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食统购统销管理
1953年10月起，蚌埠市为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开展了舆论宣传工作。11月，成立粮食统购统销委员会，开始对农村粮食实行统购，对城市人口和农村缺粮户所需粮食实行统销，具体业务由市粮食公司办理。是年，本着不征“过头粮”的精神，在市郊采取“自上而下提出控制指标与自下而上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确定购留比例，同时核定给农民一定数量的返销粮。全年在市郊征购的粮食占总产的17.5％，国家回销粮110万公斤，加上存粮，农村人均占有量208公斤。对城镇人口口粮，从12月起按户凭临时购粮证定量供应，不足部分可申请补助；对城镇用粮单位也核定供给数量。全年城市口粮供应5215万公斤，人月均吃粮24.25公斤。
1954年5月，以市粮食公司为基础，成立了政企合一的粮食管理局，并分别在各辖区设置管理站。9月，对郊区粮食征购实行“四定”政策（核定实际产量、核定实际用量、核定农户供应量、核定缺粮户的供应量），采取一次评产、同时核定的办法，将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一次划清，粮食部门负责做好计划收购、供应工作。为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对93.8％的农户发放预购定金，计41万元（这部分定金于1960年全部豁免）。1955年8月，在市郊农村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分户核定余粮户的交售任务，在正常年景下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对因灾减产的缺粮户，需由国家供应口粮的，每年核发粮证，凭证供应。是年4月起，对城镇居民口粮供应办法，改为按不同情况划分为7个等级24种类型，以不同类型核定每月供应的口粮标准，按季发给粮票，凭票分月供应口粮（粮票背面印有月份字样）。城镇人均月定量水平11.8公斤，其中，体力劳动者平均16.5公斤，职工及其他脑力劳动者和大中学生平均定量14公斤，十周岁以下儿童定量6公斤。对单位集体用粮，规定由单位根据粮食消耗情况，按季分月编制用粮计划，经主管区、局初审，再由粮食局核定，凭证供应。
1956年，市郊夏涝秋旱，粮食减产，为此调整了农业社（户）的粮食征购任务。1957年2月春荒期间，提高了农民的平均口粮标准，对属劳动力的农民每人每天供应0.5公斤口粮，原粮不足部分由国家安排供应。当年市郊征购粮食占总产的3.3％，是解放后粮食征购最少的一年。留粮加上返销粮，农民人均年占有量达到200公斤。城镇口粮供应，从1956年1月起，全市划分出687个不同工种，按工种分等定量，人均定量水平为13公斤，比1955年提高10％。其中，体力劳动者提高12％，儿童提高16.7％。城镇居民购粮改为使用市粮食部门印制的定点粮票。
1958年、1959年，因市郊粮食产量虚报，购了“过头粮”。至1961年后，征购量年年减少，供应量年年增加。供应量以1958年为100％，1962年为369.93％，平均每年递增127％；征购量以1959年为100％，1962年为22.3％，平均每年递减25.9％。此期，对城镇居民口粮标准也作了压缩，每月人均减少0.5公斤。同时从1958年起，居民购粮恢复使用市粮食部门制发的购粮证。
1962年起，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粮食部门实行奖售粮食政策。如交售绿豆50公斤，可兑换大米或面粉70公斤。另外，出售生猪、家禽、蛋品、水产及烟、麻、棉、菜等，都可以获得奖励的粮食。其中，专业菜农的口粮供应与其交售的蔬菜直接挂钩，多交菜，多供粮。从1962年至1985年底，共奖售各种粮食2104万公斤。
1965年，核定市郊粮食征购基数为260万公斤，并执行“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对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后的余粮队，国家超购30％，集体储备40％，其余30％可用于生产队集体事业开支或分配给社员。生产队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后，继续出售的余粮，给予加价奖励；社员个人出售的粮食，国家按超购价格收购。是年，在收购的273万公斤粮食中，征购201万公斤，超购14.5万公斤，议购21万公斤，零散收购18万公斤，其它收购18.5万公斤。
1971年起，在分社队调整粮食征购基数的基础上，对市郊粮食征购实行“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1973年，进一步明确粮食征购的“三项留粮”标准。口粮，淮河南岸稻杂兼产区人均留粮195～205公斤，淮河北岸杂粮产区为170～180公斤；种子粮，一麦一豆地区每亩留种20～30公斤，杂粮产区每亩15～20公斤；饲料粮留粮，每头耕牛175公斤，每头骡马225公斤，每头种猪150公斤。1971年至1978年间，郊区粮食逐年增产，但征购数长期稳定在总产的10％左右，人均留粮接近300公斤。同时，随着粮食的增多，对城镇人口口粮供应标准，自70年代起普遍提高，每月人均达14.5公斤，较1955年上升22.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粮食产量明显上升。市郊粮食收购采取了定购、超购、议购、零散收购等多种形式。1981年，在收购的粮食中，定购占13.2％，超购占41.8％，议购占37.9％，零散收购占7.1％。1985年4月，在市郊除对小麦、稻谷、大豆、玉米等品种实行合同定购外，其余品种一律改为议购。随着粮食形势的好转，1983年，城市一度废除购粮证，改用可跨区使用的购粮券，但因品种一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1984年1月起，仍恢复使用购粮证。
二、烟酒专卖管理
民国38年（1949年）初蚌埠解放后，6月，皖北行政公署在蚌进行酒类专卖试点。当时先收买福昌、振源公、福海、源盛、源昌、东源康、西源康等7家槽坊，继成立公营酒厂和酒类专卖处（厂、处一个机构），开始对酒类统一销售。10月份，市人民政府颁布《酒类专酿专卖实施细则》，禁止私酿私卖，私营零售商由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1952年12月，专卖处由税务局划归商业局领导，改组为专卖事业公司，同时挂专卖事业局的牌子，兼办行政事务，市场零售仍以私营商户为主。是年9月，中央财政委员会决定卷烟实行专卖，由国家控制卷烟生产、销售。1953年1月，卷烟经营业务由市百货公司交专卖公司，4月又成立卷烟专卖采购供应站，负责阜阳、宿县、滁县、六安4个专区和蚌埠、淮南2市及苏、鲁、豫部分地区的卷烟调拨。11月，在卷烟专卖中开始对国营东海烟厂及部分私营烟厂的产品实行包销，但仍以上海、青岛一级站货源为主。1953年5月至12月，共调入卷烟46071箱。其中，从上海、青岛一级站调入36762箱，占79.79％；从蚌埠东海、裕民烟厂购进8440箱，占18.32％；从私营烟厂购进869箱，占1.89％。是年卷烟专卖后，曾因上海丁级烟脱销，市面上一度出现套购抢购投机活动，使烟价上涨，1954年后情况好转。
1960年前后，酿酒原料紧缺，产量下降，酒供应紧张。为克服困难，市曾动员一些单位用米油饼、碎麦皮、地脚粮、淀粉、坏山芋干酿酒，由专卖公司收购，但仍供应不足，出现排队抢购现象。同年7月，对酒类实行定量供应，城市居民经核实发给饮酒者购买证，全市发证16.6万人，平时每月或隔月供应一次，节日每人可购白酒、露酒各2市两。1961年，全年购进各类酒68.5万公斤，比上年减少45.1％；全年销售75.6万公斤，仅及上年销量的41％。为限制消费，回笼货币，又实行高价酒供应，按每500克（瓶）计价，濉溪酒12元，蚌产山芋干酒8元，金奖白兰地酒21元，茅台酒36元。此期，蚌埠卷烟厂也因原料不足生产下降，于1960年起对城市居民凭证定量供应卷烟，不吸者不供应。1961年，每月供应职工12包，居民5包，全市领证人数10.7万人，驻蚌部队及其他人员1.2万人。因供应不足，市面上出现手工卷烟和黑市交易，东海烟黑市每包2元，是正价的7倍。国营公司为调节供求矛盾，回笼货币，亦实行部分卷烟高价供应，平均比平价高1倍左右。
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烟酒原料增多，产销开始好转。市人民委员会重新颁布酒类专卖方面的公告，取缔私酿私卖。同时加强对卷烟产销管理，取缔土制手工卷烟，打击长途贩运和转手倒卖，对经营卷烟的商贩重新审查登记。
1979年以后，农业连年丰收，原料充裕，烟酒市场供应量明显增加。不久，酒类不再专卖，但烟因系国家高税商品，仍继续实行专卖管理。
三、生产资料计划调拨管理
建国后，国家为保证经济建设有计划的进行，陆续将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一部分商品列为计划物资，实行计划管理。1950年，煤、木材、水泥等物资，首先由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蚌埠支公司负责调拨管理。1953年，石油物资由中国石油公司蚌埠办事处负责调拨管理。1956年，市计委成立物资科，已对上百种物资实施计划调拨管理。1961年，市物资局成立后，属计划调拨管理的物资不断增多，调拨管理体制形成，到1978年，属调拨管理的生产资料已近千种。
60年代后，销售供应属国家计委管理的统配物资，一般由物资局召集各专业公司共同编制要货计划草案，上报市计委初步平衡，市计委再上报省计委批准。根据省计划部门批准的供货计划，市计委会同物资局分配到各区、局，各区、局再二次分配到要货单位。销售供应属国家部、委管理的部管物资，一般也要由市计划、物资部门编制计划上报省计划、物资部门，待批准后再分配到相关单位。统配和部管物资计划下达后，由物资专业公司参加有关订货会议，洽谈落实供货单位和品种、规格、数量，然后签订订货合同。其中大宗要货，一般由省下达“戴帽子”（指定到单位或项目）计划，不经物资专业公司结算，但须签订直达供货合同；小额要货在落实要货单位后，由物资专业公司中转供应，签订中转订货合同。对代供范围的物资，也由省级部门下达调拨计划到市，市再转供其他地方。属地方管理的三类物资，一般由市物资局和专业公司制定调拨供应计划。在实行物资调拨管理中，根据各年度物资货源和需求情况，各专业公司还须制定供应计划和物资流转计划，其中，物资流转计划按年、季、月编制，设置有台帐、报表，经常检查落实。
70年代，在物资计划供应中，对部分物资还采取发供应票的办法。市金属材料公司按分配指标或核实过的供应数，分别向用户发放过“钢票”、“铝票”、“锌票”等，用户可不受时间和具体品种、规格的限制，凭票购买。市木材公司对城市房屋建设和维修用材实行凭票券供应的办法，票发到各区局，各区局再发到用户手上。票面木材数有0.05立方米、0.1立方米、0.2立方米等。为杜绝房屋维修材用于其它方面，从1976年起，实行“三证”齐全供应，即木材票证、建房执照和单位证明缺一不供。
1978年初，市燃料公司对酒精厂、造纸厂、化肥厂、印染厂、石灰厂等企业，制定煤炭消耗定额，按定额计算供应量，凭证定量供应。到8月，已有80家工厂149种产品制定煤炭消耗定额，占全市工业用煤量的85％。下达的定额每年修订一次，一般修改后的定额较修改前，万元产值耗煤年均下降6％左右；季节性生产的用煤单位，按季供应。实行这一办法，使工业用煤减少了浪费。1979年3月，对工业用煤单位实行统一开票和定品种、定时间、代办运输、送煤上门供应办法。1982年4月，工业用煤结合定额供应，又分别实行节约归己、给予奖励和超耗不补、加价收费50％等供应管理办法。
1979年后，随着市场逐步放开，列入统配、部管的一、二类物资减少。除指令性物资仍实行计划调拨外，指导性计划物资和市场调节物资多改为由物资企业自行经营，可以自己购货，自己销售。用货单位自身也可到市场上采购进货。
四、对外贸易业务管理
收购计划管理50年代，出口商品收购计划分别由市商业局、市计委制定，并分别监督执行。1961年，市外贸公司开始制定年度出口商品收购计划。计划制定后，公司即与生产供货企业联系，具体落实出口的品种、规格、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等。60～70年代，对少量重要出口商品曾由外贸部门与供货单位签订合同，用合同方式保证计划落实。1978年，市外贸局曾制定1979年至1985年度的出口商品发展规划，同时也制定各年度计划。1984年起，全面实行合同制。20多年中，有1961、1965、1967、1968、1969、1972、1974、1976年共8个年份没有完成当年计划，其中“文化大革命”初期的3年，计划执行情况最差。1978年后，均年年超额完成收购计划。
收购业务管理建国后，对农副产品收购，主要集中在农村，工作量大，季节性强，一般采取突击收购与经常收购相结合、定点收购与流动收购相结合、专业人员收购与发动群众交售相结合的方法。凡由内贸供货的，一般同内贸部门联系收购；凡属外贸实行物资补贴（奖售）的品种，按有关规定的标准执行，认真兑现，发挥奖售政策的作用。对鲜活商品，做到快收快运和采取一定的保鲜保活措施。对各类工业品收购，外贸部门业务人员经常深入工厂和供货部门，了解生产和货源情况，随时掌握收购进度，及时分析研究和解决生产收购中的具体问题，尽力帮助工厂解决实际困难。在收购中，外贸部门按出口要求或合同规定验收出口产品，对不符合规定的产品拒绝收购，或要求换货，或按规定扣价，或提出索赔。对技术复杂、规格特殊的产品，由生产和供货单位提供有关检验部门出具的检验证明书，由外贸部门清点数量、查验包装。对法定检验的工业品，需提供商品检验局检验证书，或商检局、工厂和外贸公司联合检验证明书。在历年收购工作中，也曾出现因把关不严、手续不完备，造成货到口岸后，发生退货和降价处理、货物出国后发生索赔等现象。
商品包装管理解放初期，出口商品多为原料性农副产品，包装简单。50年代，麻布、麻袋、麻线、棉布、布袋、铁钉、木箱和纸箱等，是主要包装材料。70年代，陆续增加铁桶、木桶、纸板桶及罐头等包装。1978年后，对一些出口商品包装加以改进。热水袋原包装为4盒装成一箱，共用纸10张，是年改为小包装，每箱用包装纸8.5张。1980年，将出口皮帆布箱和鬃刷的木箱包装改为纸箱包装，出口的烤烟、蒜片等也陆续改为纸箱包装。中式糖果原包装规格为统一的250克，于1983年部分改为2盎司和4盎司的小规格包装，并重新设计包装图案，较受外商欢迎。进入80年代，属大包装的材料有纸、木、金属、棉麻、玻璃、塑料、陶瓷等。属小包装的，仅中式糖果、速冻蔬菜采取透明式，其它商品小包装式样仍较落后。出口的服装多采用定牌中性包装，部分柠檬酸用无牌中性包装。
留成外汇使用管理1979年开始，国家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在总收汇中区别情况适当留给地方一定比例的外汇。至1985年，市累计分得留成外汇1081万美元。历年留成外汇数额为：1979年120万美元，1980年143万美元，1981年85.5万美元，1982年138.3万美元，1983年128万美元，1984年106.8万美元，1985年360万美元。对留成外汇，1984年前由市计委控制，1985年由市对外经济贸易局负责管理，具体办理划拨、分配使用手续，并会同市引进办公室审查用汇项目。留成外汇的使用方向，重点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一部分本地区工农业生产建设和市场紧缺物资，并支付出国考察和培训费用，以及对外广告宣传、样品展览费用等。1984年、1985年，共使用外汇401万美元，计67个项目。其中，进口设备用40.6万美元，购工业原料用279.8万美元，购物资用50万美元，支付对外广告宣传用0.7万美元，出国考察用16.4万美元，其他用汇支出14万美元。
五、蔬菜产销管理
建国前和建国初期，蔬菜多由行栈集散，再由小贩零售，全属市场调节。1956年成立蔬菜公司，始对蔬菜作少量淡旺季调剂。1958年，对市郊蔬菜实行统一收购、全面包销的办法，即按田块定产，全部交售。国营蔬菜商店在产区设15个收购点，就近收购，分配调运。在城市供应方面，设立街道供应点和菜摊，由国营商店对其安排货源，实行业务指导。
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品严重短缺，实行“瓜菜代”，蔬菜需求量很大。蔬菜产销实行严格的高度集中管理，取消自由市场，对社队所产蔬菜全面包销。包销后蔬菜收购量增多，对平衡蔬菜供应起了一定作用。其间1961年，蔬菜公司配合粮食部门，组织下属商店与郊区蔬菜生产队签订“四定一奖”合同，即定面积、定时间、定产量、定品种，完成任务者供应当月口粮并奖售粮食，完不成者减少口粮供应。1963年后，副食品供应紧张状况缓解，恢复农民直接进城交易蔬菜，对外地蔬菜流通渠道也有所扩展。1964年开始，对郊区蔬菜实行“计划生产、计划上市”的办法，菜队送菜到收购站，收购站按计划数收购，计划外部分也低价包收，以免菜农损失过大。“文化大革命”中蔬菜产销和衔接不力，市场供应品种越来越少，常年缺菜时间少则80天，多则100多天，直接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
1979年后，党和政府将蔬菜产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市到区、乡、村均建立蔬菜产销管理机构。一方面引导各蔬菜队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调动菜农的积极性，提高蔬菜产量，增加品种；另一方面对国营蔬菜公司经营给予财力支持。1981年至1985年，按市区人口每人每年2元的标准，给蔬菜公司补贴，5年合计补贴380万元。对蔬菜公司还暂缓执行利改税的办法，以减轻企业负担。另外，改变国营蔬菜公司以管为主、独家经营的局面，市场经营逐步放开。1981年，实行“大管小活”的方针，对直接影响城镇居民生活、上市量大的大宗品种蔬菜，实行计划种植和计划上市，并掌握合理的价格水平，稳定蔬菜供应的大局；对细小品种全部放开，自由种植，议购议销。1985年，开始建立近郊、远郊和邻县一、二、三线多层次的蔬菜生产基地，并放开计划，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国营蔬菜公司作为主渠道，只会同郊区和辖县政府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和淡旺季，合理调整蔬菜品种，并负责在几大节日组织货源，搞好供应；负责在冬季缺菜时搞好冬贮。实行这种“以放为主，放管结合”的办法后，全市蔬菜做到了自给有余。
六、商业企业管理
蚌埠解放前，较大的商户为在竞争中不被挤垮，均较重视经营管理。民国16年（1927年）开业的天成百货公司，为扩大营业份额，多广泛联系顾主。对一些中西服装店，往往把棉布、丝绸先赊销给他们，到端午、中秋、除夕三节才上门收回货款；对社会上的各界要员、富户，公司专门印制一些帐折，让顾主凭帐折到公司取货，不必交现款，也在三节时再收取帐款；对积压的滞销商品，采用公司职员提厘或削价的方法销售。滞销商品上系有签子，签子上再根据该商品滞销程度加盖一个或几个红圈，滞销愈甚加盖红圈愈多。营业人员推销带红圈的商品，每售货1元，一个圈的可提厘5分，两个圈的可提厘1角，依此类推。解放前，部分商户系股份制经营，收益分配除按股金外，对雇用的员工工薪、福利也因人而宜。民国35年在蚌开业的鼎昌绸缎局，对员工曾实行4种工薪分配制度，即实物折算工资制、年终双薪制、超额奖金制、盈利分红制。解放前，全市大中小店铺业务一般由店主或经理独揽，下面有帐房、伙计；较大商号上面有董事、协理、襄理、监理等。不少店铺，将伙计按头柜、二柜、学徒搭配。
建国初期，国营商业企业实行经理、主任负责制，同时重视民主管理，发挥店员工会作用。在经营上，多靠老经验管理。1957年起，商业企业普遍实行商品购销计划管理，一般按不同品种、规格，编制商品的进货计划和销售计划，分旬检查落实。经销国家计划商品、物资的企业，多注意将本企业计划与国家计划紧密衔接，确保国家购销计划的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商业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已较完备。销售的商品，一般有进货查验制度、商品保管制度、分月盘点制度、安全防火制度；在财务管理上，一般有资金审批制度、提款送款制度、现金收付制度、转帐制度等；在对顾客服务上，一些企业树立社会主义的商业道德规范，开展有“假如我是一个顾客”、“创最佳营业员竞赛”等活动，提高了服务质量。1959年，市百货二店的“巧姑娘”小组曾出席全国群英会，市百货一店的“五兰”小组被评为安徽省先进班组。
进入“文化大革命”后，商业企业不少好的规章制度被废除。尤其是国营商业因缺乏竞争机制，助长“官商”作风，服务质量下降。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恢复，对顾客、用户的服务质量有所提高。此期，蚌埠淮河路百货商店曾坚持一日24小时营业，经营效果显著，被省树为商业标兵。1976年10月，省商业系统曾提出“学大庆、学大寨、赶淮河”的口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业企业经营管理进入新阶段。随着商业体制的改革，各商业、物资企业逐步重视经营决策管理，加强市场预测工作，注重把握顾客心理和动态；企业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恢复和健全。1984年后，商业、物资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经理、主任负责制，相应完善企业内部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些企业主动拓宽经营门路，增强竞争能力。市机电设备公司于1980年起，积极与省公司开展联营业务，并扩大物资代销范围；1983年起，又与数十家生产企业签订设备配套供应承包合同，开展部分机电设备的租赁业务。市木材公司自制钢模板，向数十户建筑企业租赁，每年可节约木材4000～8000立方米。市物资局除专设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外，各物资企业也为工农业生产开展物资代购、代销、代加工、代托运及调剂业务，方便了用户。大多数商业企业开始改变”官商“作风，把为顾客的优质服务作为改进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市百货公司组织所属各零售商店开设方便专柜，先后设有80多项便民服务项目；一些商店为顾客免费代修理钟表、眼镜、简易电器，代为顾客套裁衣料。