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冒广生

冒广生是出身书香世家的旧式文人,他身上具有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气质,他一生中经历了几次社会大变革,戊戌变法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辛亥革命后他是留任的前清官员之一,民国时期他也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做一些有益于地方文化传播的事业。

他国学基础十分深厚,他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关心比对海关的政务要多得多。这种研究文化和当朝做官的矛盾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早就取得了十分协调的统一,是有悠久传统的。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杨慎,清代的纪晓岚、毕沅、阮元、龚自珍等莫不如是。甚至如张之洞者,不光是朝廷大员,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开了创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业,而其在学术上的研究也是颇有建树的。这种以官护文,以文立官的现象,是我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保存下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它在冒广生身上又一次得到体现。

从他对历次革命运动所表现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断定他的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他不光以文会友,而且以同志交心,他曾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他竟能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足见其之为人。中国在上世纪的前半叶,战争频仍,冒广生作为一个有着极深的家学渊源的旧式文人,最终离开了政坛,回到了自己所熟悉和爱好的古典文化中去,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成就卓著。

他对经学、史学、诸子、诗词都有深入的研究,学术面颇广。尤其在词学上的成就,应该说在近代词史上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他的《小三吾亭词话》,保留了大量近代词人的词作和学术行踪,是今天研究近代词人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后被收入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他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则有:他提出了词来源于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的观点。他认为词的本体是绝句,而以简驭繁,用增、减、摊、破的方法来加以变化,渐进为词;他指出填词不一定要墨守四声,古人之词中早有先例,并认为:“无论词曲,是陶冶性灵之事,非梏桎性灵之事,……若于句之首字、三字,平仄亦不许移易,甚至通首平、上、去、入,一字不许移易,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词囚也。”这一论断不光说明他对词体研究之深,更表现出他有一种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可以说是当时沉闷词坛中的一声洪钟。

新中国的到来使他的生命又一次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他不是远离政治,也不是抱着旧式文人的逆反心态来挑新中国这头雄狮身上的虱子,而是以一种赞赏的目光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所以他能和陈毅畅所欲言,和总理灵犀相通,和主席促膝而谈。这一点是许多旧时代从事文学研究的文人难以做到的。他对主席说的几句话是他一生政治和文化阅历的切身体会,也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当年参加戊戌变法时的青年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的欣慰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