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农民文化教育始于1949年。1950年，市郊农村普遍展开“冬学”运动。冬学是从12月到次年2、3月，一般不少于3个半月，每天学习2至3小时，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学习文化知识。以识字为主要内容，结合生产、生活实践，简便易学。
1951年，一些冬学转为常年民校，根据“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不学”的原则，灵活安排学习时间，变更组织形式，冬天集中学习，春秋缩短时间分散学习。同时，民师与学员定时间包教包学，尽量给群众学习文化提供便利。
1952年成立市扫除文盲运动委员会，各区成立文教委员会，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开展了“速成识字”运动，采用“大量突破，分散难点，逐步占有”的方法，加快了识字的速度，缩短了扫盲过程，通过学习，1000多人脱盲。1953年，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有重点扫除群众文盲半文盲，减少了部分民校。1954年，由于水灾严重，群众生活困难，加之一些地区集中办学，规模大，学员多，学习文化同生产生活实际相脱节，出现了“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的现象，全市27个乡只有13个乡开办冬学和民校，学员1915人，比1953年学员数下降51%。
1955年，采取以队办学，以队设班的办法，普遍开展记工学习班和识字组活动，扫盲人数有较大增长，识字班以本乡土地名、庄稼名、农具名和常用字词为主要教学内容，很受群众欢迎。1956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成立市扫除文盲协会，各区乡成立扫盲领导小组，基层团组织成立青年扫盲队。这一年，扫盲协会会员发展到8300人。至1957年，农民扫盲人数达11327人，教学质量有所提高。1958年，提出“苦战一个月，扫除文盲过春节”的口号，动员1780名小学教师参加扫盲教学工作。教学组织形式上采取班级、小组教学、包教包学、送字上门等多种形式，时间上根据季节的特点，灵活安排。由于扫盲工作声势浩大，规模空前，形式主义严重，脱离了实际，出现“高指标，高速度”的浮夸现象。从1959年春开始，扫盲人数下降，1960年，农民生活困难，民校识字班先后停办，农民扫盲学习中断。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扫盲逐步好转，1962年，农民扫盲开始恢复。至1963年新建冬学点1019个，学员有59038人，占农村青壮年总数的90%。以自然村和生产队为组织形式，采取开会形式集中上课，根据农业生产、生活和中心工作情况，灵活掌握。
1966～1976年，农民业余教育停顿，老文盲未扫除，新文盲又大量产生。
1979年，市教育局恢复工农教育科，区乡成立业余教育科(组)，配备专职扫盲干部，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农民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参加扫盲人数达11979人。1980～1981年，各区乡开始分片包干，认真抓好三率，即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努力办好各级业余学校。1982年农民教育掀起高潮，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精神，对农民进行文化技术教育。认真抓好“日校办夜校”工作，全市有19724人参加学习，占全市文盲半文盲总数的15.3%。1984年，全市组织2.3万人参加扫盲学习，并对15～40周岁农民再次摸底调查，全市文盲半文盲总数103480人，占农民总数的29.1%。各区乡建立农民教育档案，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一年有8000多人摆脱了文盲。1985年又组织了19992人参加扫盲学习，扫除文盲6545人，文盲率降至20.77%，出现两个无盲区、一个无盲镇。1985年，脱盲23907人，占15～40周岁文盲总人数9.56%，淮河以南4区达到国家规定的扫除文盲单位标准。1988年以后，又重点发展农民技术教育，开办农民文化技术班（成人培训中心），有学员1800多人，参加各种类型短训班2000余人，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