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希伋的科学成就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农业生产经济理论：中国1964年开始加快了农业技术改造速度，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人们发现东部地区较普遍的“高产穷队”——农作物高产高成本现象。对于这一现象，当时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这是资源投入报酬递减规律的体现，具有世界普遍性。这种观点也得到当时农业行政当局的首肯。但安希伋认为，如果这一论断确实反映了一条客观经济规律，则中国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增加粮食供应的前途堪忧。为了探讨这个问题，他深入研究了美国、日本近100年、西欧近70年的农业发展经验，分析了天津稻作研究所施氮肥实验材料和西北农学院小麦氮、磷肥配合实验材料，特别重点研究了江苏无锡和吴县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稻谷生产增肥增产记录，并编制了一个6种全国主要粮食作物1952-1981年间的全劳动生产率指数。利用上述几种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他对这个问题得出自己的观点：（1）历史趋势是产品成本递减，报酬递增。资源投入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只有在技术和制度不变条件下才会出现。而历史经验与现实生活说明，技术和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美、日和西欧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实验材料都证明：随着技术和制度的变化，资源投入报酬是持续递增的，产品真实成本是下降的。这是历史趋势。

（2）制度僵化可能带来成本递增，报酬递减。中国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成本递增、报酬递减现象，直接原因在于投入化肥和劳动力超过了合理界限，超出了最佳投入数量。边际投入价值大大超过了新增产品价值。根源则是僵化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1979-1984年间在大包干制度下，中国农业创造了高产、高效和高速的奇迹。6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1952年为100），从1978年的92，猛升到1981年的134。从这一对比可见，高产高成本并不体现什么客观经济规律，恰恰相反，它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带来的恶果。

（3）在重视历史规律的同时，还需重视短期的资源投入报酬递增规律。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内陆地区计划分配的化肥数量比较少，又往往在耕地上平均使用。于是单位土地的施肥量常落在边际投入报酬递增阶段，从而大大减低了化肥增产效力。过犹不及，这是另一种经济损失。这个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界也常被忽视，但是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发展又不平衡，这便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4）提倡农业综合技术。实行综合技术是实现报酬递增的一项重大措施。根据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吨粮田（15000千克/公顷）经验和国际经验表明：在单项技术突破的断续阶段，综合技术的运用仍可作为进一步提高产量和资源报酬的一个重要途径。

安希伋关于生产经济学说的论述，可拿《论农业投资报酬运动规律与农产品成本变动趋势》（1984）和《吨粮田与农业技术政策》（1991）为代表（引文出处见附录主要著作目录，下同）。

转型经济农产品价格理论：从1979年开始中国着手进行农产品价格改革，核心是粮价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每一轮粮价改革都是与提高粮价水平结合进行的。这一改革影响广泛而深刻，不限于农业，而且牵动整个国民经济。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安希伋从广泛搜集国外和国内资料入手，分析了以下几方面的经济关系：①农产品价格水平变化与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关系；②农产品价格和食品零售价格变化与工资制度、工业成本及城市居民生活的关系；③在多重价格体系下，粮食差价补贴（主要指政府收购价与零售价差额）与财政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④粮棉比价变化与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⑤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比价的变化对于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分析结果，他提出以下观点：价格体系是经济活动的灵魂。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运用计划价格体系，调整各阶层工资和收入水平、资本积累与投资分配、以及经济结构与财政收支平衡等各方面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经验。而要进行价格改革，并逐步建立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每一轮价格改革都要照顾全局，考虑整体利益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具体分析上述多项经济关系的变化。他的结论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价格改革必然有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转型经济的客观规律。中外经验证明，违反了这条规律就需付出代价。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对于解决当前粮食价格问题的一种设想》（1983）和《中国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与价格政策调整》（1985年，原文为英文）。

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是在1978年秋初召开的，时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那时党中央提出的农业方针是建立以机械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农业。农业现代化问题自然就成了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成立大会的主题。在那次大会上，安希伋表述的基本观点是：农业现代化过程，既是从传统农业技术向现代科学技术转化的过程，因而要遵循自然科学规律，同时也是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经营形式向商业化农业转化的过程，也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因此也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农业科学技术提升过程与农业商业化过程必然是互相结合进行的。他论述农业现代化论文的副标题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安希伋曾经论证过，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始于1964年，农业经营形式现代化始于1978年的安徽省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大包干制度，并于1983年普及全国农村。他把这看作农业商业化的起点，并且认为：1979-1984年间中国农业高产、高效快速增长奇迹是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以来的技术积累）与新型农业经营形式相结合的典范。大包干制度扭转了农业生产率下降的趋势。

1997年他在《论我国农业的三大变化与政策选择》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成就及其前景。1980-1995年期间，在农业持续增长过程中，以粮、棉、油为代表的自给性和劳动集约型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商品型和相对资本集约型农业产值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商业化水平。农民生活资料商品率也达到了67%。于是农产品贮藏、运输、包装、加工和销售便成了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崭新的领域。安希伋认为，与国际相比，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他举美国为例，它的农业现代化可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到了20世纪30年代，R.泰勒教授在所著《农业经济学原理》一书序言中给美国农业下定义说：“农业是一种技艺，又是一种科学；是一种生计，又是一种买卖。”可见，以泰勒的说法为准，美国开展农业现代化50年之后，农业仍处在半传统（技艺、生计）半现代化（科学、买卖）状态之中。相对而言，我国农业现代化才仅有20-30年的历史，却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探索农村经济改革

安希伋关注的另一学术领域是中国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他曾跟踪研究农业价格体系改革过程和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他认为价格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必导致农业经营制度改革，这是经济改革的核心。从统一计划的农业经营制度过渡到农家自主的经营制度，要有一段复杂、漫长的道路。从性质上看，其中包含着一个运作机制的根本转变。从内容上看，经营制度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上所说，农产品价格变动，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城市居民生活、工业成本以及资本积累与财政收支平衡等。土地制度改革也牵动国民经济的许多方面。在计划经济中，这些经济关系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统一计划安排的。在农家自主经营条件下，则是通过市场调节的。整个经济改革也必然是一个渐进过程。20年来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战略，按照他的分析，是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一步到位和停步不前，都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安希伋在所著《中国农业改革的道路——中国模式》中（1994），全面论述了中国农业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改革范围、深度与过程，社会经济效果，以及改革现状与前景。最后总结为中国模式。他得出的结论是：改革不是靠人们灵机一动发起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创立大包干制度的经验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只有一步步改革才能推动社会经济一步步发展。社会和谐与凝聚力也才会一步步加强。这是转型经济规律。即使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后，也还有一个制度创新机制问题。根据安希伋的观察，在实施改革20年之后，1998年政府所采取的公共工程和降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的效应仍然远远不如市场经济那么显著。他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经济机制区别于市场经济机制的一个新的例证。他一向认为，从经济运转机制来看，中国过渡时期经济有他独具的特点和规律性，他把它叫作转型经济。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使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根据《决定》精神和近年农村改革现状，安希伋就市场主体进行了分析论证。他认为这是中国农村进入全面改革的信号，也是20年改革成果的积累。农民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还有待于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和资本市场。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他写了一篇题为《我国农村的全面改革》的短文（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