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安徽水产供销商业，源远流长。《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今安徽寿县），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鲍，是干鱼。说明在秦汉之前，合肥已是鱼货集散之地。这是本省境内鱼市最早的历史记载。秦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市商业中心逐渐形成，水产商业也日趋繁荣。唐代鱼行已成为社会商业中的一门独立行业。
宋时安徽区域内的鱼市、鱼行商业颇为兴盛。后虽经元、明、清、民国六、七百年的兴衰起伏，鱼行仍始终是水产商业的一支主力。
建国后，皖南、皖北行署分别于1950年8月、1951年11月成立水产运销公司，经营水产品，将水产经营纳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轨道。1952年8月，皖南、皖北行政区划合并，成立安徽省水产公司。全省各重点鱼区根据水产品自然流向，按经济区划相应建立起分公司、办事处、收购站、营业部（所）；省外重点销区也设立推销办事处、营业部。上述水产机构，均实行垂直领导，系统核算，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全省水产商业网。1956年初，中国水产供销总公司成立，省水产公司改为中央隶属企业。同年，又全面完成了对私营鱼商、鱼贩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本省水产品由国营水产供销公司独家经营。1955年收购31080吨，1956年调省外9255吨，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同时，省内销售和出口数量，也都处于最佳状态。城乡市场，鱼货充裕，鱼市繁荣。鱼价与粮食相比，处于“斤鱼斤粮”的水平。鱼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一项价廉物美的食品。
1957年后，由于左倾错误影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水产机构撤并频繁。至1978年的20多年中，省水产供销公司先后撤并6次。水产供销企业，遭受严重挫折，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长期徘徊不前。1960至1978年间，多数年份的收购量在1～1.5万吨之间，少数年份为1.5～1.8吨，还有6年仅达0.58～1万吨。与1955年相比，除1960年收购1.83万吨过半外，其余大部分在1／2至1／3之间，少数在1／3以内。其间最少年份，为1961年收购9545吨，1972年收购7730吨。
由于收购长期上不去，而全省城市人口不断增加，鱼货供应日趋紧缺，常年所能收购万吨左右的鱼货，除去低质小鱼小虾，和保证供应出口与上调国家分配京沪部份外，所剩无几。几个省辖市人民三大节日（即元旦、国庆、“五·一”）吃鱼问题，不得不采取凭票定量供应办法。使居民逢年过节，能够吃上一份定量鱼。淡水鱼的紧缺，迫使省公司大量调进海水鱼，使本省鱼货供应中淡、海水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海水鱼在本省市场上，由50年代试销，到60年代调剂花色品种，进入70年代后，超过了淡水鱼的供应量。1979年调进7547吨，为当年淡水鱼销售量的1.33倍。1982年调进9096吨，为当年淡水鱼销售总量4765吨的近2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针对过去国家对水产品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逐步调整了购销政策，实行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底，全面放开水产品市场。由原来以计划经济为主，转变为以市场调节为主。据8个省辖市统计，1985年鱼货上市量约1.8万吨。城市人口人均吃鱼6公斤。比1984年增加1公斤多。
全省水产供销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加强了企业经营管理，普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展以鱼为主的多种经营，大力疏理水产品流通渠道，鼓励鱼商、鱼贩进入农贸市场，开设水产贸易货栈，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办新型鱼贸市场。形成以国营企业为骨干，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的新型水产供销体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年比一年好。国营企业扭转了长期以来经营亏损的被动局面。1985年全省60个水产供销企业（不含加工）中，大部分扭亏为盈，全省盈利14.84万元，每100元利润率为0.23无，而上年同期每100元则亏损0.6元。少数亏损单位，亏损总额已减至102.6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8.8万元，下降27.43％。附表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