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焕
梁文焕（1887～1928）字渊如，原籍山东衮州府淄阳县西二十里铺，家道小康。早年接受康、梁变法的维新思想，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
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梁文焕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积极从事讨袁活动，被拘押8个月，后经营救出狱。出狱后，即奔走东北三省和内蒙等地，宣传孙中山的主张，因此家产耗尽，全家来到贾汪、枣庄等煤矿谋生。矿工的悲惨生活更激起他的满腔义愤。他把双亲送回原籍后，只身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曾在共产党员赵皖江处任职，1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梁文焕是山东人，组织上派他北上济南开辟工作，在济南惨案中侥幸逃出虎口。为寻找党的关系，他潜入烈山、古饶一带查访赵皖江的下落，后在烈山普益煤矿公司田家柜领牌下井，在矿工中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民国14年秋，宿县共产党组织派王香圃（现名李广德）到古饶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捐斗争。梁文焕随运煤船只来到古饶，看见四五千农民包围了区公所，并缴了地主武装“自卫团”的枪支，心情无比激动，遂带头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增税加捐！”并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梁文焕这一举动引起了王香圃的注意，遂邀梁文焕叙谈，给为知己。不久，经王香圃介绍，又一次加入共产党，并担任古饶区委组织委员。
那时，农村土匪猖獗，闹得老百姓日夜不安。为保卫农村安全，梁文焕召集各村农会干部组织联庄会，并自任会长。这时古饶区长已由地下共产党员赵克英担任，他把“自卫团”的武装全交给联庄会长统一掌管。一次，土匪王昆伦抢劫古饶，当地联庄会和自卫队联合抵抗，各村听到枪声，一齐出动，十数里内杀声动地，火光连天，众匪徒吓得狼狈逃窜，再也不敢窜犯古饶。
土匪平定以后，梁文焕在中共宿县县委书记徐风笑的带领下，到烈山煤矿开展工人运动。在天津养病的普益煤矿公司总经理倪嗣冲，急忙电嘱倪道烺、倪冠卿两侄加紧控制矿山，严防工人罢工。不久，烈山矿区军警密布，监工、把头、工贼监视各井口和各柜的窖户院，在矿区一时很难活动。为了开辟工作，县委决定先从船工入手，于是梁文焕深入船运队，先后发展谢大春、谢二春和谢道均等七八名党员，于民国15年建立了船运队党支部，利用春荒时机组织船员罢工，向公司提出“增加运价，建立工会，不准打骂船员”的要求。罢工做到了“陆上不走一车，河内不行一船”。在濉溪、符离等地工会和宋疃、古饶等地农会的有力配合下，从黄桥到古饶，河内停满空船；从宋疃到横口，路上摆满空车；符离集火车站的停车，全是空车皮。这次罢工组织严密，行动迅速，人数虽少，却卡住了倪道烺的脖子。他们害怕事情闹大影响生产，不到3天就答应了船运工人的全部条件。
船员罢工的胜利鼓舞了全矿区的工人。梁文焕又通过帮会关系在矿工中发展党员多人。到民国16年底，经中共徐州地委批准，成立中共烈山煤矿特支，梁文焕任特支书记。他分析矿区的斗争形势，认为烈山煤矿的工运已不是孤立的斗争，组织全矿大罢工的条件已经具备，遂成立罢工指挥部，下设纠察队、宣传队、互济组、联络组。派出代表向矿局提出“增加工资，建立工会，取消赌场、当铺、妓院，搞好安全生产”等条件。宿县县委负责人和指挥部主要领导成员全部移入濉河船中办公。17年二月十八日罢工开始，数千矿工高举手镐、铁锹。冲出窖户院和各个井口，涌向南北两个矿局，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命！”“我们要有自己的组织！”等口号。宿县、符离、古饶、蔡里、濉溪等地的工会和农会派出代表到矿山祝贺，并表示全力支持罢工斗争。宿县地下党和工会负责人董畏民、白兴民、赵一鸣、孔效三等亲往慰问，并号召各界声援。这次罢工声势浩大，吓得倪氏兄弟只好全部答应罢工的条件。
民国17年5月，梁文焕又发动烈山矿工举行第二次罢工。这次罢工坚持5天。后来矿务局长陆子东施展阴谋，一面派副局长陈振生邀请梁文焕到烈山谈判，一面以300块银无收买稽查张正远和惯匪沙克银进行暗杀。梁文焕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毅然赴约。当天晚上他到船员工会开会，行至雷河岸边，后面尾随两条黑影，只见火光一闪，梁文焕立即倒在血泊之中。
三月初五清明节，在古饶公祭梁文焕烈士，赵皖江撰写祭文，各界群众近万人参加了追悼会。
附记祭梁文焕烈士
欧风东渐，大地翻身，革命健儿，风驰雪奔。呜呼文焕！生当前清，奔走革命，始终不渝。呜呼文焕！遍走南北，推翻清朝，君与有力。呜呼文焕！受命倒袁，被捕八月，备尝艰辛。呜呼文焕！潜入东省，复入内蒙，到处经营。呜呼文焕！奔波途穷，风雪万里，不畏艰辛。呜呼文焕！潜行入南，初次北伐，君最主先。呜呼文焕！继向北征，济南惨案，幸逃余生。呜呼文焕！关心政局，移居濉上，聊度岁月。呜呼文焕！是无产者，生计累人，颇费心血。呜呼文焕！舍身为群，穷苦群众，如胞如亲。呜呼文焕！防御匪患，费尽心血，匪不南侵。呜呼文焕！力争运价，船员工会，一致无他。
呜呼哀哉！文焕为公，被邀赴山，运价虽加，惨死黄泉。呜呼哀哉！文焕被杀，凶手何人？噩耗传来，惨不忍闻。呜呼哀哉！文焕同志，死最可惨，钢弹无知，胸部洞穿。呜呼哀哉！文焕同志，流血不止，奔走半生，死于盗贼。呜呼哀哉！文焕同志，妻弱子幼，衣食无着，上天无路。凡我同仁，矢志复冤，死者之志，生者复肩。誓将旧世界打个粉碎，敢把一切盗贼杀个干净。若不把大地翻个身，怎能叫死者地下而安。呜呼！哀哉死者，勉哉生者。尚飨！
中华民国十七年
孙铁民
孙铁民（1901～1930），本县海孜乡小孙庄人。幼年入塾读书。“五卅”惨案以后，他认定了自己应走的革命道路，于是饱读马列书籍，积极参加学生革命运动。民国14年（1925年）春，在临涣由朱务平和临涣区委书记徐风笑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徐风笑调往宿县，孙铁民接任临涣区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临涣的农协会、光蛋会、大领会、工商学各界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农协会发展到四五千人，斗争了大地主袁三和土豪劣绅。
民国15年春，孙铁民被派赴武汉学习。16年夏又回到临涣，继续从事农运和学运工作，领导农协会会员和学生，在城北小刘庄强割了袁三的几十亩小麦。19年6月，组织临涣、海孜和百善地区农民举行叶刘湖武装暴动。由于事前泄漏了行动计划，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暴动失败。
暴动失败后，孙铁民潜至宿城，隐蔽在宿县省立第四职业中学的桑园里，不幸被孙氏地痞（外号“摇头红”）告密而被捕。孙铁民在监狱受尽酷刑，蓝条裤褂上沾满血迹，腿也被打断，但他毫无幸生之念，不管敌人怎样审讯，得到的口答总是：“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不必多问。暴动是我干的，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敌人无计可施，于7月一个阴霾四起的早晨，把孙铁民绑在牛拉太平车上，拖向东关刑场。孙铁民沿街高呼：“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卖国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万岁！”就义时年仅29岁。
萧亚珍
萧亚珍（1905～1930），学名玉琨，配字亚珍，后改名萧雅忱，曾化名朱志清、朱力平、朱亚珍，本县濉溪镇人。幼时家境贫困，蒙小学校长张彬如的关照，免费入学读书。民国10年（1921年）入宿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继续攻读。是年冬，劣绅吴雨樵、梁先槎大摆筵席贿选省参议员。萧亚珍在进步教师沈春洵的指导下，带领全体同学赶到选场，当众揭露了吴雨樵等人的贿选阴谋。
民国14年4月，濉溪共产党组织决定成立以萧亚珍为首的反对基督教活动的七人委员会。在反基督教大会上，萧亚珍作了《驱逐基督教士是保护祖国的正义行动》的演讲，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以传教为名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15年，萧亚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党的秘密活动，深入黄里、蔡里等地宣传革命。同年冬。被党组织保送到武汉军校学习。
民国16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武汉白色恐怖严重，军校停办。萧亚珍回到濉溪，以在三高任教作掩护，继续坚持地下活动，任濉溪区委委员。同年秋，萧亚珍发动木工、泥工、搬运工、酿酒工等500多人，集中到南阁巷武营开会。他在会上宣布成立赤色工会，号召全体工人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而斗争。与会工人一致推选萧亚珍为工会负责人。随后即对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的合理要求，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工会组织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
民国17年5月，白色恐怖笼罩濉溪，封建地主的嚣张气焰逼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党组织决定发动夺粮斗争，萧亚珍带领贫苦农民、工人家属300余人，手持镰刀，肩扛扁担，到房庄子地主房麻子地里割了30多亩麦子，大煞了地主阶级的威风。
是年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濉溪党组织遭到破坏。萧亚珍转移到萧县张庄姨母家，以卖零酒作掩护与永堌小学党组织取得联系，秘密发展党员。还创办了《少年先锋》刊物，进行革命宣传。
民国18年夏，萧亚珍任萧县县委委员。建立团县委时，又被任命为团县委书记，经常到萧县师范宣传革命，发动学生反对封建教育制度。
民国19年6月，徐海蚌特委派陈履真来萧县传达贯彻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各地革命武装举行暴动。根据指示，萧县县委和县团委合并，组织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采取“秘密准备，突然袭击”的措施举行武装暴动。萧亚珍和纵汉民负责永堌地区，但因条件不成熟，暴动未成，目标暴露，遭到国民党萧县县长王公堌的悬赏通缉。
同年11月6日，萧亚珍从永堌开会回来，路经闸河亭子渡口，被埋伏在那里的永堌民团逮捕。第二天即押送萧县，县长王公堌亲自审讯。萧亚珍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三民主义、卖国投敌、欺压百姓的罪行，并说：“你们能杀我，但你们不能扼杀中国革命。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你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了！”王公堌被骂得恼羞成怒，命令把萧亚珍严加看管。11月23日上午，萧亚珍毫无畏惧地昂首挺胸走向刑场，他一跃跳上高台，用尽平生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在萧县北关从容就义。
赵皖江
赵皖江（？～1931）本县古饶人。幼年读经诵诗，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早期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到山西军官学校学习，结业后，曾在冯玉祥部任混成旅旅长。民国13年（1924年）任广东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械处主任。15年参加北伐战争，次年驻军浦口时，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赵皖江即离队回乡。17年初，平楼小学成立党支部，赵皖江担任党小组长（入党时间不详），不久，又任中共宿县县委委员。3月，中共烈山煤矿特支书记梁文焕被害，赵皖江接任煤矿特支书记。不久，中共中央通过关系，把赵皖江派到陕西省主席兼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处任职。20年5月，杨虎城任命赵皖江为陕甘边防督办代表到甘肃省兰州活动。这时，倒蒋失败的冯玉祥正在利用甘肃的旧部策动事变反对蒋介石。8月25日，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和国民党中央视察员马文车发动事变，扣押了蒋介石新任命的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赵皖江积极参与了“雷马事变”的策动工作。事变的第二天，成立了甘肃省临时政府，赵皖江被推举为临时省政府委员，并代理印花税局局长。杨虎城因赵皖江参加了反蒋的雷马事变，电令撤职，继派杜斌丞为代表，但赵皖江并没有因此停止活动。
不久，临时政府内部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暂编第四师师长兼兰州城防司令高振邦与马鸿宾有交谊，支张释放马鸿宾，而赵皖江坚决反对。在金融问题上二人意见也不合，当时金融混乱，纸币不能流通。赵皖江在省务会议上提出纸币折价使用的方案，将每元折为二角。高振邦因新领30万元的军饷，极力反对纸币折价。高振邦对赵皖江怀恨在心，遂指使公安局督察长马阁麟谋害赵皖江。10月20日下午黄昏，赵皖江被刺于黄家园省农会门口。
朱务平
朱务平（1898～1932），名唤明，曾化名朱大生，本县临涣区四里书朱小楼人。少年时读了几年私塾，后转到临涣、芜湖、徐州等地读乡，民国13年（1924年）初，他和徐风笑、刘之武共同建立进步青年组织“群化团”，开展同临涣周、段两家封建势力的斗争。他不畏权势，一天宿县县长袁历宸来临涣视察，乘轿子到学校去，校长陈龙楼率学生整队欢迎，轿子一直抬到欢迎的队伍跟前。朱务平大声喝斥：“为什么轿子不在校门口停下？”袁历宸认为有伤他的尊严，便责备说：“青年人不要骄傲，不能‘犯上’。”朱务平听了勃然大怒，就要与他说理。结果还是陈龙楼作了圆场才算罢休。
同年暑期，群化团的一些进步青年，为了探求革命真理，纷纷向南京、上海、济南等地求学，朱务平也到徐州教会办的培心中学去读书。他参加了徐州教会学生反对校长美国传教士安士东的斗争，并在当时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徐州教会学生的奋斗经过》一文。当年，由徐州第三女子师范教务主任吴亚鲁介绍，朱务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14年暑期，朱务平被教会学校开除，回到宿县同徐风笑一起组织工运和农运，领导东关小车工人、铁路工人罢工。回到临涣又组织两千多名农民和学生，开展了同大地主袁三的清算斗争，迫使袁三认输、赔款。之后，转入建党工作，他先后介绍了徐风笑等革命青年加入共产党，建立了濉溪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民国16年，朱务平担任中共宿县中心县委（负责领导永城、涡阳、宿县、泗县等地党的工作）组织委员，和他在一起的有徐风笑、孙铁民、刘之武等人。他们奋斗的口号是：“蒋介石有铁，我们有血，威武不能屈，财色不能摇，海枯石烂不能变。”
民国17年，朱务平被选为徐海蚌特委委员，去蚌埠之后，”特别注重在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为了加强和人力车工人的联系，他派遣大学生周斌从车行租一辆人力车当人力车夫；为了加强铁路工人中地下党的力量，派许立民以给青年工人和铁路工人子弟补习英语为名，打入铁路系统，开展工作，为了进一步发动怀远地区学生运动，让原在凤阳中学读书的进步学生王东桕、杨从新等转到怀远中学读书；朱务平本人，则以卖油条、推土车为掩护，在寿昌里建立“徐海蚌特委”办事处，代号“徐海鹏”，先后领导挑粪工人反对公安局征收清洁税的斗争，洋车夫反对增加税捐和不准在闹市停车的斗争，灾民卧轨的斗争。在斗争中，他机智沉着，临危不惧。一天，敌人来寿昌里搜捕共产党员，搜到特委办事处时，朱务平正在屋里。敌人看他衣衫褴楼，没有怀疑他，但走时却拿去了他的裤子。朱务平发现后，迅速从敌人手里把裤子夺回来，陪着笑脸说：“裤子送给你，不值钱，可是你们拿走以后，我可没有裤子穿了。”敌人吆喝着走了，就在这条破裤子里，装着几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
民国19年秋，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将原徐海蚌特委分为徐州、海州和长淮三个特委。长淮特委机关设在蚌埠天桥西南口的一个院子里，开初陈履真任书记。不久，陈履真调往上海，由朱务平接任。长淮特委管辖凤阳、滁县、寿县、盱眙、五河、宿县等地党组织，并负责指导阜阳、蒙城等地的工作。长淮特委成立不久，即创办特委机关刊物《红旗报》。朱务平经常为《红旗报》撰写文章，在当时工农兵劳苦大众中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为了配合皖西北、鄂豫皖红军根据地的斗争，朱务平派许海平利用同学关系，打入国民党驻怀远的第四军某团当书记官。经朱务平批准，许海平又先后介绍徐惠农等人致该团当兵，借以作下层士兵工作。后来第四军改编为新军二十师，许海平升任旅参谋长，在该旅发展30余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在朱务平周密的安排下，该师不断有整排、整连的国民党部队拉到苏区，投奔红军。接着，又有整整两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哗变。最后，该旅旅长何国栋也投奔苏区，参加了革命。
民国20年5月1日，蚌埠反动当局在蚌山北角广场召开大会。特委决定破坏敌人的会场，宣传革命形势。正当大会主席大讲“局势”时。事先进入会场的职工部部长顾均，立刻指挥小学生抛出传单。与会者纷纷抢夺传单，会场顿时大乱，大会不得不在混乱中收场。同年秋，淮河大水成灾，沿淮五河、凤阳等县农民无家可归，拖儿带女涌人蚌埠。朱务平派出党员在灾民中联络，向他们宣传国民党的罪恶，劝他们南去求生。灾民们组织起来，冲进火车站，卧在铁轨上，要求南去逃生。反动当局惧怕灾民“造反”，只好派火车送灾民去南方。
长淮特委还领导了蚌埠码头工人、毛巾厂工人、卷烟厂工人反对封建剥削、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并在铁路工人、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警察、士兵、学生中建立党支部，在社会各阶层中建立了读书班、互济会、拳术团等群众组织，教育群众，培养积极分子。
民国21年8月，长淮特委在临淮关南岗村、杨家湾、莫家店发动农民暴动。负责指挥战斗的长淮特委军运委员刘小平临阵逃脱，农民武装突然失去了指挥，暴动失败，损失惨重。此事经省委查证后，即派代表来蚌，向刘小平宣布省委开除其党籍的决定。朱务平历数刘小平贪污、挥霍、嫖赌的堕落行为和流氓作风，指出他不接受党的教育，以致发展到临阵脱逃的严重恶果。刘小平假意承认错误后，扬长而去，于8月26日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告密，将176名地下党员的姓名、住址全部出卖，并带领特务和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军警，在临淮关、蚌埠等地，进行大规模的搜捕。短短的3天时间，被安插在敌人5个分局中的3个党小组，敌飞机场的两个党支部，江淮中学的党、团支部，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和市民中的4个党支部，以及蚌埠工委、凤阳县委、泗县县委和临淮关红军联络站全部遭到破坏。党员被捕80余人，就连打入敌人中担任要职的许海平和刘光之，也被蒋介石电令捕押武汉。10月20日，朱务平和省委的陈生在门台孜火车站同时被捕。
朱务平被捕后，当天即被解到南京国民党宪兵指挥部。当时他只承认是到门台孜卖烟叶的农民，叫朱大生。至于共产党员、长淮特委书记的身份则一概否认。敌人多次对他酷刑拷打，使他一次次死去活来，但他口供始终不变。敌人又多次以金钱、美女进行引诱，他也不改初衷。
敌人在朱务平身上无法突破，便转向和他同时被捕但已经叛变的陈生被骂得汗流浃背，灰溜溜地走了。敌人又带来叛徒陈继君、黄公海等，证明朱务平是中共长淮特委书记。朱务平一言不发。
朱务平在狱中的表现，给难友们极大的鼓舞。共产党员赵三姐被捕不久，已经承认自己的身份，但看到朱务平坚强英勇的行为，又推翻了原供，直到壮烈牺牲，也没有变节投敌。
为了迫使朱务平屈服，敌人先后8次把他从普通牢房转到优待室。朱务平大义凛然，始终不为所动。敌人万般无奈，终于亮出材料，证明朱务平是长淮特委书记。朱务平把材料抛于地下，昂首直立。
在狱中，朱务平经常鼓励战友说：“共产党员是杀不尽、斩不绝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无产阶级！”一次放风时，朱务平请裴兰阁出狱后向党汇报他在狱中斗争的情况，并请求党教育他的两个儿子做革命的接班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依然是如何把革命继续下去。
11月25日清晨，寒风凛冽，泪雨纷纷，朱务平和其他26名共产党员，带着刑具，高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徐清汉陈良（女）
徐清汉（1906～1932），字道生，本县临涣区海孜乡徐楼人。出生于革命家庭，父亲徐从基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徐楼支部第一任书记。民国14年（1925年），徐清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6年临北集长王万林非法摊派烟款，徐清汉不畏权势，领着徐楼附近几个村的农会会员，到宿县县政府与王万林打官司。斗争取得胜利，迫使王万林取消了非法摊派的烟款，群众都称赞徐清汉能为人民办事。
民国17年后，徐清汉在徐楼、临涣、七闸口等小学任教。在临涣小学任教期间，曾为宣传革命编写了《可怜逃荒的》歌谣：“可怜许多逃荒的，穿的不蔽体，吃的不充饥，还有那，小孩子哭哭又啼啼。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随你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富豪人家可怜逃荒的。”这首歌谣当时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为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起到了激励作用。
民国19年6月，徐清汉同孙铁民、徐从荣等人，在临涣一带组织和发动农民，举行了濉溪历史上第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叶刘湖武装农民暴动。暴动前，徐清汉把妻子陈良用红包袱皮绣有镰刀和斧头的红旗，高高地悬在徐楼庙门口，迎风飘扬，拉开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农民向统治阶级斗争的序幕。在叶刘湖暴动中，徐清汉勇猛坚定，身先士卒。突出地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暴动失败后，徐清汉接受组织上的安排，与当时领导起义的军委李英一道奔向江西苏区。民国21年，他二人打进国民党部队，在一次哗变中被捕就义。
陈良（？～1938），女，临涣区陈圩孜人。性格爽朗，心地善良。21岁与徐清汉结婚，由于公公和清汉的影响，不但支持丈夫参加革命，自己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凡革命人员经过徐楼，不论白天黑夜都到她家休息吃住。陈良热情招待，从不厌烦，临走还给盘缠，带干粮。体贴入微。徐楼党支部常于夜间在她家或在野地里开会，有时也让她参加，因此招来一些人的非议，说她“作风不正”。但陈良心怀但然，毫不介意，一心想的是按照党的指示，做好革命工作。叶刘湖暴动时，她把家中的红包袱皮绣成红旗，率先悬在自家院里，表示向党的一片赤诚。
民国21年，徐清汉被捕就义的消息传来，她无比悲痛，在公公徐从基的劝说之下，很快又坚强起来。24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27年日军入侵，地方沦陷，就在这时陈良不幸辞世了。
张布恩
张布恩（1909～1933），又名张侠光，本县濉溪镇人。童年时，家徒四壁，父亲张济川在春隆源酒坊做杂工，微薄的收入不能维持家庭生活。张布恩上不起学，就跟随父亲在酒坊当童工。以后家中生活稍有好转，便入濉溪镇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民国10年（1921年），张布恩参加三高进步学生郑子瑜、文天晴等人组织的“青年社”，晚上到夜校听课，思想进步很快。14年夏。“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濉溪，广大青年立即投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带领同学上街游行，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并深入糟坊、染坊、商店进行反帝宣传。6月5日，濉溪镇成立了“沪案后援会”，领导各界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张布恩负责查封日货和募捐。他日夜奔忙，在短短几天内，募集590元银洋汇往上海，支援工人罢工斗争。16年3月，张布恩协助濉溪党组织成员萧亚珍、杨履坤等成立工会组织，领导木业、油业、泥瓦业、酿酒业、浴业等工人开展罢工斗争，迫使资方答应给工人增加工资、工伤病假照发工资、不随便打骂和开除工人等条件。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张布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7年，他任濉溪区委委员，秘密深入烈山煤矿，帮助矿特支书记梁文焕领导矿工和船运工人罢工，取得胜利。他又不顾安危，到土型、马场、况家洼、戴圩孜、李桥孜、黄里等地建立党小组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向地主、恶霸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19年年底，张布恩被宿县中心县委任命为烈山矿特支书记和工会主席，他根据上级指示，积极组织武装暴动，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而失败。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布恩奉组织命令，打入蚌埠国民党五十二师任副连长，后又调辎重旅工作。该旅官兵不少是宿县人，他利用乡土之谊，组织“同乡会”，宣传抗日。21年国民党派他到苏州陆军训练班受训，次年又到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学习。22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开始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张布恩随国民党部队开赴江西。11月中旬，在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连战皆败。张布恩焦急万分，决定利用行军的机会，带领一部分军队哗变，但由于计划不周，哗变失败。张布恩光荣牺牲。
孙树勋
孙树勋（1862～1937），号朝臣，本县海孜乡小孙庄人。世代务农，家境小康。他读经诵史，聪敏过人，20余岁考中秀才。以后长期在临涣设馆授徒，学生多学业有成，因此受到各界人士的尊重。
孙树勋为人耿直，上不屈事官府，下不欺压庶民，为邻里所公颂。一次、区团防局打死他的一只狗，他怒不可遏地借机写下了《哭狗文》：“……哎呀，我的小狗呀！听说团防局杀了口猪，肉是很肥的，又是很香的，你可知道是干什么的？是招待山猫的，是招待野猴的，是招待拔树精的，能招待你个狗头瓜子吗？你也同那些狗而不知其狗的东西，大摇大摆地进了团防局，他们见你能不眼红吗……”旁敲侧击，讥讽詈骂，弄得“狗官”们也无可奈何，最后还是他们出来赔礼道歉，补偿损失才算了事。
孙树勋对当时临涣的劣绅相互勾结、朋比为奸的丑恶行为也极为愤慨。他曾和临涣集文人陈兆五合写了《劣绅传》一文，贴在临涣大街的醒目之处，把那些劣绅们吃喝嫖赌、吞食鸦片、买洋车、置手枪、购集宅、盖楼房等等胡作非为刻划得淋漓尽致，赢得了临涣各界人士观后的捧腹。
民国24年（1935年），孙树勋任临涣区教育委员。他勤恳工作，深受临涣各界人士的尊崇和颂扬。26年春，孙树勋因病寿终，享年73岁。附记《劣绅传》（节录）
都来看，都来看，都来看这个《劣绅传》。临涣分为十九集，个个集长都蛮干。区长开会把烟地量，委员下乡走一遍。烟苗共查四十顷，各个扣留一多半。私造册子十七本，黑夜偷到裕华栈。集董私自把鬼搞，一本一本都分散。吞公肥己恐不平，五河勾来张老健（临涣区长张延仁）。烟多索洋五百元，烟少也得一千串。巨款弄到他的手，吃喝嫖赌鸦儿片。同兴（店名）设下八大处，五虎（指马振山、徐邦秀、李荫生、赵学颜、周红眼）盘踞裕华栈。这个说，我才买了手提枪，那个说，买个洋车多利便；这个说，我置集宅好几座；那个说，我盖楼房五间半；这个说，说说笑笑多得意；那个说，营私舞弊谝手段；这个说，不顾名义多精明；那个说，打破廉耻是好汉……
袁大钦
袁大钦（？～1938），小名袁三，本县临涣镇人。长兄袁大化住涡阳县殷庙，清末新疆督军，二兄住孙疃集。三家都是家产万贯，土地数千亩，从临涣到南坪浍河两岸有袁氏寄庄10多处。袁三乘兄长之余荫，巧取豪夺，鱼肉乡民，称霸一方。数口之家，竟使用奴婢25人，养家丁30余众。还养个瞎骡子专留踢穷人。
民国10年（1921年)邻居马光蛋（乳名）折了他地里的五个秫穗充饥，袁三知道后，指使家丁将马光蛋吊在门口的桑树上，用马鞭抽打，直打得遍体鳞伤，又关押了一夜。第二天，马光蛋身上血迹凝粘，衣服已解脱不下，甘认罚款五吊才被放回。马光蛋因无力偿还罚款，逃出家门，永无下落。
袁三的婢女春荣长得有几分姿色，二儿子袁幼侯要强占为妾，春荣宁死不肯。袁三便将春荣吊起拷打，春荣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袁家的佃户陈品荣夫妇怜借春荣的处境，偷偷地将她放走。春荣逃出火坑后，袁三便把陈品荣绑起吊打，又用瞎骡子踢，致使陈品荣多日卧床不起。随后袁三将菜园地抽回，赶走陈品荣夫妇。
邻居王德才的嫂子走袁三地里经过，袁三硬说她偷庄稼，吊打之后罚小麦5石，约2000斤。王氏无力偿还，便领着儿子外逃，死在异地。
佃户刘德成因欠租未还，袁三便令手下人将刘德成绑到马棚下毒打一顿，又用瞎骡子踢个半死，最后被逼得倾家荡产，还是没还清，只好携家带眷远走外地去逃生。当时临涣群众流传有这几句活：“过了袁三门，身子矮三寸。棍棒身上打，瞎骡子踢断筋。”简短几句道出了袁三的滔天罪行。
袁三有财有势，仗势欺人。他买穷人的地，不量路，不量沟河，不过银米，不请四邻，实是吸人血汗的毒蛇猛兽。民国22年的一天，袁三的几条狗咬刘庄的一只狗，眼看就要咬死。刘庄刘兆文看了火冒三丈，立即持抓钩将袁三的狗打死一只。袁三知道后，要刘兆文为狗出殡，打幡摔老盆，建坟立碑，不然就要把刘兆文绑来严刑拷打，用瞎骡子踢后再罚款。如无钱交付，就要砍断刘兆文脚后跟大筋。这些逼命的条件，刘兆文难以应允，便外出乞讨为生。
民国27年日军占领临涣时，袁三领着妻子儿女，手持日旗，箪食壶浆出镇迎接，乞求得到“皇军”保护，不久得重病死去。
周龙凤
周龙凤（1907～1939），本县马桥区周圩孜人。出生于佃户家庭，少时给地主家干活，经常挨打受骂。民国15年（1926年）秋，周龙凤在古饶接触共产党员王香圃，受到马列主义教育。同年底，由王香圃、赵克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6年5月，任古饶区农民协会委员。他领导农民对地主开展借粮斗争，并揭发国民党古饶区长黄荣卿利用职权欺压剥削农民的种种罪行，地主劣绅对他恨之入骨。
17年夏，周龙凤为了支援烈山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组织烈山至符离集车站约50华里的沿河农民，在朱集孜、穆浅孜、古饶集、翟庙孜四处拦河筑坝，使运煤船只不能通过。烈山煤矿资本家暗中收买匪徒，杀害工人领袖梁文焕后，周龙凤又带着梁文焕的家属向矿方交涉抚恤事宜，并要求矿方严惩凶手。矿方恨透周龙凤，企图杀害他，但因周龙凤防范甚严，未能得手。
民国19年8月，周龙凤、赵含宏、赵承彦、赵培元等发动群众，揭发国民党古饶区长赵汉鼎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罪行，带领群众向宿县县政府请愿，结果赵汉鼎被撤销区长职务。26年芦沟桥事变后，王香圃、周龙凤、赵含宏等人在古饶成立抗日救亡社，积极宣传抗日。27年地方沦陷，王香圃、周龙凤、赵汇川、孔子寿等人在古饶区乔店孜成立宿县抗日游击总队，计1000多人。11月18日，日军由河南永城向宿县撤退，游击总队得悉后，便到宿县西二铺伏击日军，第二大队长吕子荣英勇牺牲。游击队转移途中攻打惠宅子，活捉地主武装头目惠剑泉，缴获1挺机枪，40多支步枪，随即转移到奶奶山休整。由于看管不严，惠剑泉乘机潜逃费寨，勾结费宏阁、赵汉鼎、赵介藩等劣绅，企图消灭游击总队。不久惠剑泉投靠日伪，充任伪宿县警察局长。日军仇恨周龙凤，就找惠剑泉密谋杀掉周龙凤的办法。惠剑泉立即派人找汉奸赵汉鼎，以重金收买曾在抗日游击队工作的赵先德。28年3月的一天，赵先德邀请周龙凤在古饶集河东饭店喝酒，早把自己枪内的撞针抽掉，提出与周龙凤换手枪。周龙凤失去应有的警惕，对赵先德的阴谋未有察觉。赵先德换枪后借故外出，片刻间，日军的几辆摩托车及两辆卡车包围了饭店。周龙凤看到情况不妙，用眼光支走了他的两个警卫员，他被捕了。敌人用铁丝穿透他的手掌，把他带到宿城，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又叫来几个日本军妓来引诱他投降。周龙凤毫不动摇，痛斥日寇：“你们用阴谋诡计把我弄来，真不知羞耻！你们不要对我抱任何幻想！”日军无计可施，便把他带到宿城西门外刑场。周龙凤昂首挺胸，怒视敌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惨无人道地放出狼狗，把周龙凤活活咬死。
马庆文
马庆文（1902～1939），字焕章，本县双堆乡马园村小马庄人。自幼读书，20岁参加奉系第五军，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回家务农。
民国27年（1938年）四月二十三日，侵华日军路过小马庄，有两个日军下队到庄上找“花姑娘”。马庆文目睹日军的兽行，万分气愤，用手向自己院内一指说：“后边的有！”两个日军把枪放在门旁，即往后院走去。刚进大门，马庆文顺手抄起二牛盘（一种农具），照准后一个日军的头部猛力砸去，这个日军当场毙命。另一个刚一回头，马庆文手疾眼快又一家伙，将他打死。
马庆文得了两支大盖枪，就以它作家底，又动员邻村百姓献出一些枪支弹药，成立看家队，自任队长。同年，又和杨子顺的看家队联合起来，成立联庄会，专打日军和土匪。
民国28年，日军在南坪集安下据点，经常出外奸淫烧杀，抢粮拉夫，百姓奔走呼号、不得安宁。马庆文一心想给日军个颜色看看，让它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三月二五日南坪集逢庙会，马庆文派部下罗学义、马玉清化装为群众，潜入南坪集伺机行事，自己在南坪三里沟布防接应。罗、马二人在包子铺发现日军队长小野在吃包子，他俩假装掏钱买包子，拔出手枪，打死小野，并摘下小野的鳖盖盒子枪，向空中连鸣数枪。赶集的群众四散奔跑，罗、马二人随人群离开南坪。
游击队打死小野的消息一传开，震动了宿南所有的日伪据点。四月二十八日，日军30多人乘汽车向南坪至双堆的公路两侧“扫荡”。马庆文得知这一消息，立刻配合芦沟集马里芹的游击队，在八里沟桥头截击了这股南犯的敌人，击毙日军5人，击伤数人，其余敌人狼狈逃口。在打扫战场时，有一名未逃掉的日军，趴在谷棵里，暗枪打死队员赵克明。马庆文立刻命令队伍搜索，这个日军端起枪边打边跑，一直跑到双堆集北刘庄东地四座坟，终被马庆文击毙。从此，马庆文在双堆一带威名大振。日军对他怕得要命，恨之入骨。
同年秋，国民党双堆集联保主任李春田带着队伍来双堆集收税，被马庆文赶跑了。李春田怀恨在心，便勾结韩金山（后为国民党宿县行署第五支队长）的队伍，借请客为名，在双堆集杀害了马庆文。
陈文甫
陈文甫（1894～1940），本县宋庙乡土营村人。少年时读完初中，即考入安徽省凤阳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到百善小学教书，历任教师、校长等职。民国10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陈文甫阅读了《湘江评论》、《新青年》等大量的进步书刊，研究马列主义，遂确立献身革命、改造现实社会的宏愿。14年，经赵西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临涣、百善、铁佛一带组织农运工作。
民国16年，根据中共宿县县委指示，陈文甫、陈钦盘、刘之武等人率领临涣数百名农协会员，斗争大地主袁三，迫使他向农民退租减课，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后不久，陈文甫被调到百善，在赵营孜一带公开组织农民运动。他和赵西凡主持在百善召开一次农民誓师大会，到会的有百善前后赵营、胡楼的农民群众及各学校师生两千人。铁佛、柳孜的数百名农会会员也赶来参加。会上，陈文甫、赵西凡发表长篇讲话，唤起广大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求解放。会后在百善游行示威，高喊“抗捐罢税!”“打倒团总陈孟洲！”等口号，吓得陈孟洲不得不向农民低头认罪。
铁佛洪河头有个占地20顷的大地主王启祥，每年向农民剥削大量的租粮税款，逼得农民无法生活下去。陈文甫、赵西凡、陈龙贵等人提出“反租税”的斗争口号，带领1000多农民和学生，冲进王启祥的地主庄园，要他把剥削民众囤积起来的粮食交给农民分享。并向王启祥提出“四不准”：不准向佃户敲诈勒索，不准克扣雇工的工资，不准派家丁借催粮催款向佃户索吃要喝，不准向雇工佃农打击报复。王启祥瑟缩着身子，连说：“遵命遵命！照办照办！”农民肩扛担挑，每人都得到应退的租粮。这次斗争，使农民们深切地感到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因而都纷纷加入到农会中来，壮大了革命力量。
民国24年，陈文甫到临涣小学教书，还办了几所夜校和民校，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深受群众的爱戴。
民国28年，宿西地区先后建立了濉西、常山、柳孜、古城四个区委。柳孜为第三区，陈文甫做过百善小学校长，在群众中素有威望，他组织一部份人员和枪支，与三区武装合并成立一个连，任连长，在宿西地区开展游击斗争。6月间，县委书记李时庄在丁店孜开会，成立了宿西县独立团，陈文甫任团长，转战濉溪、永城、涡阳边境，袭击日伪军。10月独立团编入新四军六支队八团，陈文甫任副团长。
民国29年春，为了开辟苏皖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共派刘瑞龙等一批干部经宿西县去路东，新四军六支队八团团长陈文甫、参谋主任赵建五和营长张西凡带一个营的兵力护送。在完成任务的归途中，经孙疃集浍河北岸王浅孜时，遇国民党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一个团向西南方向溃逃，后有日军10余辆汽车尾追。陈文甫为了掩护友军渡过浍河，命令就地阻击日军，全营战士英勇奋战，终因故众我寡，死伤、被俘近百人。陈文甫、张西凡壮烈牺牲，赵建五被俘。
为了表彰英勇牺牲的陈文甫烈士，新四军六支队政治部作出决定，将陈文甫家乡宋庙土营村改为“文甫村”，以示永远怀念。
马广才
马广才（1900～1941），本县百善区马乡村人。幼年丧父，靠母亲劳动度日。兄弟四人，他居四，人称“马老四”。中等身材，肩宽力大，爱习武练拳。
马广才年事稍长，娶妻赵学兰，因添人进口，终日为不得温炮而苦闷。民国14年（1925年）的一天，他去前营孜赵学兰的娘家，得与地下党员赵西凡接触，接受党的教育，懂得了“要想求解放，就得闹革命”的道理。不久，就由赵西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税斗争。
民国16年“四·一二”政变以后，百善一带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党指示马广才转入地下斗争，当时鲁甸小学有几个坏分子进行反共宣传，威胁农民协会的活动。马广才组织农民把他们赶走，扫除了障碍。接着就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12月5日，百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马广才和共产党员满立强的领导下，拿着抓钩、镢头、大刀、长矛把团防局团团围往，高呼“打倒团总陈孟洲！”“打倒狗腿子寿松岭!”等口号，冲进团防局，陈孟洲和寿松岭吓得越墙逃跑。民国19年，国民党官府和地主豪绅勾结起来，任意摊派烟款，加重租税，压得农民抬不起头来。马广才和满立强组织农民1000多人，在百善斗争了地主谢玉明、谢玉经及绅士黄海观。同年5月，根据中共宿县中心县委“组织武装暴动，建立红色苏区”的指示，决定与临涣革命武装联合行动。6月13日，马广才率领百善农民千余人，打开百善团防局，缴获部份武器，赶赴叶刘湖，支援陈钦盘、孙铁民“赵建五领导的暴动队伍。但因事先泄露了行动计划，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暴动失败了。
民国20年，中共徐海蚌特委、宿县中心县委遭到敌人的破坏，共产党员转入秘密活动，马广才的家成了革命联络站。上级派来的人吃住都在他家，他用自家织的布给同志们做衣服，卖布的钱作为革命活动经费，最后把自家仅有的4亩2分坡地和1头牛也卖掉了。妻子赵学兰已参加了共产党，他的家被称为“革命的老饭店”。
民国27年4月，百善沦陷后，马广才和陈钦峰、陈文甫等组织百余人的游击队，马广才任队长，在留古乡一带打日军，除汉奸。28年，彭雪枫领导新四军第六支队来到宿西，游击队上升为主力部队，马广才到县委任农运部长，妻子赵学兰在县委妇救会工作。
民国30年春，濉溪地区沦入敌手，主力部队撤往津浦路东，他被留下秘密组织力量，搜集情报，待机反攻。同年夏，保长马训文勾结乡长杨纯真，一天晚上逮捕了马广才，向他逼问党组织人员。马广才宁死不屈，愤愤他说：“你们要杀就杀，想要我供出一个共产党人都是妄想！”敌人对他束手无策，于是便把他带到村东枪杀了，时年41岁。
张兰舟
张兰舟（1901～1941），名学贤，本县双堆区罗集乡梨园村人。为人忠厚，热爱乡里，群众对他有“正直士绅”的誉称。抗日战争前，任国民党地方保安队中队长。民国27年（1938年）地方沦陷，政局混乱，土匪蜂起，百姓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张兰舟便把民众组织起来，看家护院，被群众推选为队长。为维护群众利益，他带领看家队在怀远境内打过土匪头子鲁家云，消灭了陈集恶霸张萃臣一伙，又和新四军里应外合，消灭了驻罗集的日伪军。28年夏，双堆、芦沟先后被日伪占领，百姓不敢赶集，张兰舟便和地方绅士吴佩仪等协商，在罗集、陈集、芦沟之间兴建“三和集”，便于群众买卖，交换商品。
民国29年，为了便于在敌战区开展工作和打通宿南津浦路西侧的通道，新四军四师党委派敌工部长刘贯一深入津浦路西蕲县集一带，去做实力派的争取工作。蕲县集最大的实力派王峙宇有2000人，同张兰舟素有往来。刘贯一通过陶奎亭（张兰舟的内弟）的关系，住在张兰舟家里。张兰舟多次在夜间领着刘贯一与王峙宇会晤。刘贯一晓以民族大义，使王峙宇同意合作，共同抗日。30年春夏之交，新四军一个旅由津浦路西要开赴洪泽湖一带休整，必须经过蕲县集。在王峙宇的周密安排下，部队顺利、安全地到了路东。刘贯一开展敌后工作取得成效，受到新四军军部的通令嘉奖。
同年5月的一天晚上，张兰舟从敌占区运送紧张物资到游击区，路过陈集陶堰，被国民党人王桂祥、陶纪廷等密谋杀害。1985年12月，安徽省民政厅追认张兰舟为革命烈士。刘之武
刘之武（1902～1943），原名福至，曾用名之武、神武、逸奇，本县临涣集人。6岁入学，先后在临涣，宿县、南京、上海等地读书。“五四”运动以后，他认真阅读进步书籍，激发了爱国思想。民国13年（1924年）初，他和徐风笑、朱务平共同建立进步青年组织“群化团”，开展反对基督教会和豪绅势力的斗争。14年，经朱务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临涣党支部负责人之一。
民国16年夏，刘之武与地下党员孙铁民、陈文甫、徐风笑等人在临涣、百善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斗争，清算了临涣土豪袁三等人贪污敲诈的罪行。19年7月，刘之武在临涣以从事教育工作为掩护，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团结进步教师，与徐风笑、陈文甫等人创办“民众教育馆”，开展平民教育，培养了大批青年，教育了广大群众。
“七·七”事变后，刘之武投入到抗日洪流中，献出家里的枪支和马匹，连他妻子多年积蓄的500块银元也拿出来作抗日活动经费。
民国27年5月，徐州失陷后，国民党军队向武汉方向撤退。刘之武等争取了国民党落伍军官王化荣，收集地方武装200余人，步枪100余支，机枪5挺，与赵汇川领导的战时服务团汇合，组织一支抗日武装，刘之武任副团长。后又调任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六支队二团任参谋长。随着豫皖苏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支队决定成立宿县独立团，刘之武任团长，在宿西、永东地区与敌人周旋，屡屡打击敌伪，使宿西抗日政权得以巩固。
民国29年秋，日伪军企图在宿西五铺、百善、铁佛等隋堤一线，利用集镇的砖瓦房建碉堡，设据点。为保证根据地的畅通，便于独立团和其他抗日武装的活动，刘之武毁掉沿隋堤主要集镇上的一些砖瓦房，犯了“焦土抗战”的错误，受到新四军六支队给予的党内警告处分。刘之武勇于承担责任，并表示今后要为党作出更多的贡献，以功补过。
为了沟通淮北与淮海两个抗日根据地之间以及新四军三师和四师的联系，民国31年9月，华中局决定建立运河特区，刘之武任特区联络部长。特区位于宿迁县东南、泗阳县西北的两县结合部，境内史集、毕大滩、熊码头一带被伪军毕雨昌、于维龙所盘踞，经常向六塘河以南骚扰。为减少对敌斗争的威胁，他和联络部的路艺不怕艰险，到敌占区众兴集同毕、于二人见面，动以民族之情，晓以抗战大义，没动一兵一弹把这支近百人的武装策反过来。
民国32年8月，特区所辖古城区环境突转动荡，刘之武欣然领受艰巨任务，带领敌工干事董战、王凤源和通讯员吴长珠，于27日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运河南岸敌占区小张庄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在返回途中的罗圩渡口，突遭国民党宿迁县长时亚武部200多人伏击，王凤源当场牺牲，刘之武和吴长珠被俘，董战潜水突围。
刘之武二人被俘后，时亚武先向刘之武劝降：“刘部长，只要你同我们合作，我可以保你当副县长；你要不愿意干，我可以给你1000块现大洋回家养老。”刘之武回答：“我们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时，为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做亡国奴；为的是解放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你们升官发财那一套，用在一个真正共产党人身上是不起作用的！相反，我倒要劝劝你这位‘县长’，要看清目前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已到了穷途末日，国民党反动派的命运也危在旦夕，识时务者为俊杰，快向人民投降吧！否则，后悔莫及。”时亚武听不下去了，暴跳如雷，凶相毕露，对刘之武滥施酷刑：棍打、皮带抽、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刘之武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却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时亚武毫无所获，又企图从18岁的吴长珠身上打开缺口，结果同样遭到一顿申斥。
9月2日，时亚武对刘之武、吴长珠进行最后一次审问。刘之武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你们苟且愉生，如同行尸走肉。你们灭亡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吴长珠也斩钉截铁他说：“不必再噜嗦，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面对这一对铮铮铁汉，时亚武黔驴技穷，在杨圩东边河滩上将刘之武、吴长珠枪杀了。临刑前，他们高呼：“抗战必胜！”“日寇必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共产党万岁！”
为了永远纪念刘之武（逸奇）烈士，经特区工委批准，把当时的大兴区倪渡村命名为“逸奇乡”。
魏忠志
魏忠志（1923～1945），本县刘桥区土楼乡大楼村人。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去世早、兄弟姊妹又多，幼年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民国27年（1938年）5月，濉溪沦陷，日军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血腥的事实使魏忠志认识到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28年初，他参加了由李秉枢领导的相山游击大队，走上革命的道路。4月，宿县日伪军300人分乘9辆汽车，向宿永边境“扫荡”。魏忠志所在的相山大队三连在石羊村伏击敌人，激战7小时，歼敌40多人。5月，濉溪日伪军“扫荡”五户张集，他又参加了阻击战斗，勇敢善战，为战友们所称道。31年该大队升编为新四军四师十二旅三十二团，魏忠志任一营三连连长。
民国33年8月21日凌晨，三十二团由曹村以北横跨浦津路，向萧县、永城挺进。国民党苏北挺进第四十纵队王传授部在小朱庄组成所谓“路西东方防线”，阻止三十二团西进。下午7时，三十二团包围小朱庄，魏忠志所在的一营担任主攻任务。次日拂晓、魏忠志率领一个突击排，由西北角发起攻击，迅速排除了圩外障碍物，打开缺口，冲入圩内，与敌人展开巷战。他奋勇杀敌，身负重伤，不下火线。敌人向东溃退，他率领三连战士乘胜追击。战斗胜利结束后，三连受到上级通令嘉奖，他被授予“战斗英雄”的称号。
民国34年8月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利用铁路交通向华北运送军队，妄图抢占胜利果实。为了粉碎敌军北上计划，三十二团奉命消灭曹村车站之敌，破坏铁路。10月10日夜战斗打响、魏忠志率领的三连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匍匐前进，靠近敌炮楼，经过激烈的战斗，击毙敌副团长以下官兵40余人，占领曹村车站。紧接着三连又奉命攻击站西敌据点，战斗异常激烈。天近拂晓时，连机枪手中弹牺牲，副射手身负重伤，在这紧急关头魏忠志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连毙十余人。突然机枪被敌人打坏，他不顾一切带领战士冲向敌群，不幸腹部受伤，壮烈牺牲。
杨履坤
杨履坤（1908～1946），濉溪镇东关小余庄人。民国8年（1919年）在东关三官庙小学读书。10年，濉溪镇进步青年在前大街福音堂成立“青年社”，开设阅览室，杨履坤经常到那里听演讲，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触新思想。14年秋，杨履坤考中了宿县私立正谊中学，结识了进步青年赵一鸣。入学不久，正赶上宿县闹学潮，杨履坤随赵一鸣参加了反对教育局长侵吞学校财产的斗争，校方认为他是过激分子，开除了他的学籍。杨履坤回到濉溪后，就在三官庙小学任教。16年，杨履坤结识了共产党员萧亚珍，经常参加萧亚珍组织的政治活动，思想进步很快。17年春，经萧亚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协助萧亚珍做“工运”工作。19年5月5日，杨履坤组织濉溪镇200多名酿酒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在河东大桥头召开大会，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人工资！”等口号。糟坊老板被迫答应给工人增加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工贼出卖，杨履坤被国民党濉溪区政府逮捕，在狱中被迫写了自首书。不久，杨履坤被释放出狱，党组织领导人李时庄、李秉枢严肃批评他的自首行为，他后悔莫及，表示愿作共产党的同路人，继续为党工作。以后他在戴圩孜、相山、牛庄孜、张集孜等地教书，从事革命宣传活动。28年成立濉西区抗日民主政权，杨履坤任区长。他常和区队副张志启率领120人的区队同日伪周旋，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同时还带领群众毁道路，拆圩墙，切断敌人交通线，封锁粮食和棉花进入濉溪城，给龟缩在城里的敌人造成经济困难。29年3月，杨履坤调任宿西行政办事处秘书，区长由朱继仲接任。30年4月11日夜，宿西县大队长荣义志、警卫连长宋勤学、指导员张志平等叛变，夺了宿西县工委书记吴忠培和财政科长王金铎的枪支。杨履坤得悉情况后，连夜跑到濉西区，将荣义志等叛变情况告诉了区长朱继仲，区部随即安全转移。在这紧要关头，杨履坤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33年9月、杨履坤任濉西区区长。他认为要想在敌占区站住脚，必须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分化瓦解敌人。他通过多种渠道，和伪军中队长石广才、日本便衣侦探侯奎三接上关系，这两人都为民主政府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日伪军经常出城“扫荡”，石广才一得消息，就叫他老婆将情报连夜送到濉西区，使区政府有所准备，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侯奎三也向区政府传递情报。34年杨履坤先后任宿西县民政科长和县政府秘书。35年春，履坤在八地委党校（校址在北丁楼）学习期间，由吴忠培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国民党军队进逼濉溪地区，宿西县党政机关和部队主动北撤苏鲁豫解放区。杨履坤随干部大队行至陇海路，因脚被扎破化脓，举步艰难，经组织同意，回来隐蔽在濉西原联络点宋光斗家。这时宋光斗已被反革命逆流吓倒，投靠了国民党。宋光斗一面叫他儿子用独轮车把杨履坤送到小城集北丁庄沈新文（原共产党乡长）家，一面向高溪保长郭清玉和保队长朱杰民告密。8月7日早晨，杨履坤在丁庄被国民党逮捕，随即押送濉溪口。杨履坤在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用铁丝把他的双臂穿起来，严刑拷打，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褂，要他供出党的秘密，他总是回答：“不知道!”敌人要他写自首书，他却写了一篇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敌人对他灌凉水，用香火烧，杨履坤毫无畏惧，冷笑着对敌人说：“想叫我出卖组织和同志，是白日做梦！要杀就杀，何必多问！”敌人逼不出口供，又耍出新花招，要他登台演讲。杨履坤斩钉截铁他说：“要讲必须讲革命道理，人各有志，我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屈！”敌人使出了所有的伎俩，都不能使杨履坤屈服。8月16日下午，敌人将他和濉溪市长刘健冰一起提出监狱，押赴西关刑场。杨履坤向刘健冰说：“咱们最光荣的时刻到了！”说罢，神情自若地向刑场走去。就义前，他高唱《国际歌》，敌人叫他跪下，他却挺胸直立；敌人把他推倒，他再站起来，并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时年38岁。
王正良
王正良（1922～1946），江苏省泗洪县洪泽湖畔小王庄人。自幼读书，后因家贫失学，随父务农。洪泽湖是苏北革命根据地，王正良于民国28年（1939年）就离开父母，参加革命。经过几年战斗的锻炼，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新四军到淮上开辟革命根据地，被派到宿怀县罗集区任区委委员兼公安区员。
王正良是外乡人，口音与本地不同，人地又生疏，开展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开始入村，群众都喊他“王蛮子”，他觉得这个称号对他的工作不利，便苦学本地口音。又见陈集地区陆姓是大户，于是便在陈集东陆小圩孜认何大娘为干娘，在陈集西陆四洼认陆锦贺为干儿，这样，与陆姓按班辈相称，使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以利开展工作。
民国34年，王正良调任宿、怀、蒙三县交界的陈集乡支部书记兼乡长，开展减祖减息运动。他深入群众，培养骨干，全乡群众很快行动起来，使双减运动顺利开展。并动员在双减运动中涌现的30多名积极分子参加了革命军队，20多名贫雇农参加了地方工作。
民国35年年底的一天，王正良带着乡队到马沟张圩孜，去做动摇分子张冠佩的思想工作，当晚住在该庄。不料，拂晓时国民党乡长陶思礼和乡主席陈永海纠集任百善的还乡团，冒充宿蒙县王集区区队找王正良联系工作。王正良一看情况不对，喊声“同志们突围”，一个箭步窜了出来、十几个敌人随后追赶。王正良只身与敌人搏斗，头部被砸伤，终因寡不敌众被俘。敌人把王正良等11人带到陶盐店，捆绑在祠堂里。王正良鼓励同难战友说：“不要怕，要革命必有牺牲。”陶思礼听了，气得咬牙切齿，命令保长陶思胜把王正良的耳朵割掉，王正良破口大骂：“陶思礼，你这个惨无人道的东西！你们的日子不会太长，终究要受到人民的制裁！”他转向身后被绑着的农会主任陆景俊说：“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你们如能回去，仍要坚持革命。我死后，把我的尸体收回，给我家通个信。”
第二天上午10时，敌人把王正良拉到祠堂门外，叫他站在大桌子上，当众说他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王正良登上桌子，激昂他说：“我为穷苦人革命已到头了，可残害人民的反动派的日子也不长了，天下穷人要团结起来，继续革命……”话未说完，敌人把王正良拉下来，拖到陶盐店西北刑场。王正良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李黄氏
李黄氏（1916～1946），本县五铺乡黄圩孜村人。17岁嫁到百善区丁楼，与李先哲结婚。李先哲当时参加地方组织的革命武装，民国34年（1945年）被敌人杀害。李黄氏掩埋了丈夫的尸体，继承丈夫的遗志，毅然参加革命，做地下情报员。公开身份是贩卖电池、香烟的小商贩，往来于宿县、百善等地，为中共党的地下组织传递情报。
民国35年3月的一天，李黄氏去宿县送情报，途经四铺集，被杀害她丈夫的主谋、还乡团头子王之典逮捕。王之典对她严刑拷打，逼她供出地下党组织的情况。李黄氏坚贞不屈，痛骂敌人谋害丈夫、为恶乡里的罪行。敌人恼羞成怒，竟惨无人道地把她的衣服扒光，割下两个乳房。李黄氏在敌人的屠刀下光荣牺牲。朱复初
朱复初（1901～1946），又名朱履本，本县新安乡土型村人。性情豪爽，不畏权势。民国19年（1930年），集董朱广学仗势把本村西河堤的杨树数百棵卖了一大笔款子，全部侵吞。朱复初带领群众到国民党宿县县政府去控告，结果朱广学被罢免集董，退回的一大笔脏款，朱复初修建了护村炮楼，为土型学校盖了房子，在地方上做了一件好事，乡亲们对他深为赞赏。24年，国民党地方政府增收“小银米”税，朱复初组织群众抗税，并派人到宿县与官方进行说理斗争。反动政府迫于群情激愤，只好答应取消“小银米”税。27年濉溪沦陷后，朱复初动员地方青壮年百余人，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28年春，中共抗日游击队蔡里大队中队长李亚光对朱复初进行统战工作，朱复初即决定把自己的部队与蔡里大队合并，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33年9月宿西县政府成立。11月，朱复初主动到蔡里见县长李时庄，要求参加抗日工作。他很能吃苦，晚上行军从不掉队。他积极学习政治，要求进步，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一天晚上，和他住在一起的李家启参加党的生活会回来，朱复初俏悄地问：“你参加的什么会？”李家启说是“学习会”，他感叹他说：“我什么时候能参加这样的‘学习会’就好了！”34年2月的一天夜晚，朱复初和区长费传玺带领区队，配合宿西县大队，进攻蔡里日伪据点，经过一夜激烈战斗，拔掉了据点，俘虏伪军50多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70多支，子弹千余发。日军逃窜濉溪，龟缩城内不敢出来。
民国35年6月，盘踞在符离集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费宏阁、胡开祥，不断派小股武装扰乱边缘地区马桥乡，抓人抢粮。为了把马桥乡征收的粮食运回来，当时任濉东区长的朱复初带领区队前往马桥，宿北区区长张平凡和区队长徐圣邦带领宿北区队配合行动，共100人。一天早饭后刚进到马桥乡，预先埋伏的敌人突然发动’袭击，当区队组织还击时，敌人已从三面包围过来。两区队边打边撤，撤到惠楼北拖山孜时，朱复初不幸中弹牺牲，则年45岁。朱复初牺牲后，中共宿西县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立辰
王立辰（1919～1947），本县双堆区陈集乡赵园村前王庄人。家庭较富裕。九岁入塾读书，勤奋好学，课业居窗友之上。老师有事外出，就让他为同学上课，成为学馆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失学回家。民国28年（1939年），王立辰到陈集二郎庙小学义务任教，教学一丝不苟、对学生亲如兄弟，还经常帮助穷家学生购买书本和文具。
当时政局混乱，陈集一带土匪蜂起，骚扰百姓。驻南坪集的日军两次来陈集大屠杀，王立辰亲眼看到自己的同胞死在日军的屠刀下，而国民党不但不来挽救人民，反而阻挠共产党抗日，对时局深为忧郁。10月，新四军进入淮上抗日，收复了淮北津浦路西大片土地。陈集一带常驻新四军，王立辰目睹这支队伍说话和气，买卖公道，不抢劫，不扰民，专打击日伪、土匪，就主动地与他们接触、攀谈，听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从而提高了思想认识，决心放弃教书生涯，投身革命。父母不让他离开身边，他就耐心地做父母的思想工作。但是不管说什么，父母还是执意不让他离开。最后，王立辰坚定他说：“就是用九条黄牛也拉不住我。”就这样，他于33年毅然离开父母，参加了革命。
王立辰初入伍时，在宿怀县龙亢区任会计。民国34年调到八分区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归来，任宿怀县财务分局局长，虽然做的是平凡的财务工作，可他却把这工作当作战斗职责。为了保证政府和军队的经济供应，他亲自下乡动员群众缴粮、交款，有时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边缘地区拦截敌人的粮车。在用财方面，更力求节约，他虽然经管钱粮、什物，但自己仍是一身破衣，一床烂被。每次部队打胜仗归来，改善生活，包饺子吃，他总是让战士们先吃，剩下他就吃，不剩就啃秫面窝头。3年来，他为革命理财操尽了心，不但保证了军政人员的生活供应，而且如数上缴了满额的公粮和税款。
民国35年10月部队西撤，王立辰先是在地方坚持斗争，后来环境恶化，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便潜往南京隐蔽。36年5月，他到涡北唐奶庙找到宿怀县委，随县大队打回宿怀县境，重建根据地，被任命为宿怀县顺河区副区长。7月，随县大队追剿国民党陈集乡长陶思礼部，战斗结束后，在返回区部的途中，顺便去双桥乡小任庄动员任百灵出来工作，不巧被该村的坏分子任士元发现，立即到东周庄国民党大营乡公所告密。乡长张爱臣马上率领10几个武装乡丁，乘大雨之机包围了小任庄。王立辰奋力与敌人搏斗，因左目受重伤被俘。一路上乡丁用鲜秫秸抽打不止，王立辰忍住剧痛，怒斥敌人：“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的大部队不久就要反攻，你们的日子长不了啦！”
王立辰被拉到周庄，伤痛难忍，可是惨无人道的敌人把王立辰绑在外面，让大雨淋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王立辰已不省人事。敌人用牛把他拉到城隍庙庄西枪杀。就义时仅28岁。
王立辰牺牲的第二天，战友谢子言在淝河芦苇丛中写了一首挽歌，表示全区人民对王立辰烈士英灵的吊唁：呜呼立辰，党之精英。光明磊落，革命一生。为党为国，英勇牺牲。我失战友，无限悲痛！君之遗志，吾侪继承。胜利之日，再告英灵。君如有知，应含笑于九泉之下也。呜呼哀哉，尚飨！
陈品廉
陈品廉（1872～1947），字濂堂，本县马桥区刁山前村人。12岁丧父。先父临终时，将他上学之事托付老友濉溪东二郎庙孟振叠。陈品廉跟孟振叠读书7年，19岁才回乡务农。9年后陈品廉自设塾馆，他谨遵先父“莫学庸师误人子弟”的遗训，白天勤于教诲，夜晚刻苦自学。10年多来，学业大进，清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尔后，他治学益谨，执教益严、40岁时始应外聘。后在吴新庄设馆数十年，因课务繁忙，积劳成疾，回家养病。病体尚未康复，日军侵入濉溪，他于国难当头之际，仍不忘教育后代，聚集村中青少年10余人义务教学，一面传授文化知识，一面讲解爱国大义。
陈品廉在教学上，为适应时代需要，开设了算术和社会常识课。在教学方法上，一反死记硬背的老套，让学生用自己的话回讲课文，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获取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之效。
陈品廉从教一生，苦学勤海，师德高尚，在社会上享有盛誉。75岁寿终。朱明远
朱明远（1920～1948），字敬斋，本县铁佛区古城乡小王店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入孟楼私塾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打一手好珠算，写一手好毛笔字。18岁时，在他表叔陈文甫（共产党员）等先进人物的影响下，受到革命教育，参加了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郭子化、戴蕴山等人组织的学生队。民国27年（1938年）5月，配合永城的学生队在古城寺一带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由于他表现积极，经孙光祖、王维朴介绍，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朱明远回到地方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一天，几个伪军窜入他家竹园乱砍竹竿，朱明远满腔怒火，用挖苦的口气抗议道：“要砍，拣大的，砍小的有啥用？”伪军听着不顺耳，说他话里有刺，一个家伙恶狠狠地打他一巴掌，拉住胳膊就要捆绑。身材魁梧的朱明远一用劲，把那个家伙甩到一边，拔腿就跑。跑到新兴集，找着陈文甫，报名参加了抗日自卫队。不久，组织上派他任宿西县五区三义乡（岳集）乡长。
民国30年5月，新四军四师挺进津浦路东，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党的斗争转入地下。五区人员朱明远、王允志、王子卿、王朝清、刘蓬仙等9人作为精干力量隐蔽下来。朱明远经他远门大爷朱有亮介绍，到临涣镇周敬鲁糟坊当了管账先生。
民国31年秋季，为了掌握枪杆子，朱明远、王朝清通过朱有亮活动日伪副区长周西鲁，终于在敌人内部打开缺口，王朝清被委任为岳集集长，朱明远为副集长兼任维持会文书。他们一方面加紧做日伪人员的分化、瓦解工作，一方面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地下组织，扩大革命力量。34年1月，新四军四师三十二团奉令来津浦路西拔除岳集伪据点，他们知道有内应，随派人与朱明远、王朝清取得联系。朱明远即发动据点内部的革命力量，首先把桥头堡炸毁，填平几段壕沟，让新四军进入圩寨，然后迫使保安中队长刘万军等100多人缴械。一枪未发，收复了岳集。
民国35年7月，国民党向路西八分区大举进犯，占领了濉溪口。八地委及宿西县领导人随即组织党政干部和军队西辙。朱明远随八地委主力于11月间到达睢杞太革命根据地的平岗，被分配到二分区鹿毫太县双沟区任副区长。当时双沟一带正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朱明远和区长赵元俊不便公开活动，便化装成小商贩走村串户，侦察敌情，宣传革命，武装群众，很快建成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双沟区队。为了打击当地土匪的嚣张气焰，保护群众利益，他们首先智擒土匪头子李先奎及其一伙，稳定了局势，安定了人心。受压迫的贫苦青壮年，自动报名参加区队。不少人见到朱明远都感到惊奇，小声议论：“真没有想到，这个做小生意的原是咱穷人的区长！”为了压缩国民党联防队的活动范围，扩大解放区，中共鹿亳太县委于36年夏决定开辟古城和十河等新区，朱明远调任十河区区长。十河区距离国民党盘踞的亳县城很近，朱明远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工作，不畏艰险，不到半年时间，十河区队已扩展到3个排8个班79人。36年8月的一天，十河区队正在姬桥附近开会，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敌人正规部队一个营，在联防队的带领下正向我们扑来！”朱明远面对这一紧迫形势，果断他说：“抄敌人的后路去，给敌人一个辣的吃！”遂率领区队，游过10多米宽的清水河，快速往敌人背后迂回，隐蔽在青纱帐里。当敌人扑个空之后，便转向邓新庄前进。朱明远一声令下，全体指战员一齐猛烈射击，打死打伤敌人17名，缴获步枪10余支。
由于十河区队不断取得胜利，使得国民党联防队经常龟缩在县城不敢出来。敌人看武力“征剿”不行，就企图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从内部攻破碉堡”。同年夏，区队的3名班长和1名机枪手被敌人收买，密谋把区长、政委打死，把区队拉出去。朱明远得知消息后，立即转移驻地，抓住叛徒分别审问，4人供认不讳，朱明远随即把案情报给县委，县委在孙营召开公判大会，将4个叛徒枪决。从此，敌人更加胆颤心惊。
同年11月，在中共亳县县委的领导下，双沟、十河、英武、梅城、城西5个相邻的区队，联合成立了淝河支队，朱明远被任命为支队长。这支部队机动灵活，根据敌情，有分有合。分则回本区开展工作，合则集中兵力打击敌人。37年1月6日，十河区队驻防袁庄，侦察到东边10多里路的卞桥和小李庄驻有李传焕的联防队，朱明远随即派人通知支队集合，向小李庄发起冲锋，不料中了敌人的埋伏。在危急的关头，朱明远让支队主力向东南撤退，他带两个班、两挺轻机枪在后掩护，边打边退。在完成掩护任务之后，朱明远带领的两个班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虽然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始终不能冲出重围。在敌人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便进入周门楼隐蔽。敌人挨户搜查，在敌暗探的指引下朱明远被俘。
朱明远被俘后，国民党亳县县长姚笃民和军事科长李春城、警保队队长葛达三、董鹏飞一伙，想把朱明远送交商丘第六绥靖区请赏。在审讯时先奉承一番，以封官许愿劝他投降。朱明远斩钉截铁他说：“你们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决不会久长！想叫我投降，办不到！”
姚笃民一伙看软的不行，就穷凶极恶地用刀子将朱明远的舌头刺破。他强忍剧痛，骂不绝口。他在地牢中并没有停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和反抗，他了解在押人员的情况，秘密串联，准备夺枪暴动。事败后，姚笃民改变了上交请赏的打算，于37年2月3日深夜，将朱明远从牢房拖出，砸去脚镣。这时，朱明远意识到自己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时日不多了，厉声喝问道：“你们想干什么？”董鹏飞在一旁冷笑着说：“想干啥——你要放明白些！”朱明远毫不示弱，理直气壮地痛斥道：“共产党人就是光明磊落，不象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尽干些见不得人的事！”暴徒们无言答对，随即用刺刀挑断了朱明远的脚揽筋，又用刀子撬开他的嘴，强行塞进棉团，然后把他拖到护城河畔坑边。他这时把棉团吞进肚里，用尽生前的余力，高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话未落音，万恶的刽子手举起抓钩，将朱明远打进坑里。朱明远惨遭活埋，就义时年仅28岁。
马延昭
马延昭（1917～1948），本县双堆乡双堆村赵庄人。自幼读私塾，19岁下学随父开饭馆。民国28年（1939年）5月，双堆集被日伪盘踞，他目睹日伪军烧杀淫掠的暴行，义愤填膺，毅然离开刚结婚的妻子，参加了革命队伍。
马延昭刚入伍，在宿南王峙宇部六支队四中队当战士。民国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1年6月部队上升，马延昭被编入豫皖苏独立旅三十五团三营八连，任司务长。由于他管理伙食得法，连续任司务长6年。在战争年代里，部队菜金少，粗粮多，生活水平很低。但他管理的伙食，却三天两头包饺子，炸丸子，还把节余的菜金上交。因此，其他连队的战士七嘴八舌说马延昭管理伙食有鬼，甚至说他贪污。领导听了这些反映，便找马延昭谈话。他一五一十向领导说明情况，领导拍拍他的肩膀说：“干得好！以后开大会让你作介绍。”
民国35年夏，部队在河南杞县五台庙休整时，召开全旅大会。旅长张国华把马延昭叫到台上，让他向大家讲讲管理伙食的情况。他满脸通红，腼腆他说：“我们八连的伙食，花费少，大家有怀疑，可是这里面有个秘密，这几年我们不断攻克敌人的据点，每次上前线，按说我这个司务长应该留在后方，可哪次我都带领炊事员尾随主攻部队，一旦打开据点，战士们收缴敌人的枪支、弹药，我们就收缴敌人的粮米，运回来给同志们改善生活。吃不了时就挑着，把节约的菜金上交。这就是我‘贪污’的经过。”这个“检讨”激起全连热烈的掌声。接着，旅长张国华向大家说：“马延昭这个‘贪污’法，各连都要好好学习。他冒着枪林弹雨抢运敌人的粮饷，‘贪’了敌人的‘污’，应该表扬，应该提升。”以后，马延昭被提升为三营管理员，管理全营的生活。不到一年，又提升为三营机枪连连长。
民国37年6月，豫皖苏独立旅三十五团在南坪大邹庄截击国民党新五军时，三营担任截击敌尾的任务。机枪连是阻击的主力，战斗一打响，马延昭抱起机枪奋勇当先，向敌人猛冲，击溃了群敌。战士们乘势冲击，取得了胜利。缴获轻机枪18挺，重机枪6挺，炮5门半（有一门炮身被敌人卸跑了），机枪连受到战报表扬。
同年11月，在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时，豫皖苏独立旅在东线作战。在攻克张圩孜战斗中，他带着机枪连奋勇强攻，杀伤大量敌人，而机枪连伤亡也很严重。12月12日，被调到宿县南桃园地区休整。13日，马延昭带领连队挖工事时，敌机空袭，马延昭中弹牺牲，时年31岁。
贾芳谷
贾芳谷（1919～1948），本县四铺区秦楼乡贾庄人。少时读书，系纨绔子弟，依仗财势，经常在学校滋事生非。民国27年（1938年）地方沦陷，匪乱蜂起，贾芳谷乘机收罗匪众百余人，投靠国民党政府，任常山区区长。后拼凑300多人枪，改任国民党临涣区区长。
贾芳谷任区长期间，作恶多端，罪行罄竹难书。他白天派粮逼款，敲诈勒索，夜间拉冤过户，强奸妇女，不少人家被逼得家产荡尽，骨肉离散。他祖母病故，请“风水先生”看坟地，他对“风水先生”说：“不论是谁家的地，只要有风水，都可以用。”结果看中了崔凤兰的祖坟地。他派手下人强迫崔姓将先人的棺柩起走，把他祖母葬于该处。崔凤兰无奈，只得忍气吞声。
贾芳谷嗜色如命。民国30年，夺取杜庄陈某之爱妻，满足一己之色欲。所到之处，时常糟踏妇女。
贾芳谷凶残暴戾，灭绝人寰。民国32年，他怀疑部下郑家俊有“叛逆”之嫌，遂铡于赵集南头示众。34年8月，常山区队两个排执行任务由三铺返口常山，夜宿大何家。该村叛徒（原系民主政府乡长）何守生密报贾芳谷。贾芳谷随带领百余人前来搜捕。区队发现敌情，奋起突围，因寡不敌众，杨震西、刘立志等6人被捕。贾芳谷把这6人带到宿城全部杀害。
贾芳谷在五铺西南商何家修土圩，插树营，构筑巢穴，并经常沿宿永公路向西骚扰。民国37年5月，宿西县决定消灭这个吃人的野兽，由县总队配合三十六团，一天夜间，在五铺歼灭了贾芳谷的人马，贾芳谷也被击毙在麦地里。
李卓云
李卓云（1871～1949），名恒章，本县濉溪镇人。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任濉溪广育学堂教习。民国5年（1916年），他会同陈贯一详请宿县知事，就广育学堂校址，开设初等、高等两所小学，李卓云任高等小学校长。9年11月，李卓云调任宿县劝学所劝学员，助理全县教育事宜。10年，宿县办起师范讲习所，李卓云改任讲习所所长。11年，根据地方需要，他又回濉溪任宿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长。12年，地方集资以金陵会馆为校址，创办濉溪初级师范学校，公推李卓云为校长。
民国14年，濉溪灾荒严重，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李卓云不忍目睹家乡群众罹受灾难，自备川资去上海华洋义赈会求赈。他把赈款委托李百钦负责，以工代赈办个草帽厂，使濉溪人民度过灾荒。
李卓云长期办学，求赈，虽受到多数人的称颂，但也有少数人居心叵测，诬陷他以办学、求赈来沽名钓誉。为避嫌疑，李卓云遂于民国17年外出，走保定，经郑州，至西安，最后到太原，经友人介绍，为阎锡山讲《易经》，阐发治国安邦之道。19年冬又返回濉溪。20年，李卓云任濉溪区区长，濉溪大水成灾，民众吞糟为食。李卓云不避嫌忌，毅然再赴上海求赈，并发函冀鲁各地亲友，告急求援，赈济灾民。当时《中央日报》曾以《七十老翁，为民请命》为题，报导李卓云求赈之举。
民国23年，李卓云因年老多病辞去濉溪区长职务，受乡邻恳求，在濉溪关帝庙开设“丽泽学社”，免费招收失学青年30余名，义务教学。次年，为扩大学社规模，改名“国学专修馆”，自任校长。拜请相城秀才孟雪亭、刁山贡生赵允执等担任教员。萧宿永边境地区的好学青年闻讯前来“国专”投学者络绎不绝。在教学中他重视学生的品德修养，创“十三德目表”，分孝顺、友爱、卫生等项，让学生天天填写，他天天抽查。还经常教导学生：“德学常想胜于我者，则操修自励：境遇常比不如我者，则怨尤自泯。”以激励学生敦品力学。课余将学习《易经》的心得撰成《学易省过录》，后由教员蒋子英资助500元，刊印300册问世。
民国27年5月14日，日军进入濉溪，李卓云于前一天解散国学专修馆，离家到西北任圩避乱。继而先后到梁楼、任圩孜、胡瓦坊、卓庄开馆教学，后又在司刘庄成立“农隙学社”，誓不与侵略者同伍。34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第二天，李卓云欣然回到濉溪。次年，宿县教育协进会成立，公推李卓云为主任委员，他不遗余力地筹划教育大业。由于他一生劳碌奔波，身染重病，1949年6月逝世，享年78岁。
王启汉
王启汉（1905～1949），本县铁佛区朱庙乡阎王庙人。世代务农，生活异常艰苦。民国14年（1925年）参加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两年后解甲归田。由地下党员刘云五介绍，参加农民协会，以贩卖黄盆为名，走村串户，秘密为共产党做了3年的地下工作。
民国19年春，临涣区周庙孜周麻珠告发王启汉是共产党员，临涣团防局逮捕了他，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地下党组织，但得到的只是王启汉的怒目相视和“不知道”的回答。敌人黔驴技穷，只得认定他是共产党的嫌疑犯，把他关押起来，直到27年才出狱。8年的监狱生活，虽使他失去人身自由，但却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坚强信念和本领。回到家就毅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34年元月，王启汉参加共产党的浍河支队（即五区区队），任排长。同年底，在谢桥阻击战中，他亲自指挥，击毙伪军小队长宋继周和20多名伪军。在战斗中，他两次泅渡浍水，棉袍被穿了14个弹洞。36年10月，区队奉命拔掉周庙孜保公所。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带领24名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保长的住地。他蹲下，让战士踩着肩膀，搭成人梯。先由精悍的井本孝翻进院内，观察了敌情，打开了大门。王启汉带领战士迅速跃进屋内，举起手枪，大喝“不许动！”保长和顽兵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呆若木鸡，束手就擒。没费一弹，缴获步枪15支，手枪1支。
王启汉深知连年的兵灾匪患，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给自己规定了三条准则：一不叫苦，二不伸手，三要坚持。组织上看到他一家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批给他3块子土布，他却婉言谢绝。后来领导只得瞒着他，给他送家去。政委丁在常知道他家经常揭不开锅，报请县委批给他高粱500斤，他坚辞不受，把高粱分给贫苦的农民共享。
民国37年5月，区队在临涣开会。住柴洼的国民党区长贾芳谷带领3个中队埋伏在北角寺，区队司务长带一个班去买菜，途中遇敌偷袭，司务长和一名战士牺牲。王启汉目睹倒下去的战友，怒火中烧，端起香油筒子（灌香油才能打响的土机枪），一连打了6梭予。贾芳谷疑是新四军三十六团来增援，遂抱头鼠窜。
同年11月，双堆歼灭战已经打响。王启汉当时任临涣区区长，每天要亲自料理从鹿邑、亳县、太和3县及临涣8个乡送来的几十万斤面粉、肉类、蔬菜等物资转运到双堆战场，并带领担架队抢救伤员。在60多个日日夜夜中，他踏冰卧雪，冒雨顶风，辛苦操劳，受到了县委的嘉奖。
长期的战斗生活，使王启汉积劳成疾。1949年元月他与世长辞了。
张玉新
张玉新（1906～1949），本县孙疃区陈楼乡大侯集人。出身穷苦，父亲给地主当长工，母亲沿村乞讨。后租种恶霸地主赵登科的5亩湖洼地，一家人辛勤劳作，一年收获的粮食，交租之后剩下无几，仍不能糊口。
民国11年（1922年）夏秋之间，阴雨连绵，大水成灾，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张玉新交不起租子，被迫到赵登科家打短工。他个子矮，力气小，赵登科看不顺眼，干了活也不给工钱。为此，张玉新的父亲气恼成病，不久死去。张玉新年幼，势单力孤，只好把这不共戴天之仇暂时埋藏在心底。
民国16年，抬头寺的农民协会在中共临涣区委的领导下，组织猪耩沟和大侯集一带的农民协会会员2000多人，到北张集去斗争恶霸地主兼集长的赵登科。张玉新带领会员首先闯进集公所，从卧室的床底下把赵登科拖到会场。张玉新第一个站出来伸冤诉苦，高呼“打倒赵登科”的口号，会员们清算了赵登科敲诈勒索的罪行。赵登科低头认罪，以后减轻了苛捐杂税。34年2月，张玉新参加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宿西县第六区农会主任
民国35年夏，张玉新随军西撤到河南扶沟县，后派到永城、保安山一带开展革命斗争。36年初，调到杨柳区工作。
民国37年11月初，淮海战役双堆歼灭战打响了。当时地方的中心任务是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张玉新被任命为杨柳兵站站长，负责运送粮草和转运伤员工作。有几天柴草供应紧张，张玉新把自家的两间草房拆掉，木棒、柴草全部献了出来。在转运伤员时，他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盖在伤员身上，并一再嘱咐担架队员，要轻起，慢放，步子稳，不要增加伤员的痛苦。有一次，他抬担架，半路上遇到敌机扫射，他急忙放下担架，不顾安危，用身体掩护伤员，而自己的臀部负了伤，鲜血直流。对自己的伤痛他没有介意，草草包扎后又继续前进。张玉新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奖给杨柳兵站“支前模范”锦旗一面。豫皖苏军区后勤司令部前方办事处，对杨柳兵站和张玉新多次嘉奖。宿西县委给张玉新记了大功。1949年1月2日的《中原日报》和1月4日的《拂晓报》分别刊载了张玉新的支前模范事迹。
1949年2月，张玉新任杨柳区委副书记。4月11日，张玉新和区委其他成员带领30多人的区小队，住在燕头集北杨家庄。12日拂晓，反动“天门道”头子董道生发动武装叛乱，2000多名暴徒包围了杨家庄。张玉新命令副区长杨克振率领区小队从庄东北砂礓坝突围，向杨炮楼转移，自己和陈修敬在后面掩护，不幸腹部受伤，左肩也被敌弹打穿，满身血污。他和陈修敬一起顺着麦田小沟向东跑去，恰遇王成思、陈继平等前来接应，大家轮换着把张玉新背到哈家庄。张玉新由于腹部受到致命创伤，流血过多，在送往某部医院抢救的路上逝世，时年43岁。
费宏阁
费宏阁（1903～1949），字鹤亭，又名振九，本县马桥乡费寨村人。地主家庭出身。17岁到杭州某学堂读书，初中毕业后回家。
民国22年（1933年）春在本村任保长，25年秋任费寨联保主任。27年春到宿县任县大队第七中队长。同年秋，费宏阁成立联防自卫队，任队长，在太山、邵山、董楼等村攻打周龙凤领导的抗日游击队。28年春，苏鲁豫抗日游击队驻守化楼、蔡里时，费宏阁带联防自卫队杀伤游击队员数十人。是年夏，国民党宿县县政府委任费宏阁为蒋山区区长。
民国34年6月，费宏阁带领反革命武装驻符离集西杨圩孜。一天，突然派一排人到雾山村包围马桥乡民主政府，将乡长董化英杀死。6月中旬，马桥乡乡长朱杰到马桥村送征粮通知，刚到村西桥头，被费宏阁的便衣手枪班捉住送到连部，当日中午在闸河岸边用刺刀杀死。35年6月下旬，濉东区队在赵滩村开展工作，费宏阁以3个连的兵力向区队袭奇，因众寡悬殊，区队向拖山撤退，区长朱复初牺牲。7月，费宏阁带便衣队回家，把马桥乡民兵中队长费传德抓去枪杀。8月，联防队员周方远到符离集买东西，被费宏阁的便衣队抓住杀害。后费宏阁改任国民党濉溪区区长。
民国36年濉溪解放，费宏阁逃往蒙城，被委任为蒙城县警察局局长。数月后到宿县东关开粮行。37年冬宿县解放，费宏阁潜藏宿县东三铺农村，同一孀妇姘居。1949年春，费宏阁被地方群众检举，由宿县法院缉拿归案，解送濉溪，在北关外伏法。
施国章
施国章（1899～1951），又名施钟英，濉溪镇黄桥人。家有良田300亩。8岁入私塾读书。后进学堂混了几年，即弃学经商，贩卖鸦片，在濉溪后街路南建庭院一所。
民国27年（1938年）5月濉溪沦陷。施国章为求得日军赏给一官半职，甘愿认敌作父，亲自带领日伪军到濉溪西北任圩一带“扫荡”，屠杀抗日力量。施国章得到日本侵略军的赏识，被委为伪濉溪区区长。他借助日军的淫威，在濉溪地区敲诈勒索，任意杀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民国28年秋，施国章捕杀了黄桥村抗日游击队员徐清云、蒋文彬。29年底，他亲自带领日军到任圩孜袭击中共宿西办事处。30年4月26日，挟嫌枪杀“通共”的陈万福。口东保长王兴礼求情，遭绑陪罪，惊吓成疾，不久死去。9月17日，他给日军带路，到刁山后村袭击抗日游击队，大队长李良华和队员多人当场牺牲。施国章与平民刘贵英发生口角，竟掏枪将刘贵英打死，把尸首弃到北门外。苏憨子夫妇暗地骂施国章惨无人道，被他得知，将苏憨子夫妇二人惨杀于前大街武营门前。一次，施国章携妾在濉溪西门外坐车游玩，翻车落水，恰似两只“落汤鸡”。刚进西门内，他听有人讥笑，掏枪就打。
施国章在任职期间，濉溪遍地种植罂粟，他随意提高烟税，强迫乡民交纳。他在城内设官膏局，限制乡民把鸦片运往外地出售，他则低价收购，从中牟取暴利。
年底，施国章辞去濉溪伪区长职务，到宿县另觅靠山。本地解放后潜逃南京，隐姓埋名，破坏原来的面目，变成一脸麻子。建国后，因在南京伪造人民币，罪迹败露，被逮捕归案，依法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1951年在濉溪南关处决。
黎策
黎策（1916～1956），曾用名李恒新、李铭磐，本县双堆区糟坊乡李土楼人。8岁读书，17岁考入宿县“安徽省立第四中等职业学校”，勤奋学习，成绩优秀，尤爱书画。民国25年（193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常和共产党员孔子寿、董畏民、邵魁等往来，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黎策参加了“抗日救亡社”，积极宣传抗日。民国27年5月宿城沦陷，他参加宿县“战时后方服务团”，赴宿东搞战地宣传和救抚伤员工作。28年秋，和赵瑞西、杨子顺等人在双堆一带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9年春任宿县褚庄区区长，积极开辟抗日根根地。建立民主政权。
民国31年春，黎策化名李铭磐，被派到大店伪据点，以教书作掩护做瓦解敌人和购买军需物资的工作。伪大店维持会长张杰民与他是同学，黎策通过张杰民的部下张训生，到灵璧县城伪物资配给所多次购买军需物资，从而认识了伪配给所主任张敬恒。又经张杰民介绍，认识了日翻译官刘梅馨。通过刘的关系，打进灵璧县伪情报宣传科任宣教股长。该科的工作范围是刺探抗日情报，推行奴化教育。黎策到任后，见张敬恒在宣教股任教育科员，他俩便合编《灵璧新报》。黎策任编辑，他在报上“‘共匪’活动情况”的标题下，有意宣传共产党的威力，披露伪军的军情。
民国33年初，黎策升任情报宣传科科长。他利用职务之便，与日伪便衣队长交朋友，和伪区长李亚白、王殿玺拜八兄弟，从中获悉了更多的情报。日伪军每次出发“扫荡”，情报均能先期送出，使灵璧周围的游击队有所准备，因而，引起日本宪兵队顾问鹤须井直的怀疑。同年8月，鹤须井直暗调宿县日伪军到灵璧配合“扫荡”，事先未通知情报宣传科，适巧张敬恒从一个算命先生王承恩处得知一些伪军官老婆去占卜，问吉凶，便估计日伪军又要出发，及时把情况透露给黎策。黎策立即把情况送出，日伪“扫荡”又扑了个空。9月，伪四区区长王殿玺逮捕民主政府干群20多人，要交给便衣队。黎策知道后，便把被捕的人要来审讯。他故意拍桌大骂：“你们这帮穷小子，竟冒充八路，扰乱民心，你们哪个是八路？站出来！”示意众人皆不要承认自己是八路。然后借以为由把众人放走了。
民国34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派肃反专员许明侯、团长冯文成接收灵璧县。当时，黎策团结原伪军政人员，公开反对国民党接收。原伪区长王殿垒、李亚白倒向国民党，并向许明侯报告黎策是“共”字号的，在灵璧县影响很大，许明侯决定逮捕黎策。张敬恒得知这一情况，告诉黎策的公务员张喜，张喜立刻转告黎策，黎策连手表、枪套都没拿，急忙离开灵璧，奔往灵北县。9月5日，黎策随赵汇川攻打灵璧县城，黎策在西门喊活劝伪军弃暗投明，原伪中队长王希臣开门投降，灵璧县城解放。进城后，黎策任教育科副科长，并逮捕了伪区长李亚白处决。两个月后，黎策调往皖东北轮训班学习。
民国35年，黎策调到二十一师政法处工作，随军转战南北，在部队历任师政治部科长、空军政治部干部任免科科长等职。1955年9月28日，荣获中校军衔。1956年患了肾脏癌，在北京逝世，终年40岁。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陈海仙
陈海仙（1890～1956），名龙楼，本县临涣区海孜乡陈圩村人。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80年）在宿城正谊学堂读书，参加过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后考入南京法政大学政法科继续深造，毕业后回里。民国9年（1920年）任临涣镇“宿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长。思想比较开明，经常向学生灌输民主和民族思想，指导学生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深得学生拥护。12年，在临涣集周、段两家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辞去校长职务，应友人之约赴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长胡景翼委任他为滑县县长，仅在任三四个月即解职回家。
民国19年6月叶刘湖暴动时，陈海仙任临涣区区长，对当时国民党政权的镇压政策持消极态度。从爱护青年和地方亲邻出发，竭力为暴动者开脱。暴动失败后，在东岳庙驻一连国民党军队，要搜捕暴动人员家属。陈海仙说：“这几个小毛贼不劳大军了，我们区队就可以把他们收拾干净。”说罢，就亲自带领区队到徐楼绕了一圈，空放几枪将群众吓跑，回来向那个连长应了差。这一义举，使徐楼群众免遭一场大灾祸。
同年秋，经宿县教育局批准，陈海仙在临涣集文昌宫创办宿县第七区区立乡村师范学校，任义务校长。由于他平素倾向革命，他所聘请的教员陈粹吾、王建东、张灿五等都是早期共产党员。乡村师范毕业的学生，不少走上了革命道路。27年初，他任宿县中区（城关区）区长时，南京沦陷，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积极支持“宿县抗日救亡社”和“宿县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活动。他在“动委会”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大讲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被推举为宿县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委员。他支持女儿陈秀章（改名李超男）去延安学习，又把大学毕业的儿子陈钦雅从敌占区宿县送到解放区宿西县工作，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
民国30年，孔禾青（宿县人）任省立颍州师范校长，该校附设宿县班，陈海仙前往主持宿县班教务。31年宿县班迁蒙城县马集，称宿县中学，陈海仙任校长。任职期间，他体恤沦陷区青年生活的窘困，廉洁自持，与师生共甘苦。34年，他在宿县开办私立正平中学，所聘教师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孔子寿、陈粹吾、徐仙洲等。当时正值国民党对中共疯狂反扑时期，而正平中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却一直在正常活动，未受丝毫损失。因此，正平中学有“民主教育阵地”之称。
宿县解放后，他因年事已高，回乡在天齐庙小学任教，1956年脑溢血病逝，终年66岁。
周茂藩
周茂藩（1915～1959），又名周懋、李养初，本县马桥区周圩孜人。周茂藩6岁时在本村就学，后到宿城读书，直至高中毕业。在读中学期间，其堂兄周树一已是山西汾阳军校中共地下党员，经常给他写信宣传马列主义，邮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促使他萌发革命思想。
周茂藩高中毕业后，经周树一介绍，入汾阳军官学校学习。他经常接触进步同学和教官，思想进步很快。民国21年（1932年）初，冯玉祥挑选他做随从参谋，负责管理来往文件和翻译电报等工作。同年5月，由冯玉祥的随员、中共党员张金瑞介绍，在泰安加入中国共产党。22年，张金瑞在长城战役中牺牲，周茂藩遂失掉组织联系。
民国23年上半年，冯玉祥的传令队长刘德纯因仇恨共产党，经营在冯玉祥面前诋毁进步分子，致使冯玉祥将一些进步人士陆续赶走周茂藩眼看在冯玉祥身边工作多年的党组织被破坏，心急如焚，于是挺身而出，联络一些进步人士向冯玉祥控告刘德纯的罪恶行为，强烈要求将其革职。起初冯玉祥不同意，经过多次斗争，冯玉祥终于将刘德纯撤换。下半年，冯玉祥到南京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周茂藩被委任为军委会少校参谋。24年5月，周茂藩由王梓木介绍重新入党。“七·七”事变后，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部作战处中校参谋。
中共在延安成立抗日军政大学以后，周茂藩征得冯玉祥同意，经宣侠父介绍到抗大学习。组织上认为他有白区工作经验，又与冯玉祥关系较好，民国28年初，又派他到重庆在冯玉祥的周围做统战工作，并搜集军事情报。就在这时，冯玉祥向周恩来、董必武提出中共方面是否派有共产党员在他身边秘密活动的疑问。周恩来为了解除冯玉样的疑虑，毅然决定由王梓木向冯玉祥公开周茂藩的身份，以示对他开诚相见，光明正大。
民国31年初，周茂藩遵照党的指示，利用关系打入国民党军令部二厅二处搜集作战情报。他负责编辑内部刊物《国际情报》，送给蒋介石、何应钦及其他高级将官参阅，他也自留1份送给党组织。不料这份情报，地下党组织在向陕北发报时被敌人破译，处长侯腾突然命令他将发出的情报全部调回。周茂藩因有一期党组织尚未退回，交不出来，被特务逮捕。敌人对他连续刑讯8次，右臂被打成残废，逼他招供，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敌人又派遣特务伪装政治犯向他靠近，企图套取口供，由于周茂藩政治警惕性高，敌人诡计终未得逞，只得把他交给军法执行总监部以泄露军机罪判刑9年。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及时营救，由鹿钟鳞、赵力钩出面签字取保，32年8月周茂藩出狱，仍回冯玉祥身边工作。
民国35年，冯玉祥赴美考察水利。组织上考虑周茂藩的不利处境，把他调到太行山解放区，分配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做蒋军的策反工作。36年元月，周茂藩只身到曹州一带策动张公干团反正。不久，解放军挺进大别山，张公干在鄄城率全团起义。37年底，周茂藩参加了淮海战役。一天，大军在涡河南宿营，忽然营地起火，周茂藩惊醒后，一面大呼“救火”，一面奋不顾身地在烈火中抢救物资。大火很快被扑灭下去，重要物资安全无失。1949年5月渡江战役结束后，第二野战军在南京评功时，周茂藩被评为一等功臣。
1950年1月，周茂藩随军进抵重庆，被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交际处副处长。以后历任重庆市小龙坎区副区长、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1959年，周茂藩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刘玉堂
刘玉堂（1924～1960），本县韩村集人。幼年家境贫困，读小学四年级即废学。刻苦自修数年，26岁被聘任韩村小学语文教师。
刘玉堂任教后，自学仍不间歇，授课之余，手不释卷，遇有难以自解的词语，虚心向学识优于自己的老师求教，同仁也诚恳地予以帮助。久之，刘玉堂的教学水平，已居小学教师的上乘。
刘玉堂教课，释义明白，善于挖掘教材的主旨，并能有机地结合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教育，因而学生在语文知识和品德素养方面受益颇深。他批改学生作文煞费苦心，篇篇有眉批，有总评，一律正楷书写。眉批从语言基础着眼，多指出写错的字或用错的词等等。总评不是一般的“语句通顺”或“文笔流畅”等俗套，而是从文章的布局谋篇去开导，具体指出文章在组织材料、表现手法和揭示主题诸方面的确当与否，有鼓励语言，有商榷意见，使学生有所收益。
刘玉堂教学能以身作则，布置学生要背诵的诗文，他先于学生背诵，以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每布置一篇作文，他也先于学生写成一篇。一般学生视作文为畏途，他教的学生对作文却兴致很高，不少学生除命题作文外，还在课余练习写作，因而学生的写作水平提高较快。刘玉堂教的六年级学生，升学率在本辅导区连续5年居首位。
刘玉堂从事教育工作，既教书，又教人。他对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学业成绩和品格表现都了如指掌。学生周宗龄聪慧好学，然家境贫寒，离校较远，吃饭困难，书笔纸墨亦无钱购买。刘玉堂不仅中午领周宗龄来家吃饭，还供应文具使用，使周宗龄安心就读。周华宗身体瘦弱，每逢阴雨天，刘玉堂背他上学，不使缺课。周胜鼎智力稍差，但努力奋进，刘玉堂经常个别辅导，使成绩日渐提高。对顽劣学生则采取家庭访问和耐心教导相结合的教育方式，绝不使一个学生荒废学业。刘玉堂一心扑在教学上，数年来如一日，因而在学生中和社会上都享有较高的威望。
1954年刘玉堂被评为区、乡模范教师，工作愈加奋进。1956年被评为濉溪县初等教育先进工作者。1957年被评为模范教师，出席安徽省劳模大会。1960年韩村人民公社抽调他编写地方史志，5月25日他去韩村沟东搜集资料，在趟水过麻沟时，滑进深水遇难。终年35岁。
范继之范振南
范继之（1906～1960），原籍河南省永城县，后迁居本县铁佛区范楼村，是有名的武林高手，精通各派拳术，尤精于少林拳。民国23年（1934年），河南省政府主席汤恩伯在开封设下擂台，张榜招引拳术爱好者前来比武。一时哄动全省，有3000名拳手云集开封，揭榜参赛。范继之先后战胜所有对手，荣获第一。河南省国术馆赐剑1把，剑柄镌刻着“河南省国术比赛优胜纪念”。范继之名声大振，曾先后任永城、宿县国术馆馆长。
范振南系继之之侄，小于叔4岁，在开封擂台比武中荣获第二名。抗战时期，日本著名拳师迟村一郎来河南永城专找范振南比武。3个回合以后，范振南一拳把他击倒，大振国威。侯尉亭
侯尉亭（1910～1960），本县刘桥区张集乡后徐庄人。出身地主家庭。幼年读过几年私塾。民国27年（1938年）日军占领濉溪，他在家乡纠集土匪武装，自任队长。同年，新四军开进濉溪消灭匪患，改编杂八队，发展抗日游击队，成立萧（县）宿（县）永（城）三县联合政府。侯尉亭接受新四军的改编，任抗日游击队相山大队第十中队长，后任第四区建设区员。30年4月，侯尉亭叛变投敌，任国民党濉溪区区长，加入国民党，并去国民党驻河南省的第十五集团军党政训练班受训。31年返回宿县，继任濉溪区区长。日军投降后，35年任宿县濉溪区中队长兼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民国36年，侯尉亭任濉溪区区长兼第四清剿区第一大队长。为了效忠主子，他勾结宿县大队、交警队、国民党八十八师以及萧县反动武装，多次向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7月，他率队到小苗庄捕去工作队员孟庆荣，带到濉溪投入城西河里淹死。8月，到刘庄捕去小城乡民兵队长孙明仁，强迫自首未遂，用刺刀刺死。9月，勾结国民党萧县县长李公达捕去情报员朱照合，在张寨就地枪杀。12月，勾结宿县大队长房树桐，在濉西小梁楼袭击解放军，当场打死打伤9人，掠去步枪20余支，机枪2挺，捕去战士和家属30余人，带到濉溪在城西枪杀23人。37年1月，到黄庄当场打死村长郑化瑞，捕去工作队员徐学志，带到古饶集用刺刀刺死。2月，到濉溪北关捕去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梁士新，关押至死。当月，又勾结宿县大队、交警队进犯根据地，捕去小城村长王怀珠和隐蔽在张庄的伤员陈长信，把二人带到小城集枪杀。3月，到刘桥乡孙贾庄捕去侦察员孙安，带到军王家活埋。又勾结李公达捕去徐集村干部徐度的，带到徐集东南地枪杀，并在张集捕去战士张志中，工作人员周言厚、荆正富，一起枪杀在张集东门外。又有一次在濉溪西关捕去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郑慕樵，枪杀在武店孜。不久，又在渠沟捕去革命者邢明礼、刘正宣、蔡正伦，在黄里下街捕去革命者田学志，一并带到濉溪枪杀。4月，在濉溪西关捕去共产党联络员张文彬，枪杀在城东桥头。到后孟庄捕去民兵孟凡海，枪杀在张集西地。又捕去村干刘德田，带到濉溪枪杀。刘德田的妻子已怀孕数月，要求释放丈夫，侯尉亭乘酒兴命令将她活埋在宋疃南河濉。5月，到渠沟乡捕去相山区民政区员朱印龄，枪杀在丁里。秋，在濉溪西关捕去侦察员李皖白，枪杀在西门外。另一次在濉溪北关逮捕给民主政府缴粮送款的张铁匠，带到武店孜枪杀。侯尉亭草菅人命，凶残至极，屡屡惨杀革命的党政军人员、地方基层干部以及无辜群众，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淮海战役解放了宿城、符离集和濉溪地区，消灭了国民党地方武装。侯尉亭只身潜逃萧县黄口，后转移到涡阳城西12里后彭楼隐匿，改名张金荣，打鱼为生，妄图逃脱罪责。但在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下，1958年8月3日逮捕归案。1960年3月伏法。苏少力
苏少力（1903～1961），原名绍立，字卓夫，安庆市北乡苏家户人。8岁入塾，后转入基督教会办的天恩小学和座堂中学读书。民国8年（1919年）春进保罗中学专修班学英语，次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民国9年春，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苏少力考入安徽邮政管理局，分配在安庆邮局封发处当拣信生。同年8月调到蚌埠邮局工作。10年5月调任符离集邮局局长。11年8月，又调来濉溪口邮局任局长。这期间，苏少力同濉溪进步青年和旅外学生郑子瑜、文词英、张协五、萧亚珍等人志趣相同，交往甚密，成了挚友，经常相聚攀谈时政，并互相传阅进步书籍。他逐渐信仰马列主义。
民国12年，苏少力邀约在来安县邮局工作的徐少冰等人，自费自编自印了《邮政之光》，揭露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邮政的罪恶和官办邮政的种种弊端，借邮递之便，散发濉溪和全省各地。《邮政之光》的出版，激发了各界进步人士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的斗争中去。
民国14年7月，濉溪旅外学生郑子瑜（共产党员）、王建东（共青团员）暑假返里，发展党、团员，组织党、团支部。苏少力经郑子瑜、张灿五二人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濉溪党、团支部书记。他组织党员学习瞿秋白主编的《社会科学讲座》、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和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为了壮大党的力量，在原有12名党员的基础上，又发展4名党员。为便于在青年学生和教师中开展工作，他还兼任濉溪简易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发展团员20多人。这个时期，濉溪党、团活动搞得很活跃。15年冬，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曾来濉溪住过3天，对党、团活动作了检查，苏少力亲聆过他的指示。
民国17年12月，苏少力调任泾县邮局局长。不久，濉溪党组织惨遭破坏，他失去与党的联系。27年到36年，先后调到蚌埠、界首、立煌（金寨）、叶家集、临泉等邮局工作。37年调到太湖县邮局任局长。1949年3月太湖县解放，仍任太湖县邮局局长。1958年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10月12日甄别平反），劳教期间，于1961年11月28日逝世，终年58岁。周朗渠
周朗渠（1878～1961），名昶，本县濉溪镇人。幼年入塾馆读书，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考中秀才，后来由于家境贫困即设馆授业。
民国前期，他先后任濉溪国民小学教员、宿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长、宿县第八区教育会长、濉溪幼幼小学校长等职。因为他在教育界很有名望，学生多以“大先生”称之。
民国27年（1938年）濉溪沦陷，日伪想借周朗渠的威望推行奴化教育，并许以优厚待遇，强使他重办幼幼小学。周朗渠大义凛然，断然拒绝，遂携眷避乱蒙城，书《乙酉春清明节日感事》诗一首：“可怜燕燕营巢垒，竟被乌鸟碎缶铛。原野萧条归不得，天津愁听杜鹃声。”记述了当时颠沛流离有家难归之苦，抒发了对日本侵略军的愤恨之情。
抗日战争后期，周朗渠在颍州师范、蒙城县马集宿县中学任教时，曾写《论教育》一文，阐述了自己既反对师道尊严，又反对对学生过于放纵的教育观点。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朗渠欣然返里。36年被选为国民党宿县参议会参议员。由于他年事已高，兼眼疾日甚，便辞不与政，在家闲居。但他仍手不释卷，并撮要记事，著《侯虫吟》四卷，其中散文96篇，诗歌367首，共约7．48万字，章法严谨，情文并茂。尤以《罪言》诗对旧社会的揭露最为深刻。
周朗渠在建国前怀才不遇，心情抑郁。他在《感遇》诗里说：“掣电干将竟尘埋，吐丝春蚕终缚死。茫茫古今知音少，我独抑郁而谁语。”建国后，周朗渠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赏识，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他情随时移，余热生辉，写了不少文史资料送交省文史馆。
1961年，周朗渠病逝，享年84岁。
马晓东
马晓东（1871～1962），名瑞含，本县马桥区马桥集人。少时家境贫寒，在老毛洞塾馆读书时，以扫地、打水、看门等杂役抵束。晚上塾馆不设灯火，他就用麻秸火照亮攻读，常至深夜。苦读8载，终成饱学之土。
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马晓东首次设馆于雾山孜。因他年轻，起初不为人重视，他以马棚为学屋，教学童数十人，精心教学，一丝不苟，成绩显著，众人才刮目相看，声誉也随之而张。二十三年到三铺北后常家设馆，后移馆宿城。民国27年（1938年)宿城沦陷，马晓东耻于在日军的淫威下办学，因而迁馆农村，先后在褚庄、四山孜、蔡桥孜、马桥集等地授业。所到之处，学生盈馆，不远百里从学者甚多。
马晓东治学严谨，倾向改良。除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外，也教地理、历史和应用文。每逢作文，他总先于学生写好一篇，以作示范，并能做到耐心细致的批改，因而学生的写作能力提高很快。他经常勉励学生注意道德修养，努力学习知识，告诫学生：“道德是人之性，知识是身之文。读书可以陶冶性情，启迪耳目。不学不能成其器，不习不能利于业。”他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深夜，学生有质疑问难者，即披衣解答，从不厌烦；学生有错误，耐心以教，从无讥讽之言，更无体罚现象。因此深受学生爱戴。
马晓东一生喜画梅兰竹菊，每幅画都题上诗句。共积诗文20余册，书画数百幅，均在“文化大革命”中化为灰烬。
建国后，马晓东受聘为安徽省文史馆员，曾写乡史数篇。1955年当选为濉溪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寿终，享年91岁。
王建东
王建东（1901～1962），别名王心巽，本县濉溪镇人。民国5年（1916年）在濉溪镇“宿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到山东济南读中学和农业专科大学。13年在济南农专由丁群、田厚琦介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个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该年暑假返里，组织“濉溪旅外同学会”，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宣传活动。
民国15年，王建东在济南农专毕业，回家后任第三高等小学教员。不久，出任濉溪区副区长，协助区长李卓云工作。17年，蒋介石实行清党，他遭到通缉，潜逃南京，被捕入狱，判刑10个月，次年冬释放回家。回家后办了一所私塾，除本人授课外，并聘请梁宗尧、张协五、余贯五和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郑子瑜等进步人士讲课，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这所私塾办了不到一年，国民党勒令停办。19年至22年，受临涣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陈海仙的聘请，在该校任教3年。乡师停办后，在临涣小学继续任教。
民国24年，王建东从临涣返回濉溪，在国民党特务的魔掌下，屈辱地写下了自首书。接着就在濉溪小学和李卓云创办的“国学专修馆”任教。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他和李时庄、杨履坤、李秉枢等组织“宿县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濉溪分会”，并秘密组织“宿县抗日救亡社濉溪分社”，任宣传委员。次年，濉溪沦陷，他弃教经商。30年秋，在汪伪濉溪初级中学任教员。
民国34年7月，濉溪解放，王建东被推力商务筹备委员会主任。次年夏，国民党军队进驻濉溪，他逃往南京。后在回家途中被蒋军五十八师逮捕，经家人输财营救，才得出狱。
1949年，他和王恩甫就人民小学办了初中班。1950年建立濉溪县，该初中班改为公立濉溪初级中学，县委书记田启松兼校长，他任副校长。1951年当选为濉溪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5年改任濉溪县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1957年反右斗争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1962年病逝。史广敬
史广敬（1887～1963），本县百善集西南史庄人，生于雇农家庭。广敬10岁时，全家逃荒到凤台县北大江家，父亲跟地主江聋子打长工，他给地主放牛，把不满3岁的小弟弟送给人家抚养。在凤台苦熬了一年多，又回到家乡。他13岁那年，母亲因长年挨饿受冻病死，11岁的妹妹给人家当了童养媳。父亲50岁时，因眼睛不好被地主解雇，外出讨饭。后来死在外地，尸骨无存。广敬无依无靠，从14岁起就给胡楼地主陈允德当佣人。后来年纪渐大，就在陈家当长工。
民国16年（1927年），百善一带有了地下党组织。正在胡楼小学当炊事员的史广敬，有机会接近该校校长赵西凡和教员陈钦盘等党的地下工作者，受到党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17年春，由赵西凡、陈钦盘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年夏，国民党反动政府要征收高额种烟税，宿县各地农民愤怒反抗。史广敬在百善一带组织100多农民发起暴动，策应津浦路东王效白领导的农民抗税斗争。因反革命力量强大，百善暴动失败了，史广敬逃到蚌埠，担任长淮特委交通联络员。他每天步行来往于蚌埠和怀远之间，把特委的指示传达下去，把怀远一带农民运动的情况汇报上来。
当时，共产党筹措经费困难，史广敬把仅有的一条棉被卖了，作为活动费用。为了掩护身份和解决生活困难，他卖过油条、纸烟，讨过饭。民国26年，党组织派他到合肥、六安、芜湖、安庆等地联络革命力量，没有路费，他饿了就进庄讨饭，渴了就喝稻田里的水，夜里睡在街头、村边。就这样来回奔波了半年，回来后，仍做交通联络工作，活动在津浦路两侧，为赵一鸣、王峰舞、董畏民等传送情报。
民国27年，日军侵占宿县以后，向解放区进行残酷的“扫荡”，豫皖苏边区形势异常紧张，交通联络常被敌人切断。这时，史广敬任宿东县交通站站长。29年8月初的一天，史广敬把宿东县的一份重要情报送到皖东北的半城，交给解放区负责人刘瑞龙。接着，邓子恢、刘瑞龙又要他把13封机密信件和200多张照片送给活动在涡阳地区的彭雪枫。他把这些信件和照片藏在一个特制的篮子的夹底里，化装成讨饭的模样，日夜兼程赶往路西。路过霸王城附近的大贺家时被伪军逮捕，敌人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先是用猪肉，馒头引诱他，要他招供。敌人见引诱不成，便把他吊在槐树上，用皮鞭、木棒劈头盖脑地抽打，直打得皮开肉绽。他咬紧牙关，忍往疼痛，没向敌人吐出一个字，敌人只得释放他。后来，他拖着受伤的身体，步行几百里，终于到涡阳西北的梨园，亲手把信和照片交给彭雪枫。
史广敬送信回来路过涡阳马桥的时候，又被伪军魏德熙的队伍逮捕了。敌人吊打他几个钟头，把他送到石弓山关押20多天。当时虽是初秋，但天气仍很炎热，他浑身被蚊虫咬得稀烂，衣服也被汗水沤坏了。不管敌人怎样折磨，他始终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民国35年，国民党军队大肆进犯解放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穿过敌人8道封锁线，在亳县找到宿西县领导人李时庄、田启松。后又潜回百善、铁佛等地，白天隐蔽，夜晚进行秘密活动。37年，他担任百善区委副书记。淮海战役时，尽管他60多岁了，仍不辞劳苦，带领200多辆大车运送粮食，接收伤员。在那两个多月里，他一天很少吃过三顿饭，也不愿休息，并说：“革命不知道经过多少曲折才有今天，这次大仗打好了，革命的胜利就更快了。”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他又带领2000多名民工治理巴河。1950年7月，他被分配到县供销社任股长。
1952年组织上送他到省疗养院疗养，仅一个多月就回来了，他说：“我闲不惯，还要工作。”正如他在照片上写的：“我尚有一分精力，一定贡献给人民。”1963年9月11日，史广敬因患胃癌逝世，享年76岁。
汪木兰
汪木兰（1921～1966），女，又名汝秋、秋移，出生于濉溪县临涣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落地个头大，生相特别，取名木兰，希望她成为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
汪木兰7岁入临涣小学读书。民国25年（1936年）高小毕业，因家贫被迫停学。后参加徐风笑、刘之武等共产党人组织的“求实学社”，如饥似渴地攻读《新民报》、《民晓报》、《苏联见闻录》等革命书刊，思想受启发很大，决心投身革命。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她参加徐风笑、徐爱民等组织的“临涣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积极宣传抗日。28年6月，经李时庆、陈钦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宣传队长、党小组长、区委委员等职。29年年底，被宿西县委派到豫皖苏边区“抗大四分校”学习。次年学习归来，正值地方武装随新四军转移津浦路东，她被组织留下，在地下县委书记吴忠培的指示下，通过孙国华的关系，打进日伪办的临涣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秘密搜集敌人的情报。
民国31年夏，日伪成立宣抚班，准备物色一些善于言辞的青年人参加。汪木兰从伪区长王心斋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后，要利用这一可乘之机打入敌人心脏。经县委书记吴忠培同意，遂由王心斋推举加入了宣抚班。由于她灵活机警，能言善辩，很快取得日本队长山冈的信任。她在宣抚班内负责查开路条，无论什么人，没有她开的路条，日本岗哨一律不予放行。一次国民党特务辛学义，企图越过岗哨去浍南进行反共活动，汪木兰拒开路条，结果辛学义被日岗哨扣留。相反，凡是中共地下党员和群众从此路过，她都大开绿灯。
5月，原八路军六旅组织干事李保歧叛变，携带全旅党员花名册投靠国民党，被委任为临涣警察局特高警察。不久，他和特务王相英计划在临北赵海孜召开“青年会”，进行反共活动，企图拉汪木兰参加。汪木兰推说母病，婉言谢绝，遂把这一情况及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县委书记吴忠培指示汪木兰，要以她的特殊身份，利用日伪矛盾粉碎这一反共组织。汪木兰即向日本队长山冈密告李保歧组织反日同盟，某月某日在赵海孜召开青年会，进行反日宣传。山冈立即派宣抚班班长片山带人去逮捕李保歧。结果走漏消息，李保歧一伙逃跑。
李保歧怀恨在心，对汪木兰实行报复，告发汪木兰是新四军，学生时代就是反日积极分子。山冈对汪木兰产生了猜疑，于10月初的一个星期日，突然逮捕了汪木兰，并押着她一道去搜查她的住处。当时，汪木兰住房里放有吴忠培和单季英的信件，以及手枪枪带。情况危急，迫在眉睫。汪木兰灵机一动，带领日军向临涣西大街的祖母家里走去。疯狂的日军在她祖母家里翻箱倒柜，整整搜了几个小时，连一张可疑的纸片也没搜到。后在门牌上发现了“汪杨氏”的字样，始知遭受戏弄，气得山冈哇哇怪叫，恶狼般地抓住汪木兰，狠狠打了她几个耳光。随后，日军在警长洪立文带领下，象猛兽一般向东街汪木兰住处扑去。汪木兰的母亲早已得到消息，将信件、枪带、进步书刊和可疑之物，让邻居四婶揣在怀里安全转移出去。日军在她家里整整搜了半天，一无所获。但山冈并未因没搜到任何证据而罢休，把汪木兰押进宪兵队严刑拷打，汪木兰始终守口如瓶，没说出党的一点秘密，被关押一星期后就释放了。
汪木兰一案，使山冈对李保歧提供假情报的做法极为不满，并对他产生怀疑，遂和白翻译又去找汪木兰了解李保歧一伙的情况，问青年会到底是国民党的组织还是共产党的组织，汪木兰机警他说：“李保歧他们以前干过新四军，也干过国民党，不管他们现在属于什么组织，只要反对皇军，就是我们所痛恨的。”一番话说得二人眉开眼笑。时隔不久，以李保歧为首的反共同盟青年会被日军摧垮，可耻的叛徒李保歧被日本宪警暗杀。
民国34年，日本投降后，汪木兰被组织上调到灵（璧）北中学工作。35年秋，她返回临涣时不幸被敌人逮捕，押解到国民党宿县县政府囚禁。开始敌人看她是个女的，就用软办法劝她自首，可汪木兰坚定地回答：“君子不夺其志。”法庭上，她严词痛斥反动派杀害革命者的罪行，把法庭变成宣传革命的讲坛。敌人气急败坏，用鞭子向她身上猛抽，浑身打得一道道鲜红的血印。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泼醒再打。汪木兰强忍剧痛，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中秋节后不久，敌人扬言要杀害汪木兰。同牢女友马在秋、陈玉侠、洪波，含着泪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她，又担心她承受不住这一打击，可汪木兰听后，却含着笑唱起了《八路军进行曲》，视死如归。时隔不久，由于敌人在她身上审不出什么线索，加上党组织多方营救，她母亲也四处托人作保，汪木兰被判处徒刑一年。汪木兰出狱后，积极与党取得联系，于民国36年7月被介绍到苗桥搞土改工作。不久，又被派到冀北干校学习，并任豫皖苏三分区干训班班主任。
民国37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汪木兰被调到淮海战役后勤指挥部任被服股股长。战争结束后，调往河南郑州工作，历任河南军区军政干校政治部主任、郑州妇产科医院院长等职。1966年初，因患糖尿病医治无效，长辞人世，时年45岁。
赵含宏
赵含宏（1901～1969），本县四铺区古饶乡乔店孜人。自幼上学，读了10年私塾，后考人宿县“安徽省立第四职业中等学校”。学习期间，接触进步青年，阅读红色刊物，萌发了革命思想。毕业后在家教书。民国14年（1925年），他协同王香圃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当了本村农民协会会长。15年10月，经王香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6年5月，党组织介绍他去宿县农民协会训练班学习，同年任宿县农民协会委员，后任古饶区委委员、区农会委员，领导农民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迫使赵集集长赵士珍将贪污的公款全部交出。17年，赵含宏调任烈山船运工会副会长兼秘书，和梁文焕共同领导烈山煤矿船运工人的罢工斗争。梁文焕遭反动派暗杀后，赵含宏又调任古饶区农会会长、区委委员，主要抓建党和发展农会工作。到21年，农会会员发展到四五千人，建立了周圩孜和二铺两个党支部。当时宿县县委受顺河集一带罢烟款暴动的影响，决定在古饶也组织罢烟款暴动，赵含宏负责宣传工作，揭露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欺压人民的罪行。敌人到处搜捕赵含宏，组织上派乔方良同他一起到合肥西谢集去隐蔽。
民国22年赵含宏回到家乡，任中共宿县中心县委委员。27年，他在乔店孜成立宿县第一支抗日武装，转战古饶、常山地区。后改任古饶区委书记。由于他得了眼疾，加上左手残疾，29年年底向县委提出让贤的请求，改任古饶联络站站长。
民国32年后，赵含宏任常山区农会主任、宣传部长等职。35年夏，国民党五十八师占领濉溪，革命武装紧急西撤，赵含宏未接到通知，只得在家乡隐蔽起来。他的妻子被敌人捉住吊打一顿，不久即死去。淮海战役期间，他积极参加支前工作。1949年他着手筹建新华中学，后任新华中学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致死，时年68岁。
王玉堂
王玉堂（1900～1969），字荆山，号子梅，本县五沟乡王圩孜人。幼读诗书，尤爱绘画。18岁辍学就艺，拜塑画名手阎文炳为师。3年后又赴九华山、庐山等胜境，观赏古观名刹的雕塑神象，吸取精华，并实地描绘祖国的秀丽山水。由是技艺大进。
王玉堂的绘画代表作品是《竹林七贤》，作于民国13年（1924年）。幅长6尺，宽4尺。笔触苍劲，烘染得体，人物形态，维妙维肖，识画者皆同声赞好，青化秀才郭敬斋曾赠“皖宿画师”匾额。数年后，这幅《竹林七贤》图作为厚礼送给他的挚友吴某，1960年后，此画下落不明。
民国14年，王玉堂承揽孙疃集西五里青化沟东岸的三官庙神象和壁画的整修工程。整修后的神象庄严肃穆，栩栩如生。壁画层峦迭蟑，溪涧树木，森然布列，观者如身临其境。
民国18年，王玉堂去宿城可大照像馆看望友人摄影师刘某，请教摄影原理和拍摄、冲洗技术。他审视摄影机内部构造，询问各部件名称，及各零件长、宽、厚、薄尺寸，一一详细记录。回来后自制摄影机，像机外壳用泡桐木板做成，机腿用椿木条制成。各部所用靠连，用铜币打片窝卷制成。暗箱用桐油辎染帆布叠制。成像玻璃是薄板玻璃磨磋所制。镜头的圆筒用炮壳截断制成，镜片用圆形老花眼镜片代替。虽无工厂产品精巧，成像尚清晰可用。自此，王玉堂使用自制的照像机，在五沟地区开业照像，被誉称为农村的“土摄影师”。
王玉堂制造的玻璃花板轿，堪称精巧。轿顶上的木雕八仙，姿势各异，喜怒欢笑，情态逼真。五沟一带的富家闺秀出嫁，都以乘坐王玉堂制造的花轿为荣。
王玉堂于1969年12月病逝。
张干臣
张干臣（1905～1969），名朝相，本县五沟区童亭乡张糟坊人。童年入塾，读经诵诗，20岁即受聘为塾师。当时农村缺医少药，为解除病人苦痛，又弃教习医。他先从熟读《汤头歌》和《药性赋》入手，继而博览医学名著，精通脉理。30岁时，乡邻多来就医。
张干臣诊病仔细，用药慎重，凡经治疗，愈者居多。五沟区文教会计李景岳，1955年常感身体不舒服，后致废食。张干臣诊断为肝脏肿大，3剂中药服后，病情好转；再服三剂，身体康复，由是名声远扬，求治肝病的越来越多。
张干臣原为童亭联营诊所中医师，1952年，调五沟区卫生院工作，1963年调县医院任中医师。1965年，当选为第五届县人民代表和濉溪县中医协会副主任。此后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立志有所建树。张干臣精心总结了治疗黄疸病（肝炎）及控制不让发展成水臌的有效药方。县食品公司张某患肝炎病已到最严重程度，南京某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后经张干臣诊断，用鳖甲加配其他药饵为丸冲服，并以大戟芫花汤剂利尿，双方并用，卓有疗效。后又根据病情好转程度加减剂量，经过百日治疗，张某完全恢复健康。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干臣虽遭打击迫害，但仍正常上班，为病人解除病痛。1968年10月患病，医治无效，次年与世长辞，终年64岁。
赵建五
赵建五（1898～1973），名宗信，本县百善乡前营孜人。幼年入塾读书。青年时代，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当时社会深恶痛绝，决心投身革命。民国15年（1926年）秋，由陈文甫、徐风笑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的派遣和徐风笑一起去武汉党务训练班学习。16年5月回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党小组长、支委、支部书记等职。
民国19年6月，赵建五参与组织了叶刘湖暴动，失败后，被派到国民党五师做兵运工作，团部队流动性太大，与党组织失去联系。20年夏，在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一次交战中，他乘机率一班人投往红军。不久，在战斗中左腿负伤，转到红军第三残废教养院休养。休养期间，于21年元月经院政委李振亚、排长聂海如二人介绍重新入党。21年12月至23年10月，先后任万载县教养院院长、院政委、县破坏科科长。11月以后，在湘鄂赣军区先后任破坏队队长、新兵营教导员、团政委等职。2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中被俘，被迫在国民党军队中当了兵，未暴露身份。27年元月逃回家乡，同李时庄一起参加抗日救亡社，以自卫看家为名组织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民国28年春，李时庄为团长的宿西县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四师八团，赵建五任八团参谋主任。29年4月，赵建五在孙疃浍北王浅孜与日军交战中被俘，送徐州监狱服劳役，后在一个补鞋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30年夏，新四军退出豫皖苏边区东进时，赵建五被留下转入地下工作，他一直以教书为掩护，与党组织保持密切关系。
民国34年元月，由于赵建五身体很差，组织上安排他搞教育工作，任宿西县政府文教科长兼建设中学副校长。1952年6月任合肥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书记。后又在合肥市任教育局副局长。
1973年病逝于合肥。
赵午峰
赵午峰（1882～1974），名承勋，本县马桥区平山乡赵楼村人。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入塾读书，后考入高等广育师范学堂。他目睹清廷政治腐败，帝国主义者又毁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内心充满着悲愤。在考试论文中写道：“迨至清末，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府刮地剥民，肆行无忌。强邻环列，虎视鹰瞬，蚕食鲸吞，已见接踵，中国之危，不绝如缕。”对如何改变人民的健康状况，他在《民族健康论》中提出“防”和“治”两个论点。防，应注意生活卫生。“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和平恬淡，气血周流，精神充畅，则终生无纤芥之疾。”治，应提高医学的素质。“洞悉脉理，深得歧黄之术，不愧为司命之主，民族健康，厥有何难？”表现了忧国忧民、医学救国的伟大抱负。他在广育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教6年，潜心向学，兼读医书，并投名医陈秋实为师，深得医术要领。
民国17年（1928年）到1950年，他先后在北京、徐州、合肥参加了医学考试，均取得合格证书，就地开业行医。取历代医学各家之长，结合自己数十年临床经验，诊断灵活多变，不泥常法，辩证准确，用方严谨，因而疗效显著，誉名遐迩。对中风及妇女产前产后等疾的治疗，效果尤佳。有一产妇，子生下五六日，胎衣仍留腹中，百方治疗，竟不能下。赵午峰诊断以后，认为不是腹中有瘀血所致，而是清气下陷而难升，浊气上浮而难降，投以补中益气汤，服1剂而胎衣遂下。另一产妇血崩，双目黑暗，昏晕于地。赵午峰诊断后，认为是虚火而非实火，止血之药断不可用。投以固本止崩汤，连服10剂，愈后永不再犯。
赵午峰对待病人，不分贫富贵贱均细心诊断，视病者如亲人。
1954年，赵午峰当选为濉溪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濉溪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调县医院任中医主治医师。1974年病终，享年92岁。
韩翠芳
韩翠芳（1947～1978），女，本县铁佛区大王庙人。出生于贫苦的兽医家庭，周岁时母亲得暴疾身亡。1956年，韩翠芳入学读书，由于祖母年事已高，她放学后，即帮助祖母操持家务，星期天自动参加力所能及的社队劳动。因之，她从小就养成勤劳的良好习惯。小学毕业时，韩翠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68年，韩翠芳中学毕业，时年20岁，和大王庙的周西振结婚。婚后不久，即被选为村妇女队长和记工员。她泼辣大胆，做事认真，不合理的事，她敢顶敢抗。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派性严重，一些造反派制造分裂，使生产陷于停顿。韩翠芳气愤地说：“农村干部不搞生产，整天空喊口号，称得什么革命派！”她对部分社员说：“咱们不要跟着他们起哄，不搞生产就会饿肚子。咱们有父母、子女，老少一家子，一天揭不开锅，日子就不好过。”社员们信服她，跟随她把停顿的生产恢复起来。婆母曾劝她少管“闲事”，韩翠芳语重心长他说：“社员把生命财产都交给集体，照这样怎么活下去！咱们能不问吗？”韩翠芳一心想着社员，社员也都衷心地信任她，拥护她。
韩翠芳幼年失去母爱，新婚之夜，就含泪对婆母说：“我自幼无母，今后有了母亲！”婆母丁氏一生无女，也动情他说：“我过去无女，今天有了女儿！”数年来婆媳相处，亲密无间。韩翠芳持家勤谨，白天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夜晚为一家人缝制鞋衣。全家和睦团结，婆贤媳孝，被乡里誉为“五好”之家。
1977年，韩翠芳30岁，已成为4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加重，且影响农业生产。当政府提倡计划生育时，她衷心拥护。1978年，政府提出多子女的育龄妇女要结扎，她第一个报了名。丈夫思想有疙瘩，她就耐心说服；婆母担心她的身体，她就细心解说。一天，她带领全村准备结扎的妇女，乘汽车到铁佛医院检查身体，不料在返回的路上，汽车翻进路沟，韩翠芳被砸身亡，时年31岁。
张绍烈
张绍烈（1906～1979），原名张承武，曾用名张健生，萧县桃山区望州乡孟家村人。8岁入塾，后进小学读书。民国14年（192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徐州中学，经常与一些激进青年聚集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畅谈国家大事，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同年11月，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带领重兵进驻徐州，士农工商惨遭迫害。张绍烈和进步同学刘振环、郭文耀等人发动群众，控诉军阀蹂躏人民的罪行。学校教育主任王觉新是中共地下党员，对他们的斗争表示支持，并加以引导。
张绍烈初中毕业后，于民国18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医科班。19年，在教导第一师二团卫生所任司药。后部队裁军，张绍烈即辞职回家。22年，由邻人梁恒芝介绍，到国民党徐州反日救国会工作，由于他反对贪污行贿，为官僚政客所不容而被解职。23年，经亲友介绍来五户张集行医，开办“久益发”（九一八谐音）医院，无钱求医者，他送药上门，分文不取，受到人民的信任与尊重。
民国26年，日军侵华，张绍烈深感国耻民辱，一心想寻取救国救民的道路。27年5月，濉溪沦陷，于铁民、丁茂修、李秉枢等在濉西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他积极靠拢，并免费为游击队员治伤。28年春，经李秉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弃医从戎。3月，中共宿县县委决定把濉西地区的乡队组织起来，合编为相山抗日游击大队，张绍烈任副大队长，日夜活跃在萧宿边境和濉西一带。嗣后，党组织派他回濉西担任宿四区农会主任，并负责全面工作。他带领区队寻机袭扰敌人，还发展一批共产党员，组建了濉西第一个党支部，并任书记。
民国30年4月11日，宿西县大队和警卫连分别在濉西贺庄桥、黄庄武装叛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张绍烈立即率领区队向古城寺、唐寨一带转移。5月12日凌晨，当他辗转到永城西南张彭庄宿营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张绍烈和区长朱继仲指挥区队和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终因敌众我寡，朱继仲和30余名队员壮烈牺牲，仅有少数队员突出重围，张绍烈和11名队员被俘。日军把他们绑赴永城，张绍烈夜间乘日军看守疏虞之际，挣脱绳索，越墙脱险。后随新四军四师主力和豫皖苏边区干部挺进津浦路东开展新的斗争，先后任萧铜县望州区区长和奎河区区长，率领区队深入后敌，在枪林弹雨中日夜与敌人周旋。33年8月，随新四军四师主力打回路西。34年10月，任濉西区区长，领导全区人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努力发展生产。35年7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张绍烈带领区队西撤时，在五户张集庙后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国民党萧县保安部队，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500多发。后西撤归来，先后任宿西、萧宿县副县长。在震撼中外的淮海战役中，他带领萧宿县民工踊跃支前，日夜奔波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建国后，张绍烈任怀远县县长、河南省夏邑县县委书记、仪封园艺场党委书记等职。1979年12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河南周口医院逝世，享年73岁。
王富勤
王富勤（1901～1981），本县孙疃区尤沟乡王楼村人。幼读“四书”，少年学医。青年时，得助于岳父陈景盘老中医的指教，刻苦钻研针灸，为当地群众解除病痛。民国20年（1931年）7月刮了18场西南风，孙疃地区瘟疫四起，群众日有死亡。王富勤用验方和针灸拯救病人数以千计，声名大振，成为宿县西南一带的名医。
1951年，王富勤参加杨柳区卫生院工作，进一步探索针灸疗法。1961年调到孙疃区卫生院，卫生院增设中医针灸门诊，更便于王富勤对失传多年的“烧山火”和“透天凉”针灸疗法的发掘。病人身虚发冷，使用“烧山火”手法，下针后20分钟至30分钟，通过提刺和旋针，可使病人身有热感。病人有发烧的症状，使用“透天凉”手法，可使病人感到清爽。临床效果显著，日门诊病员达四五十人。到了下班时间，门诊实在看不完，就把病人接到隔壁家中继续诊断，尽职尽责，一丝不苟。
王富勤医风高尚，不论是党政领导、一般干部还是普通群众看病，他都一视同仁，精心治疗，不施恩，不受礼。
王富勤发掘了“烧山火”、“透天凉”高效针灸疗法，并著有《烧山火、透天凉在临床应用中初步体会》和《关于烧山火、透天凉针法的改进及临床体会》两篇论文。1963年夏，王富勤在省卫生厅召开的钟灸学术会上宣读论文，表演了手法，获得会议代表的确认。1964年，出席卫生部在福建省召开的中医针灸学术会，并再次表演。同年，省卫生厅发出表彰通告，肯定王富勤对祖国医学的贡献。1981年5月21日王富勤病逝。
华葆纯
华葆纯（1890～1981），山东省安邱县人。从童年起就酷爱读书，尤爱学习数理化。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潍县基督教会办的广文中学，因他年纪幼小，又体弱多病，家庭不让去潍县就读，给他请了一位懂“西学”的辅导教师。他刻苦学习，4年读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华葆纯以同等学力考取广文大学。他的大学时代，正值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与清王朝进行殊死斗争期间。他目睹清王朝丧权辱国，腐败无能，很快接受了民主进步思想，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加入同盟会，秘密参加革命活动。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华葆纯毅然投笔从戎，南下参加革命军某部的学生军，任副队长。同年12月，与张勋的辫子军鏖战于宿县、徐州一带。及至清帝博仪逊位，华葆纯又回到济南齐鲁大学（前身是广文大学）继续求学。
民国4年（1915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安邱县老家，先后在私立育德小学、育德中学担任校长、教务主任职务，后又到潍县圣经学院任教。安邱沦陷后，日军、汉奸强迫他在县城继续执教，为他们的奴化教育效劳，遭到华葆纯的断然拒绝，他冒着杀头危险，偷偷地携眷回到距县城30华里的老家。由于时局动荡不安，年景歉收，全家生活无着，华葆纯又携眷到百里外的高密县私立圣德女子中学教书。不久，日军的魔爪又伸到高密，伪政权要接收该校，华葆纯立即返回故里。为了全家的生计，他开过照像馆，到青岛一个施粥厂当过工人。
抗战胜利后，华葆纯先后在山东省立昌乐中学和安邱中学当教员。这时，华葆纯过去不少同学和学生在国民党军政界已任要职，国民党五十二军军长周毓英请他担任军部参谋长，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某厅长周淦亭、国民党安邱县县长都来邀请他到其单位供职，然而华葆纯对高官厚禄丝毫无动于心，一一谢绝，仍坚定地从事贫苦的教学工作。民国37年，他通过教会组织的介绍，到宿县启秀女子中学任高中化学教师。建国后，启秀女子中学改为宿城第一初中。1952年9月，他由该校调来濉溪中学任教。
华葆纯在濉溪中学任教期间，工作异常认真，讲授的教材，不知教了多少遍，可以说驾轻就熟，但他写的教案仍是一丝不苟。每节课的目的要求、教材内容、重点难点、布置作业，甚至作业的答案都备了出来。青年教师看到他的教案写得这样周详，就说：“华老师，这教材早就烂在你肚子里了，写个提纲不就行了吗？”他解释说：“我年已七旬，记忆力衰退了，写出详案，以备遗忘。”不少教师在他的影响下也写出了详案。
华葆纯重视化学实验课，开学时就把一学期实验课需用的仪器和药品配备齐全，放在自己专用的柜子里备用。课前亲自动手装置，精心检查，保证实验课的成功，每次演示实验，学生都非常满意。
华葆纯注意检查自己的教学效果，在讲完新课以后就向学生提问。因年老听力较差，即走到学生跟前，双目微闭，把右手微屈，放在耳后，凑近学生嘴边，静听学生回答。学生回答无差误，他频频点头；如回答不出，或回答不全面，他就把问题重新讲一遍，直到学生全懂为止。他处理学生作业极其认真负责。他教高三化学课，另有青年教师辅导，学生的作业大都由辅导教师批改，他只抽改一部分。每次作业，他都把辅导教师批改过的检查一遍，惟恐发生差错，贻误学生。自己批过的作业，注明日期，加盖私章，以示负责。
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上半年，学生到烈山大炼钢铁，吃住条件都很差，他也跟着前去，和学生吃住在一起。他无力参加炼铁活动，在学生劳动之余，即组织学生上课，从不懈怠。学生尽管有些劳累，都振作精神听讲，毫无倦容。
华葆纯爱护同志，十分重视培养青年教师。一次做电镀银实验，辅导教师要去准备药品、器具，他忙加阻拦，因为这个实验要用剧毒药品氰化钾，稍有不慎，会危及生命。他自己动手去做。实验以后，又自己处理电镀溶液。他经常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帮助分析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对他们的课堂教学提出改进意见。青年教师要听他的课，他从不拒绝。他要求辅导教师堂堂听自己的课，这样一来，辅导教师1年以后即走上讲台，单独教学。华葆纯确实是青年教师的良师益友。
华葆纯1956年被评为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到1961年曾三次当选为濉溪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退休后又当选为蚌埠市政协委员。1981年病逝于上海，享年91岁。
余德稳
余德稳（1922—1982），本县濉溪镇余庄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童年失学，在濉溪镇糟坊、油坊当雇工。1949年濉溪解放，即回家种地，被选为村农会主任。1951年应聘为县油厂工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逐步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在集体劳动中，争先挥动大锤打油，不惜出力流汗，把炒料、打碾等轻活让给别人。他把当雇工时学到的榨油技术，热心传授给青年工人，为提高榨油生产作出贡献。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并担任生产组长、车间主任、工会主席等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余德稳提干入党后，为提高生产效能，积极开展技术革新，亲自动手，更新设备。到1961年，完成仿制、改造、更新项目11个。在粉碎车间添置了升降机、运输机，代替人力上料，提高工效30％，节约劳力1人。创造自动筛，代替人力清杂选料，节省清杂12人。把炒料锅改为土蒸气，提高工效25％，节约燃料20％。改进滚筒流量，解决了轧坯薄厚不匀现象，提高出油率10％。建成煤气炉、蒸气锅、强化锅，改进生产设备，提高了生产效益。1961年，油厂在财贸战线评为先进单位，他被评为“红旗手”，出席专区群英会，提升为副厂长。
余德稳提升为副厂长后，仍保持工人本色，参加生产，指挥生产。1962年12月的一天，榨油锅发生故障，他就地脱下棉衣，抢修3个小时，排除了故障。1963年秋大雨成灾，黄豆减产，原料供应不足。上级要求增加棉籽油、芝麻油、米糠油生产以补充豆油，满足供应。因加工新品种缺乏经验，出油率偏低。余德稳跟班生产，发现出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不能准确掌握榨油温度，原料加温忽高忽低。经调温以后，提高了出油率。棉籽油由11％提高到13．5％，芝麻油由38％提高到44～45％，米糠油由3．8％提高到6～8％。为解决缺乏大豆原料问题，他到各区粮站摸清情况，协商求援，带领职工到五沟、四铺等区，收购大豆25万斤，解决了厂内停工待料的局面。
余德稳十分注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一是加强生产管理。建立了严格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考勤和奖惩制度，对不同岗位实行定员定额，把任务通过班组落实到人。开展竞赛活动，定期检查评比，兑现奖惩。二是加强财务管理，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对公款公物、生产资金，不准挪用、透支和借用。尽量压缩库存，加速资金周转。油厂12年未出人身事故，5年未出设备事故，物料无积压，职工无借款，清资无悬案，8年超额完成国家利润才划。
余德稳为人民服务做到完全、彻底。他坚持以厂为家，不论寒冬腊月，盛夏炎暑，抽空就整理装具，帮助保管员收管好麻袋、油桶和其他废料。平时还非常关心职工生活，体贴职工疾苦。1962年组织职工修房小组，帮助职工家属建新房，修旧房。亲自安排病员就医。工人郭成彬生病买不到细粮，他把妻子产期供应的细粮送去10斤。
余德稳在十年动乱时间，遭受了诬陷和批斗，但他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始终坚持领导岗位，忍辱负重，多次劝阻职工停产和武斗，保护油厂生产免受重大损失。打倒“四人帮”后，上级对他作出平反决定，恢复了名誉，表扬他战胜逆流作出的重大功绩。
1972年4月，余德稳调到县面粉厂任生产组长（股长）。他一如既往，深入班组，带头生一，采取种种措施，提高生产效率和面粉质量，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当年面粉厂在全县工业战线被评为先进单位，连续8年保持先进集体荣誉。余德稳8次被评为粮食战线的先进工作者，两次出席淮北市先进代表大会。
1980年10月，余德稳被批准退休后，面粉厂又留用到1981年元月，后被粮食局聘请筹建麻油厂。虽年过花甲，又患有慢性病，但他不顾安危，勇挑筹建重担，朝日操劳，奔走外地参观学习，购买设备。1982年3月1日到县一机厂废旧堆里找轴套小皮带轮时，因劳累过度，引起旧病复发，空肠血瘤破裂，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急送淮北市医院抢救。他在病危期间，仍念念不忘麻油厂的筹建工作。经市医院抢救无效，于1982年3月24日下午1时病逝。面粉厂遵照他的遗愿，从简治丧，遗体火化。
张芹
张芹（1970～1982），女，本县南坪区半铺乡浍北村王井庄人。出身贫农，幼年就受父母正直、善良品德的熏陶。1979年进浍北小学读书，第二年即加入少年先锋队。她刻苦学习，连续3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张芹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同学修理板凳，打扫卫生，还在校外争做好事。她和张梅等同学为本村五保老人王永兰机面、抬水、扫地，坚持不懈，老人感动得流出热泪。老人拄着拐杖，上街买布做了一面红旗，送给学校，称颂老师们教育的好学生。张芹见邻居邹丙芹领两个幼儿，不便做饭，就利用放学的空隙帮她看孩子，不但邹丙芹感激不已，连周围群众也赞不绝口。
1982年6月23日，天气酷热，劳动刚回来的张芹，应邀和学友张荣华、吴翠玲等5个女孩前去浍河洗澡。13岁的张荣华不慎游至深处，气力不足，沉下水去。旋又随着激浪泛了上来，呼喊救命。年仅12岁的张芹毫不犹豫，奋力扑游过去，抓住张荣华就往岸上推、拉、拖，相持20分钟，终于使张荣华脱离险境，可张芹却有气无力，沉入河底。待喊人来到，把张芹打捞上来，可惜她已停止了呼吸。1982年10月27日，淮北市团委授予“优秀少先队员”的光荣称号，1985年4月5日，全区650名少先队员自愿捐款370元，为张芹建墓树碑，镌文“优秀少先队员张芹之墓”，以示旌表。
谢法巽
谢法巽（1916～1985），本县百善集西三里井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幼年受父亲医药济世思想的熏陶，即有志于医学。民国19年（1930年）中学毕业后，随父苦读医学经典，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熟习了医学理论要诀，又在父亲的指导下不断实习，到25年己能单独行医。由于他擅长脉诊，病人只要经他方脉，大都能准确地诊断出病因，疗效甚高，地方上誉称他为“小名医”。
1954年，他参加了百善区中西联营诊所，积极从事医疗、防疫等各项医事活动。1958年，由县卫生科推荐，到合肥中医进修学校师资班学习。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编写组，编写了《金匮要略通俗讲义》。1959年1月学习结业，由于他品学兼优，被留校任教。后因芜湖医专缺乏中医师资，又被调去任教。1962年，芜湖医专停开中医科，又奉调到芜湖中医学校任教。他勤勤恳恳，一心扑在党的医学教育事业上，先后担任中药方剂、金匮、内科、妇科、中医概要等6门主要课程的授课任务。治学严谨，工作踏实，阐述医理透彻，逻辑性、系统性、科学性较强，受到学生的推崇和爱戴。就是假期他也从不休息，除写出数十册教学心得外，还挤出时间到门诊热情接待患者。只要是党的工作需要，不论份内份外，他都主动地承担下来。
1971年至1975年，谢法巽曾两次参加省卫生厅组织的《药物学》的编写工作，其中“中药方剂”部分由他担任主编，刊印后，作为全省各卫校的教材。
谢法巽20多年来尽心竭力于医学教育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1980年被选为芜湖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评定为医学讲师和主治医师。
谢法巽晚年患慢性肾功能衰竭症，自己也深知病情严重，然而他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在头晕脑胀、执笔艰难的情况下，自编了《脉诊易学》（初稿）。1985年9月逝世于芜湖中医学校，享年70岁。邢保元
邢保元（1908～1985），本县徐楼乡邢庄人。出身穷苦。小时候就跟随母亲在家劳动。父亲邢凤林租了地主的3亩地，农忙时在家收种，农闲就到口子街协源糟坊做短工，终岁勤劳，靠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全家的生活。
民国14年（1925年），邢保元17岁时，年景不好，他和弟弟邢保田一起随父亲到糟坊做杂工。烧火，拉盘，做醅，打堆，一切脏活、累活他都忙着去干，一天到晚没有喘息的工夫。由于他在家吃苦出力惯了，一点也不觉累，干起来还十分认真。再加上他精明伶俐，口头甜，几个酿酒师傅都很喜欢他，有时也教他干一些拌曲、上甑等技术活。邢保元很有心计，留心烧火、擦边、上甑、出甑的操作窍门，特别是遇到阴雨天，更留心做醅、拌曲等操作技术。学习不到4年，对酿酒的各个工序都有些入门。有时糟醅出了毛病，他能提出独特的并且正确的见解，很受酿酒师傅的赏识。酿酒师傅曾多次让他操作酿酒的全部工序，都很成功。通过实践，他对酿酒技术掌握得更牢靠了。
民国21年（1932年），一般糟坊100斤红粮可出酒40斤至50斤，而福聚糟坊100斤红粮，只能出20斤至30斤，老板汪传波辞退了他的酿酒师傅，把邢保元请去。从此，他工作更加精细，晾醅、拌曲他都亲自操作，因而福聚糟坊的出酒率很快就提了上去，受到老板的赞扬。邢保元并没有因此而骄傲，却引起了他的深思：每池投料一样多，为什么出酒时多时少呢？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他发现糟醅如有杂质，会产生异味，影响出酒量，必须快速地使糟醅降温，挥发异味。据此，他总结出“快速晾醅”的经验。他指导工人用木锨扬醅，要“出手如虹，落地成线”。当时试热量没有温度计。测水分没有化验器，他就在糟醅没有蒸气升腾时，用脚醅试温度，用手抓醅测水分，这叫做“脚手摸”，直到温度降到可以拌曲时为止。为把曲粉与糟醅拌匀，他又提出做醅要“三圆三长”，即先在场子的两端把糟醅堆成圆柱型，然后从两端向中间用木锨扬醅，使醅堆成长龙型。如此反复三次，糟醅不再粘连，呈碎粒状，这样拌曲均匀，出酒量多。从此，福聚糟坊的出酒率一直高于其他糟坊。在此期间，邢保元除了提高自己的酿酒技艺外，还培养了邢保田、邢传清、邢传亮、刘光合、刘光银等人都成为酿酒师傅。民国34年，福聚糟坊不堪地方匪患的骚扰而停产，邢保元又被小同聚糟坊请去当酿酒师傅。1949年3月，人民政府赎买小同聚建立国营酒厂时，邢保元是该厂唯一的酿酒技师。
邢保元回到人民政府的怀抱，成了当家主人，工作更加积极认真，把多年积累的酿酒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新工人，培养了倪成运、杜红胜、张玉才等一大批技术骨干。到1952年，他年年被评为厂劳动模范和县工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1955年，他亲自带着本厂生产的口子酒参加全国第一届评酒会，荣获全国甲级酒类第五名。
1958年萧县筹建酒厂，省点名调邢保元到萧县酒厂帮助生产，后一直留在萧县酒厂，直到退休。1985年10月14日，邢保元病逝，享年77岁。
王亚斌
王亚斌（1963～1985），出生于本县百善区青卫乡大刘村一户农民家庭。热爱劳动，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考入海孜中学。由于经常接受党的教育，思想觉悟很快提高。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旧社会，穷苦农民的孩子根本不能入学读书。我们要好好学习，获得优异成绩，长大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1981年10月，他应征入伍。入伍后，在侦察比武、侦察骨干集训、苦练军事技术等活动和训练中成绩卓著，受到营、连9次嘉奖。198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83年2月提升为副班长。
1984年7月，王亚斌随中国人民解放军83013部队到了云南老山前线。他看到越南侵略军在我边疆犯下的滔天罪行，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多次向领导递交请战书、决心书，要求完成艰巨的战斗任务，连队根据他的要求和战斗需要，将他和其他9名安徽籍战士组成一个“安徽班”。在前沿阵地1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和战友先后执行坚守阵地、侦察等战斗任务，为上级提供许多战场情报。
1985年元月初，上级决定收复2号高地，连队把任务交给了“安徽班”，并把旗手的任务交给王亚斌。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他用血写下“死也要把红旗插上山顶”的誓言。
2号高地是越军苦心经营5年之久的制高点，山上有自然岩洞和明暗构成的交叉火力网，易守难攻。
元月15日上午10时10分，战斗打响了。王亚斌和排长李本森、战士钱友平为第三战斗小组，从火力最密集的中路进攻。前进约5分钟，敌人发现了他们的行动，手榴弹、子弹同时向他们飞来，把他们压在石头后面抬不起头。王亚斌发现向他们开火的是左上方10多米处敌人的一个暗堡，正准备去炸毁它，却见几枚手榴弹在离他5米处的排长身边爆炸了。他一个滚翻来到排长身边，见排长负了重伤，血流满地，已昏迷过去。便迅速抱起排长滚到一块隐蔽的石头边，为排长包扎。少许，排长醒来，知道自己不行了，立刻要王亚斌丢开他，命令王亚斌冲上去把红旗插上山顶。王亚斌虽然不忍心丢下排长，但他深知，现在能给排长最大的安慰，就是把红旗插上山顶。他含泪告别排长，背起八六一电台，闪电般地冲向暗堡。
敌人发现王亚斌后，便疯狂地用机枪扫射，子弹从他身边“嗖嗖”飞过。他刚跃进10几米，感到左脚一阵麻木，低头一看，左脚中了一弹。他牙一咬，继续向暗堡前进，在一条石缝里停了下来，准备观察后再前进。这时，却听到左侧响起了枪声，原来第一小组的张开明等人已同敌人接上了火。他趁敌人火力向左转移的一瞬间，迅速跃近暗堡，将两枚手榴弹塞了进去，“轰轰”两声，里面的机枪、冲锋枪全哑了。
炸掉敌人的暗堡后，王亚斌小组与第一小组会合了。大家看他腿上的血已渗出裤筒流到鞋子上，都要为他包扎，他却说：“排长还等着我把红旗插上山顶呢，现在要紧的是夺下阵地。”说完又向上冲去。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他们摧毁了越军的两道防线。没等敌人喘口气，又向山顶攻去。
山顶是敌人盘踞的老窝。顽固的敌人凭借着自然岩洞和居高临下的地形，拼命向下打枪、投弹。王亚斌和冲在队伍前面的3名战友被雨点般的子弹压得难以抬头，眼看前进受阻，大家心急如焚。趴在石头后面的王亚斌仔细观察着前面的地形，忽然眼睛一亮，转脸对一小组副班长张开明等人说：“你们掩护，我冲上去！”说着起身向右拐去。大家一看，右侧不远处有堵石壁把山顶和下面分开，立刻明白过来：从石壁攀上去，可以出奇致胜。
王亚斌绕过一个石块，越过一道土坎，很快接近了石壁。抬头一看，石壁有4米高，没有石缝，没有葛藤，但他决定攀登上去。他把枪背起来，整理一下装具，用“三点固定攀登法”蹭蹭向上攀去。不料刚爬了几下，“轰”的一声，身后7米远处一枚手榴弹爆炸了，一阵昏迷使他从石壁上摔下来，背、腿几处被弹片击伤，流血不止。他简单地包扎一下，忍痛站了起来，准备再次爬上去，但因他已3次负伤，身体实在有点不听使唤。便又喘息了一会儿，卸下身上的装具，又一次把身体贴上了石壁，忍着疼痛，伸右手，蹬左腿，使身体慢慢向上移动。不料脚踩的石头蹬掉了，身体悬空，只凭两只手挂着，全身颤抖起来。这时张开明赶到，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手顶住他的脚。王亚斌终于稳住身子，接着爬了上去，双手撑地站起来，掏出衣袋里折叠好的一面染着鲜血的红旗，插上山顶。他的战友们随之冲上山头，歼灭了敌人。
王亚斌由于多次负伤，伤势恶化，11月5日于上海逝世，时年22岁。当月10日，王亚斌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师授予“一等功臣”的荣誉称号。陈卫东
陈卫东（1963年～1985），本县濉溪镇人。8岁入实验小学读书，1981年考入濉溪第二中学。在老师的培养和教育下，养成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和乐于助人的美德，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82年元月，陈卫东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军，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师一团一五炮兵连。他在第一封家信里写道：“越南侵略军对我国边境武装挑衅，强占我领土，惨杀我同胞，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我已作好流血牺牲的准备，誓保祖国的南疆大门，消灭侵略军，为祖国人民增光，为军旗增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家中也给他回了一封信：“希望你坚强起来，经受战争的锻炼与考验，勇于杀敌。全家都在等候你的胜利佳音和立功捷报！
1984年7月，陈卫东所在部队接到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之后，他求战心切，将指头咬破，用鲜血写了决心书和入党申请书。临战前，陈卫东在军事训练中，自觉地从严从难要求自己，努力探索克敌致胜的高招。山岳丛林地带作战，肩炮用途最广，他就重点抓肩炮训练。四五十斤重的火炮扛在肩上，一练就是半个多小时，常常累得汗流浃背。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他积极参加负重爬山，锻炼长跑，并主动增加负重量。有时他一人扛着炮爬山，拒绝别人接替。
12月初，连队进驻627高地。他给家庭写了一封遗书：“我第一个写下了血书，交给连队，如果儿在战场上牺牲了，请不要为儿过分悲伤流泪。儿为国捐躯，死得光荣，你们也光荣。儿头枕祖国巍巍的青山，身盖南疆殷红的泥土，死而无憾。儿无愧于陈家后代，炎黄子孙。”连队负责向阵地运送弹药，陈卫东先后赶运27趟，约1100余斤。12月21日向山上83阵地送炮弹。连队针对任务重、人员少、时间紧的情况，要求体质好的每趟背两箱，其他人背1箱，但他高标准要求自己，打着赤背，背起两箱炮弹走在连队的最前面，两肩被背带勒出了深深的血痕。他不吭一声，仍然继续向上爬。
1985年元月13日晚，连队向116阵地运送弹药。当时他的坐骨神经疼病复发，疼痛难忍，行走都很困难。连队要他留下，他考虑连队人员少、任务紧，坚决要求参加，他和别人一样，每次都是扛着50斤重的弹药，咬紧牙关、向前行走。坚持不住，就柱着拐杖走。最后和同志们一样完成了运送3趟的任务。
元月15日，越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连队奉命坚守83阵地，敌人的炮弹不断地落在阵地周围，近的离战壕只有几米远。在这种情况下，连队命令只留少数人担任警戒，其余人员全部进防空洞。当时陈卫东和孙振华在距洞口3米处的哨位上，陈卫东坚持要孙振华进洞防炮，自己留下来放哨。孙振华刚到洞口，一发炮弹呼啸而来，落到离他5米远的战壕外。陈卫东毫不犹豫地扑到孙振华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挡住飞来的弹片。孙振华安然无恙、而陈卫东头部两处中弹，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部队党委批准，追认陈卫东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授予“二等功臣”的荣誉称号。
朱亚
朱亚（1964～1985)，本县濉溪镇人。出生于贫农家庭，初中文化程度。1982年元月应征入伍，编入陆军四十一师（甲）一团九连当战士。198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84年7月，朱亚因胃病严重，住在杭州117医院治疗，当得知所在部队赴边参战的消息后，立即找到医院领导，坚决要求出院。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医院同意了，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连队。
朱亚求战心切，接连4次向连队递交决心书，要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去完成，他在决心书中写道：“在战斗中，我一定服从命令听指挥，做到宁可前进半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在临战训练中，手摔破了，脚扭肿了，他从不叫苦，仍坚持训练。他体重不足100斤，但常常身负50斤以上的重物参加跑步、爬山、行军拉练，从不落后于他人。在较短的时间内，他便学会按图行军、单兵战术、埋雷、排雷等12个科目，并掌握了5种火器的使用方法。连队在坚守130高地期间，他每晚都出去运送弹药。班长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安排他站哨，可是他坚决要去，并说：“战友们在前沿流血，我出点汗算什么!”
12月一个蒙蒙细雨的晚上，朱亚和全班战士一道前往142阵地运送物资，当返回145阵地时，突然遭到敌人的炮击，战友崔书良负了伤。朱亚不顾安危，背起崔书良，摸着泥泞的小路，坚持回到驻地。
12月22日，敌人向我军262阵地疯狂炮击。担任观察哨的朱亚急忙招呼战友进防炮战壕，自己坚守哨位，全神贯注地观察炸点和敌人的动向。一发敌弹在距哨位两米处爆炸，朱亚不幸中弹牺牲。
孟凡军
孟凡军（1962～1985），本县刘桥人。贫农出身，初中毕业后，于1982年元月应征入伍，编人陆军四十一师（甲）一团八连当战士。
1984年7月，孟凡军所在部队接到参战命令后，他斗志昂扬，写下“出征保国，英勇杀敌”的血书交给连队。临战训练中，他担任战斗小组长，以身作则地带领战友搞迎战和潜伏等课目的实地演习，训练结束，小组考核成绩均达优良。
12月9日，孟凡军所在班奉命机动到1469阵地担任潜伏任务。该阵地是船头方向最高的一个山峰，战略地位重要，防御间隙大，特工活动频繁。在执行任务中，孟凡军总是抢到最危险的哨位潜伏。12月15日，所在班又奉命坚守908阵地。1985年元月15日，敌人用大口径炮对142、145、908阵地狂轰滥炸。当距908阵地只有数十米的145表面阵地失守时，孟凡军主动要求担任观察哨。他不顾安危，在敌人的炮火下前出阵地10多米观察，先后7次正确地汇报了敌人活动情况，为指挥点的战斗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反冲击的当天下午，他向连指挥点汇报了观察情况，在返回哨位途中，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击中后脑，抢救无效，光荣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