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理环境

一、自然概况
淠史杭灌区地处亚热带北缘，江淮分水岭把灌区分成两大区域：北部为淮河流域，面积7900平方公里，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史河、汲河、淠河、东淝河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呈南北流向。诸水或源于大别山区，或源于江淮岗丘，注入淮河干流。地形复杂多变，多属高丘区，高程100多米到40米。向北推移，为低丘和畈区，地形起伏较小，再向北延伸是沿淮湖泊洼地，高程在25米以下。南北坡降多为1/400～1/4500。灌区南部为长江流域，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源于大别山区的丰乐河和杭埠河自西向东横贯中部；源于江淮分水岭的南淝河和派河从西北向东南流。诸水在该区呈扇状汇入巢湖。丰乐河以北为典型的江淮丘陵地带。地面高程35～70米之间，坡度1/60～1/600。丰乐河南至巢湖边缘，多低丘和圩区，原野坦阔，高程10～20米。
灌区境内还有城东湖、城西湖和瓦埠湖，均为淮河中游的蓄洪区。位于霍邱县城东的城东湖，在干旱年份为灌区沣东、汲东干渠尾部的补给水源。瓦埠湖是淠河灌区瓦西和瓦东干渠末端的一个补给水源。
灌区地质大部分处于合肥——六安凹陷地层，除少数地方有震旦纪变质岩裸露外，余皆为侏罗纪陆相地层，广泛分布着红砂岩、砾岩及大别山杂岩。灌区土壤主要是黄棕壤、水稻土，也有一些潮土。黄棕壤主要分布在丘陵区，为灌区主要土壤类型。
灌区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气候型。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丰富，光照充足，在雨量调和季节和年份，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有利。但是，因南北气流在此交汇，年际变化较大，雨量分配不均，是水旱灾害多发地带。
灌区平均气温14.9～15.7℃。灌区多年平均降水量900～1250毫米，最大降水量1834.3毫米(1978年正阳关)。日最大降水量为449.9毫米(1969年7月14日庐江县城)。梅雨期年平均25天，最长达57天，雨量780毫米左右(1954年六安)。1958年、1965年、1978年均为空梅，平均约10年出现一次。
降水时空分布，呈南多北少，由北向南递增；在时间分布上，3～8月份降水约占全年的60～70%。降水年际变化大，据1934年以来的记录，降水最大年与最小年比值达4.3。
多年平均日照时数在2100～2300小时之间。一年中以6、7、8月份蒸发量最高，极端最大日蒸发量19.6毫米(1959年7月霍邱)。蒸发量较之降水量年际变化要稳定得多，最大年与最小年之比在1.5以下。多年平均无霜期215天～230天。灌区多年平均最大冻土深度4～6厘米。
灌区可利用的水资源可分为3部分：一是大型水库的来水和灌区渠首以上、水库以下的区间径流；二是灌区境内的当地径流；三是天然河湖作为灌区下游的补给水源。
全灌区水资源的年均总量为106.4亿立方米，人均1773立方米，亩均1066立方米。
水库和总干渠、干渠在初建时水质是优良的，呈弱酸性。60年代以后，库区上游及金寨、霍山2县和六安市工业的发展，水质受污染。进入80年代后，因城市工业发展较快，排放废渣废水，水质污染日趋严重。
灌区跨江淮分水岭两侧丘岗地带，无良好的含水层，地下水资源贫乏。河谷两侧和平畈区虽有地下水，埋藏较深，但有的水量甚少。1978年灌区大旱，北京打井队来灌区打井，5个多月打井1000多眼，井深多在20米以上，有深达40～50米，多数水量甚少，只能作为农村生活用水的补充。
二、社会经济
灌区兴建前，淠河、史河两个灌区水田约占耕地50%。南部丘陵区水田所占比例大，而沿淮各区只占三分之一左右。水田中沤水田约占三分之一。
粮食作物中以水稻为主，其它依次为小麦、薯类、杂豆、玉米。作物安排，好田多一麦一稻，或一油一稻。杭埠河灌区有少量双季稻。而雨水不足时则大半改种薯类和杂粮。
作物产量在灌区建设前，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基本上是靠天收，水田均深水灌溉、串田漫灌。1955年全灌区平均亩产为97公斤；霍邱、寿县为67.5公斤。1957年杭埠河灌区为136.5公斤，淠河、史河两个灌区约103公斤。
1957年，全灌区工业产值人均17元(不包括合肥市)。工业总产值仅及农业总产值的十分之一。中共六安地委、行署所在地的六安城，只有碾米、铸锅、食品等小作坊和一个仅在夜间发电照明、最高负荷170千瓦的小电厂。
交通方面，淮南铁路在其东部边缘穿过。公路交通，县城之间的干线为砂石路，其余多为晴通雨阻的土公路，有的区还不通车。水路交通，进入淮河及城西、城东、瓦埠和巢湖诸河道下段，均可季节性通航。运输量最大的淠河六安港，有船1020只，总吨位6328吨。木船通淮河，1958年货运量为10.2万吨，主要运载粮、盐、煤。
三、水旱灾害
灌区范围内自古以来就多灾多难。自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至1949年的566年间，志书有记载的水旱灾害即达357次，其中旱灾153次，水灾204次。沿淮沿河易淹，丘陵常旱，水来一线，旱来一片。被水地方，倾家荡产；大旱之后，饿殍遍地。明宣德九年(1434年)“大旱。江湖河竭，禾木不收，道歹堇相望”。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沿淮旱。大饥，人相食”。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大旱。飞蝗蔽天，山中树皮、草根尽，人相食。至有父母自残其子女者，虽重典绳之不能禁。至次年春，六安嚣市昼静，巷无行人，霍邱人死十之八九。有合家尽毙，无人收殓。霍山、金寨，野无青草”。清咸丰六年(1856年)“南北大旱。自五月至八月不雨，霍山郡邑，数百里尽赤，庐州野有饿殍。金寨翌年，饥荒严重，饥民互相残食，饿病死无数”。民国21年(1932年)“豫皖大旱。瓦埠湖干涸，可行车辆。肥西旱，肥东水稻点火即燃”。由于灌区历来干旱严重，建国前到处有“晒死鸡”、“砸蛋场”、“痨病套子”、“死人堰”等这类充满血泪的村名和地名。叙述灾害给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民歌、民谣更难以计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灌区范围内的降水和水旱灾害有了比较详尽的记载。40年间，最严重的旱年有5年，发生旱情多在7、8月间。岗上易旱，洼地易涝，常常是抗洪排涝刚结束，就又投入抗旱斗争。
1954年7月大水，8月至9月旱，六安县因旱减产7成以上的有7.5万亩；舒城受旱面积35万亩。1959年7月，特大干旱，沟塘干涸，河流大多断流。最高气温41℃，日蒸发量19毫米。六安地区受旱500万亩，其中152万亩耕地无法下种。1978年特大干旱，霍邱年降雨量仅及年平均降雨量的一半，是近170年来最少的一年。响洪甸水库水位降至建库以来最低点，无法下泄。舒城塘坝十之八、九干涸，山区竹木成片枯死。
四、古代水利
为了战胜干旱，人民群众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艰辛劳动，兴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春秋中叶楚庄王时(前613年～前591年)，楚国令尹孙叔敖于今寿县城南建芍陂(今名安丰塘)，当时灌田万顷。曾被誉为“淮河流域水利之冠”，是我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灌溉工程之一。西汉初年(前206年)，于今舒城县西南七门山下，阻河筑堰，灌田7万余亩，名为“七门堰”。隋大业中(605～617年)修陂灌田名“大业陂”(即今霍邱县的“水门塘”)。这些古代的水利工程，过去在灌溉、水运、屯田济军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对灌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历朝豪强侵陂为田，使这些塘坝濒于荒芜。1958年淠史杭工程开始兴建，古芍陂、大业陂等已纳入工程总体规划，成为灌区的反调节水库。七门堰已改造成今杭北分干渠灌区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