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荃孙艺术风格

博览群书

缪荃孙书风的最大得益是博览群书。博览群书是每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缪荃孙也不例外。他自小就十分喜爱读书，青年时代曾赴京应试，遇书辄购，中进士后，搜访异本，典衣购取，利用一切机会广收博集以充家藏，经过三十多年的遍访搜集，共收藏孤本、异本计十万余卷。1896年至1901年，张之洞聘缪荃孙主持江苏江宁钟山书院，当时南京为东南大都会，学者聚集，“故家藏庋，时时散出，苏沪密迩，估客奔辏，所收旧籍、金石、书画乃益富”。缪荃孙在《艺风堂友明书札》中，记录了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如汪鸣銮、叶衍兰、沈曾植、张之洞、梁鼎芬、叶德辉、王光廉、罗振玉等一百多人，都曾为缪代购、代抄或赠送过典籍。他在研读过程中还写读书笔记，去伪存真。缪荃孙的藏书在于利有，多是先为校刊，在从事这项学术活动中，他与当时许多著名学者、书法家、篆刻家交往甚密，进而形成互借藏书，交流治学心得的风气。在频繁的交往中，许多学者十分崇敬他的学问，更敬佩他的人品。博览群书为缪荃孙书法艺术风格的逐步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互交流

与同时代学者、书家、收藏家的交往是他书法艺术风格趋于成熟的关键。缪荃孙与赵尔巽、张季直、王壬秋被誉为清末民初四大才子。缪荃孙不仅在学术上享誉天下，且广搜天下名迹石刻拓片，整理探求并加以研究，从而使他的书法艺术逐步走向成熟。

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启蒙，首先应归功于四川学政张之洞。从同治六年（1867年）在四川应试中举后被张之洞召之门下为其编纂《书目答问》起，缪荃孙览遍张府所收藏的金石拓片及宋、元、明历代大家真迹，这一时期，缪的书法由明人恬俗的“台阁体”逐渐形成了自己清瞿、脱俗、劲爽的书法风格。除此之外，缪荃孙与康有为、梁启超、李瑞清、杨守敬、柳诒徵、张骞、洪钧、吴大澄、沈曾植、吴昌硕、黄牧甫、陆宝忠、梁鼎芬、汪洵等学者、书家、篆刻家的书信来往及日常酬唱中，有机会览阅了上至先秦下及明末的先贤遗迹，一种文人特有的书卷气息和流美不自觉地泄溢到缪荃孙的书法艺术中，一时间，使原来并没有多大书名的缪荃孙书迹抢手起来，诸多名人学士都为能得到他的一纸手书而备感荣耀。在缪荃孙与诸多学者的信札交往中，有不少人都谈到碑学与金石拓片及书法等方面的内容。这里选录几则：

洪钧在给缪荃孙的手书中说：“前日趋访，未值为怅，近日计当临池染翰，书折有现成者，乞赐数开为祷……”

吴大澄在给缪荃孙的信札中这样写道：“十八访碑后，翌日即宿古寺中，看山读书，万籁俱寂，碑目钞毕奉缴，内《夹江碧云亭记》下注拓本二字，是否原石已毁，仅见拓本，或尚未访得耶……”

王懿荣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说：“……《胆巴碑》墨本的真，跋已拟就，稍精壮时即书上，不至迟误。命题赵书《胆巴碑》，题就敬缴，袝并纳上，门生久病初愈，体气未复，书不能工，请费君阅后裁去，始觉干净。敬叩节喜，夫子大人。门人懿荣叩上。”

晚清篆刻家黄牧甫（1849—1908）在自己的记述中宋记道：“……在澄江艺风堂处览尽宋、元、明众多彝鼎、权量、镜铭、砖瓦、古陶及周魏诸刻石拓片，及其意趣，实乃受益，助吾印学……”

张之洞在给缪荃孙的信札中这样写道：“……昨为王崇庵书赏扇百有二十柄，礼扇小楷，每柄一千，费心感感，复请叔然三啊姻大人刻安，之洞再拜。”

由此可见，缪荃孙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其和当时名流的交往是分不开的。

遍览名碑

遍览名碑，广搜金石拓片使他的书法风格逐渐趋于成熟。缪荃孙学问渊博，尤精于金石碑帖之学，为近代书法艺术的空前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金石文字的收藏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至清末历传不衰，如钱大昕、孙星衍、赵之谦、吴大澄等均是收藏金石拓本的大家，而缪荃孙的收藏之富前所未有。光绪三年（1877年）缪荃孙在苏州碑版拓本4大箱，光绪二十二年又得金石拓本三千六百多种。《艺风堂收藏金石目序》中曾记载：有几次他在由川入京会试途中，“每逢阴崖古洞，破庙古城，怀笔舔墨，详悉记录，或手自椎拓，虽及危险之境，甘之如饴”。当他供职京师时，一方面尽力收购，另一方面又派人到顺天、易州、宣化、定州等处拓碑，去其重复、破损、模糊者、伪造像墓志者、无年月可考者共约一万八百余种，他亲自一一过目，一一考证研究，历时三年多始编成《艺风堂收藏金石目》，其内容包括题名及数量、撰写人、书体、碑额、刻时、所在地、按语或考订，后来在这本目录的基础上，又编撰了《江苏金石志》24卷，著录详尽，录诸家题跋较有特色。缪荃孙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收藏并亲自过目的金石拓片逾两万，这些金石拓片的数量是任何一朝代、任何一位学者、书家所不能看到的。正是由于缪荃孙对金石文字、名迹碑拓的遍访与探求，那种勤奋、执著、顽强、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是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缪荃孙的书法艺术逐渐走向成熟。

淡泊宁静

淡泊宁静的生活为缪荃孙书艺风格的形成起了水到渠成的作用。缪荃孙渊博的知识，儒雅的风度，在学界有着较高的盛名，他礼待四方学士，与人为善，交游广阔，但对于名利他却淡泊处之。他从39岁（光绪八年）起到75岁（民国8年）去世的长达37年的时间里，所刻书目达一百多种，此期间他主要在京师、川中、广东、湖北等地活动，由于在京师生活的不如意，就投奔他的恩师张之洞，这段生活在缪自订的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精室三间，加廊回合，北望钟山，植梧桐、杨柳、海棠、芙蓉、梅、桂、松数十株，屋后丛竹数百竿，一方池有芙渠焉，消夏坐卧至此景为闲适……”好一派刘子骥式的隐士风风，在这样安静、闲适、清雅的回廊水榭之间读书、校碑、品茶、赏帖，确能养性怡情，这是文人学士在事业、生活、仕途上遇到挫折时最向往的场所，缪荃孙在这样的环境中百忧皆忘，潜心临池，广交翰友，使他的书法日有长进。

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15年时间里，缪荃孙是在六朝古都南京度过的。这一时期，他生活闲适，事业有成，与同好广泛交游，又受到朝廷重臣青睐，可谓春风得意。这段时间是他事业上的顶峰，不仅是他在工作、学习、收藏上的黄金季节，也是他书法艺术成熟的季节，这时的刻书《云自在龛丛书》、《藕香零拾》、《对雨楼丛书》、《烟画东堂小品》等问世，为他的晚年生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15年的刻书生涯以及其淡于名利、勤于学问的心态为他的书法艺术进一步日趋成熟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书法艺术

第一阶段：同治二年至十三年（1863年—1874年）。

第二阶段：光绪元年至光绪十三年（1875年—1904年）。

第三阶段：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8年（1905年—1919年）。

自1863年至20岁的缪荃孙第一部诗集刊行，到1874年的11年间，他先到成都从汤秋史研究文史，开始研究考订之学，24岁应试获举，25岁进京参加会试，27岁再次进京参加翌年的会试而名落孙山，由于科场的挫折，他曾一度消沉。这一时期，他的书法较为保守地承袭了明朝书风（即帖学盛行期），在字法晋唐的基础上融合董其昌的笔法，此后由于帖学的时尚发生了变化，馆阁体成了一时的时尚，“馆阁体”的形成虽不及于书法艺术的本质，但人有学字的一般意义，它字法工稳、匀称，得到朝廷的一致喜爱，折射出宫廷的审美时尚。馆阁体程式成熟后，有艺术敏悟力的书法家逐渐意识到必须改弦易辙，至少不能在萎弱的抄书体道路上再自我陶醉了。此期间，缪荃孙的书法较为工稳，并没有多大特色，但日日临池成了他消遣余暇的最好办法，临习最多的要数“二王”及米芾，至今，我们还可以从他晚年的作品中得到证明。

自1875年在张之沿门下一直到1904年创办江南图书馆前夕的近三十年时间内，缪荃孙从一位无名的刻书、校工书一跃而成为大学者、收藏家、鉴赏家，这一时期，他读书万卷，广搜博览，潜心研习，吟诗交游，使他的书法艺术出现了质的飞跃，书法由先时的恬俗逐渐形成爽劲、清峻的风格，他遍临自唐宋至元明历代名帖及金石碑拓，从汉代的砖文到唐代的写经，自宋代的刻石至明代的狂草他，都系统地研习过，且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笔记，这对于他的书法艺术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康有为的“尊碑论”和与同时代书法、金石家的诗文信札来往也使缪荃孙能够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与书体承袭中得到较大启发，从而使他能把握住书法艺术的主流，脱去明人的弊俗，走向成熟的彼岸。

自1905年至1919年14年时间内，缪荃孙的书法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风清瞿、老辣、浑然天成。我们不妨从他晚年的一幅书作中作一叙述：

此幅为自作诗书作（见右图）：“独爱清寒境，来折淡荡人，凄凉今日事，酝酿古时春，荆棘犹悲晋，文词陋美新，四翁三百岁，行乐及芳辰，华表归来鹤，如逢古道人，老梅三径绕，修竹四时春，岁月真虚度，江山已渐渐，小诗谁点笔，我欲访潘辰。”此作可谓人品、诗品、书品俱佳，笔法起收肯定洁净，行运洒脱无碍，瘦不露骨，肥不涨墨，转折精到，驻发含蕴，故能早畅而不露，清峻而不薄，全幅行草正文五行，落款“荃孙呈草”四字另起。由于作者深得书道妙旨，故虽信笔写来，却行距疏朗，布白匀整，字无雷同，变化有致，如“春’字有二，形虽同但前大后小，前略草后稍工，节奏时而婉畅，时而奔放。“乐及”二字相呼应，“辰”顿笔截住，故幅式虽小，字数虽少，却有“导之即泉注，顿之则山安”的情致，十分耐人寻味。这幅书的用墨枯润相间，浓淡得宜，恰切地表现了作者晚年挥毫运腕时的心迹，也体现了清末民初书坛的大致境况，整幅书作能在自然中显得洒脱，脱俗之后富有才情和诗意表达的闲情逸致相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