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安徽地区的发展

一、皖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
正当安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处于危机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者在皖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于民国19年(1930年)初至民国23年冬，在六安、霍山、霍邱、潜山、英山、金寨等县相毗地区，建立了东西约200多里、南北约400多里、人口100余万的皖西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起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安徽的经济发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又是土地问题，皖西革命根据地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官僚、地主的土地以及富农剩余之土地，按人口为标准分给无地、少地农民。根据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世代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的宿愿，广大农民喜气洋洋，根据地经济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首先，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根据地政府针对劳动力和耕牛、农具不足的问题，引导农民实行劳动互助，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普遍建立互助生产队、共耕队；同时，还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如民国20年(1931年)，根据地的水稻亩产比上年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高达五成，农民生活也普遍改善。
其次，手工业和工业有一定发展。皖西地区的手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工业更是空白，根据地政府为满足人民生活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在土地革命后农业生产逐渐发展的基础上，依靠和组织人民群众，克服国民党军阀严密封锁和原料、资金严重不足等困难，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工业。对于手工业，一方面组织由劳动群众集资、共同劳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私人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手工业产品主要有棉纱、土布、酱、油等日用品和农具修造，对活跃根据地市场、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工业，根据地政府利用当地资源在麻埠、金寨、南溪、流波疃、汤家汇、叶家集等集镇创办了综合厂、农具厂、被服厂、造纸厂、印刷厂、锅厂、卷烟厂、硝盐厂、油坊及若干兵工厂等，这些工厂由苏维埃政府所辖，是安徽最早的国营工厂，它们尽管在资金、设备、技术、原料供应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但仍为根据地的民用与军需工业品的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显示了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
第三，商业逐步活跃，物资供应逐步好转。针对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和物资的匮乏，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商业，并从境内商业和对外(即根据地之外的区域)贸易两个方面，活跃根据地商业。在境内商业方面，一是大力发展经济公社即国营商业，对根据地的军需民用供应和控制平抑物价发挥骨干作用；二是积极发展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等集体商业组织，对根据地日用消费品和小型农具的供应起着基础性作用；三是鼓励和扶持合法的私人商业，支持中小商人自由营业，这对方便人民生活、保障物资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外贸易方面，大力提倡与白区开展正当的商业贸易，既鼓励商人输出茶叶、林产品等根据地的特产，又允许商人向根据地贩进食盐、药品、布匹等稀缺物品，以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
第四，财政金融事业取得很大发展。在财政税收方面，根据地废除了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制订税法，简化税种，降低税率，既保护了人民利益，又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根据地只征田地税、营业税、佣金税、进口税和特种税五种，大多实行累进税，并按法办事，公正合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为发展根据地的各项事业，根据地创办了苏维埃银行，发行货币，开展兑换和贷款业务，摧毁了旧的金融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也丰富和强化了根据地政府发展经济的手段和能力，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
自民国26年(1937年)11月日军开始侵入安徽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皖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解放了大片国土，民国29年春和次年5月先后开创了淮北、淮南和皖江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19个解放区中的三个重要的解放区。淮北抗日根据地有25个县市，东达大运河，西抵新黄河，南跨淮河，北至陇海铁路，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淮南抗日根据地有1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东达高邮湖，西抵淮南铁路，北至淮河，南临长江，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30余万；皖江抗日根据位于长江两岸，北临巢湖，南低九华山、黄山，西至大别山，东到南京近郊江浦县，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一边抗日，一边建设，不仅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经济建设也取得了新的发展。
首先，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构筑了可靠的社会基础。减租减息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将抗战前的租息额减掉25%，一般称为“二五减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指导下，对土地政策的重大调整，既未触动地主和食利阶级的根本利益，又减轻了封建地主对贫困农民的剥削，初步调整了农村的雇佣关系，使贫困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从而调动了各阶层人民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推进减租减息。刘少奇还深入淮北抗日根据地，亲自指导减租减息运动。据典型调查资料的分析，从民国30年到民国33年的4年间，安徽各抗日根据地的农民，通过减租减息，大约有58%以上农户提高了经济地位，其他农户维持了原来的经济状况，生活没有下降。减租减息对雇佣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为对雇工利益的保护。抗日民主政府并不限制雇工，但规定雇主必须提高雇工的工资，以战前为基数，一般提高65～145%，减租减息受到各阶层的拥护。
其次，根据地政府根据农村土地关系的实际状况，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号召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农业互助组织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形式多种多样，深受农民欢迎，发展面也比较广，出现了诸多的模范互助组、模范互助村，乃至模范互助乡。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还有计划地开展垦荒种植、兴修水利和发展农村副业，均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在垦荒种植方面，淮北根据地重点是垦植黄泛区，规定开荒地三年不收税，五年不收租；淮南根据地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开荒复种，要求军政干部每人开荒一亩地；皖江根据地设立了垦荒局，仅民国31年就开垦公荒地7000多亩。在兴修水利方面，淮北、淮南根据地政府组织人民群众着重开展对淮河水系的治理，民国32～33年，仅淮北的苏皖边区就疏浚和治理大小河道106条，筑堤15道；皖江根据地也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是民国31年在无为县东乡兴建的15里江堤“惠生堤”，受益范围达皖江七县。在发展农村副业方面，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带头发展畜牧、林业和爪果蔬菜生产，还提倡农民制订包括发展副业在内的“兴家计划”，发展副业在根据地农村蔚然成风。由于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各根据地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五谷丰登，农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与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经济的衰落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为克服战时的物资匮乏，保障抗战的军需民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手工业和工业有了发展。在大生产运动中，军队和政府自力更生兴办一些公有制工厂，生产军民急需的产品，这类工厂作为公有制经济，是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力量；动员群众集资入股，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兴办合作工厂、作坊，这些合作工厂、作坊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办得比较多，是根据地工业、手工业的主体力量；支持和保护私人企业，允许业主在保证工人工资的条件下，可获取合理利润，这类企业数量较多，对调动小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保证根据地的物资供应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公私企业，根据地政府都给予必要的扶持，如发放贷款，帮助解决供销问题，根据地的工业很快兴旺起来，行业门类也较多，主要有卷烟、纺织、榨油、造纸、服装、毛巾、鞋袜、皮革、肥皂、油漆、造船、农具、采矿和军工等行业。在手工业方面，发展最快而又普遍的是家庭手工纺织业。各级民主政府成立了纺织推广委员会，拔出专款发给农民购置纺车、织机，并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保证棉花供应。由于措施得力，三、四年时间内，淮北、淮南和苏北等地已形成10万架以上的家庭单头纺纱机、近万架木织布机和铁织布机，根据地集镇、乡村，到处可见繁忙的纺织景象。
第四，根据地注重发展商业贸易，财政金融业也取得相当的成功。为繁荣市场、保障供给，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推行“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商业贸易政策。所谓“对内自由”，就是在根据地内，只要不违反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各类商业均可自由经营；所谓“对外管理”，就是在发展与日占区、国统区的商业贸易方面，对根据地的大宗剩余产品实行有计划的输出，换取根据地的军需民用品，同时禁止一切奢侈品输入。在各类商业中，各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公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支持合法私营商业，并取消日伪的各种统制和不法商人的垄断、操纵，保护商人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这样，根据地的商业和市场贸易蒸蒸日上，许多集镇十分繁荣，皖东的铜城、江南的汤家沟、皖东北的泗县等，都是当时颇具规模的商业贸易中心。由于皖江根据地紧邻南京、芜湖、安庆等大中城市，与日占区、国统区犬牙交错，根据地政府和新四军七师利用这些特点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大量采购被日伪严格封锁的机械、钢材、药品和电讯器材等，为筹集物资和资金作出了重要贡献。各根据地政府废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把财政税收建立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简化税种，合理税负，农业税、营业税，进出口税、契税等的税率一般只有国统区同类税的一半左右。特别是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推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因而税收稳定，财政状况日趋好转。根据地还实行精兵简政，压缩各种行政性开支，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淮北根据地民国31年(1942年)的财政支出中，行政费用仅占5.8%。为稳定经济、繁荣市场，淮北、淮南和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于民国31年分别成立了淮北银行、淮南银行和大江银行，开办汇兑和低息贷款，并发行各种债券，大力支持根据地的工商业和农业，对平抑物价、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三、解放区的经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于民国34年(1945年)秋举行和平谈判(即重庆谈判)。中共代表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发生内战，谋求和平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主动让出南方省区的八块根据地，其中包括安徽的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民国34年10月上旬，中共皖江区委和新四军第七师北撤，淮北、淮南根据地与苏中、苏北根据地先后合并，成立苏皖边区政府。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很快撕毁了停战协定，于民国35年6月焊然发动全面内战，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举进攻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给其以迎头痛击，安徽境内的解放区不仅没有被吃掉，而且逐步发展。民国36年7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解放了六安、金寨、霍山、岳西、舒城、太湖、潜山、宿松、望江、庐江等县和广大农村地区；民国37年5月原皖江根据地收复，建立江淮行政公署，江淮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民国38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在安徽境内的江面胜利横渡长江，很快解放了皖南，5月初，全省宣告解放。
解放战争期间，安徽解放区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建设也逐步发展，解放区各级政府根据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工商业”，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新民主主义经济终于在安徽全省取得了全面胜利。
根据战时情况，对新建立的解放区，主要推行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有的地方实行减租退租；对于已巩固的解放区，则由减租减息转向土地改革。民国37年冬以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入了高潮。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分享了革命胜利的成果，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解放区政府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如帮助分得土地的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和肥料问题，免去灾荒地区的公粮等。豫皖苏军分区还规定，部队、机关干部每人要协助农民耕种半亩至一亩地。农民翻身解放和农业恢复与发展，又给予解放战争以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支持。据统计，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安徽共动员339万民工，征集4.9亿斤粮食、18万头牲口和1万余艘船只支援前线，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解放区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对商业的扶持和管理。当时，解放区主要是农村地区，工商业十分落后。针对这种情况，各解放区积极扶植各类民营工商业，主要措施是发放贷款和降低税负，使之积蓄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经营的能力。由于解放区的经济政策深得人心，业主对经营也增强信心，各类民营工商企业纷纷恢复，不少企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各解放区也十分重视公营工商业，除了没收地方官僚资本和日伪汉奸企业为公营企业外，还巩固原抗日根据地的公营企业，并兴办一批新的公营企业，以保障解放区急需物品的供应。如皖西解放区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调集资金兴办了冶炼厂、小纺织厂、造纸厂等。淮北解放区还开展纺织运动，设法增加纺机，改进技术，引导农民组织纺织互助组，实行自种、自纺、自织、自穿政策。
为防止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升、恶性通货膨胀对解放区的影响，安徽解放区政府特别重视加强商业管理和统一货币。有效地打击投机倒把和驱逐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金圆券，取得成功。安徽解放区于民国36年成立了货管会，其基本任务是管理商业贸易，打击投机倒把，保护合法商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保障供给、稳定物价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滥发法币，安徽省的蒋管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一些不法商人大量套购解放区物资，引起物价的很大波动。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区政府发出了关于货币斗争的紧急通知，边区各银行通过本币的发行和管理，很快从解放区驱逐了法币，在法币贬值一落千丈的情况下，解放区的币值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民国37年8月国民政府发起“币制改革”后又滥发金圆券，安徽城乡市场货币甚为混乱，物价急剧上涨。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果断地取缔金圆券，兑换人民币，使人民群众免受国民政府一手制造的恶性通货膨胀之灾。由于有物资保证，人民币币值稳定，在群众中取得信誉，很快就成为安徽市场上统一流通的本币。安徽和全国各地一样，初步建立了独立的人民币市场，新民主主义经济在金融领域也取得了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安徽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安徽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揭开了现代经济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