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 人物传
甘罗
甘罗，战国末期下蔡(今凤台县)人，历史上被称为神童。秦左丞相甘茂之孙，12岁做秦相吕不韦家臣。当时，燕、赵关系紧张，秦始皇派刚成君蔡泽在燕三年，燕王把太子送到秦国做人质。后，秦又派张唐去燕国为相，企图跟燕国联合攻打赵国，以扩大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北)一带封地。因张唐曾替秦昭王讨伐过赵国，而出使燕国，又必经赵国，张唐怕赵王挟恨报复，迟未成行。吕不韦亲自去请，但张唐仍不肯出使。甘罗自愿为韦说服张唐，果以利害关系说服了张唐，自己又愿为大使赴赵。以秦与燕、赵之间利害关系，说服赵王，先割五城与秦，再联秦攻燕，掠地以偿。赵王许约，发兵攻燕，取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三十城，献十一城给秦。甘罗仅出使一趟，没用一兵一卒，便取得五个城，还报秦王。深受嘉许，被封为上卿，秦王又将以前封给其祖父甘茂之田宅赏赐给甘罗。
周泰
周泰(?－?)字幼平。三国时期下蔡(今凤台)人。初在孙策部任别部司马，为策心腹之将。因作战勇猛，为人忠诚，又受到孙权器重并调为部属。孙权在宣城讨伐山贼时被围困，周泰奋勇杀敌救权，身负重伤12处，被补任春谷长。不久，又补任宜春长。
其后，周泰随孙权攻打黄祖有功。又协同周瑜、程普等抗拒曹操，参加了赤壁大战，在南郡(今湖北江陵县东南)攻打曹仁。荆州平定后，屯兵在岑(今安徽和县境内)。曹操攻打濡须(今安徽无为县东南)，周泰出兵迎敌，击败曹操。后被留督濡须，拜平虏将军。由于周泰战功卓著，官拜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封陵阳侯。卒于吴黄武年间(公元222—228年)。
吕夷简
吕夷简(979—1044年)，字坦夫。北宋大臣。下蔡(今凤台县)人，进士出身。宋真宗时，历任地方官，进龙图阁直学士。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为相，直至庆历三年(1043年)因年老辞退。为官“有为国爱民之心”。他曾上疏朝廷免除农器税；奏请真宗缓建京师宫观，以减轻盛冬运输劳役之苦。向仁宗提出“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等8条建议。为相期间，内政较为太平，对外则屡败于西夏。契丹乘机求割关南10县地，他以赠岁币20万取得苟安。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要求改革朝政，被他斥为狂肆并流放外任。
吕公著
吕公著(1018—1089年)，字晦叔，北宋大臣，吕夷简之子，下蔡(今凤台县)人。幼时学习刻苦，废寝忘食，考中进士。性格沉稳、刚毅。学识精深，机智善辩，受到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钦佩。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王问及中国品学兼优之士，欧阳修首推公著。
宋仁宗时，吕公著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时，加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初，任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为御史中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神宗命其出知颍州(今阜阳)。旋又召回，先后任翰林学士承旨、同知枢密院事等职。哲宗元元年(1086年)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曾向哲宗奏陈10件事：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与司马光并为宰相，致力于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司马光死后，他独秉朝政，续废王安石新科举法。
许希
许希(?－?)下蔡(今凤台县)人，宋代名医，著有《神应针炙要诀》一书。12岁时，得一场大病，后经一位过路医生诊治月余，才转危为安。可家中田产，多半变卖支付药费。许希病好后，发愤读书，边学习，边行医，在下蔡西刘集一带小有名气。父母下世后，许希悲痛之余将祖产变卖，求师访友，直奔京都汴梁城。他在开封府梁门外西市区定居了30年，结识了许多医学造诣很高的名流学者。他的医术精湛，尤擅长针炙，就连宫中的太监，朝中的权贵都前往求治。一次，仁宗皇帝的大姐有病，御医诊治无效。经太监推荐，太后懿旨，召许希医治，手到病除，由此许希在京城声誉大振。
宋景元年(1034年)，仁宗皇帝有病，胸口剧痛难忍。许希奉旨进宫，诊脉后，跪禀太后：“万岁病体，必须在心下包络间下三针，病可治愈。”左右大臣及妃后大惊，说：“丹田方寸之地，如何下针?”并要许希亲身试针。许希从容不迫解衣试针，针进针出平安无事。于是许希才为皇帝扎针。针后，仁宗心疼立止，健如常人，朝野上下皆大欢喜。仁宗当即封许希为“尚药奉御”，官位三品。许希将所得赏金全部送给扁鹊庙。仁宗又给钱五十万，在河南开封梁门西市庆成坊建立扁鹊祠，后在祠旁设立太医局，封扁鹊为“灵应侯”。宋代诗人颜太初有诗赞云：“……独有许希者，蕴蓄何观奇。始自下蔡来，所处龙喧卑。西市三十年，汩汩无人知。一朝仗至艺，骤登文石墀。三针愈上疾，神速不移时。酬以六尚官，著籍通端闱。旌以三品服，佩垂紫金龟。”王安石曾为此诗作序。
吕本中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下蔡(今凤台县)人。南宋诗人。绍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因忤秦桧罢官。其诗受“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影响很大，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其后，则主张作诗应师法李白、苏轼，诗风亦有变化，较为明畅轻松，不如“江西诗派”艰涩，著有《东莱先生诗集》。
李兆洛
李兆洛(1769—1841年)，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江苏武进)人，清地理学家、文学家。嘉庆十年(1805年)考取进士第五名，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因秉性耿直，不善奉迎，被改派到凤台任知县。嘉庆十三年(1808年)冬到任后，即在住所悬挂一副亲笔写的楹联：“栽花携得蓬莱种，买犊教成渤海耕”。来抒发自己的抱负。
当时，凤台县与寿州同城治理，濒临淮河，地旷人稀，水灾不断，盗匪猖獗，人称难治之县。李兆洛先从调查入手，跑遍全县，审地形，察水道，写出《凤台上事与绅士书》。提出“兴修水利、振兴教育、实行保甲、编修县志、兴复名胜”五项施政大纲。
嘉庆十四年(1809年)始，他对焦岗湖及境内低洼沟渠先后进行了多次治理。首先调集民工筑起一条环湖大堤，解决了10多个村庄数万亩湖边土地一遇淮水上涨就要受淹的难题。其次又疏通了催粮沟旧道，降低了湖面水位，扩大了种植面积，修建了二里闸工程。淮河水位高时能闭闸防止倒灌，湖内水位高时能启闸放水，从此大大减轻了焦岗湖周围百余里的水灾。接着又疏浚了湿泥、黑壕、裔沟等河，修建了小口沟、鲁村湾、二里坝等闸，使凤台的水利条件大为改观。
凤台地处偏僻，盗匪多成帮伙，行凶杀人之事不断发生。李兆洛便经常四乡私访，对各地的匪首大盗姓名、行径均详细调查记录，一遇案发，就能预知匪盗踪迹。盗首周清，有匪众二千余，迫于形势，主动投案自首，愿意立功赎罪。李兆洛不追究他的罪责，还给以重用，让他专门掌管揖捕之事。几年间，他先后抓获大盗朱纪、张先等20余名。县境出现夜不闭户的大治景象。
西汉时期，凤台文学称盛。魏晋以后，教育渐衰，文化凋敝。李兆洛所到之处，很少听见读书声，于是他就努力兴办教育。首先，他扩建了凤台循理书院，使这个原来只能容纳十余名学生的书院，成为能容纳一百余人的学校。他增拨经费，聘请名师任教。对于乡村教育，李兆洛选定公所为校址，创设义学。凡农家子弟只要愿意读书的，就可以进义学；成绩优良者，可选入书院深造。
嘉庆十六年(1811年)，李兆洛治理凤台县初见成效后，便着手编修《凤台县志》。该书分舆地、食货、营建、沟洫、官师、选举、艺文、列传、列女、古籍等十卷，图两卷，共十二卷，自己作序。这部县志详利弊，稽古籍，考金石，采风谣。上溯周秦，下至清初，引证丰富，查对细密，是清代名志。李兆洛擅长地理学，熟悉修志体例，撰辑时又得到县中名士萧景云的有力协助，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月成书。四月，因父丧离职，从此不再出来做官。
李兆洛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宽严相济，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戴。每到他的生辰，百姓争相用土产作贺礼，只鸡斗酒，肩担手提，络绎道路，为历任县令所未有。
李兆洛藏书逾五万卷，全加批注。著有《养一斋集》、《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历代地理沿革图》、《皇朝舆地韵编》、《皇朝文典》等文集，选集有《骈体文钞》。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逝世，享年72岁。
苗沛霖
苗沛霖(1798—1863年)，字雨三，关店乡苗圩村人。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北伐，淮河流域贫苦农民纷纷响应，结捻起义。地主豪绅为保安全，集资筹粮，大办团练以抗义军。苗沛霖认为有机可乘，狂喜道：“此大丈夫得志之秋也。”他奔走乡里，向豪绅地主献策：“徒团不足恃，必筑寨、积粟、治兵可自保。”由于他地位微贱，开始无人理睬。咸丰四年至五年(1854—1855年)，蒙城、凤台、颍上一带的团练遭到捻军的沉重打击后，地主豪绅才采纳苗沛霖“筑寨、积粟、治兵”的意见，推举苗沛霖为“练长”操办团练。
苗沛霖撕衫为旗，经过1年的筹粮筹款，筑寨练兵，修成苗家圩(群众称为“紫禁城”)，把苗练训练成“出则布阵，入则为营，编以队伍，齐以金鼓，束以号令”的队伍，就连他的妻妾也能骑马射箭，出击战斗。苗练在与捻军几次小的战斗中均获全胜。苗沛霖又派人联络颍上、蒙城等地地主绅士，连圩设练，很快就形成以苗家圩为中心的连圩数十、拥众数千的淮北实力派。
咸丰七年(1857年)秋，皇帝命蒙古副都统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以镇压义军。苗沛霖筑寨办练，对抗捻军的事，深得胜保欣赏。胜保称苗是“奇才”，并奏封苗为五品花翎官，补知府衔，操办淮北团练。苗沛霖这时一面巴结胜保，投拜门下，一面更加卖力地攻打捻军。咸丰八年(1858年)，苗奉胜保之命，乘捻军南下之机带兵攻入高炉、顺河、雉河集等捻军的中心地区，连破28个寨堡，杀害了捻军首领葛仓龙。又同宿州傅振帮所带清军配合，捕杀了李大喜、任乾等捻军首领。苗练所到之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淮北民歌唱道：“涡河水向东流，俺跟苗贼结冤仇；俺的婆子他霸占，俺的爹娘刀割头。……”因苗沛霖攻捻有功，同年，胜保保奏他免补知府，以道员用。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苗沛霖又攻破捻军的板桥圩，杀害了鹿利科，并令各地大办团练，把寿州、凤台、灵璧、蒙城、怀远划为东练，阜阳、颍上、霍邱、固始、息县划为西练。自办的练勇分为20营，10营驻苗家圩，10营分派各地驻扎。是年，苗又随袁甲三攻打捻军的临淮、凤阳两地获胜。苗认为按功应领头赏，结果只得了布政使官至二品的虚衔，便心怀不满，将队伍撤离，返回凤台。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摇摇欲坠。咸丰皇帝接受胜保的建议，下诏要苗选带精练进京保驾。苗审时度势，为保存实力，占据安徽，上书拒绝圣诏。十一月，苗暗投太平天国。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苗沛霖因与徐立壮、孙家泰有私仇，借口徐、孙“私通”义军，即出兵攻打寿州报私仇。苗与太平军的辛大刚、捻军的陈太和配合，于九月二十九日攻陷寿州。苗沛霖入城后，杀孙家泰一家，诛皮、黄、洪、吴、张诸姓。当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驾崩热河，宫廷内部围绕最高权力进行激烈争夺。苗沛霖协迫寿、凤四乡绅民上书，表述他对朝廷的一片忠心。然后派部属军官杨清魁赴京向胜保解说他的动机，用以搪塞。对太平军方面，他派姚有志去庐州向英王陈玉成“表功”，派方长华、姚思广到天京向洪秀全告捷，表明攻下寿州是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就这样又取得了太平天国的信任。不久，陈玉成向天朝保荐，封苗为“奏王”，并赐印绶及舞娘数名，辎重数十车。此后，他还配合捻军及太平军围攻颍州。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胜保带大军南下。为了再次取信于胜保，他突然向颍上的张乐行捻军发动进攻，叛变投清。但他又给陈玉成去信把攻捻说成是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是出于无奈，对太平天国则是忠心耿耿。五月，陈玉成在庐州被困，苗看有机可乘，便派人送信，引诱英王到寿州。五月十五日陈玉成与导王陈任荣、从王陈得隆突围，到寿州城南。苗见计成，大喜，装病不出，由侄子苗景开和寿州游击朱佩荣到东津渡迎接。苗景开让陈玉成等25位将领先进城，升起吊桥，把部队阻在城外。陈玉成怒对苗景开说：“你叔真是无赖小人，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个贼名也捞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五月二十一日，陈玉成被解往胜保大营，六月四日遇害。苗沛霖诱杀英王后，又向淮北地区追剿捻军，并节节取胜。他追杀捻军到凤台大古堆时，写给胜保的感怀诗中大有收复中原，舍我其谁之慨。就在苗沛霖得意之际，同治二年(1863年)，胜保在陕西进攻回部失败，又私调苗练援助，不久胜保被清廷法办。袁甲三又连连向清廷弹劾苗，于是僧格林沁令苗练解散，仅给苗沛霖留二千人，其余兵士归田。为了保存实力，苗沛霖于是年五月再次举兵反清，连续攻占了凤台、怀远、颍上，重围寿州、蒙城。十一月，僧格林沁由山东回师，把苗练围在蒙城。经激战，苗练死伤数万，苗沛霖在突围时被杀死于乱军中。
岳德礼
岳德礼(1868—1913年)，又名岳德立，字子和，岳张集镇高庄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监生，因对清政府不满而还家。清光绪十八年，在家开药房，以行医为业，四出寻找救国真理。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岳德礼两次参与岳相如向当地地主借粮救济灾民的活动。岳相如入狱，岳德礼等人设法营救出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岳德礼在一篇文稿中写道：“君昏国不振，政乱逢逆臣。摧毁清政府，尤当除洋人。”不久，他便加入了同盟会。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他参加筹划十一月五日的寿州起义。寿州光复后，建立了淮上军司令部，分三路向皖北各州县推进。其中一路由袁家声、岳相如、岳德礼率领，先后光复怀远、蚌埠、凤台等地。凤台光复后，岳复礼在凤台临时留守。
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新政府，淮上军正式改名为长淮水上警察厅，总部设在正阳关。岳相如被调任警察厅厅长，岳德礼调任参谋处长。民国4年(1915年)4月，倪嗣冲从河南入皖，7月攻打正阳关。岳德礼积极投入了守卫正阳关的战斗。因众寡悬殊太大，又无后援，在关南五里闸一战失败。警察厅兵分两路退却，其中一中由岳德礼率领往六安方向撤退。途经金桥一带，敌人猛追，面临覆没的危险，部队被迫疏散潜伏。岳德礼、岳冠山、岳冠轩等回到岳家老荒岳传正家避难。农历八月十六日，倪部属营长王传禄兵过此地，得知消息，将岳德礼等3人搜捕，解送正阳关。经倪嗣冲批准，于农历八月二十日在正阳关南门外将“三岳”杀害，时年45岁。
北伐胜利后，为铭记岳德礼等3人的功绩，由柏文蔚主持在正阳关举行招魂后，将灵牌送到岳张集，在茔地举行祭祀。后由岳相如等经办，报批岳德礼为二十四烈士之一。朱侃
朱侃(1907—1931年)，原名朱锦山，毛集区董岗乡后拐村人，后移居凤台城关镇菜市街。幼时，随父朱幼云(从教)就读于本乡及寿县堰口集小学。弃学后到姑母家学做酱菜，又到正阳关学木工、编席，帮工度日。民国14年(1925年)在白塘小学随吕文远学习，深受地下共产党员吴云(凤台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吴震、吴霆(沈阳地下党组织的早期创始人)等革命思想的影响。民国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六期)。民国16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当局于4月15日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朱侃、吕文远在这次事件中被捕，关押在广州南石头监狱。在狱中，朱侃、吕文远(原中央劳动部副部长)等均经受了酷刑拷打、水牢折磨。他们坚贞不屈，并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狱中对敌斗争，与难友们共同学习，互助互勉，深受大家的敬重和信任。民国17年，狱中成立党的特别支部，朱侃第一批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同年，被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判1年徒刑。刑满和吕文远一起出狱。出狱后，朱侃被广东省委派到东江红军十一军四十六团三连工作，先后任排长、连长、指导员。转战广东省东江的丰顺、五华、梅县、潮阳、普宁、惠来、揭阳、潮安等地。他每到一处，都积极发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努力工作。朱侃机智、勇敢，政治工作细致深入，屡受上级领导的赞扬。民国20年，在五华县何婆石牌与敌作战中牺牲，年仅24岁。民国3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将朱侃烈士简历编入《中央档案馆烈士英名录》。
吴保才
吴保才(1895—1934年)，又名吴宝才，化名吴家恒，代名鲍岗。桂集乡中郢村人，家庭雇农，兄弟4人，保才老三，4岁丧母。为生活所迫，青年时期和弟弟一起到六安江恒泰烟店当徒工。
吴保才性格倔强，精通拳术。在学徒期间，六安黄烟工人不断举行罢工，他深受教育，积极参与。后常在烟工中倡议与老板对抗，提出“挂刨子”不干(罢工)。民国14年(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六安工人组织的“沪案后援会”活动，很得工人信任，被推为六安黄烟工人的领袖。民国16年2月，经吴亦苏、邹同礻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皖西北地区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从此，他经常带领工人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在六安城内张贴标语，利用年节机会把写有革命标语的“贺年片”神出鬼没地送到官署及豪绅的家里。同年，闻名的“六安黄烟工人大罢工”就是由吴保才发动、组织和领导的，使六安地区的罢工运动第一次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斗争。是年9月，六安特委选择黄烟行业为突破口，派吴保才和胡苏明、邹同礻乃、施先明等深入烟工群众中，发动罢工。罢工前，成立了以吴保才为首的烟工“十人团”为罢工领导核心，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吴保才兼队长。“十人团”议定了罢工方案，起草了罢工声明。他们以增加工资、解决工人就业为理由，在遭到对方代表江瑞生严厉拒绝后，于9月10日开始罢工。罢工斗争得到苏家埠、马头集、新安集等地烟工的积极援助，上海工人也发来函电声援。“十人团”还采取发动工人到老板家吃饭，单身工人住栈房、下饭馆账记在老板头上的办法，使罢工斗争坚持了45天，迫使对方答应了4项复工条件，赢得罢工胜利。
在这次罢工运动胜利的影响下，其它行业的手工工人也纷纷组织起来建立工会。在此基础上，六安县总工会于民国17年(1928年)初成立，吴保才被推选为主席。六安工人阶级从此正式登上了自己的政治舞台。
民国17年(1928年)2月，中共六安县委成立，7月吴保才当选为县委委员。此时正值国民党开始“清党”，城内白色恐怖日渐严重，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7月，吴保才和董金玉等到六安城郊关田畈乡发动农民，在召开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由于没找到任何证据，国民党以释放为条件逼他交待开会目的，劝他“如为党国立功，可给予重金。”吴保才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吴保才而是吴家恒，也没有开会。国民党六安县当局便施用刑具，坐老虎凳、上踩杠，绑、吊、打、轧，灌煤油、辣椒水，把吴保才折磨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他仍坚强不屈。当局终因无确凿证据而被迫释放了他。
民国18年(1929年)10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成立，吴保才被选为常委兼工委书记。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组织起一支40多人的武装力量，建立了六安东南4个区、3个独立乡的农协会，会员发展到1500余人。
民国20年(1931年)1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召开了六(安)霍(山)工农兵代表大会，5月成立了中共皖西北特区委员会，吴保才均被选为委员。是年底，皖西北特区改为皖西北道区，他又被选为道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特区的经济贸易遭到国民党的严重封锁，苏区的土产销不出去，急需的纸、盐、药等物品十分紧缺。为了开展反封锁斗争，吴保才在苏区实施了一些重大政策性的措施，对给苏区运进食盐、粮食、药品和纸张的商贩予以特别优惠。另外，他又积极开展以生产粮食为中心的“粮食运动周”活动，组织苏区干部群众种粮食、瓜菜，使苏区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民国21年(1932年)3月，红四方面军再次东征皖西，发起了“苏家埠战役”，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承担了红四方面军12个团的全部供给任务。吴保才带领道区干部群众积极筹粮筹款。组织和领导了打粮队、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慰问队等，平均每天发动上万群众支援前线，为“苏家埠战役”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同年9月，吴保才被任命为红二十七军副军长。11月，二十七军主力西去鄂东，吴保才被留在皖西。他率红二十七军留下的第二团在皖西北就地坚持斗争。民国22年(1933年)正月，吴保才任皖西游击队总司令，与江求顺一起组建了三路游击师，并兼政治委员，江任师长。从此，他率领三路游击师一直转战于皖西北各地。是年6月，他率部袭击了立煌县(今金寨县)，歼灭了县党部书记长等90余人；次年2月，智袭霍山县诸佛庵民团；6月，歼灭霍山燕子河国民党守军400余人。在1年多的时间里，使皖西北道区根据地扩大到东西270余里，南北100余里，游击师发展壮大到3000多人。
民国23年(1934年)8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派代表到皖西北道区检查工作，坚持张国焘的“左”倾肃反路线，将吴保才诬陷为“改组派”。同年10月吴保才被杀害于霍山县大化坪，时年39岁。
1957年，六安县人民政府报请有关部门批准追认吴保才为革命烈士。
徐紫绶
徐鸿恩(1858—1937年)，字紫绶，董岗乡大郢村人。父徐之多早年无子，50多岁方续娶田氏，生5男1女，紫绶居长。全家生计赖父1人，生活贫困。紫绶自幼聪颖好学，深受业师器重，得免费受教。光绪初年中秀才，后遴选为拔贡。辛亥革命时，凤台光复。民国2年(1913年)，徐紫绶被革命军任命为凤台县知事。
徐紫绶任知事后，立即革除了原县衙规定起诉人必须先买状纸才能告状的弊端，使告状不费分文，人民交口称赞。民国2年(1913年)，他组织民工实施了西淝河入淮改造工程。扩展疏浚了禹王山后原有的新河(明万历年间开挖的分流河)，同时填堵了西淝河流入董峰湖故道入口处，使西淝河水全部改由禹王山后入淮，减小了硖石口流量，减轻了西淝河水对董峰湖的威胁。之后，他又领导民工开挖了县城东北处的超河及丁集至武集的裔沟。增强了河、沟排涝能力，方便了水上运输。
民国3年(1914年)，徐紫绶调任当涂县知事。他常深入乡间，体察民情。他为政清廉，多次拒绝家乡亲友请托，深得当地人民拥戴，当涂人民为之立德政碑。是年底，倪嗣冲率部追击淮上军抵当涂，欲寻衅加害紫绶，赖当涂各界人士力保，方得幸免。后离任返乡，致力于家乡教育和水利建设。他先后任凤台县教育局长、文昌宫小学校长、财政局长等职。培养出众多青年英才，如蔡梦周、廖元翘、史康侯、张作鲁等。民国6年(1917年)，发动乡民筑便硖段淮堤及禹王山淝右堤，使董峰湖免受连年水患，乡民称快。
孙鹤乔
孙鹤乔(1903—1937年)，名长松，曹集乡孙台村人。9岁入私塾读书，16岁辍学务农。当时，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年轻的鹤乔，对此痛心疾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读了许多进步书籍。民国16年(1927年)，他在孙台孜教书，经常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民国19年，他秘密和共产党人接触，积极配合地下党组织，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工作。民国22年8月，孙鹤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4月，在红军攻打正阳时，他主持乔口地下党工作，积极组织革命群众，准备从地主手中夺取枪支，投奔红军。后因红军未在正阳停留，没能实现。以后，革命转入低潮，他仍经常秘密召开党的会议，发展党、团组织。民国23年午收期间，他又一次组织长工80余人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钱。
民国25年(1936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孙鹤乔被捕入狱。尽管国民党对他百般折磨，他仍坚贞不渝，视死如归。次年8月，被国民党杀害于寿县城东门外。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4岁。
吴霆、吴云、吴震
吴霆、吴云、吴震三兄弟，白塘乡人。吴霆(1905—1937年)，字晓天，又名吴天喟，化名胡友三。幼时就读于家乡私塾。民国8至11年(1919—1922年)间先后在怀远含美中学(教会学校)和南京成美中学读书。其间接受了“五四”运动及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两次因积极参加反对基督教的学潮被学校开除。民国12年(1923年)与其兄长吴云、二哥吴震及同乡黄天伯等入上海大学读书，由瞿秋白、薛卓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3年党中央派吴霆赴华北国民革命第一军冯玉祥部任政治宣传员。民国14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又受中共北方区李大钊同志派遣，到东北做开辟新区工作。
民国14年(1925年)6月，吴霆与任国祯一起奔赴沈阳。首先以上海大学学生会名义，秘密组织领导奉天学联，指导“六·十”学生运动。他奔波于各大、中学校之间，依靠进步学生，发动群众，宣传“五卅”惨案的经过和上海工人的斗争形势，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在他的指导鼓动下，很多爱国青年学生分赴各地，深入工厂、农村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发动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全城商工自愿捐助者达10多万人，奉天纱厂职工每人捐献一天工资，奉天学联一次就向上海汇捐募款两万余元，其中上层爱国人士郭松龄夫人及张学良夫人也各捐大洋300元。当学生运动开展起来后，7月，吴霆及时联合《东北民报》主编安怀音和俞文锐，市报社的盛桂珊及奉天学联李耀奎等人，撰写文章，出版刊物，并成立中华民族自决会，指导沈阳(奉天)各地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同时，又以奉天学联的骨干分子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苏子元等人为基础，举办暑期学校(又名暑期大学)。吴霆亲自授课，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讲授的《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妇女问题》等课程很受学员欢迎。暑期学校使革命青年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党在沈阳的建立培训了一批骨干。暑期学校结束后，吴霆与任国祯一起成立了“暑期同学会”。在暑期同学会和中华民族自决会的骨干中，他和任国祯一起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入团、入党，建立党团组织。8月中旬至9月上旬，他们先后介绍苏子元等6人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均转为共产党员；介绍高子升等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沈阳地区最早的党、团支部。吴霆任团支部书记。此时，吴霆的活动已引起当局注意，时刻有人跟踪，工作无法开展。在团中央的指示下，他于10月初离开沈阳，到天津任共青团地委组织部长。在天津，他继续关心着沈阳地区青年的进步。
民国15年(1926年)5月至10月，吴霆先后两次被调往哈尔滨任团地委书记。为做掩护，他和张光奇组织假家庭，一同前往。次年2月，经组织批准，两人结婚。4月17日，哈尔滨地委遭破坏，吴霆被捕，判刑3年。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民国17年8月张学良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特赦出狱。民国18年7月，接受组织派遣，前往大连从事革命活动。9月，他经陈涛介绍，在《泰东日报》社当编辑，主编文艺副刊，经常发表文章，鞭挞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展开反蒋论战，宣传普罗文学。民国19年初，他在《泰东日报》上报道了红军活动的消息，引起当局注意。为此，他被迫离大连返沈阳，不久潜回凤台，参与策划11月7日爆发的凤台县白塘庙起义。此后，他又潜回东北，在吉林省集安县继续做开辟工作。民国20年夏，吴霆再次返乡，正值凤台党组织发展农民武装，他从家中筹款300元，亲自到天津购买手提机枪两挺、驳壳枪6支，运回藏在张葛庄吴西谷家。后由吴乐平、吴学金交给县游击队负责人。“九·一八”事变后，11月，吴霆由安徽前往北平，寻找党的组织，动员离开党组织往北平读书的张光奇不要放弃党的工作，两人终以意见分歧而分手。民国21年吴霆去热河，在冯玉祥部任随军记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机关报《国民日报》社长。其间，同中共华北前委取得联系。民国22年，因给华北前委转送文件，在天津被捕，经柯庆施营救，方由政治犯改判为吸毒犯，判刑5年，关押在保定陆军监狱。民国26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吴霆获释。返乡途中在河北定县病逝，享年32岁。
其长兄吴云(1903—1978年)，又名吴羽仙。民国12年(1923年)夏，在芜湖补习班学习时，由薛卓汉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秋，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由瞿秋白介绍与吴霆、吴震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3年夏，同黄天伯、胡萍舟、吴震等回凤台创办淮上中学补习社，积极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系负责人之一。次年夏，回上海大学。民国19年，吴云回凤台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先后任中共凤台县委书记、县委委员等职。民国22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自首叛变。次年，任国民党中统寿县调查室肃反专员助理、中统宣城地区肃反专员(未到职)。民国24年在南京中统举办的盐务训练班受训，结业后，任浙东盐务监察。民国32年回家乡白塘庙自筹资金办学教书。民国35年10月，中共涡怀工委成立，工委机关设在凤台县白塘庙，吴云为党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由工委书记崔剑晓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6年11月任凤台县副县长。1952年调淮南师范任教。1953年至1960年间，因历史问题，先后被开除党籍、管制劳动、划为右派、判刑15年。1973年出狱，1978年12月在合肥死于车祸。后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等分别对吴云作出撤销原判，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错划右派负责改正；撤销管制处分；恢复人民教师资格等决定。1987年省委组织部恢复其1946年10月重新入党的党籍和副县长身份。
其二哥吴震(1904—?)，他与大哥吴云、三弟吴霆同时进上海大学读书，一起由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3年(1924年)夏，回家乡凤台创办淮上中学补习社，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民国14年回上海大学，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民国15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皖西肃反时，被张国焘错误路线杀害。
张捷轩
张捷轩(1865年—1939年)，原名张登先，行二，人称“二老捷”，城北乡马场村人，晚清凤台著名秀才。
捷轩幼时家贫，无力读书，后在清老贡生吴近襄门下求学，并得其照顾。他聪明好学，奋发进取，深有造诣。光绪年间，乡试中秀才，在当地颇有声望。
青年时，曾追随吴老贡生举祀孔庙，并习典仪。民国初期，成为城关著名学者，登门求教者日益频繁。民国4年(1915年)刘沛任凤台知事时，一位“师爷”王芙之善交文友，爱弄笔墨，到任后，与张捷轩结为至友，相互唱和。地方有争讼事宜，多请“二老捷”出面调停，张遂成为当地“红人”。
民国5年(1916年)，军阀倪嗣冲部下第一营驻县城。营长李华堂怂恿其部下，在县城内外为非作歹，偷抢扒拿，敲诈勒索，干尽坏事，民众称之为“官土匪”。民国8年午收季节，李华堂的匪兵到城郊抢农民收割的麦子。群众无奈，找张捷轩出面交涉。匪军不给张面子，要把他扔入粪池中，张只有主动跳下粪池，避免匪兵的直接侮辱。匪兵得意忘形地走后，张由群众拉上来，洗涤后，去找县长刘沛交涉。刘无奈，从行政经费中拨现洋2000元，疏通关节，才把匪兵调走。从此，“张捷轩下粪池”的故事，在民间传播开来。
民国18年至民国20年(1929—1931年)，凤台地区频遭蝗灾、旱灾、水灾及瘟疫，民不聊生，纷纷乞食他乡。张捷轩有鉴于此，为灾民撰写了一篇《饥民苦情书》，内容哀惋感人，逃荒的灾民以此作为“文书”，得到异乡人的同情和帮助。他对旧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抗战前，民间习俗农历7月15日为“鬼节”，地方集资举办“盂兰会”。他曾在县城北大街“盂兰会”的法坛上写了这样一付对联：“土豪劣绅，伙成三害；凶神恶鬼，各霸一方。”他的笔锋直指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贪官污吏。
民国20年(1931年)，他参与更换“五校长”(五位小学校长)事宜，当时引起了一番学潮，学潮平息后，凤台县教育更加蓬勃发展。他虽博学多才，一生未出仕做官。民国26年，其门婿管鹏(字鲲南，寿县人)任安徽省主席时，他曾应阜阳行署某专员聘请，短期任该署参议。民国27年便辞职反凤，在北大街开设“合裕”绸布庄，以经商为业。他的诗词、文章，多在战乱中散失，其《饥民苦情书》尚保留下来。民国28年为逃避日军侵占之难，流亡武汉，因水土不服，病故异乡，享年74年。
李茂功
李茂功(1919—1946年)，丁集人。8岁入私塾读书，16岁时由亲友介绍，在城西小学从师张太冲读书两年，深受太冲进步思想的影响。民国27年(1938年)，在本村开办小学堂，收学生30余名，对家境贫寒的学生免收学费。民国29年底，张太冲率部打游击到丁集动员他参加部队，他说服了妻子、父母，并串联几位本村进步青年一起参加革命。开始，在彭雪枫师独立团的连队当文书，民国30年到抗大学习1年后，回原部队当排长，转战于五河、灵璧、泗县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屡立战功。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和表扬，先后被提升为副指导员、指导员等职。
民国34年(1945年)夏，国民党骑兵八师驻扎丁集，茂功父亲多次被抓去捆绑拷打，回家后一病不起，含恨逝世。不久，母亲也相继去世。父母病危之际，先后两次令弟弟到部队，要他回家与父母见一面，他以大局为重，未能尽孝，只好洒泪叮嘱弟弟多多劝慰父母。
民国34年(1945年)底，由于生活所迫，他的爱人携幼子由弟护送到五河部队驻地，团聚不到3个月，部队奉命开往苏北战场。次年夏，在涟水战役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周志机
周志机(1902—1946年)，女，又名胡之光，架河乡王圩村人王介佛之妻。原籍河南省信阳市西双河镇人。自幼读书，毕业于开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
民国16年(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后，周志机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高桂滋部开展秘密工作，后随高桂滋部队开到皖北阜阳。民国17年2月，皖北特委成立，周志机任皖北特委机要秘书，公开身份是太和县一所小学的教师。同年，她参加了著名的阜阳“四·九”起义。起义失败后，周志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同志安全转移到阜阳城外。5月，周志机等在阜阳城内遭受围困，中共寿县县委派廖运周到阜阳营救。当时周志机正处产期，廖把她送出城外，准备向颍上县转移。周志机不愿独自先走，坚决要求亲自返城把特委另外3个同志都救出来，并说：“宁肯牺牲我自己，也要救出他们3人。”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和廖一起冒险返城，通过敌军内部关系，把特委3人安全营救出城。此后，周志机由颍上、寿县，转移到凤台，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公开身分仍是小学教师。
民国22年(1933年)初，中共凤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周志机丈夫王介佛叛变，投靠国民党当了官，周志机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王介佛投敌后，周志机仍继续从事地下党工作。并对他进行了争取、挽救工作，当挽救无效后即断然与他离异，带着女儿到上海一家进步书局当校对。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带女儿回到河南省信阳市西双河镇当小学教师。民国29年底，八路军豫鄂挺进纵队信阳支队到双河镇搞群众宣传工作，她毅然送年仅13岁的女儿王侠加入革命队伍。次年春到民国34年，在日军对解放区疯狂“扫荡”、“清乡”的恶劣环境下，周志机先后在中共信南县委、鄂豫边区党委领导的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担任中学教师。
民国35年(1946年)春，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鄂豫边区，中原部队被包围，在解放军准备突围前，党组织派遣周志机到凤台，掩护敌工部长、她的女婿林滔和女儿王侠开辟淮河地下交通线，即从中原军区通往苏北军部的运输线。周志机利用其社会关系，在凤台城中心地区设立了长淮贸易货栈，以经营盐运为掩护，在通往中原的沿淮各码头设立了代理行或联号，形成了从中原到三河尖再东下经凤台、蚌埠、临淮关敌占区进入解放区的盐运线。周志机两次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封锁线，把筹款送给中原解放军，又把革命干部及其家属、子女转移到苏北解放区。民国35年冬，地下交通线暴露，周志机在安全送走女婿、女儿的第二天不幸在凤台城关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她坚贞不屈，誓死如归，敌人毫无所获，恼羞成怒，把她折磨死后装入麻袋沉尸淮河。
武霞
武霞(1878—1947年)，字紫云，笔名“老侠”，武集乡人。国画家，与县内画家王晓庵齐名。老侠有书、画、赞三绝之美誉。他擅长山水、人物、花鸟，其工笔画，用笔细腻，写意画，高简传神。
他书法功底深厚，曾以王右军、米南宫书帖为兰本，兼取颜、柳、欧、赵之精华，故其笔力超妙如神，别出新意。他的所谓“赞”，非诗、非词，往往触景生情，用语含蓄而恢谐，口赞有韵。他每当画出一幅画来，尤其是人物画，总以锋利的笔在画端上题几句赞词。这些赞词，多半都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对时弊、政客、贪官污吏以及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进行讽刺或诅咒。能够心领神会的人，一看便知他的矛头所向，感到痛快。
“老侠”很有个性，一般人向他求字求画，他都能欣然接受，使你满意，不取报酬。而对那些以图附庸风雅，装璜门面的达官显贵们向他求画，他不但收高额的润笔报酬，还要以大酒大菜招待，才勉强作画。有一次，他画一幅水墨钟馗像，头戴幞头，双翅飞翘，怪眼圆睁，虬须绕腮，博带皂袍，左手挽了一口斩妖宝剑，右手指着天上飞的一只蝙蝠。一只脚穿着靴子，一支脚赤着，靴子丢在一边。画意生动，情态逼真。他便在这幅画上题写赞词道：“你能高飞，我能善走，任你奸刁，难逃我手。连皮筋骨，不够一口。吞在腹中，化为乌有。魑魅魍魉，跳梁小丑。遇我钟馗，休想逃走。”从这首赞词，不难看出他是在借题发挥，对旧社会那些官僚豪绅，地痞恶棍，痛骂一番。他常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根据其长相、行为，起个绰号，再按绰号送他几句口赞，既挖苦，又讽刺，入骨三寸。
“老侠”的山水画如“江城落雁”、“春夏秋冬”。人物画如“夜观春秋”、“哈哈二仙”等均栩栩如生。花卉翎毛，苍松雄鹰均别具一格。可惜由于战乱，他的作品佚失殆尽。陈馨吾
陈馨吾(1907—1948年)，原名陈心德，县西夏集乡陈集村人。曾在城关文昌宫小学读书，毕业后任县教育局文书，后回陈集小学任教。
民国28年(1939年)春，陈馨吾考入省干训班受训3个月，深得上司赏识。结业后，被留任省党部干事。民国29年春，他被派回凤台任县党部书记长。陈馨吾到任后，在凤台县各区建立健全区分部，各乡增设党务干事1名，常驻乡公所，专事调查监视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陈又和中统特务、凤台调查室专员王光伟，组织行动队(群众称“暗杀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民国35年，共产党人周志机在凤台城关以开设贸易货栈为掩护，秘密开辟中原军区通往苏北军部的交通线。后被陈馨吾派行动队逮捕，严刑逼供，周坚贞不屈，被装入麻袋，在大古堆处，抛入淮河。架河农民王保渠，因在丁文山领导的游击队里当过战士，后虽回乡务农，仍被行动队捕后毒打致死。高皇寺农民程汉臣被他们无辜关押。
民国36年(1947年)秋，中共凤台县委在白塘、金沟、顾桥等地发展革命武装，建立人民政权。陈馨吾不甘心失败，从淮南矿警大队调来1个营的兵力亲自带路，从古沟经丁集、桂集、顾桥一直“扫荡”到阚疃集，妄图消灭凤台地区新生革命政权。12月31日，陈馨吾和县参议长张明诚带领士兵从阚疃返回凤台，途经桂集八里张家，被吴化农率领的游击队活捉。为分化敌人，经中共凤台县委研究决定，释放了张明诚，而将陈馨吾押至武集与界沟集之间处决。
阎世华
阎世华(1930—1948年)，本名小成，桂集乡人，家境贫寒。民国34年(1945年)他15岁时，被迫顶替哥哥阎世华当了壮丁。同年6月，在一次战役中脱离国民党军队加入人民军队。
参加人民军队后，经过教育，知道了为谁打仗的道理，他进步很快，工作积极，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后被提升为排长，并于民国35年8月(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37年(1948年)11月15日，在淮海战役歼灭黄伯韬兵团攻克宿县的战斗中，阎世华所在的十连，担任主攻任务。在炮火掩护下，他率领全排战士，冒着敌人3面火力，接连突破3道封锁线，迅速完成任务。
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把增援徐州的黄维兵团12万精锐部队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纵横约15华里的狭小地区内。世华所在的十连，当时就守在小周庄。当天拂晓，黄维兵团想趁中原野战军立足未稳突围逃窜，便选择了十连守卫的阵地为突破点，发动突围战。这时，阎世华率领全排战士，进入临时构筑的工事，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中午时分，敌人出动了两个营的兵力，用8辆坦克在飞机掩护下，向十连阵地猛冲。当时解放军由于缺乏对坦克作战的经验，人员伤亡惨重，一部分敌人乘机攻入小周庄。紧急关头，阎世华沉着指挥全排战士用高粱杆烧起一堆堆大火阻止坦克前进，并组织火力打击攻进村的敌人。一辆坦克猛冲过来，阎世华跃出掩体，用手雷炸毁了这辆坦克，这样连续打退了敌人3次冲锋，击毁坦克1辆，毙伤敌兵200余人，二排始终没后退。这次战斗二排荣立集体大功。
12月11日，围歼黄维兵团的形势迅速向前发展，十一连勇猛突破了敌前沿阵地，十连从侧翼插入纵深，占领了西马围子通往小马庄的一段交通沟，切断了敌人的增援之路。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当时十连腹背受敌，在这只有几十米的交通沟内，战士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敌人。全连伤亡过半，连长、指导员在激战中牺牲，阎世华挺身而出，代理连长，组织起剩余人员继续战斗。他大声激励战士说：“我们要发扬小周庄战斗精神，宁肯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子弹、手榴弹打光了，他率领战士跃出战壕，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消灭了攻入阵地的敌人。接着，敌人为了迅速突围，竟灭绝人性地使用了毒气弹。就在这时，一、二营和友邻部队从正面攻入西马围子，将国民党“主力中的主力”十八师五十五团全部歼灭，活捉正、副团长唐铁冰、曾品超，俘获士兵百余人。当十连与一营会师时，全连只剩下两名战士。阎世华在浴血奋战中牺牲，年仅18岁。
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原野战军三纵十九团党委把一面绣着“猛攻固守”4个大字的锦旗奖给十连二排，并命名该排为“阎世华排”。
王少亭
王少亭(1890—1950年)，又名王松子，绰号王疯子，城关镇人。幼读私塾，12岁辍学，20岁后，开杂货店、贩骡马、开猪行，干一行丢一行，后当了屠夫，杀猪为生。
民国28年(1939年)，凤台被日军侵占，王少亭利用卖肉送肉的机会，巴结上日军队长佐滕，民国32年摇身一变成为伪军小队长。日伪情报组组长缪纯香，先于王投靠日军，为在佐滕面前争宠，与王发生冲突。王少亭瞅准时机，向佐滕诬告缪私通八路，将缪处死。接着，王又利用自己青帮小头目的身分，网罗了一大批门徒，从中挑选100多人建立县特高大队，王任大队长。从此，王少亭在佐滕指挥下，横行凤台城乡。
民国32年(1943年)桂集庙会上，城关人张德惠义演抗日戏剧，被王捕交日军，装入麻袋后乱刀扎死。次年4月，城关人王允文做生意，在刘集小万庄路遇王少亭，遭枪杀。回城后又将允文妻抓去拷打，将其家抢掠一空。先后被王少亭无辜杀害的还有张孟玉、王采之、王玉文等。民国34年，王少亭带领特高大队到苏家湾“扫荡”，大肆抢劫后，纵火烧掉几个村庄。在此前后，多次在王集、刘集、袁庄一带“清乡”，给城乡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王少亭还是一条色狼，霸占民女，在替日军抢掠妇女的过程中，总是趁火打劫。
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王少亭携款潜逃，躲在淮南新庄孜矿饭店内。1950年5月，被人发现，报告该矿警署，将王缉拿归案。同年10月，在大古堆将王正法。
张耀西
张耀西(1880—1952年)，原名张敬成，城关镇人。他目睹清廷腐败，丧权辱国，而痛心疾首。于清光绪26年(1900年)农历除夕之夜，毅然离家出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与柏文蔚、孙孟介、王庆云、岳相如等交往甚密。清宣统三年(1911年)，耀西与张孟介、王庆云、岳相如、蔡梦周、袁子金、唐雁宾、樊觉悟、李之久、李允源、王子元、毕少山、黄义学等人在凤台县城附近及顾桥等地从事革命活动，联络150多人参加了淮上军，他被推选为营长。同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淮上军光复寿县后，准备光复凤台城，耀西不顾父亲反对，把25门土枪炮，500箱火药，两颗炸弹偷运到家，并暗中请芦沟集辛铜匠拆修。11月7日光复凤台，20日淮上军攻打颍州(今阜阳市)，12月12日倪嗣冲围攻淮上军。15日颍州失陷时，耀西突围脱险。
民国2年(1913年)6月，倪嗣冲部攻占凤台县城，耀西家被抄封，父坐牢。耀西随张孟介、岳相如等去上海，进行革命活动达8年之久。民国16年他返乡隐居，民国18年在家开一“联谊”烟店，掩护革命活动。民国26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与城西小学校长张太冲相约，于同年9年间发动爱国知识青年25人成立了“安徽省淮上民众抗敌宣传队”，耀西任队长，张太冲任副队长，深入城乡宣传抗日。他们以演讲、演剧、贴标语、画漫画、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进行活动。民国27年宣传队去武汉，耀西因病未往，由张太冲领队。民国34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矛盾加剧。共产党员吴××被国民党凤台县政府关押，耀西设法营救，终于取保释放。
全国解放后，皖北行署副主任郑抱真到凤台视察工作时，曾亲自登门慰问耀西，并写信给凤台县长余筱仙，介绍耀西的革命经历，嘱咐妥为照顾。地方政府一直照顾到他病故。
李昆山
李昆山(1914—1952年)，又名李士伦，丁集乡张巷村李老庄人，出身于中农家庭。从小娇生惯养，不爱劳动，10岁左右就开始赌博、偷盗。20岁时，结交了当地的李学贤、朱德银一伙，开始抢劫行窃。
民国26年(1937年)10月，外地来了3个贩牛油的小贩，住在李老庄的李文慧家。傍晚，李昆山等3人闯进李家，把小贩的一担牛油、两担丝肚(抽出丝的蚕茧)抢去。他的哥哥李士林，见3位小贩可怜，劝说了几句，被李昆山等3人拖至庄外毒打一顿，向空鸣放两枪，才把李士林放掉，并勒逼他交5元钱的子弹费。民国28年，李昆山结拜了24名匪兄匪弟后，在丁集形成了一股30余人的土匪势力。是年5月2日，抢马庄子牲口两头，食盐500斤，放火烧坏房子3间，苏文高之妻被烧死。民国29年3月29日，朱常村一次被他们抢去牲口5头，肥猪2头，被子12床。为了扩大力量，李昆山带人到硖山口西边禹王山顶，砸了日军的营房，抢了日军的枪支，把土匪武装扩大到100余人，李昆山遂成为凤台县的著名匪首。民国30年10月10日，他在丁集老窑湖抢劫3个牛贩的3头耕牛，牛贩不依，3人被他们活活打死。民国31年，一次抢陈圩村牲口11头。同年抢郑老四染房土布60余匹，郑反抗，李亲手将其打死。次年，一次抢双湖村牲口37头。民国33年抢关庄、盛庄牲口15头；抢孤堆后村时，乱枪打死群众2人，伤8人。民国34年抢石集村牲口2头，绑走群众13人，勒索银元1135块。国民党县政府也曾通缉捉拿过他，但最终不了了之。民国36年，李昆山一跃变成国民党县大队的副大队长。土匪、县大队夹杂在一起，他控制着300余人的武装力量。民国37年农历正月初九，他带着几十名县大队士兵，冠冕堂皇闯进宋圩，扬言该村群众私通共军，绑走16名群众，借此向该村索取7000万元(当时该村卖驴17头，牛31头，粮食80石)，方把人放回。同年，还冒充八路军到杨祠，抢去该庄牲口60多头，布212匹，衣服100余件，织布机头11个。据不完全统计民国28年至1949年，10年间他在凤台、蒙城、颍上3县抢掠群众牲口350余头，款7950万元(旧币)，银元1135枚，土布421匹，洋布65匹，粮食77石。食盐、油、香烟、棉被、衣物等难以计数。在抢劫中杀害群众12人，打伤群众16人。
民国36年至37年(1947至1948)年间，他还在潘集、丁集等地与解放军作战7次，共打死干部、战士40余人。他在县城以县大队三队的名义建立了长淮联络站(群众称为黑杀队)，精选了30余人为队员，专门进行刺探情报和暗杀活动。1949年凤台解放，李昆山逃往六安。1950年他又加入“反共救国军”，任支队司令员，秘密活动于淮南、寿县等地。准备攻打淮南矿区时，被淮南、凤台公安机关侦悉，又逃至蚌埠、怀远，参加了“安徽省保安司令部”，任营长。该组织被破获后，李又逃到东北佳木斯，企图长期潜伏下来。
1951年，凤台县公安局侦得确实消息后，9月派员到佳木斯将其追捕归案。在狱中他组织了7人暴动组，准备夺枪逃跑，被看守人员发觉，未遂。后经凤台县人民法院判决，报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于1952年在凤台城关处决。
童冠五
童冠五(1877—1956年)，原名童友仁，顾桥乡沧沟沿童家庄人，是民国期间县境内及长淮上下较有名气的书画家。
童冠五幼时勤奋好学，酷爱书画、雕塑。他曾去山东济南、潍坊、青岛、天津、杨柳青等地学习绘画及版画艺术，颇有成就。再加上他刻苦钻研，大胆创新，独树一帜，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他的人物肖像画讲究线条、表情、着色，大都古朴典雅、飘逸潇洒。怀远常家坟的父老请童为他们明代祖先、开国名将常遇春画过像。民国初年，他还为段祺瑞画过像。民国24年(1935年)茅仙洞重修时，三仙阁内的《三茅出家》连环图就是他绘制的，壁板上的人物形象十分生动。他还学一手西洋画，类似油画的墨画，注重阴阳的和谐。解放前凤台照相馆的布景多出于他的手笔。颍上、凤台、涡阳、蒙城、阜阳、寿县、蚌埠、怀远一些豪门巨贾都请他画过先人遗像。
旧中国时，他随同一些文艺团体去过苏联、老挝及东南亚等地，进行文化交流。抗战前，他经常来县城与画家武侠、王晓庵、张孝先、张孝伯及吴竹樵等交往酬作。他对家乡群众的疾苦十分关心，经常接济乡下的贫苦亲邻。由于战乱频繁天灾人祸，他生前的作品如根雕、塑像、绘画等艺术珍品，多数散佚。现在收集的几幅山水人物条屏虽已破损，但仍可从其构图、用笔、着色等方面体现出童冠五的非凡画技。
岳相如
岳相如(1876—1958年)，原名岳冠卿。岳张集人，兄弟6人，相如为老四。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境内大旱，相如率灾民向地主岳传悠强借粮食200石。次年又遭大灾荒，相如代表灾民向本乡地主岳辑五借粮，遭到拒绝，于是带领灾民2000人，强开地主粮仓，抢出粮食千余石。地主向县衙告状，县官以聚众作乱罪逮捕了岳相如。后经乡亲营救，以近房分家不清为由取保释放。相如出狱后，去安庆在熊成基部下当炮兵，参加了“岳王会”。熊起义失败，相如逃出，幸免于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孙毓筠介绍，相如加入了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年)，为了响应武昌起义，和张汇韬等一起筹划并指挥光复寿州。后成立淮上军，相如任军统，率部光复凤台、怀远、蚌埠等地。民国2年(1913年)任长淮水上警察厅厅长，下辖官兵2500余人，总部设在正阳。该年倪嗣冲攻打正阳，岳军与其激战失败，相如经寿县、芜湖转去上海。倪军占领凤台后，把岳相如的大哥岳冠山、二哥岳冠轩、六弟岳冠仁搜捕杀害。相如祖居的村庄被焚烧殆尽。
民国13年(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同盟会，成立中华革命党。岳相如奉命参加了这次盛会，返沪后进行反袁活动。
民国15年(1926年)，他调任国民军三十三军第三师师长，驻汉口附近。同年该军北伐，岳相如率部经凤台，秋毫无犯。民国16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岳暗中保护，引起蒋的戒备。蒋遂将三十三军的番号取消，把相如调到蒋鼎文的九师任副师长，并命令将部队开到汉口。岳未就任，只身去上海，参加了反蒋组织，自任讨蒋第一纵队司令。冯、阎联盟反蒋，相如任冯部二十四军军长。在亳州与蒋系刘振华部30万大军激战失利，退驻山西阳城。刘收买了相如部属营长牛振恩。牛部叛变，将相如劫持到刘振华军部新乡。后经邵力子、柏文尉营救，得以脱险。民国22年，相如因反对蒋介石被通辑，逃往香港。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岳相如由香港返回南京，但拒绝蒋介石的招见。
民国28年(1939年)，岳相如在家乡组织淮北抗日军。任安徽省人民抗日自卫军第四路指挥官。一次，岳在寿县大寺内向2000余名战士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广西部队一战士趁其不备将手榴弹掷向讲台，相如受伤，双方发生冲突。这时，相如高呼：“不许中国人打中国人!”双方为其大义所感，当即停火。后因安徽省主席的破坏，全省抗日自卫军解散。
民国35年(1946年)，李济深在南京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促进会，相如应邀担任安徽省负责人的重任。民国36年秋移居蚌埠，通过共产党人石原皋的联系，岳的住所成了共产党的联络站，直至1949年1月蚌埠解放。1958年夏病故，葬于蚌埠南郊燕山公墓，享年82岁。
邱维甫
岳维甫(1880—1960年)，马店乡邱小庄人。自幼左目失明，故有“邱瞎子”绰号。久住展沟集，理发为业，技艺精湛，名冠一方。
维甫从小拜师学剃发梳辫，艺成自立，在展沟集开理发铺。直到民国30年(1941年)，展沟方圆13保，仅此1家。辛亥革命后，男子纷纷剪辫留短发，维甫在展沟集率先倡行，召集门徒敲锣打鼓，为众人剪除辫发，以示反对清廷统治。发型更新后，维甫顺应潮流，不断改革，很快掌握了新的理发技能，为顾客提供服务。他兼能推拿按摩，受到广群众的欢迎和称赞。维甫技艺全面，犹精刀功，用刀轻柔灵巧，正反削滚，顺逆往复，如游鱼嬉水，轻灵自然，遂有“一把刀”称誉。为稚童理发，一般从业者颇感棘手。维甫艺高手巧，可为婴幼儿剃出诸如“淘气”、“三星”、“四喜”、“朝天杆”、“天齐庙”、“鬼见愁”等10余种花样头型。民国年间，他广收门徒，每年“打秋风”(土语，即对服务对象每年秋季挨家挨户收取一定的劳务费)可收入粮食数十石。
邱维甫因从事理发业地位低下，未娶妻室，生活贫困。但一生爱好娱乐。清末民初，展沟集元宵灯会方兴未艾，南街有一班龙灯，北街有一班狮子灯，中街有一班小车、旱船、花担灯。维甫以门徒为主组织一班高跷，使灯会节目更加丰富多彩。
民国32年(1943年)，阜阳梁河口梆剧艺人陶瑞山夫妇与师兄李圣先(艺名李麻九)流寓展沟，维甫给以衣食接济，遂成契友。相商组织“良友”戏班，推维甫为班主。为置办行头(戏剧服装)、砌末(道具、布景)，维甫多方筹措，先后借粮20石，借地28亩当出，所得粮款，均供戏班开销。维甫借粮、当地兴戏，一时传为美谈。在维甫支持下，良友班逐渐发展成为行当齐全、戏箱精美、剧目丰富、名声远播的大戏班社。全盛时期，有“八个红脸八个旦”称誉。戏班为维甫所办，外界称“一把刀班”。1950年，“一把刀班”应激到淮南演出，被留下多人参加淮南市梆剧团。其余演员返乡后，人手不足组班，遂解体。解放后，维甫尚能执刀理发，耄耋之年，仍喜热闹，陶然自得，高寿而终。
李汉三
李汉三(1883—1961年)，原名李树杰，马店乡清泉人，世代行医。幼时勤奋好学，16岁便能写诗作赋。适因其父偶遇中暑，四处求医，又见其伯父李岩霖行医受群众爱戴，他就立志学医。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为谋生，白天教书，夜间自学本草药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李汉三在钱庙集上开业行医，先后辗转于颍上、霍邱、合肥、怀远、蒙城、安庆一带，颇受群众欢迎。民国9年(1920年)春，凤台瘟疫流行，汉三沿门诊治，视患者如亲人，时常门庭若市。1955年6月，他将行医50年积累的几十条临床经验汇集起来写成《清泉医案》一书，为凤台历史上第一部中医医案，得到省市中医界专家们的认可和好评。经县中医学会会长赵鸿恩医师的多番整理，已打印成册。1959年，汉三由顾桥医协会上调到县人民医院工作。1961年10月病故，时年78岁。
辛少亭
辛少亭(1902—1965年)，原名辛明礼，丁集乡辛圩孜人。出生农民家庭，因家贫只念到高小。民国6年(1917年)辛少亭16岁时经其表兄关鼎臣介绍参加广东国民革命军，在陆军第一师学兵连当兵。民国9年又在韶关讲武堂学习。他在国民党部队中长达40余年，先后当过班长、排长、旅长、师长、军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五原誓师，经历过蒋、冯之战和抗日洗礼，是一位身经百战，戎马倥偬的军事将领。特别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和其部队主要负责人，不顾蒋介石及其忠实爪牙的暗算挟持，毅然率领部队16000多人弃暗投明，光荣起义，在解放武汉时发挥了应有作用。
1949年5月，辛少亭在湖北贺胜桥率部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一军副军长，湖北军区参议室主任等职。1954年转业，曾任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参事室副主任等职。
辛少亭起义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学习，注意自我改造，不断要求进步，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他工作积极，并在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努力工作。于1965年10月29日因病逝世，享年63岁。
田振起
田振起(1897—1968年)，艺名“田小银字”，双湖乡园艺村大树田人。自幼家贫，读不起书。稍长，喜爱花鼓灯。他聪颖活泼，嗓音正，身体灵巧。受老一辈艺人指点，14岁就包头下场子玩灯。
民国2年(1913年)至民国15年(1926年)间，他两次到霍邱县玩灯，卖艺糊口。当他知道自己被雇主利用，以操灯(教灯)为名设局聚赌时，怒不可遏，断然返乡。民国21年，境内城乡花灯歌舞盛行，田振起被请到许多地方操灯，还有人常到他家里学习，他都能随时给予指点。陈学昌(陈大狗子)、朱文龙(小鹤)、储文龙(小棒子)、朱建铎(同印)、保安、关陋子等，都是他当时带出来有名的青年艺人。他个头虽小，但场上表演时，仪态万端，声情并茂，引人入胜，名扬六安、霍邱、正阳、颍上、怀远等地。每年秋后至来年午季，请他的灯班去表演的络绎不绝。抗日战争胜利，他兴奋不已，亲自带一班花鼓灯到县城参加庆祝演出。不久，因患眼病，暂离灯场。
1953年，田振起由一个民间艺人被选拔加入专业队伍——凤台推剧团。同年，被确定为花鼓灯流行区域的代表选入华东区代表团，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会演中，花鼓灯入选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招待专场演出。田振起在表演《小场》、《大场》的节目时，分别伴演“腊化”、“小鼓架”、“领伞的”等多种角色，展示了他的表演艺术特色，得到同行及观众的好评，荣获个人表演一等奖，被文化部部长周扬称为“花鼓灯表演艺术家”。在京期间，各艺术院校、专业表演团体的舞蹈工作者纷纷前往学习，外地赴京的文艺团体也争相邀请田振起前去传艺。回安徽后，田振起先后被留在省庐剧团、省文化干部训练班工作。1958年11月调省文工团任花鼓灯教员。同年，12月8日被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吸收为会员。田振起从艺数十年，又加上长期从事花鼓灯艺术科目的职业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善了他的“自我美感”论，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精湛的表演技能，为近代花鼓灯表演、凤台流派的形成做出突出贡献，起到了奠基作用。田振起于1968年11月病故，享年71岁。
蔡孟周
蔡孟周(1891—1969年)，原名蔡茂仙，单字颐，笔名天囚，城关镇人。出生于小商业家庭，他幼读诗书，胸怀大志。17岁时就投身于民主革命活动，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他追随柏文蔚、王龙亭、岳相如等参加淮上军起义，开展反清斗争，当时任管带(营长)。淮上军光复寿县、凤台后，又夺取颍州(阜阳)。同年12月12日，清布政使倪嗣冲联合地主武装包围了颍州。经过一昼夜激战，梦周率部保护淮上军领导人张孟介等突围，在翻越城墙时，跌断了右腿，终身致残，走路有点跛。
民国11年(1922年)，他在革命暂时失利时，奉命潜回蔡家岗，组织革命力量，并筹划募捐500块银元兴办蔡家岗小学。民国13年经柏文尉将军推荐梦周到开封冯玉祥将军所属革命军二军六师当师长，后晋升为军参谋长。民国16年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当时方振武任安徽省省长，兼任第六路军总指挥，梦周在该部任少将参谋长兼皖北警备司令，蚌埠水陆公安局长。方振武公开反蒋，后因活动失败，方被扣押。梦周连夜由水路逃往天津，乘商船东渡日本。他在东京得到驻日大使许世英的帮助，考取日本士官陆军大学。在此时，他翻译出版《天囚诗集》。并把所得的稿费寄回祖国，接济在上海的张耀西等革命人士。抗日战争前，刘镇华任安徽省省长时，梦周任安徽省保安副司令，兼省政府秘书长。民国27年，其侄蔡效唐(共产党员，曾由梦周推荐任七团二大队政治指导员)策动兵变，梦周受株连而被撤去军职，降任皖南旌德县县长。民国29年，沿江一些城市为日军所占领，他离职去广州，绕道到贵州担任国民党中央炮校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民国35年炮校迁到南京，蒋介石进行“清学”登记，他离职携眷回到蚌埠定居。
全国解放后，由张治中、李济深、余亚农等推荐，与陈毅司令员结识，由陈毅司令员委派他去福建前线作对台统战工作。1950年辗转去台，1969年患中风，病故于台湾。丁文山
丁文山(1901—1974年)，外号“丁四老板”，丁家岗(现属淮南市潘集区)人，农民出身。幼年仅读过两年私塾便辍学务农。稍长，做豆腐生意，走乡串户，赶集逢场，目睹当局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遂立志为穷人奋斗。民国16年(1927年)，当地初建共产党组织，发动农民，组织农会。他积极参加农会，成为党的秘密交通员。民国17年初参加武装游击队，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9年，凤台地区闹春荒，丁文山等发动并带领当地20多个村庄的农民1000多人，割掉地主的豌豆2000余亩，解决了群众当年的春荒问题。从此，他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丁四老板”的名字也越传越远。民国21年4月，他同孙广贤、廖传泽一起，率领游击队员和部分群众共100多人，在大孙岗河湾处截获国民党凤台县政府运往二区的几十船小麦和高粱，分发给贫苦农民。民国22年，丁文山任中共凤台县委委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潜伏在淮河上的一只小船中，亲自印刷当时在沿淮地区颇有影响的县委地下刊物——《红星半月刊》，在凤台、寿县、颍上一带散发。有时身着便衣，内藏一支驳壳枪，带着几名队员到一些区乡收集情报；有时扮成“算命打卦”先生进城散发刊物、传单，搅得敌人坐卧不宁。民国23年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直到民国26年3月西安事变后才获释。出狱后，即在家乡着手恢复党的基层组织。
民国27年(1938年)4月，中共安徽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凤台县委，丁文山任副书记，同年8月任县委书记。他带领游击队在太平集、陶王集一带抗日锄奸，为后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伪维持会长许鲁初盘踞店集，残害百姓。民国28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夜，丁文山带领6名队员，携带短抢3支、步枪1支、手榴弹4枚，翻墙潜入维持会大院，活捉许鲁初，俘虏会丁20多人，缴获长短枪9支。次日上午，将许鲁初押到古沟集处决，其余人员教育释放。民国29年7月，上级决定建立凤台抗日民主政府，改组凤台县委，丁文山任二区区长。二区辖地在今潘集区东北，地处日伪据点前沿，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都非常复杂。丁文山知难而上，率领区队活跃在平阿山、太平集一带。这年11月一天上午，探知一艘日本汽艇由田家庵西驶凤台，丁文山当即率30多名队员占据平家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下午，汽艇返回，抵平家滩，区队队员居高临下，打得日寇丢下拖船，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敌数人，缴获军用物资数十吨，受到通报嘉奖。土匪头子杨立言，长期盘踞在二区辖地田集一带，投靠日伪，被封为“绥靖第六团团长”，拥有200多人的队伍，常在二区骚扰。民国30年元月，杨立言带领绥靖一营在田集朱家沟沿吃午饭。丁文山率二区队配合六八八团的两个连和一区队，当夜尾随追击。拂晓，战斗在苏庄打响，丁文山率领二区队，奋勇当先，所向披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打死打伤杨部70多人，其余残敌全部投降，活捉伪团长杨立言、副团长王寿之，共缴获长短枪100多支，机枪1挺，受到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的表扬。民国30年4月，凤台抗日民主政府转移路东。5月，丁文山被调往邳濉铜地委工作，不久，奉命到刚被收编不久的36中队任政治委员。到职仅9天，这个部队叛变投敌，丁文山被捕，关押在徐州监狱。他联络狱中党员，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任组织委员。一天，因敌人残忍地折磨难友，丁文山怒不可遏，大骂日本看守，遭敌严刑拷打。残酷的日军放狼狗咬他，丁文山坚贞不屈，仍大骂不止。由于流血过多，昏死多时不醒，被敌人扔在徐州东门敌坟场上，幸被八路军炊事员老张头发现救回。为此，邳濉铜地委把他的事迹编印成册，并用快板书在部队广为宣传。民国33年夏，淮北路西抗日根据地恢复。秋，建立中共宿怀县委，丁文山任县委委员兼淝河区区委书记。丁文山充分依靠、发动群众，又利用开明绅士和敌伪之间的矛盾，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久建立起几十人枪的区队和10来人枪的各乡队武装；并在各区、乡武装中建立党支部，使这一地区很快开辟和巩固下来。
民国34年(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占领了怀远县城和铁路沿线，又组织“还乡团”、“劝降队”大肆袭扰解放区。民国35年10月，宿怀县委与上级的联系中断，革命形势极其严峻。县委决定暂时西撤，并组织涡(阳)淮(沿淮几个部分地区)工委，由崔剑晓、丁文山为主要领导，分头活动开展工作。丁文山回凤台后，立即与李星光、吴云等取得联系，对原有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整顿。在与上级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他们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工作方针和计划，开展工作。民国36年11月，中共凤台县委、县政府成立，丁文山任县长，兼任县大队长，亲率县大队部分武装开辟了新河区、古沟区、潘集区。民国37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凤台县委决定成立战勤指挥部，丁文山兼任指挥，亲率2000余人，400付担架，支援解放军。
1949年3月，丁文山任县委副书记；1950年任阜阳地区农委副主任、主任。1952年他率领数十人，在寿西湖拓荒建农场，任场长。他和全场干部并肩战斗在第一线上，深受广大职工的爱戴。1961年调任安徽省木材砍伐团政委，工作出色，受到上级表彰。1964年回省农垦厅工作。不久，在寿西湖农场干群一致请求下，丁文山再次回到寿西湖农场任场长，为发展该场做出了贡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丁文山被诬告为“叛徒”，遭受迫害。1974年元月13日在凤台县城病逝，葬于丁家岗。1979年5月平反昭雪，遗骨移至凤台南平山烈士陵园。
朱廷举
朱廷举(1910—1974年)，字子贤，马店人，自幼读书，民国20年(1931年)7月肄业于南京私立钟南中学初中部。
民国28年(1939年)秋，朱廷举先后3次受聘到马店小学任教。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朱廷举加入了马店青年抗敌协会，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他利用课堂教唱抗日歌曲。他主演的歌剧《松花江上》，悲怆哀绝，感人至深。还经常同青年抗敌协会会员一道，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张贴标语，举行报告会，激励人民抗战。
民国36年(1947年)底，国民党腐败，教育事业凋敝，马店小学被迫停办，朱廷举赋闲在家。1950年10月，朱廷举参加工作，担任马店小学教师。同年11月加入凤台教育工会。1954年暑期，凤台连降大雨，洪水泛滥，淮堤溃决，马店小学被淹。朱廷举为抢救保护学校财产，整整在学校战斗20多天，一次也没有回去看望自己被水淹没的家，使学校财产不受损失。
朱廷举爱校如家。他每年都利用假期修理教具，修缮房屋。1962年，他利用扒庙的碎砖亲自动手盖房屋2间，解决了两位老师的住房困难。1963年至1965年间，他利用节假日共修补漏房4处，压屋脊3间，泥刷墙壁63间，砌墙近200米，修理桌凳100余张，建土课桌63张，修理门窗280件。在他住房内，常备有瓦工、木工工具，并备有针钱包，随时可为学生服务。1956年至1964年间，朱廷举先后5次被评为县、区模范教师及先进工作者，2次出席省和阜阳地区召开的先进工作者会议，4次被评为县工会积极分子。
1966年8月，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朱廷举被作为清理对象，强迫退职回家。1974年3月病逝，时年64岁。1982年6月他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苏宗善
苏宗善(1903—1978年)，原名苏赞成，字长元。马店区杨村乡人。他幼时读私塾3年，后在家种田。勤奋自学，能用偏方、验方为人治病。
民国17年(1928年)，宗善在杨村集粮油行当伙计，以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见称。后因家务烦恼，民国20年去茅仙洞出家，道号祖航。苏宗善属道教全真派龙门正宗二十三世法裔，不食烟火食10余年，且能多日不食而坐。民国33年至35年间，他先后朝拜过南海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山西太行山、安徽九华山和黄山、甘肃太白太山等名山大寺，寻师访友，结交甚广。1950年，宗善继任茅仙洞清天观道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1956年出席安徽省政治协商会议。1957年夏，应邀去北京参加全国道教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苏宗善被揪游街、受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他欢欣不已，老泪横流，说：“中国老百姓得救了，宗教界也复兴有望了。”1978年8月病故，享年75岁。
岳锦文
岳锦文(1925—1979年)，毛集区陈集人。原姓陈，5岁丧母，由妗母抚养成人，随舅姓取名入学。20岁在淮西中学读书，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后经同学推荐，在何家庙、金沟集、陈集等小学教书。
1949年7月，岳锦文参加县文教科举办的第一届小学教师暑期教研会。后历任夏集、万岗、河口等小学校长。1954年大水，他置妻儿于不顾，日夜护卫着河口学校的财产。水稍退，即带领全校师生，修复校园，坚持灾区教育，使河口小学很快发展成为一所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完小。他被县文教科评为坚持灾区教育模范、扫盲积极分子。1958年，岳锦文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甄别平反后，重返教育岗位，他一如既往，踏实工作，先后完成毛集小学、陈集小学的建校任务。1963年被县总工会评为工会工作积极分子；1964年被县文教局评为灾区教育先进工作者。“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秩序混乱，他不怕冲击，坚守岗位，保护着学校的财产。
原焦岗湖渔民小学条件很差，没有教室，仅有1位民办教师，在水上用船只流动教学。公立教师无人愿去。1973年，岳锦文主动要求到该校工作。渔民历来以船为家，很少受文化教育。渔家儿女七八岁就能帮大人捕鱼，对入学读书认识不足，多持消极态度。岳锦文到任后，一边积极筹款建造教学船，和民师张国英深入渔家宣传学习文化的好处，发动适龄儿童入学。一边在渔民聚居点办起识字班，教渔民识字算帐。他很快打开了局面，渔民们纷纷送子女入学。在船上教学，岳锦文开始很不适应，常常头晕、呕吐，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船小棚低，直不起腰，只能蹲在船头上讲课，工作一天，腰酸腿痛，不能走路。可他总是坚持着，克服着，适应着。他刻苦钻研教学大纲，研究教材教法，针对渔家孩子的特点，采取直观教学。对学生的作业“精心选题，适当布置，耐心辅导，认真检查”，既减轻了学生负担，又保证教学质量。还根据学生的能力，因材施教，方法灵活，摸索出一套水上教育经验。
1976年，渔民新村和渔民小学校园建成，岳锦文带领师生离开教学船，搬进宽敞的教室。此后，学校从小到大，越办越好，很快发展成为乡重点小学。正当他率领全校师生奔向更高目标的时候，病魔向他袭来。在住院治疗期间，他仍时刻挂念着渔民小学，病情略有好转，就急于返校工作。1979年2月，心脏病复发逝世。蔡如胜
蔡如胜(1913—1980年)，潘集区蔡小庄(现淮南市)人。他8岁丧母，父亲体弱多病，生活艰难，16岁开始打长工，挑大土，终年辛劳。民国23年(1934年)，全家逃荒到江南池州一带，以挖煤为生。民国23年6月，被国民党抓丁，在五十七师当马夫、炊事员，修过水库、铁路。1950年随所在部队在四川宜宾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其间，共参加5次战役，负3次伤。在朝鲜汉城的一次战斗中，他负责运输。在山路上行军，敌机呼啸而至，如胜还没来得及隐蔽，被一颗炮弹炸伤，弹片迸进他的左腿，并划破颈部，鲜血直流。连长急忙叫来担架，他毅然不用，咬紧牙关，用手拔掉腿上的弹片，坚持前进，胜利完成任务，荣立三等功。1952年复员时，本应向政府登记领取荣军补助，但他一直没向国家伸手。就是在以后30年间，也从没申请过补助。
蔡如胜转业后，自1956年1月，直到1979年退休，先后被安排在凤台初级师范学校、凤台中学当工人。他爱校如家，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一个人承担门岗、打铃、看电话、收发、油印资料、杂务等6项工作。打铃，从早到晚，从没错过钟点；接电话，从不耽搁时间；附近农民到学校寄信、寄包裹，他都同样准确、及时。周围群众都说：“老蔡办事认真，是个信得过的人。”为师生油印资料，常常工作到深夜，眼熬红了，第二天照样上班，也不叫苦叫累。学校领导提出要减轻他的工作量，他拒绝了；同事们要替他挑担子，分任务，他也婉言谢绝。同学们劝他说：“蔡师傅，别太累了。”他笑着说：“我做的都是小事，还能挺得住，要是误了你们的学习就是大事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教学秩序混乱。蔡如胜一如既往，坚守在门卫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次，古城孜1位村民拿走学校1只木盆，他追到那个人家里要回。他儿子在城关小学上学，拿了两张16开油印用的白纸，他见了马上制止说：“东西虽小，是公家的，不能拿!”周围的人们一提到蔡如胜都称赞他是：“公私分明，一心为集体，是一位好管家。”1980年6月，因积劳成疾病故，时年67岁。徐明义
徐明义(1915—1980年)，江苏泗洪县伏尧乡徐庄人。幼读私塾，中途辍学。民国30年(1941年)元月参加革命，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泗洪县金镇区联救会主任、工委书记。民国36年9月调任中共阜北县第一区区委书记。民国37年2月被中共苏皖六地委派到凤台开辟新区，任中共焦岗区委书记兼区长。
徐明义带通讯员刘子英秘密来到焦岗湖畔，从中共杨湖区借来6名战士、6支枪，建立了8人的区小队，在沿湖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同年5月，区队发展到30多人枪。
国民党县常备队中队长丁豪，家住焦岗湖畔刘台孜，欲趁徐明义立足未稳，消灭区小队。民国37年(1948年)6月的一个夜晚，丁勾结国民党颍上县联防队共270余人枪，在夏集从东西两面包围了区小队。徐明义镇定自若，指挥区小队先分头抗击，又迅速撤退，诱使颍上联防队和凤台常备队互相攻打，待敌明白时，徐已在夏集东北附近树林内休息。联防队缩回颍上，常备队180余人也慌忙退往梁小圩孜住下。区小队尾随县常备队后，弄清情况后，徐派人当夜请求调来中共凤台县大队两个连的兵力。拂晓，将梁小圩孜团团围住，战斗不到1小时，就大获全胜。毙敌10余人，俘敌150余人，活捉常备大队长蔡季年。6月底，区小队已有50余人，长短枪30余支。7月，徐率区小队乘渔船到焦岗湖南岸何台孜活动，与乘船沿淮河去正阳的国民党七十四师某排遭遇。徐指挥区小队抢占有利地形后，向船上敌人喊话，劝其投降。敌人试图反抗，被区小队用猛烈火力压在河边。仅10几分钟就结束战斗，毙敌8名，俘敌20余名，缴获汤姆式枪1支，机枪1挺，步枪20余支及子弹、物资、货币等，受到中共凤台县委表彰。
徐明义率领区小队活跃在焦岗湖畔，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广大百姓拍手称快，土豪劣绅惊恐不安。国民党县大队多次指使丁豪纠集兵力，并派遣特务跟踪盯梢，妄图消灭区小队。8月间，丁豪带领县中队先后两次在陈集袭击徐明义等人。徐机智果敢，均顺利脱险。敌人气极败坏，在陈集建立乡公所，成立乡小队，对徐明义虎视眈眈。
此时，徐明义率区小队到淝河套郑楼一带，经过短期修整后，民国37年(1948年)10月的一天夜里，用埋伏战突袭陈集乡公所，打死打伤敌人10余人，俘敌1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活捉敌小队长陈世花。《雪枫报》以“凤凰夺窝”为标题报道了这次战斗。从此，徐明义的区小队在焦岗湖畔扎下根来。
1949年元月，凤台全境解放。同年8月，徐明义请假回家，年底未归。凤台县委以久假不归，取消了他的党籍，免去其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职务。1950年初徐明义返回凤台后，先后任治淮总队民运股员、工作组长、尚塘区副区长、凤台县农林局副局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遣回泗洪老家监督劳动。1979年12月平反，任凤台县农林局副局长。1980年病逝。
何庆云
何庆云(1906—1980年)，字咸中，城关镇人。祖父是个贫苦的磨面手工业者，父亲勤劳俭朴，节衣缩食，供应子女读书。何庆云9岁进初小，16岁高小毕业，考入凤阳省立四中。民国20年(1931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先后评为讲师、副教授、工程师，并任职业中学校长、厂长等职。1952年调到上海市糖业烟酒进出口公司任化验室主任。1979年离休。1980年9月，任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12月9日被选为淮南市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委。同年12月16日因病去世，时年74岁。
何庆云在酿造技术上有高深造诣，是我国著名的酿酒专家。生前在浙江《东南日报》、安徽《皖报》、《皖北日报》以及上海糖业烟酒公司内部刊物上发表30多篇论文。民国24年(1935年)，上海黎明书局先后出版发行了他的《农产制造学》、《微生物学》、《简易化工制造》等著作。1955年上海益民书局出版发行了他的《白酒制造法》。以后他又著有《大曲高粱酒制造法》一书。何庆云从事酿造事业近50年，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想方设法解决许多技术难题，取得了5项科技成果。解放前夕，他成功地研制蒸馏酒精代替汽油，可供汽车及内燃机的燃料；解放初期，在解决上海市场酒类品种单调上，他反复实践，使用酒精、糖精、香精配制成多种花色果制酒，丰富了市场；1955年初，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上海华光啤酒厂试验合成机制黄酒成功，为上海市的黄酒大量生产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1956年，他又率先研制出“白酒除铅法”，推广全国，受到中央城市服务部的嘉奖；1958年用山芋干试制贡酒成功，在酿造技术上又迈出新的一步。何庆云不仅自己能刻苦钻研技术，还热心培育科技接班人。经他言传身教，先后培育出许多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已成为上海市酿酒事业上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庆云被当作“反动技术权威”遣回凤台。1973年，他接受了城关镇综合加工厂的聘请，担任技术顾问，兴办果子露厂。1979年他办理离休手续时，谢绝了安徽农学院的优厚待遇和诚恳聘请，毅然带着老伴回到家乡，继续帮助凤台饮料厂发展饮料酒生产。从此，凤台饮料厂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不到两年时间，由原来濒临破产的小厂，一跃成为较有名气的饮料总厂。工人由原来的近80人，增加到200余人；生产品种由原来的桔子露等两种，增加到杨梅、香蕉露等7种，而且质量优美，销路很好。1980年1月至9月，该厂产值12万元，到1983年产值上升到85万多元，纯利达11万元。为此，1980年1月6日《安徽日报》第一版以“退休酿造专家何庆云关心家乡建设，帮助酿造新酒”为题报道了他的这一事迹。
李雪逵
李雪逵(1913—1983年)，字云璐，桂集区樊庙乡人，兄弟4人，雪逵是老三。其父李敷五，清末秀才，凤台名医。父令两兄一弟读书，让他务农。雪逵求学心切，通过同族兄长向父说情要求读书，遂得应允。入学后，很快赶上哥哥，得到父亲喜爱。17岁随父学医，先后熟读《药性赋》、《本草纲目》等书，钻研中医经典著作，并随父临床实践。
民国23年(1934年)，李雪逵开始独立诊脉处方，先后在城关、桂集等地开设中医诊所。1952年4月加入县城关镇联合诊所。1954年7月，当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调县医院工作，先后评为中医师、中医主治医师，并任中医科主任。1980年当选为县政协常务委员、县中医学会理事长。李雪逵一生从医近50年，始终“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常以“干到老学到老”自勉，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积累出许多很有价值的单方、验方。1960年献出的验方，被编入省卫生厅出版的《中医验方集》；1974年，再次献出所积单方、验方，其中50余首编入《凤台县临床验方集》。1980年发表《加味小麦汤治干的临床体会》一文，获淮南市科技协会优秀学术论文奖。晚年，集一生用药经验，编写了含100余味中药的汤头歌赋。1983年又献出单方、验方30余首。
他开药店时，常把家庭做病房，对远路病人，免费留住。参加工作后，经常为了看病早上班，晚下班，受到大家的好评。1960年作为县劳动模范代表，出席省群英会。1982年病重住院期间，仍为求医者诊病，口述治疗方案，让人代笔开方。家人劝阻，他说：“病人求我看病，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让人家带着痛苦和失望回去。”他善用以温补为主的中医方略，对医治中医内科杂病造诣颇深，尤精于妇、儿科。他还兼收并蓄，立足中医，进修西医，使医术更加全面、精湛。1967年7月，一村妇产后高烧不退，口粮卖尽，耗资500多元，多方医治无效，几乎绝望。后经李雪逵确诊为产后风，用中西结合方案治疗，仅花钱20元，病人痊愈。1977年秋，一中年男子患肺结核，吐血不止，诸医治疗无效，生命垂危。李雪逵一剂中药，日内连服三次，使其吐血立止，转危为安。1979年，某妇女患肾炎，久治无效，又加阿米巴痢疾，苦不堪言。经李雪逵诊治，中药1剂见效，3剂病除。病家称他为救命神医。他临终留下遗言：“把我珍爱的数十本中医药书籍，赠给青年中医们。”1983年病逝，终年70岁。
陶怀斌
陶怀斌(1901—1984年)，女，曾化名刘大姐，淮南市谢家集区陶圩孜人。民国13年(1924年)与丁文山结婚。丁文山是凤台地区很有影响的共产党人，陶怀斌受丈夫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民国19年她串联魏家郢、丁家郢、王家圩、方家拐、高家拐等10几个村庄的贫苦农妇，多次割地主家的豌豆头以度春荒。当年又带领群众强收自己大伯(地主)家的高粱，以度夏荒。民国21年4月，陶怀斌由孙广贤、仇希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3年，中共凤台党组织遭严重破坏，丁文山等被捕，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陶怀斌在区委书记王西善的领导下秘密活动，单线联系。陶怀斌深入在广大贫苦农民中，先后发展于云堂、邓永兰、小门(乳名)、杨四麻子等贫雇农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壮大了党组织。民国26年，她不顾个人安危，展转于平圩、店集、古沟、田家庵、高家拐一带撒传单、贴标语，搅得敌人晕头转向，坐卧不宁。一次，她拖着裹残的小脚，步行几十华里到田家庵撒传单，不料敌人加强了戒备，夜间清户，她在表妹的掩护下，几经周折，直到天亮才脱险回家。敌人千方百计寻机报复，指使特务、军警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家属。陶怀斌等人被迫躲避，开展游击活动。这期间，特务深夜到她家搜捕，陶怀斌逃避在外，家无大人，特务恼羞成怒，对她年仅4岁的大儿子恫吓逼迫，致使孩子受惊得病，不久夭折。小儿子又因无人照顾，3岁时竟被沸粥烫伤，拖沓而死。陶怀斌为国舍家，擦干眼泪，继续战斗。民国28年，她任区妇联组织委员，组织近100名妇女，日夜为部队赶做军衣、军鞋，支援前线抗日。
民国30年4月，县抗日民主政府转移路东。5月，丁文山调往邳濉铜地区工作，家里只剩陶怀斌和女儿。由于叛徒出卖，特务头子孙志让得知她家藏有枪支、子弹，亲自带人到她家搜查。陶怀斌闻讯及时将枪支和子弹安全转移，敌人一无所获，抓走陶怀斌。陶怀斌被捕后，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拒不承认，后经多方救助，卖地花钱才被救出。
民国32年春，白色恐怖加剧，陶怀斌为了隐蔽并加强组织上的联络，只身去津浦路东。次年秋带着组织的指示，独自讨饭经蒙城返乡坚持地下斗争。民国35年，他协同丈夫丁文山做开辟凤台的工作，直到解放。解放后，她先后任凤台县委试验组副组长、寿西湖农场保卫干事、妇联主任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刘白涛
刘白涛(1914—1985年)，钱庙乡刘楼村人。民国27年(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革命军新编六师连指导员，八路军团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临沭县县长、县委书记，滨海专员公署专员，胶济铁路张店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浙赣铁路局军代表，杭州、上海铁路分局局长，铁道兵指挥所副司令员，铁道部基本建设局副局长、局长，南昌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局长，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铁道部办公厅副主任，1101指挥部副指挥，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中国铁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等职务。曾被选为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刘白涛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从事军队和地方的政治工作。民国27年(1938年)，他受党派遣，从陕北到鲁东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坚持边区对敌斗争，为创造和发展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炮火，带领部队积极抢修铁路，保证军运畅通，成绩卓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热爱人民铁路事业，工作负责，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精心指导，为国家的铁路基本建设和运输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余党插手、破坏上海铁路事业。他受党委托毅然到上海铁路局主持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努力团结干部和群众，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5年，在万里的支持下，他顶着“四人帮”一伙的压力，坚决贯彻中央9号文件，认真整顿铁路，并及时向中央汇报了“四人帮”一伙在上海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情况，保证了铁路运输生产的正常进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带领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实现铁路运输现代化，为发展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带病工作，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几十年来，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艰苦朴素，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以身作则，和群众同甘共苦，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
杨继元
杨继元(1963—1985年)，夏集乡王拐子村人。小学期间，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1982年毕业于陈集中学，1983年元月入伍。
1984年7月，杨继元所在部队奉命开赴云南前线，他怀着报国杀敌之心，坚决要求到战斗班。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祖国神圣领土岂容践踏。我是一个军人，有责任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如果我牺牲了，请不要悲伤，要为有我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在临战训练时，每个动作他都反复苦练，双肘和左膝磨破了，鲜血和汗水渗透了军装，他仍坚持摸、爬、滚、打。经过4个月的勤学苦练，他的单兵战术、轻武器射击和按图进行埋雷、排雷等10多项军事科目的考核成绩均达优良。
1984年11月18日，部队进入前沿阵地。杨继元和他的战友们下了“头可断、血可流，祖国寸土不可丢，愿洒满腔青春血，筑成卫国新长城”的战斗誓言。他冒着密集炮火，不顾恶劣天气，接连11次向前沿运送弹药和物资，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他又4次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过布雷区，到111高地搬运烈士遗体。在坚守130、148、908和262四个阵地时，他都抢先战斗在前沿哨位。
1985年1月15日战斗前夕，他多次要求参加突击组，后被批准在第三突击组当火箭筒手。在攻打无名3号高地时，他身背火箭弹，手提四零火箭筒，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敌人阵地冲去。刚冲出50米，不幸被敌人弹片击中右胸，鲜血直流。副射手翟林明火速为他包扎，并劝他下去隐蔽，他说：“敌人正疯狂，排里的战友正在流血牺牲，我怎么能不上呢!”他忍着疼痛咬紧牙关，继续向前冲去。他机智灵活地利用地形，用火箭筒摧毁敌人一个个火力点，又用手榴弹、冲锋枪打击敌人，就在这时，敌人又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身负重伤。翟林明再次给他包扎，继元声音微弱地说：“我不行了，你们冲上去……”这时，小尖山的敌人高射机枪弹又击中他的上身。继元倒下了，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不久，战友们高举胜利的旗帜，攻占了无名3号高地。
战斗结束后，部队根据杨继元生前事迹，给他追记三等功，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储东远
储东远(1964—1985年)，彭圩乡大储庄人。1981年6月入团，1982年毕业于袁集中学。在校读书期间，东远就有参军杀敌保卫祖国的愿望。
1983年6月，储东远入伍。他第一封信就写给他的老师，表示了杀敌立功的决心，并请求老师把书给他寄去，准备抽空学习。在部队，他曾三次调动工作，每次他都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在驭手班，他爱马如命，精心饲养，小心驾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运输任务。在炊事班，他虚心向班长学习烹饪技术，为战友们调剂伙食，战友们称他是“出色的伙头军”。1984年3月，他又调到师水泥厂执行施工任务。因扛运水泥，皮肤受腐蚀而过敏化脓，连队安排他休息，他不肯，仍坚持上班。入伍两年多的时间里，储东远先后4次受到团、营、连的嘉奖，被评为“二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标兵。
1984年7月，部队接到参加对越反击战的命令，储东远当晚就向连党支部递交了请战书和入党申请书，并写下了“热血洒边疆，誓死为祖国”的血书，要求在战火中考验自己。临战训练期间，储东远为尽快掌握军事技术，除参加连队正规训练外，每天晚上还坚持训练两个小时。在军事技术考核中成绩优秀，被评为连队标兵。
1985年元月19日，根据储东远再三请求，组织批准随7班配合9连3排坚守142阵地。元月29日，五号哨位一名战友牺牲，他主动请求到该哨位担任警戒。2月1日，他在坚守142阵地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因救治无效，于2月13日牺牲。所在部队党委根据储东远生前的申请和战斗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并追记三等功。
马洪报
马洪报(1964—1985年)，城北乡新湖村姬家洼人。1982年毕业于城北中学，1983年元月应征入伍。参军后，马洪报训练刻苦认真，工作任劳任怨。在国防施工中，他经常带病工作，高标准地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显著，先后受到部队13次嘉奖(团3次、营4次、连6次)。
1984年3月，马洪报被选送到团教导队参加战备训练。1985年元月，部队抽调骨干，参加对越防御作战。马洪报当即向连党支部递交了血书，书中表示：“我坚决上前线，严惩越南侵略者，请支部批准我的请求，把我放在战斗中考验吧!”他又连续4次找连长、指导员请求参战，终于被批准。2月，马洪报被提升为班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月中旬，攻打142高地，马洪报担任前沿供水任务。他每次步行两里多山路，沿途要穿过敌人两道炮火封锁线、两道步兵轻武器封锁区，冒着枪林弹雨，几天共背水500多斤，独自完成任务，保证了部队用水。
1985年4月，在老山猫耳洞，马洪报和战友一齐打阻击，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打死、打伤数名敌人，坚守20天，使越军未能前进一步。
4月20日，马洪报所在连奉命占领和保卫116高地。为消灭116阵地东南侧残敌，连队决定，以党员骨干为主，成立了“333夜猫别动队”(代号)，又叫“敢死队”。马洪报一马当先，向连党支递交了血书，要求参战。4月24日，“八一”电影制片厂以片名《幸福在哪里》为这次出征英雄摄下了珍贵镜头。4月3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也为“敢死队”小伙子们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在生死决战的关头，马洪报向家乡父老、亲人寄了录音带，写了诀别信。信中说：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为祖国的尊严、人民的利益、四化建设而献身，我感到光荣、高兴自豪……。
5月1日他随连队出发，5月4日战斗打响。马洪报第一个接近敌哨，用两颗手雷准确击毙两名哨兵，占领了哨所，并掩护其他战友迅速夺取第二个哨位，占领了166高地。敌人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疯狂地向166阵地反扑。敌人的炮火雨点般落在阵地上，马洪报同战友程东义一齐寻找并背回负伤失散的战友史华利。敌人再次组织反扑。马洪报和程东义在一个被炸毁的屯兵洞上修建了一个观察哨，以便向所在连队的炮兵报告敌情，准确打击目标。他和程东义两人一直坚守在这个哨位上。5月5日晚，敌人又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向166阵地反扑。马洪报负责了望，程东义阻击，打退了敌人19次进攻。在战斗间隙，马洪报正在整装弹药，突然，一团火球落到他的身前，顷刻，一枚手榴弹爆炸了，马洪报浑身被炸得血肉模糊。程东义打退了偷袭越军后把马洪报抱到洞里，发现他的头、颈、胸、腹、腿部全都受了伤，1只腿被炸断，马洪报昏了过去。马洪报苏醒后，又顽强地爬出洞口，投入战斗，但终因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马洪报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生前的誓言：“为我祖国土，何惜我头颅，任务不完成，誓死不回头。”全班战士在他的精神鼓舞下，死守阵地，赢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
部队为表彰马洪报的英勇事迹，为他追记二等功。中共凤台县委、县政府1985年7月作出了“关于学习马洪报等烈士英雄事迹的决定”，号召全县人民向他学习。
附：马洪报烈士家信(原信)
敬爱的父母、哥哥、妹妹亲人们：
祝你们岁岁平安，事事如意，一切都好!
父母亲，这次下来休息20多天后，接上级命令，要拿下166高地，连队抽10个人组成行动突击队(333夜猫别动队)，人员都是各连抽的，主要以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在5月1日前完成任务。昨日到偏麻观察，地形险要，这次去以炸、偷袭为主，来取得战斗的胜利。在此战斗中危险比较大，每人都准备了死。所以，今日给你们留下几句遗言。……明日(4月24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来给我们拍电影，专门以我们的这次行动人物为主要镜头(名叫《幸福在哪里?》)。
父母亲，你们上封来信说，现在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后退不能缩。儿牢记你们的教导，现在是党考验的时候到了，也是为党流血牺牲的时候，我决不退半步，宁愿前进一步死，也不后退半步生!我为祖国的尊严、人民的利益，“四化”的建设献身而感到光荣、高兴、自豪。你们养育我19年，来到部队受了党的培养和教育3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时是关键之时，胜利之时，我应理直气壮地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的每寸领土，保卫“四化”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美满的生活，我死也是甘心情愿的。有战争、必然会有流血牺牲。……
父母亲，儿在您身边长到19岁，你们慈母的爱，无微不至的关怀，养育我这么多年，没有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儿深感遗憾。遗憾的是不能在你们身边孝敬，没有享受到儿给你们的一点晚年幸福。尤其在你们生病之时，儿没能到身边给予一点精神安慰，就随部队来参战了。……
最后，祝家乡的亲人岁岁平安，万事如意!
再见吧!父母亲、哥哥、妹妹们。儿：洪报
1985年4月23日
王传宝
王传宝(1964—1985年)，城关镇人，出生于工人家庭。1981年高中毕业。1982年起，在桂集食品站做临时工。王传宝自幼养成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的良好品德。在学校，他是个好学生；在桂集食品站工作时，被大家赞为好青年。
1984年元月，王传宝光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84年7月，在训练中因成绩优秀受连队嘉奖1次。1985年1月光荣加入共青团。
1985年3月16日，王传宝随部队开赴“两山”(老山、凉山)前线，在征途中不幸光荣牺牲，年仅21岁。
1986年7月，王传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三等功臣。
甘罗，战国末期下蔡(今凤台县)人，历史上被称为神童。秦左丞相甘茂之孙，12岁做秦相吕不韦家臣。当时，燕、赵关系紧张，秦始皇派刚成君蔡泽在燕三年，燕王把太子送到秦国做人质。后，秦又派张唐去燕国为相，企图跟燕国联合攻打赵国，以扩大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北)一带封地。因张唐曾替秦昭王讨伐过赵国，而出使燕国，又必经赵国，张唐怕赵王挟恨报复，迟未成行。吕不韦亲自去请，但张唐仍不肯出使。甘罗自愿为韦说服张唐，果以利害关系说服了张唐，自己又愿为大使赴赵。以秦与燕、赵之间利害关系，说服赵王，先割五城与秦，再联秦攻燕，掠地以偿。赵王许约，发兵攻燕，取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三十城，献十一城给秦。甘罗仅出使一趟，没用一兵一卒，便取得五个城，还报秦王。深受嘉许，被封为上卿，秦王又将以前封给其祖父甘茂之田宅赏赐给甘罗。
周泰
周泰(?－?)字幼平。三国时期下蔡(今凤台)人。初在孙策部任别部司马，为策心腹之将。因作战勇猛，为人忠诚，又受到孙权器重并调为部属。孙权在宣城讨伐山贼时被围困，周泰奋勇杀敌救权，身负重伤12处，被补任春谷长。不久，又补任宜春长。
其后，周泰随孙权攻打黄祖有功。又协同周瑜、程普等抗拒曹操，参加了赤壁大战，在南郡(今湖北江陵县东南)攻打曹仁。荆州平定后，屯兵在岑(今安徽和县境内)。曹操攻打濡须(今安徽无为县东南)，周泰出兵迎敌，击败曹操。后被留督濡须，拜平虏将军。由于周泰战功卓著，官拜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封陵阳侯。卒于吴黄武年间(公元222—228年)。
吕夷简
吕夷简(979—1044年)，字坦夫。北宋大臣。下蔡(今凤台县)人，进士出身。宋真宗时，历任地方官，进龙图阁直学士。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为相，直至庆历三年(1043年)因年老辞退。为官“有为国爱民之心”。他曾上疏朝廷免除农器税；奏请真宗缓建京师宫观，以减轻盛冬运输劳役之苦。向仁宗提出“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等8条建议。为相期间，内政较为太平，对外则屡败于西夏。契丹乘机求割关南10县地，他以赠岁币20万取得苟安。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要求改革朝政，被他斥为狂肆并流放外任。
吕公著
吕公著(1018—1089年)，字晦叔，北宋大臣，吕夷简之子，下蔡(今凤台县)人。幼时学习刻苦，废寝忘食，考中进士。性格沉稳、刚毅。学识精深，机智善辩，受到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钦佩。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王问及中国品学兼优之士，欧阳修首推公著。
宋仁宗时，吕公著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时，加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初，任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为御史中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神宗命其出知颍州(今阜阳)。旋又召回，先后任翰林学士承旨、同知枢密院事等职。哲宗元元年(1086年)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曾向哲宗奏陈10件事：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与司马光并为宰相，致力于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司马光死后，他独秉朝政，续废王安石新科举法。
许希
许希(?－?)下蔡(今凤台县)人，宋代名医，著有《神应针炙要诀》一书。12岁时，得一场大病，后经一位过路医生诊治月余，才转危为安。可家中田产，多半变卖支付药费。许希病好后，发愤读书，边学习，边行医，在下蔡西刘集一带小有名气。父母下世后，许希悲痛之余将祖产变卖，求师访友，直奔京都汴梁城。他在开封府梁门外西市区定居了30年，结识了许多医学造诣很高的名流学者。他的医术精湛，尤擅长针炙，就连宫中的太监，朝中的权贵都前往求治。一次，仁宗皇帝的大姐有病，御医诊治无效。经太监推荐，太后懿旨，召许希医治，手到病除，由此许希在京城声誉大振。
宋景元年(1034年)，仁宗皇帝有病，胸口剧痛难忍。许希奉旨进宫，诊脉后，跪禀太后：“万岁病体，必须在心下包络间下三针，病可治愈。”左右大臣及妃后大惊，说：“丹田方寸之地，如何下针?”并要许希亲身试针。许希从容不迫解衣试针，针进针出平安无事。于是许希才为皇帝扎针。针后，仁宗心疼立止，健如常人，朝野上下皆大欢喜。仁宗当即封许希为“尚药奉御”，官位三品。许希将所得赏金全部送给扁鹊庙。仁宗又给钱五十万，在河南开封梁门西市庆成坊建立扁鹊祠，后在祠旁设立太医局，封扁鹊为“灵应侯”。宋代诗人颜太初有诗赞云：“……独有许希者，蕴蓄何观奇。始自下蔡来，所处龙喧卑。西市三十年，汩汩无人知。一朝仗至艺，骤登文石墀。三针愈上疾，神速不移时。酬以六尚官，著籍通端闱。旌以三品服，佩垂紫金龟。”王安石曾为此诗作序。
吕本中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下蔡(今凤台县)人。南宋诗人。绍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因忤秦桧罢官。其诗受“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影响很大，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其后，则主张作诗应师法李白、苏轼，诗风亦有变化，较为明畅轻松，不如“江西诗派”艰涩，著有《东莱先生诗集》。
李兆洛
李兆洛(1769—1841年)，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江苏武进)人，清地理学家、文学家。嘉庆十年(1805年)考取进士第五名，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因秉性耿直，不善奉迎，被改派到凤台任知县。嘉庆十三年(1808年)冬到任后，即在住所悬挂一副亲笔写的楹联：“栽花携得蓬莱种，买犊教成渤海耕”。来抒发自己的抱负。
当时，凤台县与寿州同城治理，濒临淮河，地旷人稀，水灾不断，盗匪猖獗，人称难治之县。李兆洛先从调查入手，跑遍全县，审地形，察水道，写出《凤台上事与绅士书》。提出“兴修水利、振兴教育、实行保甲、编修县志、兴复名胜”五项施政大纲。
嘉庆十四年(1809年)始，他对焦岗湖及境内低洼沟渠先后进行了多次治理。首先调集民工筑起一条环湖大堤，解决了10多个村庄数万亩湖边土地一遇淮水上涨就要受淹的难题。其次又疏通了催粮沟旧道，降低了湖面水位，扩大了种植面积，修建了二里闸工程。淮河水位高时能闭闸防止倒灌，湖内水位高时能启闸放水，从此大大减轻了焦岗湖周围百余里的水灾。接着又疏浚了湿泥、黑壕、裔沟等河，修建了小口沟、鲁村湾、二里坝等闸，使凤台的水利条件大为改观。
凤台地处偏僻，盗匪多成帮伙，行凶杀人之事不断发生。李兆洛便经常四乡私访，对各地的匪首大盗姓名、行径均详细调查记录，一遇案发，就能预知匪盗踪迹。盗首周清，有匪众二千余，迫于形势，主动投案自首，愿意立功赎罪。李兆洛不追究他的罪责，还给以重用，让他专门掌管揖捕之事。几年间，他先后抓获大盗朱纪、张先等20余名。县境出现夜不闭户的大治景象。
西汉时期，凤台文学称盛。魏晋以后，教育渐衰，文化凋敝。李兆洛所到之处，很少听见读书声，于是他就努力兴办教育。首先，他扩建了凤台循理书院，使这个原来只能容纳十余名学生的书院，成为能容纳一百余人的学校。他增拨经费，聘请名师任教。对于乡村教育，李兆洛选定公所为校址，创设义学。凡农家子弟只要愿意读书的，就可以进义学；成绩优良者，可选入书院深造。
嘉庆十六年(1811年)，李兆洛治理凤台县初见成效后，便着手编修《凤台县志》。该书分舆地、食货、营建、沟洫、官师、选举、艺文、列传、列女、古籍等十卷，图两卷，共十二卷，自己作序。这部县志详利弊，稽古籍，考金石，采风谣。上溯周秦，下至清初，引证丰富，查对细密，是清代名志。李兆洛擅长地理学，熟悉修志体例，撰辑时又得到县中名士萧景云的有力协助，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月成书。四月，因父丧离职，从此不再出来做官。
李兆洛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宽严相济，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戴。每到他的生辰，百姓争相用土产作贺礼，只鸡斗酒，肩担手提，络绎道路，为历任县令所未有。
李兆洛藏书逾五万卷，全加批注。著有《养一斋集》、《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历代地理沿革图》、《皇朝舆地韵编》、《皇朝文典》等文集，选集有《骈体文钞》。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逝世，享年72岁。
苗沛霖
苗沛霖(1798—1863年)，字雨三，关店乡苗圩村人。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北伐，淮河流域贫苦农民纷纷响应，结捻起义。地主豪绅为保安全，集资筹粮，大办团练以抗义军。苗沛霖认为有机可乘，狂喜道：“此大丈夫得志之秋也。”他奔走乡里，向豪绅地主献策：“徒团不足恃，必筑寨、积粟、治兵可自保。”由于他地位微贱，开始无人理睬。咸丰四年至五年(1854—1855年)，蒙城、凤台、颍上一带的团练遭到捻军的沉重打击后，地主豪绅才采纳苗沛霖“筑寨、积粟、治兵”的意见，推举苗沛霖为“练长”操办团练。
苗沛霖撕衫为旗，经过1年的筹粮筹款，筑寨练兵，修成苗家圩(群众称为“紫禁城”)，把苗练训练成“出则布阵，入则为营，编以队伍，齐以金鼓，束以号令”的队伍，就连他的妻妾也能骑马射箭，出击战斗。苗练在与捻军几次小的战斗中均获全胜。苗沛霖又派人联络颍上、蒙城等地地主绅士，连圩设练，很快就形成以苗家圩为中心的连圩数十、拥众数千的淮北实力派。
咸丰七年(1857年)秋，皇帝命蒙古副都统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以镇压义军。苗沛霖筑寨办练，对抗捻军的事，深得胜保欣赏。胜保称苗是“奇才”，并奏封苗为五品花翎官，补知府衔，操办淮北团练。苗沛霖这时一面巴结胜保，投拜门下，一面更加卖力地攻打捻军。咸丰八年(1858年)，苗奉胜保之命，乘捻军南下之机带兵攻入高炉、顺河、雉河集等捻军的中心地区，连破28个寨堡，杀害了捻军首领葛仓龙。又同宿州傅振帮所带清军配合，捕杀了李大喜、任乾等捻军首领。苗练所到之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淮北民歌唱道：“涡河水向东流，俺跟苗贼结冤仇；俺的婆子他霸占，俺的爹娘刀割头。……”因苗沛霖攻捻有功，同年，胜保保奏他免补知府，以道员用。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苗沛霖又攻破捻军的板桥圩，杀害了鹿利科，并令各地大办团练，把寿州、凤台、灵璧、蒙城、怀远划为东练，阜阳、颍上、霍邱、固始、息县划为西练。自办的练勇分为20营，10营驻苗家圩，10营分派各地驻扎。是年，苗又随袁甲三攻打捻军的临淮、凤阳两地获胜。苗认为按功应领头赏，结果只得了布政使官至二品的虚衔，便心怀不满，将队伍撤离，返回凤台。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摇摇欲坠。咸丰皇帝接受胜保的建议，下诏要苗选带精练进京保驾。苗审时度势，为保存实力，占据安徽，上书拒绝圣诏。十一月，苗暗投太平天国。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苗沛霖因与徐立壮、孙家泰有私仇，借口徐、孙“私通”义军，即出兵攻打寿州报私仇。苗与太平军的辛大刚、捻军的陈太和配合，于九月二十九日攻陷寿州。苗沛霖入城后，杀孙家泰一家，诛皮、黄、洪、吴、张诸姓。当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驾崩热河，宫廷内部围绕最高权力进行激烈争夺。苗沛霖协迫寿、凤四乡绅民上书，表述他对朝廷的一片忠心。然后派部属军官杨清魁赴京向胜保解说他的动机，用以搪塞。对太平军方面，他派姚有志去庐州向英王陈玉成“表功”，派方长华、姚思广到天京向洪秀全告捷，表明攻下寿州是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就这样又取得了太平天国的信任。不久，陈玉成向天朝保荐，封苗为“奏王”，并赐印绶及舞娘数名，辎重数十车。此后，他还配合捻军及太平军围攻颍州。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胜保带大军南下。为了再次取信于胜保，他突然向颍上的张乐行捻军发动进攻，叛变投清。但他又给陈玉成去信把攻捻说成是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是出于无奈，对太平天国则是忠心耿耿。五月，陈玉成在庐州被困，苗看有机可乘，便派人送信，引诱英王到寿州。五月十五日陈玉成与导王陈任荣、从王陈得隆突围，到寿州城南。苗见计成，大喜，装病不出，由侄子苗景开和寿州游击朱佩荣到东津渡迎接。苗景开让陈玉成等25位将领先进城，升起吊桥，把部队阻在城外。陈玉成怒对苗景开说：“你叔真是无赖小人，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个贼名也捞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五月二十一日，陈玉成被解往胜保大营，六月四日遇害。苗沛霖诱杀英王后，又向淮北地区追剿捻军，并节节取胜。他追杀捻军到凤台大古堆时，写给胜保的感怀诗中大有收复中原，舍我其谁之慨。就在苗沛霖得意之际，同治二年(1863年)，胜保在陕西进攻回部失败，又私调苗练援助，不久胜保被清廷法办。袁甲三又连连向清廷弹劾苗，于是僧格林沁令苗练解散，仅给苗沛霖留二千人，其余兵士归田。为了保存实力，苗沛霖于是年五月再次举兵反清，连续攻占了凤台、怀远、颍上，重围寿州、蒙城。十一月，僧格林沁由山东回师，把苗练围在蒙城。经激战，苗练死伤数万，苗沛霖在突围时被杀死于乱军中。
岳德礼
岳德礼(1868—1913年)，又名岳德立，字子和，岳张集镇高庄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监生，因对清政府不满而还家。清光绪十八年，在家开药房，以行医为业，四出寻找救国真理。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岳德礼两次参与岳相如向当地地主借粮救济灾民的活动。岳相如入狱，岳德礼等人设法营救出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岳德礼在一篇文稿中写道：“君昏国不振，政乱逢逆臣。摧毁清政府，尤当除洋人。”不久，他便加入了同盟会。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他参加筹划十一月五日的寿州起义。寿州光复后，建立了淮上军司令部，分三路向皖北各州县推进。其中一路由袁家声、岳相如、岳德礼率领，先后光复怀远、蚌埠、凤台等地。凤台光复后，岳复礼在凤台临时留守。
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新政府，淮上军正式改名为长淮水上警察厅，总部设在正阳关。岳相如被调任警察厅厅长，岳德礼调任参谋处长。民国4年(1915年)4月，倪嗣冲从河南入皖，7月攻打正阳关。岳德礼积极投入了守卫正阳关的战斗。因众寡悬殊太大，又无后援，在关南五里闸一战失败。警察厅兵分两路退却，其中一中由岳德礼率领往六安方向撤退。途经金桥一带，敌人猛追，面临覆没的危险，部队被迫疏散潜伏。岳德礼、岳冠山、岳冠轩等回到岳家老荒岳传正家避难。农历八月十六日，倪部属营长王传禄兵过此地，得知消息，将岳德礼等3人搜捕，解送正阳关。经倪嗣冲批准，于农历八月二十日在正阳关南门外将“三岳”杀害，时年45岁。
北伐胜利后，为铭记岳德礼等3人的功绩，由柏文蔚主持在正阳关举行招魂后，将灵牌送到岳张集，在茔地举行祭祀。后由岳相如等经办，报批岳德礼为二十四烈士之一。朱侃
朱侃(1907—1931年)，原名朱锦山，毛集区董岗乡后拐村人，后移居凤台城关镇菜市街。幼时，随父朱幼云(从教)就读于本乡及寿县堰口集小学。弃学后到姑母家学做酱菜，又到正阳关学木工、编席，帮工度日。民国14年(1925年)在白塘小学随吕文远学习，深受地下共产党员吴云(凤台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吴震、吴霆(沈阳地下党组织的早期创始人)等革命思想的影响。民国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六期)。民国16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当局于4月15日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朱侃、吕文远在这次事件中被捕，关押在广州南石头监狱。在狱中，朱侃、吕文远(原中央劳动部副部长)等均经受了酷刑拷打、水牢折磨。他们坚贞不屈，并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狱中对敌斗争，与难友们共同学习，互助互勉，深受大家的敬重和信任。民国17年，狱中成立党的特别支部，朱侃第一批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同年，被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判1年徒刑。刑满和吕文远一起出狱。出狱后，朱侃被广东省委派到东江红军十一军四十六团三连工作，先后任排长、连长、指导员。转战广东省东江的丰顺、五华、梅县、潮阳、普宁、惠来、揭阳、潮安等地。他每到一处，都积极发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努力工作。朱侃机智、勇敢，政治工作细致深入，屡受上级领导的赞扬。民国20年，在五华县何婆石牌与敌作战中牺牲，年仅24岁。民国3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将朱侃烈士简历编入《中央档案馆烈士英名录》。
吴保才
吴保才(1895—1934年)，又名吴宝才，化名吴家恒，代名鲍岗。桂集乡中郢村人，家庭雇农，兄弟4人，保才老三，4岁丧母。为生活所迫，青年时期和弟弟一起到六安江恒泰烟店当徒工。
吴保才性格倔强，精通拳术。在学徒期间，六安黄烟工人不断举行罢工，他深受教育，积极参与。后常在烟工中倡议与老板对抗，提出“挂刨子”不干(罢工)。民国14年(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六安工人组织的“沪案后援会”活动，很得工人信任，被推为六安黄烟工人的领袖。民国16年2月，经吴亦苏、邹同礻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皖西北地区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从此，他经常带领工人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在六安城内张贴标语，利用年节机会把写有革命标语的“贺年片”神出鬼没地送到官署及豪绅的家里。同年，闻名的“六安黄烟工人大罢工”就是由吴保才发动、组织和领导的，使六安地区的罢工运动第一次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斗争。是年9月，六安特委选择黄烟行业为突破口，派吴保才和胡苏明、邹同礻乃、施先明等深入烟工群众中，发动罢工。罢工前，成立了以吴保才为首的烟工“十人团”为罢工领导核心，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吴保才兼队长。“十人团”议定了罢工方案，起草了罢工声明。他们以增加工资、解决工人就业为理由，在遭到对方代表江瑞生严厉拒绝后，于9月10日开始罢工。罢工斗争得到苏家埠、马头集、新安集等地烟工的积极援助，上海工人也发来函电声援。“十人团”还采取发动工人到老板家吃饭，单身工人住栈房、下饭馆账记在老板头上的办法，使罢工斗争坚持了45天，迫使对方答应了4项复工条件，赢得罢工胜利。
在这次罢工运动胜利的影响下，其它行业的手工工人也纷纷组织起来建立工会。在此基础上，六安县总工会于民国17年(1928年)初成立，吴保才被推选为主席。六安工人阶级从此正式登上了自己的政治舞台。
民国17年(1928年)2月，中共六安县委成立，7月吴保才当选为县委委员。此时正值国民党开始“清党”，城内白色恐怖日渐严重，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7月，吴保才和董金玉等到六安城郊关田畈乡发动农民，在召开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由于没找到任何证据，国民党以释放为条件逼他交待开会目的，劝他“如为党国立功，可给予重金。”吴保才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吴保才而是吴家恒，也没有开会。国民党六安县当局便施用刑具，坐老虎凳、上踩杠，绑、吊、打、轧，灌煤油、辣椒水，把吴保才折磨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他仍坚强不屈。当局终因无确凿证据而被迫释放了他。
民国18年(1929年)10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成立，吴保才被选为常委兼工委书记。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组织起一支40多人的武装力量，建立了六安东南4个区、3个独立乡的农协会，会员发展到1500余人。
民国20年(1931年)1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召开了六(安)霍(山)工农兵代表大会，5月成立了中共皖西北特区委员会，吴保才均被选为委员。是年底，皖西北特区改为皖西北道区，他又被选为道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特区的经济贸易遭到国民党的严重封锁，苏区的土产销不出去，急需的纸、盐、药等物品十分紧缺。为了开展反封锁斗争，吴保才在苏区实施了一些重大政策性的措施，对给苏区运进食盐、粮食、药品和纸张的商贩予以特别优惠。另外，他又积极开展以生产粮食为中心的“粮食运动周”活动，组织苏区干部群众种粮食、瓜菜，使苏区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民国21年(1932年)3月，红四方面军再次东征皖西，发起了“苏家埠战役”，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承担了红四方面军12个团的全部供给任务。吴保才带领道区干部群众积极筹粮筹款。组织和领导了打粮队、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慰问队等，平均每天发动上万群众支援前线，为“苏家埠战役”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同年9月，吴保才被任命为红二十七军副军长。11月，二十七军主力西去鄂东，吴保才被留在皖西。他率红二十七军留下的第二团在皖西北就地坚持斗争。民国22年(1933年)正月，吴保才任皖西游击队总司令，与江求顺一起组建了三路游击师，并兼政治委员，江任师长。从此，他率领三路游击师一直转战于皖西北各地。是年6月，他率部袭击了立煌县(今金寨县)，歼灭了县党部书记长等90余人；次年2月，智袭霍山县诸佛庵民团；6月，歼灭霍山燕子河国民党守军400余人。在1年多的时间里，使皖西北道区根据地扩大到东西270余里，南北100余里，游击师发展壮大到3000多人。
民国23年(1934年)8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派代表到皖西北道区检查工作，坚持张国焘的“左”倾肃反路线，将吴保才诬陷为“改组派”。同年10月吴保才被杀害于霍山县大化坪，时年39岁。
1957年，六安县人民政府报请有关部门批准追认吴保才为革命烈士。
徐紫绶
徐鸿恩(1858—1937年)，字紫绶，董岗乡大郢村人。父徐之多早年无子，50多岁方续娶田氏，生5男1女，紫绶居长。全家生计赖父1人，生活贫困。紫绶自幼聪颖好学，深受业师器重，得免费受教。光绪初年中秀才，后遴选为拔贡。辛亥革命时，凤台光复。民国2年(1913年)，徐紫绶被革命军任命为凤台县知事。
徐紫绶任知事后，立即革除了原县衙规定起诉人必须先买状纸才能告状的弊端，使告状不费分文，人民交口称赞。民国2年(1913年)，他组织民工实施了西淝河入淮改造工程。扩展疏浚了禹王山后原有的新河(明万历年间开挖的分流河)，同时填堵了西淝河流入董峰湖故道入口处，使西淝河水全部改由禹王山后入淮，减小了硖石口流量，减轻了西淝河水对董峰湖的威胁。之后，他又领导民工开挖了县城东北处的超河及丁集至武集的裔沟。增强了河、沟排涝能力，方便了水上运输。
民国3年(1914年)，徐紫绶调任当涂县知事。他常深入乡间，体察民情。他为政清廉，多次拒绝家乡亲友请托，深得当地人民拥戴，当涂人民为之立德政碑。是年底，倪嗣冲率部追击淮上军抵当涂，欲寻衅加害紫绶，赖当涂各界人士力保，方得幸免。后离任返乡，致力于家乡教育和水利建设。他先后任凤台县教育局长、文昌宫小学校长、财政局长等职。培养出众多青年英才，如蔡梦周、廖元翘、史康侯、张作鲁等。民国6年(1917年)，发动乡民筑便硖段淮堤及禹王山淝右堤，使董峰湖免受连年水患，乡民称快。
孙鹤乔
孙鹤乔(1903—1937年)，名长松，曹集乡孙台村人。9岁入私塾读书，16岁辍学务农。当时，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年轻的鹤乔，对此痛心疾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读了许多进步书籍。民国16年(1927年)，他在孙台孜教书，经常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民国19年，他秘密和共产党人接触，积极配合地下党组织，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工作。民国22年8月，孙鹤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4月，在红军攻打正阳时，他主持乔口地下党工作，积极组织革命群众，准备从地主手中夺取枪支，投奔红军。后因红军未在正阳停留，没能实现。以后，革命转入低潮，他仍经常秘密召开党的会议，发展党、团组织。民国23年午收期间，他又一次组织长工80余人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钱。
民国25年(1936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孙鹤乔被捕入狱。尽管国民党对他百般折磨，他仍坚贞不渝，视死如归。次年8月，被国民党杀害于寿县城东门外。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4岁。
吴霆、吴云、吴震
吴霆、吴云、吴震三兄弟，白塘乡人。吴霆(1905—1937年)，字晓天，又名吴天喟，化名胡友三。幼时就读于家乡私塾。民国8至11年(1919—1922年)间先后在怀远含美中学(教会学校)和南京成美中学读书。其间接受了“五四”运动及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两次因积极参加反对基督教的学潮被学校开除。民国12年(1923年)与其兄长吴云、二哥吴震及同乡黄天伯等入上海大学读书，由瞿秋白、薛卓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3年党中央派吴霆赴华北国民革命第一军冯玉祥部任政治宣传员。民国14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又受中共北方区李大钊同志派遣，到东北做开辟新区工作。
民国14年(1925年)6月，吴霆与任国祯一起奔赴沈阳。首先以上海大学学生会名义，秘密组织领导奉天学联，指导“六·十”学生运动。他奔波于各大、中学校之间，依靠进步学生，发动群众，宣传“五卅”惨案的经过和上海工人的斗争形势，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在他的指导鼓动下，很多爱国青年学生分赴各地，深入工厂、农村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发动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全城商工自愿捐助者达10多万人，奉天纱厂职工每人捐献一天工资，奉天学联一次就向上海汇捐募款两万余元，其中上层爱国人士郭松龄夫人及张学良夫人也各捐大洋300元。当学生运动开展起来后，7月，吴霆及时联合《东北民报》主编安怀音和俞文锐，市报社的盛桂珊及奉天学联李耀奎等人，撰写文章，出版刊物，并成立中华民族自决会，指导沈阳(奉天)各地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同时，又以奉天学联的骨干分子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苏子元等人为基础，举办暑期学校(又名暑期大学)。吴霆亲自授课，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讲授的《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妇女问题》等课程很受学员欢迎。暑期学校使革命青年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党在沈阳的建立培训了一批骨干。暑期学校结束后，吴霆与任国祯一起成立了“暑期同学会”。在暑期同学会和中华民族自决会的骨干中，他和任国祯一起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入团、入党，建立党团组织。8月中旬至9月上旬，他们先后介绍苏子元等6人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均转为共产党员；介绍高子升等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沈阳地区最早的党、团支部。吴霆任团支部书记。此时，吴霆的活动已引起当局注意，时刻有人跟踪，工作无法开展。在团中央的指示下，他于10月初离开沈阳，到天津任共青团地委组织部长。在天津，他继续关心着沈阳地区青年的进步。
民国15年(1926年)5月至10月，吴霆先后两次被调往哈尔滨任团地委书记。为做掩护，他和张光奇组织假家庭，一同前往。次年2月，经组织批准，两人结婚。4月17日，哈尔滨地委遭破坏，吴霆被捕，判刑3年。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民国17年8月张学良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特赦出狱。民国18年7月，接受组织派遣，前往大连从事革命活动。9月，他经陈涛介绍，在《泰东日报》社当编辑，主编文艺副刊，经常发表文章，鞭挞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展开反蒋论战，宣传普罗文学。民国19年初，他在《泰东日报》上报道了红军活动的消息，引起当局注意。为此，他被迫离大连返沈阳，不久潜回凤台，参与策划11月7日爆发的凤台县白塘庙起义。此后，他又潜回东北，在吉林省集安县继续做开辟工作。民国20年夏，吴霆再次返乡，正值凤台党组织发展农民武装，他从家中筹款300元，亲自到天津购买手提机枪两挺、驳壳枪6支，运回藏在张葛庄吴西谷家。后由吴乐平、吴学金交给县游击队负责人。“九·一八”事变后，11月，吴霆由安徽前往北平，寻找党的组织，动员离开党组织往北平读书的张光奇不要放弃党的工作，两人终以意见分歧而分手。民国21年吴霆去热河，在冯玉祥部任随军记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机关报《国民日报》社长。其间，同中共华北前委取得联系。民国22年，因给华北前委转送文件，在天津被捕，经柯庆施营救，方由政治犯改判为吸毒犯，判刑5年，关押在保定陆军监狱。民国26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吴霆获释。返乡途中在河北定县病逝，享年32岁。
其长兄吴云(1903—1978年)，又名吴羽仙。民国12年(1923年)夏，在芜湖补习班学习时，由薛卓汉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秋，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由瞿秋白介绍与吴霆、吴震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3年夏，同黄天伯、胡萍舟、吴震等回凤台创办淮上中学补习社，积极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系负责人之一。次年夏，回上海大学。民国19年，吴云回凤台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先后任中共凤台县委书记、县委委员等职。民国22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自首叛变。次年，任国民党中统寿县调查室肃反专员助理、中统宣城地区肃反专员(未到职)。民国24年在南京中统举办的盐务训练班受训，结业后，任浙东盐务监察。民国32年回家乡白塘庙自筹资金办学教书。民国35年10月，中共涡怀工委成立，工委机关设在凤台县白塘庙，吴云为党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由工委书记崔剑晓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6年11月任凤台县副县长。1952年调淮南师范任教。1953年至1960年间，因历史问题，先后被开除党籍、管制劳动、划为右派、判刑15年。1973年出狱，1978年12月在合肥死于车祸。后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等分别对吴云作出撤销原判，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错划右派负责改正；撤销管制处分；恢复人民教师资格等决定。1987年省委组织部恢复其1946年10月重新入党的党籍和副县长身份。
其二哥吴震(1904—?)，他与大哥吴云、三弟吴霆同时进上海大学读书，一起由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3年(1924年)夏，回家乡凤台创办淮上中学补习社，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民国14年回上海大学，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民国15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皖西肃反时，被张国焘错误路线杀害。
张捷轩
张捷轩(1865年—1939年)，原名张登先，行二，人称“二老捷”，城北乡马场村人，晚清凤台著名秀才。
捷轩幼时家贫，无力读书，后在清老贡生吴近襄门下求学，并得其照顾。他聪明好学，奋发进取，深有造诣。光绪年间，乡试中秀才，在当地颇有声望。
青年时，曾追随吴老贡生举祀孔庙，并习典仪。民国初期，成为城关著名学者，登门求教者日益频繁。民国4年(1915年)刘沛任凤台知事时，一位“师爷”王芙之善交文友，爱弄笔墨，到任后，与张捷轩结为至友，相互唱和。地方有争讼事宜，多请“二老捷”出面调停，张遂成为当地“红人”。
民国5年(1916年)，军阀倪嗣冲部下第一营驻县城。营长李华堂怂恿其部下，在县城内外为非作歹，偷抢扒拿，敲诈勒索，干尽坏事，民众称之为“官土匪”。民国8年午收季节，李华堂的匪兵到城郊抢农民收割的麦子。群众无奈，找张捷轩出面交涉。匪军不给张面子，要把他扔入粪池中，张只有主动跳下粪池，避免匪兵的直接侮辱。匪兵得意忘形地走后，张由群众拉上来，洗涤后，去找县长刘沛交涉。刘无奈，从行政经费中拨现洋2000元，疏通关节，才把匪兵调走。从此，“张捷轩下粪池”的故事，在民间传播开来。
民国18年至民国20年(1929—1931年)，凤台地区频遭蝗灾、旱灾、水灾及瘟疫，民不聊生，纷纷乞食他乡。张捷轩有鉴于此，为灾民撰写了一篇《饥民苦情书》，内容哀惋感人，逃荒的灾民以此作为“文书”，得到异乡人的同情和帮助。他对旧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抗战前，民间习俗农历7月15日为“鬼节”，地方集资举办“盂兰会”。他曾在县城北大街“盂兰会”的法坛上写了这样一付对联：“土豪劣绅，伙成三害；凶神恶鬼，各霸一方。”他的笔锋直指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贪官污吏。
民国20年(1931年)，他参与更换“五校长”(五位小学校长)事宜，当时引起了一番学潮，学潮平息后，凤台县教育更加蓬勃发展。他虽博学多才，一生未出仕做官。民国26年，其门婿管鹏(字鲲南，寿县人)任安徽省主席时，他曾应阜阳行署某专员聘请，短期任该署参议。民国27年便辞职反凤，在北大街开设“合裕”绸布庄，以经商为业。他的诗词、文章，多在战乱中散失，其《饥民苦情书》尚保留下来。民国28年为逃避日军侵占之难，流亡武汉，因水土不服，病故异乡，享年74年。
李茂功
李茂功(1919—1946年)，丁集人。8岁入私塾读书，16岁时由亲友介绍，在城西小学从师张太冲读书两年，深受太冲进步思想的影响。民国27年(1938年)，在本村开办小学堂，收学生30余名，对家境贫寒的学生免收学费。民国29年底，张太冲率部打游击到丁集动员他参加部队，他说服了妻子、父母，并串联几位本村进步青年一起参加革命。开始，在彭雪枫师独立团的连队当文书，民国30年到抗大学习1年后，回原部队当排长，转战于五河、灵璧、泗县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屡立战功。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和表扬，先后被提升为副指导员、指导员等职。
民国34年(1945年)夏，国民党骑兵八师驻扎丁集，茂功父亲多次被抓去捆绑拷打，回家后一病不起，含恨逝世。不久，母亲也相继去世。父母病危之际，先后两次令弟弟到部队，要他回家与父母见一面，他以大局为重，未能尽孝，只好洒泪叮嘱弟弟多多劝慰父母。
民国34年(1945年)底，由于生活所迫，他的爱人携幼子由弟护送到五河部队驻地，团聚不到3个月，部队奉命开往苏北战场。次年夏，在涟水战役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周志机
周志机(1902—1946年)，女，又名胡之光，架河乡王圩村人王介佛之妻。原籍河南省信阳市西双河镇人。自幼读书，毕业于开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
民国16年(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后，周志机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高桂滋部开展秘密工作，后随高桂滋部队开到皖北阜阳。民国17年2月，皖北特委成立，周志机任皖北特委机要秘书，公开身份是太和县一所小学的教师。同年，她参加了著名的阜阳“四·九”起义。起义失败后，周志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同志安全转移到阜阳城外。5月，周志机等在阜阳城内遭受围困，中共寿县县委派廖运周到阜阳营救。当时周志机正处产期，廖把她送出城外，准备向颍上县转移。周志机不愿独自先走，坚决要求亲自返城把特委另外3个同志都救出来，并说：“宁肯牺牲我自己，也要救出他们3人。”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和廖一起冒险返城，通过敌军内部关系，把特委3人安全营救出城。此后，周志机由颍上、寿县，转移到凤台，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公开身分仍是小学教师。
民国22年(1933年)初，中共凤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周志机丈夫王介佛叛变，投靠国民党当了官，周志机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王介佛投敌后，周志机仍继续从事地下党工作。并对他进行了争取、挽救工作，当挽救无效后即断然与他离异，带着女儿到上海一家进步书局当校对。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带女儿回到河南省信阳市西双河镇当小学教师。民国29年底，八路军豫鄂挺进纵队信阳支队到双河镇搞群众宣传工作，她毅然送年仅13岁的女儿王侠加入革命队伍。次年春到民国34年，在日军对解放区疯狂“扫荡”、“清乡”的恶劣环境下，周志机先后在中共信南县委、鄂豫边区党委领导的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担任中学教师。
民国35年(1946年)春，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鄂豫边区，中原部队被包围，在解放军准备突围前，党组织派遣周志机到凤台，掩护敌工部长、她的女婿林滔和女儿王侠开辟淮河地下交通线，即从中原军区通往苏北军部的运输线。周志机利用其社会关系，在凤台城中心地区设立了长淮贸易货栈，以经营盐运为掩护，在通往中原的沿淮各码头设立了代理行或联号，形成了从中原到三河尖再东下经凤台、蚌埠、临淮关敌占区进入解放区的盐运线。周志机两次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封锁线，把筹款送给中原解放军，又把革命干部及其家属、子女转移到苏北解放区。民国35年冬，地下交通线暴露，周志机在安全送走女婿、女儿的第二天不幸在凤台城关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她坚贞不屈，誓死如归，敌人毫无所获，恼羞成怒，把她折磨死后装入麻袋沉尸淮河。
武霞
武霞(1878—1947年)，字紫云，笔名“老侠”，武集乡人。国画家，与县内画家王晓庵齐名。老侠有书、画、赞三绝之美誉。他擅长山水、人物、花鸟，其工笔画，用笔细腻，写意画，高简传神。
他书法功底深厚，曾以王右军、米南宫书帖为兰本，兼取颜、柳、欧、赵之精华，故其笔力超妙如神，别出新意。他的所谓“赞”，非诗、非词，往往触景生情，用语含蓄而恢谐，口赞有韵。他每当画出一幅画来，尤其是人物画，总以锋利的笔在画端上题几句赞词。这些赞词，多半都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对时弊、政客、贪官污吏以及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进行讽刺或诅咒。能够心领神会的人，一看便知他的矛头所向，感到痛快。
“老侠”很有个性，一般人向他求字求画，他都能欣然接受，使你满意，不取报酬。而对那些以图附庸风雅，装璜门面的达官显贵们向他求画，他不但收高额的润笔报酬，还要以大酒大菜招待，才勉强作画。有一次，他画一幅水墨钟馗像，头戴幞头，双翅飞翘，怪眼圆睁，虬须绕腮，博带皂袍，左手挽了一口斩妖宝剑，右手指着天上飞的一只蝙蝠。一只脚穿着靴子，一支脚赤着，靴子丢在一边。画意生动，情态逼真。他便在这幅画上题写赞词道：“你能高飞，我能善走，任你奸刁，难逃我手。连皮筋骨，不够一口。吞在腹中，化为乌有。魑魅魍魉，跳梁小丑。遇我钟馗，休想逃走。”从这首赞词，不难看出他是在借题发挥，对旧社会那些官僚豪绅，地痞恶棍，痛骂一番。他常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根据其长相、行为，起个绰号，再按绰号送他几句口赞，既挖苦，又讽刺，入骨三寸。
“老侠”的山水画如“江城落雁”、“春夏秋冬”。人物画如“夜观春秋”、“哈哈二仙”等均栩栩如生。花卉翎毛，苍松雄鹰均别具一格。可惜由于战乱，他的作品佚失殆尽。陈馨吾
陈馨吾(1907—1948年)，原名陈心德，县西夏集乡陈集村人。曾在城关文昌宫小学读书，毕业后任县教育局文书，后回陈集小学任教。
民国28年(1939年)春，陈馨吾考入省干训班受训3个月，深得上司赏识。结业后，被留任省党部干事。民国29年春，他被派回凤台任县党部书记长。陈馨吾到任后，在凤台县各区建立健全区分部，各乡增设党务干事1名，常驻乡公所，专事调查监视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陈又和中统特务、凤台调查室专员王光伟，组织行动队(群众称“暗杀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民国35年，共产党人周志机在凤台城关以开设贸易货栈为掩护，秘密开辟中原军区通往苏北军部的交通线。后被陈馨吾派行动队逮捕，严刑逼供，周坚贞不屈，被装入麻袋，在大古堆处，抛入淮河。架河农民王保渠，因在丁文山领导的游击队里当过战士，后虽回乡务农，仍被行动队捕后毒打致死。高皇寺农民程汉臣被他们无辜关押。
民国36年(1947年)秋，中共凤台县委在白塘、金沟、顾桥等地发展革命武装，建立人民政权。陈馨吾不甘心失败，从淮南矿警大队调来1个营的兵力亲自带路，从古沟经丁集、桂集、顾桥一直“扫荡”到阚疃集，妄图消灭凤台地区新生革命政权。12月31日，陈馨吾和县参议长张明诚带领士兵从阚疃返回凤台，途经桂集八里张家，被吴化农率领的游击队活捉。为分化敌人，经中共凤台县委研究决定，释放了张明诚，而将陈馨吾押至武集与界沟集之间处决。
阎世华
阎世华(1930—1948年)，本名小成，桂集乡人，家境贫寒。民国34年(1945年)他15岁时，被迫顶替哥哥阎世华当了壮丁。同年6月，在一次战役中脱离国民党军队加入人民军队。
参加人民军队后，经过教育，知道了为谁打仗的道理，他进步很快，工作积极，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后被提升为排长，并于民国35年8月(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37年(1948年)11月15日，在淮海战役歼灭黄伯韬兵团攻克宿县的战斗中，阎世华所在的十连，担任主攻任务。在炮火掩护下，他率领全排战士，冒着敌人3面火力，接连突破3道封锁线，迅速完成任务。
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把增援徐州的黄维兵团12万精锐部队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纵横约15华里的狭小地区内。世华所在的十连，当时就守在小周庄。当天拂晓，黄维兵团想趁中原野战军立足未稳突围逃窜，便选择了十连守卫的阵地为突破点，发动突围战。这时，阎世华率领全排战士，进入临时构筑的工事，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中午时分，敌人出动了两个营的兵力，用8辆坦克在飞机掩护下，向十连阵地猛冲。当时解放军由于缺乏对坦克作战的经验，人员伤亡惨重，一部分敌人乘机攻入小周庄。紧急关头，阎世华沉着指挥全排战士用高粱杆烧起一堆堆大火阻止坦克前进，并组织火力打击攻进村的敌人。一辆坦克猛冲过来，阎世华跃出掩体，用手雷炸毁了这辆坦克，这样连续打退了敌人3次冲锋，击毁坦克1辆，毙伤敌兵200余人，二排始终没后退。这次战斗二排荣立集体大功。
12月11日，围歼黄维兵团的形势迅速向前发展，十一连勇猛突破了敌前沿阵地，十连从侧翼插入纵深，占领了西马围子通往小马庄的一段交通沟，切断了敌人的增援之路。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当时十连腹背受敌，在这只有几十米的交通沟内，战士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敌人。全连伤亡过半，连长、指导员在激战中牺牲，阎世华挺身而出，代理连长，组织起剩余人员继续战斗。他大声激励战士说：“我们要发扬小周庄战斗精神，宁肯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子弹、手榴弹打光了，他率领战士跃出战壕，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消灭了攻入阵地的敌人。接着，敌人为了迅速突围，竟灭绝人性地使用了毒气弹。就在这时，一、二营和友邻部队从正面攻入西马围子，将国民党“主力中的主力”十八师五十五团全部歼灭，活捉正、副团长唐铁冰、曾品超，俘获士兵百余人。当十连与一营会师时，全连只剩下两名战士。阎世华在浴血奋战中牺牲，年仅18岁。
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原野战军三纵十九团党委把一面绣着“猛攻固守”4个大字的锦旗奖给十连二排，并命名该排为“阎世华排”。
王少亭
王少亭(1890—1950年)，又名王松子，绰号王疯子，城关镇人。幼读私塾，12岁辍学，20岁后，开杂货店、贩骡马、开猪行，干一行丢一行，后当了屠夫，杀猪为生。
民国28年(1939年)，凤台被日军侵占，王少亭利用卖肉送肉的机会，巴结上日军队长佐滕，民国32年摇身一变成为伪军小队长。日伪情报组组长缪纯香，先于王投靠日军，为在佐滕面前争宠，与王发生冲突。王少亭瞅准时机，向佐滕诬告缪私通八路，将缪处死。接着，王又利用自己青帮小头目的身分，网罗了一大批门徒，从中挑选100多人建立县特高大队，王任大队长。从此，王少亭在佐滕指挥下，横行凤台城乡。
民国32年(1943年)桂集庙会上，城关人张德惠义演抗日戏剧，被王捕交日军，装入麻袋后乱刀扎死。次年4月，城关人王允文做生意，在刘集小万庄路遇王少亭，遭枪杀。回城后又将允文妻抓去拷打，将其家抢掠一空。先后被王少亭无辜杀害的还有张孟玉、王采之、王玉文等。民国34年，王少亭带领特高大队到苏家湾“扫荡”，大肆抢劫后，纵火烧掉几个村庄。在此前后，多次在王集、刘集、袁庄一带“清乡”，给城乡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王少亭还是一条色狼，霸占民女，在替日军抢掠妇女的过程中，总是趁火打劫。
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王少亭携款潜逃，躲在淮南新庄孜矿饭店内。1950年5月，被人发现，报告该矿警署，将王缉拿归案。同年10月，在大古堆将王正法。
张耀西
张耀西(1880—1952年)，原名张敬成，城关镇人。他目睹清廷腐败，丧权辱国，而痛心疾首。于清光绪26年(1900年)农历除夕之夜，毅然离家出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与柏文蔚、孙孟介、王庆云、岳相如等交往甚密。清宣统三年(1911年)，耀西与张孟介、王庆云、岳相如、蔡梦周、袁子金、唐雁宾、樊觉悟、李之久、李允源、王子元、毕少山、黄义学等人在凤台县城附近及顾桥等地从事革命活动，联络150多人参加了淮上军，他被推选为营长。同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淮上军光复寿县后，准备光复凤台城，耀西不顾父亲反对，把25门土枪炮，500箱火药，两颗炸弹偷运到家，并暗中请芦沟集辛铜匠拆修。11月7日光复凤台，20日淮上军攻打颍州(今阜阳市)，12月12日倪嗣冲围攻淮上军。15日颍州失陷时，耀西突围脱险。
民国2年(1913年)6月，倪嗣冲部攻占凤台县城，耀西家被抄封，父坐牢。耀西随张孟介、岳相如等去上海，进行革命活动达8年之久。民国16年他返乡隐居，民国18年在家开一“联谊”烟店，掩护革命活动。民国26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与城西小学校长张太冲相约，于同年9年间发动爱国知识青年25人成立了“安徽省淮上民众抗敌宣传队”，耀西任队长，张太冲任副队长，深入城乡宣传抗日。他们以演讲、演剧、贴标语、画漫画、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进行活动。民国27年宣传队去武汉，耀西因病未往，由张太冲领队。民国34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矛盾加剧。共产党员吴××被国民党凤台县政府关押，耀西设法营救，终于取保释放。
全国解放后，皖北行署副主任郑抱真到凤台视察工作时，曾亲自登门慰问耀西，并写信给凤台县长余筱仙，介绍耀西的革命经历，嘱咐妥为照顾。地方政府一直照顾到他病故。
李昆山
李昆山(1914—1952年)，又名李士伦，丁集乡张巷村李老庄人，出身于中农家庭。从小娇生惯养，不爱劳动，10岁左右就开始赌博、偷盗。20岁时，结交了当地的李学贤、朱德银一伙，开始抢劫行窃。
民国26年(1937年)10月，外地来了3个贩牛油的小贩，住在李老庄的李文慧家。傍晚，李昆山等3人闯进李家，把小贩的一担牛油、两担丝肚(抽出丝的蚕茧)抢去。他的哥哥李士林，见3位小贩可怜，劝说了几句，被李昆山等3人拖至庄外毒打一顿，向空鸣放两枪，才把李士林放掉，并勒逼他交5元钱的子弹费。民国28年，李昆山结拜了24名匪兄匪弟后，在丁集形成了一股30余人的土匪势力。是年5月2日，抢马庄子牲口两头，食盐500斤，放火烧坏房子3间，苏文高之妻被烧死。民国29年3月29日，朱常村一次被他们抢去牲口5头，肥猪2头，被子12床。为了扩大力量，李昆山带人到硖山口西边禹王山顶，砸了日军的营房，抢了日军的枪支，把土匪武装扩大到100余人，李昆山遂成为凤台县的著名匪首。民国30年10月10日，他在丁集老窑湖抢劫3个牛贩的3头耕牛，牛贩不依，3人被他们活活打死。民国31年，一次抢陈圩村牲口11头。同年抢郑老四染房土布60余匹，郑反抗，李亲手将其打死。次年，一次抢双湖村牲口37头。民国33年抢关庄、盛庄牲口15头；抢孤堆后村时，乱枪打死群众2人，伤8人。民国34年抢石集村牲口2头，绑走群众13人，勒索银元1135块。国民党县政府也曾通缉捉拿过他，但最终不了了之。民国36年，李昆山一跃变成国民党县大队的副大队长。土匪、县大队夹杂在一起，他控制着300余人的武装力量。民国37年农历正月初九，他带着几十名县大队士兵，冠冕堂皇闯进宋圩，扬言该村群众私通共军，绑走16名群众，借此向该村索取7000万元(当时该村卖驴17头，牛31头，粮食80石)，方把人放回。同年，还冒充八路军到杨祠，抢去该庄牲口60多头，布212匹，衣服100余件，织布机头11个。据不完全统计民国28年至1949年，10年间他在凤台、蒙城、颍上3县抢掠群众牲口350余头，款7950万元(旧币)，银元1135枚，土布421匹，洋布65匹，粮食77石。食盐、油、香烟、棉被、衣物等难以计数。在抢劫中杀害群众12人，打伤群众16人。
民国36年至37年(1947至1948)年间，他还在潘集、丁集等地与解放军作战7次，共打死干部、战士40余人。他在县城以县大队三队的名义建立了长淮联络站(群众称为黑杀队)，精选了30余人为队员，专门进行刺探情报和暗杀活动。1949年凤台解放，李昆山逃往六安。1950年他又加入“反共救国军”，任支队司令员，秘密活动于淮南、寿县等地。准备攻打淮南矿区时，被淮南、凤台公安机关侦悉，又逃至蚌埠、怀远，参加了“安徽省保安司令部”，任营长。该组织被破获后，李又逃到东北佳木斯，企图长期潜伏下来。
1951年，凤台县公安局侦得确实消息后，9月派员到佳木斯将其追捕归案。在狱中他组织了7人暴动组，准备夺枪逃跑，被看守人员发觉，未遂。后经凤台县人民法院判决，报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于1952年在凤台城关处决。
童冠五
童冠五(1877—1956年)，原名童友仁，顾桥乡沧沟沿童家庄人，是民国期间县境内及长淮上下较有名气的书画家。
童冠五幼时勤奋好学，酷爱书画、雕塑。他曾去山东济南、潍坊、青岛、天津、杨柳青等地学习绘画及版画艺术，颇有成就。再加上他刻苦钻研，大胆创新，独树一帜，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他的人物肖像画讲究线条、表情、着色，大都古朴典雅、飘逸潇洒。怀远常家坟的父老请童为他们明代祖先、开国名将常遇春画过像。民国初年，他还为段祺瑞画过像。民国24年(1935年)茅仙洞重修时，三仙阁内的《三茅出家》连环图就是他绘制的，壁板上的人物形象十分生动。他还学一手西洋画，类似油画的墨画，注重阴阳的和谐。解放前凤台照相馆的布景多出于他的手笔。颍上、凤台、涡阳、蒙城、阜阳、寿县、蚌埠、怀远一些豪门巨贾都请他画过先人遗像。
旧中国时，他随同一些文艺团体去过苏联、老挝及东南亚等地，进行文化交流。抗战前，他经常来县城与画家武侠、王晓庵、张孝先、张孝伯及吴竹樵等交往酬作。他对家乡群众的疾苦十分关心，经常接济乡下的贫苦亲邻。由于战乱频繁天灾人祸，他生前的作品如根雕、塑像、绘画等艺术珍品，多数散佚。现在收集的几幅山水人物条屏虽已破损，但仍可从其构图、用笔、着色等方面体现出童冠五的非凡画技。
岳相如
岳相如(1876—1958年)，原名岳冠卿。岳张集人，兄弟6人，相如为老四。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境内大旱，相如率灾民向地主岳传悠强借粮食200石。次年又遭大灾荒，相如代表灾民向本乡地主岳辑五借粮，遭到拒绝，于是带领灾民2000人，强开地主粮仓，抢出粮食千余石。地主向县衙告状，县官以聚众作乱罪逮捕了岳相如。后经乡亲营救，以近房分家不清为由取保释放。相如出狱后，去安庆在熊成基部下当炮兵，参加了“岳王会”。熊起义失败，相如逃出，幸免于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孙毓筠介绍，相如加入了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年)，为了响应武昌起义，和张汇韬等一起筹划并指挥光复寿州。后成立淮上军，相如任军统，率部光复凤台、怀远、蚌埠等地。民国2年(1913年)任长淮水上警察厅厅长，下辖官兵2500余人，总部设在正阳。该年倪嗣冲攻打正阳，岳军与其激战失败，相如经寿县、芜湖转去上海。倪军占领凤台后，把岳相如的大哥岳冠山、二哥岳冠轩、六弟岳冠仁搜捕杀害。相如祖居的村庄被焚烧殆尽。
民国13年(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同盟会，成立中华革命党。岳相如奉命参加了这次盛会，返沪后进行反袁活动。
民国15年(1926年)，他调任国民军三十三军第三师师长，驻汉口附近。同年该军北伐，岳相如率部经凤台，秋毫无犯。民国16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岳暗中保护，引起蒋的戒备。蒋遂将三十三军的番号取消，把相如调到蒋鼎文的九师任副师长，并命令将部队开到汉口。岳未就任，只身去上海，参加了反蒋组织，自任讨蒋第一纵队司令。冯、阎联盟反蒋，相如任冯部二十四军军长。在亳州与蒋系刘振华部30万大军激战失利，退驻山西阳城。刘收买了相如部属营长牛振恩。牛部叛变，将相如劫持到刘振华军部新乡。后经邵力子、柏文尉营救，得以脱险。民国22年，相如因反对蒋介石被通辑，逃往香港。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岳相如由香港返回南京，但拒绝蒋介石的招见。
民国28年(1939年)，岳相如在家乡组织淮北抗日军。任安徽省人民抗日自卫军第四路指挥官。一次，岳在寿县大寺内向2000余名战士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广西部队一战士趁其不备将手榴弹掷向讲台，相如受伤，双方发生冲突。这时，相如高呼：“不许中国人打中国人!”双方为其大义所感，当即停火。后因安徽省主席的破坏，全省抗日自卫军解散。
民国35年(1946年)，李济深在南京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促进会，相如应邀担任安徽省负责人的重任。民国36年秋移居蚌埠，通过共产党人石原皋的联系，岳的住所成了共产党的联络站，直至1949年1月蚌埠解放。1958年夏病故，葬于蚌埠南郊燕山公墓，享年82岁。
邱维甫
岳维甫(1880—1960年)，马店乡邱小庄人。自幼左目失明，故有“邱瞎子”绰号。久住展沟集，理发为业，技艺精湛，名冠一方。
维甫从小拜师学剃发梳辫，艺成自立，在展沟集开理发铺。直到民国30年(1941年)，展沟方圆13保，仅此1家。辛亥革命后，男子纷纷剪辫留短发，维甫在展沟集率先倡行，召集门徒敲锣打鼓，为众人剪除辫发，以示反对清廷统治。发型更新后，维甫顺应潮流，不断改革，很快掌握了新的理发技能，为顾客提供服务。他兼能推拿按摩，受到广群众的欢迎和称赞。维甫技艺全面，犹精刀功，用刀轻柔灵巧，正反削滚，顺逆往复，如游鱼嬉水，轻灵自然，遂有“一把刀”称誉。为稚童理发，一般从业者颇感棘手。维甫艺高手巧，可为婴幼儿剃出诸如“淘气”、“三星”、“四喜”、“朝天杆”、“天齐庙”、“鬼见愁”等10余种花样头型。民国年间，他广收门徒，每年“打秋风”(土语，即对服务对象每年秋季挨家挨户收取一定的劳务费)可收入粮食数十石。
邱维甫因从事理发业地位低下，未娶妻室，生活贫困。但一生爱好娱乐。清末民初，展沟集元宵灯会方兴未艾，南街有一班龙灯，北街有一班狮子灯，中街有一班小车、旱船、花担灯。维甫以门徒为主组织一班高跷，使灯会节目更加丰富多彩。
民国32年(1943年)，阜阳梁河口梆剧艺人陶瑞山夫妇与师兄李圣先(艺名李麻九)流寓展沟，维甫给以衣食接济，遂成契友。相商组织“良友”戏班，推维甫为班主。为置办行头(戏剧服装)、砌末(道具、布景)，维甫多方筹措，先后借粮20石，借地28亩当出，所得粮款，均供戏班开销。维甫借粮、当地兴戏，一时传为美谈。在维甫支持下，良友班逐渐发展成为行当齐全、戏箱精美、剧目丰富、名声远播的大戏班社。全盛时期，有“八个红脸八个旦”称誉。戏班为维甫所办，外界称“一把刀班”。1950年，“一把刀班”应激到淮南演出，被留下多人参加淮南市梆剧团。其余演员返乡后，人手不足组班，遂解体。解放后，维甫尚能执刀理发，耄耋之年，仍喜热闹，陶然自得，高寿而终。
李汉三
李汉三(1883—1961年)，原名李树杰，马店乡清泉人，世代行医。幼时勤奋好学，16岁便能写诗作赋。适因其父偶遇中暑，四处求医，又见其伯父李岩霖行医受群众爱戴，他就立志学医。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为谋生，白天教书，夜间自学本草药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李汉三在钱庙集上开业行医，先后辗转于颍上、霍邱、合肥、怀远、蒙城、安庆一带，颇受群众欢迎。民国9年(1920年)春，凤台瘟疫流行，汉三沿门诊治，视患者如亲人，时常门庭若市。1955年6月，他将行医50年积累的几十条临床经验汇集起来写成《清泉医案》一书，为凤台历史上第一部中医医案，得到省市中医界专家们的认可和好评。经县中医学会会长赵鸿恩医师的多番整理，已打印成册。1959年，汉三由顾桥医协会上调到县人民医院工作。1961年10月病故，时年78岁。
辛少亭
辛少亭(1902—1965年)，原名辛明礼，丁集乡辛圩孜人。出生农民家庭，因家贫只念到高小。民国6年(1917年)辛少亭16岁时经其表兄关鼎臣介绍参加广东国民革命军，在陆军第一师学兵连当兵。民国9年又在韶关讲武堂学习。他在国民党部队中长达40余年，先后当过班长、排长、旅长、师长、军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五原誓师，经历过蒋、冯之战和抗日洗礼，是一位身经百战，戎马倥偬的军事将领。特别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和其部队主要负责人，不顾蒋介石及其忠实爪牙的暗算挟持，毅然率领部队16000多人弃暗投明，光荣起义，在解放武汉时发挥了应有作用。
1949年5月，辛少亭在湖北贺胜桥率部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一军副军长，湖北军区参议室主任等职。1954年转业，曾任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参事室副主任等职。
辛少亭起义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学习，注意自我改造，不断要求进步，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他工作积极，并在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努力工作。于1965年10月29日因病逝世，享年63岁。
田振起
田振起(1897—1968年)，艺名“田小银字”，双湖乡园艺村大树田人。自幼家贫，读不起书。稍长，喜爱花鼓灯。他聪颖活泼，嗓音正，身体灵巧。受老一辈艺人指点，14岁就包头下场子玩灯。
民国2年(1913年)至民国15年(1926年)间，他两次到霍邱县玩灯，卖艺糊口。当他知道自己被雇主利用，以操灯(教灯)为名设局聚赌时，怒不可遏，断然返乡。民国21年，境内城乡花灯歌舞盛行，田振起被请到许多地方操灯，还有人常到他家里学习，他都能随时给予指点。陈学昌(陈大狗子)、朱文龙(小鹤)、储文龙(小棒子)、朱建铎(同印)、保安、关陋子等，都是他当时带出来有名的青年艺人。他个头虽小，但场上表演时，仪态万端，声情并茂，引人入胜，名扬六安、霍邱、正阳、颍上、怀远等地。每年秋后至来年午季，请他的灯班去表演的络绎不绝。抗日战争胜利，他兴奋不已，亲自带一班花鼓灯到县城参加庆祝演出。不久，因患眼病，暂离灯场。
1953年，田振起由一个民间艺人被选拔加入专业队伍——凤台推剧团。同年，被确定为花鼓灯流行区域的代表选入华东区代表团，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会演中，花鼓灯入选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招待专场演出。田振起在表演《小场》、《大场》的节目时，分别伴演“腊化”、“小鼓架”、“领伞的”等多种角色，展示了他的表演艺术特色，得到同行及观众的好评，荣获个人表演一等奖，被文化部部长周扬称为“花鼓灯表演艺术家”。在京期间，各艺术院校、专业表演团体的舞蹈工作者纷纷前往学习，外地赴京的文艺团体也争相邀请田振起前去传艺。回安徽后，田振起先后被留在省庐剧团、省文化干部训练班工作。1958年11月调省文工团任花鼓灯教员。同年，12月8日被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吸收为会员。田振起从艺数十年，又加上长期从事花鼓灯艺术科目的职业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善了他的“自我美感”论，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精湛的表演技能，为近代花鼓灯表演、凤台流派的形成做出突出贡献，起到了奠基作用。田振起于1968年11月病故，享年71岁。
蔡孟周
蔡孟周(1891—1969年)，原名蔡茂仙，单字颐，笔名天囚，城关镇人。出生于小商业家庭，他幼读诗书，胸怀大志。17岁时就投身于民主革命活动，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他追随柏文蔚、王龙亭、岳相如等参加淮上军起义，开展反清斗争，当时任管带(营长)。淮上军光复寿县、凤台后，又夺取颍州(阜阳)。同年12月12日，清布政使倪嗣冲联合地主武装包围了颍州。经过一昼夜激战，梦周率部保护淮上军领导人张孟介等突围，在翻越城墙时，跌断了右腿，终身致残，走路有点跛。
民国11年(1922年)，他在革命暂时失利时，奉命潜回蔡家岗，组织革命力量，并筹划募捐500块银元兴办蔡家岗小学。民国13年经柏文尉将军推荐梦周到开封冯玉祥将军所属革命军二军六师当师长，后晋升为军参谋长。民国16年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当时方振武任安徽省省长，兼任第六路军总指挥，梦周在该部任少将参谋长兼皖北警备司令，蚌埠水陆公安局长。方振武公开反蒋，后因活动失败，方被扣押。梦周连夜由水路逃往天津，乘商船东渡日本。他在东京得到驻日大使许世英的帮助，考取日本士官陆军大学。在此时，他翻译出版《天囚诗集》。并把所得的稿费寄回祖国，接济在上海的张耀西等革命人士。抗日战争前，刘镇华任安徽省省长时，梦周任安徽省保安副司令，兼省政府秘书长。民国27年，其侄蔡效唐(共产党员，曾由梦周推荐任七团二大队政治指导员)策动兵变，梦周受株连而被撤去军职，降任皖南旌德县县长。民国29年，沿江一些城市为日军所占领，他离职去广州，绕道到贵州担任国民党中央炮校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民国35年炮校迁到南京，蒋介石进行“清学”登记，他离职携眷回到蚌埠定居。
全国解放后，由张治中、李济深、余亚农等推荐，与陈毅司令员结识，由陈毅司令员委派他去福建前线作对台统战工作。1950年辗转去台，1969年患中风，病故于台湾。丁文山
丁文山(1901—1974年)，外号“丁四老板”，丁家岗(现属淮南市潘集区)人，农民出身。幼年仅读过两年私塾便辍学务农。稍长，做豆腐生意，走乡串户，赶集逢场，目睹当局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遂立志为穷人奋斗。民国16年(1927年)，当地初建共产党组织，发动农民，组织农会。他积极参加农会，成为党的秘密交通员。民国17年初参加武装游击队，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9年，凤台地区闹春荒，丁文山等发动并带领当地20多个村庄的农民1000多人，割掉地主的豌豆2000余亩，解决了群众当年的春荒问题。从此，他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丁四老板”的名字也越传越远。民国21年4月，他同孙广贤、廖传泽一起，率领游击队员和部分群众共100多人，在大孙岗河湾处截获国民党凤台县政府运往二区的几十船小麦和高粱，分发给贫苦农民。民国22年，丁文山任中共凤台县委委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潜伏在淮河上的一只小船中，亲自印刷当时在沿淮地区颇有影响的县委地下刊物——《红星半月刊》，在凤台、寿县、颍上一带散发。有时身着便衣，内藏一支驳壳枪，带着几名队员到一些区乡收集情报；有时扮成“算命打卦”先生进城散发刊物、传单，搅得敌人坐卧不宁。民国23年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直到民国26年3月西安事变后才获释。出狱后，即在家乡着手恢复党的基层组织。
民国27年(1938年)4月，中共安徽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凤台县委，丁文山任副书记，同年8月任县委书记。他带领游击队在太平集、陶王集一带抗日锄奸，为后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伪维持会长许鲁初盘踞店集，残害百姓。民国28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夜，丁文山带领6名队员，携带短抢3支、步枪1支、手榴弹4枚，翻墙潜入维持会大院，活捉许鲁初，俘虏会丁20多人，缴获长短枪9支。次日上午，将许鲁初押到古沟集处决，其余人员教育释放。民国29年7月，上级决定建立凤台抗日民主政府，改组凤台县委，丁文山任二区区长。二区辖地在今潘集区东北，地处日伪据点前沿，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都非常复杂。丁文山知难而上，率领区队活跃在平阿山、太平集一带。这年11月一天上午，探知一艘日本汽艇由田家庵西驶凤台，丁文山当即率30多名队员占据平家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下午，汽艇返回，抵平家滩，区队队员居高临下，打得日寇丢下拖船，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毙敌数人，缴获军用物资数十吨，受到通报嘉奖。土匪头子杨立言，长期盘踞在二区辖地田集一带，投靠日伪，被封为“绥靖第六团团长”，拥有200多人的队伍，常在二区骚扰。民国30年元月，杨立言带领绥靖一营在田集朱家沟沿吃午饭。丁文山率二区队配合六八八团的两个连和一区队，当夜尾随追击。拂晓，战斗在苏庄打响，丁文山率领二区队，奋勇当先，所向披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打死打伤杨部70多人，其余残敌全部投降，活捉伪团长杨立言、副团长王寿之，共缴获长短枪100多支，机枪1挺，受到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的表扬。民国30年4月，凤台抗日民主政府转移路东。5月，丁文山被调往邳濉铜地委工作，不久，奉命到刚被收编不久的36中队任政治委员。到职仅9天，这个部队叛变投敌，丁文山被捕，关押在徐州监狱。他联络狱中党员，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任组织委员。一天，因敌人残忍地折磨难友，丁文山怒不可遏，大骂日本看守，遭敌严刑拷打。残酷的日军放狼狗咬他，丁文山坚贞不屈，仍大骂不止。由于流血过多，昏死多时不醒，被敌人扔在徐州东门敌坟场上，幸被八路军炊事员老张头发现救回。为此，邳濉铜地委把他的事迹编印成册，并用快板书在部队广为宣传。民国33年夏，淮北路西抗日根据地恢复。秋，建立中共宿怀县委，丁文山任县委委员兼淝河区区委书记。丁文山充分依靠、发动群众，又利用开明绅士和敌伪之间的矛盾，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久建立起几十人枪的区队和10来人枪的各乡队武装；并在各区、乡武装中建立党支部，使这一地区很快开辟和巩固下来。
民国34年(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占领了怀远县城和铁路沿线，又组织“还乡团”、“劝降队”大肆袭扰解放区。民国35年10月，宿怀县委与上级的联系中断，革命形势极其严峻。县委决定暂时西撤，并组织涡(阳)淮(沿淮几个部分地区)工委，由崔剑晓、丁文山为主要领导，分头活动开展工作。丁文山回凤台后，立即与李星光、吴云等取得联系，对原有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整顿。在与上级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他们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工作方针和计划，开展工作。民国36年11月，中共凤台县委、县政府成立，丁文山任县长，兼任县大队长，亲率县大队部分武装开辟了新河区、古沟区、潘集区。民国37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凤台县委决定成立战勤指挥部，丁文山兼任指挥，亲率2000余人，400付担架，支援解放军。
1949年3月，丁文山任县委副书记；1950年任阜阳地区农委副主任、主任。1952年他率领数十人，在寿西湖拓荒建农场，任场长。他和全场干部并肩战斗在第一线上，深受广大职工的爱戴。1961年调任安徽省木材砍伐团政委，工作出色，受到上级表彰。1964年回省农垦厅工作。不久，在寿西湖农场干群一致请求下，丁文山再次回到寿西湖农场任场长，为发展该场做出了贡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丁文山被诬告为“叛徒”，遭受迫害。1974年元月13日在凤台县城病逝，葬于丁家岗。1979年5月平反昭雪，遗骨移至凤台南平山烈士陵园。
朱廷举
朱廷举(1910—1974年)，字子贤，马店人，自幼读书，民国20年(1931年)7月肄业于南京私立钟南中学初中部。
民国28年(1939年)秋，朱廷举先后3次受聘到马店小学任教。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朱廷举加入了马店青年抗敌协会，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他利用课堂教唱抗日歌曲。他主演的歌剧《松花江上》，悲怆哀绝，感人至深。还经常同青年抗敌协会会员一道，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张贴标语，举行报告会，激励人民抗战。
民国36年(1947年)底，国民党腐败，教育事业凋敝，马店小学被迫停办，朱廷举赋闲在家。1950年10月，朱廷举参加工作，担任马店小学教师。同年11月加入凤台教育工会。1954年暑期，凤台连降大雨，洪水泛滥，淮堤溃决，马店小学被淹。朱廷举为抢救保护学校财产，整整在学校战斗20多天，一次也没有回去看望自己被水淹没的家，使学校财产不受损失。
朱廷举爱校如家。他每年都利用假期修理教具，修缮房屋。1962年，他利用扒庙的碎砖亲自动手盖房屋2间，解决了两位老师的住房困难。1963年至1965年间，他利用节假日共修补漏房4处，压屋脊3间，泥刷墙壁63间，砌墙近200米，修理桌凳100余张，建土课桌63张，修理门窗280件。在他住房内，常备有瓦工、木工工具，并备有针钱包，随时可为学生服务。1956年至1964年间，朱廷举先后5次被评为县、区模范教师及先进工作者，2次出席省和阜阳地区召开的先进工作者会议，4次被评为县工会积极分子。
1966年8月，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朱廷举被作为清理对象，强迫退职回家。1974年3月病逝，时年64岁。1982年6月他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苏宗善
苏宗善(1903—1978年)，原名苏赞成，字长元。马店区杨村乡人。他幼时读私塾3年，后在家种田。勤奋自学，能用偏方、验方为人治病。
民国17年(1928年)，宗善在杨村集粮油行当伙计，以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见称。后因家务烦恼，民国20年去茅仙洞出家，道号祖航。苏宗善属道教全真派龙门正宗二十三世法裔，不食烟火食10余年，且能多日不食而坐。民国33年至35年间，他先后朝拜过南海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山西太行山、安徽九华山和黄山、甘肃太白太山等名山大寺，寻师访友，结交甚广。1950年，宗善继任茅仙洞清天观道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1956年出席安徽省政治协商会议。1957年夏，应邀去北京参加全国道教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苏宗善被揪游街、受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他欢欣不已，老泪横流，说：“中国老百姓得救了，宗教界也复兴有望了。”1978年8月病故，享年75岁。
岳锦文
岳锦文(1925—1979年)，毛集区陈集人。原姓陈，5岁丧母，由妗母抚养成人，随舅姓取名入学。20岁在淮西中学读书，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后经同学推荐，在何家庙、金沟集、陈集等小学教书。
1949年7月，岳锦文参加县文教科举办的第一届小学教师暑期教研会。后历任夏集、万岗、河口等小学校长。1954年大水，他置妻儿于不顾，日夜护卫着河口学校的财产。水稍退，即带领全校师生，修复校园，坚持灾区教育，使河口小学很快发展成为一所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完小。他被县文教科评为坚持灾区教育模范、扫盲积极分子。1958年，岳锦文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甄别平反后，重返教育岗位，他一如既往，踏实工作，先后完成毛集小学、陈集小学的建校任务。1963年被县总工会评为工会工作积极分子；1964年被县文教局评为灾区教育先进工作者。“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秩序混乱，他不怕冲击，坚守岗位，保护着学校的财产。
原焦岗湖渔民小学条件很差，没有教室，仅有1位民办教师，在水上用船只流动教学。公立教师无人愿去。1973年，岳锦文主动要求到该校工作。渔民历来以船为家，很少受文化教育。渔家儿女七八岁就能帮大人捕鱼，对入学读书认识不足，多持消极态度。岳锦文到任后，一边积极筹款建造教学船，和民师张国英深入渔家宣传学习文化的好处，发动适龄儿童入学。一边在渔民聚居点办起识字班，教渔民识字算帐。他很快打开了局面，渔民们纷纷送子女入学。在船上教学，岳锦文开始很不适应，常常头晕、呕吐，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船小棚低，直不起腰，只能蹲在船头上讲课，工作一天，腰酸腿痛，不能走路。可他总是坚持着，克服着，适应着。他刻苦钻研教学大纲，研究教材教法，针对渔家孩子的特点，采取直观教学。对学生的作业“精心选题，适当布置，耐心辅导，认真检查”，既减轻了学生负担，又保证教学质量。还根据学生的能力，因材施教，方法灵活，摸索出一套水上教育经验。
1976年，渔民新村和渔民小学校园建成，岳锦文带领师生离开教学船，搬进宽敞的教室。此后，学校从小到大，越办越好，很快发展成为乡重点小学。正当他率领全校师生奔向更高目标的时候，病魔向他袭来。在住院治疗期间，他仍时刻挂念着渔民小学，病情略有好转，就急于返校工作。1979年2月，心脏病复发逝世。蔡如胜
蔡如胜(1913—1980年)，潘集区蔡小庄(现淮南市)人。他8岁丧母，父亲体弱多病，生活艰难，16岁开始打长工，挑大土，终年辛劳。民国23年(1934年)，全家逃荒到江南池州一带，以挖煤为生。民国23年6月，被国民党抓丁，在五十七师当马夫、炊事员，修过水库、铁路。1950年随所在部队在四川宜宾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其间，共参加5次战役，负3次伤。在朝鲜汉城的一次战斗中，他负责运输。在山路上行军，敌机呼啸而至，如胜还没来得及隐蔽，被一颗炮弹炸伤，弹片迸进他的左腿，并划破颈部，鲜血直流。连长急忙叫来担架，他毅然不用，咬紧牙关，用手拔掉腿上的弹片，坚持前进，胜利完成任务，荣立三等功。1952年复员时，本应向政府登记领取荣军补助，但他一直没向国家伸手。就是在以后30年间，也从没申请过补助。
蔡如胜转业后，自1956年1月，直到1979年退休，先后被安排在凤台初级师范学校、凤台中学当工人。他爱校如家，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一个人承担门岗、打铃、看电话、收发、油印资料、杂务等6项工作。打铃，从早到晚，从没错过钟点；接电话，从不耽搁时间；附近农民到学校寄信、寄包裹，他都同样准确、及时。周围群众都说：“老蔡办事认真，是个信得过的人。”为师生油印资料，常常工作到深夜，眼熬红了，第二天照样上班，也不叫苦叫累。学校领导提出要减轻他的工作量，他拒绝了；同事们要替他挑担子，分任务，他也婉言谢绝。同学们劝他说：“蔡师傅，别太累了。”他笑着说：“我做的都是小事，还能挺得住，要是误了你们的学习就是大事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教学秩序混乱。蔡如胜一如既往，坚守在门卫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次，古城孜1位村民拿走学校1只木盆，他追到那个人家里要回。他儿子在城关小学上学，拿了两张16开油印用的白纸，他见了马上制止说：“东西虽小，是公家的，不能拿!”周围的人们一提到蔡如胜都称赞他是：“公私分明，一心为集体，是一位好管家。”1980年6月，因积劳成疾病故，时年67岁。徐明义
徐明义(1915—1980年)，江苏泗洪县伏尧乡徐庄人。幼读私塾，中途辍学。民国30年(1941年)元月参加革命，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泗洪县金镇区联救会主任、工委书记。民国36年9月调任中共阜北县第一区区委书记。民国37年2月被中共苏皖六地委派到凤台开辟新区，任中共焦岗区委书记兼区长。
徐明义带通讯员刘子英秘密来到焦岗湖畔，从中共杨湖区借来6名战士、6支枪，建立了8人的区小队，在沿湖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同年5月，区队发展到30多人枪。
国民党县常备队中队长丁豪，家住焦岗湖畔刘台孜，欲趁徐明义立足未稳，消灭区小队。民国37年(1948年)6月的一个夜晚，丁勾结国民党颍上县联防队共270余人枪，在夏集从东西两面包围了区小队。徐明义镇定自若，指挥区小队先分头抗击，又迅速撤退，诱使颍上联防队和凤台常备队互相攻打，待敌明白时，徐已在夏集东北附近树林内休息。联防队缩回颍上，常备队180余人也慌忙退往梁小圩孜住下。区小队尾随县常备队后，弄清情况后，徐派人当夜请求调来中共凤台县大队两个连的兵力。拂晓，将梁小圩孜团团围住，战斗不到1小时，就大获全胜。毙敌10余人，俘敌150余人，活捉常备大队长蔡季年。6月底，区小队已有50余人，长短枪30余支。7月，徐率区小队乘渔船到焦岗湖南岸何台孜活动，与乘船沿淮河去正阳的国民党七十四师某排遭遇。徐指挥区小队抢占有利地形后，向船上敌人喊话，劝其投降。敌人试图反抗，被区小队用猛烈火力压在河边。仅10几分钟就结束战斗，毙敌8名，俘敌20余名，缴获汤姆式枪1支，机枪1挺，步枪20余支及子弹、物资、货币等，受到中共凤台县委表彰。
徐明义率领区小队活跃在焦岗湖畔，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广大百姓拍手称快，土豪劣绅惊恐不安。国民党县大队多次指使丁豪纠集兵力，并派遣特务跟踪盯梢，妄图消灭区小队。8月间，丁豪带领县中队先后两次在陈集袭击徐明义等人。徐机智果敢，均顺利脱险。敌人气极败坏，在陈集建立乡公所，成立乡小队，对徐明义虎视眈眈。
此时，徐明义率区小队到淝河套郑楼一带，经过短期修整后，民国37年(1948年)10月的一天夜里，用埋伏战突袭陈集乡公所，打死打伤敌人10余人，俘敌1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活捉敌小队长陈世花。《雪枫报》以“凤凰夺窝”为标题报道了这次战斗。从此，徐明义的区小队在焦岗湖畔扎下根来。
1949年元月，凤台全境解放。同年8月，徐明义请假回家，年底未归。凤台县委以久假不归，取消了他的党籍，免去其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职务。1950年初徐明义返回凤台后，先后任治淮总队民运股员、工作组长、尚塘区副区长、凤台县农林局副局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遣回泗洪老家监督劳动。1979年12月平反，任凤台县农林局副局长。1980年病逝。
何庆云
何庆云(1906—1980年)，字咸中，城关镇人。祖父是个贫苦的磨面手工业者，父亲勤劳俭朴，节衣缩食，供应子女读书。何庆云9岁进初小，16岁高小毕业，考入凤阳省立四中。民国20年(1931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先后评为讲师、副教授、工程师，并任职业中学校长、厂长等职。1952年调到上海市糖业烟酒进出口公司任化验室主任。1979年离休。1980年9月，任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12月9日被选为淮南市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委。同年12月16日因病去世，时年74岁。
何庆云在酿造技术上有高深造诣，是我国著名的酿酒专家。生前在浙江《东南日报》、安徽《皖报》、《皖北日报》以及上海糖业烟酒公司内部刊物上发表30多篇论文。民国24年(1935年)，上海黎明书局先后出版发行了他的《农产制造学》、《微生物学》、《简易化工制造》等著作。1955年上海益民书局出版发行了他的《白酒制造法》。以后他又著有《大曲高粱酒制造法》一书。何庆云从事酿造事业近50年，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想方设法解决许多技术难题，取得了5项科技成果。解放前夕，他成功地研制蒸馏酒精代替汽油，可供汽车及内燃机的燃料；解放初期，在解决上海市场酒类品种单调上，他反复实践，使用酒精、糖精、香精配制成多种花色果制酒，丰富了市场；1955年初，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上海华光啤酒厂试验合成机制黄酒成功，为上海市的黄酒大量生产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1956年，他又率先研制出“白酒除铅法”，推广全国，受到中央城市服务部的嘉奖；1958年用山芋干试制贡酒成功，在酿造技术上又迈出新的一步。何庆云不仅自己能刻苦钻研技术，还热心培育科技接班人。经他言传身教，先后培育出许多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已成为上海市酿酒事业上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庆云被当作“反动技术权威”遣回凤台。1973年，他接受了城关镇综合加工厂的聘请，担任技术顾问，兴办果子露厂。1979年他办理离休手续时，谢绝了安徽农学院的优厚待遇和诚恳聘请，毅然带着老伴回到家乡，继续帮助凤台饮料厂发展饮料酒生产。从此，凤台饮料厂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不到两年时间，由原来濒临破产的小厂，一跃成为较有名气的饮料总厂。工人由原来的近80人，增加到200余人；生产品种由原来的桔子露等两种，增加到杨梅、香蕉露等7种，而且质量优美，销路很好。1980年1月至9月，该厂产值12万元，到1983年产值上升到85万多元，纯利达11万元。为此，1980年1月6日《安徽日报》第一版以“退休酿造专家何庆云关心家乡建设，帮助酿造新酒”为题报道了他的这一事迹。
李雪逵
李雪逵(1913—1983年)，字云璐，桂集区樊庙乡人，兄弟4人，雪逵是老三。其父李敷五，清末秀才，凤台名医。父令两兄一弟读书，让他务农。雪逵求学心切，通过同族兄长向父说情要求读书，遂得应允。入学后，很快赶上哥哥，得到父亲喜爱。17岁随父学医，先后熟读《药性赋》、《本草纲目》等书，钻研中医经典著作，并随父临床实践。
民国23年(1934年)，李雪逵开始独立诊脉处方，先后在城关、桂集等地开设中医诊所。1952年4月加入县城关镇联合诊所。1954年7月，当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调县医院工作，先后评为中医师、中医主治医师，并任中医科主任。1980年当选为县政协常务委员、县中医学会理事长。李雪逵一生从医近50年，始终“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常以“干到老学到老”自勉，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积累出许多很有价值的单方、验方。1960年献出的验方，被编入省卫生厅出版的《中医验方集》；1974年，再次献出所积单方、验方，其中50余首编入《凤台县临床验方集》。1980年发表《加味小麦汤治干的临床体会》一文，获淮南市科技协会优秀学术论文奖。晚年，集一生用药经验，编写了含100余味中药的汤头歌赋。1983年又献出单方、验方30余首。
他开药店时，常把家庭做病房，对远路病人，免费留住。参加工作后，经常为了看病早上班，晚下班，受到大家的好评。1960年作为县劳动模范代表，出席省群英会。1982年病重住院期间，仍为求医者诊病，口述治疗方案，让人代笔开方。家人劝阻，他说：“病人求我看病，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让人家带着痛苦和失望回去。”他善用以温补为主的中医方略，对医治中医内科杂病造诣颇深，尤精于妇、儿科。他还兼收并蓄，立足中医，进修西医，使医术更加全面、精湛。1967年7月，一村妇产后高烧不退，口粮卖尽，耗资500多元，多方医治无效，几乎绝望。后经李雪逵确诊为产后风，用中西结合方案治疗，仅花钱20元，病人痊愈。1977年秋，一中年男子患肺结核，吐血不止，诸医治疗无效，生命垂危。李雪逵一剂中药，日内连服三次，使其吐血立止，转危为安。1979年，某妇女患肾炎，久治无效，又加阿米巴痢疾，苦不堪言。经李雪逵诊治，中药1剂见效，3剂病除。病家称他为救命神医。他临终留下遗言：“把我珍爱的数十本中医药书籍，赠给青年中医们。”1983年病逝，终年70岁。
陶怀斌
陶怀斌(1901—1984年)，女，曾化名刘大姐，淮南市谢家集区陶圩孜人。民国13年(1924年)与丁文山结婚。丁文山是凤台地区很有影响的共产党人，陶怀斌受丈夫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民国19年她串联魏家郢、丁家郢、王家圩、方家拐、高家拐等10几个村庄的贫苦农妇，多次割地主家的豌豆头以度春荒。当年又带领群众强收自己大伯(地主)家的高粱，以度夏荒。民国21年4月，陶怀斌由孙广贤、仇希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3年，中共凤台党组织遭严重破坏，丁文山等被捕，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陶怀斌在区委书记王西善的领导下秘密活动，单线联系。陶怀斌深入在广大贫苦农民中，先后发展于云堂、邓永兰、小门(乳名)、杨四麻子等贫雇农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壮大了党组织。民国26年，她不顾个人安危，展转于平圩、店集、古沟、田家庵、高家拐一带撒传单、贴标语，搅得敌人晕头转向，坐卧不宁。一次，她拖着裹残的小脚，步行几十华里到田家庵撒传单，不料敌人加强了戒备，夜间清户，她在表妹的掩护下，几经周折，直到天亮才脱险回家。敌人千方百计寻机报复，指使特务、军警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家属。陶怀斌等人被迫躲避，开展游击活动。这期间，特务深夜到她家搜捕，陶怀斌逃避在外，家无大人，特务恼羞成怒，对她年仅4岁的大儿子恫吓逼迫，致使孩子受惊得病，不久夭折。小儿子又因无人照顾，3岁时竟被沸粥烫伤，拖沓而死。陶怀斌为国舍家，擦干眼泪，继续战斗。民国28年，她任区妇联组织委员，组织近100名妇女，日夜为部队赶做军衣、军鞋，支援前线抗日。
民国30年4月，县抗日民主政府转移路东。5月，丁文山调往邳濉铜地区工作，家里只剩陶怀斌和女儿。由于叛徒出卖，特务头子孙志让得知她家藏有枪支、子弹，亲自带人到她家搜查。陶怀斌闻讯及时将枪支和子弹安全转移，敌人一无所获，抓走陶怀斌。陶怀斌被捕后，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拒不承认，后经多方救助，卖地花钱才被救出。
民国32年春，白色恐怖加剧，陶怀斌为了隐蔽并加强组织上的联络，只身去津浦路东。次年秋带着组织的指示，独自讨饭经蒙城返乡坚持地下斗争。民国35年，他协同丈夫丁文山做开辟凤台的工作，直到解放。解放后，她先后任凤台县委试验组副组长、寿西湖农场保卫干事、妇联主任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刘白涛
刘白涛(1914—1985年)，钱庙乡刘楼村人。民国27年(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革命军新编六师连指导员，八路军团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临沭县县长、县委书记，滨海专员公署专员，胶济铁路张店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浙赣铁路局军代表，杭州、上海铁路分局局长，铁道兵指挥所副司令员，铁道部基本建设局副局长、局长，南昌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局长，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铁道部办公厅副主任，1101指挥部副指挥，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中国铁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等职务。曾被选为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刘白涛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从事军队和地方的政治工作。民国27年(1938年)，他受党派遣，从陕北到鲁东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坚持边区对敌斗争，为创造和发展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炮火，带领部队积极抢修铁路，保证军运畅通，成绩卓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热爱人民铁路事业，工作负责，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精心指导，为国家的铁路基本建设和运输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余党插手、破坏上海铁路事业。他受党委托毅然到上海铁路局主持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努力团结干部和群众，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5年，在万里的支持下，他顶着“四人帮”一伙的压力，坚决贯彻中央9号文件，认真整顿铁路，并及时向中央汇报了“四人帮”一伙在上海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情况，保证了铁路运输生产的正常进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带领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实现铁路运输现代化，为发展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带病工作，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几十年来，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艰苦朴素，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以身作则，和群众同甘共苦，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
杨继元
杨继元(1963—1985年)，夏集乡王拐子村人。小学期间，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1982年毕业于陈集中学，1983年元月入伍。
1984年7月，杨继元所在部队奉命开赴云南前线，他怀着报国杀敌之心，坚决要求到战斗班。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祖国神圣领土岂容践踏。我是一个军人，有责任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如果我牺牲了，请不要悲伤，要为有我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在临战训练时，每个动作他都反复苦练，双肘和左膝磨破了，鲜血和汗水渗透了军装，他仍坚持摸、爬、滚、打。经过4个月的勤学苦练，他的单兵战术、轻武器射击和按图进行埋雷、排雷等10多项军事科目的考核成绩均达优良。
1984年11月18日，部队进入前沿阵地。杨继元和他的战友们下了“头可断、血可流，祖国寸土不可丢，愿洒满腔青春血，筑成卫国新长城”的战斗誓言。他冒着密集炮火，不顾恶劣天气，接连11次向前沿运送弹药和物资，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他又4次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过布雷区，到111高地搬运烈士遗体。在坚守130、148、908和262四个阵地时，他都抢先战斗在前沿哨位。
1985年1月15日战斗前夕，他多次要求参加突击组，后被批准在第三突击组当火箭筒手。在攻打无名3号高地时，他身背火箭弹，手提四零火箭筒，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敌人阵地冲去。刚冲出50米，不幸被敌人弹片击中右胸，鲜血直流。副射手翟林明火速为他包扎，并劝他下去隐蔽，他说：“敌人正疯狂，排里的战友正在流血牺牲，我怎么能不上呢!”他忍着疼痛咬紧牙关，继续向前冲去。他机智灵活地利用地形，用火箭筒摧毁敌人一个个火力点，又用手榴弹、冲锋枪打击敌人，就在这时，敌人又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身负重伤。翟林明再次给他包扎，继元声音微弱地说：“我不行了，你们冲上去……”这时，小尖山的敌人高射机枪弹又击中他的上身。继元倒下了，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不久，战友们高举胜利的旗帜，攻占了无名3号高地。
战斗结束后，部队根据杨继元生前事迹，给他追记三等功，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储东远
储东远(1964—1985年)，彭圩乡大储庄人。1981年6月入团，1982年毕业于袁集中学。在校读书期间，东远就有参军杀敌保卫祖国的愿望。
1983年6月，储东远入伍。他第一封信就写给他的老师，表示了杀敌立功的决心，并请求老师把书给他寄去，准备抽空学习。在部队，他曾三次调动工作，每次他都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在驭手班，他爱马如命，精心饲养，小心驾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运输任务。在炊事班，他虚心向班长学习烹饪技术，为战友们调剂伙食，战友们称他是“出色的伙头军”。1984年3月，他又调到师水泥厂执行施工任务。因扛运水泥，皮肤受腐蚀而过敏化脓，连队安排他休息，他不肯，仍坚持上班。入伍两年多的时间里，储东远先后4次受到团、营、连的嘉奖，被评为“二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标兵。
1984年7月，部队接到参加对越反击战的命令，储东远当晚就向连党支部递交了请战书和入党申请书，并写下了“热血洒边疆，誓死为祖国”的血书，要求在战火中考验自己。临战训练期间，储东远为尽快掌握军事技术，除参加连队正规训练外，每天晚上还坚持训练两个小时。在军事技术考核中成绩优秀，被评为连队标兵。
1985年元月19日，根据储东远再三请求，组织批准随7班配合9连3排坚守142阵地。元月29日，五号哨位一名战友牺牲，他主动请求到该哨位担任警戒。2月1日，他在坚守142阵地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因救治无效，于2月13日牺牲。所在部队党委根据储东远生前的申请和战斗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并追记三等功。
马洪报
马洪报(1964—1985年)，城北乡新湖村姬家洼人。1982年毕业于城北中学，1983年元月应征入伍。参军后，马洪报训练刻苦认真，工作任劳任怨。在国防施工中，他经常带病工作，高标准地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显著，先后受到部队13次嘉奖(团3次、营4次、连6次)。
1984年3月，马洪报被选送到团教导队参加战备训练。1985年元月，部队抽调骨干，参加对越防御作战。马洪报当即向连党支部递交了血书，书中表示：“我坚决上前线，严惩越南侵略者，请支部批准我的请求，把我放在战斗中考验吧!”他又连续4次找连长、指导员请求参战，终于被批准。2月，马洪报被提升为班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月中旬，攻打142高地，马洪报担任前沿供水任务。他每次步行两里多山路，沿途要穿过敌人两道炮火封锁线、两道步兵轻武器封锁区，冒着枪林弹雨，几天共背水500多斤，独自完成任务，保证了部队用水。
1985年4月，在老山猫耳洞，马洪报和战友一齐打阻击，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打死、打伤数名敌人，坚守20天，使越军未能前进一步。
4月20日，马洪报所在连奉命占领和保卫116高地。为消灭116阵地东南侧残敌，连队决定，以党员骨干为主，成立了“333夜猫别动队”(代号)，又叫“敢死队”。马洪报一马当先，向连党支递交了血书，要求参战。4月24日，“八一”电影制片厂以片名《幸福在哪里》为这次出征英雄摄下了珍贵镜头。4月3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也为“敢死队”小伙子们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在生死决战的关头，马洪报向家乡父老、亲人寄了录音带，写了诀别信。信中说：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为祖国的尊严、人民的利益、四化建设而献身，我感到光荣、高兴自豪……。
5月1日他随连队出发，5月4日战斗打响。马洪报第一个接近敌哨，用两颗手雷准确击毙两名哨兵，占领了哨所，并掩护其他战友迅速夺取第二个哨位，占领了166高地。敌人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疯狂地向166阵地反扑。敌人的炮火雨点般落在阵地上，马洪报同战友程东义一齐寻找并背回负伤失散的战友史华利。敌人再次组织反扑。马洪报和程东义在一个被炸毁的屯兵洞上修建了一个观察哨，以便向所在连队的炮兵报告敌情，准确打击目标。他和程东义两人一直坚守在这个哨位上。5月5日晚，敌人又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向166阵地反扑。马洪报负责了望，程东义阻击，打退了敌人19次进攻。在战斗间隙，马洪报正在整装弹药，突然，一团火球落到他的身前，顷刻，一枚手榴弹爆炸了，马洪报浑身被炸得血肉模糊。程东义打退了偷袭越军后把马洪报抱到洞里，发现他的头、颈、胸、腹、腿部全都受了伤，1只腿被炸断，马洪报昏了过去。马洪报苏醒后，又顽强地爬出洞口，投入战斗，但终因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马洪报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生前的誓言：“为我祖国土，何惜我头颅，任务不完成，誓死不回头。”全班战士在他的精神鼓舞下，死守阵地，赢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
部队为表彰马洪报的英勇事迹，为他追记二等功。中共凤台县委、县政府1985年7月作出了“关于学习马洪报等烈士英雄事迹的决定”，号召全县人民向他学习。
附：马洪报烈士家信(原信)
敬爱的父母、哥哥、妹妹亲人们：
祝你们岁岁平安，事事如意，一切都好!
父母亲，这次下来休息20多天后，接上级命令，要拿下166高地，连队抽10个人组成行动突击队(333夜猫别动队)，人员都是各连抽的，主要以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在5月1日前完成任务。昨日到偏麻观察，地形险要，这次去以炸、偷袭为主，来取得战斗的胜利。在此战斗中危险比较大，每人都准备了死。所以，今日给你们留下几句遗言。……明日(4月24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来给我们拍电影，专门以我们的这次行动人物为主要镜头(名叫《幸福在哪里?》)。
父母亲，你们上封来信说，现在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后退不能缩。儿牢记你们的教导，现在是党考验的时候到了，也是为党流血牺牲的时候，我决不退半步，宁愿前进一步死，也不后退半步生!我为祖国的尊严、人民的利益，“四化”的建设献身而感到光荣、高兴、自豪。你们养育我19年，来到部队受了党的培养和教育3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时是关键之时，胜利之时，我应理直气壮地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的每寸领土，保卫“四化”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美满的生活，我死也是甘心情愿的。有战争、必然会有流血牺牲。……
父母亲，儿在您身边长到19岁，你们慈母的爱，无微不至的关怀，养育我这么多年，没有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儿深感遗憾。遗憾的是不能在你们身边孝敬，没有享受到儿给你们的一点晚年幸福。尤其在你们生病之时，儿没能到身边给予一点精神安慰，就随部队来参战了。……
最后，祝家乡的亲人岁岁平安，万事如意!
再见吧!父母亲、哥哥、妹妹们。儿：洪报
1985年4月23日
王传宝
王传宝(1964—1985年)，城关镇人，出生于工人家庭。1981年高中毕业。1982年起，在桂集食品站做临时工。王传宝自幼养成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的良好品德。在学校，他是个好学生；在桂集食品站工作时，被大家赞为好青年。
1984年元月，王传宝光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84年7月，在训练中因成绩优秀受连队嘉奖1次。1985年1月光荣加入共青团。
1985年3月16日，王传宝随部队开赴“两山”(老山、凉山)前线，在征途中不幸光荣牺牲，年仅21岁。
1986年7月，王传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三等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