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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卒年先后为序)
陆遐龄
(1803~1853)
陆遐龄祖居定远县荒沛桥(今长丰沛河乡)旗杆村。父怀珠武秀才,有田十二顷,为当地富豪。陆年轻习武,重义气,乐助人。当地人说:“穷人找他借钱,连口袋底子倒给你。”炉桥镇绅耆方浚颐,看准荒沛桥前郢村盛姓住宅是“风水宝地”,请陆帮忙谋取做祖坟。陆慨然将自己一所庄园换取盛姓住宅,拱手送给方家。
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陆家与田邻瓦屋刁村富豪刁宗葛,为一块石板相争,发生械斗,被一齐送进省狱。咸丰三年正月十七日(公元1853年2月24日),太平军首克安庆,陆、刁同时获释。陆接受太平军使命,回乡后,于正月二十七日发动起义,家乡百姓纷纷响应,一夜之间他的庄园就住满了聚义平民。为了解决起义人员的吃饭问题,他派人到炉桥镇向方浚颐筹借,方不许。陆闻言拍案大骂方某负义,当即将方家粮仓抢了,并掘开盛姓宅基地的方家祖坟,树起“随天大王”旗,首打清军坐探刁宗葛的瓦屋刁村,一举成功。定远知县郭师泰得报后率兵前来剿捕,三次三败。接着,陆率义军围攻军事要地炉桥镇。这时驻军宿州的兵部侍郎周天爵派游击刘玉豹率军千余杀奔炉桥。陆为慎重对敌,主动撤围,在左家店一带设伏,打败刘玉豹。周天爵慌忙调遣投降的捻军,会同寿州知州金光部,把陆的起义军团团围住。三月五日,陆父子率精锐千余突围,转战到庄墓桥,仍坚持圩寨战术,不幸中敌奸计,于三月九日深夜被诱捕。三月十二日,陆遐龄及长子聚奎等四十余人,在炉桥温家土地庙前被杀害。
聂士成、聂宪藩
(1840~1900、1880~1933)
聂士成字功亭,合肥北乡(岗集乡聂祠堂)人,幼年父死家贫,母子相依,租种几亩地勉强维持生计。聂为人豪侠仗义,曾有一夏姓商贩被匪徒追杀,聂母设法藏匿,幸免于难。聂归家后热情相待,结为好友。不久,夏弃商从军,入袁甲三部当兵。咸丰九年(1859)升任哨官驻临淮关,致书请聂到军中任职。从此,聂士成投身军旅,开始了四十年戎马生涯。
同治元年(1862),聂转入淮军当把总,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因屡建“战功”被升为总兵,与王孝棋、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侵犯台湾,聂奉命增援,连战皆捷,终于把侵略军驱逐出海峡。回大陆后统率庆字军驻旅顺,常轻骑出巡东北三省,绘制山川要塞图,打算在更大的范围内守土卫国。光绪二十年,朝鲜东学党事起,聂率部随直隶提督叶志超入朝“平乱”,日本也以“护侨”为名入侵朝鲜,一手挑起中日甲午之战。历牙山、公山、平壤、虎耳山诸战役,聂奋勇苦战,予敌重创;在辽东战役中扼守大高岭,收复连山关,击毙日将富刚三造,使日军上将立见尚文穷于应付。聂以战功卓著获得朝野称誉,被提升为直隶提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攻华北,聂奉命迎战天津紫竹林租界敌军,激战数日,敌军受创甚剧,供认“此次华人之勇敢从未所见。”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聂军坚守八里台桥,敌军使用绿气炮,军士伤亡惨重,聂身中七弹仍指挥作战。营官宋占标哭求聂公后撤,他说:“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当以死战守桥。”就在这时一发炮弹爆炸,聂倒地身亡,实践了他生前“吾目未瞑,必尽吾职”的誓言。清廷为表彰其功绩,追赠太子太保,谥忠节。天津人民为纪念这位爱国将领,把八里台桥改名“聂公桥。”桥前立一大碑,文曰:“聂忠节公殉难处”,两边佩联曰:“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精忠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聂宪藩字维成,聂士成子,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回国后任直隶营务处提调、济南巡防队长等职。民国元年6月,任山东登州总兵,2年8月改任烟台镇守使,升中将衔。8年12月任安徽省长,10年8月辞职,次年任步军统领。
倪映典
(1885~1910)
倪映典字炳章,合肥北乡(今吴店乡)人,少时家贫,随兄映书读私塾。十九岁入安徽武备练兵学堂,于光绪三十年(1904)毕业,又以优异成绩考入金陵南洋陆师学堂炮兵科,兼习马术。毕业后,任炮标队官,与标统赵声、管带柏文蔚及冷、龚振鹏等集会南京鸡鸣寺,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三年,应革命同志顾忠琛等邀请到安庆新军任炮队教练,又改任第卅一混成协炮兵管带。次年因密谋发动起义事泄,离皖去广州,入新军任炮队见习排长。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去燕塘炮一营发动起义,被公推为总司令。清水师提督李准派童长标来劝降。倪指责童说:“你不是某某介绍加入我党的吗?今义旗已举,何不响应?”童惭愧退出。这时另一路清军从杨箕村进至黄枝岗,抄到义军背后,倪一马当先,率队猛冲,不幸中弹落马,壮烈牺牲。
燕塘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深为痛借,称倪为“广州革命的主干人物”。
吴旸谷
(1883~1911)
吴旸谷名春阳,合肥北乡(双墩乡)人。家庭为书香门第,父少庵慷慨有大节,对清政府的腐败,非常痛恨,常以学行督励自己的儿辈。吴少时,孝敬父母,与兄弟和睦相处。年届弱冠,即以义侠闻名乡里。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自强会,次年到上海办青年学社,与《警钟报》携手合作,倡导革命。同年冬,谋刺清吏王之春未成,青年学社被查封,遂东渡日本。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同盟会,吴为发起人之一,并奉派回国,主持长江中下游之盟务。在南京联络赵声、柏文蔚、倪映典等,秘密集会于鸡鸣寺。安徽创新军,吴莅皖投身卅一混成协炮营弁目养成所,策划新军待机起义。不料被官方发觉,追捕极严,被迫潜避寿州芍陂学堂。一年后重返安庆密谋发难,又被侦知,只得返回故乡,在合肥以办学堂为掩护,等待时机。
宣统三年(1911),到上海同盟会机关部,为武装起义奔走于安庆、上海之间。武昌起义时,他带病赴武汉会晤黎元洪,商量鄂军援皖事宜。10月28日回安庆发动起义,迫使安徽巡抚朱家宝于11月8日宣布独立。参加起义的同志主张推吴为都督,他坚辞不受说:“东南未定,战事方殷,不便以一身羁留安徽。”这时安徽军政府发生内讧,浔军黄焕章借机入皖,为非作歹,吴闻讯立见黄焕章,严辞指责,黄丧心病狂,于11月18日夜间,向吴连开七枪,一代精英惨遭杀害,遗体安葬在故乡双墩乡黑树棵。民国统一后,被追赠陆军上将。
钱玉兴
(1830~1912)
钱玉兴字荣山,出生于寿州东乡(今长丰县境)。幼时因父死家贫,曾在舜耕山南的山朱家,替富户放猪。以后又肩挑货郎担沿街叫卖,过着半商半乞生涯。
咸丰年间,太平军进至安徽中部,钱投身太平军。同治二年(1863)十月,在苏州与李鸿章淮军作战,接受淮军总兵程学启(亦太平军降清)的指使,劝诱太平军将领郜永宽等八王投降,从此入淮军程学启部。同治三年正月参加淮军攻占嘉兴之役,程学启战死,他转投淮军将领刘秉璋。太平军失败后,钱随刘秉璋镇压捻军,转战于淮、徐、齐、鲁、楚、豫之间。以“剿捻”有功被保举为记名总兵,赏厉勇巴图鲁。光绪元年(1875),钱任江西抚标右营游击。
光绪十年,中法战起,法军进犯东南沿海,浙江巡抚刘秉璋奏调钱玉兴参与镇海防务,任统领亲兵小队等营总镇,防守梅墟招宝山一线,筑土墙,修炮台,备极辛苦。次年正月法舰来犯,钱指挥开炮,连伤法舰二艘。数日后,法舰又驶入虎蹲山北,钱军燃炮迎击,命中法旗舰烟囱和船桅。法舰自此以后不敢再犯招宝山口门。敌人屡挫之后,退泊金塘。二月四日夜敌一大舰倚游山为屏蔽,向前抛泊,钱亲率敢死队,潜运后膛车轮炮八尊,伏南岸清泉岭下,五日凌晨开炮突然袭击,五炮命中,杀伤法军颇多,后传法军主将孤拔也在这次战斗中受重伤。
镇海抗法战争之后,适遇浙东水灾,钱玉兴筹款赈济,救活了许多灾民。光绪十二年,钱玉兴随新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入川,统领节制寿字六营,不久提升为重庆镇总兵,署四川提督。光绪十六年捐银三百两资助家乡纂修《寿州志》。未几以涉嫌人命案,被革职回原籍,病死于民国元年。
范鸿仙
(1882~1914)
范鸿仙名光启,合肥北乡(今夏店乡)人、父彦达参加太平军,后于村塾教童馆。鸿仙天资颖悟,勤奋好学,少时随父读“四书”,稍长去贡生李淡炎处深造。青年时期就以文章雅博闻于乡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离家赴沪,加入同盟会,担任于佑任办的《民吁报》编辑,常以“孤鸿”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孙中山对他的文笔犀利大加赞赏:“光启一支笔,胜十万雄师”。以后又先后担任《民吁报》、《民主报》社长、总理。宣统三年(1911)七月,被推为同盟会总部候补文事部长和安徽分会主持人。
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与策动徐绍桢起义,光复金陵;并征得孙中山同意,募集江淮健儿5千,号称“铁血军”,自任总司令,待命北伐。南北和议达成后,仍回上海主持《民主报》。宋教仁被杀,范又挺身而出,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潜往日本,力赞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民国3年春,返回上海发动反袁革命,策动北洋军内部倾向革命的将士为内应,准备攻打上海镇守使署。农历九月二日凌晨,袁世凯收买的一伙匪徒从窗口跳入,向范连刺七刀,当时殒命。
范鸿仙遇害,中外震惊,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范君系安徽旧同志,办事日久;此次担任上海事,已运动北军过半。袁贼知其势不可遏,乃悬暗杀之花红6万元,其死与宋教仁相类……革命不患成功之迟早,而患死事之无人,有此模范,有此影响及千各省,则革命之成功当甚近耳。范君流血以种将来之果,断非徒死者也。”民国24年被追赠为陆军上将。附葬于中山陵侧。
陈子香
(1885~1914)
陈子香名传芳,义井乡人,自幼读书,胸怀大志,常自叹说:“大丈夫不能济世,与草木何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他与堂兄陈传经、陈传海考入安庆的安徽巡警学堂,遂弃文习武。
陈在巡警学堂,受学堂会办徐锡麟的器重。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徐刺杀巡抚恩铭,陈兄弟和同学数十人,随徐一起被捕。徐遇害后,陈等被关押十多天获释回籍。次年兄弟三人又潜回安庆,于十一月十九日参加马炮营起义,失败后回乡,就地参加淮上军。寿州光复,陈在张汇滔部任营长。北上光复颖州,陈因多谋善战,被晋升为团长。进入颖州城内,陈建议将投诚清军,迅速分编到小队,以防万一。因战斗紧张,尚未着手进行,倪嗣冲围攻阜阳,投诚的清军果然开门引敌入城,淮上军坚持巷战达半月之久,牺牲很大。因孤军无援,陈等夜间越城墙突围。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战,陈兄弟再次回到家乡,等待时机。民国2年9月,寿州官兵百余人到陈家抓人未获。次年5月13日,州衙又突然开来一营人,包围了陈的住宅,为不牵连他人,陈挺身而出,自称“陈子香就是我。”敌人立即将他逮走,堂兄陈传经也同时被捕。
陈被捕后,在法庭上侃侃而言,骂审讯官是“狗官”,并写四首绝命诗。5月20日晨,兄弟二人,被害于寿州城隍庙,临刑前,高喊:“倪老舟(倪嗣冲)是强盗,袁世凯是卖国贼!”情景壮烈。
水百川
(1892~1914)
水百川名巨汇。生于水家湖一个农民家庭。少时在寿州公学读书时,与表兄王庆云和余亚农等过往甚密,并参加王领导的淮上军光复寿州之役。
癸丑年(1913)讨袁失败后,倪嗣冲攫取安徽军政大权,驻寿倪嗣冲部残酷杀害革命党人,激起群愤,屡求驱逐倪军。水趁机号召民众,拿起枪杆,消灭这些坏家伙!得到民众一致拥护。于是寿东南各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抗击倪军。
是年中秋节前,倪军4百多名,到朱家集一带抢掠百姓,遇到民众武装围攻,枪声四起,倪军心虚,被迫后退,民众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寿州东门大桥。傍晚各路民众共2万余名,集结于寿城东九里岗商定,设立司令部,公推水百川为司令,杨化田、杨永明、庞得明、王占元,杨文轩、徐明甫、鲁传林等分任支队长。次日瓦埠湖西民众,亦纷纷前来参加战列,大家异常兴奋,认为破城有望。入夜再次攻城,喊声大作,极为雄壮,奈因城高坚固,易守难攻,杨化田于仰攻时,中弹身亡,民众也相继牺牲三、四十名。水见伤亡太重,即令撤回,再作计议。这时倪军又在四顶山布置炮兵,向九里岗轰击,民众又有伤亡。水认为,大家出于义愤,仓卒举事,孤立无援,如再坚持,退路亦将断绝,于是决定分散撤退。水遂往上海王庆云处避难,后与革命党人管鹏、王建芳等回皖策划讨倪,不料刚到芜湖,即遭倪嗣冲密探暗算,被捕遇害。
陶淮
(1900~1927)
陶淮名仁爱字南表,陶楼乡人。少时从秀才邓子美读私塾,20岁与乡人胡萍舟(允恭)同入芜湖第二甲种农校,民国12年又同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同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县内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
陶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利用寒暑假回乡,宣传马列主义。杨庙张如屏在他的引导下参加革命,张称陶为“我革命的引路人”。民国14年陶去苏联东方大学深造,次年回国,在武汉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工作。民国16年蒋汪合流,反共清党,陶在武汉被捕遇害。同乡陶久仿把烈士遗骸安葬在汉阳一个山坡上,不久陶久仿亦被害,遗骨遂不可寻。
王影怀
(1902~1923)

王影怀名三德,又字荫槐、映淮,生于杨公乡汤王庙,佃农家庭。十岁入汤王小学读书,民国6年考入凤阳安徽第五师范,学业大进,且工书画,深受师长器重。“五四”运动期间,他参与有名的“凤师学潮”,并被选为凤师学生会、凤阳学联负责人。毕业时以品学兼优,被留在校附属小学任教员。
民国10年安庆发生“六二”惨案,他被凤阳学生选为代表,赴安庆参加省学联会议。回凤阳后,召开教育界大会,愤怒揭露军阀倪道、马联甲暴行,并发动凤阳教育界及工商界举行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安庆学生的正义斗争。12年冬,寒假回家,经薛卓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3年春,王奉党的指示在凤阳秘密建党,发展王培德、王粟一、孟龄九等人入党。民国14年下半年,他以汤王小学校长为职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次年夏和薛卓汉、曹广化等三十多人奔赴武汉,参加北伐,并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期间,介绍吴则鸣入党。民国16年7月回皖,仍在汤王庙小学任校长,与吴则鸣、王经德三人编成党小组并任组长。以后又派吴则鸣到姚皋小学任教,发展党组织。同年初冬,王到寿县教育局担任主管经费的委员,利用职务之便,把公款八百多元,移作党的活动经费。民国17年3月在中共寿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当选为县委书记。会后他在农村发动群众揭露地主劣绅的反动罪行,组织农民开展“减租”、“抗租”斗争,取得了胜利。在县城两次发动寿县中学学生驱逐封建校长黄景孟;组织“反基督大同盟”,驱逐美国传教士。5月29日在城关组织纪念“五卅”惨案三周年大会,并游行示威。通过一系列斗争,寿县党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民国17年夏,白色恐怖严重,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王以顽强毅力和灵活方式坚持斗争。9月,党中央来人通知他到安徽省临委任秘书。不料到临委驻地芜湖不久,被叛徒告密,于9月23日被捕,27日被押往安庆,受尽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族叔祖王凤栖前往营救,劝他自首出狱。他说:“与其求生而害义,宁可抛头殉节。我为真理而斗争,生死在所不计。”凤栖老人见他视死如归,只好挥泪而别。12月16日晨,面对敌人枪口,王影怀痛骂道:“现在的黑暗是黎明前的黑暗,你们快完蛋了!”随后在“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
徐百川
(1901~1931)
徐百川原名张开泰,又名张泉,吴店乡包岗村人。民国12年考入合肥正谊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于民国14年赴广州入黄埔军校,并参加北伐战争。民国16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民国1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安徽开展革命工作,民国18年参加皖西六霍暴动。民国19年初被任命为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师长,率领所部连续收复麻埠、独山、牛坡疃等地。2月29日在六安中心县委主持下,制定了先打英山、霍山,后打潜山的军事计划。4月6日,徐率部长途奔袭,直取英山,是夜在肖伯堂等内应配合下,战斗不到两小时即占领英山县城。4月12日又乘胜攻占霍山县城。是役共毙伤敌潘善斋旅200余名,缴枪80余支,生俘敌自卫团总指挥秦华轩。5月初粉碎敌沿途的武装阻击,占领潜山水吼岭,收复天堂根据地。
民国19年6月,徐改任新组建的红军独立师师长,奉命率部配合主力截断长江,参加解放武汉的外围战,进至黑石渡时前有淠河挡路,对岸有敌重兵防守,一连三天三夜进行数十次偷渡、抢渡均告失败,部队伤亡近50人。徐毅然决定撤离黑石渡,转移闻家店,使部队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民国20年秋,在湖北红安县檀树岗,被张国焘诬以“改组派”罪名杀害。
王培吾
(1906~1931)
王培吾名报德,又名王安国,杨公乡汤王庙人。童年在家放牛,12岁入汤王小学读书。民国13年秋,考入芜湖第二甲种农校。民国1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民国1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秋被选为中共芜湖地委委员,并一度代理地委书记。民国16年秋赴苏联学习。民国17年夏曾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民国18年冬回国,写了一篇题为《家乡三年经济变化》的农村调查文章(已佚)。
民国19年,奉命参加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任红一军二师政治委员,10月被选为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委员。这一年先后在金寨、鹅毛岭、麻埠、独山、叶家集、苏家埠等地连战皆捷,巩固并扩大了革命根据地。陈调元见皖西纷纷告急,忙令其四十六师及警备二旅,配合李鸣钟的三十师向金寨反扑。12月30日,王率部还击,激战于鲜花岭。突然流弹擦过他的前额,血流如注,略事包扎,又挥枪上阵。各路红军配合作战,英勇杀敌,敌团长指挥不灵,扭头想跑,王手起枪响,打折他一条腿,当场活捉,敌军溃败。此役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0余名,缴长短枪1000余支,迫击炮数门,电台一部。这就是著名的香火岭战役。
民国20年2月,王调任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11月中旬,在河南光山自雀园被张国焘诬以“改组派”罪名杀害。
戚连余
(1892~1931)
戚连余,杨庙乡戚家堰人。生于富裕农民家庭,他身材高大,性情豪爽,少时崇拜侠客,想做英雄好汉。大革命失败后,地主土豪,欺压百姓,戚家小户,常受地主欺凌,他便把家里的田卖掉部分,秘密组织“红枪会”,在农村打富济贫。一度被视为“土匪”。
民国17年,中共寿县县委成立,在农村组织农会宣传革命道理。戚接受新思想,政治进步很快,便决心参加革命,要求参加农会被批准。
戚参加农会后,工作更加积极,经常带人在大井寺、上奠寺、小甸集、杨庙等地,保护农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会后他带头参加游行,高呼“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根据他在历次斗争中的表现,中共瓦埠区委于民国19年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次年春,皖北发生严重灾荒,中共寿县县委决定在瓦埠举行武装暴动,并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戚任第一中队长。2月13日上午,暴动开始,指挥部派戚中队逮捕大士绅和土匪头子方绵良等三十多人,他很快完成任务,并神速攻占地主势力最大的方小楼子。其他地主闻风丧胆,纷纷主动前来缴械,低头下跪。由于暴动指挥部错误地释放被捕的地主豪绅,这些地主纠集“联庄会”武装千余名,14日分路围攻红军游击队,戚中队奉命到张嘴子打阻击,一连打退地主武装的八次进攻。15日寿县县长亲率多股武装赶到,以十倍之优势,向戚中队发动疯狂的进攻,戚身先士卒,带领战士浴血奋战了两天一夜,随后接到瓦埠区委几经周折送来的指示信,立即制定突围方案,由戚带十七名战士掩护大队趁夜转移,在战斗中戚和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程东方
(1907~1931)
程东方字白兰,三和乡姚皋店人。九岁上小学,十五岁入合肥中学,后考入凤阳五师,学习刻苦,为人正直憨厚,受到乡邻和老师的一致好评。
五师是当时凤阳学生运动中心,程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民国16年寒假期间由吴则鸣介绍加入共产党。返校后参加驱逐校长刘士祥、县教育局长唐道甲、县长唐之春的斗争。县府对师生的革命活动,恨得要命,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开除进步学生,五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程被迫离校返乡。民国18年奉派到姚皋小学当校长,开展革命活动,当时学校一无门窗,二无桌椅,他说服父母,当掉自家20亩地,把学校修复起来。8月30日,中共凤台县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姚皋召开,程当选为县委委员,并被任命为姚皋区委书记。民国19年程分别在田家庵和大通,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和纪念“五卅惨案”大会,揭露地主和资本家的滔天罪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会后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军阀”、“打倒倪小狼”等口号。当时驻大通的省保安团长倪文轩(小狼)慌忙给程华亭(凤阳、寿县、凤台、定远四县警卫团长,程东方的长辈)打电话:“你们家的程东方拉共产党造反,还要打倒我,你要管教管教他。”为此,程华亭写信说;“你不要胡闹,要干到我这里来,有官给你当。”程回信说:“要干我自己闯,不当你那个剥削者百姓的官。”同年秋,程担任凤台县委书记,9月发动和领导白塘庙地区农民互助会起义。民国20年,凤台遭受特大水灾,百姓无家可归,县委决定开展反饥饿的借粮斗争,先后在白塘、福集区和大冯庄等地,借粮五百多石,银元八千余块,解决了部分农民生活困难。同年秋,党派程到寿风游击队工作,为了配合反饥饿斗争,游击队决定到凤台县黄家坝扒地主家的粮,以扩大影响。11月3日,游击队到黄家坝扒粮时,颍上县的红枪会头子杨巨轩纠集一千多人,加上凤台县队的一百多名武装,突然包围上来,枪声一响,扒粮的群众惊慌乱跑。程领导游击队分东西两头阻击,掩护群众撤退。在激战中程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崔筱斋
(1896~1932)

崔筱斋名兴忠,造甲乡崔小圩人。少时,天资聪慧,父亲节衣缩食,供他入私塾读书。民国10年到合肥补习功课,参加学联组织的反对安徽军阀倪道、马联甲的斗争。不久又到共产党员高语罕等主办的芜湖工读学校学习,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民国13年秋崔在芜湖加入共产党。次年1月,受派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民国15年1月,又被派到广州学习,他兴奋得彻夜难眠。当时春节临近,有人劝他过年再走,他说:“革命要紧,工作要紧。”5月到广州,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是年冬结业后与曹广化、胡济3人回到家乡崔小圩,建立肥北党支部,这是合肥地区最早建立的党组织,崔任支部书记。不久,又秘密成立“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他担任主任委员。到年底,又先后成立双河集,造甲店和刘集等四个农民协会。民国17年一度到六安。霍山地区搞农运。不久回到家乡,继续开展农民运动。民国19年秋,他相继组建了肥北区农民协会,肥北区共青团和双河妇女协会,开展抗捐、抗税,罢佃等一系列斗争。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还亲自编写和教唱了《帮工歌》。民国21年4月7日,崔根据中共合肥中心县委的决定,发动和领导了双河集农民暴动,震撼了肥北、定南和寿南。国民党当局异常惊慌,急忙从合肥、寿县调来大批正规军,并纠集四个地方民团,一齐向双河集“围剿”,崔和县委军委书记李星三等带领赤卫队和游击队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敌人进攻,松树岗一战,一举歼灭下塘团防局民团数十人。后来又转战多日,伤亡较大,决定留下崔带领赤卫队坚持斗争,其余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农历六月十六日,崔在山家岗被下塘叶奋九民团逮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大义凛然地回答:“革命终究是要成功的!我此时生死置之度外!”十八日晨,英勇就义,临刑前他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孟芸生
(1894~1933)
孟芸生名昭镛,庄墓乡人。幼年从秀才樊硕甫学古文,精通经史,尤擅长旧体诗词。民国2年参加淮上民军,在庄墓一带与倪嗣冲军作战,失败后远避黑龙江,在一小县城任教员。民国13年方振武到北方做兵运工作,孟与其相见畅谈,方大为欣赏,孟遂决计投笔从戎,跟随方转战南北。民国15年孟任方振武国民第五军军需处长。民国17年方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孟被任命为第四军团少将军需处长。民国18年方任安徽省主席,孟因病在庐山医院治病。方在南京被囚,孟中断治疗到北京隐居。民国20年方获释,决心起兵抗日,于22年偕孟到山西介休,召集旧部一万多人组成“抗日救国军”,孟受命担任中将秘书长。抗日救国军沿平汉路北上,听说蒋介石到保定,方派孟为代表见蒋,要求允许北上抗日,并给一个名义。蒋派人接见孟,说:“只准南下(剿共),不准北上(抗日)。”孟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民族危亡,军人有守土卫国之责,我们抗日的决心下定了。谁反对,铁也要把它砸烂,钢也要把它打扁!”同年5月,方部到达察哈尔与冯玉祥、吉鸿昌等会合,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10月抗日同盟军遭日、蒋夹击失败,孟于顺义县牛栏山被俘。蒋孝先亲自审问,要孟说出方振武与共产党的关系。孟大笑说:“真是奇而怪哉,堂堂的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执委,他与共产党有什么联系,到中央党部一查不就清楚了吗?”蒋孝先恼羞成怒,命令使用酷刑,孟怒目直呼:“抗日,抗日!”孟夫人携子前往探监,抱住痛哭,孟抚慰说:“不要哭,山河都已破碎,我死又何足惜!”11月17日,何应钦亲自下令将孟杀害于北平西郊海淀街后。
王庆云
(1879~1936)
王庆云字龙亭,寿州东乡(今水湖乡王圩村)人,家世务农。王少时,到离家十余里的马厂集读私塾,挑灯攻读,深夜不辍;20岁赴寿州应试,中秀才。
甲午战争后,一系列事变,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王此时受聘于炉桥储才学堂,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思想渐趋革命。在寿州城内结识从日本归国的同盟会员张汇滔、孙毓筠及张纶、袁家声等人,道同志合,遂加入信义会(即同盟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春,信义会被迫停止活动。这时,清廷为大势所趋,下诏预备立宪。王等又利用合法形式,成立“农会”,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省成立咨议局,寿州革命党人,公推王为议员,出席省咨议局会议。到安庆,会见巡抚朱家宝,指陈时势,剖析利害,侃侃而谈,引起朱重视。王遂趁机向朱进言:“淮河两岸,匪势日炽,人心浮动。宜组织团防局,剿抚互用,以资镇慑”。朱觉此意颇有见地,当即委王为局长,拨给毛瑟步枪七百支。
团防局设在寿州东乡马厂、曹庵一带,王自担任局长后,革命更具信心,经常冒雨摸黑,奔走于寿州、凤台、怀远、凤阳、定远等地,组织青壮年11名编为一班,三班为一队,三队为一大队,团防局除局长外,由杨穗九负责军事,李诱然负责内务,王占一、程华亭、水百川、邹龙亭、费子良、沈希涵、景子尚、朱保贞等分别担任大小队官。
辛亥革命爆发后,寿州及邻近各县革命党人到团防局开会,决定以团防局武装为骨干,在寿州首先发难,然后各县举义。11月4日晚,王率领全部团练和农会会员,臂缠白布为标记,进抵寿州城下。城内清兵慑于革命声威,未敢抵抗;州官和总兵交出印信投降。次日,革命军兵不血刃,宣告寿州光复,走在全省之先。
寿州光复后,成立淮上军总司令部,王被公推为总司令。全省光复后,淮上军被编为柏文蔚的革命第一军第四师,王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以不娴军事,终未到职。
民国成立后,军阀倪嗣冲大肆杀害革命党人,王被迫长期寓居上海。民国6年冬,王接受柏文蔚密令,与袁家声等,再组淮上军讨倪,并与柏文蔚等34人联名发出讨倪通电,一时淮河两岸纷纷响应,声势浩大,但因没有统一指挥,淮上讨倪军终为昙花一现。王从此息隐林泉,于民国25年病逝于淮南新居——九龙岗汪庄。
龚振鹏
(1882~1942)
龚振鹏字镇州,合肥北乡(今岗集乡)人。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在南京陆军第九镇任下级军官,与管带柏文蔚同时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十一月四日在清江举义,为苏皖响应武昌起义之先声。后任柏文蔚革命第一军第二旅旅长。癸丑讨袁,任第二军军长,率部光复芜湖,失败后被通缉,潜往日本。返国后任虎门要塞总指挥。“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寓居上海,与挚友章太炎冒险赴北平(北京),挥泪敦请张学良出兵救国。此后奔走于川、滇、桂之间,鼓动抗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曾于重庆设宴款待。民国31年桂林遭日机轰炸后,不幸染病逝世。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致电吊唁:“镇州先生,有德有才,功在民国。陪都接席,瞻仰弥殷,遽闻凋谢,实深悲悼!”时次女龚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陶退之
(1884~1943)
陶退之名仁让,陶楼乡人。幼年聪颖,家境贫寒,只读了五年私塾,就为生活所迫而辍学。15岁时,有族叔名医贤庵老人,怜其贫穷,爱其诚笃,收为门徒。从师期间,陶深感学习机会之难得,益加勤奋刻苦,三年时间就熟谙四大经典医著和历代名医著述。学徒期满就业,严格按医圣张仲景辨症施治的要领诊断用药,对疑难病症,尤其妇科,无不得心应手,求医治病者不绝于途。陶结合医疗实践,医术上精益求精,声名鹊起,医迹遍及寿南、肥北周围百余里,数十年不衰。
陶不但医术高明,且品德高尚,自己生活俭朴却乐于解囊助人。常说:“医者义也,义以解人危难之事,不能忘义图利。”他给穷苦人治病,不收诊费,对赤贫者不收药费。同乡郑相甫妻是一哑叭,身患重病,家贫无力就医,生命垂危。陶听说后,亲自登门为之治疗,旬日而愈。陶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对清末民初的腐败政治,深恶痛绝;把从事革命的进步人士余亚农、李雨村等人,引为知己。民国19年,在白色恐怖下,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张如屏等革命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与郑抱真、方和平等秘密往来。
陶晚年,仍勤学不辍,经常挑灯夜读。自己年事已高,出诊常由儿子代行,待子归来时必详细询问诊断用药情况,并令其结合医著解释一些具体病症的处理,回答稍有疏漏,必严加训斥。子剑秋为当今县内名中医之一。常说:“思之先君,不仅是严父,亦一良师也。”
李雨村
(1879~1945)
李雨村名传良,字少球,一字元伯,吴山镇四墩村人。幼年读私塾,青年时与陈紫枫、郑绍臣等为友。光绪二十九年(1893),柏文蔚、陈仲甫来皖联络进步青年,曾会见李雨村等畅谈革命。光绪三十二年,李在寿州参加信义会(即同盟会分支)。
辛亥革命以后,李与郑绍臣多次联手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同北洋军阀作斗争。民国6年与柏文蔚等34人联名发出:“安徽讨倪(嗣冲)军通电”。并在家乡组织武装参加第二次淮上军起义。失败后出走上海,转赴广州任孙中山随员,民国13年又与余亚农、郑绍臣等组织“淮上国民自卫军第一路”向西进攻六安、霍山,攻占霍山县城达两月之久。后退入河南省固始,又接受管鹏指示成立新军任司令,自此以后,乡人都称李为“老司令”。
民国15年11月,李率民军2百余人,参加蔡晓舟领导的吴山庙起义,任“安徽讨贼军第四路”总参议,与陈调元部激战,李率队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前进,迫近四十埠与敌短兵相接,终因起义军枪械粗劣,弹药不足,最后坚持到薄暮,主动撤出战斗。此后因健康原因,长期居家不出。
“4·12”政变后,乡人张如屏,以共产党嫌疑在广州黄埔军校被捕,李闻讯,为之致电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力保出狱。后来张在皖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李多次出面帮助。民国27年初,张由延安回皖北,开展抗日群众运动,李写信给当地联庄会首领张焕亭等说:“当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凡我国人应开诚布公,不分界域,团结一心……”。在李等地方耆宿的支持下,张迅速建成皖北第一支抗日武装。为了解决给养问题,李又出面,与其老友、凤阳县长戴九峰联系,并亲自担任游击大队顾问。
家乡沦陷后,李隐居霍山县城,县长葛玉斋念是故交,给他挂职领薪,维持全家生计。民国34年8月病故。
魏立成
(1904~1947)
魏立成,杨庙乡魏祠村人。自幼务农,成年后,目睹当时官绅兵匪,巧取豪夺,家庭不堪其扰,便交朋纳友,借以支撑门户免受欺压。又加上他素性豪爽,仗义助人,抗暴扶弱,在社会上小有名气。
辛亥革命后,皖北灾荒遍地,很多贫民流入芜湖码头做苦力。民国22年前后,魏亦一度到芜湖做工,巧遇因寻访烈士曹渊遗属来芜湖码头的叶挺将军,攀谈起来很投机,魏留叶住下,临走还赠给50元光洋。
民国28年夏,叶挺已任新四军军长,来江北视察,顺道再访曹渊家庭。偕董必武、张云逸、罗炳辉等到吴山庙,得知魏在郑抱真的抗日自卫队任职,立即派人请魏,见面之后,魏才知道从前在芜湖相遇的人就是叶军长,于是替叶挺带路找到曹渊家。自此,魏被叶军长留下,任新四军军部副官,不久魏随部队东进。出发前,把全家召集一起说:“我决心跟共产党走,有党就有家!”遂即把家具、耕牛等分别赠送亲友和贫苦农民,全家随军。民国29~33年,魏历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务营副营长,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支队司令。民国34年调任新四军二师独立团团长,民国36年秋因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北阜宁县喻口镇第七后方医院。
魏阳春
(?~1947)
魏阳春,涂郢乡魏大郢人,生于地主家庭。抗战初期,加入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解放战争期间,任寿县县总队副队长。
民国35年底到36年初,省保安团,寿县县大队和县党部行动大队,乘中共主力北撤之机,向寿东南反复清剿,妄图消灭民主政权。魏在革命转折的关头,经不起考验,暗地投靠国民党县党部行动大队长陈建国,充当内奸,先后在吴山、杨庙、义井等地捕杀中共乡指导员刘怀长,党支部书记马家芝、何宜民,乡长姚继迁,联络员陶久法、赵学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义井、庄墓、涂郢、下塘、杨庙、吴山、土山等地方党组织和联络站,遭到严重破坏。
魏叛变后,因“剿共有功”,被委任为国民党县党部行动大队中队长,反动气焰更加嚣张,自吹说:“寿东南的共产党该杀的杀了,未杀的跑了。今后只要有魏阳春在,共产党就别想在寿东南立住脚!”
民国36年农历八月初九,淮西工委得到消息:魏当晚到杨庙南头一家饭店吃饭。便立即派人侦察核实,组成一个精干的短枪小分队,当晚包围了这家饭店,等到东方发白店家开门,战士们直冲而入,开枪射中魏的右肩,魏连滚带爬,冲出门外,钻进草堆,身中数弹,结束了生命。
刘云峰
(1913~1948)

刘云峰名传虎,杨庙乡刘老郢人。历任乡长,中共区委委员,区教导员,寿县中心县委民运部副部长等职。民国37年秋,中心县委在肥东许庄圩开会,遭广西军和当地民团包围,为掩护县委机关突围,不幸中弹牺牲。
刘自幼家贫,未出世前,父亲被土匪折磨致死,出生后母亲希望他能像虎一样勇猛,不再受欺凌,取名“传虎”。这时家境更难,母亲带他四处讨饭,为分担母亲重担,很小便帮工放牛,卖瓜子度日。
刘聪明好学,常到学堂的教室窗下偷听偷看。经几年刻苦学习,不但能看书写信,还学会打算盘。民国18年,刘在下塘集帮工,崔筱斋在造甲、下塘一带搞农民运动,刘参加了农民协会。一次,他去埠里参加会议,几天未回,引起东家注意,一问再问,他宁死严守机密,结果被打断右小指。民国21年,他参加双河集农民暴动,失败后转移定远藕塘一带活动。后来领导派他到白区搜集情报,联络群众,他挑起货郎担,把革命火种撤遍肥北大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受江淮四分区派遣,回家乡杨庙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他在孙桥头小学以教师身分为掩护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与孙祝华、刘腾等在孙桥头、黄口陂等地先后建立三个党支部,发展30名党员,领导群众开展“三抗”(抗租、抗税、抗夫)斗争,并积极参加筹建淮西独立团。民国32年,中共寿县县委提出“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团结抗日”的主张,刘为争取地方上层人士支持抗日,只身到朱怀庄与下塘集乡长朱伯犀谈判。朱以枪相威胁,刘临危不俱,义正辞严。这时游击队闻讯赶到,朱被迫答应条件,谈判取得成功。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他筹集了数以万担计的粮食和大批物资,为淮西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民国34年,日本投降,淮西独立团转移淮南路东,刘被留在淮西坚持敌后斗争。为寿六合霍中心县委重返淮西开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刘参加革命后,生活俭朴,团结同志。民国30年,淮西公开成立抗日政权时,他任四区区委委员兼杨新乡乡长,当时经费困难,他就把自家仅有的2亩坟地卖掉,供作活动经费;一次组织上看他衣服太破,照顾他一丈青布,他要爱人把做好的衣服让给一名战士;敌人逮捕他的爱人和未满周岁的小儿子,为使部队免受损失,他强忍悲痛谢绝同志们前去营救的建议。
解放后,寿县人民政府为纪念刘云峰烈士,将烈士家乡命名为云峰乡(现为村)。
裴济华
(1902~1954)
裴济华名文英,别号华夏,下塘镇人。幼时读私塾,稍长入合肥启明小学堂,毕业后考入安徽农校,他少年有大志,面对内忧外患,常慨叹说:“何时奉命提精旅,一举光复旧山河。”
民国14年去广州,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后,先后在安庆、上海、武昌等地工会工作。大革命失败,他到苏联学习。民国20年初回国,历任中共皖西北特委宣传部长,上海互济总会书记。民国21年被捕入狱,关押期间,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直到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才获释。出狱后,初任新四军八团政治处主任,曾随军路过阔别多年的故乡下塘,只停留几天,就开赴前线。
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豫南特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调查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后,调任东北区关东法院首席检察官,旅大市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1954年患癌症,医治无效,于9月28日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
郑抱真
(1887~1954)

郑抱真,别号益坚,吴山镇人。生于贫民家庭,未满10岁,父母双亡,跟随两兄长大。民国3年才入学读了五年书,后因生活所迫,随长兄郑绍臣投身革命。
郑绍臣,名前培,幼年时略读诗书,为人豪侠尚义,爱国意识强烈,每谈论国事,慷慨激昂,辛亥革命后,曾多次参加并组织淮上军起义。
民国13年淮上军第三次起义,郑绍臣、余亚农、李雨村等组成”淮上国民自卫军第一路”,郑抱真在起义军中任军需,初露头角。起义军失败后退入河南,郑绍臣投入西北军庞炳勋部任团长,郑抱真任少尉副官。民国15年升少校副官兼兵站主任。民国17年秋退出军界,任河南彰德纱厂交际员。民国18年春,因长兄郑绍臣受庞炳勋猜忌,于是一起离去,赴上海参加王亚樵的“铁血锄奸团”。郑抱真以干练机敏受到王亚樵器重,成为锄奸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多次参与重大行动。民国20年7月参与谋划刺杀宋子文,并负责武器和经费供应。民国21年“一·二八”淤沪抗战,郑参与上海工人组成的“救国决死军”,任上校军需。同年秋参与谋划刺杀蒋介石(第一目标)、汪精卫(第二目标),并负调动监督之责。此役未实现刺蒋目标,刺汪致伤未死。由此,引起蒋介石的仇视,严饬特务头子戴笠缉拿以王亚樵为首的所有涉嫌人士,多次缉捕郑抱真未就,遂将其兄郑绍臣逮捕,要他供出其弟下落。铁骨铮铮的郑绍臣在南京军事法庭上大骂蒋、汪卖国,后被杀害于武汉。此时,郑抱真随王亚樵潜往福建、香港、梧州等地活动。
民国26年冬,在全面抗战声中,郑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次年春出任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第二支队司令。当时的皖北抗日自卫军,是桂系初到安徽的笼络人心之举,民国27年冬便逐步加以改编。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郑抱真,毅然拒绝收编,率部参加新四军。
郑抱真加入新四军后,部队编入江北游击纵队,郑任副司令员。由于他勇于接受真理,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工作,于民国29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军部参谋,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四分区专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皖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徽省军区后勤部第二部长等职。他在革命队伍中,一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民国36年秋,国民党政府军向胶东进攻,组织分配郑负责将随军老弱妇孺,转移到北方安全地带,他克服重重困难,越过敌人封锁线,胜利完成任务。
1949年初,他和黄岩负责接管合肥,任合肥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当年4月成立皖北行署,改任行署副主任。1952年4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任省政府秘书长。1954年5月2日,调任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病逝于合肥。
杜学玉
(1911~1957)
杜学玉,字琢磋,柘塘街人。生于地主家庭,初中文化程度。青年时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民国29年县境沦陷,杜投靠日伪当汉奸,被任命为伪自卫团营长,次年升团长,直至日本投降。在这期间他干尽了坏事。民国31年,他率领三个中队伪军到谷堆集、刘家岗扫荡,烧掉民房数十间。不久,杜率部袭击羊荒乡抗日民主政府,将中共淮南抗日游击队队长徐月南击成重伤致死。民国32年夏,杜率领伪军配合日军袭击抗日游击队驻地黄家岗,打死战士陆春堂、邵炳良;在龙王岗打死战士1名,俘捉游击队班长、战士各1名,送交日军投入淮河淹死,并杀害村干部杜广臣。民国33年2月,杜率部化装便衣混进荒沛桥集,打死游击队战士2名,烧掉荒沛桥、曹家岗、马家岗一带民房数百间;7月,杜与日军平松勾结,到新集袭击抗日游击队,打死战士4名,并捕杀了游击队长李正金;8月,杜率部与周军太田配合,夹击抗日游击队,打死7名,打伤30余名;11月,杜配合日军到吴圩、张桥、延寿一带,“清剿”定合县抗日民主政府,打死战士、群众数十名,焚毁民房无数。民国34年春,杜率伪军配合日军水田中队长,攻打罗塘街北的仇家圩,打死群众30名,活捉4名带到铁路5号桥用刺刀捅死,并将圩内民房全部烧光。
日本投降后,杜摇身一变当上了寿县县大队队长,继续为非作歹。1949年元月,江北解放,杜逃到南京,当上国民党五六七零部队营长。南京解放后,杜又潜回柘塘街,与惯匪李广兴勾结,组织“苏鲁皖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江北游击纵队”,任纵队长。李广兴被捕,杜潜逃皖南。1950年,杜在芜湖又伙同李会东参加特务组织“皖中军区游击纵队”任第一大队长,李会东被捕,杜又潜逃南陵县弋江区隐匿,来往于芜湖一带,以做各式各样小生意为掩护,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56年被捕,1957年6月11日,在朱巷被处决。
陶枕秋
(1889~1958)
陶枕秋,陶楼乡人,大半生从事教育工作,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忠厚诚朴,正直无私,一生清自,不计名利,深受学生爱戴。
“五四”运动前后,陶在芜湖萃文教会中学任教员。当时教会学校不准学生参加任何社会活动。陶和禹子鬯等青年教师带领学生向学校的清规戒律作斗争,成为左右学校行动的力量。“五四”运动爆发后,陶积极参加声援活动,和教员代表刘希平、高语罕,学生代表郑协之、翟宗文等数十人,齐集乙种商业学校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成“芜湖市教职员联合会”、“芜湖市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惩办曹汝霖等卖国贼;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其拒绝鉴字。
抗战爆发,陶回到故乡自费为失学青年办学,义务传授文化知识。随后家乡沦陷,陶应聘在六安中学苏家埠分部任教。省立第五临时中学迁到苏家埠,陶又应聘在临中兼课。晚年精研针灸学,免费为群众治疗。
建国后,陶因年事已高,离开讲坛,受聘担任安徽文史馆员,并被相继推选为寿县政协委员、科普协会委员、卫生协会副主任委员、红十字会委员,安徽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寿县第二次普选,陶当选为寿县副县长。1958年11月17日因脑溢血逝世。遗作《诗痕》稿一卷,文化大革命中散失。
吴忠信
(1884~1959)
吴忠信字礼卿,别号守坚,合肥北乡(吴店乡)人。祖父吴永璧在所居村庄罗家岗开设店铺,人称吴家店。父吴继隆以耕读持家,生五子,忠信居未。吴幼年从塾师读《论语》至“言忠信,行笃敬”句,似有所悟,因而以“忠信”名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吴到南京入江南将备学堂,五年毕业被破格任命为陆军第九镇三十五标三营管带,统制徐绍祯尤为器重。光绪三十二年,吴加入同盟会,秘密从事革命工作。辛亥武昌起义,吴力赞徐绍祯响应,会攻南京,江苏遂告光复。
民国元年,孙中山任吴为首都警察总监。南北议和,改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不久,又改任《民立报》经理。二次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民国4年,与蒋介石共同赞助陈英士主持国内革命机务。民国6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大元帅府,吴奉诏前往,任援闽粤军参谋;九月粤军改组,吴任第七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民国8年,吴被任命为粤军第二军总指挥。次年回粤,吴改任第七独立旅旅长。
民国10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吴任北伐军攻桂林总指挥。10月,光复广西后,吴被任命为桂林卫戍司令。次年因陈炯明事件,吴托病退隐苏州。直到民国15年9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吴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北伐军总司令顾问,后改任淞沪警察厅长,兼办上海市政事宜,参与了“4.12”政变。民国18年北伐完成,吴遍游菲、日、英、法、德、意、挪威、瑞士、埃及、美国。此后历任导淮委员会委员、监察院委员、安徽省主席、贵州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新疆省主席等职。民国36年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次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后任总统府秘书长。民国38年5月去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牢12月,病逝于台北。
余亚农
(1887~1959)
余亚农名振枢,下塘人。兄弟五人行三。13岁时考秀才未中,入安庆陆军小学学军事。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并加入同盟会。
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他闻讯立即请假返乡,参加淮上军光复寿州起义,淮上军编入革命第一军第四师,余任训练处长。南北议和,余一度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民国2年,余离校参加讨袁,失败后出走上海,曾在日租界秘密制造炸弹,因试制失事,身负重伤,前额上一直留下一块伤疤。民国六年护法运动,余在广州任讨贼军营长。民国13年安徽全省声讨北洋军阀罪恶统治,余回到家乡发动武装起义,成立“淮上国民自治军第一路”。与吴山郑绍臣、李雨村等起义军会合,向西进攻六安、霍山,曾一度攻克霍山县城。兵败后,余率部入河南固始,接受国民军改编,任邓宝珊部独立营营长。民国15年4月,转入方振武国民军任团长,后升旅长。民国17年,二次北伐,余任方部八十九师师长,驻守济南。5月3日,日军斋腾十一旅团,大举进攻济南,余激于义愤,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率部奋起还击,虽蒙受重大的伤亡(即“五三”惨案),但却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坚贞气概。民国18年,余的八十九师改编为一三三旅仍隶方振武(时任安徽省主席)部,驻防安庆,方在南京被囚,余不受乱令,毅然逮捕蒋嫡系军六师师长方策,举行著名的武装反蒋起义。
起义失败后,余先由上海转道北上,参加阎、冯反蒋的中原大战,任豫皖区第一路司令。民国22年,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方振武部军长,在收复多伦之战中,击溃伪军李守信,深得国人赞许。抗日同盟军失败,余又南下参加李济深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任政府委员兼二十九军总指挥。民国25年春,余代表李济深去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民国27年初,余出任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指挥官,率部转战于太和、亳县、临泉之间,并与新四军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将军配合默契,共同抗日,曾公开提出“一切向新四军学习”的口号。是年冬,余从省府立煌县(今金寨)述职返防,行抵颍上县三河尖,遭桂系军队伏击并扣押,经多方营救获释。从此奔走于苏、鲁、豫、皖之间。民国35年,在鲁南与陈毅司令员会晤,并受命做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1949年,与朱子帆策动安东舰起义,支援解放军渡江。
解放后,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安徽省主任委员,并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10月16日,病逝于合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其本人生前的愿望,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叶粹武
(1888~1963)
叶粹武名守坤,罗集乡人。幼时从父叶子英读书,年十七入安庆讲武堂。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考入安庆法政学堂结识吴旸谷、刘天民等革命党人,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倪映典去广州运动新军起事,他应约前往共商义举。叶家与倪家五代厚交,叶父临终嘱咐:“务须追随映典左右,为国尽忠”。叶抵香港时,映典已败亡,遂随赵声奔走于粤、闽之间。
民国建立,叶被任命为皖军独立师第二团团长。此后凡护法、东征、北伐,无役不从。民国14年任粤军军长许崇智秘书长。民国15年调任何应钦东路军指挥部少将秘书长。民国18年转入政界,任安徽省府委员,合肥县长。
抗战军兴,卫立煌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叶应邀任秘书长。民国28年初,卫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叶任战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长官部中将秘书长。在这期间,卫采纳叶“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策略,与十八集团军联合作战至为协调。民国33年初,卫立煌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叶应邀担任中将高参。抗战胜利后退休,定居南京双桥巷11号。解放前夕去台湾,1963年1月,病逝于台中市。
吴天植
(1908~1963)
吴天植,合肥北乡(今吴店乡)人。民国20年,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抗战前历任安徽省教育厅职员,省立图书馆馆长,宣城中学校长等职。抗战时,吴先任四川江津国立九中分校校长。民国29年冬,吴因父病返乡,遂留皖出任省立第三临中校长。民国33年,调省教育厅任督学主任。抗战胜利后回合肥接办合肥中学(今合肥一中)直到解放。吴天植办学惟贤是举,荟萃当时教育界的名流于一堂。使合肥中学教育质量名闻遐迩,为以后的合肥一中成为省重点中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王友华
(1939~1965)
王友华(女),生于吴山镇王楼村农民家庭。王自幼勤奋好学,1957年在王楼小学毕业,考入下塘中学,担任班干,加入共青团。1963年,王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兼农中、耕读小学民办教师。她每天上午涉水越过村前河沟,步行三华里到农中授课,下午到耕读小学教书,晚上备课批改作业,从不马虎,多次受到表扬。
王做团支部工作很出色,经常带领团员、青年,学习文化、义务植树、养蚕,组织业余文艺宣传队。王能自编、自演,她演唱的《逛新城》、《打铜罗》、《二两五》等新题材的表演唱、小戏,受到群众好评。1964年她所在的团支部被公社团委评为优秀支部。
1965年8月23日晨,友华早起,去田间劳动,发现大雨之后,河沟水大流急,有几个小学生上学涉水过河危险,便回家搬来一条长板凳,一头搭在对岸,自己伸出双手托着一头当桥,让学生从上面走过去。她准备回家时,又见陶存祝(10岁)来了,便又放上板凳,不料,陶走上板凳站立不稳,落入水中,她急忙跳下急流中抢救,奋力抱住孩子不放。因空腹力疲,支持不住,被急流冲出两丈多远。她用尽全力,把孩子顶到岸边脱了险,自己却被水淹没,光荣牺牲。
李武德
(1893~1974)
李武德名儒新,下塘镇人。幼时在家乡读私塾,民国5年考入北京中华大学文科(预科)。他国文基础较好,尤喜旧体诗词。次年6月,张勋复辟,京津大乱,李弃读到上海,通过同乡余亚农,结识柏文蔚、袁家声、岳相如等皖籍人士。8月间“护法之役”起,袁家声奉柏文蔚命回乡重组淮上军,李也奉派回故乡组织数百人枪,参加讨伐军阀倪嗣冲。失败后去广州,任护法军政府少尉参谋,不久,入韶关讲武堂学军事。结业后经方振武介绍,加入海军陆战队。
民国10年4月,在粤军黄大伟部任职。民国16年在陈铭枢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副官,随后在上海办战报,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民国27年元月,因旧识关系,李被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任命为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二路指挥官兼合肥县长,所部余筱山、刘松钮、褚让三、阮少山四个支队,曾多次开展夜袭、打伏击等游击战术,缴获日伪大批武器弹药。
民国27年10月廖磊接任省主席,11月各路抗日自卫军指挥官到立煌(金寨)开军事会议。会后李被免兼合肥县长,奉命率部移防寿南窑口集待命。民国28年初,李被软禁,其部属官兵随之被改编或遣散。是年冬,李一度出任凤台县长,未及一年,以人命案牵连,被撤职关押三个月。出狱后在寿县隐贤集一带过流亡生活。
抗战胜利后,退隐下塘故里。解放后,曾任寿县政协驻会常委,1974年3月病逝。晚年以书法自娱,有遗墨传世。
程华亭
(?~1976)
程华亭,马厂乡人,出身农家,起自草莽。清朝末年,朝廷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加紧掠夺,人民苦不堪言。程揭竿而起,啸聚百多人枪,活动于寿、定之间,与官府对抗。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革命党人王庆云在寿东南乡以办团练为名,聚集革命力量,程率部参加,担任大队队官。同时参加的还有姚皋费子良、朱葆贞等。武昌起义后,11月5日寿州光复,成立淮上军总司令部,程与费子良等分任队官。
南北议和达成,淮上军编入柏文蔚的第一军第四师,程任营长。癸丑讨袁失败后,淮上军星散,程随王庆云等避居上海。后回寿县任第四区区长。民国6年护法开始后,王庆云等重建淮上军,程利用职务之便,联系邹龙亭、费子良等秘密组织5千多人,与寿县、凤台、怀远、含山、霍邱等八县义军互为呼应,声势颇为雄壮。终因孤军无援,遭致失败。
民国13年,祸皖10多年的军阀倪嗣冲病死。这时,程与袁家声等又第三次组成淮上自卫军4千余人,集结于凤台县了家集,与军阀马联甲交战,因实力悬殊,退入河南省黄口一带,接受改编为胡景翼国民二军第一旅,袁家声任旅长,程任一旅三团团长,费子良任第二团营长。辗转活动于河南、山东、河北等省。
民国15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电委程华亭为该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费子良仍在二团任营长,当时这支部队尚在怀来、归化一带,接电后辗转南下,成为三十三军的基干力量。不久,因柏氏反蒋,三十三军被分割改编,费子良解甲归田,程转投方振武。民国18年,方主皖,委程为凤(阳)、寿(县)、凤(台)、定(远)四县警卫团长。方下野,程也随之去职,回乡赋闲。这时期,他协助修建淮南铁路。
民国27年初,程出任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副指挥。民国28年初,抗日自卫军改编,第一路三个支队,缩编为一个支队,程任支队司令。抗战胜利后,程被选为省参议会参议员。
民国37年底,淮海战役结束,蒋军向江南撤退时,下令摧毁淮南煤矿等所有工业设施。程华亭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利用自己影响,对保护淮南矿区做出了贡献。1976年病死于寿县城内。
杨效椿
(1912~1976)

杨效椿,山西省万荣县人。民国26年抗战爆发,他毅然放弃小学校长职务,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民国27年1月,杨加入共产党,学业未满,即踏上抗战征途。民国29年1月,杨调新四军八团任政治部主任。
皖南事变后,他率十八团四连,开辟淮南路西游击区。为便于统一领导,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杨任主任,跨入县境第一天,他便在水家湖西蒋家洼,打垮阎老母狗所部伪军。7月,杨又率军进歼杨家庙伪军。民国31年,建立寿县东南抗日民主政府和准西独立团,杨任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领导淮西人民开展反侵略战争,与敌伪顽展开无数次战斗。是年曾两次攻打驻邵店的敌军,拔除伪据点。民国32年夏,他又指挥四连奇袭王集日伪军俘虏伪军40多名,击毙日军7名。民国33年7~8月间,杨率部队消灭驻杨公庙、三和集之伪军,当地群众曾为此编了一首赞歌:“独立团是群英,指挥能手杨效椿。战略战术巧变化,出奇制胜杀敌人。强攻杨公庙,活捉王玉清;智取三和集,横扫害人精。威震淮西二百里,敌人胆战又心惊。”
民国34年8月,杨奉命率领独立团配合六旅主力攻打柘塘街杜学玉伪据点,并乘胜收复朱巷、水家湖、朱集、大孤堆等地。至此淮西方圆二百华里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创建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迫使日伪军龟缩在淮南铁路沿线的各个孤立的碉堡内。这是以杨效椿为首的县委及其领导的独立团,经过4年多的艰苦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关心群众疾苦,给长丰人民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民国36年,杨调任津浦路西中共地委负责人。次年,杨任中共淮西四地委书记兼四分区政委,直至解放。
1949年后,杨历任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合肥市委书记,曾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1976年,杨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0月3日,杨因病危正在医院输氧抢救,省主要领导人却在此时来到医院,不顾杨的死活大声说:“你有什么问题应向组织交代,我对你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这位领导人在病房待了30分钟,杨便停止了心脏跳动。杨的战友徐速之愤笔书悼诗一首:
同甘共苦忆当年,痛哭庐州失一贤!
最是令人凄绝处,临终犹见霸王鞭。
董积贤
(1913~1979)

董积贤,寿县小甸乡李岗人。他6岁在家放牛,11岁始入私塾读书,因天资聪颖,家庭勉强供他转入附近小学就读,终因经济困难,16岁辍学在家务农。
民国20年春节,董经表兄颜理坤介绍参加农协会,不久参加共青团,在杨庙以西一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同年3月底瓦埠暴动失败,革命转入低潮,董仍秘密进行革命串连,到民国21年秋农民协会又发展了六、七百会员。这时寿县党的组织已恢复,从民国22年春到次年秋,他先后担任游击队分队长、中队长,团支部书记、团区委书记、团中心县委巡视员、团县委书记等职。这一时期,在以枣林铺为中心地带,董参加领导群众打土豪、杀恶霸、分粮、抗租等斗争。民国23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出狱后,于民国26年又参加革命,次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共寿县县委组织部长、凤台县货管局长、苏皖边区五支队后勤部科长等职。在任寿县县委组织部长时曾积极联系郑抱真领导的抗日自卫军加入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董历任淮阴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中共淮上工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寿合县委副书记等职。解放后,董初任寿县县委书记,1950年12月调任六安专区副专员。1952年后,董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保卫处副处长、船舶工业局保卫处处长、一机部船舶局监察室主任等职。1957年调任渤海造船厂副厂长。1966年7月,董离职休养,回长丰定居。“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于1979年8月,病逝于水湖镇。
尹良美
(1924~1979)
尹良美,史院乡人。7岁放牛,12岁帮父母干农活,15岁后就成为家中“一条扁担”。民国32年,新四军游击队在史院乡组织青年队,他积极报名参加,并担任行政村组长,对当时的抗日游击战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解放后,初期担任行政村长。1950年7月起脱产,担任副乡长、乡长、区农会主任、镇长等职。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积极组织并发动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文化大革命”初期,尹任中共陶湖公社书记,曾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次挨批挨斗,戴高帽游村。但他坚信党、坚信马列主义,时刻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批斗游村时每到一处就大声疾呼:“不能饿肚子干革命。我们是农民,要靠土地、靠生产,不种庄稼谁管我们饭吃!”当游村走过麦田,见有猪糟踏庄稼,他戴高帽下田,把猪赶走。对此,造反派说他“假表现”;社员却说他“一贯如此”。1967年全县闹武斗,打派仗,秩序大乱。他感到这样闹下去,遭殃的是老百姓,就深入到两派中去做思想工作。精诚所至,两派群众终于被说服。于1968年1月13日,陶湖公社在全省第一个实现“大联合”,成立了公社革命委员会,尹任主任。4月18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尹良美被推荐担任省革委会常委。5月1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尹被推荐担任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这时江青集团,倒行逆施,鼓吹“政治冲击一切”的错误口号。尹自觉抵制,坚持深入基层,做具体工作,抓农业生产,抓水利建设,抓铁路、公路绿化,做出较大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尹拥护中共十一大制定的方针政策,满腔热情投入长丰县的四化建设。1976年被增选为县委副书记,1978年身患癌症,仍带病坚持工作。终因治疗无效,于1979年4月1日逝世。
郑象钥
(1901~1979)
郑象钥字启愚,涂郢乡人。童年由父母延师,攻读经史词赋;及长,入省立第一中学。民国19年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
民国23年安大毕业,去美留学,就读于著名的斯但福大学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及哲学。民国27年获硕士学位。民国31年获林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次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华文院教授。由于学术造诣谌深,受师生敬爱,称他为“郑夫子”。在此期间,郑利用业余时间,致力创作。他曾用英文写成《东西洋文化比较》及《新华诗颂》两本专著,博得美国学术界的称赞。
民国33年5月,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究员,研究领域除文学外,还涉猎马列主义。在交往的美国人士中,很多都是社会主义者。翌年5月,联合国制宪大会开幕,董必武代表中共出席,他从西雅图专程赶到华盛顿,与董老多次会晤,深受教益。
抗日战争胜利,他毅然回到祖国,受聘于安徽大学,先后任教授和外文系主任。他同情中国共产党,支持进步学生活动,曾掩护地下工作者曹云鹤等多人免遭于难。解放前夕他担任安徽大学校务委员,曾与学校当局数度斗争,保护了学校,维护了教务。解放后,先后任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教授和外语系主任,著有《西洋文学》(上下册),为国内各大学通用教材,翻译作品有《毛泽东诗词》等。
宋海山
(1917~1980)
宋海山,岗集乡人,出身贫苦。民国23年元月,在广东罗山镇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民国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政治觉悟高,斗争性强,思想意识好,工作积极肯干,历任新四军二师、七师和华东三野部队的徘长、连长、营长、作战参谋等职。他出生入死参加大小战役百余次,以作战勇猛著称;曾负伤13次,为一等残废,至死肺叶上留有弹片。先后荣立二等功三次,一等功二次,大功二次。民国36年5月,被授予二级人民英雄称号。1952年10月,因伤势过重,不适宜军队生活,复员回乡。1980年病逝。
谢辅三
(1897~1980)
谢辅三名怀仁,祖籍不详,祖父母逃荒到合肥北乡(今岗集乡)定居,做小本生意营生。谢幼年上过五、六年私塾,20岁左右,段祺瑞办“模范团”来合肥招生,他投考被录取,结业后编入段军徐树铮部当排长,民国9年直皖战争,他所在的段军溃散,便回到合肥,在段家祠堂跑租(收租)。
民国13年,谢离家赴广州投奔粤军营长刘佐才,因是同乡同学,待之甚厚,于次年保送谢入黄埔军校三期(潮州分校一期)学习。毕业后在陆军第九师二六旅五十一团任连长。民国15~16年,谢参加北伐被升营长,进驻九江市。民国17~18年,部队开赴赣闽边区吉安、建宁一线“剿共”。民国19年底提升五十一团团长。次年谢部开赴闽西,在龙岩与共产党部队接仗,所部伤亡惨重,谢也负重伤送南京治疗,受到蒋介石召见,伤愈归队擢升二十六旅旅长。
抗战爆发,谢部调陕西咸阳驻防,属第十战区蒋鼎文指挥,二十六旅改编为陆军预备第一师。民国27年春,所部移防商洛,谢兼任西荆公路警备司令。为稳定地方秩序,于同年秋剿办土匪获胜。次年春又剿灭大土匪王三春(为此,37年秋,商南县参议会决议在县城正学街建“谢公墩”以示表彰)。
民国33年初,谢升任陆军暂编第四军军长。次年2月,暂编四军与陆军第二十七军合编,谢改任第二十六军军长,属胡宗南指挥。3月,谢参加并指挥豫南抗日战役,克复西峡口。8月,日本投降,所部开赴郑州,谢兼任郑州警备司令。民国35年初谢调升第卅四集团军中将副司令,驻北平。8月,谢调任胡宗南第二十四军军官总队总队长,民国36年3月,谢又调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驻渭南,并再次兼任西荆公路警备司令。民国38年6月离陕飞台湾。1980年逝世。
陈紫枫
(1890~?)
陈紫枫名敬堂,陶楼乡人。少时在家乡读私塾。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陈考入安徽巡警学堂。同年夏,陈参加徐锡麟刺恩铭之役,从此投身反清运动,与皖籍革命党人常恒芳、管鹏等人交往甚密。
民国建立后,常恒芳任安徽省党部支部长,陈在党部任职。讨袁之役,柏烈武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陈参与筹商大计。讨袁失败,陈曾一度被捕,在怀远县狱服刑,出狱后去广州。民国15年5月,在孙中山总统府任随员。这期间他结识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邹鲁、居正、孙科等,这是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渊源。
民国15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召开,重申三大政策。这时在安庆的陈紫枫等,抢先于“二大”结束之前,发行《新春刊》,声称已派黄梦飞赴粤请示(黄系出席“二大”代表),一俟黄回皖,即行成立省党部,以此欺骗党员。一月底黄回省后与陈等交涉,要他们服从广东中央,遭到拒绝,从此双方公开决裂。黄等成立左派省党部,陈等也在宣家花园13号挂起“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的牌子,陈亲自赴沪与西山会议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接洽,并向陈调元告密,对左派组织成员进行迫害,使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被迫迁沪,再迁武汉。
民国16年3月,安徽左派省党部迁回安庆。陈紫枫等在国民党特务处长杨虎的指使下,制造了“3.23”事件,陈收买一群流氓打手,组成“敢死队”,捣毁左派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协会筹备处。上海发生“4·12”政变,陈紫枫在安庆组织“安徽清党委员会”,于4月16日开始清党。共产党员万诚被装入麻袋投入长江,青年团员陶唐、何世玲、刘衍奇被杀害在省公署大门前。
抗战初,陈调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后调任立法院委员。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成立临时“国大”,陈取得安徽籍“国大代表”头衔,民国36年又被选为立法委员。民国37年去台湾,后病死台北。
陈四弟陈铭新北师大毕业,留学英国,曾任中央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南京浦口中学任教,1974年病死。
陈紫枫长子陈盛华,随母居住家乡,与共产党游击队有较多联系,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多次掩护游击队活动,对长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一定贡献。1982年病死。
蒋哲君
(1921~1932)
蒋哲君,原名赵发聚,字树芳,张祠乡兴隆集人。童年时父母病故,由祖父母抚养成人。“九·一八”事变前后入兴隆小学读书,时有教师武旭光(中共党员,现名武靖,兰州空军政委,已离休),见他品学兼优,深为器重,不断向他灌输革命思想。他非常尊敬武老师,把武看成是良师也是益友。小学毕业后,在合肥就读中学。
民国27年6月,他跟随武老师离家到六安麻埠,参加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工作。民国2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由组织分配到新四军六支队任锄奸干事、审训科科员。民国30年5月又由组织安排回家乡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初任兴隆乡党支部书记,11月改任中共寿县第一区区委副书记。这一时期,他工作积极,发展一批进步青年入党,对开辟新区做出重大贡献,是当时淮西负责人杨效椿器重的干部之一。他为了家庭免受牵连,经杨效椿批准,改名蒋哲君。以后历任寿东南第一区区长,寿东南办事处宣传科副科长。民国35年秋,随军北撤到山东,任第一联合医院政治指导员。民国37年11月,改任华东军区白求恩医学院保卫股长,1949年,随大军南下入滇。1950年任云南省元谋县县长。1952年改任县委书记。1960年调任中共楚雄自治州地委工交部长,常带病坚持工作。1965年5月调任云南省档案局(馆)办公室主任。7月,突患脑溢血半身瘫痪,失去工作能力。1972年离职休养,回合肥定居。1982年10月逝世。
张如屏
(1907~1983)

张如屏,名保德,杨庙乡人。青少年时期,好学上进,曾到陶楼姑母家读私塾,经姑父弟弟陶淮的引导,萌发革命思想。又经陶淮介绍,于民国13年入共产党人吴云、吴震等创办的“淮上补习班”学习,加入“淮北青年社(即共青团)”。民国15年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同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4·12”政变后,张以共产党嫌疑遭捕,在狱中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忍受酷刑和非人的待遇,与国民党特务展开坚决的斗争。民国18年底,由乡人李雨村通过陈济棠力保出狱。次年3月,在红一军三师一○八团任党代表。9月任六、霍地区赤卫师党代表,在磨盘山同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这时瓦埠暴动失败,张又奉派回故乡建立合肥、寿县两中心县委秘密联络站,任联络员。不仅出色地完成联络任务,还秘密发展50多名党员,在杨庙地区建立五个党支部和中共杨庙区委。民国21年5月,张调任正阳关特委书记,恢复和建立正阳关特区组织。未久,中心县委又责成张负责重建武装,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他回到家乡,陆续在杨庙、小甸集、王竹滩子、大井寺等地成立游击小组。民国22年先后率部击毙保安司令姚蔼卿,联庄会头子、叛徒董曙东,“剿共”司令毕绍山和瓦埠区长路奎汉。民国23年春,成立红军皖北游击大队,张任政委。游击大队打进吕小圩,活捉大地主吕学遵父子。7月,攻破洪家圩,枪毙四个土豪劣绅。经一年多的奋战,使革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县党部在给其上级的电报中惊呼:“惨案迭起,党国元老屡遭杀害!”军阀刘镇华派大批军警、特务来寿县“围剿”。为保存革命力量,张率部转移到合肥、舒城一带。在春秋山白花岭遭敌重兵包围,他亲率战士拼死抵抗,激战到半夜,冲出重围,安全转移。次年元旦,皖西北中心县委改为皖西北特委,张任组织部长和皖西北游击师政委,遂率游击师攻打众兴集、卫家圩,并抓土豪、分粮食,既帮助群众度过春荒,又解决主力部队的给养。他四次负伤,屡建战功,在皖北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民国26年8月,张赴延安抗大学习。
民国27年,张奉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指示,和曹云露一起回到安徽开展抗日工作。在团结救亡的口号下,各界爱国人士和原分散隐蔽的红军干部,纷纷来投,其中有烈士弟弟赵筹,共产党员涂中庸,地方耆宿曹少修,李雨村,革命青年吕子让,董积贤等。张、曹见群众热情很高,便在杨庙张政修商店后楼召开抗日积极分子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安徽工委”,张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并负责组建抗日武装。通过开展统战工作,他很快集中了约二、三百人枪,于2月下旬正式宣布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张任政委。队伍拉起来后,政府不给番号,不供给养,还在内部刊物上宣传:“巨匪张如屏、曹云露由延安窜回,各界军警要严加提防……”。经老同盟会员李雨村介绍,与流亡在寿县的凤阳县长戴九峰说妥,游击大队保护戴到凤阳县上任,戴负责游击大队的给养。3月中旬,游击大队开往凤阳县境,5月初乘日军精兵抽出之机,夜袭古城凤阳。不意敌人已存准备,激战中张右手和左臂相继负伤,战士也伤亡多人,只好撤出。张伤愈后,奉命再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民国29年元月,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任干部科长。民国31年调任晋绥军分区武委会副主任。民国34年秋,张三上延安,由中组部派往东北,任吉黑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民国35年2月,张调任合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次年9月改任中共合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社会部长。1949年4月,奉命组织南下工作团,并任支队长、政委,到达江西后任省委委员兼袁州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1952年张调中南局军政委员会任人事部第一副部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1953年改任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长。1954年,国务院任命张为武汉水电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成为该学院的创建人之一。1958年,当选为湖北省委委员。
“文化大革命”时期张遭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打倒“四人帮”后,张任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81年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武汉水电学院顾问。1983年8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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