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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
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2年春，范永祥在13户互助组的基础上，办起全县第一个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7月20日，县委批准正式成立)，按各户土地的土质和水利条件，评定常年产量，作为土地分红依据。耕牛及大型农具折价归社，折价款分两年付清。收益分配比例分别为：劳动报酬部分占纯收入50％，土地股份分红占40％，提留公积金占10％。是年冬与范树芳初级社合并，扩大到59户，227人，划分4个劳动组，实行定工、定肥、定产、定质、定时责任制，超产奖励，减产赔偿。1953年春，全县共有初级社10个，其中长岭区3个(范永祥、杨柳青、赵秀峰)，华阳区2个(聂旺松、江金水)，吉水区2个(周茂松、孔令安)，还有鸦滩区郝树胜社、赛口区徐国良社、新坝区徐寿荣社。各社通过民主选举，建立社务委员会，设正、副社长和会计、保管员。是年夏天，出现45个自发社，因条件不成熟，多数改为互助组。1954年秋后，共批办42个初级社，1955年3月整顿农业社，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秋收前发展到362个。10月，县委召开各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毛泽东主席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右倾思想，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各乡成立办社委员会，配专职办社指导员。根据农户对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和生活状况以及政治觉悟程度，排出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新上中农、老上中农等五种成份。在贫农、下中农中物色建党对象和选拔办社骨干。到11月下旬，全县新建初级社524个，加上原有老社，入社农户达36134户，占总农户的52％。1956年1月，再次扩建、合并农业社，全县新、老初级社有564个，48931户，连同23个高级社10851户，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0％。
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12月，宝塔乡聂旺松带头试办全县第一个以取消土地分红、按劳分配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宝塔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除按每人划分0.1亩菜地由农户自营外，其余由集体统一经营。通过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下设生产队，按水利、土质等条件，划分各队的耕作区，评定作物产量，制订劳动定额，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费用)到队，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进行分配。1955年冬，全县又试办22个高级社，连同宝塔高级社，入社农户共10851户。1956年春，将270个初级社合并转为202个高级社，秋后又将一批初级社扩并、升级。由于步子快、时间短，有些个体农户没有经过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就一步跨入高级社，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干部的管理水平与迅猛的体制变革一时不相适应，因而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一些混乱局面。有的地方耕牛、农具折价偏低，侵犯一部分农民利益；有的社春耕生产时还未定工、定产到队。长岭、杨林、团山3个乡部分农业社劳力组合不当，生产责任不明，形成“五不干”：干部不带队不干，人不到齐不干，人少不干，路远不干，重活不干。1956年冬，开展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富裕农民思想”的批判，整顿、巩固高级社。1957年将全县229个高级社和264个初级社再次扩并、升级，办成374个高级社，100户以下的120个，100户以上到300户的204个，300户以上到500户的27个，500户以上到800户的21个，800户以上的2个。入社农户占总农产的99.8％，全县农村实现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1952年至1957年，除1954年遭受毁灭性水灾外，农村经济逐年发展，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分别从162元和57元上升到204元和72元。1958年春，高级社合并为322个。
三、人民公社
组织规模1958年9月初，试办人民公社，中旬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高潮，至9月18日，全县322个高级社已并为19个人民公社。万户以上的1个，5000户以上的1个，4000户到5000户的5个，3000户到4000户的5个，2000户到3000户的5个，1000户以上的2个。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体”、“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公社管理委员会一般设有农林水、武装保卫、文教卫生、财粮贸易、多种经济、民政福利、交通运输等部门和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机构，公社下设管理区，管理区下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小产小组是组织劳动生产的基层单位。全县共设大队379个，生产队2044个，并拆除各户锅灶，开办集体食堂1452个。
1960年2月，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实行一区一社，每社都在万户以上，原公社改为管理区。领导力量薄弱的地方，管理区下设中心大队，分管两三个生产大队，并将原有的2581个生产队并为653个，平均每个生产队100户以上。秋后有集体食堂2366个。是年冬，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纠正“五风”，1961年春，撤销集体食堂，恢复私人锅灶。将生产队划小，并将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大体固定到生产队使用。6月，将全县6个公社划为28个公社。此后，公社规模，除个别调整外，基本稳定。
核算单位人民公社化初期，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原有社队之间存在的差别全被拉平。公社范围内财产、物资、土地、劳力和私人的桌凳、炊具等，均被无偿调用。1959年3月16日，县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中共中央2月郑州会议精神，改单一的公社所有制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三包”。1961年秋季10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县委决定以城西大队为试点，推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2年春，全面推开，按照“一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进行了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四固定”：土地所有权仍归大队，固定给生产队长期使用；劳力由各生产队支配，不得随意抽调；耕畜和大型农具，一般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大队无力偿还的债务，分摊给生产队。
经营管理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计划管理。社、队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进行。1958年社员自留地、饲料地收归集体统一经营。生产队作物种植面积、复种指数和产量指标均按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安排。品种选用和生产措施，均自上而下作硬性规定，形成生产上的瞎指挥，生产计划严重脱离客观实际。是年全县粮食计划总产3.3亿斤，比1957年实绩增加一倍多，结果只完成50.9％；皮棉计划总产1560万斤，只完成43.5％。1959年提出“粮食双千斤，棉花八零零”的口号，粮食计划总产8.9亿斤，实际只完成17.75％，皮棉计划总产8000万斤，只完成7.18％。1961年春，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要求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安排生产。并按生产队总耕地面积的5％～7％划分自留地。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自由种植”，强化计划管理，将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和生产措施逐田落实。1965年，凉泉公社民主大队先锋生产队，落实春耕生产计划时，实行“五到田”：作物茬口到田，计划产量到田，耕作质量到田，施肥数量到田，管理措施到田。1968年，强调“以粮为纲”，控制家庭副业，紧缩自留地。1975年收回自留地5479亩，1976年收回6048亩，1977年再次收回5160亩。新坝公社95条私人渔船、122部私人板车和3部私人轧花机，均收归集体，并关闭私人修配厂1个、私人豆腐坊3所。城关镇吉水大队70部私人板车和30多套私人渔具均全部收回。为落实生产计划，将预计的全年产品、产量、财务收支和劳力投入与收益分配综合起来，编制“一年早知道”。1978年春耕生产时，全县有3134个生产队制订“一年早知道”，对社员应做的基本劳动日和应投的基本肥以及预算的分配收入，均试算到户，公布上墙。二是劳动管理。人民公社初期，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全县劳力编为19个团，128个营，699个连，7302个班，以大兵团作战形式进行生产。规定男社员每月劳动28天，女社员劳动27天。1960年推行基本劳动日制度，凡有劳动能力的社员，规定每天、每月和全年应做工数，无故不完成基本劳动日的，扣发饭票。1961年底至1962年，推行“责任田”，犁田、插秧、收割、兴修、救灾等大农活，以队评工记分，小农活包工到户。1962年收回“责任田”的生产队，实行“三基本”(基本工分、基本口粮、基本肥料)制度，规定每个社员，每月、全年应做工分和每户应交肥料；在分配粮食时，除按人口分基本口粮外，还按工、按肥分粮。评工记分方法，有按定额记工、按时记工加评议、按底分活评等种。由于农活复杂、零星、多变，劳动定额项目繁多，评工记分工作量大，难以长期坚持，多数生产队是按各人的劳动底分记工，农忙时干重活，不同劳动底分，工分按一定比例上升。1968年以后，提倡记“大寨工”，10天半月一评，结果由队长报工，会计估工，记成“大概工”、“太阳工”，形成干活大呼隆，记的一样工。1968年到1977年，劳力连年被平调，加之非生产人员过多，劳力负担过重。翠岭公社莲花大队永兴生产队，30户，160人，84个劳力，1976冬到1977年春，挑大治圩、东隔堤和大队基建用工以及大队医疗室人员、宣传队、民办教师、大小队干部补贴工，合计负担3300个工，平均每户负担110个，每个劳力负担39个。不仅用工多，而且粮钱开支大。1977年，大桥公社枫塘大队，劳力参加县、社工程建设，补贴费共计37335元(包括补粮折款)，占全大队社员当年分配部分的28％。经过连续多年的劳动积累，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取得长期效益。1968到1969年，加固江堤，共完成土方267万立方米。1971到1975年，平整深翻土地68813亩，开挖沟渠564条，旱地改水田33913亩，改良土壤6万亩。1976年冬到1977年春，组织13万多劳力，挖渠道562条，兴建扩建塘堰、水库77座，筑堤9.45公里，平整土地48300亩，深翻改良土壤47300亩，旱地改水田3500亩，兴建排灌站13座。三是财务管理。1958年，由公社统一建账建制，设财务科，大队、生产队分别设会计、统计员，公社将生产费和管理费下拨到大队包干使用。1959年，公社一级财务骨干18人中，有12人抽作其他工作，财务管理一度出现混乱局面。“五风”严重的杨林公社伯跃大队，贪污挪用公款和物资的干部29人。从1959年午季开始，由大队核算，并建帐建制，设主办会计和统计员。1960年12月到1961年5月，清理大办人民公社时被“一平二调”的集体和私人财物，全县退赔354万元(含退赔物资折款)。1961年冬到1962年春，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公社、大队除分别设会计外，并分别确定1名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管理财务。生产队设会计、保管员，实行三级建帐建制。历次政治活动，都将财务清理列为主要内容之一。1964年“四清”运动，查处了一批贪污挪用公款干部。全县退赃还款的2557人，合计退赔128974元(包括实物折款)。1965年8月，以华阳公社新农村大队为试点，推行“五榜”上墙制度，即现金收入逐日公开榜，实物收付逐日公开榜，劳动工分逐日公开榜，社员交肥公开榜，社员预支公开榜。由公社财务主任会同有关部门财会人员，审查大队、生产队财务帐目。1970年以后，由贫下中农推选代表，组成生产队民主理财小组，实行财务公开，但贪污挪用和铺张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1976年路线教育运动中，立案177人中，经济案件50人。人民公社后期，各项开支过大，超支借支现象逐年增多，集体经济日益薄弱，到1977年秋后，全县有49070超支户，占当时总农户的52％，共超支借支1575.3万元，欠国家贷款357万元。许多生产队公共积累只存帐面数。杨林公社华林大队先进生产队，27户，18户超支，占总农户的66％，超支款5008元，欠外债3423元，其中欠国家贷款1550元，欠农业税929元，欠预购定金168元，欠外队借款976元。1978年12月，对各级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金、物料以及基层干部贪污挪用、乱支乱借、大吃大喝等方面问题进行一次清理，部分公社进行了退赔。鸦滩公社退赔现金18000元，码头公社退赔4500元。
收益分配1958年到1960年，采取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配，开办集体食堂，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因农村经济形势严峻，饭菜吃不饱，工资无从发。有的地方不但无钱可分，甚至支大于收。长岭公社长岭大队，1959年实际收入212000元，而浮夸的定产收入达344400元，空产收入132400元，决分时仍按浮夸的定产收入试算分配到户，结果户户超支，队队赔产。1961年取消供给制，恢复按劳分配制度。1962年以后，生产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实行午季预支和年终决分。社员分配总额，一般占总收入的60％以上。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到1978年实行责任制以前的21年中，人均收入有4年超100元，其中1978年达110元。因超支逐年增加，不少生产队分配不能兑现。1977年年终分配时，全县3156个核算单位，分配不能全部兑现的432个，无现金分配的588个，公积金分空倒挂的332个。口粮分配比例是：70％～80％按人门，20％～30％按工分。全县人均占有分配粮食标准，一般年景500斤左右，标准最高的是1978年，人均590斤。最低的是人民公社初期，1958年1452个集体食堂，有781个1日供应三餐稀饭。1959年大部分集体食堂实行“粮菜混吃”。1960年全县人均口粮280斤，集体食堂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是年12月人均存粮68斤，吃到翌年5月午季登场，人均每月13.6斤原粮。由于粮食紧缺，造成人口外流、非正常死亡和浮肿病现象的发生。码头公社灯塔大队，1959年因浮肿病死亡69人。
四、责任制
责任田1960年秋，长岭公社天甫大队刘官保生产队，暗地里按人口、劳力各半比例划分土地，包工、包产、包费用到户。县委发现后，队长王木生受批判。1961年3月10日，县委根据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推行责任田。次日，以城西大队一里生产队为试点，划分土地，定工、定产、定费用到户，至3月26日，全县除宝塔大队都推行责任田制。各队在坚持计划、分配、抗灾、大农活、水利五统一的前提下，按土质、水利等条件，逐丘评定作物产量，按人、劳比例或按人口划分各户耕种面积，生产费用和山间管理的小农活工亦分别定到户。犁田、播种、收割、挑运、管水、养牛、抗灾和其他大农活工，按劳动底分分摊，由队或组安排出勤和记工。耕牛和大型农具固定到组统一使用。3月30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总结交流推行责任田经验，与会者反映，实行责任田后有“六多”：社员出勤多，干部参加生产多，积肥多，添置农具多，串换良种多，发展家禽家畜的多。是年，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产量上升，超产幅度相应增大。7月因受旱灾，又调低定产指标，形成队队减产，户户丰收。县外流人口大部分回归。苏北等外地人口纷纷流入，聚散于城关、华阳、杨湾、青草湖等处。机关、工厂部分干部、职工，亦退职回家种责任田。
1962年3月，安徽省委作出改正责任田的决定，认为推行责任田犯了所谓方向性错误。县委决定上半年只在宝塔大队(是年春才开始推行责任田)改一个生产队(丰收队)。是年粮食统计产量1.65亿斤，农户平均超产30％左右。秋后，县委书记处书记马青山到鸦滩、长岭、凉泉3个区的5个生产队，进行农村经济抽样调查，超产较少的是码头公社褒隐生产队，粮食定产31595斤，实收37914斤。超产较多的为古炉公社新建生产队，粮食定产45519斤，实收65887斤。10月15日暮途穷，县委工作组又以城西大队为改正责任田的试点。12月中旬，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批判所谓“责任田的危害”，安排1962年、1963年和1964年各改三分之一。1963年底，“四清”运动开始，责任田全部收回。
家庭承包制1978年冬到1979年春，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部分生产队开始推行临时包工、季节包工，按定额记工，并逐步建立联产计酬责任制。1979年7月，全县3927个生产队中，有2251个生产队推行临时包工和季节包工，有600个队包工、包产、包费用到组。“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春卖甘蔗夏种瓜，秋作买卖冬摸虾”的杨湾公社丰乐大队先进生产队，于是年5月率先按“人四劳六”比例划分土地，包产到户。年底，全县实行联产计酬的有1309个，其中118个队包产到户。
1980年2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制止包产到户。夏种以后，不少生产队暗地里由责任制形式转为包产到户，转得最多的是杨湾、泊湖两公社。冬季，全县4694个生产队中，包产到户的有1569个。1981年1月，县里制定《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经营管理试行办法草案》，对承包土地的办法、收益分配、财务管理、多种经营责任制以及“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安排等，均作了具体规定。是年春，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有3534个，占生产队总数的71％。夏季，大部分生产队都由包产到户转为包干到户，实行家庭承包制。土地按人口重新划分。为防止掠夺式的生产，保持承包到户的土地相对稳定，一定3年或5年不动。有的地方留少数机动地暂时划给各户耕种，农户人口增减依次在机动地内划拨。生产队与承包产双方签订合同书，分午秋两季兑现。合同内容，列承包土地面积、国家下达的各种作物面积、产量指标和各项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农业税以及大队、生产队规定各项提留经费与国家拟下拨的奖售物资。生产队不再进行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农户按合同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1982年，全县生产万斤粮的有948户，全县人均收入196元。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1982年，县里确定300户左右的大队固定补贴3人(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300户以上的大队不得超过4人，200户左右的大队补贴2人，其余干部按误工补贴。生产队一级，保留队长、会计两名干部，并削减其他不必要的提留项目和提留金额。白沙公社在1983年签订合同时，经逐项核减后，公共提留总额，由1982年的24905元减少到18490元。
专业承包“两户一体”实行包干到户以后，由包田包地扩大到包山、包水、包厂(场)，出现多形式多层次的经济实体，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鸦滩公社长丰大队55亩茶山，由4人承包，向大队交利润。漳湖公社100多台手扶拖拉机，进行了专业承包。继后又发展到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联合经营和各种专业的个体经营，出现“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新经济联合体)。有种植、养殖、畜牧、加工、交通运输、饮食服务、商业、修配、建筑等行业。1982年，白沙乡祖跃华等40户农民合股投资2.67万元，承包30亩水面，办珍珠养殖场，3年收入12万多元。1983年，团山乡东升村方应如与长岭供销社联合承包13亩荒山，种植柑橘，方负责经营管理，供销社支持无息贷款4850元，并提供肥料、农药、技术等综合服务，包销产品。1984年，华阳区有私人三轮车101辆、手扶拖拉机和六轮运输车124部、木帆船163艘。是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首次超过300元，产值10万元以上经济联合体6个，人均收入400元以上的行政村45个，人均收入400元以上的乡4个。1985年农村人均收入324元。1987年农村人均收入360元，农村社会总产值3.7513亿元(当年价，下同)，比1986年3.0841亿元增长21.63％。其中农村工业、建筑、运输、商业、饮食等业以及农民进入城镇办各种行业产值共达13853万元，比1986年9576万元增长44.66％。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由于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尚不配套，出现农民“卖粮难”、“买化肥难”等问题，一些地方的水利工程和道路、桥梁失修。花凉亭水库灌区南北分干渠，扩建后的1973年实灌面积13万亩，1984年实灌面积不到10万亩。同时，随着农村建房和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耕地呈现逐渐减少趋势。
1986年度农村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基本情况
1952年春，范永祥在13户互助组的基础上，办起全县第一个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7月20日，县委批准正式成立)，按各户土地的土质和水利条件，评定常年产量，作为土地分红依据。耕牛及大型农具折价归社，折价款分两年付清。收益分配比例分别为：劳动报酬部分占纯收入50％，土地股份分红占40％，提留公积金占10％。是年冬与范树芳初级社合并，扩大到59户，227人，划分4个劳动组，实行定工、定肥、定产、定质、定时责任制，超产奖励，减产赔偿。1953年春，全县共有初级社10个，其中长岭区3个(范永祥、杨柳青、赵秀峰)，华阳区2个(聂旺松、江金水)，吉水区2个(周茂松、孔令安)，还有鸦滩区郝树胜社、赛口区徐国良社、新坝区徐寿荣社。各社通过民主选举，建立社务委员会，设正、副社长和会计、保管员。是年夏天，出现45个自发社，因条件不成熟，多数改为互助组。1954年秋后，共批办42个初级社，1955年3月整顿农业社，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秋收前发展到362个。10月，县委召开各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毛泽东主席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右倾思想，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各乡成立办社委员会，配专职办社指导员。根据农户对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和生活状况以及政治觉悟程度，排出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新上中农、老上中农等五种成份。在贫农、下中农中物色建党对象和选拔办社骨干。到11月下旬，全县新建初级社524个，加上原有老社，入社农户达36134户，占总农户的52％。1956年1月，再次扩建、合并农业社，全县新、老初级社有564个，48931户，连同23个高级社10851户，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0％。
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12月，宝塔乡聂旺松带头试办全县第一个以取消土地分红、按劳分配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宝塔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除按每人划分0.1亩菜地由农户自营外，其余由集体统一经营。通过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下设生产队，按水利、土质等条件，划分各队的耕作区，评定作物产量，制订劳动定额，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费用)到队，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进行分配。1955年冬，全县又试办22个高级社，连同宝塔高级社，入社农户共10851户。1956年春，将270个初级社合并转为202个高级社，秋后又将一批初级社扩并、升级。由于步子快、时间短，有些个体农户没有经过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就一步跨入高级社，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干部的管理水平与迅猛的体制变革一时不相适应，因而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一些混乱局面。有的地方耕牛、农具折价偏低，侵犯一部分农民利益；有的社春耕生产时还未定工、定产到队。长岭、杨林、团山3个乡部分农业社劳力组合不当，生产责任不明，形成“五不干”：干部不带队不干，人不到齐不干，人少不干，路远不干，重活不干。1956年冬，开展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富裕农民思想”的批判，整顿、巩固高级社。1957年将全县229个高级社和264个初级社再次扩并、升级，办成374个高级社，100户以下的120个，100户以上到300户的204个，300户以上到500户的27个，500户以上到800户的21个，800户以上的2个。入社农户占总农产的99.8％，全县农村实现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1952年至1957年，除1954年遭受毁灭性水灾外，农村经济逐年发展，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分别从162元和57元上升到204元和72元。1958年春，高级社合并为322个。
三、人民公社
组织规模1958年9月初，试办人民公社，中旬掀起大办人民公社高潮，至9月18日，全县322个高级社已并为19个人民公社。万户以上的1个，5000户以上的1个，4000户到5000户的5个，3000户到4000户的5个，2000户到3000户的5个，1000户以上的2个。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体”、“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公社管理委员会一般设有农林水、武装保卫、文教卫生、财粮贸易、多种经济、民政福利、交通运输等部门和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机构，公社下设管理区，管理区下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小产小组是组织劳动生产的基层单位。全县共设大队379个，生产队2044个，并拆除各户锅灶，开办集体食堂1452个。
1960年2月，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实行一区一社，每社都在万户以上，原公社改为管理区。领导力量薄弱的地方，管理区下设中心大队，分管两三个生产大队，并将原有的2581个生产队并为653个，平均每个生产队100户以上。秋后有集体食堂2366个。是年冬，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纠正“五风”，1961年春，撤销集体食堂，恢复私人锅灶。将生产队划小，并将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大体固定到生产队使用。6月，将全县6个公社划为28个公社。此后，公社规模，除个别调整外，基本稳定。
核算单位人民公社化初期，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原有社队之间存在的差别全被拉平。公社范围内财产、物资、土地、劳力和私人的桌凳、炊具等，均被无偿调用。1959年3月16日，县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中共中央2月郑州会议精神，改单一的公社所有制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三包”。1961年秋季10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县委决定以城西大队为试点，推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2年春，全面推开，按照“一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进行了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四固定”：土地所有权仍归大队，固定给生产队长期使用；劳力由各生产队支配，不得随意抽调；耕畜和大型农具，一般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大队无力偿还的债务，分摊给生产队。
经营管理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计划管理。社、队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进行。1958年社员自留地、饲料地收归集体统一经营。生产队作物种植面积、复种指数和产量指标均按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安排。品种选用和生产措施，均自上而下作硬性规定，形成生产上的瞎指挥，生产计划严重脱离客观实际。是年全县粮食计划总产3.3亿斤，比1957年实绩增加一倍多，结果只完成50.9％；皮棉计划总产1560万斤，只完成43.5％。1959年提出“粮食双千斤，棉花八零零”的口号，粮食计划总产8.9亿斤，实际只完成17.75％，皮棉计划总产8000万斤，只完成7.18％。1961年春，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要求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安排生产。并按生产队总耕地面积的5％～7％划分自留地。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自由种植”，强化计划管理，将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和生产措施逐田落实。1965年，凉泉公社民主大队先锋生产队，落实春耕生产计划时，实行“五到田”：作物茬口到田，计划产量到田，耕作质量到田，施肥数量到田，管理措施到田。1968年，强调“以粮为纲”，控制家庭副业，紧缩自留地。1975年收回自留地5479亩，1976年收回6048亩，1977年再次收回5160亩。新坝公社95条私人渔船、122部私人板车和3部私人轧花机，均收归集体，并关闭私人修配厂1个、私人豆腐坊3所。城关镇吉水大队70部私人板车和30多套私人渔具均全部收回。为落实生产计划，将预计的全年产品、产量、财务收支和劳力投入与收益分配综合起来，编制“一年早知道”。1978年春耕生产时，全县有3134个生产队制订“一年早知道”，对社员应做的基本劳动日和应投的基本肥以及预算的分配收入，均试算到户，公布上墙。二是劳动管理。人民公社初期，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全县劳力编为19个团，128个营，699个连，7302个班，以大兵团作战形式进行生产。规定男社员每月劳动28天，女社员劳动27天。1960年推行基本劳动日制度，凡有劳动能力的社员，规定每天、每月和全年应做工数，无故不完成基本劳动日的，扣发饭票。1961年底至1962年，推行“责任田”，犁田、插秧、收割、兴修、救灾等大农活，以队评工记分，小农活包工到户。1962年收回“责任田”的生产队，实行“三基本”(基本工分、基本口粮、基本肥料)制度，规定每个社员，每月、全年应做工分和每户应交肥料；在分配粮食时，除按人口分基本口粮外，还按工、按肥分粮。评工记分方法，有按定额记工、按时记工加评议、按底分活评等种。由于农活复杂、零星、多变，劳动定额项目繁多，评工记分工作量大，难以长期坚持，多数生产队是按各人的劳动底分记工，农忙时干重活，不同劳动底分，工分按一定比例上升。1968年以后，提倡记“大寨工”，10天半月一评，结果由队长报工，会计估工，记成“大概工”、“太阳工”，形成干活大呼隆，记的一样工。1968年到1977年，劳力连年被平调，加之非生产人员过多，劳力负担过重。翠岭公社莲花大队永兴生产队，30户，160人，84个劳力，1976冬到1977年春，挑大治圩、东隔堤和大队基建用工以及大队医疗室人员、宣传队、民办教师、大小队干部补贴工，合计负担3300个工，平均每户负担110个，每个劳力负担39个。不仅用工多，而且粮钱开支大。1977年，大桥公社枫塘大队，劳力参加县、社工程建设，补贴费共计37335元(包括补粮折款)，占全大队社员当年分配部分的28％。经过连续多年的劳动积累，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取得长期效益。1968到1969年，加固江堤，共完成土方267万立方米。1971到1975年，平整深翻土地68813亩，开挖沟渠564条，旱地改水田33913亩，改良土壤6万亩。1976年冬到1977年春，组织13万多劳力，挖渠道562条，兴建扩建塘堰、水库77座，筑堤9.45公里，平整土地48300亩，深翻改良土壤47300亩，旱地改水田3500亩，兴建排灌站13座。三是财务管理。1958年，由公社统一建账建制，设财务科，大队、生产队分别设会计、统计员，公社将生产费和管理费下拨到大队包干使用。1959年，公社一级财务骨干18人中，有12人抽作其他工作，财务管理一度出现混乱局面。“五风”严重的杨林公社伯跃大队，贪污挪用公款和物资的干部29人。从1959年午季开始，由大队核算，并建帐建制，设主办会计和统计员。1960年12月到1961年5月，清理大办人民公社时被“一平二调”的集体和私人财物，全县退赔354万元(含退赔物资折款)。1961年冬到1962年春，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公社、大队除分别设会计外，并分别确定1名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管理财务。生产队设会计、保管员，实行三级建帐建制。历次政治活动，都将财务清理列为主要内容之一。1964年“四清”运动，查处了一批贪污挪用公款干部。全县退赃还款的2557人，合计退赔128974元(包括实物折款)。1965年8月，以华阳公社新农村大队为试点，推行“五榜”上墙制度，即现金收入逐日公开榜，实物收付逐日公开榜，劳动工分逐日公开榜，社员交肥公开榜，社员预支公开榜。由公社财务主任会同有关部门财会人员，审查大队、生产队财务帐目。1970年以后，由贫下中农推选代表，组成生产队民主理财小组，实行财务公开，但贪污挪用和铺张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1976年路线教育运动中，立案177人中，经济案件50人。人民公社后期，各项开支过大，超支借支现象逐年增多，集体经济日益薄弱，到1977年秋后，全县有49070超支户，占当时总农户的52％，共超支借支1575.3万元，欠国家贷款357万元。许多生产队公共积累只存帐面数。杨林公社华林大队先进生产队，27户，18户超支，占总农户的66％，超支款5008元，欠外债3423元，其中欠国家贷款1550元，欠农业税929元，欠预购定金168元，欠外队借款976元。1978年12月，对各级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金、物料以及基层干部贪污挪用、乱支乱借、大吃大喝等方面问题进行一次清理，部分公社进行了退赔。鸦滩公社退赔现金18000元，码头公社退赔4500元。
收益分配1958年到1960年，采取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配，开办集体食堂，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因农村经济形势严峻，饭菜吃不饱，工资无从发。有的地方不但无钱可分，甚至支大于收。长岭公社长岭大队，1959年实际收入212000元，而浮夸的定产收入达344400元，空产收入132400元，决分时仍按浮夸的定产收入试算分配到户，结果户户超支，队队赔产。1961年取消供给制，恢复按劳分配制度。1962年以后，生产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实行午季预支和年终决分。社员分配总额，一般占总收入的60％以上。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到1978年实行责任制以前的21年中，人均收入有4年超100元，其中1978年达110元。因超支逐年增加，不少生产队分配不能兑现。1977年年终分配时，全县3156个核算单位，分配不能全部兑现的432个，无现金分配的588个，公积金分空倒挂的332个。口粮分配比例是：70％～80％按人门，20％～30％按工分。全县人均占有分配粮食标准，一般年景500斤左右，标准最高的是1978年，人均590斤。最低的是人民公社初期，1958年1452个集体食堂，有781个1日供应三餐稀饭。1959年大部分集体食堂实行“粮菜混吃”。1960年全县人均口粮280斤，集体食堂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是年12月人均存粮68斤，吃到翌年5月午季登场，人均每月13.6斤原粮。由于粮食紧缺，造成人口外流、非正常死亡和浮肿病现象的发生。码头公社灯塔大队，1959年因浮肿病死亡69人。
四、责任制
责任田1960年秋，长岭公社天甫大队刘官保生产队，暗地里按人口、劳力各半比例划分土地，包工、包产、包费用到户。县委发现后，队长王木生受批判。1961年3月10日，县委根据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推行责任田。次日，以城西大队一里生产队为试点，划分土地，定工、定产、定费用到户，至3月26日，全县除宝塔大队都推行责任田制。各队在坚持计划、分配、抗灾、大农活、水利五统一的前提下，按土质、水利等条件，逐丘评定作物产量，按人、劳比例或按人口划分各户耕种面积，生产费用和山间管理的小农活工亦分别定到户。犁田、播种、收割、挑运、管水、养牛、抗灾和其他大农活工，按劳动底分分摊，由队或组安排出勤和记工。耕牛和大型农具固定到组统一使用。3月30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总结交流推行责任田经验，与会者反映，实行责任田后有“六多”：社员出勤多，干部参加生产多，积肥多，添置农具多，串换良种多，发展家禽家畜的多。是年，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产量上升，超产幅度相应增大。7月因受旱灾，又调低定产指标，形成队队减产，户户丰收。县外流人口大部分回归。苏北等外地人口纷纷流入，聚散于城关、华阳、杨湾、青草湖等处。机关、工厂部分干部、职工，亦退职回家种责任田。
1962年3月，安徽省委作出改正责任田的决定，认为推行责任田犯了所谓方向性错误。县委决定上半年只在宝塔大队(是年春才开始推行责任田)改一个生产队(丰收队)。是年粮食统计产量1.65亿斤，农户平均超产30％左右。秋后，县委书记处书记马青山到鸦滩、长岭、凉泉3个区的5个生产队，进行农村经济抽样调查，超产较少的是码头公社褒隐生产队，粮食定产31595斤，实收37914斤。超产较多的为古炉公社新建生产队，粮食定产45519斤，实收65887斤。10月15日暮途穷，县委工作组又以城西大队为改正责任田的试点。12月中旬，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批判所谓“责任田的危害”，安排1962年、1963年和1964年各改三分之一。1963年底，“四清”运动开始，责任田全部收回。
家庭承包制1978年冬到1979年春，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部分生产队开始推行临时包工、季节包工，按定额记工，并逐步建立联产计酬责任制。1979年7月，全县3927个生产队中，有2251个生产队推行临时包工和季节包工，有600个队包工、包产、包费用到组。“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春卖甘蔗夏种瓜，秋作买卖冬摸虾”的杨湾公社丰乐大队先进生产队，于是年5月率先按“人四劳六”比例划分土地，包产到户。年底，全县实行联产计酬的有1309个，其中118个队包产到户。
1980年2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制止包产到户。夏种以后，不少生产队暗地里由责任制形式转为包产到户，转得最多的是杨湾、泊湖两公社。冬季，全县4694个生产队中，包产到户的有1569个。1981年1月，县里制定《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经营管理试行办法草案》，对承包土地的办法、收益分配、财务管理、多种经营责任制以及“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安排等，均作了具体规定。是年春，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有3534个，占生产队总数的71％。夏季，大部分生产队都由包产到户转为包干到户，实行家庭承包制。土地按人口重新划分。为防止掠夺式的生产，保持承包到户的土地相对稳定，一定3年或5年不动。有的地方留少数机动地暂时划给各户耕种，农户人口增减依次在机动地内划拨。生产队与承包产双方签订合同书，分午秋两季兑现。合同内容，列承包土地面积、国家下达的各种作物面积、产量指标和各项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农业税以及大队、生产队规定各项提留经费与国家拟下拨的奖售物资。生产队不再进行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农户按合同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1982年，全县生产万斤粮的有948户，全县人均收入196元。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1982年，县里确定300户左右的大队固定补贴3人(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300户以上的大队不得超过4人，200户左右的大队补贴2人，其余干部按误工补贴。生产队一级，保留队长、会计两名干部，并削减其他不必要的提留项目和提留金额。白沙公社在1983年签订合同时，经逐项核减后，公共提留总额，由1982年的24905元减少到18490元。
专业承包“两户一体”实行包干到户以后，由包田包地扩大到包山、包水、包厂(场)，出现多形式多层次的经济实体，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鸦滩公社长丰大队55亩茶山，由4人承包，向大队交利润。漳湖公社100多台手扶拖拉机，进行了专业承包。继后又发展到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联合经营和各种专业的个体经营，出现“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新经济联合体)。有种植、养殖、畜牧、加工、交通运输、饮食服务、商业、修配、建筑等行业。1982年，白沙乡祖跃华等40户农民合股投资2.67万元，承包30亩水面，办珍珠养殖场，3年收入12万多元。1983年，团山乡东升村方应如与长岭供销社联合承包13亩荒山，种植柑橘，方负责经营管理，供销社支持无息贷款4850元，并提供肥料、农药、技术等综合服务，包销产品。1984年，华阳区有私人三轮车101辆、手扶拖拉机和六轮运输车124部、木帆船163艘。是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首次超过300元，产值10万元以上经济联合体6个，人均收入400元以上的行政村45个，人均收入400元以上的乡4个。1985年农村人均收入324元。1987年农村人均收入360元，农村社会总产值3.7513亿元(当年价，下同)，比1986年3.0841亿元增长21.63％。其中农村工业、建筑、运输、商业、饮食等业以及农民进入城镇办各种行业产值共达13853万元，比1986年9576万元增长44.66％。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由于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尚不配套，出现农民“卖粮难”、“买化肥难”等问题，一些地方的水利工程和道路、桥梁失修。花凉亭水库灌区南北分干渠，扩建后的1973年实灌面积13万亩，1984年实灌面积不到10万亩。同时，随着农村建房和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耕地呈现逐渐减少趋势。
1986年度农村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基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