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经历了从1919-1949整整30年的时间。从创建的艰难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吕振羽所做的重要贡献。

最初的1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草径"的10年。"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提出唯物史观的治史方法，成为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声。经过介绍与传播，唯物史观在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

《建设》杂志刊载胡汉民等人的文章，说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出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唯物史观的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5号)古史辨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古史辨》第4册《顾序》，北京朴社，1933)

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划分上，郭沫若以商代为"金石并用时代"，西周为铁的出现的时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吕振羽则根据殷墟出土物及其遗迹的发现考察，从铜器冶炼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青铜器与其它器物出土数量的比例，以及铜器制造工艺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殷代并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时代"，而"应该是青铜器时代"。

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隶制社会"说和殷代为"青铜器时代"的观点，很快便为新史学阵营所接受。不久，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对殷代社会的意见已有不少改变"。到40年代，他在《十批判书》中不仅完全肯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而且在《青铜时代》中认为"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601页)

社会史论战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李季、叶青、陶希圣等都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写"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特别是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认为"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便在1937年推出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样板，对中国历代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找出了一个粗略系统"，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作出系统考察，成为科学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先声。

此外翦伯赞于30年代初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的长文，并于1938年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侯外庐于1933年写成《社会史导论》，1934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和老子》;范文澜于1940年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些论著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研究的诸多新领域。

10年的时间，在郭沫若开出的"草径"上，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为代表的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先后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力求澄清在社会史论战中的理论混乱与资料混沌。其中，吕振羽以其三部论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铺下了不可缺少的坚实路石。

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相统一，使吕振羽的论著在体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富于科学的品格。吕振羽的论著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友斗争反映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论争，其中并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战线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61年版序)一方面要"和伪马克思主义流派斗争"，一方面是"自己阵营内的'争鸣'"，因此在理论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完整、准确，在史料运用上必须谨严、科学。

考察殷周社会问题时，吕振羽没有套用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而是从恩格斯说"最初的铁，其硬度还不及铜的硬度高"一句话中得到"极重要的暗示"，结合对殷代青铜器所表现的劳动生产率认为:"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不劳而食的阶级……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