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由于生产条件差，洼地多为一年一熟制，即小麦——晒垡，或春种高粱、旱稻；高地多为一年两熟，即一麦一豆；二坡地（高、洼之间的地块）多为两年三熟，麦豆之后，次年种高粱、棉花或谷子等春种作物。一年一熟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50％，一年两熟约占耕地的20％，两年三熟约占耕地面积30％，复种指数很低。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弱旱年份较多，轮作略有变化，增加了两年三熟和一年两熟面积，复种指数略有提高。隋堤以北和浍河两岸，人多地少，以高粱——小麦——大豆为主的两年三熟而积已发展到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隋堤以南的广大砂礓黑土地带，人均占有土地较多，仍以一年一熟制为主。
1949年至1957年，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轮作制。其间主要是小麦、大豆、高粱、谷子等作物，搭配种植红芋、棉花、芝麻、花生、瓜类等。春种以高梁为主，平均占耕地面积的20.8％；夏种以大豆为主，占耕地面积的22.9％；秋播以小麦为主，占耕地面积的67.6％。在熟制安排上，以高粱——小麦——大豆两年三熟为主体，占耕地面积的55.7％，小部分是小麦——晒垡一年一熟制。这个时期复种指数为144.1～146.2％。土地主要靠施肥、休闲、种植豆类作物、积水冲积物恢复地力。1951年到1957年，贯彻执行安徽省委提出的农业“三改”，开始扩种红芋，试种水稻、马铃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由于面积不大，作物仍以小麦为主，对传统轮作制度影响较小。
1958年到1978年，为盲目改变轮作制度时期。1958年，社会上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农业生产不顾肥水、劳动力等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盲目改变熟制，提出“旱田改水田，淮北变江南”，不适当地扩大水稻面积。改稻的结果，种的多，收的少，粮、棉、油全面减产。烈山区邵山大队改种水稻600亩，占耕地面积57％，因劳力、水利条件跟不上，基本绝收。水稻对肥水要求高，薄洼地改种无收成，只有在麦——豆两熟的近地、好地改种，这样第一年变成麦——稻两熟；水稻成熟晚，地难整，影响种麦，又不允许改种其它旱粮，下年只好继续种春稻。形成年年一季稻，打破原来比较合理的轮作制度。从1958年以后，为解决国需民食之急，不得不扩种质量差、耗肥多的高产作物——红芋。为了粮食高产，必须多裁红芋；红芋面积越大，地越薄；地越薄，越要栽红芋，这就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这一时期，主要是小麦、红芋、大豆与高粱、玉米、棉花搭配种植。春种以红芋为主，夏种以夏红芋、大豆为主，秋种以小麦为主。小麦——夏红芋或大豆——春红芋或棉花、高梁两年三熟制面积占耕地的42％；小麦——夏红芋或豆类、芝麻、玉米等一年两熟制面积占耕地面积21.6％；春红芋或棉花——冬闲一年一熟制面积占耕地的31.6％。复种指数为144.1％。这种轮作制度一直延续到1978年。
1979年至1985年，为轮作制度的调整时期。养地的豆科作物播种面积逐步扩大，其中大豆面积，1979年占耕地的23.3％，1985年发展到占耕地的25.35％。与此同时红芋的面积逐年减少，1977年占耕地的31.8％，到1985年占耕地面积的25.31％。这一时期仍以两年三熟制为主体，占耕地面积的35.2％；一年两熟次之，占25％。复种指数增加到157.7％。轮作制度合理的调整，使农业生产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促进了农、林、牧、渔的全面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