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外国传教士在皖活动与宗教交涉
第一节 晚清外国传教士在安徽的传教活动
一、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在安徽的传教活动鸦片战争之前，仅有天主教在安徽境内活动。早在元朝时，西方的天主教就已传入安徽地区。据余阙《青阳集·合肥修城记》记载，也里可温教(又称景教，即天主教)信徒马世德在合肥做官，主持合肥城的修建工程。据认为，这是天主教在安徽出现的最初记载。
明朝末年，正值西方天主教内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时，在16世纪，瑞士、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都先后发生宗教改革运动，从此，天主教分裂为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支。为了捍卫天主教的地位，一些天主教士建起耶稣会，竭力向欧洲之外地区进行传教活动。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546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庞迪我来到了北京城。这是16世纪西欧殖民势力东来之后到达中国京城的首批天主教传教士，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此时，安徽尚未建省，属江南省。罗马教廷在华设江南教区，负责江苏、安徽地区的传教事业，从此，天主教在苏皖地区迅速传播。此时，一些安徽人与西方传教士交往甚密，接受天主教教义，成为天主教信徒。曾任湖广监御史，后被革职下狱的泗州盱眙人冯应京，在读过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一书后，皈依天主教，成为天主教信徒。以后他又为该书润色、作序、出版，使之在中国广为传播。法人高龙倍在《江南传教史》中称：“文士中因利玛窦而皈依基督的，首推冯应京。”此外，在明末清初，徽州人程大约、宁国人焦勖等皖籍士大夫，亦与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关系密切，并在他们的著述中，介绍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清朝初年，西方传教士进入安徽，开始建堂传教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皖北的五河，皖西的安庆、池州和皖南的徽州地区。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前后，比利时籍耶稣会神父卫方济来到安徽五河，为数百人受洗，进行建堂传教活动。康熙四十一年，卫方济返回欧洲，留传教士思安当、方惟一继续主持五河地区的宗教事务。康熙五十九年，法国遣使会传教士也来到五河，在五河城外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进行传教活动。这样，在安徽建省之初，五河首先成为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皖北进行传教活动的重要地区。
清初，西方天主教势力亦进入皖南。安徽五河人许伯禄，将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黄安多引至徽州传教，在当地发展大批信徒。之后，歙县人汪钦一成为黄安多的主要助手。随同黄安多巡行徽州各地，进行传教活动。到鸦片战争之前，位于徽州南端的婺源县东门镇(今属江西省)，已成为天主教传教士在安徽开展传教活动中心场所之一，共有教徒400多人。
位于皖西的安庆、池州，夹江对峙，为通往长江中上游的湖北、四川省的孔道，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为了向中国内地扩张势力，亦将目光盯住这一地区。康熙四十年左右，葡萄牙方济各会传教士余方济在安庆购置房产，作为教会的住院。之后，另一传教士梁弘仁又在池州建一所住院。葡萄牙方济各会在安庆、池州建立的住院，主要作为方济各会进入长江上游地区的中间站，并没有注重在安庆、池州本地进行传教活动。这两个方济各会住院在当地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尽管在鸦片战争之前，外国天主教势力已经进入皖境，但是由于地方官绅的排斥和士大夫的反对，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采取了严厉禁止和取缔政策，因此，在这一时期西方天主教会对安徽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它们在五河、安庆、池州和徽州所建的教堂、住院相继被废止或被抄入官，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在皖的传教活动被迫中止。
二、鸦片战争后法国天主教士在安徽的传教活动
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之间围绕鸦片贸易问题发生冲突，爆发鸦片战争。中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失败。道光二十二年，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向西方殖民列强敞开了中国门户。从此，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天主教基本处于葡萄牙所谓的“保教权”之下。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即道光二十三年，罗马教廷任命法国传教士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教。这样，中国天主教的所谓“保教权”便落入法国人手中，法国殖民者便成了打开中国“宗教门户”的急先锋。道光二十四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中英南京条约》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法国传教士并不以此为满足，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在法国殖民者的胁迫下，颁布谕旨，宣布准免查禁天主教，并同意给还天主教旧地址。这样，已被查禁长达120多年的天主教正式弛禁。从此，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再次大批涌入中国，试图将中国变为天主教国家，将天主教强加于中国人民。位于浅内陆位置的安徽省很快成为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关注的重要目标。
在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安徽的传教活动中，五河作为皖北地区老传教据点，自然成为传教士们首先涉足的地区。道光二十六年五月，意大利籍传教士马日新(P· Rene Massa)首先来到五河。翌年，希腊籍传教士龙保理被委派负责江南教区西部的传教事务，他于这一年来到五河，以探望教徒为名，试图扩大天主教在皖北的势力。从道光二十九年至同治三年的15年间，前往五河县的外国传教士有薛孔昭、马日新、赵方济、葛必达、桑理爵等人。咸丰二年，五河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江南教区法籍主教赵方济(F·X·Margary)在负责安徽教务的神父马日新陪同下，专程来到五河，探望受灾的教徒。从咸丰二年起，马日新留驻五河，将五河作为在安徽传播天主教的中心。咸丰三年，马日新在五河病亡。
外国传教士在试图重建五河皖北天主教传教中心的同时，亦将皖南地区和省城安庆作为他们在皖进行传教活动的重要区域。早在道光二十二年，曾在康熙年间成为皖南地区天主教传教中心的婺源县东门镇(今属江西省)，传教士重建一座圣母堂，发展众多教徒，东门再次成为皖南地区的传教据点。咸丰二年(1852年)意大利籍传教士马日新，成功地劝说曾任安徽学政和凤阳知府的官绅文雅各一家皈依天主教，这表明了外国传教士试图通过在省城官绅阶层中发展信徒的途径，来迅速扩大天主教在安徽的影响。
从整体来看，在太平军进入安徽之前，西方传教士势力虽然已经进入安徽，但仅局限于个别地区，影响还十分微弱。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入安徽，安徽成为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这样，在太平天国在皖期间，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安徽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进行正常的、大规模的传教活动。
咸丰六年，法国伙同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英、法、俄分别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地活动，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擅自在该条约中增加“并任佛国(即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词句。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法国天主教教士在中国以及安徽的传教活动迅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法国传教士对安徽的传教活动中，省城安庆由于它的政治中心和毗邻江西、湖北的重要地理位置，自然成为法国传教士关注的首要目标。同治四年五月，新任江南教区主教的法国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guillat)乘法国军舰“唐克雷德号”逆江而上，抵达安庆。郎怀仁率法国水兵闯入知府衙门，要求与安庆地方商谈在城内建堂传教之事，遭到安庆地方官员的抵制。数月后，法国教士雷骏亦来到安庆，与早先潜入安庆以经营布店为名进行秘密传教活动的中国神父熊臣尧取得联系，熊臣尧以个人身份出面，表示愿将自己的布店“过户”给天主教会，引起全城骚动。安庆全城群情激愤，市民们捣毁布店，并将雷骏逐出安庆。天主教江南教区法国主教郎怀仁借此机会，促使法国驻华公使馆出面进行干涉，逼迫清廷作出让步，取得沿江数亩土地及城内“东右坊民房十二间”，建立耶稣会教堂。从此，天主教势力开始在安庆扎根。
同治四年，法国传教士金式玉(Joseph Seekinger)抵达南京，江南教区命令他负责安徽地区的天主教传教事务。同治六年，金式玉来到五河，恢复那里的传教会口(即传教事务所)，制订每年派教会神父走访两次的制度。在金式玉的努力下，至同治九年左右，传教士相继在五河县的大兴街、张家滩、黄家嘴、石家嘴、武家桥、聂家圩、许家场、安淮集、头埠等村镇建立10余处教堂，发展教徒逾万人，五河再度成为外国天主教徒教士在皖传教活动的中心之一。
同治六年三月，金式玉又来到皖西六安地区，试图在那里建堂传教，但在英山(今属湖北)县城遭到当地群众的围攻和哄赶，被迫离去。之后，他又在六安县城受到官府的冷遇，传教活动受挫。同治七年年底，法国驻沪总领事在接到金式玉的报告后，立即向六安地区的中国官员递交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他们保护法国传教士在当地的传教活动。翌年，安庆天主堂的本堂神父韩石贞拜访六安知州和霍山知县，与他们达成协议，每年向那里派出神父进行一、二个月的传教活动。同治十二年又增设了常驻神父。天主教势力迅速渗入皖西地区。
同治六年四月，金式玉来到皖南前天主教势力中心婺源县东门镇，试图恢复当地的教堂、教会和传教活动，但是这里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教堂残破，教徒多已逃散，因此，金式玉转而来到宁国县水东镇，将水东作为在皖南地区传教活动的基地。同治十二年，法国教士在水东镇建起宁国府天主教总铎特区，并建造众多大小教堂，发展数百名教徒。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皖置地建堂，发展教徒，引起各地士绅、民众的强烈不满，双方冲突不断，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此极为关注，同治九年四月二十四日(1870年5月24日)，两江总督马新贻、安徽巡抚英翰联名发布告示，内容如下：
“为剀切晓谕事，照得法国条约(即《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内载：天主教原以劝人为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会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原信习教而循规蹈距者，毫无查禁，向来禁教明文，无论何处，概行革除。又续增(即《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内载：法国传教士去各省租借田地、建造自便各等语。查习教民人，虽然习教，犹是中国人民，该教劝人道理，无非尊崇君上，谨导中国法度，自应一律体恤，以示一视同仁之意。前经总理衙门奏明，请旨饬令各督抚教饬地方官，于凡交涉、教民事件务须迅速持平办理，毋得意为轻重，亦毋得故为迟延，致念教民屈抑，通行在案，自应遵照办理。乃近来各处人民每有阻挠置地建堂，恃众滋闹之案，虽经各督抚部院严饬各地方官，查拿惩究，未能一律速结。前经法国罗大臣〔即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罗淑亚Louis Jules Emilien Rochechouart)〕按约查办，以后民教相处，务须永远和睦，彼此恭敬，不得再滋事端。合行剀切晓谕，为此示仰阖属军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传教习教，切缘条约所准，不愿习教者，本不勉强，毋许妄有阻挠。教士来自外洋，心存劝善，尤宜以礼相待。自示之后，务且各遵条约，不得阳奉阴违，如再有滋闹情事，则国法森严，断难曲贷，慎毋尝试。共各凛遵。特示，右谕通知。”
这样，到同治末年，在清朝官员的保护下，法国天主教士已分别在省城安庆，皖北的五河，皖西的六安、霍山，皖南的宁国建立牢固的传教据点，从而为天主教势力对安徽的全面渗透打下基础。光绪二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安徽境内的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并可以在芜湖开辟租界，设立领事馆。条约还规定省城安庆以及大通亦被辟为交通口岸。这就为天主教势力在皖的进一步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清朝末年，安徽各地共建有天主教堂283座，其中宁国府45座，池州府47座，占全省天主教堂总数近三分之一。在皖的外国天主教士47人，修女(含中国籍)108人。各州县最初设立(恢复)天主教堂的情况见表1—3—1。
续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安徽的建堂传教活动，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失败至清朝灭亡的40余年间。这一时期在皖进行建堂传教活动的外国天主教教士主要是法国人，上述大小教堂多为法国传教士所建。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后至清末民初，法国传教士对天主教势力在安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状况到民国时期才开始有所改变。
据《皖政辑要》记载，宣统元年(1909年)在皖各地的外国天主教传教士情况，见表1—3—2。
续表：
三、鸦片战争后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安徽的传教活动
当明末清初的罗马教廷和耶稣会积极向中国传播天主教时，基督教(即新教)作为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的派别，尚未将中国作为开展传教活动的目标。
鸦片战争后，英国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英国奉基督教圣公宗(基督新教的一支)为国教，一批英国传教士跟随着英国殖民者进入《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进行传教活动。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之子多次潜入包括安徽在内的中国内地，收集情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J·Boone)主教抵达上海，建立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基地。随后，美国圣公会在华建立江苏、鄂湘、皖赣3个教区，并将皖赣教区教务划归江苏教区主教负责。不久，因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安徽全境，圣公会在安徽的传教活动受到遏制，传教事业进展缓慢。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基督教各差会立即开始向安徽渗透。同治四年(1865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在上海建立总办事处，负责在华传教事务。同治八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密道生和卫养生来到安庆，在西右坊租十余间民房，挂出“圣爱堂”匾额，开展传教活动。同治末年和光绪初年，内地会又分别在宁国、贵池、歙县建起教堂。光绪三年(1877年)，内地会美国传教士鲍康宁(F·W·Baller)在安庆建立汉语培训机构—内地会安庆训练所，教授内地会外国传教士汉语，学习期限为1个月。鲍康宁还为这个训练所编写了汉语教材，这个训练所为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汉语培训机构。不久，该所迁至镇江。
光绪十一年，美国圣公会开始恢复在安徽的传教活动，在芜湖建立了总堂。光绪二十年，该会又在安庆开设总堂。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其他差会也积极向皖扩张势力。光绪十二年，加拿大传教士马林(W·E·Macklin)医生抵达南京，在华建立基督会总部。4年后，基督会的美国、澳大利亚传教士进入安徽，在滁州、庐州、芜湖建立宣教区，分别建立总堂。
光绪十三年，美国贵格会传教士义白理、高师竹等将该会传入中国，在南京建立宣教中心。不久，该会传入安徽，在无为等地建立宣教机构。光绪十四年，美国基督教同盟会传入上海，之后，在芜湖等地开展传教活动。光绪二十四年，美国传教士又将基督教一个分支—来复会传入中国，该会以江苏、安徽为主要传教地区，在安徽和州、芜湖建立差会总堂，作为宣教师驻节地。到清朝末年，来复会在安徽建立差会总堂3座，正式教堂7座，布道区10处，并建有隶属教会的小学11所，医院1所，药房1处。这一时期，基督教的其他差会，如浸礼亲、南浸信会、北长老会、公信会等，也分别在安徽设立传教区，在芜湖、安庆、蚌埠、合肥等城镇建立总堂，开展传教活动。
据《皖政辑要》统计，在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全境共有基督教堂113处，其中英美耶稣堂33座，英美福音堂37处，美国长老会教堂1处，美以美会教堂1处，英国内地会教堂1处，美国公信会教堂1处，美国来复会教堂6处，圣公会教堂11处，英美基督会教堂16处，美国宣道会教堂6处。这样，到清朝末年，基督教势力几乎渗入安徽全境，各州府均建有教堂，仅有少数县未建教堂。其中，基督教在通商口岸芜湖势力最大，来复会、公信会、圣公会、宣道会、内地会、基督会、美以美会共在这座城市建有教堂20座。
上述基督教差会在皖建堂传教之初，由于经费等条件限制，教堂建筑多数较为简陋。例如，光绪三十一年，美国圣公会在桐城和枞阳所建的美国圣公会分堂，为该会购买、租借项姓居民的4间中国民居式瓦房。光绪三十年所建的巢县美国基督教堂，系租用程姓居民的9间中国民居式瓦房。光绪二十九年，亳州美国传教士，购买王姓居民的住房，将之改建为华洋兼式的瓦草房2重。光绪三十年，美国宣道会传教士在宣城湾
购买查姓、王姓居民房屋，将之改建为华洋兼式瓦房3重，作为该会分堂。
基督教传教士们除建堂传教外，还从事教育、医疗、卫生等活动和慈善事业。到清朝末年，基督教各差会在许多教堂设立了义学，共34处，分布在芜湖、宣城、含山、怀远、安庆、宿松、太湖、歙县、青阳、南陵、贵池、建德、当涂、繁昌、无为、巢县、合肥、阜阳、来安、和县。此外，它们还建有3所中学，1所是圣公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在芜湖建立的广智中学，1所是圣公会于光绪二十四年在安庆建立的保罗中学，1所是来复会和基督会于光绪二十九年在芜湖合办的萃文中学。至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境内的基督教会医院已有3处，分别是建于安庆城内东北的美国圣公会分堂、芜湖弋矶山美以美教会和滁州城内仓巷，美籍医生华礼门、赫怀仁和顾德分别主持上述各医院。此外，贵池、芜湖、合肥、阜阳、来安、怀远、寿县境内9处基督教堂亦有施药行医之举，其中，怀远教堂有两位美国传教士医生，他们是柯德仁、柯德义。
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清朝末年，来皖的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共有64人，其中美国人32人，英国人28人，德国人2人，瑞典人1人，奥地利人1人。因此，安徽境内的许多基督教堂通常由中国教士或教徒负责看管。
根据《皖政辑要》统计，宣统三年(1909年)在皖各地的外国基督教各差会的传教士见表1—3—3。
续表：
续表：
明朝末年，正值西方天主教内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时，在16世纪，瑞士、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都先后发生宗教改革运动，从此，天主教分裂为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支。为了捍卫天主教的地位，一些天主教士建起耶稣会，竭力向欧洲之外地区进行传教活动。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546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庞迪我来到了北京城。这是16世纪西欧殖民势力东来之后到达中国京城的首批天主教传教士，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此时，安徽尚未建省，属江南省。罗马教廷在华设江南教区，负责江苏、安徽地区的传教事业，从此，天主教在苏皖地区迅速传播。此时，一些安徽人与西方传教士交往甚密，接受天主教教义，成为天主教信徒。曾任湖广监御史，后被革职下狱的泗州盱眙人冯应京，在读过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一书后，皈依天主教，成为天主教信徒。以后他又为该书润色、作序、出版，使之在中国广为传播。法人高龙倍在《江南传教史》中称：“文士中因利玛窦而皈依基督的，首推冯应京。”此外，在明末清初，徽州人程大约、宁国人焦勖等皖籍士大夫，亦与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关系密切，并在他们的著述中，介绍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清朝初年，西方传教士进入安徽，开始建堂传教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皖北的五河，皖西的安庆、池州和皖南的徽州地区。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前后，比利时籍耶稣会神父卫方济来到安徽五河，为数百人受洗，进行建堂传教活动。康熙四十一年，卫方济返回欧洲，留传教士思安当、方惟一继续主持五河地区的宗教事务。康熙五十九年，法国遣使会传教士也来到五河，在五河城外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进行传教活动。这样，在安徽建省之初，五河首先成为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皖北进行传教活动的重要地区。
清初，西方天主教势力亦进入皖南。安徽五河人许伯禄，将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黄安多引至徽州传教，在当地发展大批信徒。之后，歙县人汪钦一成为黄安多的主要助手。随同黄安多巡行徽州各地，进行传教活动。到鸦片战争之前，位于徽州南端的婺源县东门镇(今属江西省)，已成为天主教传教士在安徽开展传教活动中心场所之一，共有教徒400多人。
位于皖西的安庆、池州，夹江对峙，为通往长江中上游的湖北、四川省的孔道，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为了向中国内地扩张势力，亦将目光盯住这一地区。康熙四十年左右，葡萄牙方济各会传教士余方济在安庆购置房产，作为教会的住院。之后，另一传教士梁弘仁又在池州建一所住院。葡萄牙方济各会在安庆、池州建立的住院，主要作为方济各会进入长江上游地区的中间站，并没有注重在安庆、池州本地进行传教活动。这两个方济各会住院在当地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尽管在鸦片战争之前，外国天主教势力已经进入皖境，但是由于地方官绅的排斥和士大夫的反对，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采取了严厉禁止和取缔政策，因此，在这一时期西方天主教会对安徽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它们在五河、安庆、池州和徽州所建的教堂、住院相继被废止或被抄入官，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在皖的传教活动被迫中止。
二、鸦片战争后法国天主教士在安徽的传教活动
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之间围绕鸦片贸易问题发生冲突，爆发鸦片战争。中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失败。道光二十二年，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向西方殖民列强敞开了中国门户。从此，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天主教基本处于葡萄牙所谓的“保教权”之下。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即道光二十三年，罗马教廷任命法国传教士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教。这样，中国天主教的所谓“保教权”便落入法国人手中，法国殖民者便成了打开中国“宗教门户”的急先锋。道光二十四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中英南京条约》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法国传教士并不以此为满足，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在法国殖民者的胁迫下，颁布谕旨，宣布准免查禁天主教，并同意给还天主教旧地址。这样，已被查禁长达120多年的天主教正式弛禁。从此，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再次大批涌入中国，试图将中国变为天主教国家，将天主教强加于中国人民。位于浅内陆位置的安徽省很快成为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关注的重要目标。
在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安徽的传教活动中，五河作为皖北地区老传教据点，自然成为传教士们首先涉足的地区。道光二十六年五月，意大利籍传教士马日新(P· Rene Massa)首先来到五河。翌年，希腊籍传教士龙保理被委派负责江南教区西部的传教事务，他于这一年来到五河，以探望教徒为名，试图扩大天主教在皖北的势力。从道光二十九年至同治三年的15年间，前往五河县的外国传教士有薛孔昭、马日新、赵方济、葛必达、桑理爵等人。咸丰二年，五河地区发生严重水灾，江南教区法籍主教赵方济(F·X·Margary)在负责安徽教务的神父马日新陪同下，专程来到五河，探望受灾的教徒。从咸丰二年起，马日新留驻五河，将五河作为在安徽传播天主教的中心。咸丰三年，马日新在五河病亡。
外国传教士在试图重建五河皖北天主教传教中心的同时，亦将皖南地区和省城安庆作为他们在皖进行传教活动的重要区域。早在道光二十二年，曾在康熙年间成为皖南地区天主教传教中心的婺源县东门镇(今属江西省)，传教士重建一座圣母堂，发展众多教徒，东门再次成为皖南地区的传教据点。咸丰二年(1852年)意大利籍传教士马日新，成功地劝说曾任安徽学政和凤阳知府的官绅文雅各一家皈依天主教，这表明了外国传教士试图通过在省城官绅阶层中发展信徒的途径，来迅速扩大天主教在安徽的影响。
从整体来看，在太平军进入安徽之前，西方传教士势力虽然已经进入安徽，但仅局限于个别地区，影响还十分微弱。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入安徽，安徽成为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这样，在太平天国在皖期间，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安徽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进行正常的、大规模的传教活动。
咸丰六年，法国伙同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英、法、俄分别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地活动，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擅自在该条约中增加“并任佛国(即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词句。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法国天主教教士在中国以及安徽的传教活动迅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法国传教士对安徽的传教活动中，省城安庆由于它的政治中心和毗邻江西、湖北的重要地理位置，自然成为法国传教士关注的首要目标。同治四年五月，新任江南教区主教的法国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guillat)乘法国军舰“唐克雷德号”逆江而上，抵达安庆。郎怀仁率法国水兵闯入知府衙门，要求与安庆地方商谈在城内建堂传教之事，遭到安庆地方官员的抵制。数月后，法国教士雷骏亦来到安庆，与早先潜入安庆以经营布店为名进行秘密传教活动的中国神父熊臣尧取得联系，熊臣尧以个人身份出面，表示愿将自己的布店“过户”给天主教会，引起全城骚动。安庆全城群情激愤，市民们捣毁布店，并将雷骏逐出安庆。天主教江南教区法国主教郎怀仁借此机会，促使法国驻华公使馆出面进行干涉，逼迫清廷作出让步，取得沿江数亩土地及城内“东右坊民房十二间”，建立耶稣会教堂。从此，天主教势力开始在安庆扎根。
同治四年，法国传教士金式玉(Joseph Seekinger)抵达南京，江南教区命令他负责安徽地区的天主教传教事务。同治六年，金式玉来到五河，恢复那里的传教会口(即传教事务所)，制订每年派教会神父走访两次的制度。在金式玉的努力下，至同治九年左右，传教士相继在五河县的大兴街、张家滩、黄家嘴、石家嘴、武家桥、聂家圩、许家场、安淮集、头埠等村镇建立10余处教堂，发展教徒逾万人，五河再度成为外国天主教徒教士在皖传教活动的中心之一。
同治六年三月，金式玉又来到皖西六安地区，试图在那里建堂传教，但在英山(今属湖北)县城遭到当地群众的围攻和哄赶，被迫离去。之后，他又在六安县城受到官府的冷遇，传教活动受挫。同治七年年底，法国驻沪总领事在接到金式玉的报告后，立即向六安地区的中国官员递交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他们保护法国传教士在当地的传教活动。翌年，安庆天主堂的本堂神父韩石贞拜访六安知州和霍山知县，与他们达成协议，每年向那里派出神父进行一、二个月的传教活动。同治十二年又增设了常驻神父。天主教势力迅速渗入皖西地区。
同治六年四月，金式玉来到皖南前天主教势力中心婺源县东门镇，试图恢复当地的教堂、教会和传教活动，但是这里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教堂残破，教徒多已逃散，因此，金式玉转而来到宁国县水东镇，将水东作为在皖南地区传教活动的基地。同治十二年，法国教士在水东镇建起宁国府天主教总铎特区，并建造众多大小教堂，发展数百名教徒。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皖置地建堂，发展教徒，引起各地士绅、民众的强烈不满，双方冲突不断，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此极为关注，同治九年四月二十四日(1870年5月24日)，两江总督马新贻、安徽巡抚英翰联名发布告示，内容如下：
“为剀切晓谕事，照得法国条约(即《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内载：天主教原以劝人为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会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原信习教而循规蹈距者，毫无查禁，向来禁教明文，无论何处，概行革除。又续增(即《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内载：法国传教士去各省租借田地、建造自便各等语。查习教民人，虽然习教，犹是中国人民，该教劝人道理，无非尊崇君上，谨导中国法度，自应一律体恤，以示一视同仁之意。前经总理衙门奏明，请旨饬令各督抚教饬地方官，于凡交涉、教民事件务须迅速持平办理，毋得意为轻重，亦毋得故为迟延，致念教民屈抑，通行在案，自应遵照办理。乃近来各处人民每有阻挠置地建堂，恃众滋闹之案，虽经各督抚部院严饬各地方官，查拿惩究，未能一律速结。前经法国罗大臣〔即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罗淑亚Louis Jules Emilien Rochechouart)〕按约查办，以后民教相处，务须永远和睦，彼此恭敬，不得再滋事端。合行剀切晓谕，为此示仰阖属军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传教习教，切缘条约所准，不愿习教者，本不勉强，毋许妄有阻挠。教士来自外洋，心存劝善，尤宜以礼相待。自示之后，务且各遵条约，不得阳奉阴违，如再有滋闹情事，则国法森严，断难曲贷，慎毋尝试。共各凛遵。特示，右谕通知。”
这样，到同治末年，在清朝官员的保护下，法国天主教士已分别在省城安庆，皖北的五河，皖西的六安、霍山，皖南的宁国建立牢固的传教据点，从而为天主教势力对安徽的全面渗透打下基础。光绪二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安徽境内的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并可以在芜湖开辟租界，设立领事馆。条约还规定省城安庆以及大通亦被辟为交通口岸。这就为天主教势力在皖的进一步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清朝末年，安徽各地共建有天主教堂283座，其中宁国府45座，池州府47座，占全省天主教堂总数近三分之一。在皖的外国天主教士47人，修女(含中国籍)108人。各州县最初设立(恢复)天主教堂的情况见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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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安徽的建堂传教活动，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失败至清朝灭亡的40余年间。这一时期在皖进行建堂传教活动的外国天主教教士主要是法国人，上述大小教堂多为法国传教士所建。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后至清末民初，法国传教士对天主教势力在安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状况到民国时期才开始有所改变。
据《皖政辑要》记载，宣统元年(1909年)在皖各地的外国天主教传教士情况，见表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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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鸦片战争后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安徽的传教活动
当明末清初的罗马教廷和耶稣会积极向中国传播天主教时，基督教(即新教)作为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的派别，尚未将中国作为开展传教活动的目标。
鸦片战争后，英国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英国奉基督教圣公宗(基督新教的一支)为国教，一批英国传教士跟随着英国殖民者进入《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进行传教活动。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之子多次潜入包括安徽在内的中国内地，收集情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J·Boone)主教抵达上海，建立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基地。随后，美国圣公会在华建立江苏、鄂湘、皖赣3个教区，并将皖赣教区教务划归江苏教区主教负责。不久，因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安徽全境，圣公会在安徽的传教活动受到遏制，传教事业进展缓慢。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基督教各差会立即开始向安徽渗透。同治四年(1865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在上海建立总办事处，负责在华传教事务。同治八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密道生和卫养生来到安庆，在西右坊租十余间民房，挂出“圣爱堂”匾额，开展传教活动。同治末年和光绪初年，内地会又分别在宁国、贵池、歙县建起教堂。光绪三年(1877年)，内地会美国传教士鲍康宁(F·W·Baller)在安庆建立汉语培训机构—内地会安庆训练所，教授内地会外国传教士汉语，学习期限为1个月。鲍康宁还为这个训练所编写了汉语教材，这个训练所为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汉语培训机构。不久，该所迁至镇江。
光绪十一年，美国圣公会开始恢复在安徽的传教活动，在芜湖建立了总堂。光绪二十年，该会又在安庆开设总堂。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其他差会也积极向皖扩张势力。光绪十二年，加拿大传教士马林(W·E·Macklin)医生抵达南京，在华建立基督会总部。4年后，基督会的美国、澳大利亚传教士进入安徽，在滁州、庐州、芜湖建立宣教区，分别建立总堂。
光绪十三年，美国贵格会传教士义白理、高师竹等将该会传入中国，在南京建立宣教中心。不久，该会传入安徽，在无为等地建立宣教机构。光绪十四年，美国基督教同盟会传入上海，之后，在芜湖等地开展传教活动。光绪二十四年，美国传教士又将基督教一个分支—来复会传入中国，该会以江苏、安徽为主要传教地区，在安徽和州、芜湖建立差会总堂，作为宣教师驻节地。到清朝末年，来复会在安徽建立差会总堂3座，正式教堂7座，布道区10处，并建有隶属教会的小学11所，医院1所，药房1处。这一时期，基督教的其他差会，如浸礼亲、南浸信会、北长老会、公信会等，也分别在安徽设立传教区，在芜湖、安庆、蚌埠、合肥等城镇建立总堂，开展传教活动。
据《皖政辑要》统计，在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全境共有基督教堂113处，其中英美耶稣堂33座，英美福音堂37处，美国长老会教堂1处，美以美会教堂1处，英国内地会教堂1处，美国公信会教堂1处，美国来复会教堂6处，圣公会教堂11处，英美基督会教堂16处，美国宣道会教堂6处。这样，到清朝末年，基督教势力几乎渗入安徽全境，各州府均建有教堂，仅有少数县未建教堂。其中，基督教在通商口岸芜湖势力最大，来复会、公信会、圣公会、宣道会、内地会、基督会、美以美会共在这座城市建有教堂20座。
上述基督教差会在皖建堂传教之初，由于经费等条件限制，教堂建筑多数较为简陋。例如，光绪三十一年，美国圣公会在桐城和枞阳所建的美国圣公会分堂，为该会购买、租借项姓居民的4间中国民居式瓦房。光绪三十年所建的巢县美国基督教堂，系租用程姓居民的9间中国民居式瓦房。光绪二十九年，亳州美国传教士，购买王姓居民的住房，将之改建为华洋兼式的瓦草房2重。光绪三十年，美国宣道会传教士在宣城湾
购买查姓、王姓居民房屋，将之改建为华洋兼式瓦房3重，作为该会分堂。基督教传教士们除建堂传教外，还从事教育、医疗、卫生等活动和慈善事业。到清朝末年，基督教各差会在许多教堂设立了义学，共34处，分布在芜湖、宣城、含山、怀远、安庆、宿松、太湖、歙县、青阳、南陵、贵池、建德、当涂、繁昌、无为、巢县、合肥、阜阳、来安、和县。此外，它们还建有3所中学，1所是圣公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在芜湖建立的广智中学，1所是圣公会于光绪二十四年在安庆建立的保罗中学，1所是来复会和基督会于光绪二十九年在芜湖合办的萃文中学。至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境内的基督教会医院已有3处，分别是建于安庆城内东北的美国圣公会分堂、芜湖弋矶山美以美教会和滁州城内仓巷，美籍医生华礼门、赫怀仁和顾德分别主持上述各医院。此外，贵池、芜湖、合肥、阜阳、来安、怀远、寿县境内9处基督教堂亦有施药行医之举，其中，怀远教堂有两位美国传教士医生，他们是柯德仁、柯德义。
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清朝末年，来皖的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共有64人，其中美国人32人，英国人28人，德国人2人，瑞典人1人，奥地利人1人。因此，安徽境内的许多基督教堂通常由中国教士或教徒负责看管。
根据《皖政辑要》统计，宣统三年(1909年)在皖各地的外国基督教各差会的传教士见表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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