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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干部管理
干部培训
民国时期，省对县级以下(含县级)官员，实行分期分批集中培训制度，包括在职培训和任职前培训两类。省政府经常举办各种干训班，如：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等，培训对象除乡以上干部外，还吸收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参加。受训结业后，即推荐任职，原在职的即提升加薪。民国前期，以“三民主义”为培训的主要内容；中、后期，主要是灌输效忠党国，效忠“领袖”和坚决“反共”的思想。
解放后，全县在职干部培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岗学习。即以业余为主或利用“学习日”，进行经常性的文化、政治业务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每年，上级党委或组织、宣传部门，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心工作，下发年度教育大纲，对学习的内容、方法、时间、步骤、要求等均作出明细安排。多以部门、系统和机关为单位，遵照“大纲”组织业余学习。二是集中学习、培训和有计划地安排干部接受各类学校的正规系统教育，以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专业知识及管理水平。除省、市有计划地安排县级党校、团校学习外，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也有计划地安排本系统干部到专业学校学习。
1950年下半年，针对当时干部队伍文化水平偏低的状况，创办凤台县机关干部业务文化学校，设初小和高小2个班，每班50余人。1954年，增设初中班，到1957年停办时，参加学习人数达2000余人。1957年下半年，创办县委党校，作为干部培训基地。此后，分期分批抽调全县各级干部(包括农村不脱产基层干部)集中培训。“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都举办多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改造思想，写检查和写大批判稿为主，后期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主。1978年，县委党校又恢复培训，并形成制度。此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0次，参加培训的干部2000余人次。1979年，安徽省广播电视大学淮南分校在县党校举办电大教学班，开设外语、数学2个专科和1个全科。学制分别为二年和三年，共招2届，累计毕业50人。
1984年，县委组织部委托党校开办党政干部专修科电大班，学制二年，录取干部学员26人。1985年7月，又开办党政管理干部中专班，学制二年，招录干部学员48人。
此外，各部门、系统和单位，还根据自身需要，有计划的组织干部参加各类函授、刊授、电大和中、高等自学考试的学习。
干部考核
民国期间，实行分级考核政绩。县长由省府考核，科以下官员则由县长负责考核，县府下设的人事科协助县长办理考核事宜。民国后期，政治腐败，官员考核变成层层贿赂、贪赃枉法的肮脏交易。
解放初期，县级干部的政绩考核由省、地委负责。县以下各级干部由县委组织部负责。1953年，县政府设人事科，负责副股长以下干部的考核。股长以上的干部仍由县委组织部考核。一般每年考核一次，考核内容包括政治表现和工作实绩两个方面，以政治表现为主。采取自我鉴定，单位评议上报，由考核部门考核后，资料入档，作为今后提拔和奖惩的依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干部考核工作中断。
1978年，恢复干部考核工作，由县委组织部统管，县人事局配合协助。考核内容，逐渐转向以工作实绩为主。1984年，全面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县委组织部制定了《凤台县党政机关干部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从德、能、勤、绩四方面考核干部。仍然坚持年度例行考核制度。对准备提拔晋升的干部，实行晋升前考核。方法是：干部个人自我鉴定，述职，单位领导鉴定，民主评议，民意测验等。
干部奖惩
1949年到1956年间，县以下干部的奖惩工作，由县监察委员会(后改监察室)和县人事科联合办理。县级干部的奖惩尚须报上一级组织、人事、监察部门核批。此间，制定了干部奖惩制度，与干部考核同步进行。对政绩突出，有创造有贡献，遵纪守法，钻研业务，树立正气的干部，分别给予表扬、记功、记大功、物质奖励、晋升晋级等奖励。反之，对玩忽职守、消极怠工、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干部，根据所犯错误情节轻重和认识态度，分别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余留用、开除等处分。自1952年到1956年的5年间，县受到奖励的干部971人，其中记功11人，记大功6人，精神文明奖励726人，通报嘉奖228人。受惩戒干部130人，其中警告处分7人，记过14人，记大过7人，降职5人，撤职9人，开除公职14人，其他形式的处分74人。
从1962年起，县人事局独立负责全县干部的奖惩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干部奖惩工作也随之中断。1978年，县制订《凤台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审批权限》，进一步明确了干部奖惩对象、标准和种类，严格审批手续。1984年，县党政机关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干部奖惩工作与干部考核同步进行。自1981年到1985年，受到奖励的干部共1387人，其中记功1人，记大功1人，物质奖励81人，升级4人，通报嘉奖160人，获岗位责任制奖的1140人。自1963年到1985年的23年间受到处分的干部213人，其中警告5人，记过12人，记大过27人，降级41人，降职2人，撤职46人，开除留用32人，开除48人。
干部调配
解放初期，县级干部由省、地(市)调配。县以下干部调配由县人事科办理。1958年，县委组织部与人事科合署办公，统管干部调配工作。1962年县人事科更名为县人事局，与县委组织部分设。副股级以下干部由人事局调配，股长级和局级干部由组织部调配。直到1965年，干部调配的原则是：(1)计划调配，统筹安排；(2)突出重点，保证急需；(3)合理调配，促进平衡；(4)合理使用，用其所长；(5)工作为主，兼顾生活。
1966年始，股长级以下干部由县人事局调配，公司级至正局级干部由组织部调配。直至1985年，调配干部的原则是：专业对口，用其所长，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保证经济建设用人需要。历年来，干部调配坚持专业对口，学用一致的原则，对上级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根据工作需要妥善分配，适时调整，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对分配来的军队转业干部，做到妥善安置，达到部队、地方、本人和家属基本满意。
干部编制
县对机构和干部编制实行宏观控制，统一管理制度。省、地(市)编制委员会将机构和干部编制总数下达到县，由县编制委员会根据需要决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任何单位增设机构、增加编制数、调动人员，均需县编制委员会审批。
解放初期，各级机关干部一般没有超编，随着各业发展，各级机关分工越来越细，内设机构逐渐增加，干部日益增多。1957年“整风”运动后期，全县进行精简整编，撤并部分机构和区、乡，精简部分机关干部充实到工农业第一线，全县干部总编制比上年减少317人，实际精简188人，其中县直机关90人，区、乡98人。1958年至1960年3年困难时期，为减轻人民负担，每年都从机关精简部分干部到生产第一线。1958年，精简590人；1961年，精简555人；1963年，精简167人；1964年，精简105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编制制度无存，可以随意增减人员。1983年进行机构改革，对某些机关实行降级，实际机构没有减少。机构层次相应增多，人员有增无减，甚至将部分工人和农村知识青年调进各级机关事业单位“以工代干”，人员超编的现象比较严重。
附：全县国家机关编制人员统计表
全县国家机关编制人员统计表
民国时期，省对县级以下(含县级)官员，实行分期分批集中培训制度，包括在职培训和任职前培训两类。省政府经常举办各种干训班，如：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等，培训对象除乡以上干部外，还吸收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参加。受训结业后，即推荐任职，原在职的即提升加薪。民国前期，以“三民主义”为培训的主要内容；中、后期，主要是灌输效忠党国，效忠“领袖”和坚决“反共”的思想。
解放后，全县在职干部培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岗学习。即以业余为主或利用“学习日”，进行经常性的文化、政治业务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每年，上级党委或组织、宣传部门，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心工作，下发年度教育大纲，对学习的内容、方法、时间、步骤、要求等均作出明细安排。多以部门、系统和机关为单位，遵照“大纲”组织业余学习。二是集中学习、培训和有计划地安排干部接受各类学校的正规系统教育，以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专业知识及管理水平。除省、市有计划地安排县级党校、团校学习外，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也有计划地安排本系统干部到专业学校学习。
1950年下半年，针对当时干部队伍文化水平偏低的状况，创办凤台县机关干部业务文化学校，设初小和高小2个班，每班50余人。1954年，增设初中班，到1957年停办时，参加学习人数达2000余人。1957年下半年，创办县委党校，作为干部培训基地。此后，分期分批抽调全县各级干部(包括农村不脱产基层干部)集中培训。“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都举办多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改造思想，写检查和写大批判稿为主，后期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主。1978年，县委党校又恢复培训，并形成制度。此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0次，参加培训的干部2000余人次。1979年，安徽省广播电视大学淮南分校在县党校举办电大教学班，开设外语、数学2个专科和1个全科。学制分别为二年和三年，共招2届，累计毕业50人。
1984年，县委组织部委托党校开办党政干部专修科电大班，学制二年，录取干部学员26人。1985年7月，又开办党政管理干部中专班，学制二年，招录干部学员48人。
此外，各部门、系统和单位，还根据自身需要，有计划的组织干部参加各类函授、刊授、电大和中、高等自学考试的学习。
干部考核
民国期间，实行分级考核政绩。县长由省府考核，科以下官员则由县长负责考核，县府下设的人事科协助县长办理考核事宜。民国后期，政治腐败，官员考核变成层层贿赂、贪赃枉法的肮脏交易。
解放初期，县级干部的政绩考核由省、地委负责。县以下各级干部由县委组织部负责。1953年，县政府设人事科，负责副股长以下干部的考核。股长以上的干部仍由县委组织部考核。一般每年考核一次，考核内容包括政治表现和工作实绩两个方面，以政治表现为主。采取自我鉴定，单位评议上报，由考核部门考核后，资料入档，作为今后提拔和奖惩的依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干部考核工作中断。
1978年，恢复干部考核工作，由县委组织部统管，县人事局配合协助。考核内容，逐渐转向以工作实绩为主。1984年，全面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县委组织部制定了《凤台县党政机关干部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从德、能、勤、绩四方面考核干部。仍然坚持年度例行考核制度。对准备提拔晋升的干部，实行晋升前考核。方法是：干部个人自我鉴定，述职，单位领导鉴定，民主评议，民意测验等。
干部奖惩
1949年到1956年间，县以下干部的奖惩工作，由县监察委员会(后改监察室)和县人事科联合办理。县级干部的奖惩尚须报上一级组织、人事、监察部门核批。此间，制定了干部奖惩制度，与干部考核同步进行。对政绩突出，有创造有贡献，遵纪守法，钻研业务，树立正气的干部，分别给予表扬、记功、记大功、物质奖励、晋升晋级等奖励。反之，对玩忽职守、消极怠工、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干部，根据所犯错误情节轻重和认识态度，分别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余留用、开除等处分。自1952年到1956年的5年间，县受到奖励的干部971人，其中记功11人，记大功6人，精神文明奖励726人，通报嘉奖228人。受惩戒干部130人，其中警告处分7人，记过14人，记大过7人，降职5人，撤职9人，开除公职14人，其他形式的处分74人。
从1962年起，县人事局独立负责全县干部的奖惩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干部奖惩工作也随之中断。1978年，县制订《凤台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审批权限》，进一步明确了干部奖惩对象、标准和种类，严格审批手续。1984年，县党政机关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干部奖惩工作与干部考核同步进行。自1981年到1985年，受到奖励的干部共1387人，其中记功1人，记大功1人，物质奖励81人，升级4人，通报嘉奖160人，获岗位责任制奖的1140人。自1963年到1985年的23年间受到处分的干部213人，其中警告5人，记过12人，记大过27人，降级41人，降职2人，撤职46人，开除留用32人，开除48人。
干部调配
解放初期，县级干部由省、地(市)调配。县以下干部调配由县人事科办理。1958年，县委组织部与人事科合署办公，统管干部调配工作。1962年县人事科更名为县人事局，与县委组织部分设。副股级以下干部由人事局调配，股长级和局级干部由组织部调配。直到1965年，干部调配的原则是：(1)计划调配，统筹安排；(2)突出重点，保证急需；(3)合理调配，促进平衡；(4)合理使用，用其所长；(5)工作为主，兼顾生活。
1966年始，股长级以下干部由县人事局调配，公司级至正局级干部由组织部调配。直至1985年，调配干部的原则是：专业对口，用其所长，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保证经济建设用人需要。历年来，干部调配坚持专业对口，学用一致的原则，对上级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根据工作需要妥善分配，适时调整，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对分配来的军队转业干部，做到妥善安置，达到部队、地方、本人和家属基本满意。
干部编制
县对机构和干部编制实行宏观控制，统一管理制度。省、地(市)编制委员会将机构和干部编制总数下达到县，由县编制委员会根据需要决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任何单位增设机构、增加编制数、调动人员，均需县编制委员会审批。
解放初期，各级机关干部一般没有超编，随着各业发展，各级机关分工越来越细，内设机构逐渐增加，干部日益增多。1957年“整风”运动后期，全县进行精简整编，撤并部分机构和区、乡，精简部分机关干部充实到工农业第一线，全县干部总编制比上年减少317人，实际精简188人，其中县直机关90人，区、乡98人。1958年至1960年3年困难时期，为减轻人民负担，每年都从机关精简部分干部到生产第一线。1958年，精简590人；1961年，精简555人；1963年，精简167人；1964年，精简105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编制制度无存，可以随意增减人员。1983年进行机构改革，对某些机关实行降级，实际机构没有减少。机构层次相应增多，人员有增无减，甚至将部分工人和农村知识青年调进各级机关事业单位“以工代干”，人员超编的现象比较严重。
附：全县国家机关编制人员统计表
全县国家机关编制人员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