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压反革命暴乱
1957年，反革命活动又有抬头之势，仅1至7月，即发现所谓“中国人民反共救济军”、“中国大陆忠勇反共救国军”等较大反革命组织41个，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16％。1960年前后，反革命暴乱事件相继发生。各级公安机关除对反革命案件及时侦察破获外，对于反革命暴乱，则坚决镇压，予以平息。
各级公安机关对正在进行的暴乱事件实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对图谋暴乱的反革命集团，迅即开展侦察，及时破案，将暴乱消灭在预谋之中。据1957年统计，全省破获大小反革命集团案200余起，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40余支，手榴弹26枚，子弹138发，刀、剑157把。至“文化大革命”前，每年破获反革命集团阴谋暴乱案件数十起或10余起不等。
〔平息“韩朝太阳”暴乱〕
首犯韩必贤，舒城柏林乡人，富农。1959年初韩生病，寻巫婆为其治疗。韩间：“我今后能否做皇帝？“巫婆答：“你有福气，是天上二公子下凡，今后要做皇帝”。从此，韩即烧香求神，装疯卖傻，制造谣言，声称自己有帝王之相，不久将要称帝。
当地反动道会门一道首又推波助澜，妖言“天子出在韩家”。这更助长韩想当皇帝的野心。在韩的诱骗下，一些人参加了韩的阴谋活动，并大肆造谣：“将有大灾大难来临，过去黄巢杀人八百万，现在皇帝出现，三人之中杀二人，与韩皇帝同伙者，可免血腥之灾”。不久发展到46人。韩等多次密会，封官选将，封有“元帅”、“大臣”、“驸马”、“预备皇帝”、“娘娘”等，只缺“军师”无人充任。
是年2月22日，肥西县龙潭乡程千云为谋取所谓“军师”职位，于夜间偷窈农民骡马各1头（匹）、编造“夜得宝马，将来保朝”谣言。自此，程千云亦假装疯魔，拒绝外人进家。因韩选“军师”心切，便前往程千云家，请程“出山保朝”。程对韩吹嘘自己“会算”，“闭眼能见日月星斗”，“有师傅青峰老道撑腰，山里有六十万人马可供使用”，“愿保其登基坐朝”。韩当即封程为“军师”。
随后，韩、程等频繁接触，密谋扩大人马，制定暴乱计划。3月19日，再次密会，定于31日在程家集中，烧香盟誓后即开始行动，先烧农业合作社，后攻打基层政府，杀死干部，夺取武器。
3月31日下午，龙潭乡新丰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县公安局干部等3人到程千云家调查盗马案件，见程正在焚香烧纸。程家父子听说调查盗马案件，遂各持扁担、大刀、榔头向来人砍杀，当场砍死1人，砍伤2人。此时，程家父子又纠集一些人星夜赶往舒城柏林乡韩小庄，与韩必贤会合。
4月1日晨，程千云制作“韩朝太阳”旗一面。随后，连同韩家父子等10余人，扛旗持械，公开暴乱，向肥西回窜。
舒城县公安机关闻讯后，当即派出民警数人前往制止。至廖家渡与暴徒相遇，周围群众亦纷纷赶来，大喊“捉住土匪”。暴徒无视公安人员的警告，仍蜂拥而上，砍死民警2人，砍伤1人，夺去短枪3支，子弹50余发，继续向肥西方向窜去。暴徒窜至肥西县袁家店，抢劫了供销合作社。路过新塘圩时，砍伤龙潭乡团支部书记，抢枪1支。至孔桥，已纠集30余人。
当日下午4时，省公安厅派出的公安部队赶至孔桥，配合肥西、舒城两县公安人员及民兵将暴徒包围，令其放下武器。韩、程一伙不仅置若罔闻，反而摇旗呐喊，蜂拥而上，又砍伤民警1人，抢走手枪1支，子弹70余发。此时公安人员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暴徒4人。暴徒随即溃散，逃至舒城县戴家，化整为零，分散向山区逃窜。围剿的公安人员和公安部队紧追不舍，将逃窜的19名暴徒全部捕获，程千云自杀，被抢夺的武器全部缴回。几日后，又捕获潜藏的暴乱分子15人，投案自首10人。暴乱平息。
案经六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判处韩必贤、程千宣等14名首犯和主犯死刑，于同年10月18日分别在肥西、舒城执行枪决。其余诸犯，有的判处死缓，有的判处有期徒刑，有的教育释放。
〔平息“中国人民救命军”暴乱〕
1959年12月，绩溪具尚田公社方云祥、李英发等人网罗反坏分子和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组成反动集团，专与人民为敌。
1960年5月17日晚，方等在该县旌阳公社霞溪大队开会商讨发展组织，筹集武器，武装暴乱，然后上山打游击。不久，扩展至40余人。5月22日，方、李及其骨干等8人集会，确定其番号为“中国人民救命军第一连”。会后，在龙阳凹一带流窜。
5月25日，绩溪县公安局一民警及公社武装部长执行公务途中遭方云祥伏击，民警被打死，武装部长被打伤，并被抢走驳壳枪1支。方随后逃窜于油夫坑、俞村一带活动。
事件发生后，绩溪县委当即决定由公安、武装部门组成清剿指挥部，组织干部、民兵、群众2万余人，将暴徒层层包围。27日晨，方等8人在俞村公社水竹平附近山上睡觉时，被民兵发觉。暴徒滚下山坡逃窜，丢下土枪1支、成员名册和会议记录各一本。至31日，8名暴徒全部落网。事后，又缉捕骨干分子15名。
〔平息石关反革命武装暴乱〕
岳西县石关公社许冰生、王秀成为首组织所谓“中华民族革命军”，1960年12月26日进行武装暴乱，参加者30人。暴徒袭击中共石关公社委员会、基干民兵排、石关大队民兵班和黄羊大队部等，杀死民兵排长1人，打伤公社党委书记1人，砸坏电话机，砍倒电线杆，剪断电话线，抢去轻机枪2挺、步枪27支、冲锋枪2支、手榴弹1枚、子弹251发、大米200斤、人民币82元及其他物资，劫持民兵5人、群众3人，分两路逃窜。
27日晨4时，该县县委第一书记成一波率公安干部、武装民警10余人前往追歼，并组织干部、民兵800余人围剿。省公安厅闻讯后，速派武警总队副总队长徐自强率公安队100余人赶赴暴乱地点协助平乱。省军区司令员廖容标、省委政法部副部长兼武警总队总队长李士怀，及安庆军分区、安庆地委政法部、安庆专署公安处负责干部亦先后抵达石关参加指挥围剿。28日晨，许被围，自知无法逃脱，令另一匪徒开枪将其打死。29日，王秀成逃至龙井河上冻饿而死。其余暴徒被全部逮捕，所抢去枪支全部缴回，并缴获罪证一部，暴乱宣告平息。
〔粉碎“中国自由党”预谋暴乱案〕
1957年9月，霍山县方文哲、邓某等为首成立所谓“中国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大别山剿匪指挥部”，方为“指挥部主任”，邓为“副主任”，设有所谓“参谋”、“军需”、“副官”、“卫生”、“警卫”等处，委有“处长”、“主任”等职。同月，又在“指挥部”基础上，成立所谓“中国自由党”，方自任“书记”，邓任“副书记”，下设“支部”、“小组”、“治安科”、“中央特务组”等。并确定“以党治军”的原则，制订“方针”、“政策”、“活动规则”、“党员须知”等。不久，就在六安、霍山、舒城等地发展46人。决定于1958年5月暴乱，并购置刀矛，搜集武器弹药，计划抢劫商店、银行、军事仓库，然后向大别山内转移，待台湾当局反攻大陆时，里应外合，推翻人民政府。方等暴乱的阴谋早被公安机关觉察。霍山、六安、舒城3县公安机关共同协作，于1958年3月14日破案，将首犯方文哲等25人逮捕。暴乱阴谋被粉碎。
二、打击刑事犯罪
安徽解放初期，一些社会渣滓从事各种刑事犯罪活动，至1956年，全省发案达1.5万余起。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仅凶杀案件即发生千余起，纵火、抢劫案各五六百起。凶杀案主要是抢劫杀人、奸情杀人、婚姻和家庭纠纷杀人、报复杀人等；纵火案的原因甚为复杂。但就1961年破获65起纵火案调查统计，因受批判不满纵火者13起，作案后为毁灭罪证而纵火者12起，不服监督改造而纵火者11起，对检举人报复而纵火者3起，因对撤销职务不满而纵火者2起，对下放不满而纵火者1起，因生活安排不落实、或因食堂克扣伙食而引起纵火5起。其作案成员统计，农民32人，四类分子17人，被撤职、开除的干部工人等5人，劳改和劳教逃跑人员2人，其他10人。抢劫案多发生在山区、行政区结合部和偏僻地区的孤庄独院。据1961年发生的219起抢劫案统计，其受害对象和作案场所是：单身行人9人，孤庄独院116处，饲养场26处，仓库3处，食堂4处，山芋窖4处，运粮车队3个，农民46户。抢劫的物资以粮及副食品为主，生活用品次之。计被抢粮食9.1万公斤，粮票35斤，家禽1012只，家畜28头，衣服477件。据145起抢劫案统计，结伙作案94起，一人单独作案51起。
盗窃案件一直在刑事案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1961年全省发生刑事案件14336起，其中盗窃案达12161起，占发案总数84％。盗窃手段，大部为翻窗、扭锁、挖洞、撬门，或事前潜入室内躲藏，待人睡熟后作案。盗窃物通常是现金、贵重物品，或易于脱手的财物。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盗窃粮食等主副食品案件连连发生。据1961年10月至11月统计，发生重大盗粮案5起，盗走粮食5000余公斤，粮票面值1.8万余公斤。省商业厅一盗粮集团，成员6人，盗窃国家粮票1.1万余公斤，在合肥、淮南等地高价出售。破案时，缴获粮票面值7000公斤、赃款2200余元。
1962年以后，刑事案件有所减少，但是，因在“四清”运动中一些人不服批斗和处分，铤而走险，以致凶杀、纵火和投毒案件迭次发生。亳县河东公社张某决心报复检举他的大队干部。一天中午，张持抓钩将大队长砸死，然后投河自杀。全椒县新兴公社张某在“四清”运动中被认定有贪污、投机倒把行为，对批斗和判处管制3年不服，将生产队长、贫协主席和运动积极分子等3人杀死。
〔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安徽公安机关在与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坚持“打击与防范相结合”的方针和“依法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各种措施，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1957年2月，省公安厅召开有关市县公安局长会议，决定开展一场群众性反刑事犯罪的斗争。3月，刑事犯罪活动嚣张的合肥、蚌埠、淮南、芜湖、马鞍山市以及宿县城关等，先后展开历时1个月的反刑事犯罪斗争，共捕刑事犯罪分子191名，投案自有270名，破获刑事案件642起，缴获赃物折款22万余元。其他各地亦根据各自情况，开展斗争，捕获一批罪犯。至年底，全省破获重大刑事案件2324起，占发案总数2687起的86.5％；逮捕罪犯16461人，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落网。盗窃犯马某曾4次判刑，7次逃跑。1957年3月1日，转黑龙江富拉尔劳改。是月11日，又乘机逃走；15日到达长春，潜入百货公司，盗走皮夹克、呢衣等物；18日，流窜至沈阳，盗窃人民币132元、手表1只；31日，马在蚌埠百货公司盗走人民币200元及呢衣、被面等物；4月22日，马去淮南田家庵百货公司窥探，遂购麻绳一根。至夜，由公司天窗吊下，盗走手表20只、闹钟1只，价值人民币4500余无。凌晨4时，复乘车至蚌。5月9日，马去霍邱县城销赃，为霍邱县公安局捕获。
流窜犯罪分子十分狡猾，他们流窜于城乡之间，甲地作案，乙地销赃，行踪不定，一旦得手，即迅速逃窜。尤其在交通沿线、重要城镇，流窜犯罪分子气焰更为嚣张。淮南市查获一流窜犯罪集团，在17天内，流窜1市3县，盗窃8次。
1958年4月，安徽省公安厅要求各专、市、县对本地流窜外地罪犯彻底清查，分别处理；对外地流窜本地的罪犯，做到露头就抓，使外来者无法通过，本地罪犯亦无法外出流窜。7月，省公安厅又电示各地：要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协同作战，集中打击。并将全省划分为蚌埠、合肥、马鞍山市，芜湖专区，淮河水上等若干协作区，统一行动。为加强对这次斗争的领导，省公安厅由一名副厅长负责指挥，组织专门指挥机构。各地区亦组织相应的机构。
各地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及时召开协作会议，研究行动计划。对清查出来的流窜犯、惯犯等，及时依法处理。对个别外地流窜来本地的、群众既不能监督管制，又不了解其情况的重大嫌疑分子，先行扣留审查，及时作出处理。
1958年6月5日，芜湖市公安局、芜湖专员公署公安处联合召开芜湖、安庆、铜官山、马鞍山市公安局，芜湖、安庆两个专区公安处，怀宁、望江、枞阳、东流、贵池、桐城、宿松、和县、当涂、无为、芜湖、繁昌等12县公安局和铁路等18个单位的沿江地区打流窜协作会议。会议除研究部署打击流窜犯罪斗争任务和行动计划外，还决定：教育全体干警，统一思想认识，树立整体观念，克服本位主义，协同作战，打击流窜犯罪；对于外地委托查证的材料，做到随收随查，电询电复，函来函复；外地来人查证材料时，大力协助；对工作中发现的有关外地材料，及时转告，并说明材料来源及可靠程度；互通情报，配合作战，将当地经常外出有流窜作案可能的嫌疑分子，逐人登记，说明罪犯特征、活动特点和作案手段，以及初步认定是流窜犯罪分子作案的未破积案，逐案登记，印发有关地区；对涉及几个县的重大流窜罪犯和流窜作案集团，成立临时联合侦破组织，统一指挥，协同破案；对外地遣送回籍的流窜罪犯，要收留下来，认真处理，不得借故推诿；长江沿线的安徽段，以铜陵、马鞍山、芜湖、安庆4市为中心，划分为4个协作区，协作区的具体工作部署，由协作区研究决定。
6月，蚌埠地区协作区召开蚌埠专区公安处，蚌埠市、淮河水上公安局，蚌埠、徐州、南京铁路公安分处，宿县、凤阳、滁县、五河、嘉山、怀远等县公安局负责人参加的协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蚌埠地区协作委员会，按照地区成立9个联合工作组，划片包干，在党委、公安机关和协作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打击流窜犯罪，时间一个月，要求于6月20日前做好调查摸底，20日至25日，逮捕、拘留审查一批流窜罪犯；26日后，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号召罪犯投案自首。打击重点是流窜犯、惯盗、惯窃、流氓、骗子及一贯窝赃、销赃的犯罪分子等。对于进行少量偷窃、轻微投机倒把的分子以及沾有某些流氓习气者，主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若教育无效，可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掌握情况，加强控制。对可能外出流窜作案的嫌疑分子和可能窝藏流窜犯，替流窜犯窝赃、销赃的嫌疑分子，布置专人掌握动态，发现犯罪迹象时，采取措施，查清处理。要在交通要道、城镇车站、轮船码头、旅栈、旧货等复杂场所、行业中，发动积极分子，进行控制，掌握和发现流窜犯罪活动情况。
各地在协作会后，迅速行动，组成侦破小组，跟踪追击，清查堵截。至1958年底，全省拘捕流窜犯罪分子2000余名。
对平时发生的刑事案件，尤其是大要案件，建立专案，实行专案专办。涉及两县或跨地、市案件，由专、市公安机关组织侦破，少数重大复杂案件，由省公安厅直接办理，或派员协助专、市、县侦察破案。省公安厅在肥西侦察义兴公社抢劫案时，发现一盗窃集团线索，因涉及面广，决定直接办理。经侦察先后在蚌埠、合肥等地逮捕3犯，追出以徐文义为首的盗窃集团，拘捕犯罪成员16名，发现盗窃、窝赃、销赃以及与该集团有勾结的线索58起，查破大小案件110起。
1957年以后，全省侦破战役频繁。1958年，省公安厅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侦破攻势，破获案件，清理积案，迎接国庆十周年。同年8月23日，成立侦察破案指挥部，由2位副厅长任正副总指挥，三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一处、二处、四处处长为副主任。侦破战役开展后，省公安厅又组成5个工作组，分赴各地督战。
各专、市由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及有关单位统一抽调力量，成立侦破指挥部，由分管的党委书记或政法部长任指挥，公安局长任副指挥，下设侦破、审批、审判、遣送、秘书等若干小组，分别由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部门负责人任组长，负责办理案件的侦察破案、批捕起诉、审理判决等法律手续。至9月，据部分地市和部门不完全统计，破案5963起。11月，全省又组织第二次侦破攻势，至12月底，再破刑事案件1757起。
1950年至1966年刑事案件发生、破获概况等，见表3—2—2至表3—2—3。


附记：纠正浮夸及扩大化错误


1958年至1960年，案件统计工作曾出现虚报浮夸现象。为实现“双百”［〔注〕：“双百”，系指反革命案件已破百分之百，刑事案件已破百分之百，简称“双百”。有的市县或专区，提出破案口号为：大案不过三（天），小案不过天（24小时），做到月月无积案，季季满堂红，年年创“双百”。］指标，一些地方在统计发案时，以多报少，或干脆不报；在统计破案数时，以少报多，或“不破不立（案）”。省公安厅对这种所谓“实现双百”的专市县通报表扬，客观上助长了浮夸风的滋长蔓延。据43个县统计，自1957年12月至1962年2月，共计逮捕、拘留、扣审、劳教、集训15．2万人，比例最高的县占总人数的30‰，最低的县也占4‰，打击面过宽，造成了扩大化错误。有人写反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字句，被当作“反标”立案侦察，强迫机关干部人人写字，提供笔迹，以供检验。有的群众因偷集体几棵菜、几斤粮食，说两句顶撞负责人的话，也被拘留关押。
1962年4月至9月，省公安厅多次召开公安处、局长会议，厅长马敬铮要求各地总结教训，纠正冤假错案，切实执行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对政法干部的约法八章：“1、不许乱捕、乱拘留人；2、不许乱管制、乱监督劳动；3、不许乱用侦察手段；4、不许乱收容强制劳动；5、不许刑讯逼供；6、不许虐待犯人；7、不许压制申诉；8、不许任意加刑”。
通过一系列措施之后，这一时期所形成的虚报浮夸、违法乱纪、冤假错案逐步得以制止、克服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