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日军侵占淮南煤矿罪行摘录
日军侵占淮南煤矿罪行摘录
（一）日军占领下的淮南煤矿（注：摘录自淮南市《抗日史料》）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步步退让，使日本侵略者沿津浦铁路迅速南犯。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日军的侵略铁蹄踏进了淮南煤矿。
淮南矿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并且地处华东腹地，接近沪、宁，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淮南煤矿以后，就急不可待地疯狂掠夺煤炭资源，残酷榨取工人血汗。淮南煤矿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
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以战养战”的反动政策，在侵占淮南以后，就立即抓淮南的煤炭。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由“满铁调查队别所调查员”组成的“日军特务部淮南炭田调查队”来淮南煤矿进行第一次调查。八月二十五日，“日本铁道省调查团”、“三井及三菱调查班”等，以一个月的时间，对淮南煤矿又作了详细的调查。九月二十一日，大通矿交给了日本垄断集团“三菱
饭炭矿”经营，矿务局（九龙岗）交给了三井矿业公司经营。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军在大通矿和九龙岗矿开始掠夺开采。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日本兴亚院在华联络部，将两矿合并改为“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直接在日本侵华军军部控制之下。据日本《淮南炭矿》一书“公司之使命”一节中记载“华中经济建设，蒙皇军圣战之余绩，已迈出雄建步伐”，“我社在皇军的庇护下，一面警备，一面采煤，同时准备应付国际局势的突变，尽一切努力完成年产二百万吨煤炭的五年计划，为东亚新秩序的建立作贡献。”由此不难看出公司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所谓“日华合办”、“股份有限公司”，这只是强盗式掠夺的代名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工矿企业的掠夺几乎全部是以我国原有企业为基础的。他们入侵后，对工矿企业派进日本兵、日本人，就算是“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了。“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如此。他们将我国大通煤矿和九龙岗矿务局合并，又加进日本的“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三井矿山株式会社”、“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华中矿业株式会社”四家企业的名字，这就是“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并在淮南设立“淮南矿业所”，其组织机构设置（略）。
日本为加强对矿山的控制和掠夺，还在煤矿设立了一整套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表面上是进行生产管理，实际上则是直接对工人进行严密的控制和残酷的压迫。这个组织中的劳务系又是个庞大复杂的机构，它既管工人生产，又进行特务活动，广大工人视之如虎，故称之为“老虎系”。煤矿组织机构（略）。
日本侵略者在淮南煤矿推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在矿区还设有领事署——日本统治淮南的最重要机关。下设有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警备队、矿警队等军事组织。同时又搜罗了一批汉奸、恶棍组成了稽查队、特务班等各种组织，作为他们的帮凶。再加上监工、把头、汉奸、走狗..布满整个矿区。
据资料记载，当时仅一个武装矿警队就有自卫队员154名，配备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步枪152支。自卫队周围的电网是三至五层。
老工人们回忆说，当时的大通矿是岗哨密布，穷凶极恶的鬼子兵，整天荷枪实弹，端着刺刀，牵着狼狗，肆意横行。他们对工人实行极为严密的控制。工人一进矿先在劳务系登记，每个矿工都要填写登记卡，登记卡上项目繁多，连身体特征和皮肤颜色都要写上。日军为了“防止工人之移动及不良分子之潜入”，还采用“指纹管理法”，硬逼着工人在“指纹纸”上按上十个手指的指印和左、右手掌的掌印，最后发给每个工人“号条”和劳工证。日本侵略者在矿场，工房监管工人，押工人上下班，井口进行检查，井下监视工人劳动。工人就象奴隶，象牛马一样被套上了枷锁，完全失去了自由。
整个矿区戒备森严。大通矿场四周布满了电网，仅“南公司”、“大兵营”不足一平方公里地区内，就修了十三座碉堡，加上附近的日军据点，共有碉堡三十多座。矿场内外还设置了监狱、刑场。地下水牢有两座。一座碉堡水牢在矿南原日伪警备司令部（现大通第一小学）的西南角。地面上是碉堡，下部却是水牢，水牢的直径七米，深二点二米。另一座秘密水牢在大通矿南门内东侧，日军将水牢的地面刑房伪装成“办公室”。这座水牢长三点五米，宽二点五米，深三点二米。
日本法西斯使用各种屠杀、监禁、拷打等野蛮手段来统治和迫害工人，常用的刑罚有：电刑、刀刺、火烧、活埋、狼狗咬、立站笼、灌凉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装入麻袋抛到河里等等。一九四一年冬，日军和汉奸狼狈为奸，一次就把260个同胞装入麻袋，其中有阎希洞、谢兴才等六名矿工，用刺刀捅死后投入淮河。
整个煤矿笼罩着恐怖气氛。特务爪牙经常以“企图逃跑”、“破坏矿山”、“通共产党”、“闹罢工”、“不是良民”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将工人逮捕、治罪、严刑拷打、非法逼供。
工人们形容说：“煤矿就是阎王殿，进矿处处鬼门关”。工人每天上班要过五道“关”，即进矿门、领灯、下井、上井、交工牌子，关关要过，关关提心吊胆，尤其进矿门和上矿井。进矿门时一面掏工牌，一面要向站岗的日本人行礼。除了这种侮辱人格的“礼节”外，还要经搜身后才能进矿，动作稍为慢一点，便遭毒打。工人王贵山在井下干了两天两夜，没有得到休息，也没有吃饭。他想上井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把头、特务说他企图罢工闹事，遂将他逮捕起来。他们用烧红的铁丝穿透王的腿肚子，后又送进水牢里泡了十几天。出牢时，王贵山全身的肌肉都被水泡坏了。那时，矿里矿外经常听到受审者的凄惨的叫声和鬼子、特务野兽一样的吼叫声。淮南煤矿变成了一座法西斯的集中营。
二、日本侵略者利用把头残酷压迫和剥削矿工
日军在推行法西斯统治时用了一条毒辣的手段，就是“以华治华”。他们收买、利用中国人中的民族败类，充当他们的走狗和爪牙，依靠他们作帮凶。日军劳务课长在给各矿劳务系长的秘密指示中说：“对于工人及附近居民有不规行为者，（日本人）不要任意鞭打、体罚，可处以罚金或扭送中华民国（指汪伪）警察机关处置。”这就是日本人在背后，由汉奸、走狗出面镇压工人，以达到他们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目的。
日本侵略者在淮南煤矿推行了一套十分严密的统治体制。其特点是：一、大权全部牢牢地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课长以上的头子和大小单位的正职都是日本人。重要部门，哪怕只有几个人也要一个日本人负责。如九龙岗变电所只有四人，即派一日本人负责。二、实行多形式、多层次的统治体制。各矿都有武装矿警队、稽查队、特务班、监工、逃亡监视哨、包工柜等多种统治机构，直接管理工人的是包工柜。仅大通矿一千多个工人，就有大、小三十二个包工柜。包工柜（包工头）下面又分经理（碴头）、书记（管理人员）；经理下面又分工头、帮头、外勤，这些人再分别统治一部分矿工。三、使用的是极其野蛮、残酷的统治手段。这些统治者及其爪牙，随时随地可以任意打骂工人，劳务系的大小官员皆有生杀大权。他们打伤人、打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日军收买利用的监工、把头，大部是地痞流氓，有些还是封建会道门头子。日本帝国主义和这些封建把头同是压在矿工头上的两座大山。大通矿的总监工王长明（解放后被我镇压），不仅是个大汉奸、特务，同时又是个青红帮头子，他的徒弟不仅布满整个矿区，而且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的一些地方也有。他身边有五大弟子。他们依仗日军，和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骑在矿工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矿工畏之如虎，称之为“五虎将”。工人们提起王长明和“五虎将”，都恨之人骨。当时工人编的顺口溜唱道：“大通赛南京，王长明赛朝廷，护国军师戴文中，张大鼻子二大腚，后面跟着崔国胜（都是狗腿子）。”李小楼是大通矿最大的包工头子，同时也是剥削压榨工人最凶的包工头。整个大通矿，在李小楼柜下的工人有700多人。李小楼从日本人手里领来的工钱，先要到商店里做投机生意，再
扣盘剥。他从矿工身上不知榨取了多少血汗钱！
日本人纵恿封建把头，封建把头依靠日本人，他们丧尽天良，想尽了一切卑鄙手段，剥削工人。其名目之多，亘古未有。下面就是他们巧立名目向工人剥削的种种手段。
招工剥削：把头每招一个工人，鬼子只给很少的路途生活费，但连这点少得可怜的钱，也被把头扣去一大半。一节闷罐车平常只装几十人，但把头硬要装进一、二百人。远途招的工人，中途不准住宿，饭只给吃半饱。工人还没有到矿，就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经常由于车小人多，连闷带饿死在车上。而那些把头招一次工就发一次横财。
保管剥削：工人一到柜，把头借口工人衣服、财物无处存放，打着代工人保管的幌子，把工人的财物全部搜刮去。平时要收保管费，当工人跳柜、逃跑或死亡时，全部财物就被他们侵吞。
出煤剥削：日本人以（中国）人换煤，根本不考虑工人的生命安全。井下缺少安全设备，很少的设备投资，把头又从中谋利。工人劳动出煤，把头、监工多领少发，这些钱都落在把头的腰包里。
食宿剥削：把头办大伙房，雇用亲信充当帐房、掌柜。他们互相勾结，每顿给工人吃霉麸面馍馍，十二两（十六两秤）的馍，却要扣工人一斤口粮和一斤面粉钱。
发放剥削：发工资要抽头，一元只给九角五，叫做“九五钱”。发面粉，借口分秤损耗，一斤只给十五两（十六两秤），实际上连十四两也不够。把头还经常推迟开支日期，拖欠工钱，工人稍有反对就停发。
放债剥削：把头故意找借口拖欠开支，工人等粮下锅，把头就趁火打劫，向他们放高利贷，到下月扣工钱，每日加利二成，到期不还，本利一起算息。这种高利贷越滚越大，致使许多工人家破人亡，一世也还不清。
开店剥削：把头在矿区开设小卖店，开支时发放一种专用的柜票，工人拿这种“柜票”只能到指定的店里去换东西。小卖店里的东西价格高、质量低，一般高出市价百分之二十，有的高出一倍。卖店大斗进，小斗出；大秤买小秤卖，不知多少矿工被榨干了血汗。
童工剥削：日本人、把头惨无人道，从各地骗来大批天真活泼的儿童，逼迫他们干成人的活，工钱只给三成。这批童工终年赤脚光腚，在井下推车，背百把斤重的煤拖子。下面一首民谣就是当时童工的悲惨写照：
可怜童工穷小孩，背筐沉重苦难挨，
走一步来嗯一声，靠着四肢爬上来。
无数童工由于劳役过重，身体遭受摧残，甚至被折磨而死去。十二岁的重工李小长被逼抬二百斤重的大煤筐，压得口吐鲜血，后来积劳成疾，含恨死去。
此外，各种名目的扣款更是多如牛毛。汉奸，把头打着“包工为大伙，花项大家摊”的幌子，巧立名目，扣工人。什么押板金、工具费、文具费、医药费、招待费、帮忙费、敬窑神费、处罚费等等。每逢开支，经常七扣八除，所剩无几。
三、日本侵略者“以人换煤”，矿工大量死亡
日本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掠夺淮南的煤炭，决心“尽一切努力完成增产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这个野心，他们既不增加设备，也不改革开采技术，单凭增加工人数量和劳动强度来采煤，丧心病狂地推行“以人换煤”的罪恶政策。强行募集劳工的文件就供称“随着军用煤炭需要量的激增，强行募集劳工，采取使劳工补充顺利化为目标的方法，实为我社存在和发展的急务。”强行募集劳工，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毒辣手段，主要是骗、派、抓。
骗：日本人派出大批走狗，把头组成招工队，在各地设立“招工事务所”或“招工处”，用欺骗的手段招骗劳工。一九三八年，蒋介石炸毁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河水泛滥，鲁、豫、皖广大地区遭受大水灾，劳动人民离乡背井，逃荒要饭。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者乘机派出大批走狗、把头，在开封、郑州、商丘、德州和枣庄等地设立了招工处。他们编造出一套套谎言，到处进行欺骗说：“矿上吃的是白米洋面，烧的是煤炭，坐的是电梯，干活穿的是六个鼻子大皮鞋（后来才知道是草鞋），推的是四个轱辘的斗车，想开就开，不想开就歇..。”把头李小楼说：“干不干一天两斤半，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月头还发给工资。”把头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契，让农民捺上手印之后，就集中在一起。为了怕他们中途逃跑，说什么“怕人生地不熟，路上容易失散”，用绳索系在每个人的臂膀上。就这样，他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一批一批地、成串成串地被塞进了闷罐车。就这样汉奸、把头们用花言巧语把成千上万破产农民、逃荒灾民和失业工人骗到了淮南。
把头赵凤祥一次就从山东枣庄骗来三百多人，中途不准下车，大小便都在车上，由于车小人多，途中就被挤踏踩死三人。
河南辉县任步印一家就是成千上万受骗来矿的贫苦农民中的一例。他一家被迫在徐州招工处登了记，接着便被押上了闷罐车。爹爹年老体弱，加上车上的折磨，到大通就病倒了。把头把他拖出工棚，活活拖死。娘被把头踢伤，成了瘫痪，不久也死去。爷、娘的尸体都被汉奸、把头抛到了野外。工人王福然，一九四年全家五口人被骗到大通，不到两个月，母亲、妻子等相继死去了三口。
派：就是派壮丁。通过“定淮特别区署”（汪伪政权机构），在淮南附近强制按保、甲抽派，编成“农民爱矿队”，到矿上当矿工。这是日本矿业所长川口忠给日军联络部长中山贯一的报告中提出的新花招。爱矿队的队长由日本便衣队队长倪永禄兼任。规定凡十七岁至四十五岁男性劳力均在应征之列，不来者可强行征招。据日军档案记载：“周边地区劳力依存，定淮特别区署长发案，农民爱矿队编成，定淮特别区全域农民中，适合炭矿劳动者，行政予以供出，各普通区长、乡长当组织编成，送进炭矿劳力强化，本年（指1944年）、约2000名劳力供出..。”“农民爱矿队”每期规定在矿服劳役六个月，实际上被派去的农民，很多一去就回不来。日本人经常对“农民爱矿队”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说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等鬼话。名曰“农民爱矿队”，实际则实行法西斯式的管理。日军除派兵看守外，还有“逃亡监视哨”日夜巡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有逃跑的被抓回后，以逃兵治罪，并向工人示众。所谓的“农民爱矿队”，是日本疯狂掠夺淮南煤炭罪恶的又一铁证。
抓：单靠招、骗的方法，还不能满足日军掠夺的需要，他们就采取“抓”的手段，以“八路军”、“新四军”、“政治犯”、“嫌疑犯”等罪名，横加逮捕，抓来充当劳工。
据当时不完全资料统计，仅从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的三年零三个月中，被骗、派、抓来的劳工人数达七万零六百七十一人。就这样，一批批无辜的劳动人民，都成了日本人“以（中国）人换煤”的牺牲品。
为了要煤，日本人不顾工人的死活，无限制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矿工的劳动时间是一天班——白班、夜班。名义上是一班十二小时，实际上每班都不止十二小时，有的竟达十六小时以上。井下采煤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用的是落后的原始工具，打眼用的是旱锤，采煤用手镐挖，采下来的煤，在掌子面（挖煤的工作面）高一点的地方还可以直起身来两人用筐抬，低的地方只得用筐往外背。当时在井下干活都是赤身裸体，一个班下来，有的肩膀都被磨破了。在上行出煤时用小铁拖往外运，但巷道又矮又窄，直不起身来，只好把车上的绳子套在肩上跪在地上，爬着向前拉。由于通风不好，井下常年高温，污水又多，空气污浊，臭气难闻。更可恨的是，工人干活时，日军、把头手拿带有铁头的棍子监视着，谁要是稍不小心，监工就破口大骂，拳打脚踢，或者用棍子劈头盖脑地打去。井下监工打伤工人是经常的事。繁重的劳动，残酷的压迫，把工人折磨得弯腰驼背，骨瘦如柴。
日本人把中国人当奴隶来驱使，所给的报酬低得可怜。据史料记载，当时工人平均一天挖出的煤按市价可卖四十五元，而工人平均工资一天只给五角钱，仅占他所创造价值的1．6％，其余98．4％，都进了日本人的血口和把头的腰包。工人干一个班只发两斤半霉烂的豆饼和麸面。
工人们吃的是野菜和霉麸面做成的粑粑。吃了这种食物以后，嘴里发苦，肚中发烧，头脑发胀。下井后又没有水，只好喝井下的污水，时间一久，就拉肚子。加上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大批工人死亡。老工人袁孝云回忆说：“我亲眼看到从河南来的十一个工人，住在阴暗狭小的工棚里，由于吃了麸子面馒头，肚子膨胀，加上疾病，第二天全部死去了。”老工人胡继云回忆说：“四二年严寒的冬天，我亲眼看到一间房子里睡着七个工人，只盖两床破被，第二天全死了。”四二年工人死得太多了，鬼子怕影响工人下井，就把患病的工人集中到一起，搞了个“大病房”。“大病房”说是治病的，实际上是催命的。得病的工人进了“大病房”就等于踏进了坟墓的大门。大通矿东门外的“大病房”是用芦席、竹笆盖的，四间房里塞了七、八十人，病人挤在铺上连身都不能翻，伙食跟喂狗的差不多。老工人回忆说：这个病房天天死人，一天要死七、八个，最多一天死了二十一个。工程师苗文举说，在大通大病房区，有一天我数着从东门就抬出去73个死人。更为残忍的是，有的病重的矿工在还没有死的时候，就被抬出去埋掉了。
繁重的劳动，贫苦的生活，政治上的压迫，使得广大矿工家破人亡。大通矿工周善义为养活一家四口人，忍受着挨打受骂，饿着肚子，在井下拚命苦干，干了半个月的活，可是开支时，七扣八扣弄得一光二净，不但未开到钱，把头还要他还清旧债。他借贷无门，两手空空回到家里，两个孩子饿得哭，老婆等钱买米。在这百般无奈的时候，万恶的把头又派狗腿子来要他用小孩去抵债。他们夫妻不忍心骨肉分离，苦苦哀求，狗腿子还是不答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孩子亲手勒死，尔后夫妻两人也上吊死了。工人胡继云四二年十一岁时随父母一家五口人来到矿上。当年冬，父亲在井下遭毒打死去，家里无法过，就把七岁的妹妹以一袋面粉卖给了人家。母亲悲愤交加，在他出门讨饭时死去了，弟弟也不知去向。象这样的悲惨遭遇又何止周善义、胡继云两家呢！
日本人只顾要煤不顾工人的死活，井下安全设备极差，工人的生命毫无保障。当时工人们说：“下井七分灾，不知上来上不来。”许多矿工葬身于井下。仅一九四一年一年中淮南煤矿井下被闷死和被日军、把头打死的就有一百零九人。旧历六月初三大通矿发生透水事故，朱广汉等9位工人被淹死。一九四三年春天，大通矿井下西四石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日军、把头，根本不予抢救，以致伤亡一百多名矿工。同年，西六石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日本人明知里边还有许多工人，不仅不予抢救，而且在石门口打了一道火墙，四十多名矿工全部被堵在里面，活活地闷死了。解放后，工人们在开采这里的煤炭时，发现许多矿工的尸骨。一九四三年，鬼子逼着矿工在大通矿西六石门北四槽被堵死的瓦斯区挖炭。该死的两个日军监工又在里面吸烟，引起瓦斯爆炸，当场炸死40多名矿工。日本监工膝永德太郎也被炸死在里面。另一个日本监工却又逼着矿工进瓦斯区背监工尸体。结果进去一个熏倒一个，又连续倒了三十多名矿工。当时还有些炸伤未死的矿工也被日本人埋掉了。
日本法西斯疯狂推行“以人换煤”，数以万计的劳动人民遭到惨死。据老工人们回忆，四二年秋淮南煤矿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中国人每天至少有五十人，多时达二百余人。把头李小楼有一次从河南招骗来二百二十人，两三年内，饿死的、累死的、病死的、被打死的，就有二百一十九人。后来大通煤矿工人给活着的这个工人起个绰号叫“二百二”。流传甚广的“二百二”的故事，指的就是这件事。据日伪统计的资料，仅在一九四三年的半年多时间里，死亡矿工就达一万三千人之多。“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就是日本强盗在淮南矿区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四、日本侵略军对淮南矿区资源的掠夺和破坏
日本帝国主义对淮南矿区的掠夺开采，主要目的是为了侵华战争的军事需要，满足垄断资本家的最大限度利润。因此，他们只顾疯狂掠夺煤炭，开采时既没有计划，也不管生产秩序，把一个蕴藏丰富的淮南煤矿糟踏成“矿场险象丛生，井筒走动，下风道时断，水仓淤塞，巷道坍塌”的百孔千疮的局面。
根据日军制订的川口《增产五年计划》，淮南煤矿的煤炭生产，要从一九三九年的实际产量二十一万五千吨，到一九四六年要达到二百三十五万二千吨。短短的七年，要增加十一倍。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豺狼野心。
日本人在开采时取易撇难，挑肥丢瘦，乱挖乱掘，到处打井，任意破坏。八年期间，没有增添过设备。后来，为了加速掠夺更多的煤炭，在提绞方面改用了蒸气绞车，加强了运输系统的能力。但是，由于直接生产的采煤工具，仍沿用落后的笨重手镐，井下运输用人力推，掌子面出煤用大筐抬，照明设备虽有冲电矿灯，但只供给日本人或职员监工用，工人还是几个人合用一盏小油灯。由于设备简陋，生产工具落后，工人劳动情绪极端低落，生产效率和出勤率非常低。据一九四一年三月统计，井下工人出勤率只有60％，最高年产量只有八十余万吨，始终没有达到战前一百万吨的水平。
从一九三八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从淮南总共掠夺煤炭四百零五万多吨，断毁丢弃的煤炭达一千二百三十万吨之多。
八年中，日本帝国主义每年掠夺淮南煤炭数：
1938年220632吨
1939年1430798吨
1940年4350057吨
1941年7710485吨
1942年8950554吨
1943年8780350吨
1944年8820046吨
1945年250901吨
合计400540823吨
日本侵略军掠夺的煤炭，除少数在矿山就地出售外，主要用于侵华战争的铁路机车、船舶运输上。日本掠夺煤炭使用情况表（略）。
由于强盗式的掠夺，严重破坏了淮南煤田，大大缩短了煤矿的服务年限，给以后的开采造成极大的困难。
（二）、日军侵淮罪行的铁证——万人坑
在日本侵占淮南煤矿期间，广大矿工遭受了最野蛮、最残酷的血腥统治。现在淮南大通矿“万人坑”展览馆，就是日本法西斯强盗、汉奸走狗残害矿工的铁证！万人坑位于大通矿南、舜耕山北麓的南山脚下，在当时日本“大通炭矿株式会社”（群众俗称“南公司”）的东南方约一公里处。那里早先就是一个乱尸岗。在日本侵占时期，淮南煤矿工人象奴隶般受尽奴役和蹂躏，经常惨遭杀害；井下劳动环境十分恶劣，重大事故不断发生，致使大批矿工死亡。特别是一九四二年秋天，矿工中传染病流行，得了这种病，便高烧不止，四脚抽筋，全身起斑，上吐下泻，很快就会死亡。矿工刘金山和于德江在井下正推着煤车，刘就死掉了。张宏文的柜上，一个小班就死去六名矿工。居仁村的一个厕所里，一夜之间就发现了三十二具尸体。尚义村有八道工棚，原来住有五百多名矿工，几个月全部死光。尚义村的东门，一天之内就拖出了一百七十八具尸体……大批大批的矿工含恨死去！
日本人及其走狗，为了掩人耳目，把这种病说成是“瘟疫”流行，“天意”使然。其实，这并非什么“瘟疫”、“天意”，而是日本人、把头对广大矿工残酷压榨、剥削所致。矿工们吃的是霉麸面，喝的是井下污水，时间一久，就拉肚子，即染上了这种疾病。
豺狼成性的日本人，眼看大批伤病的工人不能继续下井挖煤，又采取了一条凶残毒辣的所谓“防疫措施”，在矿南设立两处“大病房”，把成百上千的病人，强行拖来，关在那里。工人们说：“名曰大病房，实是停尸房，进了大病房，十有九人亡”。所谓“大病房”，就是临时搭成的大芦席棚，四周围上电网，门口设上岗哨，不准病人出门，不准亲人进去探望。里面既没有医疗护理，也没有床铺。到处是屎尿横流，蛆虫满地，恶臭难闻，腥气刺鼻，病人横七竖八地躺在潮湿的地上。这里没有开水供应，每天仅仅供应两餐米水，把米水倒进缸里，这餐没有喝完，那餐又倒进去，缸沿上叮满了苍蝇，病人没有勺子，只好用破碗插进缸里舀，就连这点馊了的米水，重病人也喝不上。有的病人发高烧，口渴难熬，只好爬着去喝沟里的污水；有的爬着爬着就死在地上，再也爬不回来了；有的本来病情不重，被拖进“大病房”后，也就被活活地糟踏死去。
许多病人为了不被拖进“大病房”，得了病也不敢声张。日本人、把头来搜查，他们硬着头皮说自己没病，只好拖着病体去下井。许多病人躲藏到南山沟里，被日军抓去灌辣椒水，搞得死去活来。
自“大病房”设立的那天起，每天有大批的病人被搜查进去；每天又有大批的尸体从这里拖出。死的人大多了，“大病房”里，工棚里，厕所里，路旁都有死人。日本人指使总监工王长明，强迫工人组织拉尸队，老工人胡继虎就是当年拉尸队的成员。据他回忆，当时的“劳务系福利课”门口，每天都准备两人多高的芦席，后来芦席也不给了，用筐抬，用绳索系住脚脖子拖，用四个轱辘大牛车拉，把尸体抛在南山一带。南山脚下有一座小桥，桥下面抛弃的尸体，居然把流水也堵塞了。因为死难者大多是北方人，俗称北方人为“侉子”，所以当地群众把这里叫做“侉子林”。成群的野狗，吃尸体吃红了眼，见了人就“嗷嗷”叫，山南的农民也不敢从这里经过。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当“大病房”里拥挤不下的时候，日本人、把头就把许多活着的病人用芦席卷起来，往“万人坑”里扔。一个从河南拐骗来的青年工人周玉生，进入“大病房”才两天，就被把头用芦席卷起来，往“万人坑”里抛，周玉生挣扎着说：“我没有死，我还活着！……”可是万恶的把头不加理睬，还操着日本人的腔调说：“死啦，死啦的顶好！说着狠命地把周玉生踢进了“万人坑”。老工人董德保，就是当年从“大病房”芦席卷里被工友们救出的。
一九四二年冬，大雪覆盖着整个矿山，也覆盖了“侉子林”数以万计的尸骨。第二年春天，大雪融化、尸骨暴露出来。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自己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再者，东南风一吹，日本人的住处和“南公司”臭味难闻，于一九四三年，指使总监工王长明纠集了日伪军警、汉奸把头用刺刀、皮鞭、把棍硬逼着工人在这里挖了三条长二十米、宽深各三米多的大坑，把满山遍野的尸骨集中抛入坑内，丢一层尸骨，洒一层石灰，就这样形成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名为“万人坑”，其实被日本人、汉奸抛入坑内的矿工又何止万人！据敌伪档案的统计，在一九四三年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有一万三千多人。被抛进“万人坑”的矿工，有被日本人、汉奸残杀死的；有被监工、把头毒打死的；有因坐水牢、立站笼、受酷刑折磨死的；有因井下发生重大事故被砸死、烧死、淹死、瓦斯熏死的；有冻死、饿死、病死和累死的。日本人每一次的疯狂屠杀，矿井里每一次事故的发生，“万人坑”里就要增添一层尸骨。
“万人坑”里的每一寸黄土，都浸透了煤矿工人的血泪；每一块青石，都凝结着煤矿工人的仇恨，每一根白骨都强烈地控诉着日本强盗、汉奸走狗的滔天罪行！
（三）日伪统治时期的矿工歌谣（六首）
万人坑
万人坑，血斑斑，
都是矿工仇和冤。
一层白骨千家恨，
民族深仇记心间。
日寇汉奸吸血鬼
眼泪汪汪来淮南，
下井卖命把活干。
爹娘有病无钱治，
妻儿挨门去讨饭。
冻饿病累纷纷死，
白骨堆满舜耕山。
日寇汉奸吸血鬼，
剥削穷人最凶残！
窑山是座大牢房
日寇汉奸赛阎王，
把头老板赛皇上，
井上催工赛疯狗，
井下监工赛恶狼，
掏炭工人似牛马，（注：个别字用的不妥，如掏炭工人赛牛马的赛改成似；窑山赛座大牢房的赛改为是。）
窑工是座大牢房。
头字歌
蔴袋片披在肩膀头，
鞋破露着脚趾头；
挤挤挨挨睡在草上头，
枕着半块灰砖头；
吃的麸面窝窝头，
又酸又苦卡喉头；
冷天雨雪刮进棚里头，
热天蚊虫嗡嗡乱碰头；
得病不死就拖进万人坑里头，
成群野狗啃骨头……
苦难的日子总有尽头！
仇恨冲破天
受了把头骗，
进了阎玉殿，
住的露天棚，
穿的蔴袋片，
喝的臭沟水，
吃的霉麸面，
牢笼难逃出，
仇恨冲破天。
拿着人命去换钱
日本鬼子狗汉奸，
拿着人命去换钱。
哪里有煤哪里挖，
工人死活他不管。
附照片5帧（摘自大通万人坑展览馆）
碉堡水牢
大通火车站后的碉堡
大通煤矿窑神庙
大通矿“万人坑”一角
日军侵占淮南煤矿时，残害工人的老虎凳（复制品）
（一）日军占领下的淮南煤矿（注：摘录自淮南市《抗日史料》）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步步退让，使日本侵略者沿津浦铁路迅速南犯。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日军的侵略铁蹄踏进了淮南煤矿。
淮南矿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并且地处华东腹地，接近沪、宁，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淮南煤矿以后，就急不可待地疯狂掠夺煤炭资源，残酷榨取工人血汗。淮南煤矿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
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以战养战”的反动政策，在侵占淮南以后，就立即抓淮南的煤炭。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由“满铁调查队别所调查员”组成的“日军特务部淮南炭田调查队”来淮南煤矿进行第一次调查。八月二十五日，“日本铁道省调查团”、“三井及三菱调查班”等，以一个月的时间，对淮南煤矿又作了详细的调查。九月二十一日，大通矿交给了日本垄断集团“三菱
饭炭矿”经营，矿务局（九龙岗）交给了三井矿业公司经营。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军在大通矿和九龙岗矿开始掠夺开采。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日本兴亚院在华联络部，将两矿合并改为“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直接在日本侵华军军部控制之下。据日本《淮南炭矿》一书“公司之使命”一节中记载“华中经济建设，蒙皇军圣战之余绩，已迈出雄建步伐”，“我社在皇军的庇护下，一面警备，一面采煤，同时准备应付国际局势的突变，尽一切努力完成年产二百万吨煤炭的五年计划，为东亚新秩序的建立作贡献。”由此不难看出公司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所谓“日华合办”、“股份有限公司”，这只是强盗式掠夺的代名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工矿企业的掠夺几乎全部是以我国原有企业为基础的。他们入侵后，对工矿企业派进日本兵、日本人，就算是“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了。“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如此。他们将我国大通煤矿和九龙岗矿务局合并，又加进日本的“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三井矿山株式会社”、“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华中矿业株式会社”四家企业的名字，这就是“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并在淮南设立“淮南矿业所”，其组织机构设置（略）。
日本为加强对矿山的控制和掠夺，还在煤矿设立了一整套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表面上是进行生产管理，实际上则是直接对工人进行严密的控制和残酷的压迫。这个组织中的劳务系又是个庞大复杂的机构，它既管工人生产，又进行特务活动，广大工人视之如虎，故称之为“老虎系”。煤矿组织机构（略）。
日本侵略者在淮南煤矿推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在矿区还设有领事署——日本统治淮南的最重要机关。下设有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警备队、矿警队等军事组织。同时又搜罗了一批汉奸、恶棍组成了稽查队、特务班等各种组织，作为他们的帮凶。再加上监工、把头、汉奸、走狗..布满整个矿区。
据资料记载，当时仅一个武装矿警队就有自卫队员154名，配备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步枪152支。自卫队周围的电网是三至五层。
老工人们回忆说，当时的大通矿是岗哨密布，穷凶极恶的鬼子兵，整天荷枪实弹，端着刺刀，牵着狼狗，肆意横行。他们对工人实行极为严密的控制。工人一进矿先在劳务系登记，每个矿工都要填写登记卡，登记卡上项目繁多，连身体特征和皮肤颜色都要写上。日军为了“防止工人之移动及不良分子之潜入”，还采用“指纹管理法”，硬逼着工人在“指纹纸”上按上十个手指的指印和左、右手掌的掌印，最后发给每个工人“号条”和劳工证。日本侵略者在矿场，工房监管工人，押工人上下班，井口进行检查，井下监视工人劳动。工人就象奴隶，象牛马一样被套上了枷锁，完全失去了自由。
整个矿区戒备森严。大通矿场四周布满了电网，仅“南公司”、“大兵营”不足一平方公里地区内，就修了十三座碉堡，加上附近的日军据点，共有碉堡三十多座。矿场内外还设置了监狱、刑场。地下水牢有两座。一座碉堡水牢在矿南原日伪警备司令部（现大通第一小学）的西南角。地面上是碉堡，下部却是水牢，水牢的直径七米，深二点二米。另一座秘密水牢在大通矿南门内东侧，日军将水牢的地面刑房伪装成“办公室”。这座水牢长三点五米，宽二点五米，深三点二米。
日本法西斯使用各种屠杀、监禁、拷打等野蛮手段来统治和迫害工人，常用的刑罚有：电刑、刀刺、火烧、活埋、狼狗咬、立站笼、灌凉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装入麻袋抛到河里等等。一九四一年冬，日军和汉奸狼狈为奸，一次就把260个同胞装入麻袋，其中有阎希洞、谢兴才等六名矿工，用刺刀捅死后投入淮河。
整个煤矿笼罩着恐怖气氛。特务爪牙经常以“企图逃跑”、“破坏矿山”、“通共产党”、“闹罢工”、“不是良民”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将工人逮捕、治罪、严刑拷打、非法逼供。
工人们形容说：“煤矿就是阎王殿，进矿处处鬼门关”。工人每天上班要过五道“关”，即进矿门、领灯、下井、上井、交工牌子，关关要过，关关提心吊胆，尤其进矿门和上矿井。进矿门时一面掏工牌，一面要向站岗的日本人行礼。除了这种侮辱人格的“礼节”外，还要经搜身后才能进矿，动作稍为慢一点，便遭毒打。工人王贵山在井下干了两天两夜，没有得到休息，也没有吃饭。他想上井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把头、特务说他企图罢工闹事，遂将他逮捕起来。他们用烧红的铁丝穿透王的腿肚子，后又送进水牢里泡了十几天。出牢时，王贵山全身的肌肉都被水泡坏了。那时，矿里矿外经常听到受审者的凄惨的叫声和鬼子、特务野兽一样的吼叫声。淮南煤矿变成了一座法西斯的集中营。
二、日本侵略者利用把头残酷压迫和剥削矿工
日军在推行法西斯统治时用了一条毒辣的手段，就是“以华治华”。他们收买、利用中国人中的民族败类，充当他们的走狗和爪牙，依靠他们作帮凶。日军劳务课长在给各矿劳务系长的秘密指示中说：“对于工人及附近居民有不规行为者，（日本人）不要任意鞭打、体罚，可处以罚金或扭送中华民国（指汪伪）警察机关处置。”这就是日本人在背后，由汉奸、走狗出面镇压工人，以达到他们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目的。
日本侵略者在淮南煤矿推行了一套十分严密的统治体制。其特点是：一、大权全部牢牢地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课长以上的头子和大小单位的正职都是日本人。重要部门，哪怕只有几个人也要一个日本人负责。如九龙岗变电所只有四人，即派一日本人负责。二、实行多形式、多层次的统治体制。各矿都有武装矿警队、稽查队、特务班、监工、逃亡监视哨、包工柜等多种统治机构，直接管理工人的是包工柜。仅大通矿一千多个工人，就有大、小三十二个包工柜。包工柜（包工头）下面又分经理（碴头）、书记（管理人员）；经理下面又分工头、帮头、外勤，这些人再分别统治一部分矿工。三、使用的是极其野蛮、残酷的统治手段。这些统治者及其爪牙，随时随地可以任意打骂工人，劳务系的大小官员皆有生杀大权。他们打伤人、打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日军收买利用的监工、把头，大部是地痞流氓，有些还是封建会道门头子。日本帝国主义和这些封建把头同是压在矿工头上的两座大山。大通矿的总监工王长明（解放后被我镇压），不仅是个大汉奸、特务，同时又是个青红帮头子，他的徒弟不仅布满整个矿区，而且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的一些地方也有。他身边有五大弟子。他们依仗日军，和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骑在矿工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矿工畏之如虎，称之为“五虎将”。工人们提起王长明和“五虎将”，都恨之人骨。当时工人编的顺口溜唱道：“大通赛南京，王长明赛朝廷，护国军师戴文中，张大鼻子二大腚，后面跟着崔国胜（都是狗腿子）。”李小楼是大通矿最大的包工头子，同时也是剥削压榨工人最凶的包工头。整个大通矿，在李小楼柜下的工人有700多人。李小楼从日本人手里领来的工钱，先要到商店里做投机生意，再
扣盘剥。他从矿工身上不知榨取了多少血汗钱！日本人纵恿封建把头，封建把头依靠日本人，他们丧尽天良，想尽了一切卑鄙手段，剥削工人。其名目之多，亘古未有。下面就是他们巧立名目向工人剥削的种种手段。
招工剥削：把头每招一个工人，鬼子只给很少的路途生活费，但连这点少得可怜的钱，也被把头扣去一大半。一节闷罐车平常只装几十人，但把头硬要装进一、二百人。远途招的工人，中途不准住宿，饭只给吃半饱。工人还没有到矿，就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经常由于车小人多，连闷带饿死在车上。而那些把头招一次工就发一次横财。
保管剥削：工人一到柜，把头借口工人衣服、财物无处存放，打着代工人保管的幌子，把工人的财物全部搜刮去。平时要收保管费，当工人跳柜、逃跑或死亡时，全部财物就被他们侵吞。
出煤剥削：日本人以（中国）人换煤，根本不考虑工人的生命安全。井下缺少安全设备，很少的设备投资，把头又从中谋利。工人劳动出煤，把头、监工多领少发，这些钱都落在把头的腰包里。
食宿剥削：把头办大伙房，雇用亲信充当帐房、掌柜。他们互相勾结，每顿给工人吃霉麸面馍馍，十二两（十六两秤）的馍，却要扣工人一斤口粮和一斤面粉钱。
发放剥削：发工资要抽头，一元只给九角五，叫做“九五钱”。发面粉，借口分秤损耗，一斤只给十五两（十六两秤），实际上连十四两也不够。把头还经常推迟开支日期，拖欠工钱，工人稍有反对就停发。
放债剥削：把头故意找借口拖欠开支，工人等粮下锅，把头就趁火打劫，向他们放高利贷，到下月扣工钱，每日加利二成，到期不还，本利一起算息。这种高利贷越滚越大，致使许多工人家破人亡，一世也还不清。
开店剥削：把头在矿区开设小卖店，开支时发放一种专用的柜票，工人拿这种“柜票”只能到指定的店里去换东西。小卖店里的东西价格高、质量低，一般高出市价百分之二十，有的高出一倍。卖店大斗进，小斗出；大秤买小秤卖，不知多少矿工被榨干了血汗。
童工剥削：日本人、把头惨无人道，从各地骗来大批天真活泼的儿童，逼迫他们干成人的活，工钱只给三成。这批童工终年赤脚光腚，在井下推车，背百把斤重的煤拖子。下面一首民谣就是当时童工的悲惨写照：
可怜童工穷小孩，背筐沉重苦难挨，
走一步来嗯一声，靠着四肢爬上来。
无数童工由于劳役过重，身体遭受摧残，甚至被折磨而死去。十二岁的重工李小长被逼抬二百斤重的大煤筐，压得口吐鲜血，后来积劳成疾，含恨死去。
此外，各种名目的扣款更是多如牛毛。汉奸，把头打着“包工为大伙，花项大家摊”的幌子，巧立名目，
扣工人。什么押板金、工具费、文具费、医药费、招待费、帮忙费、敬窑神费、处罚费等等。每逢开支，经常七扣八除，所剩无几。三、日本侵略者“以人换煤”，矿工大量死亡
日本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掠夺淮南的煤炭，决心“尽一切努力完成增产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这个野心，他们既不增加设备，也不改革开采技术，单凭增加工人数量和劳动强度来采煤，丧心病狂地推行“以人换煤”的罪恶政策。强行募集劳工的文件就供称“随着军用煤炭需要量的激增，强行募集劳工，采取使劳工补充顺利化为目标的方法，实为我社存在和发展的急务。”强行募集劳工，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毒辣手段，主要是骗、派、抓。
骗：日本人派出大批走狗，把头组成招工队，在各地设立“招工事务所”或“招工处”，用欺骗的手段招骗劳工。一九三八年，蒋介石炸毁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河水泛滥，鲁、豫、皖广大地区遭受大水灾，劳动人民离乡背井，逃荒要饭。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者乘机派出大批走狗、把头，在开封、郑州、商丘、德州和枣庄等地设立了招工处。他们编造出一套套谎言，到处进行欺骗说：“矿上吃的是白米洋面，烧的是煤炭，坐的是电梯，干活穿的是六个鼻子大皮鞋（后来才知道是草鞋），推的是四个轱辘的斗车，想开就开，不想开就歇..。”把头李小楼说：“干不干一天两斤半，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月头还发给工资。”把头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契，让农民捺上手印之后，就集中在一起。为了怕他们中途逃跑，说什么“怕人生地不熟，路上容易失散”，用绳索系在每个人的臂膀上。就这样，他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一批一批地、成串成串地被塞进了闷罐车。就这样汉奸、把头们用花言巧语把成千上万破产农民、逃荒灾民和失业工人骗到了淮南。
把头赵凤祥一次就从山东枣庄骗来三百多人，中途不准下车，大小便都在车上，由于车小人多，途中就被挤踏踩死三人。
河南辉县任步印一家就是成千上万受骗来矿的贫苦农民中的一例。他一家被迫在徐州招工处登了记，接着便被押上了闷罐车。爹爹年老体弱，加上车上的折磨，到大通就病倒了。把头把他拖出工棚，活活拖死。娘被把头踢伤，成了瘫痪，不久也死去。爷、娘的尸体都被汉奸、把头抛到了野外。工人王福然，一九四年全家五口人被骗到大通，不到两个月，母亲、妻子等相继死去了三口。
派：就是派壮丁。通过“定淮特别区署”（汪伪政权机构），在淮南附近强制按保、甲抽派，编成“农民爱矿队”，到矿上当矿工。这是日本矿业所长川口忠给日军联络部长中山贯一的报告中提出的新花招。爱矿队的队长由日本便衣队队长倪永禄兼任。规定凡十七岁至四十五岁男性劳力均在应征之列，不来者可强行征招。据日军档案记载：“周边地区劳力依存，定淮特别区署长发案，农民爱矿队编成，定淮特别区全域农民中，适合炭矿劳动者，行政予以供出，各普通区长、乡长当组织编成，送进炭矿劳力强化，本年（指1944年）、约2000名劳力供出..。”“农民爱矿队”每期规定在矿服劳役六个月，实际上被派去的农民，很多一去就回不来。日本人经常对“农民爱矿队”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说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等鬼话。名曰“农民爱矿队”，实际则实行法西斯式的管理。日军除派兵看守外，还有“逃亡监视哨”日夜巡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有逃跑的被抓回后，以逃兵治罪，并向工人示众。所谓的“农民爱矿队”，是日本疯狂掠夺淮南煤炭罪恶的又一铁证。
抓：单靠招、骗的方法，还不能满足日军掠夺的需要，他们就采取“抓”的手段，以“八路军”、“新四军”、“政治犯”、“嫌疑犯”等罪名，横加逮捕，抓来充当劳工。
据当时不完全资料统计，仅从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的三年零三个月中，被骗、派、抓来的劳工人数达七万零六百七十一人。就这样，一批批无辜的劳动人民，都成了日本人“以（中国）人换煤”的牺牲品。
为了要煤，日本人不顾工人的死活，无限制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矿工的劳动时间是一天班——白班、夜班。名义上是一班十二小时，实际上每班都不止十二小时，有的竟达十六小时以上。井下采煤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用的是落后的原始工具，打眼用的是旱锤，采煤用手镐挖，采下来的煤，在掌子面（挖煤的工作面）高一点的地方还可以直起身来两人用筐抬，低的地方只得用筐往外背。当时在井下干活都是赤身裸体，一个班下来，有的肩膀都被磨破了。在上行出煤时用小铁拖往外运，但巷道又矮又窄，直不起身来，只好把车上的绳子套在肩上跪在地上，爬着向前拉。由于通风不好，井下常年高温，污水又多，空气污浊，臭气难闻。更可恨的是，工人干活时，日军、把头手拿带有铁头的棍子监视着，谁要是稍不小心，监工就破口大骂，拳打脚踢，或者用棍子劈头盖脑地打去。井下监工打伤工人是经常的事。繁重的劳动，残酷的压迫，把工人折磨得弯腰驼背，骨瘦如柴。
日本人把中国人当奴隶来驱使，所给的报酬低得可怜。据史料记载，当时工人平均一天挖出的煤按市价可卖四十五元，而工人平均工资一天只给五角钱，仅占他所创造价值的1．6％，其余98．4％，都进了日本人的血口和把头的腰包。工人干一个班只发两斤半霉烂的豆饼和麸面。
工人们吃的是野菜和霉麸面做成的粑粑。吃了这种食物以后，嘴里发苦，肚中发烧，头脑发胀。下井后又没有水，只好喝井下的污水，时间一久，就拉肚子。加上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大批工人死亡。老工人袁孝云回忆说：“我亲眼看到从河南来的十一个工人，住在阴暗狭小的工棚里，由于吃了麸子面馒头，肚子膨胀，加上疾病，第二天全部死去了。”老工人胡继云回忆说：“四二年严寒的冬天，我亲眼看到一间房子里睡着七个工人，只盖两床破被，第二天全死了。”四二年工人死得太多了，鬼子怕影响工人下井，就把患病的工人集中到一起，搞了个“大病房”。“大病房”说是治病的，实际上是催命的。得病的工人进了“大病房”就等于踏进了坟墓的大门。大通矿东门外的“大病房”是用芦席、竹笆盖的，四间房里塞了七、八十人，病人挤在铺上连身都不能翻，伙食跟喂狗的差不多。老工人回忆说：这个病房天天死人，一天要死七、八个，最多一天死了二十一个。工程师苗文举说，在大通大病房区，有一天我数着从东门就抬出去73个死人。更为残忍的是，有的病重的矿工在还没有死的时候，就被抬出去埋掉了。
繁重的劳动，贫苦的生活，政治上的压迫，使得广大矿工家破人亡。大通矿工周善义为养活一家四口人，忍受着挨打受骂，饿着肚子，在井下拚命苦干，干了半个月的活，可是开支时，七扣八扣弄得一光二净，不但未开到钱，把头还要他还清旧债。他借贷无门，两手空空回到家里，两个孩子饿得哭，老婆等钱买米。在这百般无奈的时候，万恶的把头又派狗腿子来要他用小孩去抵债。他们夫妻不忍心骨肉分离，苦苦哀求，狗腿子还是不答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孩子亲手勒死，尔后夫妻两人也上吊死了。工人胡继云四二年十一岁时随父母一家五口人来到矿上。当年冬，父亲在井下遭毒打死去，家里无法过，就把七岁的妹妹以一袋面粉卖给了人家。母亲悲愤交加，在他出门讨饭时死去了，弟弟也不知去向。象这样的悲惨遭遇又何止周善义、胡继云两家呢！
日本人只顾要煤不顾工人的死活，井下安全设备极差，工人的生命毫无保障。当时工人们说：“下井七分灾，不知上来上不来。”许多矿工葬身于井下。仅一九四一年一年中淮南煤矿井下被闷死和被日军、把头打死的就有一百零九人。旧历六月初三大通矿发生透水事故，朱广汉等9位工人被淹死。一九四三年春天，大通矿井下西四石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日军、把头，根本不予抢救，以致伤亡一百多名矿工。同年，西六石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日本人明知里边还有许多工人，不仅不予抢救，而且在石门口打了一道火墙，四十多名矿工全部被堵在里面，活活地闷死了。解放后，工人们在开采这里的煤炭时，发现许多矿工的尸骨。一九四三年，鬼子逼着矿工在大通矿西六石门北四槽被堵死的瓦斯区挖炭。该死的两个日军监工又在里面吸烟，引起瓦斯爆炸，当场炸死40多名矿工。日本监工膝永德太郎也被炸死在里面。另一个日本监工却又逼着矿工进瓦斯区背监工尸体。结果进去一个熏倒一个，又连续倒了三十多名矿工。当时还有些炸伤未死的矿工也被日本人埋掉了。
日本法西斯疯狂推行“以人换煤”，数以万计的劳动人民遭到惨死。据老工人们回忆，四二年秋淮南煤矿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中国人每天至少有五十人，多时达二百余人。把头李小楼有一次从河南招骗来二百二十人，两三年内，饿死的、累死的、病死的、被打死的，就有二百一十九人。后来大通煤矿工人给活着的这个工人起个绰号叫“二百二”。流传甚广的“二百二”的故事，指的就是这件事。据日伪统计的资料，仅在一九四三年的半年多时间里，死亡矿工就达一万三千人之多。“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就是日本强盗在淮南矿区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四、日本侵略军对淮南矿区资源的掠夺和破坏
日本帝国主义对淮南矿区的掠夺开采，主要目的是为了侵华战争的军事需要，满足垄断资本家的最大限度利润。因此，他们只顾疯狂掠夺煤炭，开采时既没有计划，也不管生产秩序，把一个蕴藏丰富的淮南煤矿糟踏成“矿场险象丛生，井筒走动，下风道时断，水仓淤塞，巷道坍塌”的百孔千疮的局面。
根据日军制订的川口《增产五年计划》，淮南煤矿的煤炭生产，要从一九三九年的实际产量二十一万五千吨，到一九四六年要达到二百三十五万二千吨。短短的七年，要增加十一倍。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豺狼野心。
日本人在开采时取易撇难，挑肥丢瘦，乱挖乱掘，到处打井，任意破坏。八年期间，没有增添过设备。后来，为了加速掠夺更多的煤炭，在提绞方面改用了蒸气绞车，加强了运输系统的能力。但是，由于直接生产的采煤工具，仍沿用落后的笨重手镐，井下运输用人力推，掌子面出煤用大筐抬，照明设备虽有冲电矿灯，但只供给日本人或职员监工用，工人还是几个人合用一盏小油灯。由于设备简陋，生产工具落后，工人劳动情绪极端低落，生产效率和出勤率非常低。据一九四一年三月统计，井下工人出勤率只有60％，最高年产量只有八十余万吨，始终没有达到战前一百万吨的水平。
从一九三八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从淮南总共掠夺煤炭四百零五万多吨，断毁丢弃的煤炭达一千二百三十万吨之多。
八年中，日本帝国主义每年掠夺淮南煤炭数：
1938年220632吨
1939年1430798吨
1940年4350057吨
1941年7710485吨
1942年8950554吨
1943年8780350吨
1944年8820046吨
1945年250901吨
合计400540823吨
日本侵略军掠夺的煤炭，除少数在矿山就地出售外，主要用于侵华战争的铁路机车、船舶运输上。日本掠夺煤炭使用情况表（略）。
由于强盗式的掠夺，严重破坏了淮南煤田，大大缩短了煤矿的服务年限，给以后的开采造成极大的困难。
（二）、日军侵淮罪行的铁证——万人坑
在日本侵占淮南煤矿期间，广大矿工遭受了最野蛮、最残酷的血腥统治。现在淮南大通矿“万人坑”展览馆，就是日本法西斯强盗、汉奸走狗残害矿工的铁证！万人坑位于大通矿南、舜耕山北麓的南山脚下，在当时日本“大通炭矿株式会社”（群众俗称“南公司”）的东南方约一公里处。那里早先就是一个乱尸岗。在日本侵占时期，淮南煤矿工人象奴隶般受尽奴役和蹂躏，经常惨遭杀害；井下劳动环境十分恶劣，重大事故不断发生，致使大批矿工死亡。特别是一九四二年秋天，矿工中传染病流行，得了这种病，便高烧不止，四脚抽筋，全身起斑，上吐下泻，很快就会死亡。矿工刘金山和于德江在井下正推着煤车，刘就死掉了。张宏文的柜上，一个小班就死去六名矿工。居仁村的一个厕所里，一夜之间就发现了三十二具尸体。尚义村有八道工棚，原来住有五百多名矿工，几个月全部死光。尚义村的东门，一天之内就拖出了一百七十八具尸体……大批大批的矿工含恨死去！
日本人及其走狗，为了掩人耳目，把这种病说成是“瘟疫”流行，“天意”使然。其实，这并非什么“瘟疫”、“天意”，而是日本人、把头对广大矿工残酷压榨、剥削所致。矿工们吃的是霉麸面，喝的是井下污水，时间一久，就拉肚子，即染上了这种疾病。
豺狼成性的日本人，眼看大批伤病的工人不能继续下井挖煤，又采取了一条凶残毒辣的所谓“防疫措施”，在矿南设立两处“大病房”，把成百上千的病人，强行拖来，关在那里。工人们说：“名曰大病房，实是停尸房，进了大病房，十有九人亡”。所谓“大病房”，就是临时搭成的大芦席棚，四周围上电网，门口设上岗哨，不准病人出门，不准亲人进去探望。里面既没有医疗护理，也没有床铺。到处是屎尿横流，蛆虫满地，恶臭难闻，腥气刺鼻，病人横七竖八地躺在潮湿的地上。这里没有开水供应，每天仅仅供应两餐米水，把米水倒进缸里，这餐没有喝完，那餐又倒进去，缸沿上叮满了苍蝇，病人没有勺子，只好用破碗插进缸里舀，就连这点馊了的米水，重病人也喝不上。有的病人发高烧，口渴难熬，只好爬着去喝沟里的污水；有的爬着爬着就死在地上，再也爬不回来了；有的本来病情不重，被拖进“大病房”后，也就被活活地糟踏死去。
许多病人为了不被拖进“大病房”，得了病也不敢声张。日本人、把头来搜查，他们硬着头皮说自己没病，只好拖着病体去下井。许多病人躲藏到南山沟里，被日军抓去灌辣椒水，搞得死去活来。
自“大病房”设立的那天起，每天有大批的病人被搜查进去；每天又有大批的尸体从这里拖出。死的人大多了，“大病房”里，工棚里，厕所里，路旁都有死人。日本人指使总监工王长明，强迫工人组织拉尸队，老工人胡继虎就是当年拉尸队的成员。据他回忆，当时的“劳务系福利课”门口，每天都准备两人多高的芦席，后来芦席也不给了，用筐抬，用绳索系住脚脖子拖，用四个轱辘大牛车拉，把尸体抛在南山一带。南山脚下有一座小桥，桥下面抛弃的尸体，居然把流水也堵塞了。因为死难者大多是北方人，俗称北方人为“侉子”，所以当地群众把这里叫做“侉子林”。成群的野狗，吃尸体吃红了眼，见了人就“嗷嗷”叫，山南的农民也不敢从这里经过。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当“大病房”里拥挤不下的时候，日本人、把头就把许多活着的病人用芦席卷起来，往“万人坑”里扔。一个从河南拐骗来的青年工人周玉生，进入“大病房”才两天，就被把头用芦席卷起来，往“万人坑”里抛，周玉生挣扎着说：“我没有死，我还活着！……”可是万恶的把头不加理睬，还操着日本人的腔调说：“死啦，死啦的顶好！说着狠命地把周玉生踢进了“万人坑”。老工人董德保，就是当年从“大病房”芦席卷里被工友们救出的。
一九四二年冬，大雪覆盖着整个矿山，也覆盖了“侉子林”数以万计的尸骨。第二年春天，大雪融化、尸骨暴露出来。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自己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再者，东南风一吹，日本人的住处和“南公司”臭味难闻，于一九四三年，指使总监工王长明纠集了日伪军警、汉奸把头用刺刀、皮鞭、把棍硬逼着工人在这里挖了三条长二十米、宽深各三米多的大坑，把满山遍野的尸骨集中抛入坑内，丢一层尸骨，洒一层石灰，就这样形成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名为“万人坑”，其实被日本人、汉奸抛入坑内的矿工又何止万人！据敌伪档案的统计，在一九四三年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有一万三千多人。被抛进“万人坑”的矿工，有被日本人、汉奸残杀死的；有被监工、把头毒打死的；有因坐水牢、立站笼、受酷刑折磨死的；有因井下发生重大事故被砸死、烧死、淹死、瓦斯熏死的；有冻死、饿死、病死和累死的。日本人每一次的疯狂屠杀，矿井里每一次事故的发生，“万人坑”里就要增添一层尸骨。
“万人坑”里的每一寸黄土，都浸透了煤矿工人的血泪；每一块青石，都凝结着煤矿工人的仇恨，每一根白骨都强烈地控诉着日本强盗、汉奸走狗的滔天罪行！
（三）日伪统治时期的矿工歌谣（六首）
万人坑
万人坑，血斑斑，
都是矿工仇和冤。
一层白骨千家恨，
民族深仇记心间。
日寇汉奸吸血鬼
眼泪汪汪来淮南，
下井卖命把活干。
爹娘有病无钱治，
妻儿挨门去讨饭。
冻饿病累纷纷死，
白骨堆满舜耕山。
日寇汉奸吸血鬼，
剥削穷人最凶残！
窑山是座大牢房
日寇汉奸赛阎王，
把头老板赛皇上，
井上催工赛疯狗，
井下监工赛恶狼，
掏炭工人似牛马，（注：个别字用的不妥，如掏炭工人赛牛马的赛改成似；窑山赛座大牢房的赛改为是。）
窑工是座大牢房。
头字歌
蔴袋片披在肩膀头，
鞋破露着脚趾头；
挤挤挨挨睡在草上头，
枕着半块灰砖头；
吃的麸面窝窝头，
又酸又苦卡喉头；
冷天雨雪刮进棚里头，
热天蚊虫嗡嗡乱碰头；
得病不死就拖进万人坑里头，
成群野狗啃骨头……
苦难的日子总有尽头！
仇恨冲破天
受了把头骗，
进了阎玉殿，
住的露天棚，
穿的蔴袋片，
喝的臭沟水，
吃的霉麸面，
牢笼难逃出，
仇恨冲破天。
拿着人命去换钱
日本鬼子狗汉奸，
拿着人命去换钱。
哪里有煤哪里挖，
工人死活他不管。
附照片5帧（摘自大通万人坑展览馆）
碉堡水牢
大通火车站后的碉堡
大通煤矿窑神庙
大通矿“万人坑”一角
日军侵占淮南煤矿时，残害工人的老虎凳（复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