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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胜史
汉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设沛国于相城，颁布“酒榷”，对酒实行专卖政策，垄断酒的产销，以获酒利。足见当时濉溪的酿酒业已相当可观。考古发现，当时已经用酒陪葬。1984年11月，在今濉溪东蔡里荒冢中，发掘一个四耳盘口壶，经专家鉴定，为东汉时期所造，其内有酒，色碧绿，香扑鼻。
魏晋时，濉溪酿酒业己具有一定规模。“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和“七贤”之一的刘伶，都生于酒乡，酷爱饮酒，常喝得酩酊大醉而后快。刘伶在《酒德颂》中写道：“捧罂承糟，衔杯歠醪，奋鬓箕踞，枕曲藉糟，无忧无虑，其乐陶陶”。嵇康在《秋胡行》中有“旨酒盈罇，莫与交欢”的诗句。至今此地有的酒店仍书写“嵇康问道谁家好，刘伶答曰此处高”的对联。
唐代诗人白居易，青年时代多半住在古符离攻读诗文。闲暇之时，常携学友刘五、贾握中等游玩，或泛舟濉水，或游寺登山，诗酒盘桓，与濉溪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不少美妙诗句。他在题赠学友的一首诗中写到了濉溪酒和濉溪鱼：
朝来暮去多携手，穷巷贫居何所有？
秋灯夜写联句诗，春雪朝倾暖寒酒。
陴湖绿爱白鸥飞，濉水清怜红鲤肥。
偶语闲攀芳树立，相扶醉踏落花归。
宋时期，濉溪酿酒更上一层楼。据古碑记载，在濉溪和柳孜专设税官，征收盐酒税。宋元丰三年（公元1031年）文学家苏轼任徐州太守期间，曾游濉溪山水，他在《南乡子·宿州上元》词中写道：“千骑试春游，小雨如酥落便收，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白酒无声滑泻油。”
在金兵南进、南宋偏安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兵连祸结，战乱频仍，濉溪酿酒业受到摧残，此时，濉溪酒多在符离库存、中转，通过睢阳古道销往南方诸地。周密《齐东野语》中记载，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淮东招抚使李显忠、副使邵宏渊率兵攻克符离，发现府库中有不少金、银、钱、粮、绢，并且有酒三库。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官方在濉溪北八里渠沟设酒税官。元统一中国后，濉溪酿酒业又日益兴旺起来。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在渠沟设立“酒监”以课酒税。
明万历年间，濉溪日渐繁华，酿酒作坊已有10余家，翰林戴国士曾游濉溪，夜泊濉水，饮酒赋诗，写下了“橘徕疑楚泽，沽酒读离骚”的优美诗篇。相山隐士任柔节曾以“隔壁千家醉，开坛十里香”的诗句赞美濉溪酒。从此，一些骚人墨客、迁客游子、达官巨贾，常会集于此。宴乐于佳酿旨酒之中，吟咏出不少美妙诗句：“名驰冀北三千里，味占江南第一家。”“能添壮士英雄胆，善助诗人锦绣长。”明末清初，濉溪酿造作坊已发展到20余家。有迹可查的有“允成”、“广益”、“俊源”、“春泉”、“源兴”、“同泰”、“同源”、“福泉”、“义和”、“隆源”、“同益”等坊。此时濉溪酒以当地销售为主，多为前店后坊，每个酒店有雇工2至3人，既零售也批发。酒店两旁还书有招徕顾客的对联。如
“同益”坊：同饮兰亭觞流曲水溢成玉露浪涌金波
“广益”坊。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福泉”坊：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水游鱼得味成龙
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起，濉溪于每年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举行“乡饮酒礼”。赴会人员多为地方官员及乡里缙绅和各酒坊主。他们首先到各酒坊道贺，然后分别品尝酒坊主带来的美酒，直率评议，鉴别优劣。“乡饮酒礼”一年两度，遂成乡规。
康熙、乾隆年间，濉溪市面更为繁荣，每年农历三月十八的相山庙会，一些来自外地的香客商人，为了品尝濉溪名酒，多投宿于濉溪。迄今，还流传“相山的庙会，濉溪的买卖”的说法。
嘉庆七年（公元1803年），濉溪酿酒作坊已发展到30多家。较大的有“俊源”、“源丰”、“福泉”、“恒聚”、“邵福太”、“泰兴隆”、“广益”、“聚盛”、“春和园”、“聚兴”、“允成”、“同聚源”、“春泉”、“源兴”、“同泰”、“同源”、“广成”、“源昌”、“福源”、“义和”、“隆源”、“同益”、“协顺“、“协聚”、“协源公”、“信源”等。生产的溪濉酒，通过水陆两路，向南销往上海、无锡、南京、芜湖、武汉等地；向北销往济南、天津、北京、张家口、抚顺等地。这时的濉溪酒，声誉大振。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濉溪重修古睢书院，全城捐款单位24家，其中酿酒作坊就占10家，由此可见濉溪酿酒业之盛。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津浦铁路通车，为濉溪酒外销创造了有利条件，濉溪酿酒业得到迅速发展，很快就出现了72家酒坊争雄的局面。
民国初期，濉溪酿酒业得以长足发展，产量倍增，销路宽广。来自上海、杭州、无锡等地的粮商、酒商云集于此。当地农民也兼营贩运，篓背、桶装，把濉溪酒销往四面八方。酿酒作坊遍布大街小巷达72家之多，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团城七十二，居中尽得法，千瓮皆上品，甘美泉水佳。”其中，股东生意43家，独资经营29家，共有工人近千名，发酵池600余条，拥有固定资产6000多万元（法币），年产量达300多万斤。各酒坊的规模大小不一，资金多寡不等，产量有多有少。“协聚”、“允成”、“福泉”、“广益”、“南豫泰”等酒坊，资金雄厚，设备齐全，其老板在农村均占有十几顷土地，每年收取大量地租，原料充足，每个酒坊发酵池都在16条以上。常年生产不停，年产量逾10万斤。而“协源”、“协顺”等小酒坊，由于资金少，自购原料受限制，一年要停产二三个月，年产量不足6万斤。
酿酒工人分工明确，各工种都有专称：学徒工叫“相公”，买粮的称“下市”，看曲师傅称“曲领子”，酿酒师傅称“酒把式”，破碎工称“磨头”，收酒的称“站缸”，会计称“先生”等等。当时，酿酒工人劳动繁重，生活艰苦，踩曲工有两个队，46人，轮番在各酒坊作业。每队每天要拉、踩、运曲5万余斤，而每人仅能得铜钱1千文，可买四五斤杂粮。最苦最累的是蒸酒工人，上甑簸箕装，入池用大筐，晾糟木锨扬，冷却水桶忙。出牛马力，吃猪狗食，一旦年高体弱，就会被撵出门外。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家有隔夜粮，也不去酒坊。”酒坊老板为了获取较大的利润，挖空心思，寻觅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良策，发挥自己的优势，彼此展开竞争。“协聚”酒坊，以雄厚的资金占优势。老板周俊哲，家族大，资产万贯，发行的纸币可在方圆百里流通。采取薄利多销的竞争策略，在上海享有较高的盛誉。到民国23年（1934年）就拥有两辆日本产“丰田牌”汽车和一幢观景楼。“广益”酒坊，以信誉称雄，凡外出酒均比其他酒坊高出一个酒度，在南京声誉很高，销量也大，有“广益酒在南京不过秤”之说。其老板葛炳贵，农商兼营，拥有一个“随起”庄园，占有土地20多顷，蒸酒用粮能源源供应。“允成”酒坊，清朝初年开业，历史悠久，占有百年老窖的“地利”，经营得方，经验丰富，每房曲温比其他酒坊高5至10度，同时曲出房时间又延缓4至5天。其酒以浓香著称，以质量夺魁，行销芜湖、安庆、武汉、南昌等地。“同聚”酒坊老板曹品元，谋深虑远，对工人，特别是“曲师傅”、“酒把式”较为“关心”，报酬略高于其他酒坊，有时还给困难的蒸酒师傅送点粮面。因此，“同聚”坊蒸酒技术力量雄厚，出酒率高，利润大，畅销南京、无锡一带，一直处于不败之地。到抗战前已发展有大、小同聚两个酒坊。“同源”酒坊老板李茂兰，为当地绅士，以“权势”占优，他的酒，可不交税。在原料缺乏时，可任意向其他酒坊“讨借”，被借者多畏其权势，不敢讨还。竞争，虽使一些本小、经营不得法、资金不够稳定的酒坊陷于困境，但却促进了酿酒技术的提高和产量的大幅度上升。
由于产量日益增加，内销已处“饱和”，各酒坊老板纷纷在外地寻觅门路，建立销售点和中转站。南京市面繁华，销售量大，运输方便，是竞争最为激烈之地。资金雄厚的“广益”、“同聚”、“协昌”等10余家的酒坊老板，通过各种渠道跻身于南京市场，先后建立了自己的酒庄。“广益”与南京酒业商会会长刘浅庭联合，在火花巷开设了“汇丰酒庄”。“协昌”委派花方跃在水西门开设了“杏花村酒庄”。“同聚”在铜作巷开“慎源酒庄”。赵方明在珠江路开了“永源酒庄”。刘德秀在三牌楼开了“濉溪酒庄”。程子平在中山路开了“中国国酒公司”。这些酒庄多批发，少零售。濉溪酒通过这些酒庄可转运到无锡、杭州等地销售。“允成”酒坊，另辟溪径，“霸占”芜湖市场，由程配久在芜湖上二街开设“程信园酒庄”。通过这个酒庄，“允成”酒又转销到安庆、武汉、南昌等地。“春和园”酒坊的酒大都销往滁州等地，垄断了滁州市场。颇有竞争能力的“协聚”酒坊，以“每斤酒多给二两”的办法，在繁华的上海打开销路，由李传典在上海开了“濉溪酒庄”。一些无竞争能力的小酒坊，有的依附于大酒坊，更多的则是在内销上下功夫，对来濉溪运酒的小贩给予“优惠”，除了管吃、住外，临行还资助一些路费。酿酒作坊间的激烈竞争，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在濉溪有数百人的“脚班子”专事搬酒运粮，在符离集火车站，侯子帧、邵立本等人开设了两家转运酒、粮的“信托转运公司”。
民国27年5月，日军攻占濉溪，许多酒坊被日机炸毁，酿酒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同年秋，“汇源”酒坊老板李敬环，因其弟李振环在濉溪维持会的财务委员会中掌握实权，生产资金能保障供给，而且消息也很灵通，首先恢复了生产。接着“大同聚”、“小同聚”、“广益”、“允成”、“福泉”等酒坊也相继开业。尔后，一些小酒坊也合股陆续开起门来。同年冬濉溪酿酒作坊已恢复到了32家。但由于战火连绵，交通阻塞，濉溪酒外销困难，酿酒业处于萧条冷落的困境。一些酒坊主审时度势后，择交通发达之地新建酿酒坊。濉溪酒坊老板朱荫萱率先在蚌埠创立“振源公”酒坊，允成酒坊老板在宿县南关建“新允成”酒坊。原于南京开设“汇丰”、“慎源”、“涌源”三家酒庄的濉溪老板，在水西门外合资开设了“汇源涌”酒坊。从此濉溪酿酒技术在津浦铁路沿线广泛传播。
民国34年，日本侵略者投降，蒋介石还没有发动全面内战，20多家酒坊主利用战争空隙，纷纷恢复生产，在短短5个月里，酒坊迅速发展到50余家。
民国35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濉溪，酿酒业再次受到摧残。国民党政府为了战争的需要，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对酿酒加重税收。同时又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各酒坊入不敷出，无法生产，致使多半酒坊相继倒闭。
民国37年底，濉溪解放。1949年5月18日，人民政政府赎买了私人酿酒作坊“小同聚”。创立了“国营濉溪人民酒厂”。1950年，国家对酿酒实行专酿专卖政策，私人酿酒作坊“广益”、“允成”、“福泉”、“春和园”、“德源兴”、“仁源”等并入“国营濉溪人民酒厂”。从此濉溪酒的生产获得新生。
民国初期濉溪镇糟坊一览表
魏晋时，濉溪酿酒业己具有一定规模。“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和“七贤”之一的刘伶，都生于酒乡，酷爱饮酒，常喝得酩酊大醉而后快。刘伶在《酒德颂》中写道：“捧罂承糟，衔杯歠醪，奋鬓箕踞，枕曲藉糟，无忧无虑，其乐陶陶”。嵇康在《秋胡行》中有“旨酒盈罇，莫与交欢”的诗句。至今此地有的酒店仍书写“嵇康问道谁家好，刘伶答曰此处高”的对联。
唐代诗人白居易，青年时代多半住在古符离攻读诗文。闲暇之时，常携学友刘五、贾握中等游玩，或泛舟濉水，或游寺登山，诗酒盘桓，与濉溪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不少美妙诗句。他在题赠学友的一首诗中写到了濉溪酒和濉溪鱼：
朝来暮去多携手，穷巷贫居何所有？
秋灯夜写联句诗，春雪朝倾暖寒酒。
陴湖绿爱白鸥飞，濉水清怜红鲤肥。
偶语闲攀芳树立，相扶醉踏落花归。
宋时期，濉溪酿酒更上一层楼。据古碑记载，在濉溪和柳孜专设税官，征收盐酒税。宋元丰三年（公元1031年）文学家苏轼任徐州太守期间，曾游濉溪山水，他在《南乡子·宿州上元》词中写道：“千骑试春游，小雨如酥落便收，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白酒无声滑泻油。”
在金兵南进、南宋偏安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兵连祸结，战乱频仍，濉溪酿酒业受到摧残，此时，濉溪酒多在符离库存、中转，通过睢阳古道销往南方诸地。周密《齐东野语》中记载，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淮东招抚使李显忠、副使邵宏渊率兵攻克符离，发现府库中有不少金、银、钱、粮、绢，并且有酒三库。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官方在濉溪北八里渠沟设酒税官。元统一中国后，濉溪酿酒业又日益兴旺起来。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在渠沟设立“酒监”以课酒税。
明万历年间，濉溪日渐繁华，酿酒作坊已有10余家，翰林戴国士曾游濉溪，夜泊濉水，饮酒赋诗，写下了“橘徕疑楚泽，沽酒读离骚”的优美诗篇。相山隐士任柔节曾以“隔壁千家醉，开坛十里香”的诗句赞美濉溪酒。从此，一些骚人墨客、迁客游子、达官巨贾，常会集于此。宴乐于佳酿旨酒之中，吟咏出不少美妙诗句：“名驰冀北三千里，味占江南第一家。”“能添壮士英雄胆，善助诗人锦绣长。”明末清初，濉溪酿造作坊已发展到20余家。有迹可查的有“允成”、“广益”、“俊源”、“春泉”、“源兴”、“同泰”、“同源”、“福泉”、“义和”、“隆源”、“同益”等坊。此时濉溪酒以当地销售为主，多为前店后坊，每个酒店有雇工2至3人，既零售也批发。酒店两旁还书有招徕顾客的对联。如
“同益”坊：同饮兰亭觞流曲水溢成玉露浪涌金波
“广益”坊。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福泉”坊：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水游鱼得味成龙
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起，濉溪于每年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举行“乡饮酒礼”。赴会人员多为地方官员及乡里缙绅和各酒坊主。他们首先到各酒坊道贺，然后分别品尝酒坊主带来的美酒，直率评议，鉴别优劣。“乡饮酒礼”一年两度，遂成乡规。
康熙、乾隆年间，濉溪市面更为繁荣，每年农历三月十八的相山庙会，一些来自外地的香客商人，为了品尝濉溪名酒，多投宿于濉溪。迄今，还流传“相山的庙会，濉溪的买卖”的说法。
嘉庆七年（公元1803年），濉溪酿酒作坊已发展到30多家。较大的有“俊源”、“源丰”、“福泉”、“恒聚”、“邵福太”、“泰兴隆”、“广益”、“聚盛”、“春和园”、“聚兴”、“允成”、“同聚源”、“春泉”、“源兴”、“同泰”、“同源”、“广成”、“源昌”、“福源”、“义和”、“隆源”、“同益”、“协顺“、“协聚”、“协源公”、“信源”等。生产的溪濉酒，通过水陆两路，向南销往上海、无锡、南京、芜湖、武汉等地；向北销往济南、天津、北京、张家口、抚顺等地。这时的濉溪酒，声誉大振。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濉溪重修古睢书院，全城捐款单位24家，其中酿酒作坊就占10家，由此可见濉溪酿酒业之盛。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津浦铁路通车，为濉溪酒外销创造了有利条件，濉溪酿酒业得到迅速发展，很快就出现了72家酒坊争雄的局面。
民国初期，濉溪酿酒业得以长足发展，产量倍增，销路宽广。来自上海、杭州、无锡等地的粮商、酒商云集于此。当地农民也兼营贩运，篓背、桶装，把濉溪酒销往四面八方。酿酒作坊遍布大街小巷达72家之多，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团城七十二，居中尽得法，千瓮皆上品，甘美泉水佳。”其中，股东生意43家，独资经营29家，共有工人近千名，发酵池600余条，拥有固定资产6000多万元（法币），年产量达300多万斤。各酒坊的规模大小不一，资金多寡不等，产量有多有少。“协聚”、“允成”、“福泉”、“广益”、“南豫泰”等酒坊，资金雄厚，设备齐全，其老板在农村均占有十几顷土地，每年收取大量地租，原料充足，每个酒坊发酵池都在16条以上。常年生产不停，年产量逾10万斤。而“协源”、“协顺”等小酒坊，由于资金少，自购原料受限制，一年要停产二三个月，年产量不足6万斤。
酿酒工人分工明确，各工种都有专称：学徒工叫“相公”，买粮的称“下市”，看曲师傅称“曲领子”，酿酒师傅称“酒把式”，破碎工称“磨头”，收酒的称“站缸”，会计称“先生”等等。当时，酿酒工人劳动繁重，生活艰苦，踩曲工有两个队，46人，轮番在各酒坊作业。每队每天要拉、踩、运曲5万余斤，而每人仅能得铜钱1千文，可买四五斤杂粮。最苦最累的是蒸酒工人，上甑簸箕装，入池用大筐，晾糟木锨扬，冷却水桶忙。出牛马力，吃猪狗食，一旦年高体弱，就会被撵出门外。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家有隔夜粮，也不去酒坊。”酒坊老板为了获取较大的利润，挖空心思，寻觅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良策，发挥自己的优势，彼此展开竞争。“协聚”酒坊，以雄厚的资金占优势。老板周俊哲，家族大，资产万贯，发行的纸币可在方圆百里流通。采取薄利多销的竞争策略，在上海享有较高的盛誉。到民国23年（1934年）就拥有两辆日本产“丰田牌”汽车和一幢观景楼。“广益”酒坊，以信誉称雄，凡外出酒均比其他酒坊高出一个酒度，在南京声誉很高，销量也大，有“广益酒在南京不过秤”之说。其老板葛炳贵，农商兼营，拥有一个“随起”庄园，占有土地20多顷，蒸酒用粮能源源供应。“允成”酒坊，清朝初年开业，历史悠久，占有百年老窖的“地利”，经营得方，经验丰富，每房曲温比其他酒坊高5至10度，同时曲出房时间又延缓4至5天。其酒以浓香著称，以质量夺魁，行销芜湖、安庆、武汉、南昌等地。“同聚”酒坊老板曹品元，谋深虑远，对工人，特别是“曲师傅”、“酒把式”较为“关心”，报酬略高于其他酒坊，有时还给困难的蒸酒师傅送点粮面。因此，“同聚”坊蒸酒技术力量雄厚，出酒率高，利润大，畅销南京、无锡一带，一直处于不败之地。到抗战前已发展有大、小同聚两个酒坊。“同源”酒坊老板李茂兰，为当地绅士，以“权势”占优，他的酒，可不交税。在原料缺乏时，可任意向其他酒坊“讨借”，被借者多畏其权势，不敢讨还。竞争，虽使一些本小、经营不得法、资金不够稳定的酒坊陷于困境，但却促进了酿酒技术的提高和产量的大幅度上升。
由于产量日益增加，内销已处“饱和”，各酒坊老板纷纷在外地寻觅门路，建立销售点和中转站。南京市面繁华，销售量大，运输方便，是竞争最为激烈之地。资金雄厚的“广益”、“同聚”、“协昌”等10余家的酒坊老板，通过各种渠道跻身于南京市场，先后建立了自己的酒庄。“广益”与南京酒业商会会长刘浅庭联合，在火花巷开设了“汇丰酒庄”。“协昌”委派花方跃在水西门开设了“杏花村酒庄”。“同聚”在铜作巷开“慎源酒庄”。赵方明在珠江路开了“永源酒庄”。刘德秀在三牌楼开了“濉溪酒庄”。程子平在中山路开了“中国国酒公司”。这些酒庄多批发，少零售。濉溪酒通过这些酒庄可转运到无锡、杭州等地销售。“允成”酒坊，另辟溪径，“霸占”芜湖市场，由程配久在芜湖上二街开设“程信园酒庄”。通过这个酒庄，“允成”酒又转销到安庆、武汉、南昌等地。“春和园”酒坊的酒大都销往滁州等地，垄断了滁州市场。颇有竞争能力的“协聚”酒坊，以“每斤酒多给二两”的办法，在繁华的上海打开销路，由李传典在上海开了“濉溪酒庄”。一些无竞争能力的小酒坊，有的依附于大酒坊，更多的则是在内销上下功夫，对来濉溪运酒的小贩给予“优惠”，除了管吃、住外，临行还资助一些路费。酿酒作坊间的激烈竞争，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在濉溪有数百人的“脚班子”专事搬酒运粮，在符离集火车站，侯子帧、邵立本等人开设了两家转运酒、粮的“信托转运公司”。
民国27年5月，日军攻占濉溪，许多酒坊被日机炸毁，酿酒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同年秋，“汇源”酒坊老板李敬环，因其弟李振环在濉溪维持会的财务委员会中掌握实权，生产资金能保障供给，而且消息也很灵通，首先恢复了生产。接着“大同聚”、“小同聚”、“广益”、“允成”、“福泉”等酒坊也相继开业。尔后，一些小酒坊也合股陆续开起门来。同年冬濉溪酿酒作坊已恢复到了32家。但由于战火连绵，交通阻塞，濉溪酒外销困难，酿酒业处于萧条冷落的困境。一些酒坊主审时度势后，择交通发达之地新建酿酒坊。濉溪酒坊老板朱荫萱率先在蚌埠创立“振源公”酒坊，允成酒坊老板在宿县南关建“新允成”酒坊。原于南京开设“汇丰”、“慎源”、“涌源”三家酒庄的濉溪老板，在水西门外合资开设了“汇源涌”酒坊。从此濉溪酿酒技术在津浦铁路沿线广泛传播。
民国34年，日本侵略者投降，蒋介石还没有发动全面内战，20多家酒坊主利用战争空隙，纷纷恢复生产，在短短5个月里，酒坊迅速发展到50余家。
民国35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濉溪，酿酒业再次受到摧残。国民党政府为了战争的需要，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对酿酒加重税收。同时又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各酒坊入不敷出，无法生产，致使多半酒坊相继倒闭。
民国37年底，濉溪解放。1949年5月18日，人民政政府赎买了私人酿酒作坊“小同聚”。创立了“国营濉溪人民酒厂”。1950年，国家对酿酒实行专酿专卖政策，私人酿酒作坊“广益”、“允成”、“福泉”、“春和园”、“德源兴”、“仁源”等并入“国营濉溪人民酒厂”。从此濉溪酒的生产获得新生。
民国初期濉溪镇糟坊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