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口
第二节 人口构成
(一)民族姓氏
一、民族
祖居郎溪县的主要是汉族。元清两代虽有少数蒙古族、回族、满族迁住郎溪，因无详细人口统计，旧志缺载。建国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县有少数民族3人，其中回族2人、苗族1人，分布在在城区的郎溪镇和经村乡。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县共有少数民族112人，民族不详的23人，其中蒙古族9人，分布在毕桥公社和白茅岭农场；回族94人，分布在县城关镇、白茅岭农场、宣郎广机械农场及十字、姚村、飞鲤等公社；维吾尔族2人、苗族1人、壮族1人、朝鲜族1人分布在白茅岭农场；满族4人分布在姚村公社。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县共有少数民族192人，民族不详的1人，其中蒙古族11人，分布在姚村公社和白茅岭农场；回族162人，分布在十字铺茶场、白茅岭农场和县城关镇及凌笪、下湖、飞鲤、姚村、十字、水鸣、南丰、建平等公社；维吾尔族4人分布在白茅岭农场；畲族3人和黎族1人均分布在十字铺茶场；满族8人分布在姚村公社和白茅岭农场；朝鲜族1人和壮族2人分布在白茅岭农场和毕桥公社。1983年后增加了苗族、彝族、土家族、傣族、傈僳族、土族、普米族、布依族、独龙族、仫佬族、佤族等少数民族，人数不多，分布在全县各乡镇。
二、姓氏
据明清两代《建平县志》载：郎步镇因“县治之前，一溪襟带”，“郎，居民之姓也”而得名，因而河名郎溪，可见当时郎姓之多。现今涛城镇还有郎源村、大郎村、小郎村。十字铺茶场境内有前郎村、后郎村。梅渚则因“居民有梅姓者，因名。”东夏镇是因浙江兰溪夏姓迁来遂有东夏、西夏村名。郎溪的许多集镇、村庄都是以姓命名。如姚村乡有大姚村、小姚村、袁村、贾村、夏桥，定埠镇有周家大村、金家、北陈，梅渚镇有王家桥、王家背、大梁村、小梁村、新梁村，岗南乡有上王村、中王村、下王村、前王、后王，凌笪乡有钱村、侯村，钟桥乡有李家村、廖家、韦村，建平乡有潘村、严家村、宗家园，城南乡有镇山王、中杨湾、下杨湾、乌家埂，水鸣乡有戴桥、大西潘，飞鲤乡有裴村、夏郭村、山头施，十字镇有华村、马村、胡家湾，下湖乡有施家、牟家、昝家，南丰乡有章村、严村、庹家湾，毕桥乡有蒋顾村、曹村、赵村、陶湾，幸福乡有大王村、戴村、韩家圩等等。后因战乱及天灾，人口迁徙变动频繁，单姓同住一村的已不多见。
全县共有姓氏404个(含十字铺茶场、白茅岭农场)，分布较广、人数较多的是王、张、李、杨、陈5姓。王姓主要分布在61个村民组，张姓主要分布在57个村民组，李姓主要分布在54个村民组，杨姓主要分布在53个村民组，陈姓主要分布在59个村民组。分布的特点，除城镇外，农村一部分村庄是以一姓为主，如定埠镇定埠村以吕姓为主，幸福乡夹河村以徐姓为主，凌笪乡钱村以钱姓为主，飞鲤乡齐村以黄姓为主。多数村庄或居民点均是多姓杂居，如东夏镇的百家堡，幸福乡的百家墩和飞鲤乡的温州场，十字铺茶场的百万村(50年代地名)，意谓“百家聚居”；十字镇的上四方、下四方，意谓“四方咸集，五方杂居”。上述村庄少者20～30户，70～100人，多者90～110户，130～400余人。土著多分布在县西北，如满(蛮)张村、大北庄，客民多分布在县东南、西北，如江北岗、湖北庙、河南包子、罗山棚子、湖北大村、湖南冲等等。
全县乡镇人数较多和影响较大的主要姓氏：定埠镇有吕、周2姓；梅渚镇有岑、吴二姓；涛城镇有管、潘、杨等姓；东夏镇有夏、潘2姓；城关镇有陈、王、张、宗诸姓；十字镇有李、袁、华、骆诸姓；凌笪乡有钱、侯2姓；钟桥乡有韦、李2姓；姚村乡有姚、袁、贾、熊等姓；城南乡有王、李2姓；岗南乡有王、周2姓；下湖乡有夏、施等姓；建平乡有宗、郝、钱等姓；幸福乡有徐、潘、陈、杨诸姓；飞鲤乡有黄、裴、施等姓；南丰乡为严姓；水鸣乡有戴、陈、方等姓；毕桥乡有施、田等姓。十字铺茶场、白茅岭农场姓氏多杂，并有少数民族，没有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姓氏。部分少数民族姓氏未列入全县姓氏排列表。
建国前，历史上曾有“东岑西夏，南潘北吕”之说，影响较大的几个主要姓氏格局变化不大。如东夏的夏姓，姚村的姚姓、涛城的潘姓，梅渚的岑、吴姓，定埠的周、吕姓，岗南的王姓、岑姓等等。有些姓氏势力较强，如在定埠不得上演京剧《芦花荡》和《白门楼》。解放前定埠吕周两姓对立，周氏有一人取名“周聘吕”；吕氏有一人就取名“吕梦周”，以此抗衡。抗日战争前后，凌笪、岗南地区曾流行一首民谣：“刘一千，岑半县，何家土匪钱家官……三聋子杀人不眨眼。”(注)(“刘一千”、“三聋子”系指帮会头领刘九如，徒弟上千，杀人无数；“岑半县”是指岑家人多、绅士多；“何家”系指何德彬等土匪；钱家系指钱家的区、乡、保长多。)
古代“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据有关《宗谱》记载，王姓、杨姓均系周代姬姓。王姓系周代晋王乔之裔，世称“三槐堂”。宋代靖康之变，王巩护驾南渡，居金陵之乌衣巷，后迁溧阳，由溧阳再迁建平县岗南村。杨姓系周代伯侨之后，封为杨侯，世称“四知堂”。后由陕西华阴迁扬州。宋室南渡后，迁休宁、新安。之后，杨时和迁郎步镇，另有一支迁邓步(今定埠)。袁姓亦是宋室南渡后由杭州迁来。太平天国后，湖北、河南等省大批移民迁来开荒定居，姓氏增多，居住分散，形成多姓杂居的局面，单姓独村已不复存在。
郎溪县姓氏笔画排列表
(表3—6)
(二)性别年龄
一、性别
建国前，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宋、元两朝无资料可查。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县男65719人，女23518人，男比女多42201人，性别比例为100∶279.44(女为100，下同)。由于民间遗弃、溺杀女婴，女性日渐减少。到嘉靖元年(1522年)，男为65814人，女性降为20884人，性别比例失调更加严重，性比为100∶315.14。后来州县衙门下令禁止溺杀女婴以及办育婴堂等其他措施，女性比例上升，性比失调矛盾逐渐缓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性比为243.6(女为100，下略)。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性比为151.52。
民国以来，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有所提高，生育观亦渐改变，女性渐渐增多，男女性比差异逐渐缓和。民国17年(1928年)性比为143.88，民国23年(1934年)性比为135.81，民国26年(1937年)，性比为130.03。由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男性伤亡较多，民国28年(1939年)，性比下降为126.65，民国37年(1948年)，性比为125.91。
建国后，由于教育科技的发展和生育观念的变化，性别比例的差距越来越小。1949年性别比例为122.22，1952年为120.55，1956年比差缩小到118.47，1960年为102.54。1961年后又开始增大，1962年为117.3。自1964年后，性别的比差逐年缩小。此后10年，由113.58缩小到1974年的109.98。1978年至1987年性比由109.94稳定在109.23之间，相差甚微，渐趋平衡。
郎溪县1949～1987年男女性别比例表
(表3—7)
二、年龄
郎溪县人口年龄结构，建国前缺系统资料，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缺年龄统计。现以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作比较说明，1964年7月1日零时全县总人口181568人(含十字铺茶场与白茅岭农场，下同)。1982年7月1日零时全县总人口306286人。其中：1964年14岁以下66126人，占总人口36.41%，1982年为116167人，占总人口的37.92%，18年增加1.51%；1964年20～39岁的共59269人，占总人口32.64%，1982年为78178人，占25.52%，下降7.12%；1964年65岁以上3135人，占总人口1.72%，1982年为11651人，占3.8%，增长2.08%，由年轻型向老年型转化，其中1964年80岁以上老人68人，占总人口0.037%，最高年龄89岁，无百岁老人；1982年80岁以上老人1064人，占0.34%，百岁老人2人，最高年龄109岁。在80岁以上老人中，1964年女性占80.76%，1982年女性占69.46%。有生育能力的女性1964年40865人，占总人口的22.5%，1982年67384人，占总人口的22%，比重相近，而人数却增加了26519人。
建国前人口平均寿命45岁左右。1981年平均期望寿命68.23岁，其中男性平均期望寿命为66.18岁，女性为70.54岁。
郎溪县1964年各年龄组人口性别结构表
(表3—8)
郎溪县1982年各年龄组人口性别结构表
(表3—9)
附：长寿老人简介
徐开勤，男，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文盲，务农。年轻时在乡种田，1931年在上海拉黄包车。1956年安置在上海市白茅岭农场白云山分场。一生未婚，无嗜好，从不生病。1985年10月4日去世，享年113岁。
杨氏(1952年郎溪县南门乡乡长吴永发之母)，女，清光绪七年腊月廿四日出生(1882年2月12日)，汉族，文盲，务农。29岁由无为县逃荒来郎溪。住城南乡东门渡村下杨湾。一生生育子女6人，男3人女3人。1983年农历七月廿二日(8月30日)逝世，享年100岁。
向成玉，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七月初三(8月21日)出生，汉族，文盲，务农。1963年由江苏省溧阳县殷桥乡迁来，住城南乡七里村鹞鹰山。少年时为童养媳，一生勤劳节俭。生13胎，存活4人，子早逝，遗一孙(胡耀华)。1984年8月6日逝世，享年97岁，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县地方志办公室都派代表前去吊唁。
(三)文化程度行业职业
一、文化程度
封建朝代以科举而言，自北宋建县(988年)到清末的900多年间，建平县中进士的仅56人，其中宋代38人，元代5人，明代9人，而清代只有4人。明清两朝考中举人的共62人，明朝32人，清朝30人。自元至清的632年间，建平县共有贡生(包括岁贡、选贡、恩贡、例贡、监选)共421人。
民国24年(1935年)，全县在校小学生共1815人。抗日战争爆发，多数学校被毁，民国27年(1938年)全县只剩初小、完小15所，在校学生907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0.71%。民国28年(1939年)统计，全县总人口127340人，而文盲就有11001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6.4%。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大学及专科毕业生14人)共2278人，占总人口的0.17%。民国36年(1947年)，全县总人口139048人，初小以上文化程度10495人，私塾6281人(其中女1032人)。私塾及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共16776人，占总人口的12.06%，其中：大学文化程度51人(其中毕业37人)，高中文化程度252人(其中毕业144人)，初中文化程度932人(其中毕业498人)，高小文化程度3428人(其中毕业2014人)，初小文化程度5832人(其中毕业2535人)；私塾及初小文化程度多数是半文盲。全县文盲102900人(其中女50324人)，占人口总数的74%。全县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共2693人，仅占总人口的1.93%。
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文化素质有很大提高，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统计，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743人，高中(含中专)2510人，初中8557人，高小9956人，初小24334人，初识字4283人，不识字81355人，文化程度不详91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共11810人，占人口总数的6.5%。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统计，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840人，高中(含中专)11257人，初中41431人，小学102950人，识字或识字很少113687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共5352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04%，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共156478人，占总人口数的55.66%。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占总人口数的40.43%。1987年全县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224874人，占总人口的77.07%，其中大学本科438人，专科1276人，中专3418人，高中12379人，初中64210人，小学143153人。初中毕业以上人数占总人口数的28.01%。
二、行业职业
明代以户划分职业，分类虽不尽合理，然亦可窥见一斑。嘉靖元年(1522年)，全县16215户，其中民户14524，军户729，匠户650，儒户1，校尉户1，力士户1，医户4，阴阳户34，铺兵户96，祗禁户17，弓兵户90，水防夫户20，猎户1，僧户44，道户3。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全县11400户，其中民户10939户，军户335户，僧户25，阴阳户21，道户5，匠户68，医户2，捕户5。清代无考。
民国8年(1919年)，全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共87019人，占总人口的58.15%，其中农业73393人，占生产人员总数的84.34%，工业3046人，占3.5%，商业7584人，占8.7%，渔业740人，占0.85%，牧业2256人，占2.59%。
民国36年(1937年)，有职业的人员9605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9.07%，其中农业75279人，占从业人员的78.37%，工业5017人，占从业人员的5.22%，商业6060人，占6.3%，交通运输478人，占0.49%，公务员1670人，占1.73%，自由职业(教师、医生等)283人，饮食服务业6806人，占从业人员7.08%，其他458人。有职业人员中妇女42700人，占从业人员44.45%。无职业人员5555人(其中女3086人)，占总人口的0.4%，占从业人员的5.78%。
建国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以及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各行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变化。1958年全县行业人口7394人，占总人口的4.06%，其中工业3641人，占全行业总数的49.24%，基建交通邮电81人，农林水气204人，商业(含国营、集体、私营)1451人，饮食业397人，服务业331人，文艺9人，教育543人，卫生71人，金融72人，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594人，农村整半劳动力49699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占农村人口的32%。1972年行业人口8461人，占总人口的3.64%，其中工业2425人(含全民、集体)，建筑业130人，交通邮电577人，商业饮食服务业1518人，文艺107人，科教文卫及研究团体1064人，教师1194人，医务人员479人，金融84人，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883人。农村整半劳动力77566人，占农业人口的36.7%。
1979年全县行业人口13045人，占总人口的4.8%，其中工业3769人，占全行业总人数的28.89%，建筑业343人，农林水1364人，交通邮电806人，饮食服务业3083人，文教卫和科研部门2563人，金融205人，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912人。农村整半劳动力88726人，占农业人口的33.9%。
1982年全县人口普查，在业人口共157595人，占总人口的56.05%，其中农业129839人，占总人口的46.18%，工矿交通运输电信14520人，占5.16%，商业饮食服务业6241人，占2.21%，教科文卫体育4458人，占1.58%，金融272人，国家机关、政党和人民团体2262人，占总人口的0.8%，其他3人。在各种职业人口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在业人员的3.93%，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1.2%，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0.96%，商业工作人员占2.13%，服务性工作人员占2.25%，农林牧渔劳动者占80.57%，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占8.86%，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占0.07%。不在业人口计32524人，占总人口的11.56%，其中在校学生6276人，家务劳动15732人，待升学130人，待国家统一分配53人，市镇待业813人，退休退职2278人，其他7242人。
郎溪县1982年各行业人口分布表
(表3—10)
郎溪县1982年各种职业人口分布表
(表3—11)
1987年职工总数15255人(男9670人、女5585人)，其中农林牧渔水7697人，工业1408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220人，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1562人，公用事业和居民服务业106人，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313人。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2206人，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21人，金融保险业230人，国家机关、政党和群众团体1492人，以上为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人数。另外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并领取补贴的人员共873人，其中民办教师791人，聘、留用退休、离休人员82人；农林牧渔场职工7509人。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保留全民所有制身份的职工821人，其中供销合作社职工739人，另外聘、留用退休离休人员37人，城乡个体劳动者1699人。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教职工2471人。医务人员(含私人诊所)共730人。各种商店(含农村供销社、代销店)及零售网点营业人员9896人，饮食服务业从业人员1464人。村办工业年末从业人员1639人，城乡合作经营、个体工业从业人员6143人。职工总计48537人，占人口总数的16.63%，农业劳动力97147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7.9%。 (四)婚姻与家庭
一、婚姻
封建婚姻制度，男婚女嫁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切须按“六礼”办事，注重“纳彩”聘仪，形同买卖。同时讲究“门当户对”，所谓“龙配龙，凤配凤”，封建婚姻的等级制度十分严格。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支配，男子可以一夫多妻，三妻四妾。男方丧偶可以续弦再娶，女方丧夫则不可再嫁，要从一而终。男子遗弃妇女只须一纸“休书”，女方根本没有提出离婚要求的权利。寡妇守节，被视为门庭的“荣耀”。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由此而产生了许多畸形的婚姻与悲剧，如童养媳、等郎媳、望门寡、殉夫葬、招亲、抢亲、换亲、转亲以及卖妻买妾等等。
建国后，国家颁布了《婚姻法》，强迫、包办、买卖的婚姻制度被废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被男女平等的思想所取代。新社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婚姻家庭制度。1950年9月，县人民政府在在城区的南塘行政村进行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试点，年底，全县区、乡、村进行宣传贯彻。年底到区政府登记结婚的共2138对，寡妇改嫁的193人，解除童养媳关系的627人。1951年至1959年到区政府办理结婚登记的13918对，准予登记结婚的13181对，不准登记的737对，其中包办强迫117对，不够婚龄的435对，其他185对。离婚后复婚的409对。离婚4022对，其中感情不好的3398对，一方受虐待的391对，强迫包办的40对，童养媳圆房的193对。经调解不离婚的1111对。解除婚约的204对。结婚离婚最多的是1953年，结婚2324对，离婚1212对，复婚136对，经调解不离婚的322对，转法院依法处理的302对，解除婚约的12对。
1979年至1987年，女性初婚的17947人，其中晚婚10532人，晚婚率58.68%，晚婚率较高的是1980年，占97.32%，较低是1983年，占36.36%；再婚女性352人；复婚女性24人；离婚女性221人，另外达不成协议转法院处理的204人。
二、家庭
封建社会富豪人家、书香门弟多为大家庭，以“五世同堂”、“四世同堂”为荣。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县城崇信坊(现十字街寺巷附近)范日进一家300余口，“恐后亲疏分薄”，凿大井以与子孙共汲，故又名“双井”。一般人家少则十余人，多则数十人。所谓“单门小户”只有三四或五六人。在大家庭中，经济支配权集中在家长手中，家务、农活统一分配，同居共炊，采取公食制或分食制。兄弟按排行分为大房、二房、三房等等。宋代户均人口为1.7人，但这一数字向为历代修志者怀疑。元代户均人口为5.14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5.39人，永乐十年(1412年)为5.18人。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上升为5.99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下降为2.04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回升为4.31人。民国年间逐年上升，民国17年(1928年)上升到5.12人，民国28年(1939年)下降为4.71人。1949年户均人口为3.32人，以后又逐年上升，1975年上升到4.76人。1982年人口普查时家庭户58429户，家庭人口275021人，户均4.7人。至1987年下降为3.93人。
1982年郎溪县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婚姻状况统计表
（表3—12）
郎溪县部分年度户均人口统计表
(表3—13)
一、民族
祖居郎溪县的主要是汉族。元清两代虽有少数蒙古族、回族、满族迁住郎溪，因无详细人口统计，旧志缺载。建国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县有少数民族3人，其中回族2人、苗族1人，分布在在城区的郎溪镇和经村乡。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县共有少数民族112人，民族不详的23人，其中蒙古族9人，分布在毕桥公社和白茅岭农场；回族94人，分布在县城关镇、白茅岭农场、宣郎广机械农场及十字、姚村、飞鲤等公社；维吾尔族2人、苗族1人、壮族1人、朝鲜族1人分布在白茅岭农场；满族4人分布在姚村公社。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县共有少数民族192人，民族不详的1人，其中蒙古族11人，分布在姚村公社和白茅岭农场；回族162人，分布在十字铺茶场、白茅岭农场和县城关镇及凌笪、下湖、飞鲤、姚村、十字、水鸣、南丰、建平等公社；维吾尔族4人分布在白茅岭农场；畲族3人和黎族1人均分布在十字铺茶场；满族8人分布在姚村公社和白茅岭农场；朝鲜族1人和壮族2人分布在白茅岭农场和毕桥公社。1983年后增加了苗族、彝族、土家族、傣族、傈僳族、土族、普米族、布依族、独龙族、仫佬族、佤族等少数民族，人数不多，分布在全县各乡镇。
二、姓氏
据明清两代《建平县志》载：郎步镇因“县治之前，一溪襟带”，“郎，居民之姓也”而得名，因而河名郎溪，可见当时郎姓之多。现今涛城镇还有郎源村、大郎村、小郎村。十字铺茶场境内有前郎村、后郎村。梅渚则因“居民有梅姓者，因名。”东夏镇是因浙江兰溪夏姓迁来遂有东夏、西夏村名。郎溪的许多集镇、村庄都是以姓命名。如姚村乡有大姚村、小姚村、袁村、贾村、夏桥，定埠镇有周家大村、金家、北陈，梅渚镇有王家桥、王家背、大梁村、小梁村、新梁村，岗南乡有上王村、中王村、下王村、前王、后王，凌笪乡有钱村、侯村，钟桥乡有李家村、廖家、韦村，建平乡有潘村、严家村、宗家园，城南乡有镇山王、中杨湾、下杨湾、乌家埂，水鸣乡有戴桥、大西潘，飞鲤乡有裴村、夏郭村、山头施，十字镇有华村、马村、胡家湾，下湖乡有施家、牟家、昝家，南丰乡有章村、严村、庹家湾，毕桥乡有蒋顾村、曹村、赵村、陶湾，幸福乡有大王村、戴村、韩家圩等等。后因战乱及天灾，人口迁徙变动频繁，单姓同住一村的已不多见。
全县共有姓氏404个(含十字铺茶场、白茅岭农场)，分布较广、人数较多的是王、张、李、杨、陈5姓。王姓主要分布在61个村民组，张姓主要分布在57个村民组，李姓主要分布在54个村民组，杨姓主要分布在53个村民组，陈姓主要分布在59个村民组。分布的特点，除城镇外，农村一部分村庄是以一姓为主，如定埠镇定埠村以吕姓为主，幸福乡夹河村以徐姓为主，凌笪乡钱村以钱姓为主，飞鲤乡齐村以黄姓为主。多数村庄或居民点均是多姓杂居，如东夏镇的百家堡，幸福乡的百家墩和飞鲤乡的温州场，十字铺茶场的百万村(50年代地名)，意谓“百家聚居”；十字镇的上四方、下四方，意谓“四方咸集，五方杂居”。上述村庄少者20～30户，70～100人，多者90～110户，130～400余人。土著多分布在县西北，如满(蛮)张村、大北庄，客民多分布在县东南、西北，如江北岗、湖北庙、河南包子、罗山棚子、湖北大村、湖南冲等等。
全县乡镇人数较多和影响较大的主要姓氏：定埠镇有吕、周2姓；梅渚镇有岑、吴二姓；涛城镇有管、潘、杨等姓；东夏镇有夏、潘2姓；城关镇有陈、王、张、宗诸姓；十字镇有李、袁、华、骆诸姓；凌笪乡有钱、侯2姓；钟桥乡有韦、李2姓；姚村乡有姚、袁、贾、熊等姓；城南乡有王、李2姓；岗南乡有王、周2姓；下湖乡有夏、施等姓；建平乡有宗、郝、钱等姓；幸福乡有徐、潘、陈、杨诸姓；飞鲤乡有黄、裴、施等姓；南丰乡为严姓；水鸣乡有戴、陈、方等姓；毕桥乡有施、田等姓。十字铺茶场、白茅岭农场姓氏多杂，并有少数民族，没有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姓氏。部分少数民族姓氏未列入全县姓氏排列表。
建国前，历史上曾有“东岑西夏，南潘北吕”之说，影响较大的几个主要姓氏格局变化不大。如东夏的夏姓，姚村的姚姓、涛城的潘姓，梅渚的岑、吴姓，定埠的周、吕姓，岗南的王姓、岑姓等等。有些姓氏势力较强，如在定埠不得上演京剧《芦花荡》和《白门楼》。解放前定埠吕周两姓对立，周氏有一人取名“周聘吕”；吕氏有一人就取名“吕梦周”，以此抗衡。抗日战争前后，凌笪、岗南地区曾流行一首民谣：“刘一千，岑半县，何家土匪钱家官……三聋子杀人不眨眼。”(注)(“刘一千”、“三聋子”系指帮会头领刘九如，徒弟上千，杀人无数；“岑半县”是指岑家人多、绅士多；“何家”系指何德彬等土匪；钱家系指钱家的区、乡、保长多。)
古代“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据有关《宗谱》记载，王姓、杨姓均系周代姬姓。王姓系周代晋王乔之裔，世称“三槐堂”。宋代靖康之变，王巩护驾南渡，居金陵之乌衣巷，后迁溧阳，由溧阳再迁建平县岗南村。杨姓系周代伯侨之后，封为杨侯，世称“四知堂”。后由陕西华阴迁扬州。宋室南渡后，迁休宁、新安。之后，杨时和迁郎步镇，另有一支迁邓步(今定埠)。袁姓亦是宋室南渡后由杭州迁来。太平天国后，湖北、河南等省大批移民迁来开荒定居，姓氏增多，居住分散，形成多姓杂居的局面，单姓独村已不复存在。
郎溪县姓氏笔画排列表
(表3—6)
(二)性别年龄
一、性别
建国前，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宋、元两朝无资料可查。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县男65719人，女23518人，男比女多42201人，性别比例为100∶279.44(女为100，下同)。由于民间遗弃、溺杀女婴，女性日渐减少。到嘉靖元年(1522年)，男为65814人，女性降为20884人，性别比例失调更加严重，性比为100∶315.14。后来州县衙门下令禁止溺杀女婴以及办育婴堂等其他措施，女性比例上升，性比失调矛盾逐渐缓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性比为243.6(女为100，下略)。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性比为151.52。
民国以来，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有所提高，生育观亦渐改变，女性渐渐增多，男女性比差异逐渐缓和。民国17年(1928年)性比为143.88，民国23年(1934年)性比为135.81，民国26年(1937年)，性比为130.03。由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男性伤亡较多，民国28年(1939年)，性比下降为126.65，民国37年(1948年)，性比为125.91。
建国后，由于教育科技的发展和生育观念的变化，性别比例的差距越来越小。1949年性别比例为122.22，1952年为120.55，1956年比差缩小到118.47，1960年为102.54。1961年后又开始增大，1962年为117.3。自1964年后，性别的比差逐年缩小。此后10年，由113.58缩小到1974年的109.98。1978年至1987年性比由109.94稳定在109.23之间，相差甚微，渐趋平衡。
郎溪县1949～1987年男女性别比例表
(表3—7)
二、年龄
郎溪县人口年龄结构，建国前缺系统资料，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缺年龄统计。现以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作比较说明，1964年7月1日零时全县总人口181568人(含十字铺茶场与白茅岭农场，下同)。1982年7月1日零时全县总人口306286人。其中：1964年14岁以下66126人，占总人口36.41%，1982年为116167人，占总人口的37.92%，18年增加1.51%；1964年20～39岁的共59269人，占总人口32.64%，1982年为78178人，占25.52%，下降7.12%；1964年65岁以上3135人，占总人口1.72%，1982年为11651人，占3.8%，增长2.08%，由年轻型向老年型转化，其中1964年80岁以上老人68人，占总人口0.037%，最高年龄89岁，无百岁老人；1982年80岁以上老人1064人，占0.34%，百岁老人2人，最高年龄109岁。在80岁以上老人中，1964年女性占80.76%，1982年女性占69.46%。有生育能力的女性1964年40865人，占总人口的22.5%，1982年67384人，占总人口的22%，比重相近，而人数却增加了26519人。
建国前人口平均寿命45岁左右。1981年平均期望寿命68.23岁，其中男性平均期望寿命为66.18岁，女性为70.54岁。
郎溪县1964年各年龄组人口性别结构表
(表3—8)
郎溪县1982年各年龄组人口性别结构表
(表3—9)
附：长寿老人简介
徐开勤，男，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文盲，务农。年轻时在乡种田，1931年在上海拉黄包车。1956年安置在上海市白茅岭农场白云山分场。一生未婚，无嗜好，从不生病。1985年10月4日去世，享年113岁。
杨氏(1952年郎溪县南门乡乡长吴永发之母)，女，清光绪七年腊月廿四日出生(1882年2月12日)，汉族，文盲，务农。29岁由无为县逃荒来郎溪。住城南乡东门渡村下杨湾。一生生育子女6人，男3人女3人。1983年农历七月廿二日(8月30日)逝世，享年100岁。
向成玉，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七月初三(8月21日)出生，汉族，文盲，务农。1963年由江苏省溧阳县殷桥乡迁来，住城南乡七里村鹞鹰山。少年时为童养媳，一生勤劳节俭。生13胎，存活4人，子早逝，遗一孙(胡耀华)。1984年8月6日逝世，享年97岁，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县地方志办公室都派代表前去吊唁。
(三)文化程度行业职业
一、文化程度
封建朝代以科举而言，自北宋建县(988年)到清末的900多年间，建平县中进士的仅56人，其中宋代38人，元代5人，明代9人，而清代只有4人。明清两朝考中举人的共62人，明朝32人，清朝30人。自元至清的632年间，建平县共有贡生(包括岁贡、选贡、恩贡、例贡、监选)共421人。
民国24年(1935年)，全县在校小学生共1815人。抗日战争爆发，多数学校被毁，民国27年(1938年)全县只剩初小、完小15所，在校学生907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0.71%。民国28年(1939年)统计，全县总人口127340人，而文盲就有11001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6.4%。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大学及专科毕业生14人)共2278人，占总人口的0.17%。民国36年(1947年)，全县总人口139048人，初小以上文化程度10495人，私塾6281人(其中女1032人)。私塾及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共16776人，占总人口的12.06%，其中：大学文化程度51人(其中毕业37人)，高中文化程度252人(其中毕业144人)，初中文化程度932人(其中毕业498人)，高小文化程度3428人(其中毕业2014人)，初小文化程度5832人(其中毕业2535人)；私塾及初小文化程度多数是半文盲。全县文盲102900人(其中女50324人)，占人口总数的74%。全县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共2693人，仅占总人口的1.93%。
建国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文化素质有很大提高，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统计，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743人，高中(含中专)2510人，初中8557人，高小9956人，初小24334人，初识字4283人，不识字81355人，文化程度不详91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共11810人，占人口总数的6.5%。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统计，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840人，高中(含中专)11257人，初中41431人，小学102950人，识字或识字很少113687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共5352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04%，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共156478人，占总人口数的55.66%。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占总人口数的40.43%。1987年全县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224874人，占总人口的77.07%，其中大学本科438人，专科1276人，中专3418人，高中12379人，初中64210人，小学143153人。初中毕业以上人数占总人口数的28.01%。
二、行业职业
明代以户划分职业，分类虽不尽合理，然亦可窥见一斑。嘉靖元年(1522年)，全县16215户，其中民户14524，军户729，匠户650，儒户1，校尉户1，力士户1，医户4，阴阳户34，铺兵户96，祗禁户17，弓兵户90，水防夫户20，猎户1，僧户44，道户3。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全县11400户，其中民户10939户，军户335户，僧户25，阴阳户21，道户5，匠户68，医户2，捕户5。清代无考。
民国8年(1919年)，全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共87019人，占总人口的58.15%，其中农业73393人，占生产人员总数的84.34%，工业3046人，占3.5%，商业7584人，占8.7%，渔业740人，占0.85%，牧业2256人，占2.59%。
民国36年(1937年)，有职业的人员9605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9.07%，其中农业75279人，占从业人员的78.37%，工业5017人，占从业人员的5.22%，商业6060人，占6.3%，交通运输478人，占0.49%，公务员1670人，占1.73%，自由职业(教师、医生等)283人，饮食服务业6806人，占从业人员7.08%，其他458人。有职业人员中妇女42700人，占从业人员44.45%。无职业人员5555人(其中女3086人)，占总人口的0.4%，占从业人员的5.78%。
建国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以及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各行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变化。1958年全县行业人口7394人，占总人口的4.06%，其中工业3641人，占全行业总数的49.24%，基建交通邮电81人，农林水气204人，商业(含国营、集体、私营)1451人，饮食业397人，服务业331人，文艺9人，教育543人，卫生71人，金融72人，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594人，农村整半劳动力49699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占农村人口的32%。1972年行业人口8461人，占总人口的3.64%，其中工业2425人(含全民、集体)，建筑业130人，交通邮电577人，商业饮食服务业1518人，文艺107人，科教文卫及研究团体1064人，教师1194人，医务人员479人，金融84人，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883人。农村整半劳动力77566人，占农业人口的36.7%。
1979年全县行业人口13045人，占总人口的4.8%，其中工业3769人，占全行业总人数的28.89%，建筑业343人，农林水1364人，交通邮电806人，饮食服务业3083人，文教卫和科研部门2563人，金融205人，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912人。农村整半劳动力88726人，占农业人口的33.9%。
1982年全县人口普查，在业人口共157595人，占总人口的56.05%，其中农业129839人，占总人口的46.18%，工矿交通运输电信14520人，占5.16%，商业饮食服务业6241人，占2.21%，教科文卫体育4458人，占1.58%，金融272人，国家机关、政党和人民团体2262人，占总人口的0.8%，其他3人。在各种职业人口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在业人员的3.93%，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1.2%，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0.96%，商业工作人员占2.13%，服务性工作人员占2.25%，农林牧渔劳动者占80.57%，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占8.86%，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占0.07%。不在业人口计32524人，占总人口的11.56%，其中在校学生6276人，家务劳动15732人，待升学130人，待国家统一分配53人，市镇待业813人，退休退职2278人，其他7242人。
郎溪县1982年各行业人口分布表
(表3—10)
郎溪县1982年各种职业人口分布表
(表3—11)
1987年职工总数15255人(男9670人、女5585人)，其中农林牧渔水7697人，工业1408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220人，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1562人，公用事业和居民服务业106人，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313人。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2206人，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21人，金融保险业230人，国家机关、政党和群众团体1492人，以上为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人数。另外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并领取补贴的人员共873人，其中民办教师791人，聘、留用退休、离休人员82人；农林牧渔场职工7509人。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保留全民所有制身份的职工821人，其中供销合作社职工739人，另外聘、留用退休离休人员37人，城乡个体劳动者1699人。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教职工2471人。医务人员(含私人诊所)共730人。各种商店(含农村供销社、代销店)及零售网点营业人员9896人，饮食服务业从业人员1464人。村办工业年末从业人员1639人，城乡合作经营、个体工业从业人员6143人。职工总计48537人，占人口总数的16.63%，农业劳动力97147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7.9%。 (四)婚姻与家庭
一、婚姻
封建婚姻制度，男婚女嫁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切须按“六礼”办事，注重“纳彩”聘仪，形同买卖。同时讲究“门当户对”，所谓“龙配龙，凤配凤”，封建婚姻的等级制度十分严格。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支配，男子可以一夫多妻，三妻四妾。男方丧偶可以续弦再娶，女方丧夫则不可再嫁，要从一而终。男子遗弃妇女只须一纸“休书”，女方根本没有提出离婚要求的权利。寡妇守节，被视为门庭的“荣耀”。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由此而产生了许多畸形的婚姻与悲剧，如童养媳、等郎媳、望门寡、殉夫葬、招亲、抢亲、换亲、转亲以及卖妻买妾等等。
建国后，国家颁布了《婚姻法》，强迫、包办、买卖的婚姻制度被废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被男女平等的思想所取代。新社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婚姻家庭制度。1950年9月，县人民政府在在城区的南塘行政村进行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试点，年底，全县区、乡、村进行宣传贯彻。年底到区政府登记结婚的共2138对，寡妇改嫁的193人，解除童养媳关系的627人。1951年至1959年到区政府办理结婚登记的13918对，准予登记结婚的13181对，不准登记的737对，其中包办强迫117对，不够婚龄的435对，其他185对。离婚后复婚的409对。离婚4022对，其中感情不好的3398对，一方受虐待的391对，强迫包办的40对，童养媳圆房的193对。经调解不离婚的1111对。解除婚约的204对。结婚离婚最多的是1953年，结婚2324对，离婚1212对，复婚136对，经调解不离婚的322对，转法院依法处理的302对，解除婚约的12对。
1979年至1987年，女性初婚的17947人，其中晚婚10532人，晚婚率58.68%，晚婚率较高的是1980年，占97.32%，较低是1983年，占36.36%；再婚女性352人；复婚女性24人；离婚女性221人，另外达不成协议转法院处理的204人。
二、家庭
封建社会富豪人家、书香门弟多为大家庭，以“五世同堂”、“四世同堂”为荣。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县城崇信坊(现十字街寺巷附近)范日进一家300余口，“恐后亲疏分薄”，凿大井以与子孙共汲，故又名“双井”。一般人家少则十余人，多则数十人。所谓“单门小户”只有三四或五六人。在大家庭中，经济支配权集中在家长手中，家务、农活统一分配，同居共炊，采取公食制或分食制。兄弟按排行分为大房、二房、三房等等。宋代户均人口为1.7人，但这一数字向为历代修志者怀疑。元代户均人口为5.14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5.39人，永乐十年(1412年)为5.18人。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上升为5.99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下降为2.04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回升为4.31人。民国年间逐年上升，民国17年(1928年)上升到5.12人，民国28年(1939年)下降为4.71人。1949年户均人口为3.32人，以后又逐年上升，1975年上升到4.76人。1982年人口普查时家庭户58429户，家庭人口275021人，户均4.7人。至1987年下降为3.93人。
1982年郎溪县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婚姻状况统计表
（表3—12）
郎溪县部分年度户均人口统计表
(表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