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收益，一般按社员入股耕地数分红和所付出的劳动量来进行分配；逐年评定各劳动力的工分底分，然后采取“死工活评”的办法记工；社员向集体投肥，也根据数量、质量评记工分，农业收入按“地二劳八”或“地三劳七”(即耕地占二、三成，劳动工分占八、七成)的比例分配，公粮按地亩负担，由各户自行上交，种子则在分配前由集体提留。
高级社按照一个中等劳动力在正常条件下的日劳动量，制订各种农活的劳动定额和报酬标准，计算单位用“劳动日”表示。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年初评定全年和每个季节应做的劳动日数，有的生产队采用“小组包工、小段包工、按劳定额记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的生产和计酬方法。高级社全年的实物和现金收入，除去应缴国家的农业税，留足下年度的生产费用，提留5～8％的公积金和2～3％的公益金后，剩下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口粮按年龄分若干档次，实行分等定量分配，口粮标准因区域情况不同，数量上存在差异。
人民公社试办初期，有少数生产大队劳动报酬实行工资加奖金，生活上搞供给制。全县人民公社化后，实行工分制，凭工计酬(肥料也折工)，生活上吃集体食堂，公社砸了农户的小锅灶，几个村联合办大食堂。农民家的桌、椅、锅、碗、盏等无偿收归集体所有。据1958年12月统计，全县建食堂2354个，100％的农户入食堂就餐，就餐人数为31.27万人，食堂柴、米、油、盐、菜全部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实行的结果，坐吃山空，入不敷出，致使1959、1960年食堂经常停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大寨经验，县内将少数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有部分生产队推行大寨式的评工记分方法，每月评一次工，自报公议。但全县大部分生产队实行底分活评，即年初确定每个男劳动力一天劳动底分为一个工(10分)，女劳动力一天定劳动底分8分(政策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多数地区没有执行)，非成年人劳动工分打折，在这个限额内按时按质活评(也有少数队按农活定出工分，实行定额计工)。社员交给集体的肥料也折合成工分，生产队按农户实做工分，根据收入情况，午季进行预算，年终决算。工分值是按当年农业、副业总收入，减去当年生产费用，上交国家税收、下年度生产费用、公积金、公益金、储备粮基金、管理费等，余下的纯收入，除以全队工分总数，得出每个工分价值。
社员口粮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粮相结合的形式，一般比例为“人七劳三”(基本口粮占总分配粮的70％，工分粮占30％)。基本口粮按年龄分等级定量，稻产区人均口粮450斤，(指原粮，下同)为征购任务的起征点，完成任务可按500斤分配；稻杂兼产区起征点为400斤，完成征购任务后可按450斤分配，低于以上标准的，国家不予征购，完成任务后的余粮，采取“三、四、三”办法处理，即30％卖给国家，40％留作生产队集体诸备，30％用于生产队集体开支或分配给社员。
人民公社期间，生产队在分配时，出现余款户和缺款户，余款户和缺款户通过协商，可以互助过隔。一般经济条件好的生产队由生产队垫款兑现给余款户，缺款户可打欠条逐月还款，有的生产队通过压扣口粮催缺款户交款。对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由所在村负责其生养死葬(也叫五包)。
这一时期，因财权高度集中，超支现象严重，据1974年度统计，全县农户超支款为600多万元。
推行“责任田”的时期和实行责任制后，社员生产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完成了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交换的现金收入由社员自行支配，经济上以户核算，自负盈亏，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79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206元，1985年农民人均收入305元。近年来，农村中的能工巧匠和一部分专业户，收入有万元户乃至10万元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