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县从1950年至1952年上半年，粮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征收公粮，同时对上市粮食大买大卖，以稳定粮价。当时，由于城乡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争夺市场，甚至哄抬市价，囤积居奇，以致造成了供求失调。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供求上的矛盾，我县根据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6日作出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1月23日发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按照省颁布的粮食计划收购暂行办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粮食统购工作。农民按国家规定的任务向国家交售粮食，国家按规定价格付款给农民。当时采取了五项措施：一是统购品种定为小麦、高粱、玉米、黄豆、豇豆、绿豆等7个品种和油料作物的芝麻、油菜籽、花生3个品种；二是统购农民除应交纳的公粮和生活用粮以外的余粮；三是统购非农业户现存的口粮以外的余粮；四是统购粮西所收购的全部现粮；五是取缔私人在城乡开设的粮行。此外，还责成县人民法院和各区人民法庭负责办理破坏粮食统购的案件。按照上述措施，立即取缔私人开设的粮行100余家，设立33个收购点，收购小麦11078万斤，秋粮3263万斤，并处理一些破坏粮食统购的案件。
1955年8月，我县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的规定，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在县和区乡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乡、村两级评产委员会，根据各农户的粮田土质和生产条件，参考上年实产，评定1955年的常年产量，扣除种子、口粮、饲料，计算出留后余粮，按照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核定统购量。以农业社为单位统一计购，个体户由农业社负责，在正常年景下3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对农村缺粮户，一年评定一次统销粮，按照多缺多供应、少缺少供应、不缺不供应的原则，核定当年供应量，由粮食部门发证到户，凭证供应。“三定”工作以粮食部门为主，配合区、乡、村干部，共同搞好政策宣传、业务培训和三定表册的统计工作。
1955～1956粮食年度“三定”情况统计表单位：万亩、万斤

1958年10月，我县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规定》，对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实行增产增购政策，即在“三定”的基础上，对农业社和单干户粮食产量超过“定产”的部分，国家增购40％。
1958年至1960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生产上瞎指挥，在产量上虚报浮夸，片面追求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使1958年的粮食实产降到3.93亿斤，比1957年减少8300多万斤，估产却上报7.5亿斤；1959年又增报1亿斤而实产只有3亿斤。两年的粮食征购量均高达1亿多斤，购上来又大量返销，加上拆小锅灶办大食堂和干部特殊化等因素，农民生活极端困难。1960年出现了浮肿病人和人员外流，并有非正常的死亡。
1961年粮食收购实行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的政策，对过高的粮食指标作了调减。1962年1月，根据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强调了“三兼顾”政策。但是粮食产量到1965年还没有突破3亿斤，征购数量只有2731万斤。同年4月，根据省委文件精神，对粮食征购实行包干办法，即全年任务一次核定，包干到生产队，由生产大队组织完成。1965年贯彻执行国务院文件，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按正常年景确定征购基数，三年不变，遇到重灾歉收年，征购基数不变，适当调减当年征购任务，丰收年适当多购。从而稳定了农民负担，使粮食征购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1968年第一个“一定三年”结束，时值“文化大革命”，中央未下达新的粮食政策，仍继续执行“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粮食征购“一定三年”政策实行6年后，按照省委转发的中共中央（1971）50号通知规定，从1971年起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政策。当年省把我县全年粮食征购任务由7980万斤调减为7755万斤，口粮达不到340斤至360斤标准的不征不购。1979年因植棉占用粮田，包干任务由7755万斤调减为7322万斤。1981年又调减大豆包干基数500万斤，征购包干任务为6822万斤，一直延续到1985年3月底。从1955年起，对油料进行统购，品种为芝麻、花生、油菜籽、棉籽4个品种。采取民主评议的方式，评定余油户、自给户和缺油户，分别登记。对余油户一次统购，对缺油户分期供应。自1971年起，实行油脂统购任务包干办法，“一定三年”不变。油脂包干任务50万斤，一直延续到1982年底。从1983年起，油料一律改按“倒四六”比例价收购，即每100斤油料，40斤按统购价，60斤按超购价计算，原油脂包干基数全部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