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农业
第二节 耕地面积与耕作制度
一、耕地面积
据1985年统计，天长土地总面积为265.5万亩，其中耕地面积911660亩，占34.3％。
明清时期，天长耕地分官民田地和卫田两类，另有牧马场2538亩，养马田33485亩。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裁卫归县以前，卫田不关地方，数目不详，全县耕地面积亦难周知。但据旧志记载，官民田地在明代前期增长较快。洪武二十年(1387)全县共有官民田地48499亩。永乐十年(1412)官民田地为51278亩，成化十八年(1482)60190亩，弘治五年(1492)76146亩，嘉靖二十一年(1542)上升到112907亩，是洪武二十年的2.33倍。明代后期，战争不断，灾害迭起，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急剧下降，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全县官民田地79427亩，比嘉靖二十一年减少28％。
清初，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人民大量流亡，田失其主，加上卫所侵吞，原草场田、养马田名存实亡。清康熙十一年(1672)县内省卫田地128658亩裁归天长，由于社会相对安定，人口不断增长，土地开垦较快。康熙四十五年(1706)全县耕地208199亩(不含外卫、泗州卫)。雍正二年(1724)县内外卫田地59595亩裁归天长，全县耕地267794亩(不含泗州卫)。此后，耕地面积略有增加。
清代后期，大举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天长受灾极重，“西乡田种多半村墟寥落，田邻窎远，人少田多”(清同治《天长县志》)。到同治八年(1869)，全县耕地下降到267744亩，其中荒废田92744亩，实际耕地只有175000亩，荒芜率达34.6％。光绪二十八年(1902)泗州卫田地56843亩归并入县，至此卫田全部裁归本县，全县耕地324637亩，但并未全部垦种。嗣后耕地面积逐步得到增长。
民国16年(1927)成立县垦务分局，鼓励人民垦植荒地，到民国23年，全县耕地激增到1238160亩，其中水田371460亩，人均占地5.96亩。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伪敲诈勒索，沦陷区耕地荒芜甚多。与此相反，在根据地，不仅熟地继续种植，并开垦出大量荒地。民国36年新四军北撤后，县政府强征滥抓壮丁，土地又被成片废弃。到1949年，包括民国30年新划入的大通区在内，全县总耕地不过1184000亩，是民国23年的95.6％，其中水田621000亩，人均占地4.48亩。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发动农民开垦荒地，围湖造田，耕地面积有所扩大。1952年，全县耕地面积上升到1308718亩，其中水田821000亩，分别为1949年的1.1和1.3倍。随后由于大规模兴修水利，占用了大量耕地，加上1959—1961年国民经济三年困难的影响，劳动力锐减，土地荒芜。1962年，全县耕地下降到1090677亩，其中水田818015亩。1968年以后，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大面积进行，耕地面积再度锐减。仅1969年就减少144417亩，1970年又减少17439亩，到1978年，耕地面积下降到924840亩，其中水田737084亩，总面积比1962年减少近15％。
1982年以后，虽然规定了征用土地手续，但并未严格执行，乱占耕地的现象仍比较突出。1985年，全县耕地面积911660亩(上报沿用数。另据测算，实际耕地面积134.65万亩。)，比1949年减少23％，其中水田736974亩，比1949年略有增加，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8亩，比1949年减少2.7亩。
二、耕作制度
建国前，本县耕作制度以一麦一稻、一麦一杂等一年两熟制为主，间有冬季休闲。一沤一稻的一年一熟制也占一定比重，主要分布在濒湖圩区、丘陵冲田及一些水源缺乏、土地瘠薄的地区，每年水稻收割后水沤。西北岗区有部分冬闲一玉米一麦一稻的两年三熟制。由于自然、水利等条件限制，耕作布局在年际之间波动较大，一般情况下，当年夏季雨水充足，则麦田、冬沤、冬闲田多能栽插水稻；如遇春夏少雨，则水稻面积减少，杂粮面积增加。1949年，全县复种指数为141.5％，旱粮面积占秋粮的20.6％。
建国初期，基本沿袭以粮食生产为主，以稻麦连作为代表的传统耕作制度。麦子年种植面积70万亩，水稻80万亩，油料2万亩，棉花万亩左右，油、棉不能自给。除稻麦连作外，还有一麦一豆、一麦一薯、冬闲一玉米、冬沤一水稻等形式。岗田以一麦一稻、一麦一豆、一麦一薯、一麦一杂和玉米一豆等为主；塝田多一麦一稻、稻麦连作；冲田一沤一稻(多种中稻)；圩田亦一沤一稻(以早稻为主)。
1954年，中共安徽省委提出“三改”方针，要求“扩大秋种面积，改变午、秋收成比重；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三熟，实行间种、套种，提高复种指数；推广高产作物、扩大水稻和耐旱、耐涝作物，改变广种薄收习惯”。本县在试行基础上，大规模推行。根据自然情况和群众耕作习惯，确定在圩田、沿河滩田及高岗的水冲田推广早稻、双季稻，实行三季连作、旱改水和改种高梁等，在西北地区着重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如改进生产技术，撒稻改点稻，水改旱等，推广胜利百号山芋、马铃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和棉、麻、蚕桑等经济作物；在东南地区主要是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但因经济、自然等因素限制，“三改”收效甚微，尤其是受1958年后出现的“五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场运动并没有能健康地开展下去，1961年全县复种指数下降到140.2％，尚不及1949年水平。
1964年以后，为改变单一化的生产面貌，对单一性粮食生产实行耕作改制的准备，推广油菜、绿肥、棉花和双季稻，试行肥一稻一稻、一肥一稻、一油一稻、一麦一稻、一麦一豆等多种形式的轮作制。茬口布局上波动很大：一方面，夏粮面积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受降水的影响，水稻面积大起大落，多的年份80多万亩，少的仅30万亩，复种指数徘徊在140％到150％之间。
70年代是耕作制度大改革时期。从1970年开始，全县围绕推广双季稻，对一麦一稻为主的耕作制度进行改革，实行肥一稻一稻、油一稻一稻、一肥一稻、一油一稻、一麦一稻、玉米一水稻以及一麦一豆、一麦一薯等多种形式的轮作，同时大力发展棉花、油菜生产，使单一化的粮食生产变为粮、油、棉全面发展。1978年，复种指数上升到182.3％。但推广双季稻的结果，常使早稻因低温僵苗或晚稻受寒露风翘穗减产，双季产量尚不及一季，且费工费时费成本，群众说“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同时，造成晚茬麦增多，影响次年午季的产量。加上轮作形式多，耕作布局乱，农事难以安排。
1980年以后，因地制宜地对耕作制度进行调整，压缩双季稻，确定以粮、油、棉生产为主体，将众多的轮作形式改变为比较简单的一麦一稻、一油一稻、一肥一稻、一油一棉、冬闲(或绿肥)一棉花等轮作形式，每年种麦约45万亩，油菜约20万亩左右，水稻约70万亩。同时，在水源不足地区，注意安排玉米、甘薯、大豆等杂粮的生产。1985年，全县复种指数为169％。
耕地面积和农业现代化水平
据1985年统计，天长土地总面积为265.5万亩，其中耕地面积911660亩，占34.3％。
明清时期，天长耕地分官民田地和卫田两类，另有牧马场2538亩，养马田33485亩。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裁卫归县以前，卫田不关地方，数目不详，全县耕地面积亦难周知。但据旧志记载，官民田地在明代前期增长较快。洪武二十年(1387)全县共有官民田地48499亩。永乐十年(1412)官民田地为51278亩，成化十八年(1482)60190亩，弘治五年(1492)76146亩，嘉靖二十一年(1542)上升到112907亩，是洪武二十年的2.33倍。明代后期，战争不断，灾害迭起，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急剧下降，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全县官民田地79427亩，比嘉靖二十一年减少28％。
清初，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人民大量流亡，田失其主，加上卫所侵吞，原草场田、养马田名存实亡。清康熙十一年(1672)县内省卫田地128658亩裁归天长，由于社会相对安定，人口不断增长，土地开垦较快。康熙四十五年(1706)全县耕地208199亩(不含外卫、泗州卫)。雍正二年(1724)县内外卫田地59595亩裁归天长，全县耕地267794亩(不含泗州卫)。此后，耕地面积略有增加。
清代后期，大举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天长受灾极重，“西乡田种多半村墟寥落，田邻窎远，人少田多”(清同治《天长县志》)。到同治八年(1869)，全县耕地下降到267744亩，其中荒废田92744亩，实际耕地只有175000亩，荒芜率达34.6％。光绪二十八年(1902)泗州卫田地56843亩归并入县，至此卫田全部裁归本县，全县耕地324637亩，但并未全部垦种。嗣后耕地面积逐步得到增长。
民国16年(1927)成立县垦务分局，鼓励人民垦植荒地，到民国23年，全县耕地激增到1238160亩，其中水田371460亩，人均占地5.96亩。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伪敲诈勒索，沦陷区耕地荒芜甚多。与此相反，在根据地，不仅熟地继续种植，并开垦出大量荒地。民国36年新四军北撤后，县政府强征滥抓壮丁，土地又被成片废弃。到1949年，包括民国30年新划入的大通区在内，全县总耕地不过1184000亩，是民国23年的95.6％，其中水田621000亩，人均占地4.48亩。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发动农民开垦荒地，围湖造田，耕地面积有所扩大。1952年，全县耕地面积上升到1308718亩，其中水田821000亩，分别为1949年的1.1和1.3倍。随后由于大规模兴修水利，占用了大量耕地，加上1959—1961年国民经济三年困难的影响，劳动力锐减，土地荒芜。1962年，全县耕地下降到1090677亩，其中水田818015亩。1968年以后，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大面积进行，耕地面积再度锐减。仅1969年就减少144417亩，1970年又减少17439亩，到1978年，耕地面积下降到924840亩，其中水田737084亩，总面积比1962年减少近15％。
1982年以后，虽然规定了征用土地手续，但并未严格执行，乱占耕地的现象仍比较突出。1985年，全县耕地面积911660亩(上报沿用数。另据测算，实际耕地面积134.65万亩。)，比1949年减少23％，其中水田736974亩，比1949年略有增加，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8亩，比1949年减少2.7亩。
二、耕作制度
建国前，本县耕作制度以一麦一稻、一麦一杂等一年两熟制为主，间有冬季休闲。一沤一稻的一年一熟制也占一定比重，主要分布在濒湖圩区、丘陵冲田及一些水源缺乏、土地瘠薄的地区，每年水稻收割后水沤。西北岗区有部分冬闲一玉米一麦一稻的两年三熟制。由于自然、水利等条件限制，耕作布局在年际之间波动较大，一般情况下，当年夏季雨水充足，则麦田、冬沤、冬闲田多能栽插水稻；如遇春夏少雨，则水稻面积减少，杂粮面积增加。1949年，全县复种指数为141.5％，旱粮面积占秋粮的20.6％。
建国初期，基本沿袭以粮食生产为主，以稻麦连作为代表的传统耕作制度。麦子年种植面积70万亩，水稻80万亩，油料2万亩，棉花万亩左右，油、棉不能自给。除稻麦连作外，还有一麦一豆、一麦一薯、冬闲一玉米、冬沤一水稻等形式。岗田以一麦一稻、一麦一豆、一麦一薯、一麦一杂和玉米一豆等为主；塝田多一麦一稻、稻麦连作；冲田一沤一稻(多种中稻)；圩田亦一沤一稻(以早稻为主)。
1954年，中共安徽省委提出“三改”方针，要求“扩大秋种面积，改变午、秋收成比重；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三熟，实行间种、套种，提高复种指数；推广高产作物、扩大水稻和耐旱、耐涝作物，改变广种薄收习惯”。本县在试行基础上，大规模推行。根据自然情况和群众耕作习惯，确定在圩田、沿河滩田及高岗的水冲田推广早稻、双季稻，实行三季连作、旱改水和改种高梁等，在西北地区着重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如改进生产技术，撒稻改点稻，水改旱等，推广胜利百号山芋、马铃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和棉、麻、蚕桑等经济作物；在东南地区主要是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但因经济、自然等因素限制，“三改”收效甚微，尤其是受1958年后出现的“五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场运动并没有能健康地开展下去，1961年全县复种指数下降到140.2％，尚不及1949年水平。
1964年以后，为改变单一化的生产面貌，对单一性粮食生产实行耕作改制的准备，推广油菜、绿肥、棉花和双季稻，试行肥一稻一稻、一肥一稻、一油一稻、一麦一稻、一麦一豆等多种形式的轮作制。茬口布局上波动很大：一方面，夏粮面积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受降水的影响，水稻面积大起大落，多的年份80多万亩，少的仅30万亩，复种指数徘徊在140％到150％之间。
70年代是耕作制度大改革时期。从1970年开始，全县围绕推广双季稻，对一麦一稻为主的耕作制度进行改革，实行肥一稻一稻、油一稻一稻、一肥一稻、一油一稻、一麦一稻、玉米一水稻以及一麦一豆、一麦一薯等多种形式的轮作，同时大力发展棉花、油菜生产，使单一化的粮食生产变为粮、油、棉全面发展。1978年，复种指数上升到182.3％。但推广双季稻的结果，常使早稻因低温僵苗或晚稻受寒露风翘穗减产，双季产量尚不及一季，且费工费时费成本，群众说“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同时，造成晚茬麦增多，影响次年午季的产量。加上轮作形式多，耕作布局乱，农事难以安排。
1980年以后，因地制宜地对耕作制度进行调整，压缩双季稻，确定以粮、油、棉生产为主体，将众多的轮作形式改变为比较简单的一麦一稻、一油一稻、一肥一稻、一油一棉、冬闲(或绿肥)一棉花等轮作形式，每年种麦约45万亩，油菜约20万亩左右，水稻约70万亩。同时，在水源不足地区，注意安排玉米、甘薯、大豆等杂粮的生产。1985年，全县复种指数为169％。
耕地面积和农业现代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