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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英烈传
徐文藻
徐文藻(1905——1927)，又名世良，出生于洪岭乡松梅村的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7岁读私塾，后相继在黄梅县八角亭小学、湖北楚材中学、江西九江同文书院读书。1926年考入湖北法科大学学习。同年夏，在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党的指示，辍学回家，受聘在佐坝王岭的宿松县第三模范小学任教师。他利用业余时间，在金碧岭创办补习班，传播革命思想，团结有志青年，并四出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同年10月间，他在佐坝松梅岭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宿松县临时执行委员会”。
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宿松县支部”在宿松县城成立，徐文藻担任了书记职务。月底，中共宿松支部及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为旧军阀政府所悉，徐被捕下狱。这时北伐军已进驻黄梅，威震宿松。县长蔺星阶迫于形势，只得准以具保释放，并令徐离开宿松，不得再在宿松境内从事革命活动。2月1日，徐与家人除夕团聚，亲笔题写春联：“革命重兴革除旧习，共和再造共乐新年”，表达他对革命的坚定意志和执著的追求。春节一过，他被迫离开家乡，再赴武汉。2月上旬，与当时驻武汉的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负责人朱蕴山、周新民、柯庆施取得了联系，并被委任为国民党宿松县党部常委委员。
徐文藻回县以后，立即秘密组织“北伐后援会”，积极筹措粮食及其它军需物资，并组成向导队，前往黄梅迎接北伐军。
2月16日，北伐军进驻宿松，25日由一师政治部张声(中共党员)具体指导，在县城松滋书院成立“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宿松县党部”，并由徐文藻、张曙明、黎宗铭等任常务委员。在县党部的领导下，各地纷纷建立区党部、区分部、县工会、农会、工团军和纠察队，积极配合北伐军，驱除盘踞在宿松边境的奉系军阀孙传芳残部，扫荡县境内部分地方武装，镇压土豪劣绅、大恶霸，为民除害。
3月中旬，徐文藻接左派省党部筹备委员会通知，于19日和钟国汉、黎宗铭、尤正球、张国屏、潘逸云、张曙明等人，取道复兴，乘小轮赴安庆参加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徐会后返县，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召开二千多人的大会，处决了反动的商会会长高保祺及其子高谷生。随后去黄梅参加国民革命军二军召开的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大会。他代表宿松县党部题写悼念挽联：挽联云：“想起那弹雨枪林，一战定东南，强邻让步，军阀倒台，振奋民族精神，毕竟河山壮色；说什么共产赤化，厉声问党贼，地权平均，资本节制，全部民生主义，有无阶级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宿松，5月17日，由张声、徐文藻主持千人讨蒋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县党部向全县发出讨蒋通电，号召全县人民一致讨蒋。
宿松的革命运动，使反动阶级极其恐慌。他们勾结国民党安徽省右派势力，陈调元派吴振东率兵水陆并进，袭击太湖、宿松，于5月28日拂晓，吴振东亲率一连人马，偷袭宿松县城，逮捕了徐文藻。5月29日，由吴振东主持在县城老厅将徐文藻、钟国汉杀害。徐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呼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2岁。
钟国汉
钟国汉(1896——1927)，本县城关镇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手工业工人家庭，从小随父做漆工，1926年冬，由共产党员徐文藻介绍参加地下革命活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宿松县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
1927年2月16日，北伐军第一、二师进驻宿松县城，25日成立了以徐文藻为首的国民党宿松左派县党部及常务委员会，钟国汉担任县党部委员兼县总工会主席。他积极组织发展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工会组织，建立了一支由46名优秀工人组成的“宿松工人纠察队”。在城内开展了查馆、查店、查赌博、查流娼、查鸦片等“五查”活动，先后查封了烟馆10处，取缔娼妓6家，缴获和焚毁了大批赌具和毒品，开展破除迷信、改良风俗和反对崇洋媚外的斗争，纠察队在打击土豪劣绅、惩治贪官污吏、保卫革命政权、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宿松县的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县党部逮捕了恶霸地主高保祺及子高谷生后，流氓头子高涤泉利用宗族势力，操纵400多人，手持刀、矛等凶器，冲进县党部，妄图劫狱暴乱。钟国汉一面亲自带领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阻击，一面向受蒙蔽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及时粉碎了坏人的阴谋。
同年，在国民党右派势力制造的宿松“5·28”反革命事件中，钟国汉在县总工会被捕。次日，在县城老厅惨遭杀害，时年31岁。1952年皖北行署批准钟国汉为革命烈士。
朱赛英
朱赛英(1893——1936)，女，出生在本县北浴黄山村乡周家屋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以后，在地主家做工糊口。
1934年，共产党员汪少川在宿松罗汉尖领导一支红军队伍，开展火热的武装革命斗争。42岁的朱赛英深受影响，她动员丈夫和长子参加了游击队，自己组织20多名妇女为红军补衣、缝被、做军鞋、烧水送饭、照顾红军伤病员；同时自告奋勇，担任了侦察敌情、跑地下交通等工作。她常年挑起“头发兑针”货郎担，走乡串户，侦察敌情。由于她及时而准确地提供了情报，使得红军多次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1936年春，国民党二十五路军，伙同地方保安团和西北乡猎户队共万余人，分五路夹击罗汉尖红军。4月2日，朱赛英手提货篮在出山执行侦察任务过程中，与敌军相遇而被捕。在敌人软硬兼施的轮番审讯中，她的回答始终是三个字“不知道”!敌人当场杀害了乡、村苏维埃干部吴旭初、吴先应、洪先佑等人，接着砸死红军情报员何加福收养的红军干部之子，又用刺刀捅死何加福，威逼朱赛英说出红军伤病员的隐藏地点。朱赛英怒目相视，誓不井口。敌人又杀害了她的丈夫，她仍然毫不动摇。敌人恼羞成怒，用烧红的长枪通条穿刺她的乳房，她紧咬牙关，回答敌人“不知道”!在钢铁铸成的共产党人面前，敌人无计可施。于4月5日，在北浴乡马场将朱赛英杀害。牺牲时43岁。
祝尔昌
祝尔昌(1906——1932)。1932年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身穿单薄红军军装的中共英山中心县委秘书(原中共宿松县委书记)祝尔昌被五花大绑，由几名红军战士押上刑场。这位博学多才，曾驰骋在宿松、太湖、英山、蕲春、黄梅边界，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党的极左路线杀害了。
祝尔昌，小名嗣六，又名介眉，宿松县梅墩乡车河村祝家新屋人。1906年生于地主家庭。1923年随姐丈至北京读中学。1924年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在校参加了1925年的驱逐反动校长运动和1926年的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一八”斗争。在此期间由同学陈中奇(又名陈受根，当时任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委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下学期，转入北京政法大学俄文法政系学习。次年春，他转入武汉中山大学学习俄文。“七·一五”汪精卫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被党派遣回宿松恢复党组织，开展地下革命斗争。
1928年春，祝尔昌在东林寺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五谷庙党小组。
1929年7月，祝尔昌在东林寺主持召开了“宿松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主席。
次年5月，中共西源山支部在祝家下湾成立，祝尔昌当选为书记，组织“苦人会”，发动群众，同地主老财斗争，迫使他们开仓放粮，并将自家30余亩田地无偿分给贫苦农民耕种，并打开自家粮仓，分粮济荒。
同年7月，中共宿松县委在黄梅苏区古角北山寺成立，祝尔昌任秘书。
9月，“宿松县暴动委员会”在古角成立，祝尔昌担任主席。月底，他率领宿松县暴动委员会和红军赤卫队配合红八军四、五纵队，攻占宿松县城。不久，宿松红军赤卫队编入红十五军。祝尔昌卖掉家中竹山一百余亩，并从亲友中筹集资金，发动党员捐款，建立起宿松山区游击队，活动在皖鄂边境，打击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
1931年3月，中共宿松县委改组，祝尔昌担任县委书记。同年11月，他奉中共英山中心县委指示，与何鹏、杨弟光、李芸生等去英山参加由张国焘主持的“肃反”工作会议，会后留任英山中心县委秘书。1932年1月，祝尔昌与杨弟光一道被害，时年26岁。
1949年，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决定，追认祝尔昌为革命烈士。
王玉林
王玉林(1898——1932)，凉亭乡三德村徐家下湾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他早年丧父，靠母亲带养其兄弟4人租种地主佃田度日，他仅读了一年私塾。20岁时随舅父往湖北山区打铁。
1930年初，参加共产党和宿松游击队。“怕死不革命，革命就不怕死!”这是他在党委会明确表白的生死观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同年5月，王玉林任中共徐家下湾党小组长。10月，在他的一手筹备下，中共宿松特支在他家秘密成立。
1931年3月，中共宿松党组织在祝家下湾召开党员代表会，王玉林被选为县委委员，兼任罗汉尖游击队队长和中共徐家湾党支部书记。
1931年7月，他一方面派人潜入国民党自卫团，策动士兵起义(因叛徒告密而失败)，另一方面部署县城、凉亭、复兴、许岭、陈汉等集镇，开展大规模的革命宣传活动。8月1日清晨，全县各集镇同时张贴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条牛担种我不问，地主老财我有份!”等巨幅标语，大大地震慑了反动政权。
1932年初，中共宿松县委书记祝尔昌惨遭张国焘左倾肃反的错杀，王永成(组织委员)、段福增被国民党杀害。王玉林挺身而出，带领革命党人继续战斗。2月20日(农历正月元宵节)，他为首组织召开了打杵槎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宿松县特区委员会，当选为特区区委书记。3月间，他在木耳石组织成立了宿松特区苏维埃政府。
1932年10月问，红二十七军在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率领下，挺进宿松，他领导的宿松游击队编为红二十七军的向导队，鄂皖工委书记、军政委郭述申在白崖寨关帝庙主持召开了宿松向导队全体同志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蕲宿太工作委员会，王玉林被任命为工委委员。
1932年11月，因叛徒告密，王玉林不幸被捕，并遭杀害。临刑前，他视死如归，面对敌人的酷刑，他痛斥敌人是祸国殃民的草芥。
汤作英
汤作英(1876——1932)，生于本县西源乡河西村。青少年时期在家务农，成人后嫁到本乡黄大口白果树，以农为生。1914年，丈夫熊灿林病故，她在极苦的环境中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底，西源乡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开展地下斗争。50多岁的汤作英带头加入了党组织。在她的影响下，70多户的白果树就有50多人参加了共产党。1929年宿松县革命委员会在东林寺小学成立时，汤作英当选为宣传部长、委员。
1932年农历9月7日，宿松县“铲共”团和自卫队共100多人，包围了白果村，坏人熊正香告密，汤作英与小女熊的英(17岁，共产党员)同时被捕，敌人对她施用踩扛子等酷刑逼供，她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慷慨陈词：“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同年11月，汤作英和同时被捕的中共宿松特区书记王玉林，在宿松县城英勇就义。
杨学源
杨学源(1911——1934)又名碧华，出生于宿松县东洪乡碧溪村(现名农技村碧溪下屋)。幼年入私塾，后分别在北山小学和安庆一中读书。17岁高中肄业，破格考入上海大厦大学。能诗善画，写一手好魏碑字，爱好音乐，会弹风琴。他自编自唱的《穷人调》，深受贫苦农民欢迎。
1929年，杨学源在上海大厦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4月，因在沪西组织发动并指挥纱厂工人罢工，暴露了身份，被学校当局取消学籍，流落街头，靠写字卖画营生，坚持地下革命工作。
1931年春，经上海党组织与鄂东苏维埃边区政府联系，杨学源被任命为中共宿松特区(湖区)区委书记，回到家乡。他以举行婚礼为掩护，召集了有张晖、石林、叶光欧、许卓斋、廖瑞荣等40多位革命党人参加的会议，成立了“宿松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杨学源当选为主席。
婚后，杨学源以许岭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领导整个特区的革命工作。其妻石毛妹作为一个革命伴侣也成为党的地下联络员。
1932年4月，宿松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国民党县政府通缉杨学源。中共宿松特区与鄂东苏区失去了联系，杨只得去江西彭泽寻找党组织，与赣北特区周庆川(周静轩)取得了联系，确定宿松特区受赣北特委领导。杨学源回到宿松，在长湖口三角墩秘密成立了太宿望中心县委，挑起县委书记重担，并组织了革命武装“松南游击队”，他任命谢官记为大队长，活动在汇口、程营一带打击敌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许岭、城关、复兴、二郎、凉亭等地先后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几千人参加的贫民团、互济会、孔圣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他汁划在学校建立革命武装，因买枪事败而未果。
同年12月，蕲宿太工委在山区遭到敌人围剿，与鄂皖工委失去联系，被迫转移到湖区，与太宿望中心县委合并，改为中共蕲宿太彭(泽)工委，陈开运任书记，杨学源任副书记、工委委员等职。
1933年3月，因敌人疯狂“围剿”，湖区党组织难以立足，工委分散隐蔽，陈开运、杨学源只得再赴江西寻找党组织，很快与中共浮梁县委取得联系。5月，杨受中共浮梁县委派遣，与柳士钦同湖区视察，传达了关于宿松党组织隶属闽浙赣党组织领导的意见。
由于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危害，杨学源曾一度被排斥在革命组织之外，流落街头，病困牛棚，受尽千辛万苦。贫病中他仍以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撰写了《宿松青年应走的路》、《苏联和平外交是不是放弃革命》、《牧牛者的哀歌》、《我的一九三三年》等宣传革命的文章。
1934年临近春节，杨学源秘密还乡，坚持地下工作，随后再次赴江西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在浮梁县委工作了一段时间。4月被闽浙赣党组织任命为红十军游击队司令员，活动在彭泽县一带，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红军主力长征后，杨学源留守彭泽县磨鹰嘴。在一次突围战斗中，因寡不敌众，兼之敌人纵火烧山，杨学源为掩护游击队主力转移，身中两弹，壮烈牺牲在烈火之中，年仅24岁。
谢官记
谢官记(1909——1934)，字国安，化名周材，本县程营乡戴墩村谢湾人，读过几年私塾，1927年春，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同年在江西省党部干部训练班学习，由四川籍同学冉国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工作。毕业回家后，任中共湖北省黄梅县卓壁镇(东区)区委委员，负责宿松县南乡党的组织工作，后担任松南区委委员，黄梅暴动失败后，松南区委与黄梅党组织失去联系。1928年3月，他由同乡罗国华介绍加入蕲、宿、太工委，并担任中共南归第二支部组织部长。不久，任南归第三支部书记。1932年3月，谢被任命为宿松松南游击大队大队长。他组织贫民团，领导农民抗租、抗息、济贫，并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土豪劣绅。1932年6月，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南昌感化院，后被转押在国民党安徽省反省院(安庆)，受尽折磨，他毫不屈服。1934年6月23日，谢官记遭受反动派的剥皮酷刑，壮烈牺牲。
朱育琪
朱育琪(1907——1937)，又名朱超云，生于宿松县钓鱼台乡三合村桥头屋一个贫农的家庭。
民国七年(1918年)，入万寿庵高等小学学习。
1927年，北伐军挺进宿松。他四出奔走，发动群众迎接革命高潮。同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的派遣，进入黄埔军校安庆分校短训班学习，结业后投身北伐。
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他回到家乡，参加了邱山西三区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工作，担任武装委员。
1932年，他婚后第二天，即赴黄梅、九江等地，寻找党组织。
1935年5月，皖西英山、潜山、太湖、岳西边区便衣队中队长汪少川根据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等首长指示，前来宿松罗汉尖一带山区开展工作，经请示皖西特委批准，指定朱育祺为罗汉尖大中华抗日救国军(党内称红二十八军宿松游击大队)司令员。
朱育祺担此重任后，部队很快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300多人，促进了部队在组织、编制、武器、战斗素质等方面正规化的进程。罗汉尖很快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正月16日，国民党正规军伙同县、区保安团和地方猎户队，兵分3路，向罗汉尖进逼。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避免因敌强我弱硬拼而带来的恶果，朱即果断命令全军转移，敌军围剿扑空。
1936年2，高敬亭亲来罗汉尖视察，表扬了朱育祺的革命事迹，并拨给救国军长、短枪共21枝。
1936年4月底，罗汉尖大中华抗日救国军改编为红二十八军六路游击师，朱育琪任师长。他抓住有利时机，率领部队围剿反动武装猎户队老巢三面尖。经过一小时激战，全歼猎户队，匪首陈金旺被迫跳崖自杀。至今，在当地群众中还流传着当年盛传的一首顺口溜：“好个朱师长，杀敌本领强，消灭猎户队，除了陈金旺。”
1937后2月，六路游击师正式编入红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在奉调西进途中与国民党军队遭遇，朱育琪牺牲于激战中，时年30岁。
李恒高李启高李全开
李恒高、李启高、李全开叔侄三人，世居本县许岭乡李林村，出身于船民家庭。
1949年3月，国民党军队溃败南逃。3月27日，刘邓大军进驻宿松，准备渡江作战。李氏叔侄献船献技，参加了渡江船工队伍，与全县参加渡江船工一道，担负着渡江第一梯队的主攻渡江任务。
4月21日，17时许，指战员登船布置就绪，船队即向华阳河口进发，隐蔽在河口东岸待命。当天23时左右，“启航”命令下达，船工们奋力摇桨，船队冒着敌岸射出的密集弹雨飞速前进。当船队接近南岸的时候，李恒高不幸中弹牺牲。他的弟弟李启高没流一滴泪。急忙扶正航向，又一颗流弹穿过李启高的胸膛，他也牺牲在船舵旁。这时，腿部已负重伤而仍在奋力摇桨的侄儿李全开，立即站到二位叔父遗体旁，掌起船舵，稳住航向。当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的腹部时，他紧抓着船舵不放，大声呼喊邻近船工刘精华带动他的船一同前进，当刘精华顶着他的船前进时，他才松开了紧握船舵的双手，倒在二位叔父的身边。
1973年8月，安庆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李恒高、李启高、李全开为革命烈士。
周高义
周高义(1956——1979)，本县铜铃乡人。1976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南京军区十八团机炮连战士，1979年入党。1978年，在国防施工中，勇敢地担任排险工作，受到营党委的嘉奖。当部队下达支边任务后，为了打击越南侵略者，保卫边疆，他迫切要求上前线。1979年1月，他的愿望实现了。从祖国的东大门，来到了南部边疆，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他在自卫反击战中，不怕牺牲，勇敢沉着，冲锋在前，给同志们作出了榜样，特别是在攻打高巴岭六、七号阵地战斗中，执行命令坚决。战斗打响后，他迅速选择好有利地形，向敌阵地发射第一颗炮弹，引出了敌人的火力点，为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不幸被流弹打中。然而，他意志坚强，不流泪，不喊痛，坚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79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周高义追记三等功，并批准他为烈士。
叶桂红
叶桂红(1968——1982)，家住本县坝头乡西口村八厂队，读过几年小学。
1982年9月2日，八厂队一群牧童在大官湖畔的湖滩上放牛，年满14岁的叶桂红，因前几天打摆子，手上又生了小疖，身体比较虚弱。当天9时许，牧童们陆续赶牛回家吃早饭，突然，一头水牛泅到排水沟对岸。牧童叶淑芳看到自家的牛跑了，立即跳入水沟，想过去牵牛。可是沟有4米多宽，2米多深，水流又急，不会水的叶淑芳惊慌失措，急忙跳入水中，乱喊几声就“咕都”地沉入水底。同伴王焰花看到淑芳落水，拼命喊人抢救，走在前面的叶桂红听到喊声，丢下牛绳，迅速转身向后沟边跑去，因饥饿、心急，路又不好走，突然扑通地被水草绊倒，她顾不得疼痛，爬起来向水沟冲去。这时淑芳正在水中挣扎，水面直冒水泡。在这紧急关头，不会水的叶桂红毫不犹豫地跳进水沟，使尽全身力气把淑芳推到岸边，在桂红和同伴的营救下，淑芳得救了，叶桂红因病体弱，用力过猛，沉入水底，英勇献身。
为了表彰叶桂红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1983年2月1日，共青团宿松县委作出决定，授予叶桂红“优秀少年”称号，并号召全县青少年向叶桂红学习。
徐文藻(1905——1927)，又名世良，出生于洪岭乡松梅村的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7岁读私塾，后相继在黄梅县八角亭小学、湖北楚材中学、江西九江同文书院读书。1926年考入湖北法科大学学习。同年夏，在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党的指示，辍学回家，受聘在佐坝王岭的宿松县第三模范小学任教师。他利用业余时间，在金碧岭创办补习班，传播革命思想，团结有志青年，并四出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同年10月间，他在佐坝松梅岭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宿松县临时执行委员会”。
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宿松县支部”在宿松县城成立，徐文藻担任了书记职务。月底，中共宿松支部及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为旧军阀政府所悉，徐被捕下狱。这时北伐军已进驻黄梅，威震宿松。县长蔺星阶迫于形势，只得准以具保释放，并令徐离开宿松，不得再在宿松境内从事革命活动。2月1日，徐与家人除夕团聚，亲笔题写春联：“革命重兴革除旧习，共和再造共乐新年”，表达他对革命的坚定意志和执著的追求。春节一过，他被迫离开家乡，再赴武汉。2月上旬，与当时驻武汉的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负责人朱蕴山、周新民、柯庆施取得了联系，并被委任为国民党宿松县党部常委委员。
徐文藻回县以后，立即秘密组织“北伐后援会”，积极筹措粮食及其它军需物资，并组成向导队，前往黄梅迎接北伐军。
2月16日，北伐军进驻宿松，25日由一师政治部张声(中共党员)具体指导，在县城松滋书院成立“中国国民党安徽省宿松县党部”，并由徐文藻、张曙明、黎宗铭等任常务委员。在县党部的领导下，各地纷纷建立区党部、区分部、县工会、农会、工团军和纠察队，积极配合北伐军，驱除盘踞在宿松边境的奉系军阀孙传芳残部，扫荡县境内部分地方武装，镇压土豪劣绅、大恶霸，为民除害。
3月中旬，徐文藻接左派省党部筹备委员会通知，于19日和钟国汉、黎宗铭、尤正球、张国屏、潘逸云、张曙明等人，取道复兴，乘小轮赴安庆参加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徐会后返县，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召开二千多人的大会，处决了反动的商会会长高保祺及其子高谷生。随后去黄梅参加国民革命军二军召开的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大会。他代表宿松县党部题写悼念挽联：挽联云：“想起那弹雨枪林，一战定东南，强邻让步，军阀倒台，振奋民族精神，毕竟河山壮色；说什么共产赤化，厉声问党贼，地权平均，资本节制，全部民生主义，有无阶级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宿松，5月17日，由张声、徐文藻主持千人讨蒋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县党部向全县发出讨蒋通电，号召全县人民一致讨蒋。
宿松的革命运动，使反动阶级极其恐慌。他们勾结国民党安徽省右派势力，陈调元派吴振东率兵水陆并进，袭击太湖、宿松，于5月28日拂晓，吴振东亲率一连人马，偷袭宿松县城，逮捕了徐文藻。5月29日，由吴振东主持在县城老厅将徐文藻、钟国汉杀害。徐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呼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2岁。
钟国汉
钟国汉(1896——1927)，本县城关镇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手工业工人家庭，从小随父做漆工，1926年冬，由共产党员徐文藻介绍参加地下革命活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宿松县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
1927年2月16日，北伐军第一、二师进驻宿松县城，25日成立了以徐文藻为首的国民党宿松左派县党部及常务委员会，钟国汉担任县党部委员兼县总工会主席。他积极组织发展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工会组织，建立了一支由46名优秀工人组成的“宿松工人纠察队”。在城内开展了查馆、查店、查赌博、查流娼、查鸦片等“五查”活动，先后查封了烟馆10处，取缔娼妓6家，缴获和焚毁了大批赌具和毒品，开展破除迷信、改良风俗和反对崇洋媚外的斗争，纠察队在打击土豪劣绅、惩治贪官污吏、保卫革命政权、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宿松县的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县党部逮捕了恶霸地主高保祺及子高谷生后，流氓头子高涤泉利用宗族势力，操纵400多人，手持刀、矛等凶器，冲进县党部，妄图劫狱暴乱。钟国汉一面亲自带领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阻击，一面向受蒙蔽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及时粉碎了坏人的阴谋。
同年，在国民党右派势力制造的宿松“5·28”反革命事件中，钟国汉在县总工会被捕。次日，在县城老厅惨遭杀害，时年31岁。1952年皖北行署批准钟国汉为革命烈士。
朱赛英
朱赛英(1893——1936)，女，出生在本县北浴黄山村乡周家屋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以后，在地主家做工糊口。
1934年，共产党员汪少川在宿松罗汉尖领导一支红军队伍，开展火热的武装革命斗争。42岁的朱赛英深受影响，她动员丈夫和长子参加了游击队，自己组织20多名妇女为红军补衣、缝被、做军鞋、烧水送饭、照顾红军伤病员；同时自告奋勇，担任了侦察敌情、跑地下交通等工作。她常年挑起“头发兑针”货郎担，走乡串户，侦察敌情。由于她及时而准确地提供了情报，使得红军多次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1936年春，国民党二十五路军，伙同地方保安团和西北乡猎户队共万余人，分五路夹击罗汉尖红军。4月2日，朱赛英手提货篮在出山执行侦察任务过程中，与敌军相遇而被捕。在敌人软硬兼施的轮番审讯中，她的回答始终是三个字“不知道”!敌人当场杀害了乡、村苏维埃干部吴旭初、吴先应、洪先佑等人，接着砸死红军情报员何加福收养的红军干部之子，又用刺刀捅死何加福，威逼朱赛英说出红军伤病员的隐藏地点。朱赛英怒目相视，誓不井口。敌人又杀害了她的丈夫，她仍然毫不动摇。敌人恼羞成怒，用烧红的长枪通条穿刺她的乳房，她紧咬牙关，回答敌人“不知道”!在钢铁铸成的共产党人面前，敌人无计可施。于4月5日，在北浴乡马场将朱赛英杀害。牺牲时43岁。
祝尔昌
祝尔昌(1906——1932)。1932年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身穿单薄红军军装的中共英山中心县委秘书(原中共宿松县委书记)祝尔昌被五花大绑，由几名红军战士押上刑场。这位博学多才，曾驰骋在宿松、太湖、英山、蕲春、黄梅边界，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党的极左路线杀害了。
祝尔昌，小名嗣六，又名介眉，宿松县梅墩乡车河村祝家新屋人。1906年生于地主家庭。1923年随姐丈至北京读中学。1924年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在校参加了1925年的驱逐反动校长运动和1926年的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一八”斗争。在此期间由同学陈中奇(又名陈受根，当时任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委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下学期，转入北京政法大学俄文法政系学习。次年春，他转入武汉中山大学学习俄文。“七·一五”汪精卫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被党派遣回宿松恢复党组织，开展地下革命斗争。
1928年春，祝尔昌在东林寺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五谷庙党小组。
1929年7月，祝尔昌在东林寺主持召开了“宿松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主席。
次年5月，中共西源山支部在祝家下湾成立，祝尔昌当选为书记，组织“苦人会”，发动群众，同地主老财斗争，迫使他们开仓放粮，并将自家30余亩田地无偿分给贫苦农民耕种，并打开自家粮仓，分粮济荒。
同年7月，中共宿松县委在黄梅苏区古角北山寺成立，祝尔昌任秘书。
9月，“宿松县暴动委员会”在古角成立，祝尔昌担任主席。月底，他率领宿松县暴动委员会和红军赤卫队配合红八军四、五纵队，攻占宿松县城。不久，宿松红军赤卫队编入红十五军。祝尔昌卖掉家中竹山一百余亩，并从亲友中筹集资金，发动党员捐款，建立起宿松山区游击队，活动在皖鄂边境，打击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
1931年3月，中共宿松县委改组，祝尔昌担任县委书记。同年11月，他奉中共英山中心县委指示，与何鹏、杨弟光、李芸生等去英山参加由张国焘主持的“肃反”工作会议，会后留任英山中心县委秘书。1932年1月，祝尔昌与杨弟光一道被害，时年26岁。
1949年，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决定，追认祝尔昌为革命烈士。
王玉林
王玉林(1898——1932)，凉亭乡三德村徐家下湾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他早年丧父，靠母亲带养其兄弟4人租种地主佃田度日，他仅读了一年私塾。20岁时随舅父往湖北山区打铁。
1930年初，参加共产党和宿松游击队。“怕死不革命，革命就不怕死!”这是他在党委会明确表白的生死观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同年5月，王玉林任中共徐家下湾党小组长。10月，在他的一手筹备下，中共宿松特支在他家秘密成立。
1931年3月，中共宿松党组织在祝家下湾召开党员代表会，王玉林被选为县委委员，兼任罗汉尖游击队队长和中共徐家湾党支部书记。
1931年7月，他一方面派人潜入国民党自卫团，策动士兵起义(因叛徒告密而失败)，另一方面部署县城、凉亭、复兴、许岭、陈汉等集镇，开展大规模的革命宣传活动。8月1日清晨，全县各集镇同时张贴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条牛担种我不问，地主老财我有份!”等巨幅标语，大大地震慑了反动政权。
1932年初，中共宿松县委书记祝尔昌惨遭张国焘左倾肃反的错杀，王永成(组织委员)、段福增被国民党杀害。王玉林挺身而出，带领革命党人继续战斗。2月20日(农历正月元宵节)，他为首组织召开了打杵槎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宿松县特区委员会，当选为特区区委书记。3月间，他在木耳石组织成立了宿松特区苏维埃政府。
1932年10月问，红二十七军在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率领下，挺进宿松，他领导的宿松游击队编为红二十七军的向导队，鄂皖工委书记、军政委郭述申在白崖寨关帝庙主持召开了宿松向导队全体同志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蕲宿太工作委员会，王玉林被任命为工委委员。
1932年11月，因叛徒告密，王玉林不幸被捕，并遭杀害。临刑前，他视死如归，面对敌人的酷刑，他痛斥敌人是祸国殃民的草芥。
汤作英
汤作英(1876——1932)，生于本县西源乡河西村。青少年时期在家务农，成人后嫁到本乡黄大口白果树，以农为生。1914年，丈夫熊灿林病故，她在极苦的环境中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底，西源乡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开展地下斗争。50多岁的汤作英带头加入了党组织。在她的影响下，70多户的白果树就有50多人参加了共产党。1929年宿松县革命委员会在东林寺小学成立时，汤作英当选为宣传部长、委员。
1932年农历9月7日，宿松县“铲共”团和自卫队共100多人，包围了白果村，坏人熊正香告密，汤作英与小女熊的英(17岁，共产党员)同时被捕，敌人对她施用踩扛子等酷刑逼供，她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慷慨陈词：“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同年11月，汤作英和同时被捕的中共宿松特区书记王玉林，在宿松县城英勇就义。
杨学源
杨学源(1911——1934)又名碧华，出生于宿松县东洪乡碧溪村(现名农技村碧溪下屋)。幼年入私塾，后分别在北山小学和安庆一中读书。17岁高中肄业，破格考入上海大厦大学。能诗善画，写一手好魏碑字，爱好音乐，会弹风琴。他自编自唱的《穷人调》，深受贫苦农民欢迎。
1929年，杨学源在上海大厦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4月，因在沪西组织发动并指挥纱厂工人罢工，暴露了身份，被学校当局取消学籍，流落街头，靠写字卖画营生，坚持地下革命工作。
1931年春，经上海党组织与鄂东苏维埃边区政府联系，杨学源被任命为中共宿松特区(湖区)区委书记，回到家乡。他以举行婚礼为掩护，召集了有张晖、石林、叶光欧、许卓斋、廖瑞荣等40多位革命党人参加的会议，成立了“宿松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杨学源当选为主席。
婚后，杨学源以许岭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领导整个特区的革命工作。其妻石毛妹作为一个革命伴侣也成为党的地下联络员。
1932年4月，宿松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国民党县政府通缉杨学源。中共宿松特区与鄂东苏区失去了联系，杨只得去江西彭泽寻找党组织，与赣北特区周庆川(周静轩)取得了联系，确定宿松特区受赣北特委领导。杨学源回到宿松，在长湖口三角墩秘密成立了太宿望中心县委，挑起县委书记重担，并组织了革命武装“松南游击队”，他任命谢官记为大队长，活动在汇口、程营一带打击敌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许岭、城关、复兴、二郎、凉亭等地先后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几千人参加的贫民团、互济会、孔圣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他汁划在学校建立革命武装，因买枪事败而未果。
同年12月，蕲宿太工委在山区遭到敌人围剿，与鄂皖工委失去联系，被迫转移到湖区，与太宿望中心县委合并，改为中共蕲宿太彭(泽)工委，陈开运任书记，杨学源任副书记、工委委员等职。
1933年3月，因敌人疯狂“围剿”，湖区党组织难以立足，工委分散隐蔽，陈开运、杨学源只得再赴江西寻找党组织，很快与中共浮梁县委取得联系。5月，杨受中共浮梁县委派遣，与柳士钦同湖区视察，传达了关于宿松党组织隶属闽浙赣党组织领导的意见。
由于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危害，杨学源曾一度被排斥在革命组织之外，流落街头，病困牛棚，受尽千辛万苦。贫病中他仍以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撰写了《宿松青年应走的路》、《苏联和平外交是不是放弃革命》、《牧牛者的哀歌》、《我的一九三三年》等宣传革命的文章。
1934年临近春节，杨学源秘密还乡，坚持地下工作，随后再次赴江西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在浮梁县委工作了一段时间。4月被闽浙赣党组织任命为红十军游击队司令员，活动在彭泽县一带，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红军主力长征后，杨学源留守彭泽县磨鹰嘴。在一次突围战斗中，因寡不敌众，兼之敌人纵火烧山，杨学源为掩护游击队主力转移，身中两弹，壮烈牺牲在烈火之中，年仅24岁。
谢官记
谢官记(1909——1934)，字国安，化名周材，本县程营乡戴墩村谢湾人，读过几年私塾，1927年春，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同年在江西省党部干部训练班学习，由四川籍同学冉国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工作。毕业回家后，任中共湖北省黄梅县卓壁镇(东区)区委委员，负责宿松县南乡党的组织工作，后担任松南区委委员，黄梅暴动失败后，松南区委与黄梅党组织失去联系。1928年3月，他由同乡罗国华介绍加入蕲、宿、太工委，并担任中共南归第二支部组织部长。不久，任南归第三支部书记。1932年3月，谢被任命为宿松松南游击大队大队长。他组织贫民团，领导农民抗租、抗息、济贫，并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土豪劣绅。1932年6月，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南昌感化院，后被转押在国民党安徽省反省院(安庆)，受尽折磨，他毫不屈服。1934年6月23日，谢官记遭受反动派的剥皮酷刑，壮烈牺牲。
朱育琪
朱育琪(1907——1937)，又名朱超云，生于宿松县钓鱼台乡三合村桥头屋一个贫农的家庭。
民国七年(1918年)，入万寿庵高等小学学习。
1927年，北伐军挺进宿松。他四出奔走，发动群众迎接革命高潮。同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的派遣，进入黄埔军校安庆分校短训班学习，结业后投身北伐。
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他回到家乡，参加了邱山西三区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工作，担任武装委员。
1932年，他婚后第二天，即赴黄梅、九江等地，寻找党组织。
1935年5月，皖西英山、潜山、太湖、岳西边区便衣队中队长汪少川根据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等首长指示，前来宿松罗汉尖一带山区开展工作，经请示皖西特委批准，指定朱育祺为罗汉尖大中华抗日救国军(党内称红二十八军宿松游击大队)司令员。
朱育祺担此重任后，部队很快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300多人，促进了部队在组织、编制、武器、战斗素质等方面正规化的进程。罗汉尖很快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正月16日，国民党正规军伙同县、区保安团和地方猎户队，兵分3路，向罗汉尖进逼。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避免因敌强我弱硬拼而带来的恶果，朱即果断命令全军转移，敌军围剿扑空。
1936年2，高敬亭亲来罗汉尖视察，表扬了朱育祺的革命事迹，并拨给救国军长、短枪共21枝。
1936年4月底，罗汉尖大中华抗日救国军改编为红二十八军六路游击师，朱育琪任师长。他抓住有利时机，率领部队围剿反动武装猎户队老巢三面尖。经过一小时激战，全歼猎户队，匪首陈金旺被迫跳崖自杀。至今，在当地群众中还流传着当年盛传的一首顺口溜：“好个朱师长，杀敌本领强，消灭猎户队，除了陈金旺。”
1937后2月，六路游击师正式编入红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在奉调西进途中与国民党军队遭遇，朱育琪牺牲于激战中，时年30岁。
李恒高李启高李全开
李恒高、李启高、李全开叔侄三人，世居本县许岭乡李林村，出身于船民家庭。
1949年3月，国民党军队溃败南逃。3月27日，刘邓大军进驻宿松，准备渡江作战。李氏叔侄献船献技，参加了渡江船工队伍，与全县参加渡江船工一道，担负着渡江第一梯队的主攻渡江任务。
4月21日，17时许，指战员登船布置就绪，船队即向华阳河口进发，隐蔽在河口东岸待命。当天23时左右，“启航”命令下达，船工们奋力摇桨，船队冒着敌岸射出的密集弹雨飞速前进。当船队接近南岸的时候，李恒高不幸中弹牺牲。他的弟弟李启高没流一滴泪。急忙扶正航向，又一颗流弹穿过李启高的胸膛，他也牺牲在船舵旁。这时，腿部已负重伤而仍在奋力摇桨的侄儿李全开，立即站到二位叔父遗体旁，掌起船舵，稳住航向。当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的腹部时，他紧抓着船舵不放，大声呼喊邻近船工刘精华带动他的船一同前进，当刘精华顶着他的船前进时，他才松开了紧握船舵的双手，倒在二位叔父的身边。
1973年8月，安庆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李恒高、李启高、李全开为革命烈士。
周高义
周高义(1956——1979)，本县铜铃乡人。1976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南京军区十八团机炮连战士，1979年入党。1978年，在国防施工中，勇敢地担任排险工作，受到营党委的嘉奖。当部队下达支边任务后，为了打击越南侵略者，保卫边疆，他迫切要求上前线。1979年1月，他的愿望实现了。从祖国的东大门，来到了南部边疆，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他在自卫反击战中，不怕牺牲，勇敢沉着，冲锋在前，给同志们作出了榜样，特别是在攻打高巴岭六、七号阵地战斗中，执行命令坚决。战斗打响后，他迅速选择好有利地形，向敌阵地发射第一颗炮弹，引出了敌人的火力点，为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不幸被流弹打中。然而，他意志坚强，不流泪，不喊痛，坚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79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周高义追记三等功，并批准他为烈士。
叶桂红
叶桂红(1968——1982)，家住本县坝头乡西口村八厂队，读过几年小学。
1982年9月2日，八厂队一群牧童在大官湖畔的湖滩上放牛，年满14岁的叶桂红，因前几天打摆子，手上又生了小疖，身体比较虚弱。当天9时许，牧童们陆续赶牛回家吃早饭，突然，一头水牛泅到排水沟对岸。牧童叶淑芳看到自家的牛跑了，立即跳入水沟，想过去牵牛。可是沟有4米多宽，2米多深，水流又急，不会水的叶淑芳惊慌失措，急忙跳入水中，乱喊几声就“咕都”地沉入水底。同伴王焰花看到淑芳落水，拼命喊人抢救，走在前面的叶桂红听到喊声，丢下牛绳，迅速转身向后沟边跑去，因饥饿、心急，路又不好走，突然扑通地被水草绊倒，她顾不得疼痛，爬起来向水沟冲去。这时淑芳正在水中挣扎，水面直冒水泡。在这紧急关头，不会水的叶桂红毫不犹豫地跳进水沟，使尽全身力气把淑芳推到岸边，在桂红和同伴的营救下，淑芳得救了，叶桂红因病体弱，用力过猛，沉入水底，英勇献身。
为了表彰叶桂红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1983年2月1日，共青团宿松县委作出决定，授予叶桂红“优秀少年”称号，并号召全县青少年向叶桂红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