疆建设成第二个上海”，“第一批招五六十人，以后还要在南京、上海、合肥、马鞍山等地再招一批”。两职工信以为真，便把这话很快传开。不久，即有五六十人报名登记。几天以后，分两批分别从南京和芜湖乘车去新疆，并约定在徐州会合。“宋”带的一批人到芜湖后，要大家凑钱交他购买集体车票，其他人都到裕溪口等他。这时宋带着30多人车票费100余元及骗得的行李逃跑。从南京出发的一批人在徐州车站等了8天，未见“宋明”到来，待另一批人从芜湖赶到时，始知受骗。当即向徐州市人民委员会报告。受骗的60名下放工人因生活无着，在徐州市街头流浪。徐州市将这一情况电告马鞍山，骗局才被彻底揭穿。马鞍山市公安局遂立案调查，在上海市将诈骗犯逮捕归案。后查明：“宋明”是贪污畏罪潜逃犯吴某化名。
“记者”诈骗案：1962年5月15日，当涂县城关派出所接待一位前往报案的“记者”，称：他的皮夹被窃，内有人民币110元、粮票20斤、《农村工作通讯》的“记者证”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出入证”，要求派出所设法破案，追回失物。“记者”自称名叫谷雨，是“《农村工作通讯》的‘记者’”，《中国妇女》的特约“记者”。3天前，他带着《农村工作通讯》和《中国妇女》两张油印“介绍信”，来到中共当涂县委办公室，联系在当涂“采访”事宜。负责接待的县委办公室负责人电话通知宣传部接洽。宣传部派人陪同去县计委、农工部、县妇联、共青团等单位“采访”，翻阅了有关财政、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和当涂县志。县委某书记亲自接见。“记者”在有关单位阅览3天资料后，向县委某负责人提出要深入农村“采访”，负责人应允，并派人陪同。出发前又将县委一部照相机带着。在启程之前，“记者”提出借粮、借钱，办公室负责人均予满足，借给粮票15斤、人民币50元。“记者”首先来到丹阳湖公社，“采访”期间，游览了采石矾、三元洞，还到了李白墓。在“采访”、参观之余，时常夸耀自己“革命”历史，说他14岁参加部队，曾当过“通讯员”、“文书”、“随军记者”，很早加入了共产党等等。在“采访”期间，常享用酒菜款待，工作处处方便。临行时，公社主任又批准借给人民币50元、粮票10斤。“采访”活动正在进行时，中央农业部的检查组到达当涂。在闲谈中，提到《农村工作通讯》的“记者”谷雨，以及在农村采访情况。检查组甚感诧异：《农村工作通讯》是内部刊物，没有记者，也无谷雨此人。这才引起县委警觉，忙将“记者”交来的两张油印介绍信拿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伪造的。于是通知公安局，对“记者”进行审查。
经当涂县公安局调查，“记者”真名史某，曾在六安、合肥某剧团工作过，因贪污、诈骗，两次判刑劳改，刑满后留用。1961年6月，从普济圩农场逃跑，伪造印信，冒充记者，招摇撞骗。在到当涂之前，曾在六安、霍山等地行骗。1月初，史冒充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到六安兴隆公社“采访”，乘机偷用公社的油印机，伪造《农村工作通讯》介绍信。2月14日，冒充《农村工作通讯》记者，窜到霍山县。县委派编写组两人陪同到诸佛庵公社“采访”，史在茶余酒后，大肆吹嘘他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等等。在此期间，骗取霍山县委粮票40斤、人民币30元。5月6日，离开霍山，经合肥、芜湖、马鞍山游荡数日后，又化名谷雨，到了当涂。至此，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