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四节 重大活动纪要
解放后，中共望江县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推动了历史进步。但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缺乏建设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地情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左”倾错误曾一度严重泛滥开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挫折，没有取得本应该取得的更大成绩，甚至事与愿违，得不偿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解放了思想，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县委全面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平反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使望江在经济和政治上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
一、镇压反革命运动
解放初，以梁金奎、曹连堂为首的匪特、恶霸、道会门等反革命残余势力猖獗，散布谣言，破坏交通，抢劫财物，仅赛口区隆山乡864户，被抢劫3次以上的就有99户。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1月，成立县锄保委员会和县人民法庭，全面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1951年2月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广泛开展“访苦、引苦、忆苦”活动，提高群众阶级觉悟，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罪行。菩提乡召开公审大会时，农民徐启功全家3代5人，身穿孝服，手捧灵牌上台，向恶霸徐进明讨还血债，在场群众均同声要求枪决徐进明。各地通过召开千人以上公审大会，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时人心大快。在镇反运动中始终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1951年8月，运动基本结束，共受理各类案件1043件1075人，结案的943人，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238人。
二、土地制度改革
1949年秋征，开始减租减息。1950年3月，选举乡村农民协会；县委副书记陈硕峰率工作队进驻华阳老街和新民村，进行阶级状况调查。8月，清丈全县土地。9月，抽调100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学习华东军政委员会制定的《新区农村减租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9月20日，县委组织部长潘洛(兼土改队长)率土改队，以码头、长岭两乡为重点，松岭、大桥两乡为副点，先行土改，12月结束。1951年1月，以新泉、花河、葛林、茗南4个乡为重点，带动22个乡的土改。2月20日，安庆地委土改队和县委土改队共400人，驻25个乡。3月1日，华东土改队(队长范涤新)、皖北土改队(队长苗宗路)共300人，分驻30个乡。土改队一进村，便组织群众学习《土地改革法》，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开展“访苦、忆苦”活动，提高农民阶级觉悟。3月中旬，急风暴雨似的土改运动席卷全县。安庆专署专员张伟群驻土改队总部(设沈冲乡)，加强对运动的指导，全县以乡或分片组织斗争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大会158次，县人民法院、区人民法庭主持召开公审会100余场次，逮捕766人。反霸斗争后，各地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学习政策界限，以村为单位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五大财产(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粮食)，征收祠堂、寺庙、教会、学校，团体的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全县共没收和征收土地216515亩，分得土地的农民共50397户。4月15日，土改运动基本结束，废除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翻身农民喜迎土地回家。是年4月至1952年2月，对照政策，全面进行土改复查，发现提高阶级成份683户，降低阶级成份271户，纠正后，颁发《皖北区望江县土地房屋所有证》。
三、“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1月3日，由县委书记侯震江等11人组成整风学习委员会，并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下设“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办公室。5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土改队、农村工作队和各区委书记、区长共533人参加的大会，学习中央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出的有关“三反”、“五反”的指示。11日，侯震江在县直机关职工大会上作“三反”、“五反”动员报告，带头检查并当众退还县大队及二区送的黄军服、旧毛毯。2月10日，县委召开“打虎”(贪污旧币1000万元为“小虎”，5000万元为“中虎”，亿元以上为“大虎”)动员大会，发动群体检举揭发。会后，县直机关(包括华阳)组织7个打“虎”队，各单位分别组织打“虎”组、侦察组、远征组。地委分配望江8只“老虎”任务，到3月2日，全县共打“虎”35只。县委再次分配粮食局、银行、税务局等11个单位7天内打29只“虎”的任务。副县长赵九堂，粮食局局长李光甫对此持怀疑态度，来望江检查“三反”的地委工作组批评他们说：“你就是老虎，是思想老虎。”立即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停职反省处分。3月底，全县共打“虎”137只，其中“大虎”24只，“中虎”15只，“小虎”98只，计款24.02亿元。4月下旬，“三反”运动转入核实定案阶段，县委书记康兆郁(侯震江已调安庆地委)等15人组成的“三反”案件审查委员会，同时成立“三反”人民法庭(华阳设分庭)，到5月10日，全县审定16只“虎”，计款4.34亿元。6月30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三反”运动结束，全县贪污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10人，100万元以下的13人，其中10人分别受到撤职、降职、记过处分。
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起来，增加生产”号召。4月，全县开始组织临时互助组，1952年春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建立高级社，1956年冬，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8％，基本完成农业生产资料由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详见农业篇)。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开始对城关镇46户(202人)手工业进行合作化试点。1953年，通过供销社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加工、推销产品，逐步将全县手工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1955年，经过调查摸底，按照社会需要，将全县780名少地和无地的手工业者，组成12个生产合作社，30个生产组。1957年，通过整社，调整为25个生产合作社9个生产组，社员发展到1266人。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县手工业者全部转入合作社、组。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年有3户私营工业。1952年发展到8户。1954年水灾后，均先后倒闭。县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对象是私营商业。1956年1月，县私改办公室抽调26人组成私改工作队，首先在城关镇进行私改试点，1个月时间，将全镇250户私营商业(从业325人)组成28个行业，通过公私合营(2户9人)、直接过渡(19户19人直接过渡进入国营商业)、全行业合作(229户297人)三种形式，完成了私改任务。2月初，对吉水、华阳、赛口、高士、新坝、鸦滩、长岭、凉泉、太慈等9个集镇的私营商业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响，绝大多数商业户主动申请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2月底，全县城乡有723户私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占全县私商总户的95.6％，从业885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96％。
五、1954年救灾
1954年7月中旬，全县大小49口圩溃决。灾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立即调集1050艘木帆船和4艘轮船、1艘机帆船，采取“先救深水区的，后救浅水区的，先救人，后救牲畜粮物”的原则，奋力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灾民5.1万名，猪牛0.87万头，粮食1.3万担，农具、家具19.7万件。随后，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又分途深入灾区，组织力量，竭力安置好遭到毁灭性灾害的华阳、吉水、赛口、新坝4区7万余名灾民，县内丘岗地区安置3.75万名，其余分别安置到太湖(7340名)、潜山(2700名)、至德(6270名)、东流、彭泽(11000名)等5县。安置后的灾民，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组织开荒大队，开展生产自救，先后垦荒8.7万亩，收粮17.3万斤，捕鱼130万斤。在安置灾民的同时，政府发放救济款91.72万元，生活贷款7.9万元，副业贷款17万元，并责令粮食部门从四川调入大米6412万斤。水落后，政府又组织1025名瓦木匠，发放26万元房屋补助款，帮助灾民重建房屋36369间，到年底，20533户灾民住进新房，占倒塌房屋总户的80％，其余灾民住在茅棚或寄居在亲友家。灾区曾一度发生伤寒、痢疾等病疫，政府及时组织240名医务人员到灾区免费治疗7万余人次。由于以上措施，大灾之年，人民无冻馁之虞和颠沛流离之苦。
六、“肃反”
1955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县委抽调91名中、小学教师到安庆参加“肃反”学习。1956年2月，县委成立由县委副书记于吉位、县长程文显、组织部长杨树友、纪委副书记黄家法、公安局长吕昌文等组成的“五人”小组，下设办公室，先后抽调党团干部、教师126人进行培训，并派15名干部赴安庆学习“肃反”政策界限。3月，开始对全县干部、工人进行排队摸底。8月25日，沈去非作开展“肃反”运动的动员报告。全县干部职工积极进行检举，先后清查出一批隐藏的反、坏分子。县机械厂钳工徐斌在抗战时期任河北省深县伪警备队班长，带领日军扫荡，亲手杀害群众4人，轮奸妇女2人，强奸少女1人，被其逮捕而遭日军杀害的4人，并烧毁民房500余间。日本投降后，潜逃武汉，改名徐义春，1949年混入解放军，后转业到望江。“肃反”时又潜逃武汉。被追捕归案后判处死刑。1957年12月24日，县委“五人”小组召开县直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强调“肃反”与“反右”斗争结合。1958年4月，在“宁左勿右”思潮的影响下，将原已作出结论的案件进行升级处理，错误地逮捕、开除、关押、管制110余人，占原定案总数的28.28％。1959年10月，“肃反”运动结束，全县参加“肃反”学习的有5830人，其中干部1851人，中、小学教师882人，医务人员178人，科技人员46人，营业员、售票员701人，演员60人，工人1820人，勤杂人员209人，查结定案为反、坏、政治历史问题兼“右派”的共389人。
七、推行农业“三改”
1954年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农业“三改”，县委根据望江实际，决定推广双季稻。1955年试种，大部分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怕劳力不足，怕缺水缺肥，怕花工多，收成少。县委采取四项措施：一是因地制宜，选择水源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先推广。二是种好试验田，起示范作用。太慈乡万隆农业社10.12亩试验田，平均两季亩产897斤，赛口乡红旗农业社2.54亩试验田，平均亩产1520斤。三是选好品种，早稻选用当时较好的品种南特号，晚稻选用小红稻。四是抓住季节，不违农时，清明前夕早稻种要下泥，立夏前早稻要插完，立秋前晚稻要插完。全县共种双季稻3.66万亩，平均双季亩产577斤，比一季中稻亩产增产144斤。1956年双季稻面积发展到15.33万亩，相当于1955年4倍。1964年大面积套种红花草。1965年晚稻引进农垦58。1966年花凉亭渠道通水。由于水肥条件改善，品种又不断更新，1970年后早稻面积一直稳定在20～24万亩之间。1981年后，平均两季亩产1200斤以上。1987年双季稻总产3.55亿斤，占粮食总产82.4％。
八、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6月1日，成立县整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先后召开4次干部扩大会议和和两次党外人士座谈会。8月，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进行整风学习。县委在整风动员报告会上，号召与会者积极开展大鸣大放，运用大小字报和大小会议等形式，向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县有3360余人参加大鸣大放，共写出10万多张大字报，5万多条意见。9月26日，整风运动转向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斗争，各级整风办公室组织力量，搜集和整理“鸣放”材料，多数人出于真诚地帮助党整风，在鸣放会上说了几句过激之词，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而受到批判和斗争。1958年8月，运动进入横扫“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官气，阔气、暮气、骄气、娇气)的交心阶段。458名党外知识分子(主要是教师)划分为24个交心促进小组，10天共写出2293条交心材料，许多人说出从不敢说出的心里话，这些材料一般不作为处分依据。11月，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结束，全县定为右派、坏分子的共581人，占参加整风运动人数的17.28％。县人委4名正副县长，2人定为右派；15名正副科长、主任，13人定为右派；24名科员，13人定为右派；全县700多名教师，300多人定为右派或坏分子。处理情况分别为：判刑59人，开除劳教86人，交司法部门审查17人，开除留用69人，开除监督劳动131人，撤职降级43人，免于处分26人。另有127人处分不详，3人自杀。
九、“大跃进”运动
1958年夏，县委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掀起“大跃进”高潮，1959年继续“跃进”，1960年“特大跃进”。三年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先后兴建褒隐寺水库和花凉亭水库南北干渠，围垦开发大、小漳湖和青草湖，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扩大了耕地面积。但由于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民生活的暂时困难。
大办工厂1958年5月，县委召开各乡、社400余人会议，制定1958年工业规划。5月1日至6月25日，建厂8986个，占年计划建厂9992个的89.9％，平均每天建厂162个。由于原材料和生产技术跟不上，这些一哄而起的工厂又一哄而散，许多工厂未上马或上马不久即被迫关闭。10月，兴建15000纱锭、540台织布机的望江纱厂，培训559名青年女工，试车后不久即宣告停办，耗资220.95万元。1960年冬，仅有县农机厂、农具厂，各区农机配件厂经过调整合并，仍继续生产。
大炼钢铁1958年8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号召；全党全民要为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比1957年翻一番)而努力。8月2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从8月起，年内建土高炉480座，产铁5200吨，钢52吨。9月初成立炼铁师，选调2万多名精壮劳力、250名干部，赴岳西县店前、河图两区大炼钢铁。11月22日产铁176.3吨，27日创日产铁217.27吨的高纪录，超额完成上级党委规定的日产106吨任务。全师6天时间即完成19天产铁2020吨任务的46.28％。12月初，号召创高产，一批“超美炉”、“刘胡兰炉”、“跃进炉”等相继建立，日产铁500吨。时《望江报》报道：“从明堂山到麻塘河，从河图到凉亭坳的方圆10余里土地上，焰火纷飞，铁水奔流，出现世界罕见的壮观”。
在岳西炼铁的同时，县内各行各业也掀起大炼钢铁热潮，仅望江中学，县委就分配兴建100对土炉的任务。城镇居民凡满12岁的儿童都参加锤石头，15岁以上的做钳锅。为完成炼铁任务，不惜将城乡居民的铁锅、罐、钳、铲等器具投入红炉。3个多月的大炼钢铁运动，使望江人力、财力遭巨大损失，同时也摧毁了岳西大片森林资源。
大办农业1958年春，县委两次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指标：第一次粮食总产2.82亿斤，比1957年翻一番；第二次指标为5.69亿斤，又翻了一番。5月16日，县委书记率先在城关公社搞6.93亩高产试验田。8月4日，县委组织各区、乡书记40余人参观大桥乡新合农业社高额丰产晚稻田，推广其“深耕、密植”经验，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大跃进”口号。8月16日，省、地、县领导80余人组成验收团，验收杨长党支部、港桥团支部、联合三少年所搞的3处试验田，经监收，分别为亩产13756斤、13379斤和10512斤(实际是将10多亩稻田快黄稻棵移到1亩田内)。当日，县委、县人委发出贺信，祝贺雷港乡一群“卫星”(即高产田)上天，8月22日，中共中央农工部也发来贺电。10月，晚稻“卫星”一个比一个大，雷港十营党支部试验田亩产29792斤，莲洲十四营穆桂英排亩产39733斤，赛口先锋社黄继光排试验田竟亩产12.15万斤，金堤乡炮制了亩产15万斤特大“卫星”。
1959年2月1日，县委召开8528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提出“跃进再跃进，飞跑向前进，粮食双千斤，棉花八零零(籽棉)”的口号，并开展“反个人主义、反本位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瞒产私分”运动。经过强制性的思想斗争，会上报出所谓瞒产粮168.7万斤。沈冲公社新岭大队(528人)，上报瞒产粮2.8万斤，经检查仅存稻种2.8万斤，供应粮27221斤，到6月止人均每天只能供应6两(16两制，下同)原粮。在一片“丰收”的景象下，开始出现“饿、病、逃、荒、死”。据3月28日县委工作队对沈冲公社新岭、周楼两队的调查，从1958年冬至1959年3月死亡277人，占两队总人口的8.5％。5月16日统计，县浮肿病患者8074人。
1960年2月8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布置“特大跃进”，要求农作物产量翻一番至两番，工业产值翻二番至三番。3月，推行“早”(播种早，收获早)字经验，在清明前10天春播，结果造成严重烂秧、烂籽现象。为度粮荒，县委号召城乡居民开山种瓜，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机关干部口粮由月32斤减为18斤。
持续3年的“大跃进”运动，造成农业生产倒退，1958年至1960年粮食总产分别比1957年的16841万斤减产0.25％、6.17％、4.23％，而征购粮分别比1957年增加21％、63.7％、29.6％；1960年全县农村人口236848人，分别比1957年、1958年减少42970人(其中男劳力2.02万人，女劳力1.44万人)和49094人。
十、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9月初，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8日，全县322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19个人民公社，各社下设营、连、排，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10月9日，全县办有公共食堂1632个，全部实行供给制，社员的家禽家畜、家具和生产队的仓房和农具，均可无代价地平调。翠岭公社龙泉大队平调犁，耙、车，耖772件，损失334件，平调150头生猪集中饲养，死去80多头。1959年财务核算权下放到生产队，县委抽调321名干部，303名大队会计，清理公社各级帐目，清算出1958年全县平调款273.42万元，平调实物折款129.63万元，清查出公社各级干部贪污、挪用公款的1082人，32019元。(详见农业篇)
十一、反“右倾”运动
1959年8月29日，县委召开广播大会，组织13万人收听，布置反“右倾”运动。9月12日，全县3239名党员参加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了保卫党的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两份文件。10月3日，召开大队书记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对县委常委耿树谷、杨树友所谓“耿杨联盟”(因其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批评》进行揭发批判，到10月16日，全县投入反“右倾”运动的党员4398人，占党员总数的97.7％，定为“右倾”错误的1001人，其中县委委员6人，科局级干部15人，区委委员6人，公社委员42人，大队支委125人，一般党员607人。耿、杨2人分别被撤职和降职下放。
十二、国民经济调整
1960年冬，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1月13日，县委召开1509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历时7天，县委书记沈去非作《关于“五风”方面检查的报告》中指出，“大跃进”时期制定的工农业指标，脱离实际，把左倾当作右倾来反，导致生产倒退，错整一批好人。为纠正“一平二调”，会上退赔现款30.25万元。2月4日至8日，又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继续检查“五风”和3年来的工作失误；总结造成“饿、病、逃、荒、死”的教训；对“大跃进”期间违背客观规律一哄而起办的厂矿企业，采取缩、减、关、停、留的办法；压缩职工编制和城镇人口(到1963全县共精简下放职工、城镇居民7166人)；在农村推行“责任田”(承包到户)，种植计划由群众自行安排，增产归己。当年征购粮任务分别比1958年、1959年和1960年减少2.69倍、3.64倍、2.6倍，人口增到265552人，比1960年增长12.1％。1963年粮食产量达20793万斤，比1960年增长29％。
十三、兴建大轮码头
华阳处九江、安庆之间，历来为长江水上交通要道，民国初年便设有小轮码头。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货物吞吐量和旅客流量日益增大，小轮码头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望江、太湖、潜山、宿松等县土特产品常常不能及时转运；来自太湖、彭泽、东至、华阳河农场、九成畈农场等地旅客也因搭不上小轮而常常滞留码头。1961年县委、县人委决定向上级交通部门申请在华阳兴建1座农用大轮码头，通过交通部呈报国务院，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同。随后，长江航运管理局委派安庆港务局进行建港可行性调查。
1964年，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建港，县人委与长航签订建港协议书，望江负责修建公路、征用土地、架设电话线、配置渡船等配套设施，长航负责栈桥、趸船、候船室等基建工程。年底开工，上海港务局、安庆港务局负责人和县人委副县长李承宏、江中和等在工地指挥施工。1965年元月底试航，由于水下沙滩延伸较长，水位浅，风浪大，栈桥长，趸船稳定性差，大轮停靠困难，经芜湖分局重新勘测选址，决定由华阳江调号迁到白沙磨盘洲。1965年秋动工，1966年春节前竣工通航。
十四、新“五反”运动
1963年4月，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成立“五反”领导小组，各单位设骨干小组。运动以反贪污浪费、开展增产节约为中心，分四个步骤进行：一是组织学习，提高对“四个革命”(革自己的命、革企业的命、革组织的命、革思想的命)的认识；二是发动群众鸣放，揭发贪污浪费现象；三是“洗澡下楼”(即自我检查)进行整改；四是落实指标，开展劳动竞赛。并提出：为建设社会主义，本着“六个一”(节约一厘钱、一度电、一张纸、一粒粮、一滴油、一寸布)的精神，勤俭办一切事业。5月开始，县委13人分别“洗澡”，120名科局级以上干部有104人作自我检查；群众先后提出5000多条意见，其中涉及官僚主义的1488条，贪污浪费的2407条。到12月1日全县共揭发出犯有贪污、投机倒把错误的22人(其中贪污13人)，金额11236元。
十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6月23日至7月1日，县委举办133人参加的第一批区、社社教骨干训练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部署农村社教运动，也称“四清”运动(始为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训练班通报了“阶级斗争”情况：1962年至1963年上半年，全县发生有组织、有纲领的现行反革命案6起；阶级敌人反攻倒算事件164起；78个生产队的领导权操纵在“四类分子”手里；封建迷信复活，新建土地庙193座，巫婆、神汉、风水先生400余人。11月5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确定全县28个公社，分4批3年完成社教工作。11月16日，抽调296人组成社教工作队，集训30天后，分赴各区、社开展社教工作。县委以翠岭为试点社。1964年1月，县委又确定华阳、毛安公社为面上的社教点，以点带面，指导全县。通过对凉泉、鸦滩两公社摸底排队，认为大队班子好的占33％，进行自我教育；一般的占42％，派少量工作队；差的占25％，为社教重点，多派工作队。望江属面上社教县，10月，安庆地委抽调望江220名干部参加安庆“四清”工作团，赴青阳，开展重点县的“四清”工作。县内面上社教全面收缩，封存案卷、帐册，撤销领导小组，专案人员由151人减为22人。1965年1月，宣传贯彻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月，运动转入专案处理，查出有经济问题的38人(其中判刑4人，开除公职10人，受党纪、政纪处分的16人，免于处分8人)；有各类政治问题的183人，结案处理的16人；机关大院“四类分子”家属26人，限期全部迁出。“社教”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错误处理和打击。
十六、农业学大寨
1964年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号召，全县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开展“三田”(种子田、试验田、示范田)建设。1968年5月，县委组织区、社和有关部门干部84人，赴山西昔阳大寨大队参观，回县后，宝塔大队撤屋并村，统一盖公房，群众反映说：“学大寨，学的怪，不学精神把屋盖”。
1970年县委再次组织县区社干部40多人到大寨参观，强调学习大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年，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学大寨赶郭庄”的口号。1971年6月下旬，县委在华阳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提出以“长岭大队为榜样，学习大寨赶郭庄，苦干实干两三年，誓把望江变昔阳”的口号。8月，又组织县、区、社和重点大队干部50多人到湖北英山、黄岗参观，学习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经验。回县后，全县掀起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以“统一规划、分期施工、互相支援、最后平衡”为原则，实行劳力、物资平调，造成群众负担过重。太慈公社胜利大队民主生产队178人，年负担县、区、社、队四级兴办工程、社队企业用工和其他方面用工7216个，平均每户负担180个。
1975年10月9日，县委召开“建设大寨县”动员大会，提出“全党齐动员，苦战三五年，大批促大干，建成大寨县”口号。同年冬，结合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全县抽调520人(含地委委派50人)组成党的基本路线宣传队，由县委常委带队，进驻两区12个公社96个大队，其他区、社、镇、场自行组织400余人进驻97个大队，批判所谓资本主义，强调“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发动群众大检举、大揭发，割“资本主义尾巴”。全县先后批判“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256人，“有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和其他资本主义活动”的123人，追回外流劳力2877人；3050名分散单干的手工业者被纳入集体行业。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为大办农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一系列的农田基本建设，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忽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盲目学搬大寨做法，导致社员收入降低，贫困户增多。1975年，农民人均产值240元，人均收入80.53元，分别比1965年下降28％和26％。1977年决算，全县超支户占总农户的52％。
十七、“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县委通过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组织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和《海瑞罢官》，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6月县委组织学习《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抽调270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进驻县直各重点单位，首当其冲的是文教系统，仅望江中学就进驻26人。进驻工作组单位，实行“一切权力归工作组”，对所有人进行政治排队，分别划分“一、二、三、四”类。一类为骨干力量；二类为团结对象；三类为批判对象；四类为斗争重点，即特务、叛徒、“走资派”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对被划分为三、四类的教职工进行隔离审查。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学生统称为“黑五类”。文化系统(文化馆、电影院、新华书店)38名干部，27人排为三、四类。6月8日，学校停课，全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开始集训，历时98天，小学教师310人中110人排为三、四类，80人挨批斗，中学教师50人中19人排为三、四类。对定为三、四类的，实行重点看管，轮番批斗，刑讯逼供。吉水小学教师龙梦蛟定为三类后，日夜批斗，重病不准治疗，被迫害致死；莲洲农中教师张福田，集训回校后，又批斗三天三夜。张经不起折磨，于最后一晚自杀，留下遗言说：“我相信党的阳光一定照出真正的牛鬼蛇神”。死后还组织对尸批斗。
1966年8月上旬，红卫兵从学校涌向社会，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拆祠堂庙宇，焚古书古画，搜金银手饰，砸龙凤图案的家具和古器，据不完全统计，砸烂各种菩萨偶像10767个，捣毁土地庙550座，没收家谱20724本。仅县城四郊被抄家的就有1218户。与此同时，全县城乡大搞“红海洋”运动，到处都是红漆大书的毛主席语录和象征革命的标语口号。8月中旬，县城街头贴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手抄件)，8月23日，县委才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8月17日印发的这张大字报，并召开14次常委会组织学习。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之后，便罢课、串连、上北京。县委对首批进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第七次检阅的110余红卫兵代表，逐校逐人进行政治审查，并派员负责带队。望江中学有7名红卫兵，自动组织进京。县委设立红卫兵接待站，天天忙着“送往迎来”。11月中旬，首批组织进京和自动进京的红卫兵回县，县城街头首次出现“炮轰于吉位(县委代理书记)、火烧黄家法(县委副书记)”的巨幅大字标语，锋芒直指中共望江县委。
1967年“一月革命风暴”从上海刮到望江，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商店相继成立“八·二七”、“鬼见愁”、“鬼见怕”、“新望中”、“同心干”、“扫残云”、“巴黎公社”、“红旗”、“八·二五”、“红太阳总部”、“中小教红串会”等造反组织，公开指责中共望江县委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推行的路线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揪斗县委常委，冲击各单位当权派，继而上街游行，高喊“造反有理!”口号，要求赶走驻各单位工作组，强烈呼吁为前期“资反路线”迫害致死者平反昭雪。从1月24日开始，县委先后用文字宣布平反的153人，平反并开追悼会的3人，口头宣布平反的数千人。与此同时，“一月革命风暴”前成立的“机关红卫兵总部”、“红旗军”、“冲锋陷阵”、“8375”等群众组织被新起的造反组织宣布为“官办”的“老保”组织，揪斗其头头，并戴高帽子游街。这时，县委机构瘫痪，各级领导“靠边站”，公、检、法被砸烂，各单位造反组织推出一、二号服务员领头掌权。1月26日晚，“红旗”、“八·二五”两个群众造反组织突然向县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宣布夺权，成立望江县文化大革命联合接管委员会。28日，县人民武装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精神，接管县委、县人委。2月6日，成立军、干、群“三结合”的望江县文化革命小组(简称“县文革”)。随着县文革的成立，造反组织形成两大派，一派说“县文革”好得很，一派说好个屁。从此，好、屁两派各树旗帜，各占山头，围绕“县文革”是“支左不支派”还是“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口诛笔伐，展开激烈论战。9月23日，一派群众一连游行3天，静坐、绝食，在人民剧场公开揪斗县文革领导人毛文明，另一派反对，双方剑拔弩张，经人武部领导劝阻，没有酿成大规模武斗。
1968年2月，学校复课。望江两大派各派代表3人赴合肥签订“发展望江大好形势的协议”和“大联合十条倡议”。后来两派都有人反对，书写大字报，进行辩论。5月初，省革委会举办大联合学习班，两派各去6人，通过“斗私批修”，于8日签订八条联合声明。省革委会和驻军负责人李德生、宋佩璋等在6408军部接见两派代表。回县后两派不仅没有联合，反而斗争愈演愈烈，双方都进入大规模战备状态。宝塔、雷港、大轮码头、杨湾闸等处连续发生抢枪事件。7月3日，在县城东化龙桥畔，两派发生第一次枪斗，打死望中学生史小毛、安庆学生徐宏图。7月16日，在长岭天甫堂两派发生第二次枪斗，打死1人(华阳搬运站工人)，打伤多人。8月1日，好派调集重机枪2挺，轻机枪11挺，步枪200余支，在安庆和邻县造反派的协助下，围攻县城，发生第三次枪斗。8月8日，省革命委员会派来1个宣传队，6408部队派来1个连，一面宣传大联合，一面勒令两派停止武斗，上交枪支弹药。双方先后交出轻重机枪5挺，冲锋枪20支，步枪89支，手枪18支，子弹2804发，手榴弹40枚，炸药包4个。此后，两派各派代表40人第三次赴合肥，协商成立望江县革命委员会。20日，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常委和大组成员两派人数相等。9月中旬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到10月底，全县清出各种“坏人”近3000名，分别送进各级“深挖班”、“理线班”、“揭批班”等各类学习班。县革委会直接抓的首期学习班在天主堂举办，学习的270余人大多是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手”、“坏头头”以及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黑五类”。学员每天早上向毛主席画像“请示”，晚上向毛主席画像“汇报”；上午反省自己，揭发别人，下午开批斗会。每隔几日，将所谓“不老实”的学员，挂黑牌，戴高帽，用红棍子压着游街示众。基层有些学习班，私设公堂，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杨湾公社专政队把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70余人抓到公社办78天学习班，打死2人，打伤33人。10月下旬统计，全县各地学习班自杀身亡的15人。到年底共办各类学习班1626期，15万人次，揪出所谓阶级敌人2183人。12月，县革委会组织万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94个“老大难”单位，并派1130名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管理学校。
1969年初，为迎接中共九大召开，县城东门门口(现望江中学大门前)建立一座高12.6米钢筋结构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牌坊。全县组织军、干、群万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展城乡“斗、批、改”，又揪出各类“坏人”1318名。4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九大”精神，深入开展群众性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活动。广大干部、群众每天第一件事是向毛主席像请示，第一句话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一支歌是高唱《东方红》，开会第一项议程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人人胸前挂，《毛主席语录》人人随身带，大唱“语录”歌，大跳“忠”字舞，家家建立宝书台，户户“升起红太阳”，街道、村庄、山坡、田埂，语录牌和忠字牌是处可见。是年，毛主席著作和画像发行量剧增。两个月时间发行《毛泽东选集》137585套，《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672571册，毛主席像和有毛主席像的张贴标语18万多张；并有不少单位和个人改名，争用“文革”、“红旗”、“水红”、“向阳”、“卫东”、“向东”等象征革命名词，用得最多是“东方红”。一时间，全县同名大队65个，同名生产队397个。12月，县革委会研究决定“解放一批中层领导干部”，同时将原县委主要领导人押到各区、社巡回“斗私批修”。
1970年1月10日，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开展“三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四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资本主义经营)、“一深挖”(深挖隐蔽的阶级敌人)的群众运动。7月，举办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
1971年1月15日，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在继续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同时，加强对“清查5·16”和“深挖帝蒋特”运动的领导。通过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到2月7日共揭出各种政治案件108起，涉及463人；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6个，涉及各种经济问题的1422人，金额254452元，粮食5930斤，布票8355尺。到6月12日，全县清出“中统、军统、日特组织和不明系统的特嫌组织”51个，各类“特务分子和特嫌人员”1297人。据当时12个区、社统计，有65人非正常死亡。赛口赵山队曹某因经不起严刑拷打，在学习班的墙上撞死。5月21日，县委部署“批陈(伯达)整风”运动。全县举办学习班2800多期，组织大批判战斗队2839个，开大批判会6809次，参加批判会的96万人次。10月中旬，县委传达林彪叛逃的文件，组织干部群众声讨林彪的反党罪行。
1972年1月下旬，县委、县革委召开棉花生产会议，讨论分析“精神代替物质”、“政治代替一切”、“政治冲击一切”的错误观念，布置棉花生产任务。5月18日，全省渔业“斗、批、改”现场会议在望江召开，县委在会上介绍领导渔业“斗、批、改”经验。8月9日，县委召开“批林整风”大会，历时25天。
1973年9月21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大”精神，历时6天，强调“充分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要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定地执行三项基本原则”。会后由点到面地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1974年元旦开始，各级报纸大造舆论，要求将“批林”同“批孔”联系起来。高士公社书记胡结枝说：“中央出了妲己，批孔、批宋江，就是要批周总理，这样，不如回家去”。县委书记王建宏也说：“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就是不批自己”。1月26日，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历时5天，4000多人参加。9月2日，县委开会讨论研究“儒法斗争史”，部署开展“批儒评法”运动，并与“批林批孔”结合起来。全县建立“批林批孔”学习小组3155个，培训“骨干”19695人。
1975年底，县委传达贯彻中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1976年3至6月，县委举办3期理论讨论会，245期学习班，组织290个文艺批判队，重点评《水浒》，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7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三级干部会，推广肥东经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成立中线(城关)、东线(华阳)、西线(长岭)三个作战指挥部。到8月下旬，揭露有各种问题的177人。同时推广“小靳庄经验”，办政治夜校1893所，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10月17日，县委在人民剧场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十八、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成立县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机关单位配备专职人员3～4人。根据“有错必纠、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先后对“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各种处分和批斗的4923人，结案的4652人(定为敌我矛盾的190人，人民内部矛盾4462人)，需要进行复查核实的1361人，复查结果：全错全平893人，部分错部分平190人，维持原结论278人；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划为“右派”和“反坏”加“右派”的581人(病故142人)，1962年甄别平反76人，1978年专设改“右”安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专案干部11人，对未甄别改正的“右派”和“反坏加右派”的505人，进行复查核实，结果，除因历史反革命身份的21人为部分平反外，其余全部平反。另对甄别改正恢复公职而被迫退职的23人重新分别安排工作或补办退休手续，错划“右派”后病故的全部给予抚恤；其它历史老案，复查1325人，全错全平737人，部分错部分平反246人，维持原结论342人。
各种冤、假、错案平反后，收回安排工作的有460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306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65人，集体单位职工89人)，作离休、退休、退职处理的161人。
十九、打击经济犯罪
1982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4月下旬，县委成立打击经济领域里严重犯罪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到1986年底，共立案查处103件，106人，其中：走私贩私案1件，贪污案46件，行贿受贿案2件，盗窃案3件，投机诈骗案17件，挪用公款案6件，其他28件；金额万元以上大案5件，5000元以上11件，1000元以上34件，1000元以下53件。受到党纪处分13人(开除党籍8人，留党察看4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政纪、刑事处分49人(开除公职1人，开除留用14人，降级1人，撤职1人，记大过17人，判刑14人，缓刑1人)。共追回公款和实物折款计32.98万元。
二十、建设集贸市场
80年代初期，集市贸易迅猛发展。1982年，全县集贸市场发展到54个。1984年7月统计，入城的“两户一体”(重点户、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达350多家，500多从业人员，他们自搭棚房，摆摊设点，大街小巷，行人拥挤，车辆难行。为繁荣市场贸易，创建文明县城，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县城中心的藕池兴建雷池市场，以带动城乡集市贸易的发展。设计方案由工商局、城建局编制，在县小城镇建设指挥部的具体领导下，成立农贸中心建设办公室。1984年8月7日，县长朱方晖主持该工程第一次集资会议，根据省建设银行“存一贷二”的市场建设贷款原则，提出第一集资方案：30个局60万元，区乡企业40万元，存入省建设银行，并申请贷款200万元，未果。8月18日，县政府召开办公会议，讨论提出第二集资方案：按50股联营，每股1.5万元，向省建行申请贷款150万元。报名很踊跃，但资金迟迟不到位。10月4日，县长朱方晖主持召开工程基建办公室全体成员会议，讨论提出第三集资方案：将四方联体建筑分成一大一小两块，工商局负责场内三方，供销社负责临街一方，分头集资联合承建。10月底，300多万元工程款得到落实。11月2日，县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征用土地30亩。21日，县政府办公会议邀请人大、政协负责人和建筑工程人员审定设计方案。1985年3月27日，举行奠基式，11支施工队同时开工。施工期间，省委书记黄璜、省工商局局长殷树勋和国家工商局市场司负责人都先后前来视察。1986年6月，部分工程竣工，先期营业。10月，东南端第一期主体工程(建筑面积9852平方米)全部竣工。11月1日举行竣工开市庆典，安庆行署专员刘思魁、省工商局领导前来参加剪彩，观众3万余人。1987年，县内各区乡镇开设粮油、蔬菜、竹木、耕牛、水果、工业小商品、综合等类市场计70余个，其中雷池市场入场固定店铺306户，分别来自望江农村(280户)和江西、湖北、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地，每天入场1万人次，高峰期达2万人次。是年，被评为全国文明集贸市场。
二十一、纠正不正之风
1985年3月，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等文件，会后各机关结合整党，由纪委带头会同审计、财政、税务、工商、物价等部门，抽调32人，以1周时间分别到各部门和单位进行检查。查出问题及时处理，机关办的6个企业停办1个，转办2个，撤销皮包公司1个；擅自用公款发西服、毛料、电热锅、电热毯、毛巾被的单位，被扣款1.3万元；17个超发奖金单位，征收奖金税2.17万元。1986年4月5日，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当前机关几个严重问题的通知》精神，召开县直机关(城关镇)1000余人参加的党员大会，号召党员、干部做端正党风的表率，清除腐败现象。5月，又召开全县纪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纪委(86)1、2号文件，按照“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继续狠抓四项工作：一是继续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二是严控社会集团购买小汽车；三是制止住房超面积；四是归还借用公款。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原欠公款27.7万元，归还17万余元。
二十二、建设优质棉基地
望江植棉历史悠久，解放后由零星种植发展为大面积生产。1951年开始引进新品种，植棉面积一直稳定在14万亩左右。1963年建立棉花病虫测报站，1964年建立棉花良种轧花厂，1966年建立棉花良种繁殖区，1969年接收安庆地区棉花原种场。1971年成立棉花生产领导小组和办公室。1977年，实行棉花“五定一奖”政策。1980年国家投资56万元，扩建良种轧花厂、棉花原种场，并开始调整棉田布局，到1984年，形成沿江(7.2万亩)、滨湖(2.2万亩、丘陵(6.1万亩)三大产棉区。1985年国家投资310万元，建立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并对棉花原种场、轧花厂进行扩建和设备更新。1987年优质棉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基本形成良种繁育、技术推广、收购加工、生产资料供应、良种产地检疫等五大服务体系：棉花生产良种繁育体系，由原种场、万亩繁殖区、良种轧花厂、种子公司组成，推广一县一种，统一供种，定代更新；技术推广体系，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区乡农技站、村农技组(员)和示范户组成；收购加工体系，由22个收购点、12个轧花厂组成；生产资料供应体系，由县农资公司、基层供销社和区、乡农技站组成，开展有偿服务，对化肥、农药的性能和使用，进行咨询和指导；无病良种产地检疫体系，由植保站和繁殖区农场、农科所组成，每年6月20日至7月上旬，组织40余人检疫队伍，对繁殖基地6个村、1个乡农科所、3个国营场约1.16万亩产种基地，逐块普查，重点检查枯萎病。此外为搞好配套服务，沿江滨湖地区兴建电力排灌站18处，机械排灌站4处，丘陵地区整修花凉亭南北干渠，扩建蓄水塘堰，改善了水利条件。
二十三、建设水产基地
1981年县委、县政府开始采取以下措施，建设水产养殖基地。一是建立大水面养殖基地，1981年，总投资131.2万元，建立武昌湖渔业联营公司，开始对武昌湖实行大面积养殖，总水面13万亩，年均产鱼75万公斤；二是建立鱼苗、蟹苗人工繁殖基地，1983、1985、1987年先后建立岚杆湖、青草湖、武昌湖3座鱼苗人工繁殖设施，年均产鱼苗1.8亿尾；三是建立精养鱼池，1984年，从青草湖农场划出1500亩低洼田，辟为精养鱼池，实行人工投料，年均产成鱼40多万公斤；四是有计划地停耕还湖，1984年，大治圩1.8万亩耕地停耕灌水，实行分割养殖，到1985年，先后停耕还湖5.1万亩；五是抓好零星水面养殖，1985年将全县沟塘水库等小水面分别承包到户或联户联营，并建立包片包塘的联系点制度，395名乡村干部联系378个点，共有养殖水面3万亩；六是引进技术，培养人才，1984年，在赛口中学开设学制三年的水产中专班，招收30名学员，1985年从滁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引进人工半咸水培育蟹苗技术，1986年组织22名技工赴江、浙及中国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学习拦网养鱼技术。并先后有100多人次参加省、市水产养殖技术培训班。
1987年，全县养殖水面达22.8万亩，产品由单一的成鱼发展到螃蟹、珍珠以及水生植物等10多个品种；全县有国营鱼(苗)场(公司)7个，养殖专业户1200多个，直接从事养殖劳动力2万余人。
二十四、发展乡镇企业
解放初，乡村有少量小型的个体或自愿合伙的手工业作坊。1958年人民公社化期间，农机修造、农副产品加工、土化肥、土农药等厂及林场、养殖场争相建立，由于严重地脱离实际，加之“一平二调”风的影响，1959年后纷纷下马。1963年初，县委召开副业生产工作会，制定畜禽养殖计划，要求农村人均副业收入比上年增加20～25元。1968年强调“以粮以纲，劳力归田”，社队企业处于停滞状态。1970年全国北方农业会议提出“在大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本着“三就四为”(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外贸出口服务)方针，“五小”(小煤窑、小冶炼、小水泥、小五金、小农机)企业有较快发展，1973年又被当作资本主义产物遭批判，个体经营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外出务工农民被召回务农。1976年底，全县有社队企业570个，从业4616人，总收入351.96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占38％，主要产品有水泥和砖瓦两大项，实现税利8.2万元。1977年1月25日成立县社队企业局，9月11日成立望江县社队企业领导小组。1979年贯彻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社队企业开始向正规化、系统化管理过渡。1983年社队企业总产值由1977年的611万元上升到936万元，其中工业产值从306万元上升到711万元，利税分别从80万元、7.87万元上升到104万元和30.7万元。杨湾、武昌、长岭轮窑厂、白沙水泥厂、华阳纺织厂等一批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先后建成投产，“联户”、“户办”企业开始出现。
1984年4月，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积极发展乡镇企业的通知》。5月，望江县社队企业局易名为望江县乡镇企业局。6月，由县直24个局以上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望江县乡镇企业指导委员会成立。8月15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制定“以发展乡镇企业为突破口，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决策，根据粮油棉高产优质和黄土、劳力资源充裕的特点，确定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建材、建筑、纺织等行业，实行“四轮驱动、五业并举”(乡、村、联户、户四级一齐上；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并举)的发展方针，税务、金融、财政、工商、物资、劳动、人事、司法等部门相继出台减免税、优先贷款和发放周转金、简化手续办理营业执照、破格招聘、录用乡镇企业干部、切块供应原材料、法律保护等政策措施，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乡镇企业迅速发展，1984年企业数、从业人数、总收入、利润和税金分别比1982年增长18.12、2.27、2.74、3.92和2.78倍。依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同年开始逐步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集体承包、个人承包、合伙承包或租赁承包等形式相继出现，实行目标管理，定产量、产值、利润、税金，同时还加强计划、财务、质量和安全管理。各企业总产值和各项主要产品产量指标列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7年底全县出现乡镇企业产值超百万元的乡8个，村24个，产值最高的乡、村和企业为华阳镇郊(2757万)、翠岭乡城北村(409万元)、华阳建筑公司(411万元)。全县乡镇企业总数1169个，从业人员39029名，总产值1.45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8.5％。总产值中，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各占2.7％、47.99％、13.39％、24.45％和11.48％，创利润275万元，上交税金411万元，固定资产总值49763万元，拥有机械制造、家具制造、家电生产、食品、饲料、饮料、纺织、化工、塑料、采石、建材、造纸、印刷、工艺美术等行业。主要产品产量分别是：棉纱467吨，配合饲料757吨，食用植物油229.5吨，罐头食品31.5吨，水泥1.43万吨，红砖170.30万块，水泥预制件6577立方米，纸469吨，木制家具1.09万件。是年，华阳日用化妆品厂生产的珍珠霜等三项产品通过地区鉴定，新坝建筑公司和太慈建筑公司分别达三级和四级企业标准；古炉轮窑厂的红砖、莲洲油厂的菜籽油、华阳长华塑料厂的申原鬃获省乡镇企业系统优质产品称号。长华塑料厂的申原鬃与漳湖禽蛋厂的皮蛋远销东南亚、香港等地。
一、镇压反革命运动
解放初，以梁金奎、曹连堂为首的匪特、恶霸、道会门等反革命残余势力猖獗，散布谣言，破坏交通，抢劫财物，仅赛口区隆山乡864户，被抢劫3次以上的就有99户。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1月，成立县锄保委员会和县人民法庭，全面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1951年2月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广泛开展“访苦、引苦、忆苦”活动，提高群众阶级觉悟，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罪行。菩提乡召开公审大会时，农民徐启功全家3代5人，身穿孝服，手捧灵牌上台，向恶霸徐进明讨还血债，在场群众均同声要求枪决徐进明。各地通过召开千人以上公审大会，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时人心大快。在镇反运动中始终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1951年8月，运动基本结束，共受理各类案件1043件1075人，结案的943人，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238人。
二、土地制度改革
1949年秋征，开始减租减息。1950年3月，选举乡村农民协会；县委副书记陈硕峰率工作队进驻华阳老街和新民村，进行阶级状况调查。8月，清丈全县土地。9月，抽调100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学习华东军政委员会制定的《新区农村减租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9月20日，县委组织部长潘洛(兼土改队长)率土改队，以码头、长岭两乡为重点，松岭、大桥两乡为副点，先行土改，12月结束。1951年1月，以新泉、花河、葛林、茗南4个乡为重点，带动22个乡的土改。2月20日，安庆地委土改队和县委土改队共400人，驻25个乡。3月1日，华东土改队(队长范涤新)、皖北土改队(队长苗宗路)共300人，分驻30个乡。土改队一进村，便组织群众学习《土地改革法》，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开展“访苦、忆苦”活动，提高农民阶级觉悟。3月中旬，急风暴雨似的土改运动席卷全县。安庆专署专员张伟群驻土改队总部(设沈冲乡)，加强对运动的指导，全县以乡或分片组织斗争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大会158次，县人民法院、区人民法庭主持召开公审会100余场次，逮捕766人。反霸斗争后，各地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学习政策界限，以村为单位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五大财产(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粮食)，征收祠堂、寺庙、教会、学校，团体的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全县共没收和征收土地216515亩，分得土地的农民共50397户。4月15日，土改运动基本结束，废除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翻身农民喜迎土地回家。是年4月至1952年2月，对照政策，全面进行土改复查，发现提高阶级成份683户，降低阶级成份271户，纠正后，颁发《皖北区望江县土地房屋所有证》。
三、“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1月3日，由县委书记侯震江等11人组成整风学习委员会，并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下设“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办公室。5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土改队、农村工作队和各区委书记、区长共533人参加的大会，学习中央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出的有关“三反”、“五反”的指示。11日，侯震江在县直机关职工大会上作“三反”、“五反”动员报告，带头检查并当众退还县大队及二区送的黄军服、旧毛毯。2月10日，县委召开“打虎”(贪污旧币1000万元为“小虎”，5000万元为“中虎”，亿元以上为“大虎”)动员大会，发动群体检举揭发。会后，县直机关(包括华阳)组织7个打“虎”队，各单位分别组织打“虎”组、侦察组、远征组。地委分配望江8只“老虎”任务，到3月2日，全县共打“虎”35只。县委再次分配粮食局、银行、税务局等11个单位7天内打29只“虎”的任务。副县长赵九堂，粮食局局长李光甫对此持怀疑态度，来望江检查“三反”的地委工作组批评他们说：“你就是老虎，是思想老虎。”立即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停职反省处分。3月底，全县共打“虎”137只，其中“大虎”24只，“中虎”15只，“小虎”98只，计款24.02亿元。4月下旬，“三反”运动转入核实定案阶段，县委书记康兆郁(侯震江已调安庆地委)等15人组成的“三反”案件审查委员会，同时成立“三反”人民法庭(华阳设分庭)，到5月10日，全县审定16只“虎”，计款4.34亿元。6月30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三反”运动结束，全县贪污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10人，100万元以下的13人，其中10人分别受到撤职、降职、记过处分。
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起来，增加生产”号召。4月，全县开始组织临时互助组，1952年春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建立高级社，1956年冬，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8％，基本完成农业生产资料由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详见农业篇)。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开始对城关镇46户(202人)手工业进行合作化试点。1953年，通过供销社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加工、推销产品，逐步将全县手工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1955年，经过调查摸底，按照社会需要，将全县780名少地和无地的手工业者，组成12个生产合作社，30个生产组。1957年，通过整社，调整为25个生产合作社9个生产组，社员发展到1266人。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县手工业者全部转入合作社、组。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年有3户私营工业。1952年发展到8户。1954年水灾后，均先后倒闭。县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对象是私营商业。1956年1月，县私改办公室抽调26人组成私改工作队，首先在城关镇进行私改试点，1个月时间，将全镇250户私营商业(从业325人)组成28个行业，通过公私合营(2户9人)、直接过渡(19户19人直接过渡进入国营商业)、全行业合作(229户297人)三种形式，完成了私改任务。2月初，对吉水、华阳、赛口、高士、新坝、鸦滩、长岭、凉泉、太慈等9个集镇的私营商业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响，绝大多数商业户主动申请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2月底，全县城乡有723户私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占全县私商总户的95.6％，从业885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96％。
五、1954年救灾
1954年7月中旬，全县大小49口圩溃决。灾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立即调集1050艘木帆船和4艘轮船、1艘机帆船，采取“先救深水区的，后救浅水区的，先救人，后救牲畜粮物”的原则，奋力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灾民5.1万名，猪牛0.87万头，粮食1.3万担，农具、家具19.7万件。随后，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又分途深入灾区，组织力量，竭力安置好遭到毁灭性灾害的华阳、吉水、赛口、新坝4区7万余名灾民，县内丘岗地区安置3.75万名，其余分别安置到太湖(7340名)、潜山(2700名)、至德(6270名)、东流、彭泽(11000名)等5县。安置后的灾民，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组织开荒大队，开展生产自救，先后垦荒8.7万亩，收粮17.3万斤，捕鱼130万斤。在安置灾民的同时，政府发放救济款91.72万元，生活贷款7.9万元，副业贷款17万元，并责令粮食部门从四川调入大米6412万斤。水落后，政府又组织1025名瓦木匠，发放26万元房屋补助款，帮助灾民重建房屋36369间，到年底，20533户灾民住进新房，占倒塌房屋总户的80％，其余灾民住在茅棚或寄居在亲友家。灾区曾一度发生伤寒、痢疾等病疫，政府及时组织240名医务人员到灾区免费治疗7万余人次。由于以上措施，大灾之年，人民无冻馁之虞和颠沛流离之苦。
六、“肃反”
1955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县委抽调91名中、小学教师到安庆参加“肃反”学习。1956年2月，县委成立由县委副书记于吉位、县长程文显、组织部长杨树友、纪委副书记黄家法、公安局长吕昌文等组成的“五人”小组，下设办公室，先后抽调党团干部、教师126人进行培训，并派15名干部赴安庆学习“肃反”政策界限。3月，开始对全县干部、工人进行排队摸底。8月25日，沈去非作开展“肃反”运动的动员报告。全县干部职工积极进行检举，先后清查出一批隐藏的反、坏分子。县机械厂钳工徐斌在抗战时期任河北省深县伪警备队班长，带领日军扫荡，亲手杀害群众4人，轮奸妇女2人，强奸少女1人，被其逮捕而遭日军杀害的4人，并烧毁民房500余间。日本投降后，潜逃武汉，改名徐义春，1949年混入解放军，后转业到望江。“肃反”时又潜逃武汉。被追捕归案后判处死刑。1957年12月24日，县委“五人”小组召开县直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强调“肃反”与“反右”斗争结合。1958年4月，在“宁左勿右”思潮的影响下，将原已作出结论的案件进行升级处理，错误地逮捕、开除、关押、管制110余人，占原定案总数的28.28％。1959年10月，“肃反”运动结束，全县参加“肃反”学习的有5830人，其中干部1851人，中、小学教师882人，医务人员178人，科技人员46人，营业员、售票员701人，演员60人，工人1820人，勤杂人员209人，查结定案为反、坏、政治历史问题兼“右派”的共389人。
七、推行农业“三改”
1954年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农业“三改”，县委根据望江实际，决定推广双季稻。1955年试种，大部分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怕劳力不足，怕缺水缺肥，怕花工多，收成少。县委采取四项措施：一是因地制宜，选择水源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先推广。二是种好试验田，起示范作用。太慈乡万隆农业社10.12亩试验田，平均两季亩产897斤，赛口乡红旗农业社2.54亩试验田，平均亩产1520斤。三是选好品种，早稻选用当时较好的品种南特号，晚稻选用小红稻。四是抓住季节，不违农时，清明前夕早稻种要下泥，立夏前早稻要插完，立秋前晚稻要插完。全县共种双季稻3.66万亩，平均双季亩产577斤，比一季中稻亩产增产144斤。1956年双季稻面积发展到15.33万亩，相当于1955年4倍。1964年大面积套种红花草。1965年晚稻引进农垦58。1966年花凉亭渠道通水。由于水肥条件改善，品种又不断更新，1970年后早稻面积一直稳定在20～24万亩之间。1981年后，平均两季亩产1200斤以上。1987年双季稻总产3.55亿斤，占粮食总产82.4％。
八、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6月1日，成立县整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先后召开4次干部扩大会议和和两次党外人士座谈会。8月，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进行整风学习。县委在整风动员报告会上，号召与会者积极开展大鸣大放，运用大小字报和大小会议等形式，向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县有3360余人参加大鸣大放，共写出10万多张大字报，5万多条意见。9月26日，整风运动转向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斗争，各级整风办公室组织力量，搜集和整理“鸣放”材料，多数人出于真诚地帮助党整风，在鸣放会上说了几句过激之词，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而受到批判和斗争。1958年8月，运动进入横扫“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官气，阔气、暮气、骄气、娇气)的交心阶段。458名党外知识分子(主要是教师)划分为24个交心促进小组，10天共写出2293条交心材料，许多人说出从不敢说出的心里话，这些材料一般不作为处分依据。11月，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结束，全县定为右派、坏分子的共581人，占参加整风运动人数的17.28％。县人委4名正副县长，2人定为右派；15名正副科长、主任，13人定为右派；24名科员，13人定为右派；全县700多名教师，300多人定为右派或坏分子。处理情况分别为：判刑59人，开除劳教86人，交司法部门审查17人，开除留用69人，开除监督劳动131人，撤职降级43人，免于处分26人。另有127人处分不详，3人自杀。
九、“大跃进”运动
1958年夏，县委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掀起“大跃进”高潮，1959年继续“跃进”，1960年“特大跃进”。三年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先后兴建褒隐寺水库和花凉亭水库南北干渠，围垦开发大、小漳湖和青草湖，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扩大了耕地面积。但由于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民生活的暂时困难。
大办工厂1958年5月，县委召开各乡、社400余人会议，制定1958年工业规划。5月1日至6月25日，建厂8986个，占年计划建厂9992个的89.9％，平均每天建厂162个。由于原材料和生产技术跟不上，这些一哄而起的工厂又一哄而散，许多工厂未上马或上马不久即被迫关闭。10月，兴建15000纱锭、540台织布机的望江纱厂，培训559名青年女工，试车后不久即宣告停办，耗资220.95万元。1960年冬，仅有县农机厂、农具厂，各区农机配件厂经过调整合并，仍继续生产。
大炼钢铁1958年8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号召；全党全民要为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比1957年翻一番)而努力。8月2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从8月起，年内建土高炉480座，产铁5200吨，钢52吨。9月初成立炼铁师，选调2万多名精壮劳力、250名干部，赴岳西县店前、河图两区大炼钢铁。11月22日产铁176.3吨，27日创日产铁217.27吨的高纪录，超额完成上级党委规定的日产106吨任务。全师6天时间即完成19天产铁2020吨任务的46.28％。12月初，号召创高产，一批“超美炉”、“刘胡兰炉”、“跃进炉”等相继建立，日产铁500吨。时《望江报》报道：“从明堂山到麻塘河，从河图到凉亭坳的方圆10余里土地上，焰火纷飞，铁水奔流，出现世界罕见的壮观”。
在岳西炼铁的同时，县内各行各业也掀起大炼钢铁热潮，仅望江中学，县委就分配兴建100对土炉的任务。城镇居民凡满12岁的儿童都参加锤石头，15岁以上的做钳锅。为完成炼铁任务，不惜将城乡居民的铁锅、罐、钳、铲等器具投入红炉。3个多月的大炼钢铁运动，使望江人力、财力遭巨大损失，同时也摧毁了岳西大片森林资源。
大办农业1958年春，县委两次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指标：第一次粮食总产2.82亿斤，比1957年翻一番；第二次指标为5.69亿斤，又翻了一番。5月16日，县委书记率先在城关公社搞6.93亩高产试验田。8月4日，县委组织各区、乡书记40余人参观大桥乡新合农业社高额丰产晚稻田，推广其“深耕、密植”经验，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大跃进”口号。8月16日，省、地、县领导80余人组成验收团，验收杨长党支部、港桥团支部、联合三少年所搞的3处试验田，经监收，分别为亩产13756斤、13379斤和10512斤(实际是将10多亩稻田快黄稻棵移到1亩田内)。当日，县委、县人委发出贺信，祝贺雷港乡一群“卫星”(即高产田)上天，8月22日，中共中央农工部也发来贺电。10月，晚稻“卫星”一个比一个大，雷港十营党支部试验田亩产29792斤，莲洲十四营穆桂英排亩产39733斤，赛口先锋社黄继光排试验田竟亩产12.15万斤，金堤乡炮制了亩产15万斤特大“卫星”。
1959年2月1日，县委召开8528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提出“跃进再跃进，飞跑向前进，粮食双千斤，棉花八零零(籽棉)”的口号，并开展“反个人主义、反本位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瞒产私分”运动。经过强制性的思想斗争，会上报出所谓瞒产粮168.7万斤。沈冲公社新岭大队(528人)，上报瞒产粮2.8万斤，经检查仅存稻种2.8万斤，供应粮27221斤，到6月止人均每天只能供应6两(16两制，下同)原粮。在一片“丰收”的景象下，开始出现“饿、病、逃、荒、死”。据3月28日县委工作队对沈冲公社新岭、周楼两队的调查，从1958年冬至1959年3月死亡277人，占两队总人口的8.5％。5月16日统计，县浮肿病患者8074人。
1960年2月8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布置“特大跃进”，要求农作物产量翻一番至两番，工业产值翻二番至三番。3月，推行“早”(播种早，收获早)字经验，在清明前10天春播，结果造成严重烂秧、烂籽现象。为度粮荒，县委号召城乡居民开山种瓜，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机关干部口粮由月32斤减为18斤。
持续3年的“大跃进”运动，造成农业生产倒退，1958年至1960年粮食总产分别比1957年的16841万斤减产0.25％、6.17％、4.23％，而征购粮分别比1957年增加21％、63.7％、29.6％；1960年全县农村人口236848人，分别比1957年、1958年减少42970人(其中男劳力2.02万人，女劳力1.44万人)和49094人。
十、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9月初，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8日，全县322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19个人民公社，各社下设营、连、排，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10月9日，全县办有公共食堂1632个，全部实行供给制，社员的家禽家畜、家具和生产队的仓房和农具，均可无代价地平调。翠岭公社龙泉大队平调犁，耙、车，耖772件，损失334件，平调150头生猪集中饲养，死去80多头。1959年财务核算权下放到生产队，县委抽调321名干部，303名大队会计，清理公社各级帐目，清算出1958年全县平调款273.42万元，平调实物折款129.63万元，清查出公社各级干部贪污、挪用公款的1082人，32019元。(详见农业篇)
十一、反“右倾”运动
1959年8月29日，县委召开广播大会，组织13万人收听，布置反“右倾”运动。9月12日，全县3239名党员参加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了保卫党的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两份文件。10月3日，召开大队书记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对县委常委耿树谷、杨树友所谓“耿杨联盟”(因其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批评》进行揭发批判，到10月16日，全县投入反“右倾”运动的党员4398人，占党员总数的97.7％，定为“右倾”错误的1001人，其中县委委员6人，科局级干部15人，区委委员6人，公社委员42人，大队支委125人，一般党员607人。耿、杨2人分别被撤职和降职下放。
十二、国民经济调整
1960年冬，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1月13日，县委召开1509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历时7天，县委书记沈去非作《关于“五风”方面检查的报告》中指出，“大跃进”时期制定的工农业指标，脱离实际，把左倾当作右倾来反，导致生产倒退，错整一批好人。为纠正“一平二调”，会上退赔现款30.25万元。2月4日至8日，又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继续检查“五风”和3年来的工作失误；总结造成“饿、病、逃、荒、死”的教训；对“大跃进”期间违背客观规律一哄而起办的厂矿企业，采取缩、减、关、停、留的办法；压缩职工编制和城镇人口(到1963全县共精简下放职工、城镇居民7166人)；在农村推行“责任田”(承包到户)，种植计划由群众自行安排，增产归己。当年征购粮任务分别比1958年、1959年和1960年减少2.69倍、3.64倍、2.6倍，人口增到265552人，比1960年增长12.1％。1963年粮食产量达20793万斤，比1960年增长29％。
十三、兴建大轮码头
华阳处九江、安庆之间，历来为长江水上交通要道，民国初年便设有小轮码头。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货物吞吐量和旅客流量日益增大，小轮码头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望江、太湖、潜山、宿松等县土特产品常常不能及时转运；来自太湖、彭泽、东至、华阳河农场、九成畈农场等地旅客也因搭不上小轮而常常滞留码头。1961年县委、县人委决定向上级交通部门申请在华阳兴建1座农用大轮码头，通过交通部呈报国务院，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同。随后，长江航运管理局委派安庆港务局进行建港可行性调查。
1964年，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建港，县人委与长航签订建港协议书，望江负责修建公路、征用土地、架设电话线、配置渡船等配套设施，长航负责栈桥、趸船、候船室等基建工程。年底开工，上海港务局、安庆港务局负责人和县人委副县长李承宏、江中和等在工地指挥施工。1965年元月底试航，由于水下沙滩延伸较长，水位浅，风浪大，栈桥长，趸船稳定性差，大轮停靠困难，经芜湖分局重新勘测选址，决定由华阳江调号迁到白沙磨盘洲。1965年秋动工，1966年春节前竣工通航。
十四、新“五反”运动
1963年4月，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成立“五反”领导小组，各单位设骨干小组。运动以反贪污浪费、开展增产节约为中心，分四个步骤进行：一是组织学习，提高对“四个革命”(革自己的命、革企业的命、革组织的命、革思想的命)的认识；二是发动群众鸣放，揭发贪污浪费现象；三是“洗澡下楼”(即自我检查)进行整改；四是落实指标，开展劳动竞赛。并提出：为建设社会主义，本着“六个一”(节约一厘钱、一度电、一张纸、一粒粮、一滴油、一寸布)的精神，勤俭办一切事业。5月开始，县委13人分别“洗澡”，120名科局级以上干部有104人作自我检查；群众先后提出5000多条意见，其中涉及官僚主义的1488条，贪污浪费的2407条。到12月1日全县共揭发出犯有贪污、投机倒把错误的22人(其中贪污13人)，金额11236元。
十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6月23日至7月1日，县委举办133人参加的第一批区、社社教骨干训练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部署农村社教运动，也称“四清”运动(始为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训练班通报了“阶级斗争”情况：1962年至1963年上半年，全县发生有组织、有纲领的现行反革命案6起；阶级敌人反攻倒算事件164起；78个生产队的领导权操纵在“四类分子”手里；封建迷信复活，新建土地庙193座，巫婆、神汉、风水先生400余人。11月5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确定全县28个公社，分4批3年完成社教工作。11月16日，抽调296人组成社教工作队，集训30天后，分赴各区、社开展社教工作。县委以翠岭为试点社。1964年1月，县委又确定华阳、毛安公社为面上的社教点，以点带面，指导全县。通过对凉泉、鸦滩两公社摸底排队，认为大队班子好的占33％，进行自我教育；一般的占42％，派少量工作队；差的占25％，为社教重点，多派工作队。望江属面上社教县，10月，安庆地委抽调望江220名干部参加安庆“四清”工作团，赴青阳，开展重点县的“四清”工作。县内面上社教全面收缩，封存案卷、帐册，撤销领导小组，专案人员由151人减为22人。1965年1月，宣传贯彻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月，运动转入专案处理，查出有经济问题的38人(其中判刑4人，开除公职10人，受党纪、政纪处分的16人，免于处分8人)；有各类政治问题的183人，结案处理的16人；机关大院“四类分子”家属26人，限期全部迁出。“社教”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错误处理和打击。
十六、农业学大寨
1964年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号召，全县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开展“三田”(种子田、试验田、示范田)建设。1968年5月，县委组织区、社和有关部门干部84人，赴山西昔阳大寨大队参观，回县后，宝塔大队撤屋并村，统一盖公房，群众反映说：“学大寨，学的怪，不学精神把屋盖”。
1970年县委再次组织县区社干部40多人到大寨参观，强调学习大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年，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学大寨赶郭庄”的口号。1971年6月下旬，县委在华阳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提出以“长岭大队为榜样，学习大寨赶郭庄，苦干实干两三年，誓把望江变昔阳”的口号。8月，又组织县、区、社和重点大队干部50多人到湖北英山、黄岗参观，学习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经验。回县后，全县掀起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以“统一规划、分期施工、互相支援、最后平衡”为原则，实行劳力、物资平调，造成群众负担过重。太慈公社胜利大队民主生产队178人，年负担县、区、社、队四级兴办工程、社队企业用工和其他方面用工7216个，平均每户负担180个。
1975年10月9日，县委召开“建设大寨县”动员大会，提出“全党齐动员，苦战三五年，大批促大干，建成大寨县”口号。同年冬，结合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全县抽调520人(含地委委派50人)组成党的基本路线宣传队，由县委常委带队，进驻两区12个公社96个大队，其他区、社、镇、场自行组织400余人进驻97个大队，批判所谓资本主义，强调“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发动群众大检举、大揭发，割“资本主义尾巴”。全县先后批判“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256人，“有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和其他资本主义活动”的123人，追回外流劳力2877人；3050名分散单干的手工业者被纳入集体行业。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为大办农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一系列的农田基本建设，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忽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盲目学搬大寨做法，导致社员收入降低，贫困户增多。1975年，农民人均产值240元，人均收入80.53元，分别比1965年下降28％和26％。1977年决算，全县超支户占总农户的52％。
十七、“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县委通过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组织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和《海瑞罢官》，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6月县委组织学习《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抽调270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进驻县直各重点单位，首当其冲的是文教系统，仅望江中学就进驻26人。进驻工作组单位，实行“一切权力归工作组”，对所有人进行政治排队，分别划分“一、二、三、四”类。一类为骨干力量；二类为团结对象；三类为批判对象；四类为斗争重点，即特务、叛徒、“走资派”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对被划分为三、四类的教职工进行隔离审查。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学生统称为“黑五类”。文化系统(文化馆、电影院、新华书店)38名干部，27人排为三、四类。6月8日，学校停课，全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开始集训，历时98天，小学教师310人中110人排为三、四类，80人挨批斗，中学教师50人中19人排为三、四类。对定为三、四类的，实行重点看管，轮番批斗，刑讯逼供。吉水小学教师龙梦蛟定为三类后，日夜批斗，重病不准治疗，被迫害致死；莲洲农中教师张福田，集训回校后，又批斗三天三夜。张经不起折磨，于最后一晚自杀，留下遗言说：“我相信党的阳光一定照出真正的牛鬼蛇神”。死后还组织对尸批斗。
1966年8月上旬，红卫兵从学校涌向社会，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拆祠堂庙宇，焚古书古画，搜金银手饰，砸龙凤图案的家具和古器，据不完全统计，砸烂各种菩萨偶像10767个，捣毁土地庙550座，没收家谱20724本。仅县城四郊被抄家的就有1218户。与此同时，全县城乡大搞“红海洋”运动，到处都是红漆大书的毛主席语录和象征革命的标语口号。8月中旬，县城街头贴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手抄件)，8月23日，县委才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8月17日印发的这张大字报，并召开14次常委会组织学习。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之后，便罢课、串连、上北京。县委对首批进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第七次检阅的110余红卫兵代表，逐校逐人进行政治审查，并派员负责带队。望江中学有7名红卫兵，自动组织进京。县委设立红卫兵接待站，天天忙着“送往迎来”。11月中旬，首批组织进京和自动进京的红卫兵回县，县城街头首次出现“炮轰于吉位(县委代理书记)、火烧黄家法(县委副书记)”的巨幅大字标语，锋芒直指中共望江县委。
1967年“一月革命风暴”从上海刮到望江，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商店相继成立“八·二七”、“鬼见愁”、“鬼见怕”、“新望中”、“同心干”、“扫残云”、“巴黎公社”、“红旗”、“八·二五”、“红太阳总部”、“中小教红串会”等造反组织，公开指责中共望江县委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推行的路线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揪斗县委常委，冲击各单位当权派，继而上街游行，高喊“造反有理!”口号，要求赶走驻各单位工作组，强烈呼吁为前期“资反路线”迫害致死者平反昭雪。从1月24日开始，县委先后用文字宣布平反的153人，平反并开追悼会的3人，口头宣布平反的数千人。与此同时，“一月革命风暴”前成立的“机关红卫兵总部”、“红旗军”、“冲锋陷阵”、“8375”等群众组织被新起的造反组织宣布为“官办”的“老保”组织，揪斗其头头，并戴高帽子游街。这时，县委机构瘫痪，各级领导“靠边站”，公、检、法被砸烂，各单位造反组织推出一、二号服务员领头掌权。1月26日晚，“红旗”、“八·二五”两个群众造反组织突然向县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宣布夺权，成立望江县文化大革命联合接管委员会。28日，县人民武装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精神，接管县委、县人委。2月6日，成立军、干、群“三结合”的望江县文化革命小组(简称“县文革”)。随着县文革的成立，造反组织形成两大派，一派说“县文革”好得很，一派说好个屁。从此，好、屁两派各树旗帜，各占山头，围绕“县文革”是“支左不支派”还是“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口诛笔伐，展开激烈论战。9月23日，一派群众一连游行3天，静坐、绝食，在人民剧场公开揪斗县文革领导人毛文明，另一派反对，双方剑拔弩张，经人武部领导劝阻，没有酿成大规模武斗。
1968年2月，学校复课。望江两大派各派代表3人赴合肥签订“发展望江大好形势的协议”和“大联合十条倡议”。后来两派都有人反对，书写大字报，进行辩论。5月初，省革委会举办大联合学习班，两派各去6人，通过“斗私批修”，于8日签订八条联合声明。省革委会和驻军负责人李德生、宋佩璋等在6408军部接见两派代表。回县后两派不仅没有联合，反而斗争愈演愈烈，双方都进入大规模战备状态。宝塔、雷港、大轮码头、杨湾闸等处连续发生抢枪事件。7月3日，在县城东化龙桥畔，两派发生第一次枪斗，打死望中学生史小毛、安庆学生徐宏图。7月16日，在长岭天甫堂两派发生第二次枪斗，打死1人(华阳搬运站工人)，打伤多人。8月1日，好派调集重机枪2挺，轻机枪11挺，步枪200余支，在安庆和邻县造反派的协助下，围攻县城，发生第三次枪斗。8月8日，省革命委员会派来1个宣传队，6408部队派来1个连，一面宣传大联合，一面勒令两派停止武斗，上交枪支弹药。双方先后交出轻重机枪5挺，冲锋枪20支，步枪89支，手枪18支，子弹2804发，手榴弹40枚，炸药包4个。此后，两派各派代表40人第三次赴合肥，协商成立望江县革命委员会。20日，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常委和大组成员两派人数相等。9月中旬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到10月底，全县清出各种“坏人”近3000名，分别送进各级“深挖班”、“理线班”、“揭批班”等各类学习班。县革委会直接抓的首期学习班在天主堂举办，学习的270余人大多是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手”、“坏头头”以及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黑五类”。学员每天早上向毛主席画像“请示”，晚上向毛主席画像“汇报”；上午反省自己，揭发别人，下午开批斗会。每隔几日，将所谓“不老实”的学员，挂黑牌，戴高帽，用红棍子压着游街示众。基层有些学习班，私设公堂，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杨湾公社专政队把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70余人抓到公社办78天学习班，打死2人，打伤33人。10月下旬统计，全县各地学习班自杀身亡的15人。到年底共办各类学习班1626期，15万人次，揪出所谓阶级敌人2183人。12月，县革委会组织万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94个“老大难”单位，并派1130名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管理学校。
1969年初，为迎接中共九大召开，县城东门门口(现望江中学大门前)建立一座高12.6米钢筋结构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牌坊。全县组织军、干、群万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展城乡“斗、批、改”，又揪出各类“坏人”1318名。4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九大”精神，深入开展群众性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活动。广大干部、群众每天第一件事是向毛主席像请示，第一句话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一支歌是高唱《东方红》，开会第一项议程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人人胸前挂，《毛主席语录》人人随身带，大唱“语录”歌，大跳“忠”字舞，家家建立宝书台，户户“升起红太阳”，街道、村庄、山坡、田埂，语录牌和忠字牌是处可见。是年，毛主席著作和画像发行量剧增。两个月时间发行《毛泽东选集》137585套，《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672571册，毛主席像和有毛主席像的张贴标语18万多张；并有不少单位和个人改名，争用“文革”、“红旗”、“水红”、“向阳”、“卫东”、“向东”等象征革命名词，用得最多是“东方红”。一时间，全县同名大队65个，同名生产队397个。12月，县革委会研究决定“解放一批中层领导干部”，同时将原县委主要领导人押到各区、社巡回“斗私批修”。
1970年1月10日，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开展“三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四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资本主义经营)、“一深挖”(深挖隐蔽的阶级敌人)的群众运动。7月，举办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
1971年1月15日，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在继续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同时，加强对“清查5·16”和“深挖帝蒋特”运动的领导。通过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到2月7日共揭出各种政治案件108起，涉及463人；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6个，涉及各种经济问题的1422人，金额254452元，粮食5930斤，布票8355尺。到6月12日，全县清出“中统、军统、日特组织和不明系统的特嫌组织”51个，各类“特务分子和特嫌人员”1297人。据当时12个区、社统计，有65人非正常死亡。赛口赵山队曹某因经不起严刑拷打，在学习班的墙上撞死。5月21日，县委部署“批陈(伯达)整风”运动。全县举办学习班2800多期，组织大批判战斗队2839个，开大批判会6809次，参加批判会的96万人次。10月中旬，县委传达林彪叛逃的文件，组织干部群众声讨林彪的反党罪行。
1972年1月下旬，县委、县革委召开棉花生产会议，讨论分析“精神代替物质”、“政治代替一切”、“政治冲击一切”的错误观念，布置棉花生产任务。5月18日，全省渔业“斗、批、改”现场会议在望江召开，县委在会上介绍领导渔业“斗、批、改”经验。8月9日，县委召开“批林整风”大会，历时25天。
1973年9月21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大”精神，历时6天，强调“充分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要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定地执行三项基本原则”。会后由点到面地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1974年元旦开始，各级报纸大造舆论，要求将“批林”同“批孔”联系起来。高士公社书记胡结枝说：“中央出了妲己，批孔、批宋江，就是要批周总理，这样，不如回家去”。县委书记王建宏也说：“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就是不批自己”。1月26日，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历时5天，4000多人参加。9月2日，县委开会讨论研究“儒法斗争史”，部署开展“批儒评法”运动，并与“批林批孔”结合起来。全县建立“批林批孔”学习小组3155个，培训“骨干”19695人。
1975年底，县委传达贯彻中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1976年3至6月，县委举办3期理论讨论会，245期学习班，组织290个文艺批判队，重点评《水浒》，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7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三级干部会，推广肥东经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成立中线(城关)、东线(华阳)、西线(长岭)三个作战指挥部。到8月下旬，揭露有各种问题的177人。同时推广“小靳庄经验”，办政治夜校1893所，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10月17日，县委在人民剧场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十八、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成立县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机关单位配备专职人员3～4人。根据“有错必纠、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先后对“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各种处分和批斗的4923人，结案的4652人(定为敌我矛盾的190人，人民内部矛盾4462人)，需要进行复查核实的1361人，复查结果：全错全平893人，部分错部分平190人，维持原结论278人；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划为“右派”和“反坏”加“右派”的581人(病故142人)，1962年甄别平反76人，1978年专设改“右”安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专案干部11人，对未甄别改正的“右派”和“反坏加右派”的505人，进行复查核实，结果，除因历史反革命身份的21人为部分平反外，其余全部平反。另对甄别改正恢复公职而被迫退职的23人重新分别安排工作或补办退休手续，错划“右派”后病故的全部给予抚恤；其它历史老案，复查1325人，全错全平737人，部分错部分平反246人，维持原结论342人。
各种冤、假、错案平反后，收回安排工作的有460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306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65人，集体单位职工89人)，作离休、退休、退职处理的161人。
十九、打击经济犯罪
1982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4月下旬，县委成立打击经济领域里严重犯罪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到1986年底，共立案查处103件，106人，其中：走私贩私案1件，贪污案46件，行贿受贿案2件，盗窃案3件，投机诈骗案17件，挪用公款案6件，其他28件；金额万元以上大案5件，5000元以上11件，1000元以上34件，1000元以下53件。受到党纪处分13人(开除党籍8人，留党察看4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政纪、刑事处分49人(开除公职1人，开除留用14人，降级1人，撤职1人，记大过17人，判刑14人，缓刑1人)。共追回公款和实物折款计32.98万元。
二十、建设集贸市场
80年代初期，集市贸易迅猛发展。1982年，全县集贸市场发展到54个。1984年7月统计，入城的“两户一体”(重点户、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达350多家，500多从业人员，他们自搭棚房，摆摊设点，大街小巷，行人拥挤，车辆难行。为繁荣市场贸易，创建文明县城，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县城中心的藕池兴建雷池市场，以带动城乡集市贸易的发展。设计方案由工商局、城建局编制，在县小城镇建设指挥部的具体领导下，成立农贸中心建设办公室。1984年8月7日，县长朱方晖主持该工程第一次集资会议，根据省建设银行“存一贷二”的市场建设贷款原则，提出第一集资方案：30个局60万元，区乡企业40万元，存入省建设银行，并申请贷款200万元，未果。8月18日，县政府召开办公会议，讨论提出第二集资方案：按50股联营，每股1.5万元，向省建行申请贷款150万元。报名很踊跃，但资金迟迟不到位。10月4日，县长朱方晖主持召开工程基建办公室全体成员会议，讨论提出第三集资方案：将四方联体建筑分成一大一小两块，工商局负责场内三方，供销社负责临街一方，分头集资联合承建。10月底，300多万元工程款得到落实。11月2日，县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征用土地30亩。21日，县政府办公会议邀请人大、政协负责人和建筑工程人员审定设计方案。1985年3月27日，举行奠基式，11支施工队同时开工。施工期间，省委书记黄璜、省工商局局长殷树勋和国家工商局市场司负责人都先后前来视察。1986年6月，部分工程竣工，先期营业。10月，东南端第一期主体工程(建筑面积9852平方米)全部竣工。11月1日举行竣工开市庆典，安庆行署专员刘思魁、省工商局领导前来参加剪彩，观众3万余人。1987年，县内各区乡镇开设粮油、蔬菜、竹木、耕牛、水果、工业小商品、综合等类市场计70余个，其中雷池市场入场固定店铺306户，分别来自望江农村(280户)和江西、湖北、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地，每天入场1万人次，高峰期达2万人次。是年，被评为全国文明集贸市场。
二十一、纠正不正之风
1985年3月，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等文件，会后各机关结合整党，由纪委带头会同审计、财政、税务、工商、物价等部门，抽调32人，以1周时间分别到各部门和单位进行检查。查出问题及时处理，机关办的6个企业停办1个，转办2个，撤销皮包公司1个；擅自用公款发西服、毛料、电热锅、电热毯、毛巾被的单位，被扣款1.3万元；17个超发奖金单位，征收奖金税2.17万元。1986年4月5日，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当前机关几个严重问题的通知》精神，召开县直机关(城关镇)1000余人参加的党员大会，号召党员、干部做端正党风的表率，清除腐败现象。5月，又召开全县纪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纪委(86)1、2号文件，按照“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继续狠抓四项工作：一是继续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二是严控社会集团购买小汽车；三是制止住房超面积；四是归还借用公款。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原欠公款27.7万元，归还17万余元。
二十二、建设优质棉基地
望江植棉历史悠久，解放后由零星种植发展为大面积生产。1951年开始引进新品种，植棉面积一直稳定在14万亩左右。1963年建立棉花病虫测报站，1964年建立棉花良种轧花厂，1966年建立棉花良种繁殖区，1969年接收安庆地区棉花原种场。1971年成立棉花生产领导小组和办公室。1977年，实行棉花“五定一奖”政策。1980年国家投资56万元，扩建良种轧花厂、棉花原种场，并开始调整棉田布局，到1984年，形成沿江(7.2万亩)、滨湖(2.2万亩、丘陵(6.1万亩)三大产棉区。1985年国家投资310万元，建立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并对棉花原种场、轧花厂进行扩建和设备更新。1987年优质棉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基本形成良种繁育、技术推广、收购加工、生产资料供应、良种产地检疫等五大服务体系：棉花生产良种繁育体系，由原种场、万亩繁殖区、良种轧花厂、种子公司组成，推广一县一种，统一供种，定代更新；技术推广体系，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区乡农技站、村农技组(员)和示范户组成；收购加工体系，由22个收购点、12个轧花厂组成；生产资料供应体系，由县农资公司、基层供销社和区、乡农技站组成，开展有偿服务，对化肥、农药的性能和使用，进行咨询和指导；无病良种产地检疫体系，由植保站和繁殖区农场、农科所组成，每年6月20日至7月上旬，组织40余人检疫队伍，对繁殖基地6个村、1个乡农科所、3个国营场约1.16万亩产种基地，逐块普查，重点检查枯萎病。此外为搞好配套服务，沿江滨湖地区兴建电力排灌站18处，机械排灌站4处，丘陵地区整修花凉亭南北干渠，扩建蓄水塘堰，改善了水利条件。
二十三、建设水产基地
1981年县委、县政府开始采取以下措施，建设水产养殖基地。一是建立大水面养殖基地，1981年，总投资131.2万元，建立武昌湖渔业联营公司，开始对武昌湖实行大面积养殖，总水面13万亩，年均产鱼75万公斤；二是建立鱼苗、蟹苗人工繁殖基地，1983、1985、1987年先后建立岚杆湖、青草湖、武昌湖3座鱼苗人工繁殖设施，年均产鱼苗1.8亿尾；三是建立精养鱼池，1984年，从青草湖农场划出1500亩低洼田，辟为精养鱼池，实行人工投料，年均产成鱼40多万公斤；四是有计划地停耕还湖，1984年，大治圩1.8万亩耕地停耕灌水，实行分割养殖，到1985年，先后停耕还湖5.1万亩；五是抓好零星水面养殖，1985年将全县沟塘水库等小水面分别承包到户或联户联营，并建立包片包塘的联系点制度，395名乡村干部联系378个点，共有养殖水面3万亩；六是引进技术，培养人才，1984年，在赛口中学开设学制三年的水产中专班，招收30名学员，1985年从滁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引进人工半咸水培育蟹苗技术，1986年组织22名技工赴江、浙及中国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学习拦网养鱼技术。并先后有100多人次参加省、市水产养殖技术培训班。
1987年，全县养殖水面达22.8万亩，产品由单一的成鱼发展到螃蟹、珍珠以及水生植物等10多个品种；全县有国营鱼(苗)场(公司)7个，养殖专业户1200多个，直接从事养殖劳动力2万余人。
二十四、发展乡镇企业
解放初，乡村有少量小型的个体或自愿合伙的手工业作坊。1958年人民公社化期间，农机修造、农副产品加工、土化肥、土农药等厂及林场、养殖场争相建立，由于严重地脱离实际，加之“一平二调”风的影响，1959年后纷纷下马。1963年初，县委召开副业生产工作会，制定畜禽养殖计划，要求农村人均副业收入比上年增加20～25元。1968年强调“以粮以纲，劳力归田”，社队企业处于停滞状态。1970年全国北方农业会议提出“在大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本着“三就四为”(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外贸出口服务)方针，“五小”(小煤窑、小冶炼、小水泥、小五金、小农机)企业有较快发展，1973年又被当作资本主义产物遭批判，个体经营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外出务工农民被召回务农。1976年底，全县有社队企业570个，从业4616人，总收入351.96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占38％，主要产品有水泥和砖瓦两大项，实现税利8.2万元。1977年1月25日成立县社队企业局，9月11日成立望江县社队企业领导小组。1979年贯彻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社队企业开始向正规化、系统化管理过渡。1983年社队企业总产值由1977年的611万元上升到936万元，其中工业产值从306万元上升到711万元，利税分别从80万元、7.87万元上升到104万元和30.7万元。杨湾、武昌、长岭轮窑厂、白沙水泥厂、华阳纺织厂等一批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先后建成投产，“联户”、“户办”企业开始出现。
1984年4月，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积极发展乡镇企业的通知》。5月，望江县社队企业局易名为望江县乡镇企业局。6月，由县直24个局以上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望江县乡镇企业指导委员会成立。8月15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制定“以发展乡镇企业为突破口，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决策，根据粮油棉高产优质和黄土、劳力资源充裕的特点，确定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建材、建筑、纺织等行业，实行“四轮驱动、五业并举”(乡、村、联户、户四级一齐上；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并举)的发展方针，税务、金融、财政、工商、物资、劳动、人事、司法等部门相继出台减免税、优先贷款和发放周转金、简化手续办理营业执照、破格招聘、录用乡镇企业干部、切块供应原材料、法律保护等政策措施，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乡镇企业迅速发展，1984年企业数、从业人数、总收入、利润和税金分别比1982年增长18.12、2.27、2.74、3.92和2.78倍。依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同年开始逐步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集体承包、个人承包、合伙承包或租赁承包等形式相继出现，实行目标管理，定产量、产值、利润、税金，同时还加强计划、财务、质量和安全管理。各企业总产值和各项主要产品产量指标列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7年底全县出现乡镇企业产值超百万元的乡8个，村24个，产值最高的乡、村和企业为华阳镇郊(2757万)、翠岭乡城北村(409万元)、华阳建筑公司(411万元)。全县乡镇企业总数1169个，从业人员39029名，总产值1.45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8.5％。总产值中，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各占2.7％、47.99％、13.39％、24.45％和11.48％，创利润275万元，上交税金411万元，固定资产总值49763万元，拥有机械制造、家具制造、家电生产、食品、饲料、饮料、纺织、化工、塑料、采石、建材、造纸、印刷、工艺美术等行业。主要产品产量分别是：棉纱467吨，配合饲料757吨，食用植物油229.5吨，罐头食品31.5吨，水泥1.43万吨，红砖170.30万块，水泥预制件6577立方米，纸469吨，木制家具1.09万件。是年，华阳日用化妆品厂生产的珍珠霜等三项产品通过地区鉴定，新坝建筑公司和太慈建筑公司分别达三级和四级企业标准；古炉轮窑厂的红砖、莲洲油厂的菜籽油、华阳长华塑料厂的申原鬃获省乡镇企业系统优质产品称号。长华塑料厂的申原鬃与漳湖禽蛋厂的皮蛋远销东南亚、香港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