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概述
安徽地处江淮流域，气候温润，历史上一直是我国一个主要生产粮食和油料的省份，尤以长江两岸的水稻闻名全国。至清朝末年，安徽的稻米年产量在3，000万石左右，有10％为商品粮。因此，鸦片战争之后，芜湖的米粮行业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四大米市之一。 民国初年，安徽的粮食市场虽出现过短暂的平稳，但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很大。1933年青黄不接之际，大米、小麦都是成倍到几倍的差价。安徽多灾，从光绪元年（1875）到民国24年（1935）的60年间，就有24年受大灾。丰收时谷贱伤农，歉收年谷贵伤民，每遇灾荒，更是“米珠薪桂”，劳动人民生计维艰，惶惶不可终日。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管辖区和日伪统治区，粮食匾乏，粮价猛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通过征收公粮，收购余粮等方法，掌握粮食，除保障部队供应外，还用粮食到敌占区换回根据地军民生活必需品和战略物资。在解放战争中，安徽人民节衣缩食，筹集粮草，支援人民军队，特别是对淮海战役和大军渡江的粮草供应，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5月，安徽全境解放。当时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全省人均粮食产量只有400多斤（市斤，下同）。1950年遭受自然灾害，省内粮食不能自给，这时粮食市场动荡，私营粮商同国营贸易机构争夺粮食市场相当激烈。面对这种情况，除中央从外省调进一些粮食外，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一手抓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手抓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并采取大买大卖，适时吞吐，掌握粮源，打击不法粮商，平抑粮价，稳定了市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生产积级性高涨，粮食形势迅速好转。1952年全省粮食产量达178．29亿斤，比1949年增产39．46％，每人平均达到600斤。1950至1952年，全省共征收公粮52亿斤，占产量10．63％，市场收购45．5亿斤，净外调24．4亿斤，省内军政和企事业人员供应28．61亿斤，市场销售23．7亿斤，基本上保证了各方面的需要。1952年末，全省粮食库存达到22亿斤。 1953年以前的粮食经营是国营商业和私商并存。国家粮食部门的任务，一方面是征收公粮，保证军政人员供应；一方面是通过市场贸易，收购粮食，调节供求，发挥国营经济的主体作用。同时，委托供销合作社和守法粮商代购代销，同不法粮商作斗争，从而平抑粮价，稳定市场，保证广大人民生活。城市居民和经济作物区农民的口粮，大部分是群众直接从市场采购的。对灾区农民，国家组织粮源，给予重点支持。 1953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日益增加，翻身农民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发展农业生产，对国家能够提供的商品粮数量有限，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不法粮商时而囤积居奇，时而利用季节差、地区差哄抬粮价，扰乱粮食市场。为了解决粮食供求上这一突出矛盾，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统购）和计划供应（统销的命令，紧接着又对油脂、油料实行统购统销，把粮食经营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实行一个市场、一个价格、一家经营。对城市、灾区和农村常年缺粮地区，由国家粮食部门组织调拨供应，取消粮食季节差价，缩小了地区差价。在国家对粮油需要量逐步上升，粮油生产又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实行统购统销这个办法，对于保证军需民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保持粮价稳定，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大作用。 1954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制定了《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实施办法》，对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四定”（定产、定用、定售、定供）。1955年统一执行国务院的“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使农村粮食统购统销逐步走向制度化。1953至1957年，全省共计征购入库粮食305亿斤，占5年粮食总产量的32％。 1957年，粮食产量为205亿斤，比丰收的1955年减少25亿斤。由于受浮夸风影响，粮食产量曾上报为247亿斤，征购近77亿斤，比1955年增加5亿斤，农村人均占有量521斤，比1955年减少90斤。当年调出15亿多斤。“高估产、高征购、高销售、高调拨”一直延续到1960年。 从1958年起，在“大跃进”中按照300亿斤以上预计产量，安排征购90亿斤，并允许各地加20％的机动数，销售40亿斤，差额50亿斤，包干调省。同年征购69．68亿斤，城乡销售高达72．47亿斤，销大於购，当年挖库存上调中央14．43亿斤，返销农村35．47亿斤，占当年收购50．9％。 1958至1960年，3年实际总产量仅为452．02亿斤（估产却为820．91亿斤），征购入库190．35亿斤，城乡销售176．5亿斤，上调中央28．88亿斤，挖库存20．93亿斤。 高估产导致高征购，高征购又导致高返销、高调拨。由于从农村购粮过多，即使大量返销，也不能保证农民口粮的基本需要。尤其是反右倾、反瞒产，迫使基层虚报产量，加上农村大刮“共产风”，强迫命令，大办食堂等原因，以致在一些农村发生疾病、人口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等严重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城镇供应人口由1957年的330万，猛增到525万，粮食销量大增，超过了国家和农民的负担能力。1960年开始，压缩城乡销量，降低了口粮定量标准，精简下放职工，减少城镇人口。1960至1961年，在粮食库存薄弱，调度紧张的情况下，虽然采取了往返搬运、粗细搭配、定点定时供应等临时措施，在一些基层粮食供应点，脱销停供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1961年，安徽农村全面实行“责任田”，同时对粮食采取“少购少销”稳定农民负担的政策，当年只安排征购任务26．9亿斤，实际收购32．08亿斤（包括议购、换购等）。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粮食状况有所好转。到1965年，粮食产量达到193亿斤，国家征购49亿斤，农村人均占有量达到551斤。然而不久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前4年，粮食生产徘徊不前，征购减少。1966至1969年，粮食年均产量与1965年相比，平均年增产5亿斤，国家收购量年均43亿斤，比1965年还少购4亿多斤。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以后，粮食生产发展较快，但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干扰，以及粮食统购价格偏低和超购加价幅度小，国家收购量增加很少。1970至1978年粮食平均年产量达295亿多斤，与前4年平均年产量相比，增产97亿多斤，国家收购量年均只增加近16亿斤，仅占增产数的。16％以上农村留量增多，对于活跃市场，调剂余缺，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都起了积极作用。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超购加价幅度，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粮食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79年收购量突破80亿斤，农村返销量减少，国家粮食库存增多。1982年收购量突破100亿斤，一些地方因仓储设施不足，在部份基层粮食收购站出现了农民“卖粮难”。 1985年，安徽省粮食产量433．59亿斤，比1978年增长46．23％，收购入库120．86亿斤，比1978年增长97．74％。1979至1985年7年中共收购入库粮食783亿斤，比1966至1978年13年的收购入库量还多10．15％。农民留量增多，生活普遍改善。1985年国家对粮食购销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实行按比例计价，即30％按统购价，70％按超购价。这个比例价略高于市价，并规定超过定购合同交售的粮食按统购价计价，对农村供应实行购销同价。定购品种为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对其它品种和定购品种完成任务以后的余粮，国家按市场价格议价收购和销售。1985年虽然局部地区有灾，全省收购粮食仍达120亿斤，农村销售仅23亿斤。 从1950至1985年的36年中，安徽省粮食工作起伏较大。1950至1956年为稳定发展时期；1957至1960年，由于高估产、高征购、高销售、高调拨而造成粮食工作上的困难时期；1961年至1965年是进行经济调整、渡过困难时期；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动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粮食生产大幅度增长，超购粮大量增加，粮食工作才逐步走上收大于支，城乡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不论在任何时期，安徽的粮食工作都是紧紧依靠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依靠粮食部门广大干部职工，努力工作，克服困难，完成任务。1950到1985年，全省共收购粮食2289亿斤，除省内城乡供应1756亿斤外，共调出377亿斤（已扣除1950、1954、1961、1966和1978等年份因灾调入数），其中1979到1985年7年共调出粮食189亿斤，占36年调出粮食总数的50．1％。按全国统一的粮食年度（当年4月至次年3月）和贸易粮计算，1953到1985年安徽调出粮食数量占全国12个调出省调出总量的7．8％，小于黑龙江、四川、江西、湖南和江苏。1979到1985年的7年中，安徽调出粮食，占全国10个调出省调出总量的15．9％。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安徽农民对国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1957到1960年的高调拨期间，安徽调出粮食数量过多，给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困难，教训很深。1961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安徽粮食征购负担、上调任务和调拨品种都给予了照顾。1961年贯彻“少购少销”精神，省对下分配任务减少到26亿多斤。后来的征购基数调增和购、销、调、包干指标，中央对安徽都有所照顾。从1963年至1985年止，以统购价格收购的粮食，还不够省内按统销价销售需要，23年销大于购296多亿斤，是中央拨给工业品和超购加价款弥补的。上调中央的粮食，都是中央财政拨给地方的加价款收购的超购粮。在调拨品种上，1960至1978年，安徽的小麦不能自给，靠中央进口小麦给予调剂。1964至1977年，安徽按中央计划调出的粮食，70％是薯干，这对安徽农民休养生息和保证本省城市细粮供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5至1985年，省内城乡销售1631亿斤，其中销往农村的696亿多斤，按照全国统一的可比口径计算，占城乡销售量的43％。农村销售比重高于全国，是符合安徽多灾、山区缺粮面大的实际情况的。但进入80年代以后，也多销了一些粮食，如1984年城乡销量高达123亿多斤，比常年销售量多销40多亿斤。是当时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商业部允许各省区搞“平转议”，推销。 安徽的油脂购销，以菜籽油为主。1953至1985年收购51亿斤，城乡销售30亿斤，调出21亿多斤。在1979年以前，除省内城乡供应外，1953至1978年净调出4．9亿斤，年平均1892万斤，1956年最多，调出6102万斤。1979年国家提高了油脂、油料统购价和超购加价幅度，到1985年，7年收购食油31亿多斤，超过前26年收购总量的61．9％。安徽的菜籽收购量占全国收购总量的10．9％，是全国前四名之一。1982年度菜籽收购量达18．33亿斤，是最多的一年。按照中央计划，7年共调出13亿斤，比前26年调出数增加1．65倍，占全国食油调出省调出总量的24．5％。1983年，国家对油菜籽实行按比例价收购和计划控制的办法，计划内的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价，计划外的全部按统购价收购，导致了1983和1984年油菜籽生产和收购量的下降。1984年改为敞开收购，全部按比例计价，1985年生产、收购量回升，菜籽入库量达15亿多斤，加上议购，接近1982年的最高入库量。油脂收购大量增加，储存、加工、外调都跟不上需要。对此，粮食部门一面扩大储油设施，一面提高定量标准，县城以下城镇居民月定量由4两增加到半斤，增加行业用油供应量，增加节日补助，积极组织外调，同时按每斤1．15元的中价敞开销售。1981到1985年，城乡销售量达12．06亿斤，相当于前25年销售量的总和。由于购销价格倒挂，销售过多，增加了亏赔。 粮食、油料统购价格，以1953年为基数，到1985年，粮食平均提高87．96％,油脂平均提高249．75％。此外，农民还从超购加价和议购中增加收益45亿多元。对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价格，平均提高了51．5％，国家对干部、职工给予粮价补贴。 1949年以后，安徽省的粮油经营设施，从无到有，有了很大发展。到1985年底，全省共有各种粮仓容量195．3亿斤，大、小油罐、油池等储油容器18．51万吨（其中1979到1985年9年新建仓库106．92亿斤，油罐17．55万吨）；大米加工厂281个，面粉厂61个，油厂74个，食品厂89个，饲料厂83个，固定资产总值9．8亿元，比1978年增加1．63倍，基本上具备了安全储存和合理运输的条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粮油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的生产体系。饲料工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1983年饲料产量在全国居第26位，1985年上升到第4位。 1960年以前，安徽粮食系统人员少经营量大，运杂费标准较低，销价略高于购价，除大灾之年，调拨经营费用加大之外，正常年份，一般是有经营利润的。1953到1960年的8年中，前4年净亏1．37亿元，后4年盈利0．57亿元。1961年国家调整购价，销价未动。1963年到1964年实行购销同价，国家净赔经营费用；1971年以后，逐步形成购销价格倒挂，发生政策性亏损，由财政补贴。1961到1985年，平价粮油经营累计发生政策性亏损24．47亿元。连同1953至1960年净亏0．8亿元，共为25．27亿元，支付银行利息8．61亿元，占亏赔补贴34．1％。粮食部门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开展增收节支，降低费用水平，以及从粮油工业、运输企业和议价经营等方面增加利润，以盈补亏，减少财政补贴。25年中，盈利企业累计盈利5．87亿元（其中1979到1985年为4．9亿元），盈亏相抵，净亏18．6亿元。加上1953到1960年净亏损0．8亿元，33年共亏损19．4亿元，由中央和省财政负担。1983到1985年，粮油外调数量大，固定费用收入增多，加上粮油工业和议价经营利润大幅度增加，这3年，盈亏相抵后净盈利6443万元。此外，1974到1985年，超购粮油加价支出43亿多元，1979到1985年，粮油提价补贴12亿元，共支出55亿多元，分别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 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机构是比较稳定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棉、麻、烟的购销业务合并到粮食部门，省粮食厅和部分地、市粮食局，曾一度更名为农产品采购站，不久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及职能（棉、麻、烟仍由供销社经营），县及基层粮食机构一直没有变动。粮食系统职工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1953年全省共有干部、职工647人，专业技术人员很少。1985年末，全省粮食干部、职工增加到111731人，其中干部18634人，年龄在50岁以下的中青年为13539人，占72．6％。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7311人。 从1949到1985年，安徽粮食工作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特别是在1957至1960年，高估产、高征购、高销售、高调拨和1966年开始的10年动乱期间，极“左”路线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使粮食工作长期处于“紧张平衡”的被动状态，也给城乡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的挫折和失误，应当牢牢记取，对于“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些至理名言，安徽粮食工作者是深有体会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粮食形势好转，但优势仍待进一步发挥。目前，农业基础还很脆弱，稳产、高产农田不多，发展粮食生产还受到一定制约，尤其是粮食价格偏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高，肥料供应紧缺，挫伤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要充分发挥粮食经济的优势，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必须坚持不懈地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切实把粮食摆在首要位置，同时要遵循价值规律，逐步理顺粮油价格，保护农民利益，以促进粮食和油料生产持续稳定地增长。在粮食工作上，要立足于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尤其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要积极做好收购工作，充分掌握粮油资源，以保证城乡的合理供应和保持一定数量的储备，以防灾荒和其他意外；在粮油经营上，要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要进一步搞活粮油议价经营，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为繁荣安徽经济而努力。 安徽省粮食购销调实绩 （1949—1985年） 表0—0—1单位：亿斤（原粮）  说明：1、购、销、调分项数字详见有关章节。 2、年度起始是：1950—1952为日历年度、1953—1983为生产年度（自六月起至次年五月止）、1984年起改为全国统一的粮食年度（自四月起至次年三月底止）。 3、＋为调入本省粮。 安徽省食油产购销调实绩 （1953—1985年） 表0—0—2单位：万斤（折油）  说明：1．购、销、调分项数字详见有关章节。 2．本表年度从当年4月1日起至次年3月底止。 3．粮食部门1953—— 1985年大豆榨油34，004万斤和1963—1985年米糠榨油8，145万斤不在本表“收购”之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