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鼓灯，又名红灯，在凤台城乡广为流传。据老艺人口碑所传，凤台花鼓灯在清光绪之前就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表演形式，有了较为丰富的舞蹈和锣鼓。清光绪年间，县玩灯闹元宵的风俗很盛，规模庞大。劳苦大众在新春佳节，通过玩灯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追求，对封建统治的抨击。另外，花鼓灯演出还与求雨、还愿等活动密切相连。
民国21年(1932年)至民国26年，是凤台花鼓灯兴盛时期之一。几乎庄庄有锣鼓，村村有灯班。每年春节、庙会时，茅仙洞、四顶山、赵家孤堆等地便是花鼓灯灯班聚会、竞演(抵灯)的好地方。各灯班敲着锣鼓，举着岔伞、彩旗，鼓架子顶着腊花，边走边唱，涌向会场，以精湛的演技，华丽的服饰吸引观众。
为提高知名度，各灯班纷纷聘请著名艺人精心培育新秀，或刻苦钻研，练出绝招。民国22年在尚塘集一次“抵灯”中，40多个灯班连续演出四天四夜，400多名花鼓灯艺人参加了演出。在这五年间，凤台花鼓表演艺术有了较大发展，传统节目《小场》的舞蹈语汇逐渐丰富，表现力更强了。腊花去掉了“衬子”(绑在脚上的道具)，步法由过去碎小的“咯噔步”、“软步”发展了“上山步”、“脚跟梗步”、“大起步”等大幅度的动作。服装由原来宽边大袖清代装束改为时装。花鼓歌［绣荷花］、［绣兜兜］、［败调］等已很完整。出现了抢手绢、抢扇子、抢板凳等具有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小舞蹈。
民国27年(1938年)，日军侵占县城，民不聊生，花鼓灯演出跌入低谷。少数艺人组班到六安、霍邱一带以演出花鼓灯谋生，并以花鼓灯的艺术形式宣传抗日，参加扩军拥军活动。民国28年秋，陈敬之、宋廷香等艺人把花鼓灯“后场”及有关戏文加以民间弦管伴奏，使群众更加喜爱，称其为“弦子灯”。其他灯班争相效仿。民国29年至民国38年，花鼓灯歌舞逐渐被“弦子灯”所替代。
解放后，花鼓灯艺人业余编演歌舞庆贺翻身解放，歌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治淮和抗美援朝运动。1952年，专业文艺工作者对凤台花鼓灯进行考察、挖掘。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得到了政府的重视。1953年3月，凤台选派田振起、李兆叶、李学洪等10位花鼓灯艺人参加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传统节目《小场》和《大场》被拍成电影，成为影片《民间歌舞》中精彩的节目之一。此后，县又培养出纪美英、郭廷英等第一代花鼓灯女演员。改变了过去腊花由男子扮演的习惯。1955年元月，在安徽省工农青年业余文艺观摩演出大会上，凤台县花鼓灯节目《拾棉花》、《抢板凳》获节目奖和演出奖，詹乐廷、纪美英获表演奖。1957年3月，花鼓歌对唱《小圆房》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观众赞誉这个节目“百看不厌，百听不烦”。
1958年，凤台县推剧团演出了花鼓灯歌舞——《收棉舞》。洁白的扇子、手绢象征棉花，载歌载舞，打破了以前的花鼓灯舞时不歌、歌时不舞的传统表演手法，塑造了新时代劳动妇女的形象。1960年冬，董必武副主席在阜阳观看了这个节目。1964年，在安徽省花鼓灯歌舞展览演出会上，《收棉舞》获专家及同行的一致好评。此后，在《田头乐》及《新媳妇抢场》两个节目中，花鼓灯女主角从塑造人物实际出发，丢掉手绢、扇子，艺术地再现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妇女的精神风貌。这种手法被陆续运用在《送粮路上》、《争锹》等节目中，推动了花鼓灯表现现代生活的改革进程。
“文化大革命”中，花鼓灯歌舞中的扭、晃、颤、颠、抖、三调弯等舞姿，被斥为“黄色下流”，演员与艺术均遭批判，花鼓灯艺术活动销声匿迹。
1978年后，花鼓灯艺术逐渐恢复生机。1982年12月，陈敬之、陈永舜运用独特的颤、颠、抖动作创编独舞《野花谣》，由吴国兰在安徽省农村业余文艺会演中表演，获优秀创作奖、优秀演出奖。在华东地区第二届舞蹈调演中获三等奖。1984年初，中共凤台县委发出抢救花鼓灯歌舞的号召，由县文化局牵头，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花鼓灯艺术培训班。艺训班得到省内外各届人士的关注，有关单位派员摄影录相、撰文宣传，兄弟地区及有关单位派人前来学习技艺、排练节目，推动了花鼓灯事业的发展，凤台形成解放以来新的花鼓灯热。1985年，由艺训班学生演出的《踏青》、《夏令营》、《姐弟乐》、《小花场》、《永幸河畔稻花香》5个节目，在淮南市首届花鼓灯艺术节上获优秀创作奖、优秀表演奖。安徽省电视台曾以此摄制专题片，于1986年元旦向全省播放，博得各届人士好评。
凤台县花鼓灯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能表现多种题材、塑造各种人物的舞台艺术，它的音乐和舞蹈被戏曲和其他艺术广泛吸收，凤台花鼓灯表演艺术已传播到日本等13个亚洲国家和法国等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世界各国文化艺术产生着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