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市场形成很早，淮河流域又先于长江流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就已出现像亳县的乾溪、城父，凤阳的钟离，楚都寿春（今寿县）等商业集市。据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所铸的“鄂君启金节”铭文所载，当时寿春的贸易已远达湖北、湖南、江西，水路来往船只多达150只，陆路贸易的车辆也有50辆（程必定主编《安徽近代经济史》第8页，第134页，黄山书社，1989年出版）。东汉未年、西晋后期和南宋时期，全国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南迁，促进了沿江和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沿长江的芜湖、安庆、皖东南的宣城以及新安江畔的屯溪等都逐步发展为商业都市。从南宋到清代中叶，商业有所发展。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洋货入侵，近代工业兴起，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流通范围和流通量不断扩大，集市数量增多。芜湖辟为通商口岸后，更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沿江名城。光绪二年（1876年）以后是安徽历史上市镇发展的一个高峰。据统计，当时全省已有市镇468个，绝大多数是小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地，但也有跨越本地区与省外的一些城市发生了商品经济联系（程必定主编《安徽近代经济史》第8页，第134页，黄山书社，1989年出版）。民国元年（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沿淮地区又出现像蚌埠、临淮关、明光等大大小小的物资集散中心。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实行经济封锁，历史上形成的商品流通渠道被割断，日军占领下的蚌埠、芜湖等市镇冷落下来。屯溪、界首、叶集等非法陷区一度成为物资集散中心，出现畸形繁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出现许多物资集散中心。建国后，建立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统一市场，并出现了淮南、淮北、铜陵、马鞍山等新兴的工矿市区。 安徽农副土特产品和工业产品的流向，历史上自然形成3个主要经济区。沿新安江一带形成以屯溪为中心的经济区，皖南山区土特产品集中屯溪通过新安江外运杭州、上海，这些地区的工业品也通过这条渠道经屯溪再分散到皖南各县城乡；沿长江一带形成以芜湖为中心的经济区，宣城、安庆、池州、巢湖地区各县和六安地区东南部各县的农副土特产品，有的通过内河（湖）、长江运到芜湖集中外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品也运经芜湖再分散到芜湖经济区各县城乡；沿淮河两岸形成以蚌埠为中心的经济区，阜阳、宿县地区各县、滁县地区一部分县、六安地区的寿县、霍邱及豫东部分县的农副产品通过淮河集中蚌埠外运上海、南京及天津、北京等地，这些地区的工业品也都运经蚌埠分散到经济区内各县城乡。建国后，随着工农业生产布局的变化，又出现许多新的商品集散中心。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基层企业都可自由选择进货、销货地点，工农产品集散市场不断扩大，商品流通也更加活跃。 本篇记述了合肥、蚌埠、芜湖、安庆、淮南、淮北、铜陵、马鞍山、屯溪、滁州和界首11个城市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其中有的历史上就是水陆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有的是由于政治中心地位而形成的城市市场；有的是建国后新兴的工矿城市；有的是边缘地区商品集运点。虽然市场形成的时间不一，规模不等，但在省内都是主要商品集散中心，具有各自的经济辐射范围。大都具备商品流通过程应有的经营、储存、运输等服务设施和为生产、为消费服务的功能。除了上述11个以外，安徽县城以上还有许多中小市场，尤其是淮北地区的阜阳市、宿州市，皖西地区的六安市以及皖南地区的宣州市等，也都是辐射面较大的地区性商品集散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