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检察

一、机构
民国16年(1927)前，由县知事兼理司法，行使审判、检察权。此后县知事改称县长，仍兼理司法。民国30年建立“泾县司法处”。从此县长不再兼理司法审判，检察权仍属县长。民国32年，“司法处”改为“泾县地方法院”。审判、检察分权行使，同在一个法院办公。法院刑庭开庭，检方有检察官、书记官出庭，法院办理审判。规定侦查、推事、检察官，回避本籍人担任。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8月建立“泾县人民检察署”，受上级人民检察署和泾县人民政府双重领导。1952年7月起，在县直机关实行聘任检察通讯员制度，先后共聘任9人。1953年县检察署机构整编，一度停止工作。1955年成立“泾县人民检察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受到冲击，机构瘫痪。1968年3月成立“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代行一切司法职能。同年成立泾县革命委会人民保卫组。1969年11月公检法军管小组与人保组合署办公。1974年军管组撤销。1975年9月恢复泾县公安局，检察职能由公安局行使。1979年6月，“泾县人民检察院”恢复行使检察监督职能，隶属宣城地区人民检察院领导，县检察院检察长为上级任命。1981年始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检察长、检察员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命，每届任期3年。
二、刑事检察
民国时期，检察官集侦查权、逮捕权、起诉权于一身，没有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程序。县长兼理军法处，超越检察机关之外，直接行使侦查、逮捕及起诉权。民国26年(1937)7月1日，泾县绥靖委员会第三次常委会议议决规定“凡发现奸匪嫌疑时，由本情报组通知有关机关紧急逮捕，如有故意推诿贻误者，由本会报请议处”。刑事检察权被置之度外。
建国后，刑事检察职责有了明确范围。1951年“镇反”、“三反”中，县检察署派员参加镇反检查组，负责案件材料调查核实和审查把关工作，提出逮捕与否意见，报请县审查委员会决定。当时泾县曾一度试行批捕职责。1956年5月，批捕权由上一级收回，次年部分下放到县。1955年至1956年，县检察院职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权力。1959年起上述权力又收归上一级，直至1966年。此间，县检察院主要负责审查材料，凡需批捕的案件均报请县委或分院审批后行使法律手续。“文革”期间，公、检、法机构瘫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检察院恢复，1979年6月，泾县检察院审查批捕工作恢复正常。凡公安机关提请审查批捕的案犯直接移送县检察院审查决定，不再报县委讨论批准。1980年全面实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办案中依据“两法”和《逮捕拘留条例》，审查、批捕权责一致。
县检察院在担负审理批捕的同时，并承担审查起诉职责。从1955年起，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审查起诉，配合公安部门依法及时处理案件。1956年县检察院开始运用免予起诉制度职权。1958年起，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实行联合办案，采取三员汇报，三长决定，党委批准的办案制度。同时，县检察院行使出庭支持公诉之责。1963年7月至1966年，县检察院拟定审批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工作整改意见，作为主要工作制度。并配合法院选择典型案件就地公诉公判，宣传法制。“文革”开始中断，1979年后，出庭支持公诉工作正式恢复。
侦查监督，于“文革”中断，也于1979年6月恢复。对于侦查活动中的少数违法现象一经发现，立即提出纠正意见。审查起诉工作依法以事实、证据定性。1983年8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开始后，按照“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在案件处理中履行职责，提高案件办理质量。
三、法纪检察
民国期间，泾县对公职人员违法乱纪行为曾进行法纪检察。民国35年泾县地方法院检察处受理泾县县长黄鼐贪污案。黄在任期内(民国33年5月至34年12月)勾结下属贪污挪用田赋、积谷、粮款等，计列“十大罪状”。此案由首席检察官亲自承办。首次传讯黄鼐后，即以犯罪嫌疑重大逮捕入狱，并提出公诉，泾县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后曾公开开庭审理，县参议员和各界均有代表列席旁听。然未及审结此案，黄鼐及其亲友买通看守人员使黄脱逃，此案遂不了了之。
建国后，县检察署结合“三反”运动，有重点地检察干部违法渎职案件和侵犯人权案件。1955年，县合作总社1名干部经办调运支援灾区实物时玩忽职守，致使4600元的木筏被大水冲失。县检察署侦查后，依法予以逮捕。1956年，重点检察纠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侦查起诉，1957年“反右”开始后，法纪监督工作停止。1961年11月，检察署率领工作组对泾县人民医院医疗事故等问题进行检查，对个别严重渎职造成人命伤亡的医务人员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对其他有一定责任的工作人员提出纪律处分建议。1962年～1966年法纪检察工作开展较为正常，“文革”期间被迫停止。1979年6月重建县检察院，次年恢复法纪检察工作。同时设置法纪检察科，重点查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玩忽职守和重大责任事故等三类案件。
四、经济检察
民国32年，泾县地方法院建立，设有检察官，开始行使经济检察权力。民国35年《泾县地方法院看守所附设监狱囚粮名册》记载，在押犯人中有检察处正在侦查的贪污犯3人，侵占军粮犯1人，已起诉交付审判的贪污犯1人，侵占赋谷犯2人。
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县检察署抽调干部参加对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等案件的检察。1951年6月统计，县检察署向法庭起诉贪污案29件，盗窃案24件，其他6件，共计59件，结案51件。1955年，受理查处县煤炭公司章渡分销处1名干部的贪污公款案，并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予以逮捕。同年12月，办理太园乡1名干部贪污国家建设公款和烈军属社会救济款一案。是年共立案查处贪污案5件。“文革”中经济检察工作未能正常进行。80年代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经济活动频繁，贪污贿赂案件时有产生。1981年12月检察院设置“经济检察科”。其时县内森林盗伐现象时有发生。县检察院经济检察科以此为重点，负责案件审查、批捕和审察起诉工作。1984年起，县检察院加强对经济犯罪行为的检察，依法查 处一批贪污、受贿经济犯罪案件。
五、监所检察
从民国11年到27年，泾县监所事务由兼理公安司法事务的县行政长官掌理，下设管狱员。管狱员协助县知事(县长)管理监狱与看守所工作。民国32年下半年至34年8月，安徽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迁驻泾县期间，合设“安徽省高三分院暨泾县司法处看守所”附设监狱，由检方监督工作，所长兼监长行使对监狱监督权。民国33年更名为“泾县地方法院看守所”。泾县地方检察处行使对监所检察之责任，对看守所的活动进行视察与监督，指挥执行泾县地方法院所作出的刑事裁判。解放后，1949年5月，将旧有地方法院看守所改设“泾县看守所”。县检察署成立后，对县看守所及下属劳改队进行监督。结合清理积案，着重检察纠正逮捕有无不当，拖延不判等情况。1956年泾县检察院建立后担负起监所检察任务。将监所劳改监督、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等工作划归审批组执掌范围。1957年对看守所每月进行一次或不定期抽查。1958年收押人数增多，看守所相应增设农业劳改队、晏公煤矿劳改队、北贡新生铁矿劳改队。监所检察在加强监改场所的监督中依法严惩犯罪分子。检察长深入监所训话，教育在押人员认罪守法和坦白检举。1965年看守所所属劳改机构撤销，劳改检察终止。
70年代末，监所检察由县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负责。1982年配专职干部驻所办公。同年6月正式设置监所检察 科。1983年8月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后增关押所，收押未决的一般刑事犯和刑期1年以下的已决犯。对2所的监管改造实施检察，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办法。重点协助加强安全防范，落实文明管理，维护监改秩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监所检察还对刑事案件判决执行与裁定执行，进行检察监督。1982年始，根据“墙内”、“墙外”一起抓的方针，建立对监外“五种人”(劳改、劳教、刑满释放、缓期执行、保外就医)的回访考察制度，促进落实监改措施和犯人改造工作。死刑案件执行时，一般由原起诉机关即宣城检察分院(原为芜湖检察分院)派员临场监督，县检察院协助配合。1983年8月始，死刑案件判处权限下放到县检察院提出公诉，县法院负责一审。
六、控告申诉检察
民国初年，沿袭清末《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县知事及以后的检察官有“收受诉告”的职权，对告诉、告发、自首或其他情形知有犯罪嫌疑者及时侦查证据。当时无控告申诉检察机构，而受理告诉、告发及自首，仍为案件的主要来源与实施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建国后，县检察署开展人民来信来访工作。1953年机构整编，信访工作一度中断。1955年信访工作由侦查组兼办。1957年改由秘书组处理，并确定专人负责。1955年到1959年受理信访470件次。逐步健全登记、转办、催办和检察长批办等制度，一直延续到1966年，后因文化大革命而终止。1979年5月重新恢复受理来信来访工作。1985年9月正式设控告申诉检察科，按照归口办理，分级负责原则及时处理来信来访。1979年至1982年受理各类信访811件(次)。1985年群众控告检举，以查证核实，有9 件14人构成犯罪，其中经济犯罪7件(万元以上大案2件)。1987年受理信访214件。信访中发现提供案件线索21条。
1986年5月，根据上级检察机关部署复查历史老案，县检察院成立复查领导小组。对建国后至“文革”前由检察机关经办的各类案件进行全面清理。重点复查396件，其中决定免予起诉4件，不批捕、不起诉的365件，移送法院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死亡的27件。有7件7人不构成犯罪，确属冤假错案，逐一送达《纠正通知书》。次年7月底，复查及善后处理工作全部按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