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一）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襟江带淮，地腴物阜，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具有发展农牧业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按照地理特点，全省分为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大别山区、沿江圩区和皖南山区五大农业区。淮北平原占全省耕地总面积6595．37万亩的49．98％，江淮丘陵占24．11％，沿江圩区占17．02％，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不足9％。农业人口一直占全省总人口的80％以上，最高年份达90％以上。安徽农业总产值在全省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至1987年仍占42．5％。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全省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安徽也是个多灾地区。由于在气候上属于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带，水、旱、风、雹及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历史上大旱大涝给安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仅民国20年（1931年）大水，安徽就有48个县（不包括未调查的9个县）受灾，被淹农田3155万多亩，占当时农田总面积的57％；灾民940万多人，占全省总人口的一半，被水淹和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14万多人。加之安徽为中原襟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连绵的战祸和不断的自然灾害相交织，严重地制约着农业的发展。
（二）
安徽农业历史悠久。从建国以来出土文物中发现的烧焦稻谷、炭化麦粒，盛酒陶鬲、酒杯，石制及铁制农具以及牛、马、羊等角骨的化石考证，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在江淮这片土地上从事农牧业生产了。
春秋时期，奴隶制开始解体，封建制逐渐形成，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两淮地区开始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楚国令尹孙叔敖在寿县修建的芍陂（今安丰塘）能灌溉农田万顷，楚地人民世受其益。
秦汉时期，安徽农业已有一定规模，特别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战乱，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农业生产技术，庐州一带传入牛犁耦耕，一改过去火耕水耨的落后局面，还发展了经济作物，种茶、栽桑养蚕。三国时期，东吴在长江南北进行大规模屯田，魏将邓艾在淮河流域也大兴屯田，促进了农业发展。南北朝时期，江南水稻亩产达1．1石，比秦时提高了一倍。
隋末唐初，安徽农民反对苛政，起义频繁，迫使唐初统治者对农民施行让步政策，实行“均田制”，缓和了阶级矛盾，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之当时在江南垦田兴圩，引进良种，粮食产量有了提高。至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江南水稻亩产达到1．39石。其时，茶叶和蚕桑在皖南地区也有较快的发展，祁门一带“业茶者十之八九”，宣城有“惜寸土以养蚕桑”之说。
南宋以后，宋金对峙，宋室南逃，为阻金兵，于河南滑县决开黄河，遂使河道东决夺泗入淮，开始了黄河患淮的漫长历史，富裕的淮河流域从此成为多灾多难的贫困地区，于是安徽经济文化中心转向江南。在农业方面，沿江和江南一带广兴圩田，不断改进耕作技术，生产力有了提高。茶叶生产由于焙制法的发明而大有发展，不仅名茶济济，产量也因之大增。南宋时全国有13个买卖茶叶的山场，安徽就占5个。当时，宁国年产茶100万斤以上，徽州年产茶200万斤以上。植棉也在安徽各地逐步兴起。
安徽是明王朝的发祥地，朱元璋登基后，对其家乡凤阳一带实行一些特殊政策，不仅减免赋税，还从江、浙一带移民到凤阳、滁县、和县、泗县等地进行屯垦，对恢复和发展以上地区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明清时期，对畜牧业的发展也比较注重，鼓励民间饲养六畜。
清朝中叶以前，由于当时统治者也采取一些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和减免田赋等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使明末清初一度受战火摧残的农业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段“康乾盛世”。太平天国时期，天朝统治安徽达12年之久（1853～1864年），并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将土地平分给农民，对农民不再征收钱漕。这项规定，虽然有的地方实行，有的地方未实行，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相继侵入中国，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那时起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百余年间，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掠夺和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重重压榨下，安徽农业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广大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仅鸦片大量输入，毒害中国人民，而且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和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特产。在安徽掠夺的农产品以茶叶为大宗，还有大米、油料、丝绸及禽蛋等，外贸出口权几乎全受外商控制，价格受外商左右。在遭受外国侵略的同时，加之清咸丰（1851～1861年）年间，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安徽农村经济更蒙受毁灭性的摧残，农村人口锐减，土地大量抛荒。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全省人口为3659．7万人，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降为2059．7万人，宣统三年（1911年）又降至1407．7万人。抛荒土地在全国“各省之中以皖南北荒田为最多，仅宁国、广德一府一州即不下数百万亩。”皖北“自安庆至宿、亳千余里，人民失业，田庐荡然。”
清末民初，随着国内维新运动的推行和国外科学技术的传入，引起社会有识之士对农业科学的重视，兴办农业教育，创造农事试验场，引进农作物良种，推广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兴修农田水利等对促进农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徽有54％的人口和62％以上的耕地沦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地带，致使田园荒芜，粮价暴涨，民不聊生。民国27年（1938年）国民党军队炸毁花园口，黄河泛滥，安徽2000多万亩农田被淹，受灾人口达300多万，加之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农业生产更是一蹶不振，农民生活极端悲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又全面发动内战，广大农民遭受空前的盘剥和镇压，农村经济进一步恶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安徽农业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沿，主要农作物产量都低于抗日战争前民国25年（1936年）的水平。
（三）
安徽农业有计划地全面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民国38年（1949年）5月安徽全境解放。中国共产党皖北、皖南区委员会和行政公署，领导全省人民在建设农村基层政权，开展剿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的同时，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1949年秋长江流域、1950年淮河流域先后发生洪水灾害，党和人民政府大力组织群众抗洪排涝，开展生产救灾；灾后发动群众兴修水利，治理淮河，积极改善农业设施。1952年上半年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废除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全省贫雇农民分得了土地、耕畜和农具，从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底，全省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25．72％，平均年递增7．9％。粮食产量年递增11．7％，棉花年递增27．8％，油料年递增19．8％，大牲畜头数年递增6．8％，生猪饲养量年递增9．2％，完成了国家提出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的任务，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超过抗日战争前最高水平的要求。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安徽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总路线指引下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农村普遍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推行互助合作运动，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组织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全省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有秩序地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农业生产建设高潮，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在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53年），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总结多年治水斗争的经验与教训，针对淮北和沿淮地区多灾低产的历史状况，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业三项改革”办法，即：一是在经常遭受旱涝灾害的地区，改变季节收成比重；二是改种高产作物、耐水作物，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法；三是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采取深耕细作的办法进行耕种。1954年起“农业三项改革”在淮北地区以至全省逐步推广。在推广过程中，尽管有些地方不从实际出发强迫推行，造成改种作物减产，但尔后的实践证明从总体战略上来看，扩大午季收成比重和改种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习惯，以提高粮食产量是正确的。从1954年推广“三改”办法以后，淮北、沿淮地区午季粮食作物、高产作物、耐水作物的种植面积都有所扩大，粗放耕作习惯有所改变。同时，淮南、江南地区也改革了沿袭多年的耕作制度；沿江地区双季稻和三季连作的面积有所扩大。由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安徽在连续遭受1953年午季作物霜灾和1954年秋季严重水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仍完成得较好。至1957年全省农业生产总产值达到60．92亿元，比1952年净增13．65亿元，平均每年递增5．2％；粮食产量年递增2．9％、棉花年递增4．9％、油料年递增0．5％；畜牧业除大牲畜比1952年略有减少外，生猪经过政策调整，饲养量比1952年增长76．3％，平均年递增12％。
1958年国民经济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三年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期间取得较好的成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有的领导滋长了骄傲情绪。订计划脱离了省情，定措施盲目蛮干。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许多脱离实际的生产措施纷纷出台，造成人为减产和无效的劳动。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顾当时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未来得及巩固的实际情况，就全面发动大办人民公社。一个多月时间，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生产上的瞎指挥、虚报浮夸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更为严重。秋收大忙季节，不顾农事需要，无偿抽调大批农村劳动力“大炼钢铁”，地里成熟的庄稼收不上来。由于这些“左”的错误，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连续大幅度地减产，到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629万吨，比1949年还低。在此情况下，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根据他在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生产队搞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取得的成效和经验，提请省委讨论，决定在全省扩大试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粮食都比上年增产。农民把“责任田”说成“救命田”。一些外流的青壮年纷纷返乡承包“责任田”。在推行“责任田”的过程中，曾出现了干部放松领导，社员各顾各，集体农活派不动，农忙时争耕畜、争农具等矛盾和纠纷，“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用水统一、抗灾统一]流于形式。1962年2月，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做法受到批评，接着曾希圣调离安徽，改组省委领导班子。1962年3月，新组建的以李葆华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正式下达《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1964年春耕前，全省“责任田”基本改正过来。但是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所取得的成果，在安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中共安徽省委在改正“责任田”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认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认真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积极采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提出建设以无为、和县、巢县、当涂、芜湖等县为重点的沿江商品粮高产区，重点突出粮食生产，开始多种经营，种好水稻，提高产量，实现“以南救北”；[以江南粮食高产区生产粮食支援淮北]大力改进农业技术，推广从浙江、江西、广东等省引进的早稻矮秆品种，扩种绿肥，发展“三水一萍”。经过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使粮棉产量逐步提高。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为58．93亿元，比1962年净增20．26亿元，增长52．4％，平均年递增15．1％。粮食总产由1962年的670．7万吨增加到966．6万吨，净增295．9万吨。棉花总产由1．86万吨增加到10．15万吨，净增8．29万吨。油料总产由7．48万吨增加到16．52万吨，净增9．04万吨。
正当农村形势明显好转时，1964年下半年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使延续多年的“左”倾错误又有新的发展。尽管在“四清”运动中，坚持抓紧农业生产，强调改善社队经营管理，转变基层干部作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农村经济政策贯彻落实受到干扰。1966年5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席卷全省。“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其“左”的程度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农业领导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被“罢官”批斗，大批政府机关干部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业院校、科技推广所（站）有的停办，有的撤并，有的下放农村。农业专家、科技干部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和“臭老九”的帽子，大肆宣扬科学无用论。农村原已行之有效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统统废弃，社员经营的少量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等一律列入“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和取缔。由于这股极“左”思潮的冲击，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产量又趋下降。1969年粮食、棉花、油料总产量均低于1965年的水平。1970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形势稍有稳定。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为了恢复和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开始组建各级农业管理机构。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冲击“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被陆续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加强农业生产领导和管理工作；继续执行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和增产措施；把农业工作立足点转移到淮北，“抓淮北，促全省”，力争苦干几年，使淮北地区彻底改变多灾低产面貌，全省尽早达到和超过《纲要》指标。提倡淮北主攻小麦，狠抓“双杂”（杂交玉米、高粱），淮河以南扩种双季稻，种好中稻和晚稻，推广杂交稻，改沤（水田）种油（油菜）。但由于未能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在以粮为纲和扩大面积攻总产的口号影响下，许多地方围湖造田，上山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对大寨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极“左”的一套做法，也当作经验照搬照套，搞“政策工分”，取消按劳付酬，使农业发展的步伐又缓慢下来，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特别是从1976年开始，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已恢复的社员饲养畜禽和家庭副业又受到限制，而把集体养猪发展到最高峰。由于缺乏集体饲养的经验，结果生猪出栏率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生猪死亡率创历史最高纪录，给养猪业和集体经济造成很大损失。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全省人民精神振奋，欢欣鼓舞，期待着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将有个新的发展。当时，由于中共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人没有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维护错误的政策，继续推广所谓大寨式的“先进”社队经验，“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压抑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影响生产的发展。197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发动广大群众加快国民经济建设步伐。为了消除农民长期受极“左”思潮的束缚，中共安徽省委拟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于1977年11月发布试行。1978年全省大旱不能秋种，省委研究认为土地与其抛荒不如借给农民种“保命田”，于是与群众商量，决定将集体无法秋种的土地无偿借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国家不计征购，不抵口粮，从而调动了群众抗旱种麦的积极性。当年全省实种小麦2925万亩，是1969年以来夏粮面积最多的一年，1979年午季粮总产39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夏粮总产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产7175吨。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领导人多次前往调查，并予以支持。这一“包产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全省各地引起很大反响。有的认为“包产到户”责任制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表示赞成和支持；也有的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走回头路，坚决反对。在认识很不一致的情况下，凤阳、肥西、来安等县的干部群众排除种种忌讳，敢冒政策上的“风险”，大胆尝试，实行“包产到户”，起了带头作用。1979年底全省搞“包产责任制”的生产队达99．5％，其中38．4％为不联系产量责任制，61．1％为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一些生产长期搞不上去的生产队，实行这种办法以后，面貌大变，有的一年翻身。“背着花鼓走四方”的凤阳县，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很快摘掉穷得出名的帽子。该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是最先闯“禁区”的队，1978年18户农民按手印签约实行包干到组责任制，其后又改为包干到户，结果1979年粮食产量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量比合作化以来20多年产量的总和还多。通过实践的检验，包产到户这种办法终于成为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典型形式，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他们把这种办法叫做“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1980年5月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对包产到户予以肯定和支持。1981年，全省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开始向国营农业三场推广。198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151亿多元，比1980年增长近70％。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和提高，推动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和带来农业上经营形式的变化，农业生产由原来单一的集体统一经营改变为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联产承包逐步向生产专业化方面发展。1987年全省农村从事种植养殖业的专业户由1985年底的13万多户发展到22万多户，增加了69．2％，新经济联合体由1．99万个发展到2．27万个，增加14．1％；在一些需要统一经营和提供服务的环节上，如农田灌溉、良种繁殖、植物保护、畜禽防疫灭病等服务组织都得到迅速发展，全省基本形成了以专业户为基础，区、乡服务部为纽带，县服务站为中心的各专业技术服务体系。
在以完善和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经济工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针对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和生产力水平，围绕城乡市场需要，有计划地兴建农业商品基地和综合开发项目。从1983年到1987年，全省选建商品粮基地县18个，投资11万多元；优质米基地县3个、名优特产品基地10个、山羊繁殖基地10个，还建有棉花、养蜂、白芝麻、苔干、蔬菜、水果等项目基地，共投资2800多万元。为进一步发展瘦肉型猪，在国家农牧渔业部支持下，增建五河、肥西、定远3县商品瘦肉型猪基地，投资220万元。综合开发淮北蒙城、涡阳、濉溪3县项目，投资8000多万元；淠史杭——巢湖地区开发项目，投资1900多万元。这些基地的建成和开发项目的实施，明显地改善了农田基础设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达后，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导下，农业结构和农作物布局得到合理的调整，开始出现粮食和经济作物竞相发展的局面。1987年全省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比重由1978年的77．4％降到74．1％，林、牧、副、渔业的比重由22．6％上升到25．9％；粮食作物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由77．2％下降到73．5％，经济作物面积由10．7％上升到19．6％。
38年来安徽农业生产，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将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依靠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终于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以及自然灾害不断袭击的情况下，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1979年以后，全省农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开创了建国以来安徽农村经济兴旺发达的新局面，农业生产以超常的速度向前发展。1978年至1987年10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398％，年递增11％；粮食总产增长63．8％，年递增7％；棉花增长62％，年递增6％；油料增长3．23倍，年递增24％；茶叶增长71．9％，年递增7．1％。畜牧业自1978年以来持续增长，大牲畜年递增7．9％；生猪出栏率连续7年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肥猪出栏率达到830万多头，虽然1986年一度因饲料价格上涨，养猪数量有所下降，但到1987年又出现回升势头。安徽农业建国以来经过曲折发展，已取得宝贵的经验教训，又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生产潜力很大，前途十分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