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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铜陵市场

第二节 农副产品集散



民国初期,铜陵本县及沿江和皖南山区的农副土特产品大部分从大通、顺安输出。主要品种有稻米、黄豆、棉花、苎麻、丹皮、茶叶、蚕茧、生姜、蒜子、竹、木、柴炭等。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
粮食:民国8年(1919年)全县(主要是大通)有米行7家、稻行3家,当年输出米38.50万担,稻28万担,黄豆3500担。30年代初,大通和悦洲有米行20多家,粮食出口持续不衰。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实行经济封锁,交通组隔,粮食交易大减。日商大通“华裕公司”、“大东商行”以盐换米。抗战胜利后,粮食市场略有恢复,但规模远不及战前。建国初,全县仍有粮行44家。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私营粮行消失。1978年后市场开放,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允许粮食上市,调剂城乡余缺。
凤丹:明代已有栽培。铜陵凤凰山系金沙土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种植丹皮,铜陵凤丹具有根粗、肉厚、粉足、木心细、久贮不变质等特点。建国前,县内有经营商户200余家,每年输往上海、浙江的丹皮达6000担。建国后,国营商业统一收购,通过发放预购订金,扩大种植面积,扶持生产等措施,1976年收购量达1.48万担。由于生产发展过快,销量有限,一度又限制生产。80年代年产2000担左右,除了供应国内市场需要,还远销东南亚和香港等地。
生姜:铜陵的新建、董店乡一带产品质量最佳。宋史记载:“大通生姜每岁不下数十万担”。建国前夕年产1.2万担左右,大通有生姜行6家,以毕振发、源发长3家规模较大。生姜收后运往安庆、芜湖、镇江、扬州等地供酱园加工成品,销售国内外。建国后归国营蔬菜公司经营,新建乡列为全省生姜生产基地,铜陵冰姜已为出口产品之一。
蚕茧:也是铜陵输出商品之一,据民国8年统计,全县有茧行7家,从事蚕茧收购、加工、输出业务。以大通瑞和茧行规模最大,附设6灶,烘制鲜茧。全县每年水运上海、江苏等县干茧1800担。为了扩大购销,各茧行常赴外县收购,放松了当地蚕茧经营,桑园因之渐荒,茧行也随着减少。年输出量少到600担。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通仅有伦昌生记丝行一家,连同几家丝绒店经营,业务也比抗战前大大缩小。建国后,由供销社收购,数量不大。1957年统计,全县桑园仅700亩,年产茧273担。
鲜鱼:大通鱼市,历史悠久。清末,大轮通航以后,铜陵及附近贵池、青阳、桐城、无为等县生产的鲜鱼均在此集散。年均入市12万担,运销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附近有专靠捕鱼为生的渔民2400多户,大小蓄养鱼圩70余口,每年产量20万担以上。大小鱼行70多家,资本万元以上的大鱼行有“耿发记”“查克勤”等4家,直接与南京、上海商人挂钩。抗战胜利以后,鱼行不及20户。建国后,一部分从业人员组成鱼菜合作商店,21人过渡到国营公司。1958年以前,国营公司年收购量1~4万担,1959年后年收只几千担。1979年鱼市放开,1985年国营水产公司仅收181担。
鸡蛋:清末民初,铜陵、无为、庐江、贵池、青阳、桐城等县产的鸡蛋也在大通集散。民国初年,徽商许仰乔和安庆人马龙华等先后为英商班达公司、南京和记公司及上海怡和洋行建立代理机构(和记蛋庄、培林蛋庄、茂昌蛋庄),并深入汀洲、土桥、罗昌河、老洲、汤沟、义津、乌沙等集镇建立收购点。据民国8年大通厘局统计,年输出量达260万公斤。抗战期间,外商撤离,日军控制,交易大减。抗战胜利后恢复了3家蛋行(华商通和蛋行、英商和记公司、英商怡和洋行代办复祥商店),年输出鲜蛋150万公斤。建国后外商回国,原蛋行工人合伙组成泰兴、义泰、同兴3家蛋行,为芜湖商行代购。1951年供销社开展收购后,私营蛋行先后歇业。1954年建立国营食品公司机构,30多年来年收购量除1954年、1956年接近50万公斤外,大多数年份都在20~30万公斤。1979年市场放开,市场交易扩大,国营公司收量减少。
1978年后,农贸市场进一步发展,全市城乡共有38个,建筑面积3.43万平方米。1985年,全市(包括铜陵县)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额4289万元,其中主要产品收购量为:原粮2.97万吨、食用植物油2241吨、猪6.11万头、牛2686头、家禽37.41万只、蛋602吨、水产品981吨、干鲜菜536万元、干鲜果150万元、中药材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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