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明成化年间著名谏官。成化五年(1469)中进士后，授任吏科给事中。他正色立朝，直言敢谏。成化八年，在文华殿上，向宪宗面奏朝中“内宠滋甚”，辞气鲠直，宪宗恼怒，同僚都为他战栗，而他却毫无惧色，从容陈述内宠的危害。
成化十五年，王瑞上疏建议各地官员上朝进表汇报地方利弊，宪宗采纳了；可是当地方官上朝汇报时，宪宗又“恶其纷扰”，甚至痛打汇报官员。这时湖广、江西等处按察使以地方受灾盗起为由，请求免他们进京朝觐。王瑞又立即上疏指出：“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养生民，抚绥地方；今民饥盗起，皆各官不职所致，正当罪以示警，顾乃为之请留……则进退人才无由而审”，“且地方多事，自宜设法拯济，何至故违旧制，使朝觐大典渐至废弛?”宪宗看了奏疏，便命吏部驳回了湖广、江西按察使的请求。
成化十七年，王瑞升为都给事中。他又呈上一篇《揭帖核实疏》，强调对官员的政绩考查，不能轻信呈文中所附的“揭贴”材料，因为“下之奏按，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机以偿怨，毁誉失真，贤否失实，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他建议宪宗对揭贴材料加以考察核实，对所报失实者严加惩处，或罢官，或治罪。是年，京城一些营利之徒，弄来许多稀奇古怪的玩物贩卖，官人纷纷争购。王瑞奏劾说，那些无赖之徒“盅利罔上”，拿无用之物来耗费国库，应当严禁之。宪宗于是下令把些套卖奇货的人都绳之以法。
在明代，买卖官职的风气很甚。成化十九年冬，王瑞带领同僚上朝奏谏，历数官场弊端。由于纳粟就可以做官，以致官场上出现了许多丑怪现状：“文职有未识一丁，武阶亦未挟一矢。白徒骤贵，闲岁频迁。或父子并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军匠逃匿，易姓进身；官吏犯赃，隐罪希宠。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署而数百人寄俸。”王瑞在奏疏中感叹说：“自古以来，有如是之政令否也?逾滥至此，有识寒心!”宪宗见疏后颇受感动，越三日，贬李孜省、凌中等4人职，罢黄漾、钱通等9人官。
明代太监专权，设立“东厂”，专事监视官员和镇压人民。成化二十年，太监尚铭被罢斥，逐出了东厂，臣民大悦。但他的党羽李荣、萧敬仍然留用，众官都不敢言，独王瑞上疏奏劾，有人为他担心，劝他言语尽量婉和一点，王瑞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即使遭来祸患，我也在所不惜!”他在疏中列举李、萧与尚铭、汪直的私党关系，揭露他们在地方上横行作恶、敲榨勒索的罪行，申述留用坏人的危害，指出“天下大事，以众贤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坏之而有余。”“岂可同恶相济，引用匪人?”宪宗不但不采纳这篇奏疏，而且讨厌这位直言的老谏官，不久就把王瑞调离京都，出任湖广布政司右参议。
王瑞任谏官15年，所呈奏疏均有关朝廷大政，屡犯龙颜，怒斥权奸。由于他一身正气，权奸也莫奈他何。在湖广任职3年，也有一定政绩，后因病辞归，卒于家中。
王瑞的事迹，《明史》中有记载。他的《各官朝觐疏》、《揭帖核实疏》和《劾李荣萧敬疏》载入了《明史·宪章录》。
龙燮
龙燮(1640～1697)，字理侯，号石楼，又号改庵、雷岸居士，县城人。出身书香世家，父亲龙应鼎，明崇祯时举为“贤良方正”，做过海门知县。龙燮幼年就有神童之称，6岁受业于吴廷楷门下，他“一目可下数行，日能记千言，十岁就熟读五经四书”，“为文日益奇肆，兼工诗赋，多信笔成篇”(引自《燮公年谱》)。12岁应童子试，文思敏捷，对答如流，名列第一。20岁入府学又考第一。康熙二年(1663)参加乡试竟名落孙山。以后连考几次都榜上无名。科场的连连失利使他心灰意冷，33岁那年给友人信中说：“某四战棘闱，不获一售，今已矣!丈夫岂堪再辱也?计惟闭户山中十年静坐耳!”于是在武昌湖畔建了一座石楼，潜心读书著述，将自己的诗赋古文编为《石楼藏稿》。这期间还应聘参加了《望江县志》和《安庆府志》的编修工作。
康熙十四年(1675)龙燮客居扬州，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戏曲《江花梦》(《今乐考证》作《琼花梦》)，这部传奇作品通过有志青年江云仲不为儒冠所误，毅然投笔从戎，在反侵略战争中做出贡献的故事，说明处在逆境中的有志之士要振作精神，摆脱困境，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艺术形象也是作者科场失意而又不甘冷落，决心另作追求的积极心态的反映。剧中还塑造了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是有胆有识、爱情专一的袁餐霞，一个是机智豪爽、敢作敢为的鲍云姬。传奇式遭遇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使剧本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以致在后来近一个世纪内被多次刊印，并得到名家的好评，从而确定了龙燮在清初作为一名有影响的戏曲家的历史地位。
龙燮的第二部剧作《芙蓉城》是一本七曲短剧。作者用幽默的笔调，写了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在虚无缥缈之中，有一座芙蓉城，城中住着三千仙女，像王昭君、绿珠、霍小玉、崔莺莺等均在其中，芙蓉城主却是一名正派男子石曼卿，他为这些遭受屈辱的仙女一个个了却冤案，惩治罪犯。故事情节离奇生动，表现了作者对被压迫妇女的深切同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康熙十八年，龙燮考中第四十八名博学鸿词，经殿试，授翰林院检讨，参与校正《二十一史》，纂修《明史》、《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四年春因父母先后病故而离京回乡，服丧期间游历了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编成《和苏诗初集》。康熙二十九年返京复职，出任大理寺正，后又升为工部屯田司郎中，并在刑部担任过要职。龙燮为官清正，办事认真，秉公论断，曾先后使“坐诬下狱”的陕西巡抚布哈、湖广巡抚张汧、安庆知府傅天祥、行人司行人李复泌等人免遭横祸，政声蜚然。他的为人信条是“饿死事小，廉耻事大”。他死后“琴书萧然，家徒四壁，几不能归。”龙燮一生著述甚丰。康熙三十一年又编成《和苏诗二集》，临终前编成《和苏诗三集》。当时著名诗人王士祯、田雯等为之作序刊刻，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子瞻之后，一人而已”。此外，还有《改庵诗全稿》、《词稿》、《晴窗随笔》等著作。
鲁笔
鲁笔(1621～1704)字蘸青，号雁门，县城人。幼孤贫，好读书，每遇难处，不解不休；得佳本，常闭门披吟，不分昼夜。少年举秀才。明亡后，不应科举，不求仕进，遨游四方，结交名士，互相唱和。晚年在县城大北门鸡冠包上筑室读书讲学，他不愿面北称臣称民，门朝南开，名曰“见南斋”。他的诗文中常流露反清思想，署名“雷阳鲁笔”。一次朝廷下令通缉“雷阳鲁”，结果四处寻找，只有叫鲁笔的，没有“雷阳鲁”，才幸免于难。他晴天出门，常常撑雨伞，穿钉靴，以示对现实不满。
鲁为文崇尚大家，不逐时好，造诣很高。他的诗作，风流潇洒，脍炙人口。当世名宿戴巨川、王已山对他极为赞赏，他在西湖十二月竹枝词的一首诗中写道：“西湖灯月夜相连，月在天心灯在船。郎爱灯光侬爱月，凤笙吹断一湖烟”。在《潭月》一诗中写道：“月从水中出，水在月中明，光光两相澈，盈盈一种情”。他的诗作中也不乏气势磅礴之笔，他在《东门行》的开头几句写道：“出东门，气凌凌，仗孤剑，走燕秦，男儿动，不可一世，岂可蹙蹙速速求他人……。”著述有《楚辞达》、《见南诗集》刊刻行世，《易经春秋注释》惜未付印。
沈镐
沈镐(1649～1726)，字师昌，号新周，沈冲乡人。幼年读书聪颖，常感到“穷乡无可问难，有疑谨识于心”。16岁丧父，家境贫寒，遂辍学设馆课徒。20岁为图进取，远走鄱阳等地。旋因世事艰难，谋事不就，郁郁而归。归来慨叹说：“他途不足恃，惟宜读书。”于是边教蒙童，边发愤攻书，历五年，学业大进，果举秀才。但仍未能摆脱贫困，他常自叹生活坎坷，命途多舛。元配胡氏早逝；继配孟氏，贤淑多能，识字明理，不幸年三十五便以肺疾终；续配苏氏，因家庭负担过重，常多不谅之词；长子幼年即双目失明；两胞兄亦先后去世，遗孤遗孀全靠他扶养；先父留下几亩薄田亦连年歉收。一家内外20余口，“所赖惟馆谷，妻子常饥寒”。但他认为自己“既为人师，亦忝时名”，因而并不气馁，仍夜以继日，“耕经耘史，务求贯通”，凡经学、史学、地学、音韵学，俱潜心研究。由于他矢志不移，康熙四十七年(1708)登江南贤书，康熙四十八年，他已年届花甲，考中科进士。他常说：“吾无能胜人，但遇事不肯放过耳。”旋随董老师衡文江西，因董母丧未竣事。康熙五十四年，县令马骏慕名聘修县志，他欣然从命，兢兢业业，秉笔直书。他先后撰写的“雷水论”、“雷沙论”等文章，对望江山川形势作了详尽而精辟的阐述。康熙六十一年选授四川屏山县令，洁身自守，任满归来，囊橐萧然。晚年种菜圃六畦，自号六圃先生。他的著作有《六圃地学》、《四民便用字韵》、《蜀游记》、《四书文稿》、《诗经文稿》等行世。与怀宁进士钱选订《朱子纲目》原本59卷，考注详备，流传海内。
龙光
龙光(1638～1727)字二为，号茗麓，别号凌波，县城人。15岁入县学，26岁考中康熙癸卯科举人，30岁考中康熙丁未科第四名进士。康熙十三年(1674)受任内阁中书，负责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文务。康熙二十三年，龙光出任太原同知，受命总办山西省在辽东都司服役的士兵逃亡案件。原规定一人逃匿，九家连罪。驻防官吏常将辽东人从内地买去充役的小卒转手放出，作逃匿犯追罪，从中索利。龙光得悉此弊后，立即下文告示：凡属应征士卒逃匿者按例治罪；如属新买内地小卒代役又被转手放出者，则一概免究。从此驻防官吏无从作恶，百姓也得以安枕。
清朝法律规定：八旗兵士犯罪，地方衙门不准刑讯。龙光具文奏禀上司说：“职掌捕盗，日来捕到案者，旗丁十居其七，若不刑讯，民不聊生矣!”刑部接受了龙光的奏议，修改了原法，旗丁为盗，概加刑讯。旗丁畏法知警，盗风得以遏制。
康熙三十一年冬，龙光出任福建邵武知县。次年奉命总办闽狱。刑部大案，都委他办理。崇安县有个叫张彬的举人被诬告赃私巨万，正准备判罪流放。龙光见状生疑，心想：“一介文弱书生，敢能这样妄为?”崇安离省城700余里，龙光前去访察，查明了真相，免了张彬的罪，恢复了他的名誉。一日，泉州艺人林大郎拿着侯爷的书信，状诉其弟林二宫在靖海侯门唱戏，被蔡二舍勒死于深林中。龙光见蔡很文雅，而林大郎却甚凶暴，心中生疑，于是微行查访，才知道林大郎因强奸弟媳不遂，勒死了自己的胞弟，却恶人先告状，嫁祸于人。最后放了蔡二舍而杀了林大郎。
是年夏，闽地瘟疫流行，狱中500名犯人住在狭窄的牢房里，疾病传染更加厉害。宪司准备扩建牢房，龙光说：“与其扩建牢房，何不清理狱犯?”宪司感到为难：“狱内多系重犯，岁久未能处决，有谁能很快地清理出来呢?”龙光当即说：“只要委我专任，并得到所有案卷，由我提调九郡办案官员，三月内即可清狱结案。”院司采纳了龙光建议。龙到任后日夜阅卷，复审，把犯人分别判为立毙、发放、杖惩、释狱四类，汇册报院司，院司照准消案，闽狱为之一空。
康熙三十三年，龙光任宁化知县。有一邻县民妇越境状告原总兵张宾杀夫奸妇。民妇系清流县民谢尚之妻，她为报杀夫受辱之仇，哭告了二十二年而无人受理，今慕龙光之名特越境鸣冤。龙光十分震惊，立即受理此案。调查得知张宾一贯作恶多端，残杀无辜，报到院司的案卷堆积如山。一则张宾有恃无恐，二则他出入均有兵士护从，捕役不敢近身，因此久久不能缉拿归案。龙光于是定下一计，特地出境游览清流县风景。一日巧遇张宾，龙光恭请他到驿亭一叙，张宾应邀不疑。到了驿亭，事先埋伏好的驿兵、汛卒一拥而上，缚住了张宾。经审讯，张宾供认不讳。龙于是一面呈文列举张宾罪状申报两司，一面令手下立即杖毙张宾。郡邑百姓闻之，无不拍手称快。
康熙三十六年，龙光年过六旬，出守台湾。当时海上常有贼寇骚扰，他经常戴坚披甲，握剑登坛，亲自督练军士，贼寇闻之远避。台湾兵士每年要支饷银20万两。龙光查明台湾有大庄田一百多区，出产甘蔗、稻、麦，每年可收银10万多两，都被下属官吏侵吞。龙光据实造册申报，请以各庄收入充饷，为此当道官吏对他恨之入骨，暗中合谋，诬陷、参劾龙光。次年春龙光渡海回闽。康熙四十二年归里。著作有《元亨利贞》、《游西湖集》、《闽游集》、《游五彝诗集》等。
檀萃
檀萃(1725～1801)字岂田，号默斋，新坝乡人。传说他“幼不敏”，读书多年，到结婚时学业仍没有多大长进。塾师提出退馆，他父亲恼羞成怒，拿起木棍痛打他一顿，然后，拿根扁担横绑在他身上，并喝叫他“滚开”。他妻子被吓得连声念“阿弥陀佛”。这时，檀萃一歪身，竖着扁担，侧身进了内房，父亲认为还有点心窍，塾师认为还可以教教看，于是出了一句上联，试着叫他对出来，联云：“父督师严，妻念阿弥陀佛”。檀萃这时似乎慧门顿开，立即对道：“君危国难，臣当救苦天尊”。塾师听了，十分高兴。从此檀萃发愤攻读，博览群书，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诗人、方志家。
乾隆二十五年(1760)，檀萃中第二名经魁，次年又中第十八名进士。乾隆三十四年被选授贵州青溪知县。上任不满三月，奔父丧回家，直到乾隆四十三年才补授云南禄劝知县。到任后，事无大小都亲自办理。禄劝地处边境，教化未开。檀萃极力兴学劝农，一年后首开乡试，得门生14人。治政一年，地方安宁，县府垂帘终日，政声大著。由于檀为人刚正不阿，得罪权贵而屡遭非议。乾隆四十九年，督送滇钢入京，中途沉船而获罪罢官。滇人爱他的才学，不忍他离去，遂聘为育才书院讲席，学子争相师从。在滇20年，他所培养的弟子成名成家的不下数百人。
在授课育人的同时，还致力于研究经世有用之学。为了考察云贵地区的山川物产、风土人情，常素冠草履，披荆斩棘，“有山必登，有泉必饮，剔藓读碑，访求故老”。他一面实地考察，一面探本求源，稽古证今。“凡足迹所经而以目纂者，辄随手札录”，对民生有利者无不采辑成书。他的著作集历史、地理、民俗、艺文之大成，融知识性、文学性于一体，语言典雅洗炼，记述生动翔实，为研究云贵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檀萃在滇20年，先后编著《禄劝县志》(一名《农部琐录》)、《元谋县志》(一名《华竹新编》)、《蒙自县志》、《浪穹县志》、《顺宁县志》，《广南县志》和《腾越州志》；及将出滇，又著编《滇南山水纲目考》和《滇海虞衡志》。《滇海虞衡志》虽在体例、标目上仿效宋代范成大(字石湖)的《桂海虞衡志》，但其目的是为了“续且广之”，可与范氏一比高低。他在这部著作《自序》的结尾写道：“石湖与苏(轼)、黄(庭坚)，陆(游)为宋四大家，桂海志亦道途间不经意之作，而卒流传过于其诗，安知老夫此志，他日不流传如石湖也哉?”全书共13卷，每卷一志，即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和志蛮。除志蛮篇是“采集旧闻，多怪诞不可尽信’(民国胡思敬跋中语)外，其它对山川物产土俗民风的记述远比范作翔实，“金石草木诸篇尤关实用。”该书最初由檀萃生前好友望江知县师范校订作序，送云南刊印。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将它收入了初编《丛书集成》，并附有胡思敬的校勘记和跋，使这部著作得以广泛流传。
檀萃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甚丰，为文雄深磊落。《清史稿·艺文志》中称他的诗“恣肆汪洋，近体尤为锤炼。”清末著名学者张之洞则认为他是“经济家”，并将他列为清代二十四名“著述家”之一，与黄宗羲、顾炎武、唐甄、方苞等齐名。他的著作除《滇海虞衡志》等志书外，还有《滇南诗话》、《滇南文集》等20多种(详见《文化篇·著述》)。此外，檀萃还曾担任云南方志的审查官，并经常给别人特别是自己的成名弟子的著作校阅、评点和作序。
檀萃为人敦厚笃实，热情豪爽，喜急朋友之难，到老身无积蓄。虽仕途不达，才不为用，晚年自号白石、废翁，有自伤老大、抱恨终身之感，但以著书自立，志在久远，终不废传名后世。
檀萃平生还喜爱戏剧。在北京见梨园雅部衰落，花部崛起，他不以为然，便倡导和鼓励徽班进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高郎亭率“三庆班”首次入京。嗣后“四喜”、“春台”、“和春”班相继赴京，在北京艺坛大放异彩，为后来京剧的诞生播下了可贵的种子。乾隆五十七年檀的云南各地门生齐集昆明白鹤桥老郎宫为檀祝寿，邀请望江班主所率的“阳春部”到昆明，演剧23出，每出终，众生祝酒咏诗，共得七绝23首，合编为《梨园宴和歌》。
嘉庆四年(1799)，檀萃老大思归，经黔出湖，在黄鹤楼下自序其《滇海虞衡志》。嘉庆六年，客死于江宁。
师范
师范(1753～1811)字端人，一字荔扉，自号金华山樵，白族人。世居云南赵州(今云南弥渡县)，幼小从父读书，“有奇才”，于书无所不览，下笔千言立就。乾隆三十九年(1776)考中云南乡试第二名举人。入都后广交文士，才华显露，当时被誉为“国士”；但是官运不通，羁留多年，直到乾隆四十七年才授任“剑川学博”(剑川今在云南大理北部)。当时清兵正西征廓尔喀，军需浩繁，当地州郡难于承应，便请师范帮助办理。师范从容筹措，完成了供给军饷任务。嘉庆六年(1801)以军功授任望江知县。
师范到望江后，以整风励俗为己任，“察奸清慝，务除民害”。为人慷慨有大节，性情刚直果毅，不阿权贵，廉洁自守。有一年望江发生灾荒，师范多次呈文请求朝廷赈济，上司屡次驳回，不理，师范便以辞职相抗，终于使上司让步，发放赈粮，望江灾民才得以度过荒年。一次，有一总督从望江经过，向师范无端索取，师范当面呵骂拒绝。上司的差役下来仗势作恶，他也杖责不贷。从此，人们称他为“强项令”。
师范不但勤于吏治，而且重视人才的培养。他经常亲自给诸生讲论经典，并定期考核。每年还从自己的俸银中拿出几百两捐给书院。对清贫学子也经常解囊相助。
师范在公余时间从不间断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整理。他在县衙内修建一座名为“小停云馆”的书斋，作为自己潜心著述和接纳文士之所。他的《金华山樵前后集》、《二余堂诗稿》、《二余堂文稿》、《抱瓮轩诗文汇稿》等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他的长篇巨著当推《滇系》，共40册，费时4年多，定稿于嘉庆十一年。姚鼐、洪亮吉、赵藩等都给他写了序，评价甚高。赵藩在序里称该书“于滇之掌故，网罗大备，言之如数家珍……诚吏氏之外编，一方之实录也。”师范的上述著作后来都收入了《云南丛书》。《滇系》还为道光《滇志》与《清史稿·艺文志》所收录。
师范倜傥多能，公暇除以琴书自娱外，还结交许多学者名流。他与桐城文学家姚鼐、著名书法家邓石如交友甚厚。早在云南当学博时，就与檀萃成了莫逆之交；受任望江知县时，檀萃老病思归，师范寄诗写信给正在归途中的檀萃，信中说：“江南山水未足游观，独得先生为部民，滋可喜尔!”可惜檀萃客死江宁，未能得见最后一面。师范在悲痛之余拜读由檀的儿子带回的遗稿《滇海虞衡志》，感慨系之。嘉庆九年利用出军差的空闲时间，为该书作序。
师范在望江任职期间，还悉心搜集望江先贤龙燮等50人的诗文稿，辑成《雷音集》12卷，并在城东回龙宫左侧山阜上建一座“雷音塔”，将《雷音集》藏于塔中，又在旁边建“小雷音塔”收藏自己的著作。
师范为官清廉寡欲，两袖清风。嘉庆十四年因病告休后，家中除千余卷藏书以外，别无余蓄，以致难归故里，仍在望江寄居。嘉庆十六年病逝时，士民感德悲泣，争为操办丧事。姚鼐为他撰写墓志铭，济南太守张溟洲为他筹划资助，并派人护送他的棺柩和家属回云南弥渡。
倪模
倪模(1750～1825)字迂存，号预抡，又字遇林，号韭瓶，雷池乡人。清乾、嘉年间著名收藏家、校勘家和著作家。幼年就读于锄经堂。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举，五十二年考充景山官学教习。期满后当得为知县，倪拒不肯就，他说：“知县为亲民之官，判断轻重稍失宜，恐不能为民造福。且余性憨直，与其俯仰桔槔，孰若归田著书之为乐乎?”嘉庆四年(1799)考中进士，仍弃官不就，并笑着说：“五斗米折腰吾能为之乎，吾家尚有薄田可耕，江干老屋数楹，藏书充盈其间，吾以终吾身可矣。”后因老师力劝，就任安徽凤阳府教授。任职期间，多方筹集资金，“修茸学宫，筑精舍十间宅诸生，使管弦得其所。”他常常教训弟子，不要沾沾于科举，而应多研究学问。任满即归，筑室于大雷岸，从事著述、校勘和收藏工作。室名“二水山房”。
倪性嗜古书，每得秘本，常夜以继日，手抄口诵。居京师时期，不惜以高价向书商买旧本，甚至“质衣以偿”。他藏书近10万册，为当时安徽藏书之冠。《江上云林阁书目》，即述其所藏图书目录。其中以《四库全书》为主。他先后校勘经史诸书数十种，著述数十卷。《安徽通志列传》中载：“综其所撰，有裨教化者则《倪氏族约》，有裨经世者则《导淮由天长合肥注江辨》，有裨著录者则《锄经堂书目》七十二卷，有裨经传者则《双声古训》十卷……”。《古今钱略》32卷，是他以二十年精力搜罗研讨编成的。书中将所搜藏的钱币，按时代先后依次介绍，每钱有正面、背面二图，“详其形体，辨其真伪，又考钱之数”，对于“古钱之制”，可谓“纤悉备具”。他的同科进士姚文田赞其书“实为考古者之一助”。后姚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又赞云：“钱之癖，非和峤俦；书之淫，与皇甫侔，贯穿古今穷源流，山经海志皆搜求。学海博涉内行修，一时贤士从之游……斯人一逝归山邱……令名奕奕垂千秋”。
倪生性忠厚，好义乐施，他的座右铭是：“交耐久，心无欺，作有益事，读未见书。”嘉庆十四年(1809)，望江发生特大水灾，他首创赈贷所拯救灾民，又选择高地掩埋死而无人安葬的贫苦百姓200余。嘉庆十九年由凤阳回家度岁，船到芜湖被风所阻，他在江边见一妇女怀抱婴儿哭泣，一问才知是新近丧夫，生活困难，欲投江自尽，倪立即倾囊相助。归家时，囊空如洗，举家愕然。
倪文蔚
倪文蔚(1823～1890)字茂甫，号豹岑，雷池乡人。幼时家贫，常以野菜充饥。入塾后，塾师爱他聪明好学，免他的学俸，并常常留他吃饭。咸丰元年(1851)中举，第二年又中第十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三年任刑部主事，参加曾国藩军幕。咸丰十一年从河南巡抚严树森襄办营务，以军功加“郎中”街，赏戴花翎。同治十年(1871)补授江苏司郎中，次年授湖北荆州知府。在荆州任期，主持兴修“万城大堤”。那年望江发生水灾，他急得日夜不安，痛心泪下。一日傍晚，在府门前踱步，见石旗夹断折，次日令人掘起更新，不意在石夹底座挖出几千两银子，于是把这些银子购买几万斛大米，用船装到望江发给灾民。他常向前来探望他的亲友探问家乡东夹湖畔的马兰、藜藿的长势如何，并感慨地说：“我是吃这些野菜长大的，它是我养命之源啊!”逢年过节，他与家人在任所团聚，必先吃一顿大麦饭，有时还用马兰、藜藿佐餐。
光绪四年(1878)河南旱灾严重，倪文蔚捐银2000两助赈，朝廷奖以“道员”用。六年四月，擢升为河南开归陈许道，八月再升为广东按察使。七年任广西布政使。八年，又升为广西巡抚。就任巡抚后，获悉镇南关外匪首陆之平勾结股匪，扰乱边境20余年，立即派兵围剿，一举摧毁匪巢，将陆之平等缉拿斩首。九年调任广东巡抚。十年法军侵略越南，当时越南为清帝国附庸，倪文蔚先后会同彭玉麟、张之洞、冯子材等率兵反击，收复了失地。倪文蔚却因在安抚越南沿海居民时“措辞失当”，遭到朝廷“申饬”。
光绪十二年四月倪文蔚因病离职回籍就医，十三年正月病愈入朝，五月授任河南巡抚。八月黄河在郑州决口，倪文蔚自责疏于防范，请求朝廷议处，朝廷因他到任不久，免予处分。于是他会同河道总督成孚立即组织民工抢修河堤，堵筑溃口，至当年九月抢筑了东西二坝；但还须盘筑坝基，加固堤身，后期工程仍然十分艰巨。当时黄、沁两河先后溃决，灾区甚广，哀鸿遍野。文蔚带头募捐，并设立“工赈营”，以工代赈，既充实了筑堤劳力，又赈救了灾民。光绪十四年正月大坝开工，在倪文蔚奏请下，朝廷拨银100万两，并派吏部尚书李鸿藻督办。为加快工程进度，倪文蔚与李鸿藻、河东河道总督李鸿年会商，决定修建简易铁路用土车运土，用小轮船溯江入淮运秸料，用电灯、汽灯照明加夜班。六月，筑成东坝247丈，西坝358丈，并挑挖引水支河2900余丈。功在垂成，不料伏秋黄汛突然到来，金门附近河道弯曲，水流甚急，刚刚筑起的堤坝又被冲塌数处。倪文蔚等只得被迫停工退守旧坝。为此，李鸿藻被朝廷召回，李鸿年被革职遣戍，倪文蔚被免职留任，摘去顶戴。这时御史刘纶襄和燕起烈又落井下石，诬告倪文蔚滥发工饷，延误工期。朝廷责令新任河道总督吴大澄立案调查，结果查无实据，朝廷才没有加罪于倪。汛期一过，倪又竭力组织民工抢筑东西二坝，并次第开放引河以分散水势。到十二月，东西二坝终于合龙，大工如期告成。朝廷嘉奖倪文蔚办事认真，不负委任，决定取消先前处分，赏还了顶戴。光绪十六年正月又授倪以河道总督的重任。
黄水频年泛滥，虽大力筑堤防汛，疏河导流，水患终难遏制。年近古稀的倪文蔚深深感到进退维谷，心力交瘁，治吧，百姓不胜其力；不治吧，百姓又不堪其患，遂忧悸成疾。宰相李鸿章保荐其家奴周福接替倪文蔚的职务，倪担心周福不胜其任，迟迟不肯交印，周福跪在倪的病榻前说：“大人靴破已不堪用。”倪正色道：“靴虽破，底犹存。”交印时，倪文蔚忧心忡忡地嘱咐周福说：“无苦百姓。”说完，长叹而逝。
倪学识渊博，工于诗画。《中国画学全史》(黄阡昌编著。1983年出版)载：“……有善山水者，望江倪文蔚……等四十余家，皆能追踵古人，自立门户，为一时名手。”他的著作有《禹贡说》、《两疆勉诗文集》、《荆州万城堤志》诸书。
檀球
檀球(1846～1900)，名震生，字汝濂，新坝乡人。出身官宦世家，高祖檀清泰官沭阳知县，父檀崖官直隶同知，永定河道。幼偕胞弟檀玑从师李灼然，攻读经史子集。同治四年(1865)，举秀才，七年举优贡；九年点经魁(举人)。光绪二年(1876)，官光禄寺署正。后改官郎中。
光绪十三年，任南康知府，政教有声。他继承朱熹白鹿洞遗风，传经讲学，听讲诸生，接席盈阶。并捐俸励士，奖掖后进。匡庐为江西第一名胜，丛林古刹，殿宇幽邃，有黠僧盘踞其间，常行不轨。檀入境后，按法处治，“歼其魁，火其巢”，妇孺称快。去任时，惟琴书一船，砚石数方。乡民和绅士数千人夹道欢送，送德政碑数十起。
檀居官20余年，淡泊功名富贵。常与人说：“吾辈读圣贤书，当以廉介为首倡，以天下为己任。”生平乐济亲邻，赈灾民，修渡船，建书院。以慈善为本，以造福众生为宿愿。光绪十八年(1892)，邑青林寺僧本融，重修禅堂落成，索联于檀，檀撰联一副，并亲笔题写。联云：“与老僧结三世因缘，护法忆前人，至今题赠诗篇，犹对闾邱思祖德；笑贱子为一官束缚，归田期异日，到此解留玉带，好从佛印证禅机。”
金简丞
金简丞(1865～1912)，名翊运，号敬居，长岭金蟠龙屋人。父毓芝为清代文林郎。金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兼攻历算。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后，经同乡檀玑举荐，为李鸿章相府西宾。李家供奉优厚，然金俭朴成习，山珍海味皆不着箸。出入吏员皆对金礼敬有加。金秉性刚直，非礼不为，非义不齿。晚清外侮繁频，内局动荡，东南尤甚。李鸿章得知望江有“百门坦”，凭“百门之坦，足可屯兵”之臆断，筹划建立泊湖水师营地，企图枕天柱，扼长江，以控时局，金为乡里免受兵戈扰攘，上书李说：“望江城外，有一荒坦名曰“北门坦”，不过四五烟村，实无百门，土瘠民贫，恐非良塞。”李此时正虑国库空虚，军费无着，便答应缓图此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梁发起“公车上书”，金积极签名参与其事。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金亦辞馆离开李府。二十六年，随檀玑视学福建，协理校阅。金秉承“汝自守汝正”的父训，力拔真才，名扬闽中。次年，江夏(今武昌)知县陈树屏请其助理政务，旋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入“存古学堂”，纂修通志。
金归里后，李鸿章曾念昔日授馆之劳，欲提携其秦安、艾安二子，但金厌官场险恶，未遣于北上。在家乡创坛山小学师范传习所，兴办教育事业；并涉猎医学，为乡民解除病苦。县令仰其德才，常有尺牍往返，诗词唱和，但他从不涉足官衙，而洁身自守。每闻讼事，先期避之。金一生鄙视厚产，淡泊营谋，常谓“过富厚，则子孙骄侈”。暇时，与乡邻父老谈笑为乐。著作有《闽游草》行世。
韩伯棠
韩伯棠(1892～1914)字守唐，名家铭，别号叶芬、笑桓、芍轩，县城人。清宣统元年(1909)，安徽陆军学堂肄业后，考入京师法律大学堂，后又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与彭家珍、赵铁桥等在北京泸州会馆，秘密策划起义，不料事泄，与王淮琛、万云青等3人被捕。后南北议和，南方代表伍廷芳提出以释放韩伯棠等人为先决条件，韩才得救出狱。
南北议和中止后，袁世凯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他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韩伯棠义愤填膺，与杨雨昌、张光培、黄之明等策划刺袁。一日，乘袁行经北京东门外丁字街时，从一酒楼投掷炸弹，炸死护卫统领，炸伤乘马二匹，但未中袁世凯，韩在混乱中脱险，其余3人被捕遇难。炸袁后两个月，因清室“宗社党”首领良弼掌握军政大权，搜杀革命党人极为严酷。韩伯棠认为不除此元恶，则帝制不能推翻。于是又与彭家珍、赵铁桥等人策划行刺。赵化装为某道员，彭为投片者，韩扮作随员，进了良宅，良从外回家，刚下车，彭就从袋里摸出炸弹投去，不料炸弹落在台阶上反跳回来，炸死了自己，良弼腿被炸断，过了一日也死了。韩伯棠与赵铁桥乘乱逃出北京。这一行动使清廷震惊无策，不久就下了“逊位”的诏书。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继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图谋恢复专制政体，杀害革命元勋宋教仁，举国震惊。袁的内阁总理冯国璋，向袁上“劝进奏表”，企图变共和政体为帝制，韩伯棠与程饭牛在《中国报》上发表文章予以揭发，并在法庭上与狡辩的冯国璋当面对质，义正词严，击败对手。袁氏复辟野心，遂大白于天下，引起全国不满和反对。韩认为袁氏不铲除，民国前途绝无希望，遂积极参与和组织二月革命。民国2年奉孙中山先生密令，化装出京，至沪后，与程饭牛、江寿山、钟鸣世、方世林等，秘密联合军警，策划起事。由于袁氏死党防范甚严，无机可乘，遂改变地点。民国3年3月，由沪至苏，历时数月，部署就绪，行将起义，不料被打入革命队伍内的密探沙子慎告密，落入陷井。沙子慎本是苏常道尹公署保卫队长，他伙同苏州警察厅探员，伪装革命，混入韩恢在上海法租界设立的秘密机关，韩伯棠、钟鸣世等未能觉察，并深信不疑。韩、钟约定于10月23日晚起事。当晚8时苏州警察厅派出警长、巡士及保安队百余人，在大雨中包围了三多巷45号周一同家，逮捕了韩伯堂、钟鸣世、李英、方径厚、唐荣等7人，并搜去了讨袁军旗帜、炸弹、手枪及讨袁苏州水陆各军司令部长委任状。
韩伯棠被关押在苏州警察厅，苏常道尹殷鸿寿多次提讯，韩均直言不讳，宣陈革命宗旨。殷爱其智勇双全，婉言诱韩投效袁氏，遭到韩的严词拒绝。他说：“党纪必遵，素志不移”，并嗔目怒骂：“生不能啖袁氏之肉，死当为厉鬼，以杀国贼。”他常在狱中吟诵文天祥《正气歌》以激励革命党人，并为日本某校编写《法政讲义》一卷，托殷转寄。时，冯国璋已调任江苏将军，经冯与江苏巡按使齐耀琳批饬，12月1日下午4时，殷鸿寿派宪兵队将韩、钟、唐、李、方等5人杀害于苏州王废基操场。临刑前夕，韩伯棠啮指撕衣赋绝笔诗一首：“借债重重已破家，是谁断送好中华，千秋自有董狐笔，撒手西归不理他”。牺牲时年方22岁。林森、戴佳贤、叶楚伧、蔡元培、房秩伍、童汝川等各界人士闻讯纷纷题赠匾幅和挽联。林森题赠的匾额是：“血碧千秋。”蔡元培题赠的挽联是：“嚼齿恨权奸，几番演说当途，挑动一雄翻大局；甘心死民国，数语明怀投笔，让他四友伴嵩山。”
檀玑
檀玑(1851～1922)，字汝衡，号斗生，一字霍樵，新坝乡人。出生官宦世家。幼读书，日诵千言；为文，援笔立就。12岁移家至蓬莱山庄(今杨林乡)，就读于李灼然家塾。15岁与胞兄檀球同举秀才，名列优等，有大小苏之称。同治九年(1870)春，安徽巡抚英果敏考察敬敷院诸生，得檀玑文卷，大奇，招入署中课读，常解衣推食，以国土待之。十二年中举，十三年登二甲第三名进士，改庶吉士。光绪二年(1876)授翰林院编修，常与陆凤石、谭叔裕等20余名饱学之士聚集芸馆，焚香披卷，击钵吟诗，一时名动京都。诗集《击钵吟》即成于此时。光绪八年典试山东，得士陈传弼等72人。是年西圩溃决，檀奔走呼吁，劝捐请赈，拯救灾民。十一年典试粤西，得士刘明华等51人。十五年典试陇西，途中闻父讣，回家居丧。十八年奉旨入京，先后任国史馆、功臣馆、会典馆纂修、总纂、总校官。二十五年六月升国子监司业，十一月升司经局洗马。是年会典全书告成，赏赐二品衔。二十六年义和团入京，二宫仓皇出都，檀随驾至陕西。旋简任福建学政。二十七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檀玑居京30余年，衡文校士，星轺半天下，英杰满门庭。他曾自撰堂联云：“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半门生。”后被山东道监察御史黄曾源、高楠二人先后奏参罢官。同僚为之惋惜，檀却恬然退隐，自号补园，又署名“蜷道人”。常与二三知己，研解道经，绝口不言国事。兴来步入街市，听歌寻乐，兴尽归来，磨墨展纸，联对吟诗。民国初年，一度出任国史馆编修。民国11年春，曾致家书云：“今年春夏之交，当回皖料理邑志、家谱，勉襄编纂，乐观厥成”。惜是年五月谢世于京都，宿愿未遂。
檀学识渊博，才气纵横。尤工于诗对。《随园诗话》曾评述他的《吟炭》诗是难得的佳作。诗中有一联云：“一缕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晚年回乡，赋七律一首，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水乡秋色图。诗云：“平沙漠漠暮烟苍，城郭人家入渺茫，两岸萦回环吉水，九江澎湃束华阳，寒罾枯柳鱼衔月，短棹枯芦雁叫霜，却忆南征采兰芷，满篷凉月渡潇湘。”他曾为小凤仙挽蔡锷联，也是脍炙人口，联云：“不信周郎真短命，方知李靖是英雄。”临终时，撰自挽联云：“读孔孟书，未能阐明千百分之一；学彭术，不幸夭亡七二岁有零。”他的著作有《菉竹斋诗集》《鄂游草》、《击钵吟》、《史记杂咏》等10余部。
陈树屏
陈树屏(1862～1923)字建侯，号介庵，晚年号戒安，凉泉乡人。少聪敏，10岁能文，20岁以县试第一，补府学生。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次年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当年，李文忠督北洋，聘陈为主讲。光绪二十年散馆，先后授任广西融县知县、湖北罗田知县。
陈初到罗田时，即大兴教育。县学除时文例课外，还增设经古课，每月对生童考试一次，并亲自校阅，从厚奖励，邻县生童，均闻风而来。他在政治上也敢于破旧立新，首先革除公署门签名目，家丁不许参与公事，责令书吏入内值日，禁止与家丁通话。文牍收发，以击柝为号，有贫民喊冤，设代书人值堂录供。自己备有诉词的，经审讯与口供不符，可亲自涂改纠正。如遇到人命案件，必亲往勘察。他日夜临堂，与民相见，从此，书差、讼师都无法徇私舞弊。他对囚犯采取感化、改造政策，创建“自新所”和“监狱工厂”，令囚犯学习纺织等工艺，并延师授课，使囚犯刑满出狱，各有艺业，变为良民。岁末，将轻罪犯人录为一册，在封印前一二日，亲临狱门，呼名交保，让轻犯各自回家过年，自谋息案；否则开印时，各自归狱。次年果个个如期归狱，不至者都已和解息事，竟无人追诉。如是，每年达百余人。他还十分重视生产，关心人民生活，劝乡民开荒生产，广种桑、麻、松、竹、果木等，使境内少旷土游民。
光绪二十四年(1898)调署随州。随州与豫省毗连，幅员500余里，盗匪出没无常，人民好讼，积案久不能结。陈到任前，带一仆人住城外寺舍，微行密访，兼旬无人知晓。查有教民王某与文武两署相勾结，宰牛聚赌，无人敢问；讼棍姚某，两代举人，某弟是书院院长，随州绅士，多出门下，一贯好讼害民，人们畏之如虎。他到任后，依法惩办，声震全州。前任知州留下积案百余起，他一日三次议罪，案无留牍，不到三个月处理完毕。初到任时，一日接案五六十起，后来不过数纸。
光绪二十五年，陈调江夏(今武昌县)知县。初到任时，即遇到一起棘手大案：县狱有一囚犯，自称是“皇帝”，并常有“听朕回京发落”等语。当时光绪皇帝正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民间有“六龙微行”之说，一时人心浮动，都说“武昌黑了天，皇帝坐了监”。陈因事关重大，立即呈文上报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亲临审讯，囚犯供词隐约，张也不能断为何人，不敢轻率判决。陈树屏胆识过人，当机立断，按“宗人府条例”先杖八十，并“力指其谬”，结果真相大白：囚犯系山西平遥县人，名叫杨国麟，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陈立即将他处以极刑。审“皇帝”之说，遂哄传遐迩。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陈卸江夏县事，赴日本考察政教新制，十月回国，调蕲州知州。陈在任一年之内创办师范学堂、实业学堂、高等小学堂各1所、模范初等小学堂5所、高等女子小学堂3所、初等小学堂60所。并从省城聘来教师，向各校介绍新学。陈兼任学正，常赴各校督导，捐赠自己“养廉银”充考试奖励金，并选派学生出洋留学。陈尤重视女子教育，为了选聘女学师资，下乡访贤，选用有一定才学的妇女吴文芳、陈静琴为堂长。吴文芳在《八十自寿》诗中写道：“北门女塾启先声，九十裙钗列队迎，误博虚名称女范，修金愧领望江陈。”光绪三十年底调离蕲州时，蕲州人士建“望江亭”于麒麟山之巅，以为纪念。蕲州廪生何九香赋有《望江亭怀前州守陈介庵》诗云：“欢颜广厦天下士，遗爱成都八百桑。岁岁望江亭上望，人心东去比江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任武昌知府。不久，因奔母丧去职。宣统元年后历充督署参议、文案、军务处课长，兼湖北布政司和提督使司总务科长等职。宣统二年十月九日，清廷在武汉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当夜对被捕的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进行审判。湖广总督瑞澄命陈参加会审。在会审中，他“主宽缓，销毁党人名册，以安众心”，但瑞澄不听。刘、彭、杨三烈士被害后，陈又请焚党人名册，瑞仍不听，只好仅从公议，缓决学生牟鸿勋等。辛亥革命后，陈寓居上海，袁世凯多次委以官职，皆辞而不就。民国6年夏，陈一度出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见时局日非，期月即去。暮年在沪致力兴办慈善事业。民国12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卒于上海寓所。黎元洪曾致挽联哀悼。生前撰有日记32册(始于民国元年，止于民国12年)。
余诚格
余诚格(1856～1926)，字寿平，号至斋，又字去非，号愧庵，桃岭乡人。幼习诗书，历试连捷。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钦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一年，钦派江西主持乡试，后又钦命“记名御史”主持会试。戊戌政变时，曾因他是康有为登第时座师，一度遭贬。此后历任山东监察御史、广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陕西巡抚、湖南巡抚。余秉性刚直，在御史任内，三月共上70余奏章，参劾时弊，一时名震京畿，有“余都老爷”之称。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当清廷摇摇欲坠之际，余诚格受命就任湖南巡抚。为严密监视新军和革命党人，任用湖南豪绅黄忠浩为全省巡防统领。当革命烈火烧到长沙时，巡防营倒戈，新军起义。八名手持短枪的起义军，冲到巡抚衙前要“大帅”出来答话，余诚格一面挂起“大汉”白旗，作为缓兵之计，一面剪去长辫，穿戴闲衣小帽，从后院选出，乘湘班轮船逃到上海。
余诚格到上海寓居不久，便组织安徽旅沪同乡会并担任会长，掌管了同乡会的财产。民国10年，王亚樵(安徽合肥人)为纪念他的亡友韩恢(字复炎)创办“复炎小学”，要求同乡会资助，余大骂王亚樵是敲诈勒索。王亚樵一怒之下，便邀集柏烈武、许世英等同乡商议决定接管会馆。一天，他率领七八名随从，径往闸北中兴路的余诚格寓所，勒令余诚格办理会馆移交手续，当即遭到余诚格的严词拒绝。王亚樵性格刚烈，吩咐随从用预备好的利剪，将余诚格的长辫剪下，并令其限期移交，否则，“今天剪掉你的辫子，明天就割掉你的脑袋”。办移交那天，余诚格点烛焚香，跪在“万寿台”前，脑后又拖着一支辫子，王亚樵怒不可遏，又命其随从剪下。民国15年余诚格在安庆天台里寿终正寝时，脑后还拖着一支长辫。
余诚格在官运亨通时，曾在上海、苏州、无锡、芜湖、安庆等地营造房屋，购买土地，仅在芜湖万顷圩(今万春圩)，就以屡丰公司名义围垦5000余亩。他虽然家藏万贯，对家乡却少有建树。当他的棺柩从安庆运回故里时，县城内史丹生、龙伯陶等绅士，反对取道县城，结果只好从城外绕道运回桃花岭。
他的词作《金缕曲》被选入《全清词钞》。
孙敬纯
孙敬纯(1905～1930)，中共望江党组织创建人。他出生于麦元乡沙堰沟的一个农民家庭。11岁开始读私塾，15岁入太湖晋熙小学。
民国15年9月，桂系某部团长陈雷在太湖县更换旗帜，宣布参加北伐，孙敬纯积极参与支援陈雷的起义活动。民国17年3月，孙敬纯经甘信元介绍，在太湖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回乡发展孙大朵、孙帮瑞等人入党，建立望江第一个党小组——尚花棚党小组，以金依仁家小店为中心点，积极开展革命活动。9月，党小组扩建为党支部，孙敬纯任书记。民国19年3月中旬，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根据革命发展需要，决定成立太湖县委会，孙敬纯选为县委委员；望江成立特支，直接受太湖县委领导，不久，特支又扩建为特区委，孙敬纯担任书记。3月下旬，中共太湖县委书记甘信元在尚花棚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太、宿、望边区举行农民武装暴动。
4月12日上午，孙敬纯、孙大朵、孙帮瑞等党内骨干分子，率领200多名贫苦人民，带着稻箩口袋，以买粮为名，包围了金鸡山的大地主李干桢家。李干桢占有土地200多亩，每年青黄不接之际，高价出售粮食，榨取农民血汗。是年春荒严重，每石稻竟索价4元(时价2元)。孙敬纯提出用平价购粮，遭到李的拒绝，于是缴了李家枪支，并将李绑在门口的板栗树上，然后打开粮仓和衣箱，把粮食、衣物分给农民。李不服，便就地枪决。这次暴动，点燃了太、宿、望边区土地革命的火把。
暴动胜利后，太湖县委立即组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太、望赤卫队，孙敬纯任分队长。5月中旬，孙敬纯率领望江赤卫队员，在太湖县委的领导下，与太湖赤卫队员一起，围抄太湖刘山铺五羊畈大地主李伯超家。当赤卫队员胜利返师路经金鸡岭时，遭到太湖商团和自卫队的伏击，望江赤卫队员孙大朵、杨水连、杨印名等在突围中被捕牺牲。为妄图扑灭革命火种，太、宿、望三县地方武装联合清剿赤卫队，被敌人称做“土共最要首领”的孙敬纯，尽管被指名通缉和搜捕，仍不惧形势的险恶，坚持在群众之中继续开展党的活动。8月30日，孙敬纯和叶仁山在大石岭遭到望江县长马吉悦率领的自卫队和便衣队的围剿，虽奋力反击，终因弹尽援绝被捕。9月7日在县城大北门外英勇就义。
鲁宏图
鲁宏图(1911～1930)，字绍祥，县城人，幼年丧母。8岁入私塾就读，3年后，随父鲁德鹏(中医)边读书，边学医药，民国13年入县立高等小学校，民国15年入安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民国16年元月参加中国共产党，2月参加望江旅省学生会，负责学生会主办的《雷声》小报的组稿和刻印。并撰写《青年人要站到前线创造新社会》等文章。
民国17年暑期，鲁宏图同鲁绍林、丁育德、刘福润、刘彭年、方雪樵等旅省学生会代表应邀回县参加教育会议。鲁在会上就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等问题发表讲话，并提议全县田赋每亩附加一角钱，以补助教育经费，发展教育事业。民国18年秋，鲁宏图和安徽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但习福等，为反对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密谋调遣军警包围安大、逮捕共产党员刘树德(后遇难)等30余名学生，举行反迫害、反程天放(国民党中央执委，CC分子，安大校长)的游行示威。同年冬，鲁宏图、鲁绍林(后自首)等10余人，在县城西门外五显庵(尼姑庵)后院集会，组织在城进步青年到农村去进行阶级调查，不料被县党政当局觉察，立即派宋理文率自卫队搜查，鲁宏图闻讯逃往安庆。
民国19年夏，安庆高工、成德中学等校部分毕业生联合向省主席刘振华请愿赴苏留学，刘不但不批，反责问说：“国内大学林立，为何要去俄国?”鲁宏图便率领请愿学生在街头和省府门墙张贴“打倒贪官污吏刘振华!”等标语，第三天又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当游行队伍抵安庆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用救火水龙向学生喷射污水，游行队伍被冲散。事后鲁宏图又到省府门墙张贴标语，军警发现立即追捕，未获。警备司令部便急令紧闭城门。午夜时分，鲁宏图等用绳索拴身滑下城墙，逃往农村。警备司令部为继续搜捕，指令各校学生毕业证书照片须一律重照，并将鲁宏图等进步学生照片晓谕各地，对照缉拿。是年秋，鲁宏图化装入市，不幸被捕，关押在省军法会审处反省院。经党组织及其亲人多方营救无效，是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晨，鲁宏图等7人在安庆集贤关殉难。
陈尚廉
陈尚廉(1864～1933)，字崇义，县城小北门人，出生商业世家。伯祖父陈聘三在清咸丰年间创办陈德兴钱庄，光绪初年陈尚廉即承祖业。他工筹算，善经营，因此家财日富，且乐施善举。
民国初，陈任望江县商业会长。时望江食盐由扬州调拨，运输困难，常供不应求。陈到任后亲赴南京，面见执宪，获准拨盐地点改为大通，水运极便，并专雇载重500担盐船4艘，长年装运。望江及邻县盐荒得以缓解。他薄利多销，商户接踵而来，商店日益兴隆。民国20年，望江遭水患，华阳、赛口等地一片汪洋，灾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陈力倡义举，筹集大米，于青林寺、城隍庙及其店堂门口分设粥厂，日施二餐，并在钵盂山、宋家畈、刘家岭等地，搭起茅屋百间，安顿灾民；且偕同地方绅士代表赴上海恳请乡人何声灏(晚清翰林)筹集大米千余担赈济灾民。
县儒学年久失修，陈自愿捐资，修复一新。后不久，修建茶安柘格冲义渡，新购宽底大船一只，船系粗绳一条，过往行人，自行拉渡，安全平稳。并捐资改建北神庙前独木桥为石拱桥。
陈平素用祖传秘方，配制七厘散、丁疮药施舍，数十年如一日，不取分文。小商小贩借贷，利息低微，贫苦民众借贷则出具“兴隆条据”，有力偿还则还，无力偿还则免。民国22年他年事已高，自知不久人世，嘱管事张伯清，将所有“兴隆条据”，全部清出焚毁，以免下人索债。谢世时，县人纷纷致词悼念。县长王维城致挽联云：“百善莫如救荒，而今福寿星沉，八百孤寒齐堕泪；修志正资采访，他日义行传首，千秋记载重斯人。”(民国23年，王维城拟修县志未成)雷港倪铁铮代表乡民致挽词云：“不市义而义集，不言惠而惠溥，不务名而名之，乡之善，古之直，生也歌，死也泣。”
谢品立
谢品立，晚清土永乡人，业农。因家处丘岗地区，肥料紧缺，农闲时常去安庆搜集灰肥。一年，世乱年荒，他收容两名流浪街头的外籍难童作为义于，长子名王揖生。后便常住安庆，以搜集灰肥为业。他将出售灰肥之所得，除维持3口生活外，还设义塾，聘塾师，教其义子，并免费接收无力就学儿童就读。彭玉麟幼时流寓安庆，曾为其义塾学子。王揖生及其义弟成年后便从军，不久，义弟以军功升至提督，王揖生升某省巡抚。他俩奏请朝廷诰封其义父为五品大夫。王揖生多次接他到住所赡养，都遭到拒绝，他仍住同安门粪房，继续从事搜集灰肥事务。
当初望江人在安庆城区搜集灰肥(垃圾)，纯粹是尽义务，并不曾为人注目；后见望江人将垃圾出售可获利，怀宁人便起而讼争。时彭玉麟任安徽巡抚，知其原委，于是断灰肥(垃圾)为望江人专利，水肥(粪便)为怀宁人专利。案定后，谢不以为私有，而与土岗、永兴、褒隐等地乡农共同经营“府粪”，设有同安门和大南门的操江厂两处粪房，经常有百多人住安庆，并组织垃圾工会。彭玉麟在安徽任职期间，问谢有何要求，谢说：“今足矣，他日无食时再求”。继任巡抚亦秉承彭的旨意对谢予以照拂，一次谢索盐，巡抚命令城外盐船20只全部封赠与他。谢笑着说：“若得如许盐，老夫盐欲死。”遂到船中仅取数斤而去。谢不骄不矜，他常把朝上诘封五品大夫的顶戴置于发辩之尾。有事谒见巡抚，总是闲衣小帽，赤脚草鞋，人皆笑之，谢怡然自得，不以为然。
李秀松
李秀松(1904～1934)字东林，别号老向，雷池乡人。幼年家贫，从师学瓦匠。出师后，常年奔走于至德和彭泽两县山村做工糊口。民国22年，在皖赣边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做工之便，往来于浩山和香隅之间，播撒革命火种。
民国23年6月，领导皖赣边区革命斗争的中共彭泽中心县委成立，李受县委派遣回望江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党组织。李秀松、童报林等一批党内骨干分子，积极向雷港、华阳一带贫苦农民宣传革命思想，秘密开展“上名字”活动，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并发出“谁阻止就杀谁”的口号。一时间，地主豪绅心惊胆战，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半年时间红军发展到100多人，筹集猎枪、土铳50多支，并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雷港独立团”，李任团长。是年望江大旱，颗粒无收，灾民遍野。望江特区委遵照中心县委指示，决定攻打县城，开仓放粮，拯救灾民，并夺取枪支，壮大队伍。李秀松等经过多方策划，终于与县常备大队二分队队长周贵山取得联系，并约定他为攻城内应。11月28日晚，攻城部队来到小东门外，李登上奎文塔发出3次信号，城内毫无反应，他料定其中有变，一定是叛徒告密，便果断命令部队撤退。29日晚，县长洪鼎率常备队包围雷港，按叛徒赵某告密的名单，将李秀松等11人逮捕入狱。12月5日，李秀松，童报林、徐红秀、檀九保等4人在县城大北门英勇就义。
桂传鹏
桂传鹏(1906～1942)，名四海，人称“桂老小”，凤台县桂集中郢村人。民国24年，来望江华阳一带营生，当工头，筑堤打埂，并结拜“十兄弟”。民国28年，日军攻占望江，桂偕十弟兄投奔吴万年部当班长。后吴部被整编，桂带两支半枪、一班士兵跑至江西彭泽八保洲。不久，发展到90余人，拥有70余支枪。时望江县长范用九邀桂移驻望江，命名为江防后补大队，继续扩充人马。是年古历八月十六日，桂率部在茶安油榨冲对日军作战胜利，被任命为河北三乡(元善、廉恭、湖山)清乡大队长，辖4个中队及卫士班、手枪班等约600余人，驻赛口和高士等地开展抗日宣传、剿灭流匪、维护治安等活动。曾先后协助政府剿灭地方土匪李少华、方振国、郑开臣及马小狮等部，并几次袭击日伪军。民国30年古历十月，在沟口生擒日军1人，经县解送省政府，受到奖赏；十一挺进队参谋葛文邦还送桂军用白马一匹。
民国31年古历八月，日本侵华军纠集大部队合围赛口，地方绅士劝桂撤兵，不要以卵击石。桂说：“我吃的、穿的都是河北三乡老百姓的，现在鬼子一来就跑，怎么对得起三乡百姓?”十三日凌晨，战斗开始，日军三路向桂部进攻，百姓纷纷惊惶逃跑。桂不忍伤害百姓，命令机枪停止扫射，并抽出士兵指挥百姓撤离；自己率领部队，迎截来敌。战斗中不幸右腿中弹。卫士桂春海、桂全才将他扶上战马后撤，撤至万家嘴，因追兵尾至，便藏在一家茅厕里，上面盖上柴草。奈其所骑白马，不肯离去，绕厕嘶鸣，暴露了目标。日军放火烧茅厕，桂拒不投降，在烈火中牺牲。是年底，县政府在长岭金檀村(政府驻地)召开追悼大会，省政府行文嘉奖。省主席李品仙发来了挽联。联云：“矢志肃倭氛，取义成仁，青史有声兼有色；捐躯报党国，前仆后继，黄沙埋骨不埋名。”
刘亚夫
刘亚夫(1913～1942)名彭年，字肖雷，号天亚，杨林乡碧湖村人。
刘出生于诗书礼义之家，8岁就读于塾师刘学渊门下。14岁丧父，因家贫而辍学。从此刻苦自学，学业有成。年十六，为求进取，离家外出，随县城鲁宏图等青年，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进步活动。
民国19年，国家多事，刘以弱冠之年投笔从戎，途经华阳救生局，为倪文铮、陈知白留在局中任文牍。民国20年，经荐送入鄂豫皖保安团队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安徽省保安团队，历任少、中、上尉队长及少校团副，后调任舒城县政府军事科长。时值日寇入侵，全国人民正奋起抗日。27年，调任掌管定远、蒙城两县军事政务。民国30年，被委任为安徽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区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主任兼军事科长。不久，该部改编为安徽省十四游击纵队司令部，刘晋升为上校副司令。
民国30年冬，日军气焰嚣张，调遣大批兵力，压向我津浦路以东。刘随保安司令马馨亭由驻地蒙城率部进驻津浦线东，防堵日军进犯。刘率兵三千，与敌相持数旬，激战多次，获重大胜利。次年元月，随部回师蒙城，途经灵璧高楼，遭敌伏击。刘身先士卒，率众突围，不幸左腹中弹负重伤，仍坚持顽强杀敌，终因流血过多，倒下马背，壮烈牺牲。遗体葬灵璧冯庙侧。十四游击纵队司令部同灵璧县政府联合召开追悼会，国民政府国防部颁发“抗日阵亡将士嘉奖状”，并对其家属予以抚恤。同年秋，县各界人士在烈士家乡召开追悼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县各界人士纷致挽联。县长邓振民撰题的挽联是：“投笔从戎，一片雄心在抗日；为国殉难，千秋祭祀慰忠魂”。
蔡仲贤
蔡仲贤(1865～1942)字国清，生于香茗山南麓蔡家大屋(今麦元乡中山村)。殁于至德县马坑乡后河蔡坑。安徽最早的黄梅戏艺人之一。父亲蔡品瑞系业余徽班艺人。仲贤自幼受父辈戏艺熏陶，喜爱唱戏和山歌小调，但因家境贫寒，10岁时便去学砻匠。他白天做手艺，晚上随父学戏练功。一次，戏班在分亩岭演《许士林祭塔》，快开幕时，饰许士林的演员陡然患病，在一时无人顶替的紧急情况下，蔡仲贤自荐登台，出色地完成了这场演出。从此，他正式加入徽班学艺。年将弱冠，便学会《一捧雪》、《二进宫》、《三结义》等10本入门戏，掌握唱、做、念、打等舞台基本功。
那时，唱戏的被绅士们视为“戏花子”，有辱宗族尊严；加之当时戏班内出现同姓结婚现象，蔡氏族长更认为是大逆不道，大批梨园子弟纷纷被迫下户出走。蔡仲贤年幼虽免遭其祸，一年后因世难年荒，只身流浪到广济、黄梅一带靠打砻子糊口。艰难的生活并不能熄灭他从艺的欲望，他还是白天打砻子，晚上唱几段“徽调”。日久，当地唱采茶调的艺人便相邀入伙合演。这时，蔡仲贤发现采茶调优美动听，且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于是努力学会了许多采茶调，并在演唱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徽调部分唱腔、动作程式和功法，巧妙地揉入采茶调中。
光绪七年(1881)，蔡仲贤在家乡正式成立采茶调流动班子，活跃于怀宁、太湖、宿松、潜山、黄梅一带。蔡仲贤貌美、声甜、功深。他既演文，又演武，既演主角，又演配角，无论演什么角色，都富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一次，戏班在廖河湾演《牌环记》，有一中年妇女，看过其中《打红梅》一出后，硬拉着她丈夫去后台找蔡仲贤。这时蔡仲贤还未卸妆，她亲呢地挨着蔡仲贤坐着，双手摸着蔡仲贤的肩膀说：“你好可怜呀，到我家去过。”丈夫笑着说：“他是装的呀!”她接着说：“我晓得他是装的，不是装的，还要被姜氏磨死哩!”丈夫拉她回家，她拉着蔡仲贤的手不放，弄得蔡仲贤面红耳赤，十分尴尬。
光绪二十年前后，采茶调在蔡氏师徒的演唱过程中，不断吸取民歌小调和“徽调”、“高腔”、“平安调”的优美曲调，逐渐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小戏——黄梅调。到了清末，黄梅调班子如雨后春笋，布满了香茗山南北。蔡树友(蔡仲贤的儿子)、徐焕卿、胡在江、王掌一、董汉文、檀盛云、韦春台(太湖人)、胡普伢(太湖人，女)都纷纷组织班子，他们都出自蔡仲贤的门下，都打着蔡仲贤的招牌，一时出现“只见蔡仲贤的班子，不见蔡仲贤登台”的现象。这时蔡仲贤是以课徒授艺为主，登台表演为辅了，而广大观众却都以看到蔡仲贤登台表演为乐事。一次，蔡仲贤在太慈寺演《辞店》中店姐，一青年妇女听到后，倒抱着孩子就跑，等她赶到台下时，《辞店》已经唱完，蔡仲贤正在台上“打彩”(即兴表演，无固定台词)，那妇女情不自禁地将孩子送到台上“打彩”。蔡仲贤便随机应变地唱起：“打彩的姐姐送神童，甘罗十二进皇宫，太爷、夫人随轿走，祖祖辈辈享华荣。”妇女听到后，取下孩子的银项圈作“彩礼”，蔡仲贤又唱起：“打彩的嫂嫂礼莫多，哪吒闹海动干戈，你送我乾坤圈一个，小小英雄怎奈何?”唱完把项圈还给了那妇女，台下顿时一片欢腾。
民国初年，蔡仲贤的后辈杨润保组织起规模空前的黄梅戏班子——长春班，檀盛云、龙腊九、蔡南楼、柯竹贤等黄梅调俊秀咸集一堂，胡玉庭等也羡名前去拜杨润保为师。这时蔡仲贤已成为梨园子弟敬仰的祖师爷了。
余合浦
余合浦(1881～1945)，桃岭余家老屋人。幼从父读，弱冠之年，曾以优异成绩就读于安徽高等学堂；毕业后，未图仕进，因家贫亲老，回籍谋生。
民国13年春，余会同怀宁陈小苏、安庆路天衢、桐城王昆廷、吉水严馨伯、华阳王克昌、章甫纯等，组成开发委员会，投资开发县滨江一带荒洲。9月，建小圩一口，名“宝兴圩”。次年，首获丰收，吸引大批桐、庐等县贫民，纷纷来望落户，承佃圩内各业主荒厂，并垦荒筑坝，先后建成南固、北固、茅店、孙洲、合兴、兴丰、永兴等小圩7口。民国15年，复建新圩1口，名“九成圩”，在陆家墩设“九成圩圩委会”，总管9口小圩事宜。余被选为主任委员。
民国16年，余又任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是年，苦雨为害，圩堤溃口成灾。民国19年，余辞去校长职，专董圩务，组织圩民将圩坝加高培厚，赢得当年丰收。但次年又遭水患，为继续加固圩堤，从淮北请来民工2000余人，会同本圩民工共4000余人，大事修筑，历时半年。民国24年，又因江水猛涨，溃堤数处，全圩汪洋一片，余因病辞职。次年夏汛，余病愈复任，与省长江水利督导黄子纯亲率民工搏风斗浪，历40余日，使圩堤安全渡汛，获得秋季收成。
民国28年，余因吸食鸦片，入毒甚深，难理圩务。时黄子纯已下任退居，余征得各方同意，派人持亲笔信前去邀请，黄应聘来望，实地查勘，改“九成圩”为“合成圩”，余仍为主委，黄任副职。自此，余、黄协力，对合成圩进行了建闸泄水、开沟修路等工程建设项目。余劳心劳力，于民国34年病故。
孙邦瑞孙冠英
孙邦瑞(1894～1942)，麦元乡茗山村沙堰沟人，乳名贵寿，又叫敬圮，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冠英为其次子，乳名关印，民国6年出生。民国17年，堂弟孙敬纯回乡发展中共党员，邦瑞第一个加入党组织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此时冠英才11岁，仍未入学识字。民国19年党组织在沙堰沟建立小组，邦瑞任小组长。是年9月孙敬纯不幸遇难，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翌年，邦瑞转移到江西彭泽王泥垄，以帮地主柯金黎家烧砖瓦窑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活动。民国23年，望江大旱成灾，邦瑞遂将妻儿迁至王泥垄落户。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他忍痛卖掉四子龙印。民国30年底又将冠英送去参加新四军。冠英入伍后，初跟挺进团副团长林维先当通讯员，继任团部军需。他常常以农民装扮，星夜奔走，完成解款任务。有时根据部队需要，偕一两名助手，上门找地主老财和乡、保长要钱要粮。后又调任挺进团侦察排长，随团进驻宿(松)、望(江)湖区，部队改编为湖区独立团。冠英经常腰插双枪，左右开弓，弹不虚发，敌莫敢近；且行踪无定，动作敏捷，有神枪手“孙猴子”之称。一时敌人闻风丧胆，谈“猴”色变，地方为非做歹之徒亦有所敛迹；而一方百姓则扬眉吐气，津津乐道。民国31年古历十一月十四日拂晓，国民党军队突然以数倍于独立团的兵力围剿湖区，独立团英勇奋战7昼夜，歼敌250余人。团长刘忠超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孙冠英代理团长，继续指挥战斗，终因弹尽援绝，亦不幸牺牲，时年仅24岁。此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的“剿共”浪潮冲击着皖赣边境，邦瑞又抛弃家产从彭泽回到老家。以后，邦瑞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晚年以开茶馆度日，民国35年病故。
华加文
华加文(1917～1946)，又名运乐，泊湖华屋人。家贫，从小帮人放牛。12岁丧父，母改嫁，依祖母度日。祖母去世后，被叔父象洲卖与本屋华民也为子。民国29年12月参加新四军游击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九成、羊角山、袁家畈等地对敌作战中，表现勇敢，先后被提为班长、排长。
民国30年3月，湖区游击队与五师张体学部会合，改编为黄、宿独立五营，华任该营副连长，驻宿松洪家墩、祝家墩，开展地方统战工作，建立民主政权。同年10月，该营在鄂、皖边区改编为独立团，华被调团部工作。民国31年，调鄂、皖边区挺进团任连长，后升副营长。民国32年，新四军五师与驻安徽的宿、望、怀新四军第七师皖西地方部队会合，华被任为鄂、皖边区挺进18团副参谋长。
民国33年，华在宿松二郎河战斗中右手负伤致残。他以坚强的革命毅力，苦练左手射击、写字，后被委为中共蕲、太、英、浠边区县委武装部长兼县总队长，到职后，便整训县、区武装部队，发展地方武装，开展山区游击战，配合鄂、皖边主力部队，多次粉碎敌人围剿。一次他亲率30多名战士，在太湖玉珠畈到大坂河和瓦前寺的200余里山地中，三日三夜，连续袭击敌人十几个据点，俘敌40余名，缴获长、短枪30余支。在指挥狮子口和白水畈两次战斗中，牵制敌人两个营，打垮敌人一个中队，歼灭敌人一个排，缴获各式枪支50余支。华在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的情况下，仍十分注意密切党群关系，严格要求所属战士，坚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人民利益。
民国34年12月，鄂、皖边区地方武装和鄂东地方武装一起整编为中原军区独立第二旅，华调该旅五团三营任营长。次年4月，成立鄂、皖边区人民民主自卫队，华任自卫队副队长。他广泛联系群众，积极开展和平民主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壮大自卫队力量，继续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围剿。民国35年7月，中原军区独立第二旅完成了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到达太湖玉珠畈集中休整。这时，数万尾追之敌，正向鄂、皖边区大举进攻。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党组织决定恢复蕲、太、英、浠边区县委会，华仍任武装部长，亲率一个有40余名战士的小分队，坚持在桐山、小将军山、仙人山、四流山一带进行游击战，并机智勇敢地掩护伤病员转移。是年9月21日，华率领小分队在蕲春田家桥华岩湾执行任务，遭川军72师15旅数十倍之敌合围，华一面指挥小分队突围，一面英勇抗敌，最后身负重伤，光荣牺牲。时29岁。
廖伯鸾 廖翠鸾
廖伯鸾(1885～1948)，名会喜；弟翠鸾(1899～1979)，名金喜，长岭鹧鸪山廖屋人。出生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为反抗本地财主剥削与欺侮，兄弟俩遍访名师习武，终为湖北某寺一僧人所收留，授以武功，兼授兽医。经三年苦学，初有成就，僧赠铜钱百贯，令两兄弟回乡自学，并约定三年后在望江会晤。返乡后，兄弟俩继续致力操练武艺，并充任乡里兽医。三年后，僧师果应约而来，继续传以杨、岳、赵等家拳术，并赠以医治跌打损伤的药物标本。逗留不久，便偕两兄弟遍游茗山皖水，沿途边习武艺，边采药施诊。经僧师数年把手提携，兄弟俩武术和医术大进，伯鸾练就仰蹬石磨如飞，身受锤击无恙，翠鸾练就出手如闪电，善借力制敌。并共同创出一套“廖氏连环解”，其中包括白手夺刃、徒手接棍、受制解救、四面应敌等绝技。回乡后，兄弟俩一面开馆授徒，一面行医济世。先后在长岭、鸦滩地区设武馆20余处，弟子满门。鸦滩的何通畈和廖家岭、长岭的侯冲范屋和王杨老屋，成为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
兄弟俩处世仁让恭谦，从不仗武欺人；平日授徒，坚持“习武先习德”，力戒恃武逞强或“助纣为虐”；行医也只酌取微酬，并常将行医所得，周济孤寡。
民国37年伯鸾去世。解放初，皖北行政公署体育部门曾致函敦聘翠鸾为武术教练，因年事已高，未就，继续在乡里设馆授徒，兼事医术研究工作。他与次子结应共同研制的“复方青洋酒”和“老龙角酒”，对风湿麻木和坐骨神经痛等症有疗效。
梁金奎
梁金奎(1915～1950)，四川大竺县人。幼好动，读书三月即辍学。民国26年，投川军杨森部充任勤务兵、班长。抗日战争爆发，随杨驻安庆。日军陷芜湖时，杨森走湖北，其部下朱亮统兵两营，自称“抗日游击队”司令，以梁为副官，开进望江城，哄抢国防盐，被地方武装陶太平、吴万年两部合力击败。梁见势不妙，背离朱亮，潜伏城内，窥伺时局。
民国28年县城沦陷，梁乘机大肆活动，与战时安徽渡江管理处警卫队长刘泽久攀上同乡关系，经几度周旋，刘将梁补入警卫队雇用名额，私授以分队长职称。从此往来于大江南北，暗植党羽，网罗散兵游勇，夺取大批枪支。实力扩充后，便背叛渡江管理处，自封“抗日游击大队长”，公开向地方摊派粮饷。事经告发，县政府督促驻军“十一游”围剿，梁连夜逃至沦陷区附近的宝兴圩，依仗敌伪势力掩护脱险。这时恰有国民党某部保护长江航行路灯负责人失职惧祸，被梁诱降，又扩充了武力。梁这时已拥有官兵600余人，轻重武器400余支。民国30年，梁用大量钱财贿赂国民党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疏通省保安司令部，将其部收编为“泊湖水警大队”。时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巡视太湖，梁买通“十一游”支队长潘觉民向李推荐，才得以正式收编，并责令其围剿湖区新四军抗日游击队。梁实行“见了石头也要砍三刀”的残暴政策，在团山附近杀害沿江大队指导员周静轩等3人，继后又伙同桂系176师528团及“十一游”合剿驻望宿湖区新四军，打死打伤士兵多人。
梁率领泊湖水警大队长期驻扎在徐家滩、壬辰占一带，任意摊派粮油和征收捐税，并派一个中队常驻望、怀交界的官洲，以查禁资敌物资之名，行抢劫行商旅客之实；又授命特务排长杨洪元，出没江边，抢劫民财。为牟取暴利，梁还令亲信在八保洲种植罂粟，流毒地方。经过几年的横征暴敛和纵兵抢劫，一个穷途小卒，竟大发横财。他除占有大量金银细软外，还占有油坊、染坊、工厂、鱼湖、柴场、洲田、木船以及县城、吉水、安庆等处的房产。他占有一妻三妾仍嫌不足，又办起戏班，招收太、宿、望三县民间少女，名为培养“演员”，实则供其玩乐。
梁金奎，貌似和善，心极残暴。他善于“匿怨而友其人”，“杀人不形于色”。大队副吴钧楷是梁的同乡好友、出川的引路人，一次议事，见吴有不满神态，于是佯笑送客，暗拔手枪，毙吴于门外，驻军138师某营营长李日华与梁素友善，因梁曾随李部在太阳山伏击日军时怯阵不前，为灭口隐恶，遂邀李到泊湖的船上煮酒叙旧，谈笑中，乘李不意，将李缚石沉湖中。徐家滩九良庙旁，壬辰占的白马山畔，数不清的“土馒头”，均是被他杀害的老乡的尸骨堆。据说这还是“优待”，他杀人一般都是暴尸荒野或推下湖去喂鱼。他双手沾满人民鲜血，仅长岭韩店的平泊村就有李满甲等6人死于他屠刀之下。
对于梁金奎的罪恶行径，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人民对他无可奈何，只有怒目视之而已。一有识之士曾借《咏蟹》诗讽之，诗云：“草泽横行西复东，无肠公子亦英雄，利兵坚甲终难恃，不出渔人笼簖中。”(载民国34年《皖报》副刊)
民国38年春，解放大军压境，梁携妻妾投奔江西乐平的刘汝明部任营长。江西解放后，龟缩安庆。1950年解至望江，10月7日在县城公审正法。
陶太平
陶太平(1908～1958)，号庆三，祖籍无为。民国17年来望江继兴圩落户种地，兼开粮行。青帮盛行时，陶投身青帮头子刘八爷门下，时青帮中有方传枝，王文质等人力促陶出山领事，组成一支300余人、100多条枪的“救国保家军”。不久，自无为逃来的吴万年率残部来望江与陶合并，后被县长徐惟一收编为县常备大队，陶任大队长，吴为队副。为防止国民党兼并，吴提议投靠新四军，陶欣然应诺，当即写信与新四军取得联系，新四军派桂蓬、胡思翰、商恩甫前来洽谈，而吴又被国民党176师拉拢。率所部归该师收编。陶部所剩无几，欲投靠新四军未成，由县改编为常备二中队。新四军江北游击队领导人桂蓬等见事有变化，在陶部盘桓月余，对陶晓以民族大义。陶在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帮助下，思想大进，并尽力打击日军，暗中支援新四军。
民国28年，驻城日军驾一只汽艇到华阳河两岸骚扰，陶率部阻击，日军惊惶泅水逃窜，汽艇被烧毁，民国29年春，陶曾送新四军沿江支队机枪一挺，在对日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民国30年7月曾协同新四军七师挺进团攻打“泊湖水警大队”，又将所获4支枪送给了新四军。次年，新四军挺进团从泊湖撤出，道经陶部老鸦滩驻地，陶调开队伍，让路通过。另有未及撤出的新四军19人被驻军缴械送县，陶一面对县长漆仍素说是“普通老百姓”，一面通知被捕者叫人保出。漆明知陶为新四军解围，奈陶军权在握，只好顺水推舟。陶还先后保释了新四军联络员萧鉴及另一工作人员孙子中。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1日县长龚兆庆率陶部及张文奎部收复县城，当晚龚向陶出示逮捕证，说陶勾结新四军进行异党活动，立即解除陶的武装，派一个排押解到立煌(当时省府所在地)，11月又转移到合肥。后经陶的亲友多方周旋，民国35年3月被保释回家。回乡后为谋生计，在吉水镇开设油坊。
解放初，陶受到政府保护，后被人指控，被羁留在安庆二监烧火做饭，鉴于他确与新四军有过交往，于1958年被宣布无罪释放回家。后因有人说他在某处埋有枪支，被拘留审查，案未结，病死。
檀觉天
檀觉天(1904～1953)，名岩，字先曰，号抱一，笔名觉非，若颠，新坝乡人。幼年丧父，8岁开始读私塾。他勤奋好学，常常“蚊虻刺肤，汗流浃背不自知也”。读书必求甚解，每有一得，牢记于心。因家贫，年弱冠即设馆授徒，后曾一度任《皖报》副刊编辑、望江中学教师、安徽省政府民政厅科员等职。
檀才思敏捷，工于诗文，常常出口成章，多诙谐愤世之作，语言尖酸，笑骂无忌，名重一时，时人誉为“河北才子，望江怪人”。但一生怀才不遇，生活坎坷，他在《自传》中写道：“天下之自困而又为人所困者，莫予若也”。他在《我生》一诗中更流露了他一片无可奈何的迷惘之情。诗中写道：“我生不幸犹草莽，临风每作破天想，把笔四顾心茫然，薜卞无人空怅惘，今日之日复何日，瓦釜雷鸣震穹壤，仰首狂歌欲问天，几片白云空来往。”他生活贫困却不戚戚于心，常寄情于诗书之中，以吟诗作对为乐事，他在《晨起口号》一诗写道：“晓起庭除积雪深，推窗寒气袭层襟，荆妻来报晨炊断，笑对梅花作短吟。”
民国28年，县城沦陷，他在赛口镇高举抗日救亡大旗，组织文明戏剧社，并夜以继日地编写《智取倭寇》、《战地之花》、《算血帐》、《枪毙汉奸》、《投敌悲剧》等16个宣传抗日剧本。他亲自参加导演和排练，率领20余名演员在赛口、高士等抗日后方巡回演出。由于剧本构思新巧，人物刻画入微，常常催人泪下，激人奋起。剧社每到一处，都受到观众欢迎。后因才高遭嫉，被诬告坐罪解至驻太湖县176师1056团部狱中，并判以死刑。临刑前夕，团长莫敌亲自审阅其“公状”和狱中诗作，当读到“由来麝为藏香毁，不信犀为照角全”和“始信死生凭爱恶，方知明暗出兼偏”等诗句时，不禁大为惊诧。莫既怜其才，又恤其不幸。结果，不但免其死刑，还委任他为随从副官。檀素来放荡不羁，怎能久寄人篱下，仅数月便不辞而别，他说：“沐猴而冠何足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受聘于望江中学任教。一年春节，他目睹国民政府政治腐败，便以“雷阳”二字顶格撰一联云：“雷水长流，洗不尽贪官污吏；阳光未出，何曾见白日青天。”不久即被解聘回乡，仍以教私塾为业。民国36年举行第二次县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他撰联讽刺云：“选场变为市场，有酒食，有香烟，打躬作揖，逢人便请；投票即是绑票，拉亲戚，拉朋友，交头接耳，遇缝就钻”。寥寥数语，将国大代表选举的种种丑怪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他的诗对中也不乏饶有风趣的小品。凉泉有一姓郭名竹泉者，不务正业，常寻衅闹事，有好事者请檀用其名撰写对联，他挥笔即就，联云：“竹本青皮，虽然节外生枝，终成光棍；泉原白水，任凭江中作浪，总是下流。”赛口有某人客死辽宁，亲属以600银元请孟某、殷某二人前往运柩，错将一女柩运回，檀撰联云：“三千里扶柩而归，死大大，哭妈妈，阴错阳差，怪怪奇奇都是梦(孟)；六百元光洋可惜，迎爹爹，葬奶奶，张冠李戴，颠颠倒倒岂无因(殷)。”
檀生性浪漫，若颠若狂，“遇大人则藐之”。常赋诗作对，对地方的达官贵人进行冷嘲热讽，使人啼笑皆非。他却与农、商、渔、樵等下层人民交往甚密，并对贫苦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一次，他看到赛口镇“船舶管理处”(俗称“卡关”)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不禁感慨赋诗一首云：“小小长河绕市环，五更风急浪如山，孤舟偏趁洲边过，不避险峰避卡关。”
檀一生著作甚丰，他的诗对广为当时文人学子传抄，惜未能编辑成册付印，至今所剩寥寥。
解放后，在家乡的石隆庙行医，不辞劳苦，不计报酬，深得乡亲信赖，不幸谢世过早，终年仅49岁。
胡玉庭
胡玉庭(1889～1958)，名卯林，人称“卯林伢”。出生于赛口乡红旗村一个农民家庭。8岁丧父，12岁帮人牵驴磨面，面坊师傅会唱黄梅戏，朝夕耳濡目染，遂与黄梅戏结下了不解之缘。14岁拜胡在江为师，15岁在舞台上崭露头角，18岁向陈庭献、徐汉卿等师傅学会了当时流行的黄梅戏36本、72折传统剧目。继后便与杨润保、徐汉卿、檀盛云、龙昆玉等黄梅戏名角，在望江、潜山、至德等地同台演出，名噪一时。30岁倒嗓，在至德香隅一农家入赘，边农耕，边课徒授艺，息影舞台十余年。1949年，年届花甲的胡玉庭如枯木逢春，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赛口区业余剧团。1952年加入了至德县大众剧团。从此，结束了他以卖艺为生的艰难岁月，成为受社会尊重的老艺人。
胡玉庭在黄梅戏舞台上是一个多面手。生、旦、丑、净，样样能演。青年时代演旦角，因扮相好、嗓子亮、演技高，赢得了“卯林伢一到，魂都拉掉”的美誉。倒嗓以后演丑角，能惟肖惟妙地刻划人物性格，他演瞎子先生《讨学俸》，既引人发笑，又耐人寻味。
胡玉庭，人称他“活戏篓”。经他口述编入《安徽传统戏剧目汇编》的大小剧目共18种，其中如《水涌登州》、《云楼会》、《绣荷包》是罕为人知的传统剧目。他口述的《天仙配》，经陆洪非改编后参加华东地区第一次戏曲会演，获剧本创作一等奖。他不仅口述了许多传统剧目脚本，还口授许多老腔老调和表演程式。他会“工尺谱”，会司鼓，会吹笛子和唢呐。
1954年，至德县人民政府举办胡玉庭先生舞台生活五十年的庆祝活动。1956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安徽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被授予荣誉奖。1957年，望江举行黄梅戏传统剧目上演周活动，68岁高龄的胡玉庭，桑梓情深，应邀回来与龙昆玉等老艺人同台为家乡人民献艺。
胡翠庭
胡翠庭(1906～1959)，乳名五九(因出生时，其父已59岁)，麦元乡人。幼年家贫，父亲早逝，为谋生计，14岁到怀宁拜彭五喜学艺，学艺3个月即要求出师。师傅命他仿制一幅胡芳培官厅的推窗花板以试其艺。胡勾图游刃，一雕而就，师傅大为惊喜。民国17年，他偕弟亮庭到江南行艺。行至至德县城，适值姚文元进士建造官厅，已雇200多木雕工，正在紧张地进行雕梁画栋。胡翠庭看了，觉得手艺都很一般。胡氏兄弟受雇后，主人问他们能做点什么?翠庭说；“随主人安排。”主人就将搁置已久的“九狮拉带”这难度较大的工艺安排给他们，兄弟俩仅1个月工夫就雕成了。艺术形象是：一大狮屈膝而卧，八个小狮环绕在它周围上下共拉一条飘带嬉戏，姿态各异，形神兼备。九狮颈下各有一条绦子系着一铜铃，微风一吹，九铃同时叮
作响；大狮口中，置一小香炉，点燃檀香，九狮同时口吐青烟，见者无不赞叹称奇。此后，翠庭便行艺于武汉至上海一带的码头，至今不少亭台楼阁尚留有他的手迹。他一生刻意精心追求技艺，他制作的木偶戏头像，生、旦、净、末、丑，无不栩栩如生。人赞：“刻木牵线作者翁，鸡皮鹤发与真同。”他常对徒弟说：“技艺要不断创新，不能因循守旧，老是“开眼菩萨眯眼佛”；要以活人为模样，要在神字上下功夫；要以眼传神，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人物的头部、躯干、四肢也要有一定的比例。”他有一句雕人要诀：“站七、坐五、蹲三半”(即站着的全身相，头长是身长的七分之一。余类推)，这样才能得体。
胡翠庭于1959年病故。得其真传的弟弟胡亮庭为怀宁县农贸市场雕制的八角亭及其四龙四狮，深得观赏者的好评。
徐惟一
徐惟一(1889～1960)，字介卿，团山乡徐家滩人。出生书香门弟。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江北讲武堂(江北陆军学校)习军事，参加“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任滇军炮19排中尉排长。因奔走革命，曾几次被清廷逮捕入狱。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为安徽都督，徐任都督府参谋长，并曾一度代理皖督。二次革命失败后，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北伐誓师，柏任第33军军长，徐任军部参谋长。北伐成功后，柏文蔚解甲，徐亦深居安庆。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庆陷敌，徐偕夫人张氏返回故里。时日本侵华军自安庆溯江而上，县长朱鼎卷款携印潜逃。城中无主，散兵游勇及无业游民以游击队自命，乘机抢枪、抢粮、派款、争盐，互相兼并，城头大旗一日数易。皖第一行政督察区专署虽派谷养云权掌县政，亦未能安。省府秘书长朱佛定为徐旧友，获悉徐已回故里，力请省主席李宗仁征召徐出任本土县长。徐鉴于民族大义和桑梓深情，临危受命。就职后，整编团队，清剿土匪，充实武力，动员群众，防御敌冠；并创办望江初中补习班，收留一大批失学青年；开辟渡江通道，方便民众南北往来和战时军需物资运输。短短数月，城乡秩序井然。
民国28年2月19日晨，日本侵华军自华阳登陆进犯县城，发炮数百枚，徐亲率常备队配合援军，身先士卒，奋勇抗击，日军终未能得逞。翌日拂晓，日军以优势兵力，分三路大举进犯，终因敌众我寡，伤亡过重，徐只好在大北门外指挥团队保护居民转移。徐目睹县城沦陷，百姓流离，声泪俱下地说：“生长于斯，且负守土之责，目睹城破家亡，死且有愧!”乃欲拔枪自杀，幸为随从所阻。当天上午，徐步行至距城30公里的长岭铺第三区署办公，连夜召还失散人员，整理案牍。次日晨，向省府发出告警电文，第三日晨向全县人民发出安民告示和通缉汉奸令。是时，徐已三昼夜不沾枕席。
同年4月，徐奉调离县，历任省财政厅视察、桐城和太和县货物检查所主任、淮北盐栈及省企业公司经理等职。抗战胜利后，徐见时局日非，卸职寓居安庆。解放后，为省民革成员、省文史馆员。徐热心祖国统一大业，原国民党将领卫立煌自香港归国定居，徐与内兄张东野曾为之奔走周旋。1960年病逝于安庆，终年71岁。
史介筠
史介筠(1882～1960)，名月娥，号淑秀，女，县城东门人。幼家贫，且受封建礼教束缚，未能入学。但在父亲史浔芳的薰陶下，从小喜爱诗文，常于带弟妹做家务的间隙习字读书。10岁能赋诗作对，长辈们惊叹说：“月娥真是箩窠边念出来的女秀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嫁到吉水宋绍濂家为长媳。宋是晚清廪生，在家宅内设馆讲授经史，介筠常在仅一板之隔的厢房内潜心聆听，从不懈怠。
民国7年中秋之夜，丈夫宋乃慈在一次火灾中为营救学徒罹难。是年，她年仅36岁，上有年迈公婆，下有3个幼子，乃强忍悲痛，凭一己之力，挑起赡上育下的家庭重担。她冲破封建习俗，在县城史家老屋首创女塾教书。收女生10余名，既教学生读书习字，又教学生针黹，深得学生家长好评。
民国8年，受聘为“望江县城区女子国民学校”校长。招收女生数十名，分1、2、3、4年级教学。她除主持校务和授课外，还兼做工友，晨昏洒扫，点香计时(时女校无钟表)，烧茶供水。经两年多的惨淡经营，学校虽已呈现蓬勃生机，但终因经费拮据而宣告停办。
民国10年秋起，她先后又在县城西门、东门和吉水等处开办私塾，男女生兼收。为照顾贫家子弟读书识字，还增设夜班。日军侵占县城后，相继在吉水小学、省立太湖师范附属小学刘家山铺分校和祖师殿下何屋小学任教。尔后，又在鸦滩帅家下屋一带教私塾。抗战胜利后，已年逾花甲，照说可以放下教鞭，与儿孙共乐天伦，可是她却不改初衷，仍为桑梓的教育事业耕耘不已。
史介筠毕生致力教育事业，不慕荣利，克勤克俭，任塾师时收费低廉：抗日战争前，学生每年缴学俸3至4吊钱和1斤灯油；抗战后，每生年缴糙米70斤。亲友问她收费何以如此之低?她笑答道：“陶公五斗米，我收四吊钱。米多虫易蛀，钱少心自宽。”对一些穷苦学生，不但酌免学俸，还赞助一些笔墨纸张。她一生布衣素食，清贫自守，常自嘲道：“一件蓝布褂，清风拂袖；两餐咸菜饭，淡茶为汤。”
78岁，病逝于吉水。家属遵嘱不事棺葬。火化后，将骨灰撒在她一生为办学而奔波的吉水至县城的大路两侧。
童汝川
童汝川(1879～1962)，名益临，字季樵，沈冲乡人。出生书香世家。幼年聪颖过人，能一目三行，观后不忘。由于家道中落，二哥稚樵已先期入学，父亲无力同时供两个孩子读书，只好将他送到石隆山(今新坝乡)学裁缝，不到半年便辞师回家，在四叔童问渠师塾边做炊事员边读书。童问渠见他聪明好学，力劝他父亲让他正式入学就读。这时至德县的许世英慕他四叔大名前来求学，许、童两人遂成为同窗好友，互勉互励，学业大进，16岁与二哥稚樵同科考取秀才，18岁考入敬敷书院(院址在今安庆师范学院内)，与许世英和桐城的光明甫、房秩伍同为院中的高材生。21岁选为拔贡。同年在北京考取高等法官，从此步入官场。
清朝末期汝川先后担任过奉天学务处一级科员、东三省日报馆总理、奉天高等审判厅典簿、推事及庭长。民国元年任直隶都督府秘书、司法部秘书兼总检察厅书记官长。民国3年任闽侯县知县。民国4年任内务部顾问，民国6年任津浦铁路天津总务处长。民国11年任北京缮后会议筹备处高等顾问、国民政府行政院高等顾问，并当选为安徽省国民议会议员。“九·一八”事变后回皖，任芜湖万顷湖地方专员办事处秘书。民国21年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机要秘书兼理泗县司法及保安司令部军政处法官。任闽侯县知事时，秉公执法，解决了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讼案件，深受群众爱戴，人们在祖堂上供奉“长生禄牌位”来祝福他。在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公署和泗县署任职期间，设缮状堂，配专职录事为民间诉讼写状文，并亲自坐堂，公开办案。一时泗县地区讼风糜平，人心安定，纷纷称他为“童菩萨”。
汝川平生不贪财利，不事积蓄，乐于施舍，奖掖后辈。居官期间许多乡人前去找他介绍工作，他都热情款待。他知人善任，对德才兼备者都都尽量予以安置；对一些学业未成，尚不能供职者，则赠送书籍，给以路费，劝勉他们回乡好好读书。有人一时找不到工作，竞在他家闲居三月半载。有人不满意所介绍的工作，复请转介，他也不嫌麻烦，竭力相助。
民国26年日军大举侵华，国土沦丧，汝川告别官场，退隐芜湖。故人中有叛国投敌者，常以名利为诱饵，以宴请叙旧为名，企图拉他变节，他愤然离开芜湖，流离上海、南京、安庆等地。民国27年除夕，曾赋抒怀七律一首云：
五十九年逢此夕，百千万劫痛余生。山河空洒新亭泪，骨肉同伤异地情。
隔院笙歌疑腊鼓，漫天风雪对孤檠。楚囚未忍南冠易，忧国思乡坐到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政治腐败，他不愿同流合污，毅然于民国34年冬回乡隐居。他为官几十年，回到故里时却是两袖清风，一身瘦骨，数只书箱，几卷铺盖。故园也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族人用公堂租谷供他生活，收拾学堂供他住宿。他在住所门楣上自书“问竹轩”匾额。
翌年春节后，他在“问竹轩”开馆讲学。不论贫富贵贱，不计奉薪厚薄，他都收为弟子。许多家乡学子都慕名前来。他诲人不倦，教学有方，深受学生及家长信赖和爱戴，自己也乐在其中。七十寿诞，学生家长和邻里亲友相约为他祝寿，送上“洛社耆英”寿匾。
1951年夏，经房秩伍推荐，被聘为省文史馆员，移居安庆。他如枯木逢春，精神焕发，致力于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1959年春在大街上被一板车撞伤致残，1962年春病逝于安庆寓所，终年84岁，临终前撰自挽联云：
游迹遍南北东西，过眼云烟，到此际好寻归路。
世味饱甜酸苦辣，醉心锦绣，愿他生再作劳人。
萧静
萧静(1919～1966)，名吟哦，女，县城人。幼年就读于私立维坤女子小学校。毕业后，升入安庆女子中学。民国27年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八队来望江演出，萧不顾家庭阻挠，毅然与方秀如等同学参加了该队，并随队去江西、湖南等地演出。民国28年冬随队辗转到重庆，由胞兄肖自强资助入乐山武汉大学就读。民国30年4月经中共地下党员陆兰秀同学介绍入党。不久，陆兰秀因对乐山党组织个别领导人生活不检点产生不满情绪而自动脱党。这时，萧静虽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因受陆兰秀影响，与党的联系人曾几次发生争吵。民国31年春，党组织决定让萧静离开“武大”。5月，萧静回到重庆。中统特务从邮检中发现陆、萧系中共地下党员，并对党有不满情绪，萧回到重庆第二天就被秘密逮捕。两天后，履行填表自首手续被释放。释放后，曾写信给方秀如，让方回到重庆履行自首手续，但对党组织没有牵连。民国32年4月，萧静经陆兰秀介绍到申新纱厂教工人识字，她不愿教“党义课”，旋被辞退。同年又回到“武大”读书，国民党当局多次要她参加反苏示威游行，都遭到拒绝。民国35年萧毕业于“武大”赴北平。经杜贵珍介绍与北京地下党员余涤清取得联系，在基督教内从事地下活动。民国37年经余涤清介绍重新入党。她以修女的身份，利用学生公社和基督教学生救济委员会名义，团结教育广大大、中学生，推动学生运动的发展。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萧静任北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总干事。她严守党的纪律，未公开党员身份，积极与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展开斗争。1953年，她曾代表北京宗教界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基督教会中工作8年，为了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幸福，她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1954年，萧静调到教育战线。先后担任北京市教育局教研员，北京市四十七中、三十九中、一百一十中等校副校长。1963年奉命筹建月潭中学，任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她蒙受种种罪名，饱受种种折磨，于1966年8月24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7岁。1978年冬，中共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委员会为她平反昭雪。同年12月20日，中共西城区教育局委员会领导同志和月潭中学全体职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大会。会后将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肖先裕
肖先裕(1939～1966)出生在杨湾乡丰大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帮地主家放牛、割草，一次，因天雨路滑摔伤致瘸。1951年始入小学。1958年入县初级中学。他勤奋学习，积极工作，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1959年冬，他骑自行车从青草湖到县城，路遇一位从无为来长岭看望儿子的老奶奶。老奶奶因路费不够，在安庆将衣服卖了，长途步行，又累又冷，他立即脱下棉袄给老人穿，又将老人扶上自行车一直推到望江车站，并为她买好车票送上汽车。1960年元月学校派他和另一名学生去东流镇买课桌，下小轮时他捡到一个皮包，内装有证件和17元人民币。他让同学先去饭店，自己在码头等候，终于将皮包还给了失主。
1961年初中毕业，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毅然回乡务农。同年参加县水电机械排灌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杨湾团结圩排灌站当机械工，并当选为杨湾垦区机关团支部副书记。他先是开柴油机，看到锅驼机司炉工这一重活、脏活别人不愿干，他便要求去干。站里没有炊事员，职工轮流做饭，他总是抢着做，并自动担任事务长，工余时间带头种菜，养猪，不断改善伙食。一次排涝期间，站里的柴油机汽缸磨损了，要送到县城修理。当时小雨连绵，道路泥泞，他不顾右脚患脓肿的病痛，和三个同志一起抬去。每走一步都要忍受剧烈的疼痛。衣服被雨水淋湿了，脱下来拧干又穿。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哪位同志病了，他把热水热饭端到床前；哪位同志缺衣少鞋，就把自己衣服鞋袜送给他。
1965年秋，他负责兴建柯墩排灌站。他既是站长，又是民工，搬砖、挑土、浇水、做饭，样样都干。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他住在工地，每天夜间将工地上积水排出。有时累了，就在机房里的稻草堆旁躺一会儿，整个冬天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1966年秋，天久不雨。8月10日，杨湾垦区工委通知该站开机抽水灌溉。这天骄阳似火，酷热难当，为了做好开机前的准备工作，他悄悄喊起正在午睡的工人鲍成福同去清理轴流泵叶轮里的积草。先清理西边泵，潜入深水，两次摸出积草，可第三次沉入水底后却迟迟不见人浮出。鲍因不善水性，急开东边泵将水抽干。只见他右臂卡在叶轮里已窒息身亡。垦区人民闻之，不禁失声痛哭。第二天，500多名干部群众代表在柯墩排灌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共青团望江县委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中共望江县委根据其生前要求追认为中共党员。
龙伯陶
龙伯陶(1892～1967)，字一夔，县城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幼读私塾。民国2年毕业于安庆府中学，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中途辍学。民国6年，任望江县视学，业余自习中医。民国13年，任华阳厘金局副局长。北伐军兴，投笔从戎，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少校秘书。民国16年，受军特别党部派遣，同杨积成、徐介白、檀迪凡等回县筹组国民党望江县党部。未几，国共分裂，国民党右派另组县党部。龙乃避政从教，于民国17年任县立中心小学校长，自授国语课。课余仍钻研岐黄之术，且医名渐振。民国19年，设立庆生中西药室。民国23年任望江县教育局局长。民国27年，县城沦陷，龙辗转至重庆，任重庆载英中学教员，后应聘为救济医院医师，旋调重庆市第三施疗所任主任医师。抗日胜利后返里，先后任安庆六邑中学校董兼校医、青林镇议员。解放后，恢复庆生中西药室，坐堂行医。1956年，加入联合诊所和卫生工作者协会，开办中医进修班，举行中医座谈会，推动中医事业的发展。
龙医德高尚，深得群众信赖。三年困难时期，民间疾病流行，他常下乡为贫苦、老弱、妇孺患者精心诊治，有时来回步行二三十里，也从无怨言。正如他在词作中所写的：“负医责，当尽职。除痛苦。纵艰难怪症，更须施治。”
龙积四十年经验，医术有其独到之处。他倡导“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辩证论治，灵活运用”，“尊古而不泥古”。他在中医进修班讲授《金匮要略》，认为这是医圣张仲景将《内经》理论用于临床的典范，要学习其中辩证论治的方法。他常说县境地湿多雨，农民湿病很多，故多以湿论治，每每药到病除。治外感，熔伤寒、温病于一炉，重在温邪；治杂病，重胃气，慎苦寒，远滋腻，用药以轻灵畅达为贵；调气机，去痰滞，不蛮补，以气血调达为图；治小儿，辩外感，审食滞，方小药简；用调经法治妇女不孕等。他编有《伤寒论脉症方药三字歌》、《脉学浅释》、《单方汇集》等医书。
檀萃祥
檀萃祥(1887～1969)，新坝乡人，出生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不慎跌折肱骨，当时缺医少药，四处求治，两月后，虽经张良诚医师治愈，但臂呈畸形，屈伸不便。自此他立志学医，几易师傅，最后拜怀宁武医青光明为师。既学武艺，又学医书，经过7年的学习和磨练，始竟业出师。
民国32年，农民檀国成被其伯父檀善唐父子刺13刀，其中一刀从颈椎左侧直刺咽喉，食管破裂，饮食不入。檀萃祥为缓解纠纷，抢救人命，不辞劳累，精心治疗，经药物外敷内服，重创愈，且花费不多。同年，杨林乡一少妇晨起梳头，刚举起两臂，顿觉麻痛难忍，欲垂不能，急得双手抱头痛哭。家人认为得了奇症，惊恐不已，于是由8人抬着，长途跋涉，求医于檀。檀确诊为“筋出槽”，便叫人抬来两张方桌，置于大庭之中，令患者端坐桌上，等围观的人渐来渐多，檀手持旱烟棒，一面吸烟，一面绕方桌围转。数巡之后，檀突然将旱烟棒挑起少妇衣裙；少妇羞红满面，两手刷地垂下，抓住衣裙。旁观者不解其意，认为檀轻佻无礼，戏弄少妇，檀却笑着说：“好了!好了!”。观众顿时赞叹不已。原来檀知道此症用药物疗效慢，才想出了这个心理刺激疗法。
檀擅长伤科，不仅手术精，用药少，使患者少痛苦，少花钱，而且为人正派，医德可风。无论是因公致伤或是斗殴致伤，他均视伤情下药，不徇情面，不取厚酬。民国34年清明节，赛口汪祥村民打群架伤11人，其中重伤2人，危在旦夕，准备抬到县衙打一场人命官司。檀为了息事宁人，日夜精心抢治，终于挽回两条人命，终止一场官司。事后，伤者为报救命之恩，送给檀萃祥五斗良田，他婉言谢绝。
解放后，檀受任新坝医院伤科医生，工作勤恳，态度和蔼。1962年，新坝乡新建村遭龙卷风袭击，房屋倒塌，打伤压伤群众20余人。时檀年已七十又五，仍拄着拐杖，走村串户，尽心为伤者治疗，使轻重伤员均先后得以康复。檀晚年虽仍坚守工作岗位，终因年事已高，推拿按摩、接骨舒筋等手术已力不从心，而慕名求诊者又日接不暇，乃决心将一身技艺，传与后辈。在弥留之际，还躺在病榻上，为徒弟作推拿手势，口授医方医案。他先后为家乡精心培育10余名伤科医师。
檀在60余年行医生涯中，远近慕名求诊者达数10万人次，得到社会的广泛信赖和称誉。1958年至1966年，均先后当选为县人大代表。
檀鹤皋
檀鹤皋(1896～1970)，字毓轩，号翱公，晚年别称丹翁。新坝乡人。出生书香门第，先后毕业于安徽甲种农业学校，肄业于金陵大学。年弱冠，随许世英去福建任漳州厘金局局长。民国16年任国民革命第一军部上校经理处长，不久调任安徽第四行政专员公署第四科科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安徽省政府秘书，兼旅省(省府驻立煌)同乡会会长。家乡青年学子前往立煌谋事，都热情接待，竭力安排。当谈到家乡被日军蹂躏时，曾感慨赋诗云：“回首故国无乐土，更从何处觅慈航。”抗日胜利后，任省参议会驻会常委，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参议会任职期间，曾两次书写修建华阳闸和治理皖河提案交参议会审查，虽获批复，却未付诸实施，因而意冷心灰，认为民意机构徒具形式，并不能体现民意，他万般无奈，曾赋赠友人诗云：驰聘江湖寄此身，卅年时运感艰贞。自惭垂老难投笔，辜负韶华类转轮。倚剑秋风思猛士，举头明月系天伦。那堪细数从前事，海内论交尚几人?
民国37年，东南中学学生闹学潮，学校要将整班同学开除。檀以省参议身份，义正词严地质问省教育厅：“难道全班没有一个好学生吗?果真如此，那学校教育就有问题，学生并没有过错。”教育厅长万昌言立即责令东南中学校长张国乔复议，结果只开除了几名学生。同年，檀为了迎接安庆解放，奔走于芜湖、合肥等地，团结各民主党派人士，协助共产党开展工作。解放初，由省政府副主席沈子修介绍到安庆高工任教，旋调省民主党派联合会任秘书处处长、合肥市民主促进会秘书。1951年调北京学习。1957年整风运动中，向党写交心材料100余条，表现他对党的信任和忠诚。
檀工于书法，笔力浑厚，气势雄伟，自成一家。安庆、合肥等地常有人上门索书。1970年病逝于合肥。合肥市统战部、政协及民主党派联合会召开追悼会，骨灰遵遗嘱送回家乡安葬。
邹松
邹松(1906～1972)，字象乔，新坝乡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年少聪颖，4岁时能识字数百。11岁就读于安庆六邑中学。毕业后，入安徽省立河海工专。越年，转金陵国立东南大学数学系。当时著名数学家何鲁教授对其十分赏识。毕业时邹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士学位，留校当助教，并登台讲课。民国16年，应邀回县主持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民国20年，被推荐为安庆六邑中学校长。民国23年，受张治中将军之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数学总教官。
抗日战争时，邹担任军校招生委员会主任，先后3次受命赴皖、豫、鄂、鲁、湘等沦陷区边缘地带为军校招生，动员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他态度和蔼可亲，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那些远离家乡的考生，生活散漫，不知节约，坐大饭馆，吃名贵菜，邹发觉后即行教育：“你们家在沦陷区，路途遥远，接济不易，事事均宜节约，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担当抗日救国的重任。邹对落榜青年也关怀备至，勉励继续学习。
入伍青年按编队徒步行军，一路之上，邹不坐车、不乘轿、不骑马，穿草鞋、拄竹杖，与学生同吃、同住、同行。有的学生脚上起泡，有的患病，邹关怀备至，雇用毛驴代步。每遇名山大川，古迹名胜，邹总是借游览之机介绍祖国大好河山，激发人们爱国热情。邹在军校执教，从第十一期到第二十二期，培育了数以万计的军事人才。
抗战胜利后，邹调任二十八军军官总队教务长。民国36年调中央军官教育团，协助刘伯龙教育长训练军官。民国38年，调八十九军刘伯龙部任少将代理政工处长。后因起义未遂，刘伯龙被害，邹得学生营救，只得弃军从教于昆明师范学院附中，又开始了教育生涯。执教期间，经常在《数学通报》上解答疑难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邹被遣回乡，为生产队看护禾稼，培植果园，并热心辅导失学青年自习。1972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含冤坐罚，病死于狱中。
何世桢
何世桢(1895～1972)，号干臣，字思毅，城关吉水人。不屈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五四”时期，何在东吴大学读书即参加了学生运动，曾被选为上海学联评议会评议长、全国学联副会长，由此得识孙中山先生并秘密加入国民党。何常到孙中山住宅，面聆教诲。有时谈到深夜，何因倦极睡在沙发上，中山先生取毛毯轻轻盖在何的身上。民国10年，何赴美留学，中山先生写信给旧金山、芝加哥等地海外支部，介绍何为党报撰文并视察党务。民国12年何在美获法学博士后，适逢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来沪，何取消欧洲旅行，径返上海，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教授兼上海大学英文系主任，继续在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民国13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何是中山先生圈定的上海三名代表之一。大会期间，何与毛泽东、李大钊、廖仲恺等人担任由胡汉民为召集人的党章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他极力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捣乱的斗争。会后，于右任希望中山先生把上海大学改为党办的学校。孙先生说：“可以，但要由党派人去办。”于听了不悦，以为中山先生不信任他。过了几天，大本营发文委任何为上海大学学长(相当于教务长)，于看了大笑：“原来是他，先生何以不早说?”时誉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为国民党文武两所干部学校，对培育人才发挥了重大作用。同年5月，国民党改组后，在上海、汉口等地建立执行部，何任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参加上海执行部的除国民党人叶楚伧、邵力子等人外，还有共产党人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恽代英等。年底，何辞去上海大学学长职务，在其祖父何汝持资助下与其弟世枚创办持志大学。
民国14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逐渐激化。何致力于办学，做律师，不问党事。同年8月，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罢黜，何曾列名于声援胡汉民反对蒋介石的通电中。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何未参加会议，因他与胡汉民、居正、许崇智接近，被视为西山会议派。其实在老一辈国民党人中，何是坚持民主主义的一员。五卅运动中，宋庆龄召集各界代表成立后援会，何被指定为法律组副主任，负责向租界捕房交涉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奔走两月，完成营救任务。民国16年，何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旋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民国17年夏，何被任命为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他想树立起一个“民主、法制”的楷模，敢于顶撞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秉公办案。终因不能见容于当局，以致上任一年便被迫辞职。何所遇到的干扰主要来自南京政府。如一个已经前任院长判死刑的绑票案主犯，蒋的总司令部来电说该犯有军人身份，要移解军事法庭审理。何核查后认为此人罪证确凿，又早已退伍，怀疑此人是蒋的帮会“小兄弟”，即按司法部的批文签发了执行枪决的命令。一次，蒋的大将陈调元乘车来沪，车里被租界捕房搜到4箱鸦片，临时法院决定没收，陈竟派参谋持公函来要烟土，何拒绝。民国17年12月9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公安司会同租界捕房拘捕28人，国民党认为他们是共产党，要求全部移送市公安司，临时法院推事也同意移送，当被告向上诉院提出抗告时，兼任上院院长的何世桢不同意移送，发回临时法院原庭审理。结果28人中除1人因身上搜出革命书籍和传单，不能不按当时规定以“阴谋内乱罪”判刑4年外，其余27人(其中有任弼时)以罪证不足，宣告无罪。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密谋在27人释放时进行绑架。何亲去提篮桥，命典狱长破例将这批犯人拖到晚上八时释放。以后又接蒋介石电，令何三天内亲自押送28人去南京。何电复：“已判无罪，无权押。”蒋大怒，令查办何，并指使最高法院检察长提出非常上告，谓临时法院无权处理共产党案件。何即命书记官惠勒自即日起将此案交简易庭作违警案处理。至多课以轻微罚款或短期拘役了事。
民国19年，胡汉民(持志大学名誉校董)被蒋介石囚禁，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与上海特别市党部企图接管“持志”，因校内许多名教授反对而未得逞，CC还派了一些“职业学生”打入持志，妄图鼓动风潮破坏学校，有的甚至用手枪威胁女生。何坚决抵制，将他们开除出校。持志校舍曾两度毁于炮火，何率全校师生共同努力，或重新建设，或赁屋上课，使学校保持弦歌不断。
民国21年何被委任为司法行政部次长(未到任)。
民国24年，两广讨蒋失败后，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解散。刘芦隐以谋刺杨水春罪名判刑12年，军统散发小册子说何是继刘主持西南执行部工作，企图加害。许崇智、居正和邹鲁持小册子质询蒋介石：“何是一文弱书生，岂能杀人?何追随中山先生多年，不应加害。”蒋只好说是“下面胡闹”了事。
民国27年，上海的伪政权下令强迫租界内大、中学校向他们登记，何在师生员工热情支持下，置之不理。民国28年春，汪精卫从河内来沪，约何等见面，主张依靠日本军部建立伪政权，要何与他合作，何表示在日寇铁蹄下无政权可言，劝汪出国。话不投机，不欢而散。8月28日，汪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派人接何世桢，称何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一定要何参加，被何拒绝。汪仍宣布何“选”为中委。民国28年9月13日，持志大学被暴徒捣毁，乃汪伪特工总部所为。何为了坚持民族气节，维护师生安全，毅然宣布持志大学及附中停办，彻底粉碎了汪伪劫持阴谋。然重庆方面只凭传言，开除何的党籍，并加通缉。
民国36年，国民党监委通知恢复何的党籍，何未予置理。经亲友和学生一再劝说，他以“能对蒋介石的独裁有所限制”的心情，竞选为望江县国大代表。选总统时，他投了居正的票，还提了“限制总统特权”的提案。
上海解放前夕，王宠惠曾力劝何去广州、台湾，何坚持留在大陆，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解放后，何仍居上海，与张治中、邵力子等时有书信往来。“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1968年6月被上海市公检法机关逮捕，隔离审查。1972年病重于狱中，10月13日保释回家，17日便逝世了。
1979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何世桢问题的复查决定》，认定他“历史上与我党组织有过关系，曾做过有益人民的事，是有贡献的”。并肯定对他的隔离审查是错误的，因而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按党的政策规定做了善后工作。
何世枚
何世枚(1896～1975)，字朴枕，号澹园，吉水镇人，出生官宦世家。民国10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被保送美国密西根(今译“密执安”)大学研究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旋又成为斐多斐国际荣誉会会员。民国12年回国应聘为东吴大学、上海大学教授，兼律师。
民国13年，与胞兄世桢在上海体育会西路创“私立持志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因校长世桢忙于政务，校务则多由他承担。民国19年，持志大学易名“持志学院”。民国20年，日军进攻上海，该院首当其冲，七年心血毁于一旦。战后，何又筹措经费，重建校园复课。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中又毁于战火。何率全校师生在租界内赁屋上课。民国29年，驻重庆国民政府指令学校停办。民国30年，何改行经商，建立“和康地产公司”，自任经理。一年后，公司停办，赋闲在家。抗日战争胜利后，与兄世桢在沪成立法律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1950年由沪迁居苏州。1951年曾被捕判刑3年(已平反)。1954年刑满回上海，不久迁居扬州。1975年病逝。著作有《忏悔》、《一对年青夫妇之死》等；译作有汤姆·盖伦著的《当他出生时》、约瑟夫·霍普金斯著的《汤姆与雅典的少女》等。
檀颉韩
檀颉韩(1907～1979)，字光祖，又字光左，赛口乡人。幼年随父读私塾，民国2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文学院教育系后，受聘于安庆六邑联立中学任教，并兼授安庆女子师范学校教育学。民国27年6月，安庆沦陷，望江在安庆等地就读的中学生纷纷失学回乡，檀应县长徐惟一的邀请，回县筹办初中补习班，旋改补习班为县立初级中学，檀被委任为校长。
民国28年春，县城沦陷，檀不辞长途跋涉，率领学生赴太湖姜家岭安庆六邑联中(因战乱迁去)借读。同年暑假又决定回县建校复课，择定码头乡的何氏宗祠和祖师殿为校址。建校初，设备简陋，仅有一些长短不一的铺板和高低不齐的课桌。檀带领全校师生勤俭办学。没有课本，刻写油印讲义；没有墨水，用红、蓝颜料泡制；没有黑板，用粉笔在黑布上抄题、演算；没有米尺、三角板，发动学生用竹木削制。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以身作则，与师生同甘共苦，经常穿的是土布制服，喝的是白开水，吃的是糙米饭。民国29年春在何氏宗祠南侧的叶氏宗祠又开办一年制的简易师范班。这样，他率领教师日夜奔走于三个教学点之间轮番上课，风雨无阻，寒暑不辞。民国30年经县府批准，拆附近庙宇，在祖师殿扩建60多间的校舍。建校初期，他和师生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搬砖瓦、运木料等建校劳动，当年学校已发展到8个班，400多名学生。
檀教书育人。在搞好学校行政管理同时，还认真教好全校的地理课。上课时，他用三个指头转动粉笔，信笔走线，顷刻间一幅地理教学简易图便跃然板上。他教的课既易懂又好记。为鼓动抗日，学校成立了“抗敌协会”，他带领学生上街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高唱抗日歌曲。偏僻的山村，顿时掀起抗日热潮，大大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抗日战争胜利后，望江中学迁至县城的雷阳书院。
县城解放前夕，檀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学生护校，学校全部财产没有受到损失。1949年4月爱国民主政府接管了望江中学，檀仍被任命为校长，继续开学上课。9月，调安庆干学教育组学习，结业后分配在新坝小学任教。
1951年土改，檀因家庭划为地主成份被关押。1953年释放，交群众管制。1956年取消管制。1979年病逝，终年72岁。
龙甲丙
龙甲丙(1922～1983)，艺名凤霞，凉泉乡人。幼读私塾，因家贫，未及三年便辍学，帮人放牛打工。14岁随父跟班学艺，后拜胡玉庭为师。民国30年，随班在宿松凤凰埠首次登台主演。尔后，多次跟班到太、宿、望、怀及彭泽等县流动演出。1952年，与父及同行在家乡组办县第一个黄梅戏班——“凉泉流动班”。1953年受聘于泾县大众剧团，1954年回乡，参加县黄梅剧团，1960年任剧团副团长。他先后参加省及安庆行署举办的艺人训练班和省导演训练班。多年的舞台艺术实践，使他逐渐成为一个颇有成就的黄梅戏演员。
龙的父亲龙昆玉是黄梅戏老艺人。由于父亲的耳提面命，自幼就打下了良好的艺术根基。民国28年，在怀宁参加京徽合演，又向许多京剧名艺人领教了不少京剧表演程式和演唱技艺。他习艺刻苦，从艺认真。一腔一板，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均刻意精心。他扮相、嗓音、身段俱好，初演花旦，即神彩迷人；后演小生，亦俊逸潇洒。民国33年，在太湖徐桥演《梁祝姻缘》中的祝英台，徐桥镇一塾师观后，写诗赞云：“妩媚天然画不成，珠喉反啭遏行云。问君如许风流骨，修到今生是几生?”由此可见他舞台形象风采于一斑。他主演梁祝《楼台会》一刚巧带干彩，堪称绝招，当演到“山伯归天”一节时，七孔渐渐流血，观众骇然。
龙一生从艺，推崇“演人不演戏”的名言，注重把握人物的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他不仅演古装戏精益求精，而且演现代戏也刻意琢磨，务必求真。1954年，政府号召演现代戏，习惯于古装戏程式动作的龙甲丙，知难而进，他为了角色需要，极力寻找生活中的典型。他与社会各界人物广泛接触，有时连街上小贩和要饭的小孩都交朋友。他在《春风吹到诺敏河》、《中秋之夜》、《白毛女》、《党的女儿》、《年青一代》等30多个现代戏中，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感人形象。他在出席省和地区戏曲会演的《白云之乡》、《渔村凯歌》等剧中都担任了主要角色，并获表演一、二等奖。龙数十年如一日，躬身艺坛，矢志不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年事已高(人称“半百小生”)，热情仍不减当年，上山下乡，登台表演，传授技艺。1979年，获安庆地区青年演员基本功表演一等奖的《描药方》的唱腔，就是经他口授而加工整理的。由于他在继承和发展黄梅戏艺术、热心为群众演唱、热情培养青年演员等方面都作出了优异成绩，一直受到群众的赞扬和尊敬。他曾连续当选二至六届县人民代表，1981年，被推为县政协常务委员。
倪则耕
倪则耕(1911～1983)，雷池乡人。7岁随父去江苏江宁六郎镇读书。12岁寄居江苏邳县姑母家。17岁入南京贫儿院。次年，因反院长贪污，被除名失学。民国20年，随某老师去南洋群岛，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当过印刷、刻字工，擦过皮鞋，也教过书。民国23年因不甘受人歧视，回国重返六郎镇。“七·七”事变后，六郎镇横遭日军洗劫，倪随家人避难于安徽当涂县。民国28年春，倪只身出走，寻求抗日救国之路，几经周折，穿过日伪封锁，于该年10月抵达皖北和县，被朱以防(时任和县县长)留任为县政府秘书。为加强抗日救亡力量，倪潜返敌战区六郎镇，动员胞弟倪则畋等10余青年来和县参加抗日动委会工作团，在南义镇一带，常与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政工队联欢、座谈。民国29年2月倪向朱以防提出书面辞呈，由南义区长侯奕斋(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参加新四军。朱以防亦因侯、倪离职加入新四军而受嫌免职。倪趁机向朱发规劝信，朱表示愿意共同抗日，新四军于是一举夺取和县县城，朱仍任县长(后投敌)，倪任民政科长。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国民党军队攻打南义，便随部队撤离和县转到无为。
民国31年初，任无为县民政科长。同年冬，任皖江行政委员会委员。民国32～34年，先后任和、含县行政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和皖江行政委员会秘书长等职，从事沟通江南、江北、路东、路西及新四军二师、七师之间的联系工作。抗战胜利后，在苏、鲁、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解放前夕，担任巢湖专员公署专员。解放后，历任皖北区党委办公厅主任、省工业厅厅长、机械厅厅长、省委副秘书长、铜官山矿务局局长、合肥钢铁公司副主任、省经委副主任等职。
倪勤于职守，勇于开拓，为发展安徽工业做出了卓著贡献。50年代，在马鞍山培育出“江南一枝花”(马鞍山钢铁厂)；在芜湖机床厂、合肥矿山机器厂，先后建立岗位生产责任制，荣获文明生产单位称号。他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刻苦钻研经济发展规律。他认为技术与管理是工业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为攻克科技难关，自学俄语、英语和高等数学。自编教材，上大学讲课。1975年，在省工交办当顾问期间，他先后办了11期轮训班，培训1360多名学员，1978年，调省经委当顾问，虽年逾花甲，仍以身作则，坚持上下班制度。当恢复他经委副主任职务时，便主动要求负责管理教育和技术工作，狠抓中青年企业干部的培训和进修，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技术人才。
1980年，倪倡议创办安徽企业管理学院，经省委同意，兼任学院筹备处主任。他不辞劳瘁，走遍江淮大地，为建院募资100多万元。1981年11月，他率领经济贸易考察组访问美国，参观美国经济管理学院，学习美国培养管理人才的经验和方法。1982年4月，抱病(肺癌)参加在蚌埠召开的全省工交会议，纵谈教育、人才与现代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赢得与会者的一致赞赏，被誉为思想解放、目光敏锐的“改革家”。同年5月上旬，从沪查病回省，他虽知癌已扩散，却焕发精神，穿上访美时的礼服，昂首挺胸走下机舱对在机场迎接他的同志们笑着说：“我这不是红光满面吗?我还要和大家一起干！”
病重住院期间，他常常瞒着医生到学院检查基建工作，他说：“既然知道自己是不治之症，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多做点工作。我要争取跑在死神前面，看到安徽企业管理学院的牌子挂在学院大门口，争取两年内培养一千名厂长。”是年秋他振作精神，衣冠楚楚地参加县经委主任会议，当他走上讲台，台下顿时一片沉寂，他看见一双双惊诧的目光，于是手一挥，哈哈大笑起来，“怎么?现在就给我开追悼会?不，两年之后……”会场立即活跃起来，他接着说：“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提高经济效益的实质在于它的领导者对时间的有效利用。”会后，倪回到医院，咳嗽吐血，四肢无力。除夕，他想写一份新的工作报告，但手已不听使唤，头已僵硬，只好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设想，声音短促而沙哑，10多分钟的录音却用3个晚上。
1983年4月中旬，病魔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临终时，他向省委要求：“丧事从简，骨灰撒到大蜀山。”老友侯奕斋致挽联云：“数十年往事，相照人间肝胆，击掌从戎，拨开迷离雾雨，回首当年，季夏骄阳战皖水；几千里豪情，共肩祖国旌旗，挥戈杀敌，收拾破碎山河，招魂此日，中秋皓月渡巢湖。”是年，中共安徽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吴亚銮
吴亚銮(1926～1985)，原名孔志，毛安乡人。幼时，读5年私塾便辍学务农。1952年参加工作，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行政村长、民兵队长、副乡长、公社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等职。
吴亚銮秉性敦厚，生活俭朴，工作任劳任怨，能上能下，被全县人民誉为人民的好公仆，农民的好县长。他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常常背着粪筐来到田头地角，和农民一起谈生产，话家常。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重事、苦事、难事，组织上总是派他去，他都很乐意去。他说：“我本来就是农民嘛，我愿到农民中去和他们一起干。”
1957年任毛安乡党委书记时，他选择一个较为落后的祠岭高级社蹲点，与群众同劳动同创业，精心抓点带面，改变落后面貌，一年后，该社被评为赛口区模范社。1964年下半年至1972年底任鸦滩区委书记期间，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来人招待所用的茶烟和饭食，都是自己掏腰包。每到农忙时，他都要到区委蹲点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时，他也主动帮助区机关食堂搞事务，上石牌镇买菜，下生产队买山芋。1971年“双抢”期间大旱，北干渠的水一时放不到赛口区境内，赛口区委对鸦滩区委很有意见。一天，县委书记王建宏把两区的区、社干部召集来，沿渠道下游往上游查看，发现鸦滩区有多放水的现象。看完现场，检查组在鸦滩区委会开会。会上气氛很紧张，县委书记板着面孔坐着半天不吭声。吴亚銮却满面笑容，不断地给赛口区的同志倒茶。故意斟得满满的，并风趣地说：“我扣了赛口区的水，现在倒给你们，请你们带回去，也请你们多喝点。”说得大家噗哧一笑，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王书记本打算狠狠批评鸦滩区委，这时也就不再追究了。
1973年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又任副县长，是“县干”了，又身患高血压病，仍是农民本色，长年累月泡在基层。除回县开会或生病不能下床外，机关很少见到他，也仍是难事、苦事、得罪人的事离不开他。1975年汛期，一天清早他饿着肚子从漳湖赶到赛口区委会，区里早饭已吃过了，厨房里还剩点稀饭，他要来吃了。吃后笑着对区里同志说：“不是我来，你们厨房里的稀饭还要馊掉哩。”1977年漳湖圩溃破，群众生活困难，他受命兼任漳湖公社党委书记，带领群众一面堵口复堤，一面生产自救，苦干一年，夺得粮棉油超历史的好收成。1978年春末夏初挑东隔堤，他兼任指挥长，风里来，雨里去，带领民工大战50天，按时完成了任务。1980年望江发大水，他分工负责赛口、漳湖两地的防汛排涝工作，从夏到秋，抱病在工地上奋战了150多个日日夜夜，使漳湖圩堤在历史最高水位的情况下安全渡汛。1981年成立武昌湖渔业联营公司，他兼任董事长，修公路，架高压线，征用耕地，工作千头万绪，场、队矛盾很多，经他细致耐心的做工作，都得到妥善处理。捕捞期间，他日夜巡湖，深入沿湖社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1982年为了检查防汛准备工作，他步行金炼、五联两圩的所有堤段，常常吃不好，睡不好，从不计较。有一天，他住在新坝老街一个小饭店里，晚间下雨，床铺漏湿半截，仍在漏湿的床上睡了一晚。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农民县长，1978年被评为安庆地区优秀党员。1983年因病情转重退休。1985年病逝，终年60岁。
茅喜珠
茅喜珠(1918～1985)，出生于江西彭泽县一个贫苦家庭。父亲茅先玉民国27年被日本侵略军杀害，茅喜珠便随母流浪到白沙乡磨盘洲落户，靠讨饭帮工度日。1951年担任村农会主席，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1953年率先在罗墩、白沙、新光三村315户农民中，筹集股金1440元(折新币)，办起全县第一个信用社——“白沙信用社”，并被选为社理事会主任。办社初期，资金较少，为节约用纸，茅喜珠拾集许多香烟盒，装订成本，做条据、帐簿和信笺用；没有灯油，常常借月光或别人家灯光办公。有人说：“社里也该盖间办公用房”，茅说：“起家犹如针挑土，等以后社大业大了再盖不迟。”他日走田间地头，夜晚穿村串户，一把算盘一支笔，一个小包，服务上门。1954年大水，江堤溃口，田地淹没，灾民转移到邻县山区开荒自救，茅喜珠带着帐包，挑着行李，涉水翻山，发放生产自救贷款。群众到哪里，信用社就跟到哪里。水退后，又深入灾区访贫问苦，发放生产、生活和重建家园贷款40多万元。
茅喜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急人之急。他妻子病了无钱购药，邻居代他向信用社贷款4元，而茅只批2元。有人说他太“固执”，他说：“社小资金少，大家都有困难，钱要用在发展生产上。”罗墩村农民钱某妻子病了，他主动上门贷款10元，并劝其切不要向高利贷者伸手。农民张国良一次患颈脖炎，高烧病危，茅喜珠发觉后，便与信用社同志一道将张抬到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终于转危为安。为了尽快地摆脱贫困，他对全乡的316个贫困农户，制订支持规划，分类记入档案，采取“五结合”、“五为主”等办法，经过3年扎实工作，使200多户达上中等生活水平。
由于茅喜珠勤苦经营，白沙信用社成为全县金融战线一面旗帜。1956年，茅喜珠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金融系统群英会，见到了毛泽东主席。1963年，白沙信用社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财贸联系点，茅喜珠再次上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并合影留念。
汪守一
汪守一(1919～1987)，庐江县陈埠乡人。佃农出身，幼读私塾。1949年2月参加工作，3月随军南下，4月分配到怀宁县，先后任月山、高河、三桥等税务所所长。1951年调华东税校学习，结业后来望江任城关税务所所长和县税务局税政股副股长等职。
汪几十年如一日，勤于职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讲工作条件，不计职位高低，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尽管早年失偶，抚育孩子，家务繁忙，从不影响公务。1975年，他担任城关税务所副所长，兼管集贸市场税收。多年来，不论严寒酷暑和假节日，一直坚持起早歇晚，不辞辛劳，努力做好税收工作。他的税收一般是金额小，票额多，仅1981、1982年，他经手征收零星集贸税收就达50790元，填写税票7007份，成绩显著，多次被评为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
汪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依率计征，不徇私情。一次个体缝纫户为免交税款，先后五次托人说情。汪说：“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管是谁，按章纳税，不交不行，少交也不行。”最后他孩子工作单位政工科一同志又来说情，也被顶了回去。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得罪人，他笑着说：“为了国家税收，我甘愿得罪到底。”后来人们都称他为“铁面税官”。
汪艰苦朴素，清廉自守。衣食极为简单。他一直坚持请吃不到，送礼不受，烟酒不沾。平日上市买菜，照价付款，不受馈让。1978年春节前，某屠商送猪腿上门，被严词拒绝。晚年，身患胃癌，医生和单位领导都劝他开刀治疗，他说：“我已六十多岁了，患的是绝症，人迟早都难免一死，何必浪费国家钱财?”他仅服用一些中草药和饮鹅血、食芦根等单方在家治疗，顽强与病魔斗争5年。病危时，医生劝其转院，他执意不肯，并叮嘱家人“丧事从简”，身后，家无长物，仅有一床、一椅和跟随他几十年的“木箱”。追悼会上，县局所致挽联，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联云：“终日奔忙于商贾丛中，风雨无阻，劳瘁不辞，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毕生奋斗在税收战线，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满腔热血，无限忠诚”。
盛银奎
盛银奎(1931～1987)，名多荣，华阳乡人。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县财政科会计、股长、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副县长、县水电局长等职。他生平为望江水利建设事业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显著的成绩。他担任副县长期间，即致力于治理江岸崩塌，长期住在工地，率领民工劈山采石，组织船队抛石护岸。经过几年艰苦经营，四合圩的关帝庙和东兴圩的老虎口等处的岸崩势头终于逐渐缓和。1962年调县水电局任局长，又率领工程技术人员，深入丘陵和洲圩区，实地考察农田的旱、涝历史和现状，广泛听取当地干部和老农意见，提出以建设小型水利工程和主体工程的配套工程为主的构想，修塘开渠，治垅排浸，大搞田园化建没。1964年鉴于垦区涝灾严重，又不辞劳苦，上下奔走。他一面向省、专署水电部门汇报灾情，争取上级重视和投资；一面深入垦区调查研究，选定站基，建立机械排灌站。仅1965年就建站9座，计2700匹马力，流量达18立方米／秒。是年底，兴建花凉亭水库望江灌区渠道，他担任副指挥长，又马不停蹄奔走在施工场地，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每设计一项工程，都要与技术人员一起商量，反复论证，强调既要勤俭办事，又要坚持质量第一。在兴建孙家埠倒虹吸的资金和钢材发生困难时，他耐心地动员受益社、队投工集资，又动员技术人员改进设计方案，采用无筋短形结构，倒虹吸终于顺利建成通水。
盛生活俭朴，工作勤奋，肯吃苦耐劳。在下乡考察期间，常常渴了向群众要点水，累了在树下歇歇脚，饿了掏出钱和粮票在群众家吃顿饭，晚上和同志们一起睡大铺。他对下级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对生活却关怀备至，总是千方百计地解决下级的家庭困难和子女就业问题，即使是被划为右派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不例外，他常说：“问题归问题，生活还是要给出路的。”“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迫害导致精神失常，虽经多方医治终未能根治，1987年病发期间，不幸跌入深沟，溺水身亡。
林甲栋
林甲栋(1908～1989)，字伯颜，杨林乡人。毕业于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常自励云：“奋斗仗吾曹铁血，寇来堂奥，奚能袖手旁观。”遂投身军旅。曾受训于安庆集贤关区长训练班和江西庐山军官训练班。后历任县第三区长、自卫队长、省保安八团三大队十一中队长、皖一区专署军事科长及上校副司令等职。
民国30年，奉命调任桐城、凤阳、宿松等县县长和阜阳查缉所长。在桐城任职期间，目睹地方驻军祸国殃民，毅然电禀上峰，予以惩处。民国31年，任阜阳查缉所长时，查获汤恩伯部属及其他不法分子以火车私运入南京沦陷区的粮棉油、牛皮、生漆、黄麻等物资，林不畏权势，一律缉解界首海关，依法惩处。民国35年，调任凤阳县长。该县虫灾、水灾、瘟疫严重，林到职后，陈情请赈，率众治水捕蝗。
1949年初去台湾，任内政部兵役处处长。羁台期间，常“孤客夜难眠”，曾致家书教子云；“行医要遵纪守法，要多研究医术，不可误人，更不能苛收药费。多积德，积德胜于积金”。1988年在深圳与家人会晤，痛哭陈词道：“非不思家，身不由己也，请家乡父老见谅!”当即以港币万元，资助家乡水利建设；又以港币4000元，勒石宿松小孤山，他曾说：“是邦父老亲余为子弟，余亦以是邦为第二故乡”。
暮年，在台发起编写《旅台同胞提供望江县志续修资料》。捐资、撰搞，不遗余力。著作有《痴梦留痕集》。临终前，自撰一联云：“生为谁忙，未有微劳酬祖国；殁应火化，不留枯骨累儿孙。”
朱腾云
朱腾云(1921～1989)，名江永，太慈乡人。民国25年，赴上海谋生。其间对魔术发生兴趣，常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去观看外国魔术大王的表演。他按照《魔术秘诀》、《魔术一看就会懂》等小册子，学着表演魔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一日，他看中国魔术师赵本山演出，感到无论是表演手法或表演风格，都比外国魔术大王强，便上门拜赵为师，开始他的艺术生涯。民国28年到大新游乐场学艺。民国31年在上海桃花魔术歌舞团当演员。民国34年任上海墨西哥魔术歌舞团副团长。1953年任亚洲大魔术团团长。1957年任上海魔术团团长。1971年后，任上海杂技团魔术队长兼演员。
朱毕生从艺，40多年来，历演大、中、小节目200余套，是著名魔术表演艺术家，被誉为南派四大魔术师之一。其魔术技艺神奇莫测，独具一格，引人入胜。解放后，曾随上海杂技团多次出访欧、亚、非洲等地区20多个国家，深受国外观众和内行赞赏，并经常为中央首长演出。1962年10月13日晚，朱腾云为毛主席演出，毛主席很欣赏，并鼓励他说：“要创新，要多搞民族化的节目。”
朱先后演出和创新的魔术节目有《全腰斩》、《魔巾之舞》、《点纸成金》、《百花争艳》、《喜轿奇变》、《钓鱼》、《剪纸变蛋》、《三蛋三鸭》、《花的来去》、《球的飞行》、《透明玻璃中飞鸭》、《听话的纸牌》、《碎盘还原》、《摸衣术》、《人体四分》、《一人变三》、《空盘生花》、《炮打真人》、《卧游游中华》、《美人鱼》、《牌遁》等30多个。1989年因患肺痛逝世于上海。
檀耀辉
檀耀辉(1916～1990)，杨林乡人。青年时代，抱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愿望，负笈离乡。民国3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及无锡轻工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长期从事微生物学、发酵工艺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传统发酵产品及新兴发酵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微生物学会委员，中国酿造学会常务理事，著名的微生物学专家。
檀治学严谨，作风踏实，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先后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早在40年代末，即从事黄麻发酵脱胶和酱油的研究，并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黄海》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五、六十年代，在《微生物学报》、《化学世界》等杂志上发表有关微生物和发酵研究的论文，其中《酱油生产工艺理论》曾作为国家与罗马尼亚的交换论文。七、八十年代先后完成氨基酸等10多个科研项目。其中《苏氨酸研究》属于国家攻关课题，《用生物催化加速人工老熟白酒研究》获得国家专利，《酒糟的综合利用》获得轻工部科技论文奖。1978年学院恢复招收研究生时，他就担任指导老师，培养了一批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很强操作能力的研究生。先后指导研究生完成的赖氨酸和苏氨酸菌种选育及中试，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他除从事教学和科研外，还先后担任轻工部发酵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编辑出版委员会编委、江苏省微生物所顾问及微生物学报、发酵科技图书出版社、调味副食品杂志社的编审或顾问。他的《酒精工艺学》、《微生物学》、《酿造工艺学》、《酿造微生物基础》等著作，是高等院校有关专业教科书。
檀长期在外地工作，仍念念不忘家乡建设，1984年回乡，热情为县直机关干部作酿造工艺的学术报告，并视察县酿造厂，为酿造厂提供新的菌种，指导试制成功多菌种多酶系的“望江亭牌”风酿酱油。该酱油在1988年全国星火计划成果博览会上获银牌奖，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上获金牌奖。
檀一身奋斗不息。在他身患绝症期间，仍兢兢业业地忘我工作。1985年10月，他已住进上海医院，正准备施行手术，当他得知国家科委已下达学院“七五”攻关项目，便不顾病情恶化和家人劝阻，立即请假回校，将攻关项目安排好，方回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刚一月，即出院返校，在病榻上审阅研究生论文，指导他们答辩。为保证攻关项目(苏氨酸)顺利进行，他忍受病痛折磨，日思夜虑，呕心沥血，终于在几届研究生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底，产酸水平达到2～2.5％，完成预定计划。1989年初，檀的病情继续恶化。为克服噬菌体对谷氨酸生产的严重危害，解决味精行业多年未解决的问题，他仍坚持立题选育抗噬菌体的谷氨酸生产菌种，指导研究生进行研究，经过努力，终于使这个项目取得了成果。1990年，檀耀辉用结实的步伐走完了他奋斗的一生。
王光勋
王光勋(1915～1990)，原名广训，安徽舒城县南港人。出生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帮人放牛种田。民国28年2月参加新四军，先后在大别山区和沂蒙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民国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6年任解放军某连指导员，在孟良崮战役中，腹部受重伤。解放初期，任安徽省农业厅水产总公司人秘股长、农业干校行政处副主任等职。1954年元月，任望江县福利院院长。1965年10月，任县医院行政院长。
王在革命战争年代，参加大小战斗几十次，立过四等、三等功，负伤多次，为三等甲级残废军人。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作勤恳，作风正派，虽身患胃病、痔疮、贫血、肺结核等多种病症，先后做过三次手术，身体虚弱，仍抱病坚持工作；并以身作则，从不利用职权，多开药，或开补药。他多次负责医院的基建工程，直到1985年才搬进新居，一家三代六口，二十年如一日，一直挤在由太平间改建的两间低矮、潮湿的旧房里。他的一件棉袄补补缝缝穿十几年。他没穿过一件毛料衣裤，没买过一双皮鞋，子女买了，也不肯穿。土改时分的衣橱，坏了，修修又用，不肯丢弃。他对病员却充满真挚的爱。一次，华阳区农村一病员，病情几度恶化，而又无钱支付药费，王将30元钱毫不吝惜地送给那位素不相识的病员手中。1981年，王离休了，每天仍坚持舞剑，打拳，栽花，清扫院落。
1990年7月25日下午5时许，天气炎热，王在龙家塘边抹完澡起身回院，忽听身后传来小孩呼救声。王扭头一看，见一男孩正在深水中挣扎扑腾。王迅即转身跳入水中，将小孩托出水面，九岁小孩孙小磊被闻讯赶来的人拉上了岸，75岁高龄的王光勋因年迈体弱，力尽气衰，沉没水中。8月11日，中共望江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王光勋“优秀共产党员、舍己救人的老干部”光荣称号，省民政厅追认王为革命烈士。全县广泛开展向王光勋同志学习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