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四节 信贷
一、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由来已久。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每当青黄不接、灾害频生的时候，乡民因生产、生活或婚丧应酬需款需粮甚急，即向人告借。民国初年，民间借贷年息二分，也有少数月息二分的。实行法币后，因币值不稳，借贷由钱改物。一般借稻以担为单位，借布以匹为单位计息，利率浮动较大。民国28年（1939)有“加二”（即借稻一担付息二斗，余类推）、“加二五”、“加三”等息，解放前夕有“加五”、“加七五”等息，甚至借一还二。更为苛刻的是“摇风稻”，即新稻出穗时放出，收割时收回，时间不超过40天，借八斗或七斗还一担，甚至有借一担还一担五的。还有“邀会”的借贷方式，即众人分期将钱存入“会”，后每人按抽签号码将钱借出，所借之款不付利息。还有一种“长生会＂（指棺材为长生），由几个年纪大的人凑钱买口棺材，谁先死谁先用，死一个再买一口，照此类推，直到用完。
解放后，群众生产、生活资金发生困难，都是向银行、信用社借款，利息低微。民间平时互相挪借的借贷形式，已逐渐减少。纵有民间借贷，一般不取利息。但少数也收息，甚至有放高利贷者。
二、工商信贷
（一）民国时期的工商信贷
安徽省地方银行太湖办事处于民国30年放出定期贷款1万元（法币，下同）。民国32年放出质押透支贷款3267元。民国33年放出质押贷款911889元。民国36年放出活期质押透支贷款5919.33万元，定期质押放款6335万元。民国36年和37年，开办了“贴现”放款和“进口押汇”业务，月息13.5%，每笔贷款都必须有质押物品和保证人。
太湖县银行只办定期质押放款，月息3分6厘，保险费3分，栈租5分。民国32至34年放款总额50余万元。同时，对纺织、榨油、纸槽及合作事业投资50余万元，参与土特产购销业务。民国35年后，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放款业务处于停滞状态。
（二）建国后的工商信贷
建国后，信贷计划管理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统收统支阶段。自建行起至1979年止，存款全部上交总行，贷款层层下达指标，互不留用。1959年曾短期实行“存款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的办法，同年5月又改为“高度集中，分口分级负责”。二是差额包干阶段。自1980至1984年，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管理办法。三是实存实贷阶段。1985年1月1日起，把过去的指标管理，改为资金管理，规定各专业银行将全部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列入信贷资金计划。
县银行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贷款原则，对工商企业发放贷款，促进了企业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充分发挥了信贷的杠杆作用。
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为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和“先公后私”的方针，对地方工业、地方商业和私营企业发放贷款，有计划地扶助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1950年，为防止投机而紧缩贷款，到年底贷款全部收回。1951年6月开始扩大放款业务，到8月底止，凡属于发展和维持的行业与商号，几乎全部给予贷款，放出最高余额达4.5万元，使停滞的市场逐步活跃起来。1952年8月，县先后召开几次物资交流大会，为大造声势，扩大政治影响，银行派员参加大会代表团，现场成交，组织贷放，放出贷款29.1万元，促进成交额30.85万元，打开了滞销土特产品的销路，提高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性。从1953年起，对国营商业的资金管理，采取变“贸易金库制”为“压缩库存抽出资金”的方针。在百货公司系统，实行经济核算制。银行贷款按企业财务收支轧差的办法进行核贷。对供销企业，采取“进货贷款、销货还款”的办法。到年底，地方商业放款余额106.3万元，比上年增加91万元。为壮大国营经济和促进私商的改造，银行对国营商业贷款有所侧重。1954年，国营及合作贸易放款余额62.2万元，占总余额的93.9％，私营企业放款余额3800元，仅占6.1%.1957年，为了保证工业品由商业包销和确保商品储备，银.行按不同产品类别，采取分类供应资金的作法，到年底商业贷款余额达314.4力元，比1952年的15.3万元增加19.5倍，工业放款余额12.3万元，比1952年的2.2万元增加4.55倍。对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尽量解决其生产资金周转的困难。到年底全县手工业系统的51个单位放款余额11.5万元。对私营工商业贷款，实行抽紧银根、促其改造的方针，采取少贷或限贷的方式，从严掌握。1954年仅放私贷1.99万元。对私贷款紧缩后，全县私营工商业由1954年的1045户减少到1956年的904户，分别组织了各种店、组，基本上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五”时期，地方国营工业和乡镇工业逐步发展，贷款额逐年上升。1960年放出工业贷款1456.75万元，年末余额286.8万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11.86倍和22.3倍。1958年为保证“钢铁元帅”上马，支援冶炼煤炭工业贷款41万元。1960年后停止炼铁，下马厂、矿以财产、物资抵还贷款，仍有较大损失。1961年银行控制货币投放，加强流动资金管理，收回不合理资金占用215.1万元。在支援农业大办粮食期间，支持商业部门购进各种生产资料贷款92万元，对农副产品收购充分供应资金，年末粮食收购贷款余额228.4万元，比1958年增长62万元。196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称银行六条）下达后，为切实加强信贷资金管理，清算了财政占用资金，协助了企业清资挖潜，全年帮助企业落实债权债务、催收拖欠款项18万元，处理积压物资48.5万元。同年4月，对13个工矿企业信贷资金被非生产性和财政性占用问题，作了清查和处理。年底工业放款余额133.7万元，比1960年减少153.1万元。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进一步把信贷资金管好、管严，信贷规模逐步压缩，到1965年，全县工业贷款余额18.2万元，商业贷款余额549.1万元，分别比1960年减少268万元和465.1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的规章制度受到批判，因而出现制度松弛、管理混乱现象。一些企业流动资金，被计划外基本建设、职工借支、赊销预付等不合理占用，以致贷款效果明显降低。工业贷款余额由1966年的17.8万元，上升到1976年的153.3万元，增长7.6倍，而贷款余额与工业产值相比，只提高了2.89倍。
在向“四化”进军新时期，信贷工作坚持“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采取“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办法，注重经济效益。1978年国营工业资金占用较上年下降l%，集体工业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占用银行贷款下降26.7%，供销企业资金周转速度较上年加速0.04次，职工借支较1972年6月下降6.2%，货币净回笼312.8万元，较上年增加17.8万元。1980年工业贷款余额182万元，比上年增长4.29%，促进轻纺工业实现产值1364万元；商业贷款余额2188万元，比上年减少5.3%，促进了商品流转，活跃了市场，并大力支持为农业服务的农村工商企业，搞活了农村集市贸易。1981年，银行信贷按销售资金率掌握发放，实行“以销定产、以销定购、以销定贷”的原则。在支持轻纺工业和日用消费品中，完成产值1932万元，达到产销平衡，实现利润4.6万元。1982年实行“多销多贷，少销少贷，超过限额，临时核贷，定期收回，过期加息”的办法，年末工业放款余额350万元，商业放款余额2847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3.6%和28.3%.1983年随着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和管理制度进一步改革，按销售资金率发放贷款，促进了县工业企业产值、销售额和利润的上升。1984年，银行对工业企业开展全面调查，帮助企业充实原材料和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企业产销两旺，利润成倍增长。
1985年，按照“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方针，管好用好信贷资金，支持了工业生产和技术改造，扩大了商品流通。年末地方工业放款余额达599万元，比1978年的157.9万元增长2.79倍；实现工业总产值6273万元，比1978年的1668万元增长2.79倍；商业放款余额4496万元，比1978年的1755万元增长1.56倍；实现商品零售额9623万元，比1978年的3844万元增长1.5倍。
1951—1979年县人民银行工商贷款年末余额表
1980—1985年县各专业银行工商贷款年末余额表
三、农业信货
民国时期农贷对象，仅有合作社。农贷种类为生产、副业、运销、供销4种。民国23年12月，县合作指导处内设农贷经管员，负责办理农贷业务。27年12月，合作贷款余额21.62万元（法币，下同）。28年3月，放贷7.35万元，收回1029元。29年，中央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举办扩大农贷业务。省于民国30年3月开始实施，并在建设厅内增设第六科（即农贷科）正式经办农贷业务，此亦称“战贷”，县成立农贷处。31年，放贷12.27万元。32年上半年，放贷余额36.59万元，其中战时新贷21.38万元。33年，放贷75.64万元。34年，省农贷科核准太湖县发放副业生产贷款33万元。当年农贷处撤销，农贷由地方银行太湖办事处发放.民国36年8月，停办农贷。
解放后，农业信贷经历了五次管理体制的大变革。
从解放初期至1963年，实行存贷两条线的指标管理体制。
1964至1974年，实行“农贷基金制”，多收多放，少收少放，收回再贷，周转使用，基金固定到县。
1975至1979年，实行“存贷挂钩，指标包干”的体制。
1980至1984年，实行“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体制。
1985年起，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实存实贷，自主经营”的体制，从此，改指标管理为资金管理。
太湖县自建行以来，按照各个时期的农贷管理体制，根据“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发放了各种农业贷款。
解放初期，结合反匪反霸、民主建政、土地改革等中心工作，发放种子、肥料、耕牛、农具、小型水利、副业、口粮等贷款，扶持贫苦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兼顾农村手工业、小商贩的正当生产与经营。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发放食盐、稻谷、大米等实物，帮助5.4万户贫苦农民解决了生产、生活困难。
1953至1957年，发放贫农合作基金和其他各项贷款261.3万元，帮助贫困农民交纳入社股金，购进各种生产资料，战胜自然灾害，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8至1965年，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贸工作总方针，累计发放农贷959.3万元，先后帮助6482个生产队和3413户贫下中农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困难，还帮助41个公社修好水库38座，塘堰堤坝60处。这对于执行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医治“大跃进”中所造成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因金融机构、人员变动频繁，规章制度废弛，工作放任自流，仅放农贷774.4万元，年均77.44万元，比1965年底前七年年均137万元减少59.56万元。且部分农贷资金被不合理占用，造成资金沉淀。但在“文革”后期，银行按照政策，坚持原则，积极发放各项贷款，对社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粮食多经生产仍发挥了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为农业现代化服务。农贷工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按照“支持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和“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的方针，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和“三户”（承包户、重点户、专业户）“一体”（联合体）。1980至1985年，累计发放各项农贷6325.56万元，对于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提高生产力水平，振兴农村经济，起了很大作用。1985年放出农贷1796.19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实现县委提出的“一个主攻（乡镇企业）、一个突破（养殖业）、三个发展（林业多经、第三产业、小集镇建设）”的设想作出了贡献。
在发放农贷的同时，为了更好地管好用好支农资金，发挥其经济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农资金由农业银行统一管理的决定》和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接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农业、企业、事业拨款监督工作的报告》精神，县农行于1964年5月，接办农业拨款监督工作。穷队投资、支援灾区恢复生产补助费、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水土保持费、抗旱经费、社队造林补助费、农村救济费、城镇人口安置费等，统由农行监督拨付。1966年2月，农行、人行合并后，农业拨款视同存款，停止了监督程序。1980年，恢复农业银行后，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颁发《农业拨款监督拨付试行办法》，从4月份起，凡列入国家预算的农、林、水各项农业拨款，统由农行监督支付。两段时期共监督拨付各项支农资金1423.12万元，其中1964至1966年拨付129.01万元，1980至1985年拨付1357.11万元。
为了总结经验，提高工作水平，并促进社队加强经济核算，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清理历年农业贷款的办法》，对历年旧贷进行了两次清理。第一次是1963年清理1961年以前旧贷，上报批准豁免222万元（银行127万元，信用社95万元）；第二次是1985年清理1978年前旧贷，上报核销银行贷款18.33万元，核销信用社报废农田水利工程贷款13.87万元。
四、基建拨款与贷款
从1951至1985年的34年中，太湖县地方给基本建设投资总额9309.77万元（1958—1970年含花凉亭水电站数额），其中工业投资5201.96万元，农业投资2492.08万元，邮电、交通投资634.96万元，文教、卫生投资287.44万元，商业投资331.25万元，其他投资362.08万元。
1985年，县建设银行根据建行总行颁布的《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开始推行基建拨款改代款的办法，当年发放贷款823.4万元。
1950—1985年县农业贷款年末余额表
若干年份县银行监督拨付支农资金统计表
民间借贷，由来已久。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每当青黄不接、灾害频生的时候，乡民因生产、生活或婚丧应酬需款需粮甚急，即向人告借。民国初年，民间借贷年息二分，也有少数月息二分的。实行法币后，因币值不稳，借贷由钱改物。一般借稻以担为单位，借布以匹为单位计息，利率浮动较大。民国28年（1939)有“加二”（即借稻一担付息二斗，余类推）、“加二五”、“加三”等息，解放前夕有“加五”、“加七五”等息，甚至借一还二。更为苛刻的是“摇风稻”，即新稻出穗时放出，收割时收回，时间不超过40天，借八斗或七斗还一担，甚至有借一担还一担五的。还有“邀会”的借贷方式，即众人分期将钱存入“会”，后每人按抽签号码将钱借出，所借之款不付利息。还有一种“长生会＂（指棺材为长生），由几个年纪大的人凑钱买口棺材，谁先死谁先用，死一个再买一口，照此类推，直到用完。
解放后，群众生产、生活资金发生困难，都是向银行、信用社借款，利息低微。民间平时互相挪借的借贷形式，已逐渐减少。纵有民间借贷，一般不取利息。但少数也收息，甚至有放高利贷者。
二、工商信贷
（一）民国时期的工商信贷
安徽省地方银行太湖办事处于民国30年放出定期贷款1万元（法币，下同）。民国32年放出质押透支贷款3267元。民国33年放出质押贷款911889元。民国36年放出活期质押透支贷款5919.33万元，定期质押放款6335万元。民国36年和37年，开办了“贴现”放款和“进口押汇”业务，月息13.5%，每笔贷款都必须有质押物品和保证人。
太湖县银行只办定期质押放款，月息3分6厘，保险费3分，栈租5分。民国32至34年放款总额50余万元。同时，对纺织、榨油、纸槽及合作事业投资50余万元，参与土特产购销业务。民国35年后，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放款业务处于停滞状态。
（二）建国后的工商信贷
建国后，信贷计划管理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统收统支阶段。自建行起至1979年止，存款全部上交总行，贷款层层下达指标，互不留用。1959年曾短期实行“存款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的办法，同年5月又改为“高度集中，分口分级负责”。二是差额包干阶段。自1980至1984年，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管理办法。三是实存实贷阶段。1985年1月1日起，把过去的指标管理，改为资金管理，规定各专业银行将全部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列入信贷资金计划。
县银行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贷款原则，对工商企业发放贷款，促进了企业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充分发挥了信贷的杠杆作用。
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为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和“先公后私”的方针，对地方工业、地方商业和私营企业发放贷款，有计划地扶助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1950年，为防止投机而紧缩贷款，到年底贷款全部收回。1951年6月开始扩大放款业务，到8月底止，凡属于发展和维持的行业与商号，几乎全部给予贷款，放出最高余额达4.5万元，使停滞的市场逐步活跃起来。1952年8月，县先后召开几次物资交流大会，为大造声势，扩大政治影响，银行派员参加大会代表团，现场成交，组织贷放，放出贷款29.1万元，促进成交额30.85万元，打开了滞销土特产品的销路，提高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性。从1953年起，对国营商业的资金管理，采取变“贸易金库制”为“压缩库存抽出资金”的方针。在百货公司系统，实行经济核算制。银行贷款按企业财务收支轧差的办法进行核贷。对供销企业，采取“进货贷款、销货还款”的办法。到年底，地方商业放款余额106.3万元，比上年增加91万元。为壮大国营经济和促进私商的改造，银行对国营商业贷款有所侧重。1954年，国营及合作贸易放款余额62.2万元，占总余额的93.9％，私营企业放款余额3800元，仅占6.1%.1957年，为了保证工业品由商业包销和确保商品储备，银.行按不同产品类别，采取分类供应资金的作法，到年底商业贷款余额达314.4力元，比1952年的15.3万元增加19.5倍，工业放款余额12.3万元，比1952年的2.2万元增加4.55倍。对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尽量解决其生产资金周转的困难。到年底全县手工业系统的51个单位放款余额11.5万元。对私营工商业贷款，实行抽紧银根、促其改造的方针，采取少贷或限贷的方式，从严掌握。1954年仅放私贷1.99万元。对私贷款紧缩后，全县私营工商业由1954年的1045户减少到1956年的904户，分别组织了各种店、组，基本上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五”时期，地方国营工业和乡镇工业逐步发展，贷款额逐年上升。1960年放出工业贷款1456.75万元，年末余额286.8万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11.86倍和22.3倍。1958年为保证“钢铁元帅”上马，支援冶炼煤炭工业贷款41万元。1960年后停止炼铁，下马厂、矿以财产、物资抵还贷款，仍有较大损失。1961年银行控制货币投放，加强流动资金管理，收回不合理资金占用215.1万元。在支援农业大办粮食期间，支持商业部门购进各种生产资料贷款92万元，对农副产品收购充分供应资金，年末粮食收购贷款余额228.4万元，比1958年增长62万元。196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简称银行六条）下达后，为切实加强信贷资金管理，清算了财政占用资金，协助了企业清资挖潜，全年帮助企业落实债权债务、催收拖欠款项18万元，处理积压物资48.5万元。同年4月，对13个工矿企业信贷资金被非生产性和财政性占用问题，作了清查和处理。年底工业放款余额133.7万元，比1960年减少153.1万元。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进一步把信贷资金管好、管严，信贷规模逐步压缩，到1965年，全县工业贷款余额18.2万元，商业贷款余额549.1万元，分别比1960年减少268万元和465.1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的规章制度受到批判，因而出现制度松弛、管理混乱现象。一些企业流动资金，被计划外基本建设、职工借支、赊销预付等不合理占用，以致贷款效果明显降低。工业贷款余额由1966年的17.8万元，上升到1976年的153.3万元，增长7.6倍，而贷款余额与工业产值相比，只提高了2.89倍。
在向“四化”进军新时期，信贷工作坚持“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采取“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办法，注重经济效益。1978年国营工业资金占用较上年下降l%，集体工业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占用银行贷款下降26.7%，供销企业资金周转速度较上年加速0.04次，职工借支较1972年6月下降6.2%，货币净回笼312.8万元，较上年增加17.8万元。1980年工业贷款余额182万元，比上年增长4.29%，促进轻纺工业实现产值1364万元；商业贷款余额2188万元，比上年减少5.3%，促进了商品流转，活跃了市场，并大力支持为农业服务的农村工商企业，搞活了农村集市贸易。1981年，银行信贷按销售资金率掌握发放，实行“以销定产、以销定购、以销定贷”的原则。在支持轻纺工业和日用消费品中，完成产值1932万元，达到产销平衡，实现利润4.6万元。1982年实行“多销多贷，少销少贷，超过限额，临时核贷，定期收回，过期加息”的办法，年末工业放款余额350万元，商业放款余额2847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3.6%和28.3%.1983年随着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和管理制度进一步改革，按销售资金率发放贷款，促进了县工业企业产值、销售额和利润的上升。1984年，银行对工业企业开展全面调查，帮助企业充实原材料和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企业产销两旺，利润成倍增长。
1985年，按照“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方针，管好用好信贷资金，支持了工业生产和技术改造，扩大了商品流通。年末地方工业放款余额达599万元，比1978年的157.9万元增长2.79倍；实现工业总产值6273万元，比1978年的1668万元增长2.79倍；商业放款余额4496万元，比1978年的1755万元增长1.56倍；实现商品零售额9623万元，比1978年的3844万元增长1.5倍。
1951—1979年县人民银行工商贷款年末余额表
1980—1985年县各专业银行工商贷款年末余额表
三、农业信货
民国时期农贷对象，仅有合作社。农贷种类为生产、副业、运销、供销4种。民国23年12月，县合作指导处内设农贷经管员，负责办理农贷业务。27年12月，合作贷款余额21.62万元（法币，下同）。28年3月，放贷7.35万元，收回1029元。29年，中央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举办扩大农贷业务。省于民国30年3月开始实施，并在建设厅内增设第六科（即农贷科）正式经办农贷业务，此亦称“战贷”，县成立农贷处。31年，放贷12.27万元。32年上半年，放贷余额36.59万元，其中战时新贷21.38万元。33年，放贷75.64万元。34年，省农贷科核准太湖县发放副业生产贷款33万元。当年农贷处撤销，农贷由地方银行太湖办事处发放.民国36年8月，停办农贷。
解放后，农业信贷经历了五次管理体制的大变革。
从解放初期至1963年，实行存贷两条线的指标管理体制。
1964至1974年，实行“农贷基金制”，多收多放，少收少放，收回再贷，周转使用，基金固定到县。
1975至1979年，实行“存贷挂钩，指标包干”的体制。
1980至1984年，实行“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体制。
1985年起，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实存实贷，自主经营”的体制，从此，改指标管理为资金管理。
太湖县自建行以来，按照各个时期的农贷管理体制，根据“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发放了各种农业贷款。
解放初期，结合反匪反霸、民主建政、土地改革等中心工作，发放种子、肥料、耕牛、农具、小型水利、副业、口粮等贷款，扶持贫苦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兼顾农村手工业、小商贩的正当生产与经营。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发放食盐、稻谷、大米等实物，帮助5.4万户贫苦农民解决了生产、生活困难。
1953至1957年，发放贫农合作基金和其他各项贷款261.3万元，帮助贫困农民交纳入社股金，购进各种生产资料，战胜自然灾害，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8至1965年，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贸工作总方针，累计发放农贷959.3万元，先后帮助6482个生产队和3413户贫下中农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困难，还帮助41个公社修好水库38座，塘堰堤坝60处。这对于执行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医治“大跃进”中所造成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因金融机构、人员变动频繁，规章制度废弛，工作放任自流，仅放农贷774.4万元，年均77.44万元，比1965年底前七年年均137万元减少59.56万元。且部分农贷资金被不合理占用，造成资金沉淀。但在“文革”后期，银行按照政策，坚持原则，积极发放各项贷款，对社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粮食多经生产仍发挥了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为农业现代化服务。农贷工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按照“支持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和“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的方针，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和“三户”（承包户、重点户、专业户）“一体”（联合体）。1980至1985年，累计发放各项农贷6325.56万元，对于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提高生产力水平，振兴农村经济，起了很大作用。1985年放出农贷1796.19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实现县委提出的“一个主攻（乡镇企业）、一个突破（养殖业）、三个发展（林业多经、第三产业、小集镇建设）”的设想作出了贡献。
在发放农贷的同时，为了更好地管好用好支农资金，发挥其经济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农资金由农业银行统一管理的决定》和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接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农业、企业、事业拨款监督工作的报告》精神，县农行于1964年5月，接办农业拨款监督工作。穷队投资、支援灾区恢复生产补助费、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水土保持费、抗旱经费、社队造林补助费、农村救济费、城镇人口安置费等，统由农行监督拨付。1966年2月，农行、人行合并后，农业拨款视同存款，停止了监督程序。1980年，恢复农业银行后，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颁发《农业拨款监督拨付试行办法》，从4月份起，凡列入国家预算的农、林、水各项农业拨款，统由农行监督支付。两段时期共监督拨付各项支农资金1423.12万元，其中1964至1966年拨付129.01万元，1980至1985年拨付1357.11万元。
为了总结经验，提高工作水平，并促进社队加强经济核算，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清理历年农业贷款的办法》，对历年旧贷进行了两次清理。第一次是1963年清理1961年以前旧贷，上报批准豁免222万元（银行127万元，信用社95万元）；第二次是1985年清理1978年前旧贷，上报核销银行贷款18.33万元，核销信用社报废农田水利工程贷款13.87万元。
四、基建拨款与贷款
从1951至1985年的34年中，太湖县地方给基本建设投资总额9309.77万元（1958—1970年含花凉亭水电站数额），其中工业投资5201.96万元，农业投资2492.08万元，邮电、交通投资634.96万元，文教、卫生投资287.44万元，商业投资331.25万元，其他投资362.08万元。
1985年，县建设银行根据建行总行颁布的《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开始推行基建拨款改代款的办法，当年发放贷款823.4万元。
1950—1985年县农业贷款年末余额表
若干年份县银行监督拨付支农资金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