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炀帝凭藉隋文帝积累的巨量民力和财富，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掘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通济渠全长1300里，宽40步，横贯县境中部。两岸筑御道，种柳树护岸。唐人白居易《隋堤柳》诗中写道：“种柳成行夹流水”，“绿荫一千三百里。”沿渠造离宫40余所，立16院。隋炀帝率领120万人的大群出游江都（今扬州市），他自己乘坐高四层的龙舟，萧皇后乘坐翔螭舟，妃侍、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按品位分别乘坐“漾彩”、“朱鸟”等名号的大船。船只相衔前后长200余里。挽船的壮丁称为“殿脚”，多至8万余人。古人视隋堤为亡国象征，白居易《隋堤柳》诗句：“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清人李心锐《隋堤有感》诗句：“扬州一醉梦中迷，天子东巡不复西。”
通济渠东段也称汴河，又称汴渠。至卧龙乡小刘庄进入县境，自西向东穿过铁佛、百善、四铺3个区，卧龙、铁佛、柳孜、百善、五铺、四铺、三铺7个乡，长40．8公里。运河的开掘迄今已1300多年，虽年久淤塞，但残迹尚依稀可辨。据我县沿汴老人回忆，在他们孩提时，汴河已经是一条地上河。河的上口约40米，底宽约15米。河南北有两道土堤，北堤宽40米，高出地面约6米，高大完整；南堤宽约20米，高出地面4米，残缺不全。河床高出地面2至3米。南北堤之间形成一凹形大道，称“槽子路”，宿永公路就是在槽子路上修筑的。建国初期，人站在堤外能听到鸣号声，但看不到公路上的车辆，可见河堤尚高。后河堤逐渐摊平，呈现一东西向的大土垅，群众习惯称它为“隋堤”。
隋堤明显高于两侧。由于北堤高大完整，能阻止黄水南泛，故当地有“黄水不过隋堤”之说。以堤为界，两侧的土壤质地迥然不同。堤北受黄泛冲积，为沙壤土；堤南由于南堤残缺不全，汴水冲出的泥沙淤积成十数道土岭，两岭之间低洼易涝，形成“旱湖”，大面积为砂礓黑土，这给堤南人民对土地开发和利用带来一定的困难。
1958年兴修水利，柳孜、百善、四铺挖3条南北向大沟，直穿隋堤而过，均能看到原汴河河槽，上口宽约30至40米。三铺乡宿永公路北侧石圩孜村东头，有一因常年制砖取土形成的大土塘。该塘切去汴河北堤约15米，剖开河槽约10米，深3米多，可清楚地看到隋堤坡度较缓和逐年加高的夯土层。河床有明显的分层淤积面，且各层淤积厚度不一。据测量，地表一层近3米，向下依次为60厘米、170厘米、70厘米、100厘米、80厘米、87厘米。淤积层中蚌、蜗牛等水生动物的残骸俯拾可得。
1962年开挖百善集西头的百善沟，深4至5米，发现运河的断面底宽约15米，口宽约35至40米。后来，两堤断面上绿草如茵，而中间河床的断面上光秃不毛。据当地群众解释，这是因为河床内系淤积沙土，结构很松，下雨时易流失，长不成草的缘故。
沿古汴河有古城遗址多处。唐宋时期，县境内沿汴较大的城镇有柳孜镇和蕲泽镇。柳孜，原名柳江口，址在汴河南堤上。抗战时期，柳孜集的隅子口发现一石台阶，垂直高度5米，由南向北延伸，这是建在汴河上的大型石码头。1958年，柳孜附近河床里出土过铁锚、铁链等航船物件，还发现宋朝铸的景祐、嘉祐、熙宁等8个年号的通室20余枚，从而证实了柳孜是唐宋时期沿汴的商业、交通巨镇（详见本书文物志）。
蕲泽镇，北宋文籍尚有记载，元代以后渐废。1984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史学会来我县考察隋运河，在四铺店孜宿永公路北侧，发现一条南北向宽约50米的街道遗址，出土了许多唐宋时期的砖瓦和陶瓷碎片，而且分布面积较广，这便是蕲泽镇遗址。1985年9月，县文物复查小组在遗址附近又发现碑刻多处（详见本书文物志）。
通过地下挖掘和地面考察，今已弄清隋运河的规模、河床淤塞情况、沿河地貌和上壤情况，以及沿汴古遗址情况，为研究汴河史提供了大量的考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