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产救灾

寿县位于淮河南岸，境内有湖洼地40余万亩。每当霉雨季节，花水汇流于湖，易洪易涝；而霉雨过后，此地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晴热少雨，多干热风，则又易致旱灾。据历史资料记载，自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至1987年，水、旱、风、雹等灾害共81次。清代，未见有治淮记载。民国时期，侈言导淮，但无显著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力治理淮河，兴修农田水利，旱涝等灾害大为减轻。
一、清代、民国政府救灾
清代，省设淮北赈抚局，大灾之年，经两江总督、安徽巡抚奏准，可以发廒粮、库帑施行救济，并有官绅“捐资供粥，赈济流民”。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夏洪秋旱。次年春大饥，淮北赈抚局拨给寿州米、麦、秫秫、豆类共1.86万石(折合260万公斤)，钱416贯，又籽种钱2950贯；此外，督抚拨银1.4万两，钱12081贯；阖邑士民绅商共捐银3550两，银币1600元，钱100贯。
民国时灾情严重年份，政府拨粮款赈济，或以工代赈，富户亦有捐资献粮者。民国20年水灾，县曾设赈灾委员会勘灾济荒。抗日战争前期，县府督办积谷，以备凶年施赈。迨日本侵略军入侵，赈余之粮部分被其掠夺，部分被挪作军糈。
二、建国后救灾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此地无年不灾，无岁不歉，故贯彻执行中央制订的生产救灾方针政策，解决灾区生产、灾民生活问题，历来是中共寿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经常性重要任务之一。
1950年7月洪涝成灾，寿县始设生产救灾指挥部，抽调大批县、区机关干部，组成生产救灾工作队，深入灾区，与灾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52年，春前苦旱，2月，县成立生产、抗旱办公室，指导乡、村寻水救苗。1954年夏，特大洪涝，特重灾情，8月，县成立救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指挥、统筹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安度雨雪、年节、春荒三关。1956年5月暴雨成灾，午季严重歉收，县人民委员会当即成立生产救灾工作领导组，开展排涝抢种，赈济灾民。其后30年间，县生产救灾指挥、统筹机构时设时撤；鉴于寿县属自然灾害多发地域，生产救灾领导机构作为临时性设置，人员不固定，殊多不便，1985年6月，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县生产救灾办公室始为常设机构。核定编制3名，必要时，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加强力量。生产救灾的任务为：组织生产自救，发动互助互济和发放粮款与指导生产。 1949年以来，寿县生产救灾大体经历四个时期：
1957年以前9年间，县境发生水灾5次，旱灾2次，风灾、麦病害各1次，国家共拨发救济款550.3万元，救济粮3188万斤，食盐8.2万斤，衣被8.8万余件，竹木7000棵，煤炭6900吨，种籽粮390万斤，瓜菜种籽3.2万斤。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与互助互济：如组织灾区劳力，从事运输、加工、捕捞、编织等家庭副业生产，并通过以工代赈，开展治淮，兴修农田水利，使灾民增收粮食7818.8万斤；利用国家救济种籽，补种晚秋，多种瓜菜，收入粮食378.1万斤，干菜243.1万斤。非灾区援助灾区，捐献粮食780万斤，干菜33.5万斤，饲草200万斤。
1958—1965年，水、旱、虫灾频频发生，兼之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生产瞎指挥、浮夸风严重，出现三年困难。1959—1961年间，外流农民17417人，因营养不良患浮肿病和其他疾病63万人次，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为度过这一关，采取了各种措施：首先是城乡上下广泛开展生产自救，粮不足，瓜菜代，除早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外，大量栽培瓜类、蔬菜，共收获6.83亿斤，并晒制干菜349.1万斤；其次，大搞“小秋收”，采集淀粉含量较高的野生植物如葛根、鸡骨爪、野荸荠、芡实、藕、茅草葫、斑鸠菜等，总采集量达1.68亿斤；第三，组织劳力从事副业生产，增加收入5万余元；第四，发动社会捐助，计筹集粮食25.8万斤，款1.4万元，寒衣3468件。三年间国家共拨出救济款977万余元，发放贷款2009万元，提供食粮1.4亿斤，食油24.4万斤，黄豆53万斤，食糖14.6万斤，衣被7万余件(床)，絮棉4.6万斤，棉布65.1万尺，种籽粮240万斤，瓜菜籽种7.8万斤，化肥1490吨，煤炭1.8万吨，木材721立方米，毛竹1.5万余棵，元竹1.8万斤。
1966—1976年，寿县受灾8次，其中水灾4次，风雹灾2次，旱灾、疫灾各1次。“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在极左路线干扰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关闭集贸市场，农家副业生产多被禁限，生产自救无门。发放救济粮、款与以工代赈，又被某些人视为搞“金钱挂帅，物质刺激”而横加指责。粮、款额受到减、限，灾区的“抓革命，促生产”陷于停滞。此11年间，国家共发放救济款311.5万元，提供粮食2630万斤，絮棉4300斤，棉布8.9万尺，木材134立方米，煤炭7000吨；此外，尚有群众、机关企事业干部职工、部队捐助衣被27860件(床)。
1977—1987年，全县发生大小灾情33次，其中，水灾9次，旱灾4次，风雹灾17次，虫灾2次，疫灾1次。这期间，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取消对农家副业生产的各种禁限，灾区人民在国家的有力支持下(包括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与免征三年农业税)，广泛开展生产自救，因生产恢复得又快又好，灾民生活水平甚至不低于改革前丰收年景。11年中国家共拨出救济款292.8万元，为灾民提供粮食2.8亿斤，絮棉6.15万斤，棉布28.8万尺，煤炭5.2万吨，木材3000立方米，毛竹18500棵，化肥2050万吨，种籽粮137万斤；此外，尚有社会捐助赈款3.75万元，粮食5.1万斤，粮票3.3万斤，寒衣1418件，饲草120万斤，以及部队捐助衣被17120件(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