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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审判
一、审判机构
民国24年（1935)以前，由县长兼理司法，掌握审判大权。24年，县成立司法处，高等法院委派一名审判官承审。27年，日军入侵太湖，司法处解散。29年3月，恢复司法处，设主任审判官、书记官、检验员，实行“审检合署”。31年，设高等法院太湖分庭，管辖太、宿、潜、怀、望、岳6县二审案件。34年8月，太湖分庭撤销。37年，县司法处重建。38年太湖解放，县司法处随之消失。
民国38年（(1949)9月1日，建立县司法科，同时在全县10个区成立人民法庭。审理案件时，由各区党政负责人担任审判长，临时组织乡长、村长或农会主席、妇联主任、民兵队长、工作队队长担任审判员或陪审员。1950年12月6日，成立县人民法庭，审判长由县长兼任，受理城关、黄镇两个区的案件，其他各区成立分庭共9个。徐桥、新仓、小池、寺前、龙湾、南阳、虎丘、弥陀、江塘依次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分庭，各区区长兼分庭审判长。1951年4月，土地改革完成后，各分庭随之停止行使职权。县公安局审讯股作为法院代表机关自侦自判反革命案件，以县人民法庭名义发布法律文书。至1954年10月22日，县人民法庭撤销。
1950年11月17日，成立县人民法院，首任院长由县长兼任。1953年7月开始，在普选地区成立普选人民法庭，全县共13个。1954年3月，普选工作结束，法庭工作终止。此后，普选工作案件由县人民法院受理。
1953年12月1日，在虎丘区青天畈（后迁到弥陀寺）建立第一巡回法庭。1954年3月，在徐桥镇建立第二巡回法庭；1955年2月22日，改为徐桥人民法庭。1955年3月30日，第一巡回法庭改为弥陀人民法庭。1959年12月1日，设立小池人民法庭。1960年3月，设立北中人民法庭。5月10日，设立牛镇人民法庭。1963年小池人民法庭撤销。
1963年春，县人民法院内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1967年，实行军事管制，法院及其所属法庭撤销。1973年3月，恢复县人民法院，同时恢复徐桥、弥陀人民法庭。1981年9月，县法院增设经济审判庭。
二、刑事审判
县人民法院建立初期，法制不全，刑事案件的判决依据，主要是政府重要文告和中共各级党委的指示，目的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护工农大众的合法利益，保证政策法令的执行。
受理的刑事案件都是各级基层政府和公民提出的起诉材料，领导人员阅批后指定科员、书记员、审判员承办。从调查到审讯、拟稿一手办理，独任审判。审理没有一定的形式，对原告与被告分别询间，然后对质，审判人员认为事实清楚即宣布听候判决。重大案件提交科务会、院务会讨论决定后，判决书由领导签发。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中，公安机关、区乡人民政府根据检举揭发材料对案犯进行审理，审理结束后当庭宣布判决。除重大案件组织公审外，一般案件不公开审理。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布后，反革命案件的死刑判决不准上诉，其他案件上诉期为10天，受理上诉机关为安庆专员公署。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县人民法庭和各区分庭共受理破坏土改及恶霸、反革命案件387件，办结359件，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7人。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公布后，刑事审判活动开始实行人民陪审员、辩护、公开审理、合议等审判制度和程序。1955年1月至9月，实行陪审合议的占7%。1955年人民检察院建立后，公诉案件先开预备庭，决定是否受理，是否公开审判。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4月，陪审合议的案件占86％。l956年，县法律顾问处建立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进一步保护。1956年5月到11月，受理刑事案件95件，全部实行陪审合议。合议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遇分歧即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公诉案全部达到“五书”（提请逮捕报告书、逮捕决定书、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齐全。
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辩护与公开审理制度受到批判，当年受理刑事案件513件，其中公诉案154件，占30%。1958年提出“司法大跃进”，实行公检法合署办公，声称“对外三个门，对内一家人”、“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采取边收案、边逮捕、边审判、边调查、边判决，审判员携卷下乡，就地一次审理终结。是年受理刑事案2650件，是历史最高峰，公诉案45件，仅占1.7%。
1961年，恢复公检法三机关按规定范围分工负责分别受理案件的司法制度，同时恢复正常的审判程序，贯彻“少杀长判”的办案方针，全年适用公诉案程序的刑事案19件，适用自诉案程序的刑事案112件。1962年，公诉案24件，自诉案118件。1963年，县法院报捕被告30人，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批捕17人。1964年判处被告5年以上徒刑的2人，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的10人。1965年自诉案批捕6人，1966年自诉案批捕4人。同年底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小组行使审查批捕权，错批逮捕一些群众，致使两派群众矛盾激化。
1971年2月，刑事案件审批权由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行使。1963年县法院恢复后，党委审批制度继续执行，其中判处5年以下徒刑的由法院决定，判处10年以上徒刑的报地区审批。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仍按以前的审批制度办理。1979年7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公布后，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1980年1月1日，“两法”同时生效施行。1983年9月，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在第一、二两个战役中，实行公检法联合办公，在县委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逮捕判刑由“四长”定案。11月21日，第九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指出，“三员办案”、“四长定案”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984年纠正。1981到1985年，共受理刑事案345件，其中公诉案232件，自诉案113件。1985年受理刑事案70件，办结62件，未结积案9件。
三、民事审判
人民法院建立初期，审理民事案件采用简单程序，由审判员独立审判，书记员也可以单独调查、调解，在法律文书上署审判员之名。审判形式，以“过堂”庭讯为主。定期把原告、被告、证人、关系人传到法庭讯问，经过分析、论证之后，即行调解或判决。民事案件以调解为主，调解书写好后，立即生效。当时很注重阶级成份，照顾原被剥削阶级一方的利益。有关减租减息等民事案件，即转到区、乡政府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处理。
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当年共受理离婚案142件和调解解除婚约43件，占民事案件的58%，女方提出离婚的占70%,1951年受理婚姻纠纷案209件，占民事案的80%，女方提出离婚的占77%。1952年受理婚姻纠纷案298件，占民事案的73%。1953年大张旗鼓贯彻婚姻法，受理婚姻纠纷案385件，占民事案的80%。1954年受理164件，比1953年下降57.4%。1954到1985年，婚姻纠纷案在民事案件中仍占较大比例。1983年受理离婚案107件，占民事案件的55%。1985年受理离婚案68件，占民事案的39.5%。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颁布，民事审判开始实行陪审、合议、辩护、回避、上诉等项制度。是年，受理民事案145件，公开审理81件，当庭交代回避制度92起，实行陪审89起，合议87起，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2起，当事人不服上诉18起，经两审发回6件，维持原判4件，发回重审1件。结案质量：正确和基本正确占91%，有较大偏差占8.3%，错判的只有1件。
1958年，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当年受理民事案60件，至1960年连续3年共受理民事案201件。
1961年开始纠正“一平二调”，民事案大幅度上升，1月至8月，受理民事案229起，其中立案101起，比1960年上升3.5倍。1962年受理民事案248件，办结239件，其中判决52件，调解129件，撤销49件，终止和移送9件。审案程序逐步恢复正常。1961到1966年，年平均收案255件。1966至1972年基本不受理民事案件。1973到1978年共收民事案160件，年平均收案23件。1979到1981年，年平均收案99件。1982到1985年，年平均收案190件，其中1985年收案184件，处理终结188件，积案未结30件。
四、经济审判
经济审判庭建立以前，一般经济案件由民事审判庭受理。1981年秋，经济审判庭建立后，审查立案、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公布后的一段时间内，在经济活动中签订经济合同刚刚起步，相互遵约，案件发生率极低。1984年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合同签订增加，案件发生率亦有所增长。1984年受理6件，1985年受理34件，其中购销10件，借款2件，农村承包4件，建设工程承包1件，租赁、修理2件，其他经济纠纷15件。诉讼标的总金额为18.76万元。经济案件在判决、裁定、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后，敦促限期履行，逾期不履行的，经院长批准，强制执行。
五、申诉复查
1、逮捕复核
1952年7月，开始实行逮捕复核制度。县法院自诉案凡需要逮捕判刑的，先将全卷材料报经安庆分院复核批准，然后执行逮捕审理，并给予被告上诉权。
1954至1960年，取消逮捕复核制度，决定权下放到县委。1961年恢复核批。“文革”期间，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拘留逮捕须报上级军管会复核批准；军管撤销后，须报上级法院复核，地区党委批准。由于极左路线干扰，法制遭到破坏，错拘、错斗、错捕、错判一大批人。
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1980年，上级法院也取消逮捕复核制度。
2、徒刑复核与申诉
基层人民法院办理第一审刑事案件，除1950年镇压反革命中死刑判决和1953年选举中选民资格案件为一审终审外，其余均给予上诉权，并实行两审终审制。
1951年7月23日，安庆专署清理积案委员会发出通报，指出经复核，太湖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批案件有50％应重审。
1956年9月25日，徒刑复核停止。1960年7月15日，县委分管书记乔永昌指示：1至3年徒刑由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3年以上徒刑由公检法三长决定，7年以上徒刑由县委决定。
1962年，恢复对10年以上徒刑案件的复核制度，一直延续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布实施时止。
3、死刑复核
根据1950年7月20日公布的《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及1951年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者均不得上诉，但必须上报复核批准，复核由安庆分院承办，专员批准。1951年1月29日，反革命死刑犯胡鼎奎在临刑前，由于区委书记贾瑞、副区长马新民倾听群众意见，当机立断宣布“暂缓执行”。后查明系朱道成诬告陷害所致。报经安庆分院撤销指令，县人民法院对胡鼎奎重新作出无罪判决，立即释放，对朱道成挟嫌诬告判处有期徒刑4年。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公布后，死刑判决、裁定、复核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文化大革命”军管期间，死刑复核权收归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此间，县上报核准死刑2人，属于错杀。1983年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判处死刑权授予县人民法院。是年，经初审判处死刑5人，核准1人，改判4人。1984年收回，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1976年4月2日，寺前中学教师李培根写《清明节悼周总理》挽诗一首：“霹雳睛空惊噩耗，天旋地转五洲摇，安邦遗言垂永世，直捣黄龙祭天骄。”5日，又作《春到天安门》小诗一首：“北国阳春好风光，冰消雪化流东洋，‘秦皇’欲往何处去，乘胜追击莫徘徨。”又作赞邓小平诗一首：“热风送暖抚中华，严寒欲尽冰山塌，群芳满园吐新蕾，竞待春回放异花。”还写有杂文和其他小诗。同时在讲台上和座谈会上公开为“天安门事件”辩护，因此15日晚受天安门事件株连入狱。18日，初议判处死刑，后一次再次改为有期徒刑20年、15年、10年。1978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12月14日，县人民法院对李培根作出无罪释放的判决，彻底平反，复工复职，恢复名誉。
1979至1985年，核准杀人犯死刑3名、死缓3名，强奸犯及强奸幼女犯死刑各1名。
4、监督复查
人民法院建立以来，监督复查集中进行3次。
第一次是1956年案件复查。根据毛泽东关于“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指示，于4月15日开始初查。初查范围是从1955年10月27日至1956年底所审结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在初查的112件反革命案中，维持原判的48件，占43%;67件刑事案中，维持原判的52件，占78%。同年5月，复查进入处理阶段，复查范围是从1955年1月到1956年4月所审结的517件案件。到11月为止，共查出有差错的案件154件，其中被错判的好人或有缺点的好人69人。处理结果：无罪和教育释放的74人，提前释放的22人，重改轻的35人。
第二次是1961到1963年案件复查。遵照刘少奇对湖南省处理冯国全案件的指示精神，复查1959年和1960年所办结的128件刑事案，复查结果：正确和基本正确的118件，重罪轻判1件，轻罪重判3件，事实不清3件。1962年复查1958件，复查结果：改判免予刑事处分的191人，宣告无罪92人，改轻释放39人，提前释放32人，改轻不放1人，加重1人。1963年上半年又改判免予刑事处分86人。上述案件中以破坏农业生产和钢铁生产、偷窃、宰杀牲畜、瞒产私分及大鸣大放言论等类型案件为多。
第三次复查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进行的。到1980年11月底止，复查反革命政治案80件，改判69件、95人，其中改变性质4人，减刑3人，免予刑事处分9人，宣告无罪75人，不应追究2人，错杀2人，维持原判11件。复查普通刑事案426件，改判14件（其中减刑8人，免刑1人，宣告无罪5人），维持原判412件。复查“文革”前申诉案417件，改判248件、252人；反革命案220件，改判156件、156人（其中宣告无罪143人，免予刑事处分13人），维持原判64件；普通刑事案197件，改判92件（其中宣告无罪85人，免予刑事处分10人，减刑1人），维持原判105件。1981年8月，对“文革”期间经过复查维持原判的422件案件进行再次复查，改判36件、44人：反革命政治案改判19件、27人，其中宣告无罪24人，免予刑事处分1人，减刑2人；普通刑事案改判17件、17人，其中宣告无罪8人，免予刑事处分6人，减刑3人。1982年对“文革”前的历史老案复查，改判反革命案21件，改判普通刑事案14件，宣告无罪35人，免予刑事处分1人。1983至1985年，复查改判反革命案32件，普通刑事案12件，宣告无罪47人，免予刑事处分6人。
民国24年（1935)以前，由县长兼理司法，掌握审判大权。24年，县成立司法处，高等法院委派一名审判官承审。27年，日军入侵太湖，司法处解散。29年3月，恢复司法处，设主任审判官、书记官、检验员，实行“审检合署”。31年，设高等法院太湖分庭，管辖太、宿、潜、怀、望、岳6县二审案件。34年8月，太湖分庭撤销。37年，县司法处重建。38年太湖解放，县司法处随之消失。
民国38年（(1949)9月1日，建立县司法科，同时在全县10个区成立人民法庭。审理案件时，由各区党政负责人担任审判长，临时组织乡长、村长或农会主席、妇联主任、民兵队长、工作队队长担任审判员或陪审员。1950年12月6日，成立县人民法庭，审判长由县长兼任，受理城关、黄镇两个区的案件，其他各区成立分庭共9个。徐桥、新仓、小池、寺前、龙湾、南阳、虎丘、弥陀、江塘依次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分庭，各区区长兼分庭审判长。1951年4月，土地改革完成后，各分庭随之停止行使职权。县公安局审讯股作为法院代表机关自侦自判反革命案件，以县人民法庭名义发布法律文书。至1954年10月22日，县人民法庭撤销。
1950年11月17日，成立县人民法院，首任院长由县长兼任。1953年7月开始，在普选地区成立普选人民法庭，全县共13个。1954年3月，普选工作结束，法庭工作终止。此后，普选工作案件由县人民法院受理。
1953年12月1日，在虎丘区青天畈（后迁到弥陀寺）建立第一巡回法庭。1954年3月，在徐桥镇建立第二巡回法庭；1955年2月22日，改为徐桥人民法庭。1955年3月30日，第一巡回法庭改为弥陀人民法庭。1959年12月1日，设立小池人民法庭。1960年3月，设立北中人民法庭。5月10日，设立牛镇人民法庭。1963年小池人民法庭撤销。
1963年春，县人民法院内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1967年，实行军事管制，法院及其所属法庭撤销。1973年3月，恢复县人民法院，同时恢复徐桥、弥陀人民法庭。1981年9月，县法院增设经济审判庭。
二、刑事审判
县人民法院建立初期，法制不全，刑事案件的判决依据，主要是政府重要文告和中共各级党委的指示，目的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护工农大众的合法利益，保证政策法令的执行。
受理的刑事案件都是各级基层政府和公民提出的起诉材料，领导人员阅批后指定科员、书记员、审判员承办。从调查到审讯、拟稿一手办理，独任审判。审理没有一定的形式，对原告与被告分别询间，然后对质，审判人员认为事实清楚即宣布听候判决。重大案件提交科务会、院务会讨论决定后，判决书由领导签发。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中，公安机关、区乡人民政府根据检举揭发材料对案犯进行审理，审理结束后当庭宣布判决。除重大案件组织公审外，一般案件不公开审理。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布后，反革命案件的死刑判决不准上诉，其他案件上诉期为10天，受理上诉机关为安庆专员公署。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县人民法庭和各区分庭共受理破坏土改及恶霸、反革命案件387件，办结359件，其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7人。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公布后，刑事审判活动开始实行人民陪审员、辩护、公开审理、合议等审判制度和程序。1955年1月至9月，实行陪审合议的占7%。1955年人民检察院建立后，公诉案件先开预备庭，决定是否受理，是否公开审判。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4月，陪审合议的案件占86％。l956年，县法律顾问处建立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进一步保护。1956年5月到11月，受理刑事案件95件，全部实行陪审合议。合议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遇分歧即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公诉案全部达到“五书”（提请逮捕报告书、逮捕决定书、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齐全。
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辩护与公开审理制度受到批判，当年受理刑事案件513件，其中公诉案154件，占30%。1958年提出“司法大跃进”，实行公检法合署办公，声称“对外三个门，对内一家人”、“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采取边收案、边逮捕、边审判、边调查、边判决，审判员携卷下乡，就地一次审理终结。是年受理刑事案2650件，是历史最高峰，公诉案45件，仅占1.7%。
1961年，恢复公检法三机关按规定范围分工负责分别受理案件的司法制度，同时恢复正常的审判程序，贯彻“少杀长判”的办案方针，全年适用公诉案程序的刑事案19件，适用自诉案程序的刑事案112件。1962年，公诉案24件，自诉案118件。1963年，县法院报捕被告30人，中级人民法院审查批捕17人。1964年判处被告5年以上徒刑的2人，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的10人。1965年自诉案批捕6人，1966年自诉案批捕4人。同年底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小组行使审查批捕权，错批逮捕一些群众，致使两派群众矛盾激化。
1971年2月，刑事案件审批权由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行使。1963年县法院恢复后，党委审批制度继续执行，其中判处5年以下徒刑的由法院决定，判处10年以上徒刑的报地区审批。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仍按以前的审批制度办理。1979年7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公布后，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1980年1月1日，“两法”同时生效施行。1983年9月，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在第一、二两个战役中，实行公检法联合办公，在县委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逮捕判刑由“四长”定案。11月21日，第九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指出，“三员办案”、“四长定案”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984年纠正。1981到1985年，共受理刑事案345件，其中公诉案232件，自诉案113件。1985年受理刑事案70件，办结62件，未结积案9件。
三、民事审判
人民法院建立初期，审理民事案件采用简单程序，由审判员独立审判，书记员也可以单独调查、调解，在法律文书上署审判员之名。审判形式，以“过堂”庭讯为主。定期把原告、被告、证人、关系人传到法庭讯问，经过分析、论证之后，即行调解或判决。民事案件以调解为主，调解书写好后，立即生效。当时很注重阶级成份，照顾原被剥削阶级一方的利益。有关减租减息等民事案件，即转到区、乡政府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处理。
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当年共受理离婚案142件和调解解除婚约43件，占民事案件的58%，女方提出离婚的占70%,1951年受理婚姻纠纷案209件，占民事案的80%，女方提出离婚的占77%。1952年受理婚姻纠纷案298件，占民事案的73%。1953年大张旗鼓贯彻婚姻法，受理婚姻纠纷案385件，占民事案的80%。1954年受理164件，比1953年下降57.4%。1954到1985年，婚姻纠纷案在民事案件中仍占较大比例。1983年受理离婚案107件，占民事案件的55%。1985年受理离婚案68件，占民事案的39.5%。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颁布，民事审判开始实行陪审、合议、辩护、回避、上诉等项制度。是年，受理民事案145件，公开审理81件，当庭交代回避制度92起，实行陪审89起，合议87起，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2起，当事人不服上诉18起，经两审发回6件，维持原判4件，发回重审1件。结案质量：正确和基本正确占91%，有较大偏差占8.3%，错判的只有1件。
1958年，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当年受理民事案60件，至1960年连续3年共受理民事案201件。
1961年开始纠正“一平二调”，民事案大幅度上升，1月至8月，受理民事案229起，其中立案101起，比1960年上升3.5倍。1962年受理民事案248件，办结239件，其中判决52件，调解129件，撤销49件，终止和移送9件。审案程序逐步恢复正常。1961到1966年，年平均收案255件。1966至1972年基本不受理民事案件。1973到1978年共收民事案160件，年平均收案23件。1979到1981年，年平均收案99件。1982到1985年，年平均收案190件，其中1985年收案184件，处理终结188件，积案未结30件。
四、经济审判
经济审判庭建立以前，一般经济案件由民事审判庭受理。1981年秋，经济审判庭建立后，审查立案、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公布后的一段时间内，在经济活动中签订经济合同刚刚起步，相互遵约，案件发生率极低。1984年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合同签订增加，案件发生率亦有所增长。1984年受理6件，1985年受理34件，其中购销10件，借款2件，农村承包4件，建设工程承包1件，租赁、修理2件，其他经济纠纷15件。诉讼标的总金额为18.76万元。经济案件在判决、裁定、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后，敦促限期履行，逾期不履行的，经院长批准，强制执行。
五、申诉复查
1、逮捕复核
1952年7月，开始实行逮捕复核制度。县法院自诉案凡需要逮捕判刑的，先将全卷材料报经安庆分院复核批准，然后执行逮捕审理，并给予被告上诉权。
1954至1960年，取消逮捕复核制度，决定权下放到县委。1961年恢复核批。“文革”期间，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拘留逮捕须报上级军管会复核批准；军管撤销后，须报上级法院复核，地区党委批准。由于极左路线干扰，法制遭到破坏，错拘、错斗、错捕、错判一大批人。
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1980年，上级法院也取消逮捕复核制度。
2、徒刑复核与申诉
基层人民法院办理第一审刑事案件，除1950年镇压反革命中死刑判决和1953年选举中选民资格案件为一审终审外，其余均给予上诉权，并实行两审终审制。
1951年7月23日，安庆专署清理积案委员会发出通报，指出经复核，太湖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批案件有50％应重审。
1956年9月25日，徒刑复核停止。1960年7月15日，县委分管书记乔永昌指示：1至3年徒刑由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3年以上徒刑由公检法三长决定，7年以上徒刑由县委决定。
1962年，恢复对10年以上徒刑案件的复核制度，一直延续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布实施时止。
3、死刑复核
根据1950年7月20日公布的《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及1951年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者均不得上诉，但必须上报复核批准，复核由安庆分院承办，专员批准。1951年1月29日，反革命死刑犯胡鼎奎在临刑前，由于区委书记贾瑞、副区长马新民倾听群众意见，当机立断宣布“暂缓执行”。后查明系朱道成诬告陷害所致。报经安庆分院撤销指令，县人民法院对胡鼎奎重新作出无罪判决，立即释放，对朱道成挟嫌诬告判处有期徒刑4年。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公布后，死刑判决、裁定、复核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文化大革命”军管期间，死刑复核权收归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此间，县上报核准死刑2人，属于错杀。1983年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判处死刑权授予县人民法院。是年，经初审判处死刑5人，核准1人，改判4人。1984年收回，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1976年4月2日，寺前中学教师李培根写《清明节悼周总理》挽诗一首：“霹雳睛空惊噩耗，天旋地转五洲摇，安邦遗言垂永世，直捣黄龙祭天骄。”5日，又作《春到天安门》小诗一首：“北国阳春好风光，冰消雪化流东洋，‘秦皇’欲往何处去，乘胜追击莫徘徨。”又作赞邓小平诗一首：“热风送暖抚中华，严寒欲尽冰山塌，群芳满园吐新蕾，竞待春回放异花。”还写有杂文和其他小诗。同时在讲台上和座谈会上公开为“天安门事件”辩护，因此15日晚受天安门事件株连入狱。18日，初议判处死刑，后一次再次改为有期徒刑20年、15年、10年。1978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12月14日，县人民法院对李培根作出无罪释放的判决，彻底平反，复工复职，恢复名誉。
1979至1985年，核准杀人犯死刑3名、死缓3名，强奸犯及强奸幼女犯死刑各1名。
4、监督复查
人民法院建立以来，监督复查集中进行3次。
第一次是1956年案件复查。根据毛泽东关于“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指示，于4月15日开始初查。初查范围是从1955年10月27日至1956年底所审结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在初查的112件反革命案中，维持原判的48件，占43%;67件刑事案中，维持原判的52件，占78%。同年5月，复查进入处理阶段，复查范围是从1955年1月到1956年4月所审结的517件案件。到11月为止，共查出有差错的案件154件，其中被错判的好人或有缺点的好人69人。处理结果：无罪和教育释放的74人，提前释放的22人，重改轻的35人。
第二次是1961到1963年案件复查。遵照刘少奇对湖南省处理冯国全案件的指示精神，复查1959年和1960年所办结的128件刑事案，复查结果：正确和基本正确的118件，重罪轻判1件，轻罪重判3件，事实不清3件。1962年复查1958件，复查结果：改判免予刑事处分的191人，宣告无罪92人，改轻释放39人，提前释放32人，改轻不放1人，加重1人。1963年上半年又改判免予刑事处分86人。上述案件中以破坏农业生产和钢铁生产、偷窃、宰杀牲畜、瞒产私分及大鸣大放言论等类型案件为多。
第三次复查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进行的。到1980年11月底止，复查反革命政治案80件，改判69件、95人，其中改变性质4人，减刑3人，免予刑事处分9人，宣告无罪75人，不应追究2人，错杀2人，维持原判11件。复查普通刑事案426件，改判14件（其中减刑8人，免刑1人，宣告无罪5人），维持原判412件。复查“文革”前申诉案417件，改判248件、252人；反革命案220件，改判156件、156人（其中宣告无罪143人，免予刑事处分13人），维持原判64件；普通刑事案197件，改判92件（其中宣告无罪85人，免予刑事处分10人，减刑1人），维持原判105件。1981年8月，对“文革”期间经过复查维持原判的422件案件进行再次复查，改判36件、44人：反革命政治案改判19件、27人，其中宣告无罪24人，免予刑事处分1人，减刑2人；普通刑事案改判17件、17人，其中宣告无罪8人，免予刑事处分6人，减刑3人。1982年对“文革”前的历史老案复查，改判反革命案21件，改判普通刑事案14件，宣告无罪35人，免予刑事处分1人。1983至1985年，复查改判反革命案32件，普通刑事案12件，宣告无罪47人，免予刑事处分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