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县政府设建设科推行“米突制”，因管理不善，市场度量衡器具依旧十分杂乱。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物价评议会、禁烟委员会和禁烟所等机构，调整、平抑物价，管制黑市交易，查禁食盐、鸦片等走私物品。在靠近日伪占领区的地方成立群众性的缉私小组，防止粮食、棉花、生猪等物资倒流资敌，但收效甚微。民国后期，县政府委托商会管理工商业，商会要员多以权谋私，加之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市场日益混乱。
解放后，经济管理工作逐步加强。1949年至1951年，县人民政府先后成立工商管理局、工商科和工商业联合会等组织机构，重点对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与管理。1952年初成立“五反”工作队，开始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大规模的“五反”运动，同时实行物资集中交易，打击私商的投机倒把活动，市场物价趋于稳定。1952年底至1956年，计划统计科、计委、对私改造办公室等机构相继成立，各项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1953年至1954年，先后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1956年基本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开始形成。1957年至1978年的20余年中，经济体制屡变，但基本停留在“条条”和“块块”的权限划分上，没有涉及到企业自主权问题，长期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用计划取缔市场。经济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割断“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城乡之间、生产和流通之间的联系，消除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影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把因生活需要在市场上用高价买卖票证、物资，以及社员从事少量的农副产品贩运，一律视为投机倒把，加以查处。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设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专司打击投机倒把工作。1974年，一些社队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市场委员会或贫管小组，对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加以围攻。至此，整个经济已变成单一的计划经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与此同时，对财税、物价、金融、劳动工资和科技体制进行配套改革，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理顺不合理的分配体系，组织科技攻关，开展物资、技术协作和人才交流。1984年后，标准计量、审计、统计、物价先后分别从科技、计划、财政等部门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城关、华阳、漳湖、赛口、鸦滩、长岭、太慈7个工商所和大轮码头检查站。各经济管理部门及其分支机构，互相交错，互相联系，构成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的管理方面均取得明显成效。1987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和社会总产值分别达到2.37亿元和5.12亿元，国民收入为2.0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1260.3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36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