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物价比较稳定。民国8年，每石大米价值3.60元，每石麦价值2.20元。民国23年每石大米价值4元，每石大麦价值2元，每石小麦价值4元。抗日战争时期，市场物资短缺，县内几家大商户操纵大宗货物，垄断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大米1斗，只能兑换食盐1斤。民国33年，县政府对稻谷、大米、面粉实施限价，规定大米每市斤65元，小麦每市斤75元，但收效甚微。解放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国36年100元只能买到1个煤球，大米每斗价45000元。
解放初，为消除通货膨胀，县人民政府采取加工订货等办法掌握私商大部分货源。同时，统一收购和调度粮食、棉花、油菜籽等主要农产品，集中抛售，打击囤积居奇的奸商，市场物价趋于稳定。1953年起，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并执行统购统销价，取消季节差价。工业品实行“三小一大”(购销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三缩小，批零差价扩大)，私营商业根据国营商业价格挂牌销售。1955年，对一些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调整，棉花价格进行了三次调整，供应物资市场销价作了统一，并调整了不合理的地差。基本上消除城乡倒挂、偏高偏低以及毗邻地区不衔接的现象，大部分私营商业价格与国家牌价取得一致。
“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商品供需失去平衡，价格不断上涨。当时的“黑市”价格，母鸡每斤3～4元，猪肉每斤5元，大米每斤0.4元，皮棉每斤7元，菜油每斤3元。为稳定人民生活，1961年县人民政府采取如下措施：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冻结粮食、棉布、肉类等18种主要商品价格，增加棉布、针棉织品、食糖、糕点、肥皂、煤油、卷烟、肉类的计划供应，对少数供不应求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供应，实行农副产品奖售政策，自行车和钟表等实行高价敞开供应，加强市场管理。同时为保护农民利益，恢复农业生产，提高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62年与1957年相比，县内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2％，三类农副产品购销价格提高60％～70％。部分工业品价格也作了调整，零售物价总水平上升13％。1965年为降低价格总水平，对价格进行一次全面调整，工业品全年共调整8288种(次)，与1964年相比，主要工业品中煤炭降14.2％，煤油降15％，食盐降3％，白酒降14.8％，糕点(县内产)降10％。手工业品中的中小农具价格调整299个品种，平均下降26.8％。修理业调整193个品种，平均下降17％。砖瓦平均下降16.1％。旅馆价格平均下降20％。电影票价平均下降22％，戏剧票价平均下降18％。粮食价格购销持平。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41种，其中糯稻、狗皮、菜牛等23种平均提高14％，大麦、蚕豆、山芋干等18种平均降低9.2％，木材销价平均降低18％。
“文化大革命”期间，物价冻结，总水平变动不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一些重要工农业产品价格逐步进行调整，并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1979年大幅度地提高县内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等13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1.1％，其中粮食提价20％，超购部分增大到50％，棉花提价15.2％，生猪提价27.7％，油料提价21％，鲜蛋提价29％，水产品提价40％。同时提高8种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其中猪肉提高35.6％，鲜鱼提高32％，家禽提高24.5％，鲜蛋提高50％，为补偿副食品提价增加的开支，每月发给职工5元副食品差价补贴。1980年，猪肉价格浮动，城关市场每斤0.98元。1981年至1982年降低化纤布价格，提高部分烟酒销价，化纤布平均调低10～16％，卷烟平均每盒提高0.12元，其中甲级烟平均每盒提高0.27元，乙级卷烟平均每盒提高0.08元，丙级卷烟每盒提高0.02元。全国瓶装名酒每0.5公斤提高2元以上，地方瓶装大曲酒提高1元以上，粮食白酒每0.5公斤提高0.1～0.2元。1983年，再次降低化纤布价格，提高棉布价格，化纤布平均降低20～30％，棉布平均每米提高0.3元。化纤布与棉布价格差距缩小。对109种卷烟价格进行调整，其中合肥产嘴装佛子岭零售价每包调为0.60元，蚌埠产嘴装百寿零售价每包调为0.76元。手表、收音机、闹钟等商品价格降低，其中手表平均降低15％。理发、浴池、旅社、饮食业等价格有所提高。1985年，粮食定购品种按“倒三七”比例(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计价收购。定购内的棉花按“正四六”比例计价，即60％统购价，40％超购价。国家定量供应城镇居民的粮食、食油仍按原统销价不变。国家供应农村的各种用粮，销售价格都调整到比例收购价，实行购销同价。生猪购销实行指导性价格，全年掌握在比现行购销牌价上升30％左右。计划内生产资料价格也有所提高。县产水泥、碳铵、磷肥、小窑煤、小型农机具、红砖瓦、粮食白酒价格，1985年比1979年平均提高43％。1987年国家对化肥、石油、钢材等涨幅较大的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实行最高限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