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学教育
寿州自唐代建孔庙、学宫以来,直到清代的州学,书院、社学、私塾,莫不奉行儒学教育。
一、州学
州学(学宫),为地方官办学校,旨在为朝廷培育人才。据旧志记载,寿州州学,唐代置文学(学官,从八品)1人,助教1人,“其学生凡二十”。元代,扩其规模,置安丰路学正1员。儒学、蒙古学、医学、阴阳学教授各1员,又寿春县儒学教谕1员;明代,寿州州学置学正,为州学之长,亦为掌一方文教之学官;置训导、教谕辅佐学正,为州学之师,教谕兼司孔庙祭祀。清如明制。
入州学修业者,必须是生员身份。清时,寿州州学,岁、科两试,每试录取文童定额为22名(被录取的文童,即生员,亦称秀才),入州学称为“附生”(附学生员),学习课程为书籍、礼仪、诏令、策论、法典、书、数;作业为八股文、时艺(诗、词、赋、联)、对策。录取的生员有定额,岁积年累,生员渐多,故附学生员名额不限。生员并不必宿读于州学,其修业于书院者,须接受学官之月课考问,即官课;其在家自修者,须按期到学聆听训谕,缴呈作业,参加课考。生员的出路有二:其一勤奋研读,准备参加考试,考中举人后,即具备选官的基本条件;其二,年资既长,才学并臻,可被选为廪生,进而为贡生,被保送入国子监(国子监为国家最高学府,由礼部主管),为太学生(监生),由此入于仕宦。
廪生,常年修学于州学,每人每年由州署发给膳食银4两(当熟米4石,合600公斤)。寿州定额为18名,由附生中选拔,经考核后按年资才学排定名次,如无过错,即顺序选为贡生。贡生之出于州学者,有3种:岁贡,每2年选1名;拔贡,每12年选1名(雍正时,寿州析为一州一县,寿州与凤台县轮流举拔,24年始选1名;同治年间诏准州、县每12年各选1名);恩贡,皇家有庆典,诏令当年每州、县加贡1名。不在州学选举范围之内的贡生有:优贡、副贡。优贡,每3年由安徽省提督、学正从府、州、县生员中直接选取3—5名,保送入国子监;副贡,即在乡试中,按录取正榜人数,每5名设副榜1名,中副榜者为副贡,得就读于国子监。一般贡生只是向礼部报到注册,并不全在国子监肄业,除纳资或夤缘得到一官半职外,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取得会试资格,仍为入仕的主要途径。清代时期,寿州州学共出岁贡254名,拔贡33名,恩贡53名;另有乡试副贡15名。寿州状元孙家鼐即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己酉科)拔贡。
廪生因选贡或他故而缺额,由增广生依次递补。增广生系从附学员中选拔,可视之为“候补廪生”。增广生常年在学修业,但不享受廪膳待遇;寿州定额为18名,缺额时由附生中择优选补。
清代寿州州学之修业者,除文生外,尚有武生。额定寿州每逢岁试录取武童19名,录取后即称武生员。其修业与课考内容为步箭、骑射、刀、石与《武经》,具体制度不详。入州学的武生员必须通文,而寿州之通文者多不习武,故应试入学者甚少,致武科徒有其名。清代,寿州出武举人160余名,大多出身于行伍或将弁之门,其出于州学者,寥寥数人而已。
州学有学规,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颁,立卧碑于学宫,其序云:“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备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其教条凡八,其第三条为“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余从略)。
二、书院
书院之制,始于唐代,是培养人才,振兴文风,研讨学术之所。寿州的书院,明代有淮南、安丰、涌泉、淮淝、循理5所;清代有循理书院和新建的寿阳书院。
1.淮南书院
淮南书院在州城东北隅。据《嘉靖寿州志》载: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知州刘天民即“旧有淮南书院粗加枝柱,令诸生藏修其间”。据此,则淮南书院的始建期、创办人当在此先(待考)。刘天民,字希尹,山东历城人,进士出身,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吏部郎中谪知寿州。
2.安丰书院
安丰书院在正阳关,寿州知州王蓥建。《嘉靖寿州志》载:“王蓥,字鼎文,闽县人,举春秋魁,授沔阳学正;关中许宗鲁督学湖南,雅器之,荐授寿州,政尚严肃。”王蓥于嘉靖四年至十一年(公元1525—1532年)任寿州知州。
3.涌泉书院
涌泉书院在州城北八公山麓。巡按御史杨瞻建。《嘉靖寿州志》载,州东察院有杨瞻记文首序云:“嘉靖戊戌秋,余奉命清理江北戎政,卜居寿州”。按:杨瞻代巡来寿,当年创建护城波岸,次年重修寿州卫署,建旗纛庙,后即不闻所止,此书院的设立,或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 4.淮淝书院
淮淝书院在州城东北隅,明知州庄桐就城内小察院基改建。庄桐于明万历四年至六年(公元1576—1578年)知寿州,建书院当在此时。
(以上四书院在明末前皆废)
5.循理书院
循理书院在州署北,中春申坊西大寺巷内(今寿县第一中学处),有书楼(如登阁)5间,左右斋房各3间,东院有静室6间,中有讲堂5间,前者大门3间,耳房2间。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寿州学正黄奇士建,题匾曰:“循理”。自当时寿州生员捐资购市房地基重修、扩建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寿颍兵备道魏士前捐俸置田620亩,以其租实为书院膏火之资。明亡时,无人过问,书院遂罢。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凤台县知县周子晋追复田产210亩,重开书院(按:当时凤台县治在州城东隅,循理书院在县治界内),其后,州、县共同过问,又追复原田产400余亩,并重修、扩建院舍楼、厢、大门。州人续有捐资、捐田、捐市房以助学者。清末时,书院共有田地169顷36亩8分,园畦2485个,市草瓦房234间,皆出租科费生息,为书院之经费。自科举废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改为寿州公学;民国12年(公元1923年)复改为县立初级中学,楼厢院舍完好如故。27年夏,日机炸毁部分屋宇,后日本侵略军踞县城,建立汪伪政权,统治4年有余,多被破坏,房屋颓圮,荆棘丛生,昔日面目全非。
6.寿阳书院
寿阳书院坐落于正阳关。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5年)庐凤道尤拔士建。当时筹得千金,贷出生息,供师生修膳。置董事经营之。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庐凤道周鸣銮饬寿州知州张清元整顿扩充,书院已有存银5000两发商生息;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数攻正阳,署庐凤道金光筯提作军需,书院屋宇毁于兵燹。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董事赵恩绶等捐筹制钱1000余缗,重开书院;次年,凤颍道任兰生筹拨保卫军船局制钱2000缗,除置草湖750亩,当镇上市房2所外,余款发商生息;又有满姓捐入草湖53亩。经费渐充,书院再兴。科举制度废除后,书院罢。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即其址改办羹梅学堂。
三、社学、义学
1.社学
社学由乡族集资开办。元代,诏令以50家(大家、族家)为1社,每社设学校1所,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四书、五经,称为社学。明代,令各府、州、县皆办社学,使15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就学,除读四书、五经外,并增加皇帝大诰、本朝律令等课目。清代,令县以下各乡均设社学,课程如明制。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为社师。嘉靖年间,寿州有社学8所,其中州城4所,正阳、瓦埠、隐贤、下蔡4镇各1所。清代沿如明制,康熙年间,增设文昌祠(城内)社学1所。雍正时析地置凤台县,划出下蔡镇社学1所,仍为8所。隐贤集社学早废,其余各所废于咸丰战乱。
2.义学
义学亦称义塾,多由个人捐资开办,使贫苦儿童入学。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州人孙士谦捐资建城内4门义学5所,后废。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董事柏节建广济局义学1所,清末时废。
四、私塾
自古以来,私塾对一方文教的兴衰,影响至大。寿地的私塾源远流长而面广,若以建邑之时起计,存在二千余年。
近代寿地私塾的形式,大致有四种:
其一,在家设帐,招收邻里亲戚子弟课读,人数多少不等,年龄亦不受限。
其二,应聘就馆,东家多为富室官绅,延师以课其子弟与戚属,受业者不过数人。
其三,农村聚族而居,借宗祠、庙宇设塾,学生以族中子弟为主。
其四,城乡中、小学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假期办私人补习班;或中学以上毕业生无业可就而课授学生,助其升学者。此种形式,抗日战争时期较多。
塾师,清末民初,以家境较为贫寒的秀才居多;部分塾师,虽非秀才,但也是十年寒窗,学有根底的老年“儒童”;至于举人,一般家业较富,或执教于书院,或夤缘而得官,少有充任塾师者。民国20年前后,县城如黄荫庭、门晋陶、靳熙森等,都是卓荦知名的塾师。及至抗日战争爆发,秀才儒生已寥若晨星,且又缺乏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于是充任塾师者,大都是中等学校以上毕业生或失业的中、小学教师。
私塾的教材,原无统一规定。清末至民国20年(公元1931年)前后,一般是4—6岁儿童,教识字块;7—8岁时,读三、百、千(三宇经、百家姓、千字文);9—12岁时,读《龙文鞭影》、《论说精华》、《小学韵语》、《幼学琼林》、《朱子家训》、《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12岁以上,始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民国24年,安徽省政府颁发《安徽省二十四年度改进私塾办法》,令各地私塾更新教材,改教短期小学课程,寿县大部分私塾停教四书、五经,代之以国文、常识、算术。
民国26年夏,寿县县政府在民众教育馆举办私塾讲习班,全县有塾师120余名参加,政府聘请名师讲课,时间一个月,结束时进行考试,合格者发给证书,凭以设塾开课。“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开始,寿县各地私塾教学秩序尚属正常;南京弃守后,战局急转直下,日本侵略军入内地,是年冬,县城数遭日机轰炸,城内疏散民众,私塾暂行停办。其后,日本侵略军盘踞县城,城内私塾不复存在。随战时教育体制的变革,乡、保国民学校普遍设立,乡村私塾大为减少,部分塾师转任当地乡、保小学教员。
1949年1月,寿县建立人民政府,新旧交替,百废待兴,乡村小学未能立即恢复正常教学,一些失业教师与旧时塾师纷纷设馆教授生徒。1952年春,寿县人民政府在孔庙(今文化馆)举办全县塾师学习班,参加者百余人,县长赵子厚作了《关于私塾改良问题》的动员报告。此后,乡村学校渐次恢复,一些私塾相继改为民办小学,符合条件的塾师,先后被吸收为乡村学校或民办小学教师;1953年,全县已无私塾。
五、学堂
自清末废科举,创办中国近代教育起,至民国初年,寿县城乡纷纷兴办学堂,但其教学方法尚未能完全脱离儒学教育制式,课程中仍以文史占主学地位。国文依然是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唐诗、古文、四书五经;作文多用排比对偶体裁,不出“八股”窠臼;历史则以读《康熙御批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为主;训导管理中的封建礼教意识相当浓厚。这种情况,基本上维持到军阀统治结束、国民政府成立。它反映了新旧过渡时期教育的特征。然而,学堂毕竟为现代科学教育逐步取代传统儒学教育创造了条件。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学堂,相当于今日的小学,分为初等学堂、高等学堂、两等学堂(高初等合办),肄业期初等为3—4年,高等为2—3年。初等学堂设置课程为国文、算学、体操;高等学堂增设历史、地理等课。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五月,州人孙多森在城内南街楼巷创办私立阜财高等学堂,有学生75名,是寿州最早的学堂;次年2月,州人孙毓筠借城北僧王祠(祀僧格林沁)办蒙养初等学堂,有学生90名,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三月,秀才李炳尧在州南乡双门铺崇福寺办芍西两等学堂,有学生24名;七月,乡绅李树藩在州东南下塘集办求是初等学堂,有学生41名;次年,州绅孙传在州治东春申坊办公立高等学堂,有学生75名;叶荫蹊在东南乡罗家集办集义两等学堂,有学生72名;常联芳在州南保义集五福寺办公立和济两等学堂,有学生61名;时佩瑜在正阳关寿阳书院址办羹梅两等学堂,有学生82名;廪生朱金堂在城内清真寺办务本初等学堂,有学生71名;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二月,监生洪人怡在州西三十里铺办瀹智初等学堂,有学生20名。
宣统年间,寿州城乡又先后办起公、私立初、高等学堂11所,即正阳关清真寺的正本两等学堂,瓦埠镇宓子贱祠乐群初等学堂,东乡尹家集城东公立两等学堂,州南青莲寺公立端本初等学堂,保义集洪宅的养正初等学堂,东南乡郑家集的寿南初等学堂,杨家庙的尚志初等学堂,下塘集的知新初等学堂,毕家集的言雅初等学堂,州西南团城子的启智初等学堂,州城西隅忠义祠的公立半日制学堂。
上述各学堂,特别是私人开办的,其中不少是私塾的改良型,创办人自行执教。清亡,大部分学堂停办。
民国初年,“壬子学制”颁布,原有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学堂之名不存。但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学校的体制与教学方式仍维持原状,少有变革。
民国2年(公元1913年),前清秀才徐士文利用李山庙宇创办李山小学校,徐士瑞、徐子香先后任校长;6年,邑人孙效祖在州城南5公里处孙氏宗祠办裕昆小学校,其经费由祠产收入中解决;9年,县城东乡设立姚皋小学校(今属长丰县);10年,前清廪生尹硕辅等,在青莲寺再建端本两等学校,有学生80名,太学生戴续安为第一任校长,经呈准县知事,经费由青莲寺庙产收入中解决,不足部分由乡坊筹措;12年,邑人孙传瑗等在城内火神庙创办寿县第一所女子小学校,郑世文(女)为首任校长。15—1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直鲁联军南下,寿县为战区,局势混乱,全县学校大都停办。民国17年,始渐恢复。
六、公学
公学,系中学学堂,相当于今之初级中学,但其文史类课程则相当于今之高中程度。寿地公学,有兼设高等小学者。
1.寿州公学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一经颁布,州人孙传等即筹划兴办公学;及废科举、停州学、撤书院,孙等即重修、扩建原循理书院院舍,就其址开办寿州公学。宣统元年(公元1912年)春竣工,当即开学。公学有楼30楹,屋百余间。孙传为首任学董,主持学务。除聘请知名之士任教席外,并置学监(相当于训导主任)、庶务。课程设有:修身、读经、国文、历史、地理、格致、博物、算术、化学、图画、体操等科。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孙传辞职,由李武弼继任。次年,军阀倪嗣冲率武卫军南下,占据寿县,勒令停办。5年,经邑人洪人纪恢复,但只办高等小学6班,仍称寿州公学。洪后有柏藩臣、陈俊三、刘定卿等,先后任公学主事。民国11年,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定中学为“三三制”,时以县城无中等学校,寿州公学原为中等学堂而自办高等小学班,殊不合于新制,县知事应学界之要求,批准改组寿州公学为县初级中学,于民国12年秋开学,祝梦华为首任校长。当年招收一年级新生1班40余人,男女兼收。课程设置为国文、历史、地理、化学、数学、英文、美术、音乐、体操等,并备有简单的理化实验器材。班次逐年增加,教学管理初步趋于现代教育。
2.寿阳公学
寿阳公学址在县城南20公里处堰口集北头福寿庵。民国10年,乡绅孙光甫等人改庵办学,定名为寿阳公学。除办中学班外,并设小学班。以师资优秀,教学质量上乘,在寿南颇有名气,学生多达200余名,霍邱、颍上县等地学子亦多慕名而负笈于此。民国13年后,改为堰口两等学校,为县内之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